《小康》雜誌系列文章：回國發展究竟是否還有機會

　　一、金融危機催發新海歸　「千人計劃」迎接人才迴流

　　迎接新海歸

　　金融危機的波及催發了新一輪的海歸潮，而由中央人才工作協調小組出台的海外人才千人計劃無疑為這些優秀的海外人才提供了一次新的歷史機遇。可以預見的是，在新的社會經濟形勢下，將會迎來一個全新的海歸時代。而擁有更開闊國際視野和更豐富人生經驗的海歸們，毫無疑問將獲得面向時代和未來的優勢。

　　21世紀什麼最「貴」？人才！這不是一句戲言，這是現實的寫照。

　　恰逢其時的千人計劃

　　俗話說，風起雲湧時，鸞鳳還巢之日。

　　從2008年到2009年，金融危機「風暴眼」的英、美等國失業率早已刷新了歷史紀錄，本國失業大軍源源不斷，留給留學生的空間自然被急劇壓縮。

　　那些在美國的高層次人才尤其是擁有或正在攻讀碩士、博士學位的外國留學人員很多將離美國而去。據 2009年3月8日華盛頓郵報報道：2005年時，美國杜克大學工程管理碩士畢業的留學生，畢業後幾乎都說在美國至少呆上幾年。但在2009年，80名工程管理碩士畢業的留學生，幾乎都買了回國的單程機票。哈佛等其他名校的情況也基本如此。

　　高端人才的大幅震動也加劇了新一輪的人才爭奪戰。在這樣的情況下，「抄底人才」成為了一個國家的戰略。2008年12月，中央辦公廳轉發了《中央人才工作協調小組關於實施海外高層次人才引進計劃的意見》，要求各地各部門抓住機遇，大力引進海外高層次人才。2009年3月下旬，中央人才工作協調小組公布了出台的引進海外人才千人計劃的詳細內容。

　　從千人計劃的內容來看，既要求是由用人單位來提出申請，又對各領域的申請者有詳細的規定，還要求必須全職回來工作，保證引進的屬於國家需要的真正的高端人才。同時，對於人才發揮作用也有足夠的支持，不但提供充足的經費和待遇，給以特別重視，設立專人解決海外高端人才歷來擔心的社會保障、子女教育、國籍與簽證等配套服務問題，引進對象也不拘一格，從華裔人才到外籍人才都可以。

　　中組部部長李源潮曾痛感高層次、高技能人才的不足。他表示，在這個階段，對人才尤其是高層次人才的需求更為迫切，特別急需處在世界科技前沿和產業高端、熟悉國際市場和國際規則的優秀人才。

　　當下，千人計劃的出台可謂恰逢其時。

　　一組來自於對近千名已報名參加今年第八屆北美留交會的海外中國留學人員統計分析數據彰顯了當下高端人才的流向意願。數據顯示，希望回國找工作的留學人員報名者佔90%，回國注重職場商機與事業發展前景的報名者佔92%；擁有博士學位的留學人員報名者占 52%；美國排名前30大學本科、碩士、博士畢業的留學人員佔56%。

　　歐美同學會、中國留學人員聯誼會副會長、中國歐美同學會商會會長王輝耀接受《小康》採訪時表示，人才是否回國發展是多方面綜合的結果。「政府的政策與效率，人才選拔、評估、激勵的制度，適合的硬體基礎與平台，社會人文環境的開放與尊重，國籍與出入境的規定，甚至子女教育問題都可能影響人才回歸。」而「 千人計劃」正是針對這些可能產生的「顧慮」作出了細緻的安排。

　　「可以說，這次人才引進計劃的力度與深度是前所未有的，」作為中央人才工作協調小組國際人才戰略專家研究組組長的王輝耀參加過相關一些工作，他認為，「這次高層次人才引進工作未來將會取得重大成就。」

　　人才流失的背後

　　中國向海外派遣留學生有100多年的歷史，在世界科技人才競爭格局中一直扮演著「人才輸出國」的角色。從1872年到1978年百餘年間，出國留學人員總數不過13萬。而從1978年至1991年的出國留學人員則遠勝過此前百餘間年的總數。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留學生人數正在迅速攀升，截至2007年，出國留學人數已經達到121.17萬人。

　　如此龐大的留學生數據與之形成鮮明對比的則是大量人才流失海外的數據。近些年來隨著國內經濟的迅速發展，留學歸國人員的數量在逐年增加，2003年首次突破兩萬人，2005年學成歸國的人數已經達到3.5萬人，2006年4.2萬人，2007年達 4.47萬人。1996-2007年間，中國留學人員平均回歸率約為29.5%，儘管如此，卻仍有約有70%的留學生仍滯留海外。而這些留在國外的留學人員中，有不少人在美國以及其他發達國家。

　　2008年12月份，中國科學技術信息研究所對我國高層次科技人才回歸情況作了調查和分析，發布了我國第一份《中國科技人力資源發展研究報告》。該報告指出，如果用美國頂級科學家隊伍中出生於某國的科學家所佔比例與該國擁有的世界頂級科學家佔全世界的比例這二者的比值來粗略地反映向美國的人才外流程度 (該比值越大，說明人才外流越嚴重)，則有關國家和地區的人才外流嚴峻程度如下：中國大陸，28.0；印度,13.0；俄羅斯,5.1；韓國,4.2；台灣,3.6；香港，1.4。顯然，中國大陸高端人才外流最為嚴重。

　　一邊是高端人才大幅外流，另一邊，卻是留學人員的苦惱、顧慮、猶豫，他們一定程度上在以某種方式被浪費。記者在採訪中接觸到的那些仍在海外的中國留學人員，對於是否回國這一問題一直在觀望中。回國容易出國難，放棄在國外的一切回國發展考慮的不僅僅是薪水問題，身份、子女教育以及相應的保障等方面的問題都讓他們猶豫再三。中國對國籍、簽證、戶籍、社保等設置的種種限制也讓他們望而卻步。

　　作為在海外留學多年，也是最早回國創業的一批海歸，王輝耀對此有著最深的理解，「海歸們的這些顧慮是非常真實的。在現實的環境中，許多在海外工作多年的高端人才，妻子可能是西方人，兒女從小在國外長大，換成『中國護照』后出去就不方便了，要讓人『拋妻棄子』是很困難的選擇。如果不放棄外國籍，從社保、買房到申請課題都受限制，何況許多手續甚至讓他們無法進入中國，有許多留學生徹底回歸，什麼事都不做僅僅辦手續都還耗掉大半年時間。」

　　王輝耀認為，中國吸引人才的硬體基礎已經沒有問題，但希望國家還能夠對這些「軟體」問題加以重視，因為大多數海外人才都會拿中國與所在國的這些政策進行對比，看那個國家更重視、尊重和歡迎人才。

　　應該說，改革開放之後，中國在國際人才競爭中一直在努力。

　　1983年，鄧小平發表了「利用外國智力和擴大對外開放」的講話，認為引進外國智力比單純引進技術、設備要花錢少、收益大、見效快。1992年政府明確提出了「支持留學，鼓勵回國，來去自由」。進入21世紀后，國家提出「人才強國」戰略，留學人才的回歸開始真正得到國家重視，政府出台了各類留學人才回歸計劃和文件，並提出了「不求所在，但求所用」的新看法。2004年，中國還正式出台了長期留住外籍人才的「綠卡制度」。

　　在這一系列的引才政策演變中，我們可以看到中國取得了巨大的突破和進步，但是王輝耀指出，從橫向來看，中國引進人才的制度和政策相比歐美還有很多缺陷。只是在被動地防守——推動人才回歸，避免中國培養人才卻是「為他人嫁衣」；而沒有想過主動出擊——走出去吸納自身需要的外國頂尖人才歸化為「中國人才 」。

　　他對《小康》表示，中國過去只是短期引進外國人才，2004年才有長期留住外國人才的綠卡制度，但至今沒有讓外國人才成為「自己人才」的入籍制度。這也是中國和美國等歐美國家人才戰略的區別，美國不但讓外國人才想來這裡賺錢，而且賺了錢還會把錢永遠留下，甚至是把在全世界賺的錢都帶到美國來。但在中國，因為不可能是「自己人」，中國不可能成為安居樂業的「歸宿」，所以，外國人才很多隻把中國當成一個賺了錢就要帶走的「工地」，即使再正規的跨國企業來到中國都可能不重視環保和勞工權益。

　　美國在這方面的做法是成功的。儘管其僅培養了全世界三分之一的諾貝爾獎得主，但還是聘用了全世界 70%諾貝爾獎得主，引進了占本國總量三分之一的海外科學家與工程師。一般非美國公民親屬的人才移民美國，必須獲得技術簽證和勞工證，在美國工作和生活過才能申請並排期等待綠卡，但如果屬於每年2萬名的「傑出人才」類別，就什麼都不需要也不用排期，申請一年就能獲得美國綠卡，五年就能入籍。這是因為美國政府意識到：如果你不能留住並讓這些全球最頂尖的人才成為「本國人才」，他們就會在海外成為競爭對手。

　　我們當然也不願意看到這些人成為我們的對手。

　　歷次海歸潮與變革

　　「最近我批海歸回國檔簽到手都麻了！一天8個小時一直簽，我正在思考更有效率的做法。」中國駐紐約總領事館教育參贊岑建君說。據美國華文報紙《世界日報》近日報道，金融風暴加劇了中國留學生的迴流數字。有數據表明，從1978年中國開放留學以來至 2007年，海歸總人數近32萬，而只今年一年海歸人數就將超過30年來的1/6。很多人表示，中國將迎來第三次海歸潮。

　　此前的海歸潮中，海歸們大多會選擇北京、上海等一線城市作為著陸點，但隨著一線城市發展趨於飽和，再加上二線城市基礎設施建設的完善，海歸們的視線已逐漸轉移到二線城市，甚至一些在一線城市發展的海歸也流向了二線城市。業內人士分析：「下一個三十年內需市場將成為中國經濟發展的發動機，市場在哪裡資金就會流向哪裡，人才自然隨著市場和資本流動。」

　　「海歸」一詞的真正出現，可以追溯到上世紀90年代末。1997年香港回歸，之後連續兩、三年，大概有幾千名大陸留學生從歐美到香港就業，填補了1997年前許多香港專業人士移民國外留下的職位空缺。這被認為是 「海歸潮」的前鋒，而真正的「登陸」始於新世紀。

　　2000年，網際網路泡沫破裂；2001年，美國發生「911」事件，這都讓海外的就業機會越來越少。也就在這個時候，第六屆世界華商大會召開時，中國總理朱鎔基對留學生們張開雙臂、亮開嗓門大聲喊：「請你們回來吧。」

　　世界所有的目光都投向中國這個正在變得強大的經濟體，「海歸潮」真正興起，2000年，美國移民局的一項調查證實，由美國迴流的中國留學生達到了 1.5萬人，這年年底，美國《紐約時報》發表文章寫到：「一個新的人才迴流時代已開始，這將是中國在21世界第一個十年的主要現象。」2002年，成為「 海歸潮」的第一個高峰年。從2002年春天到2003年秋天這18個月里，有16510個留學生來到中關村訪問，其中有3800人留了下來，比過去20年的「海歸」加在一起還要多。著名作家凌志軍在其《中國的新革命》一書中寫道，就在幾年前，他們中間還流行著「 傻瓜才回家」的觀點，而現在，他們說得最多的一句話是，「你怎麼還沒回國呀」。

　　「對一代中國留學生來說，這種變化究竟是什麼？而這種變化，對中國的未來，又意味著什麼？」錢寧在《留學美國》里一直在問。

　　答案在進入21世紀之後逐漸揭曉。李彥宏、鄧中翰、周雲帆、張朝陽……已經回歸的那些人正在書寫著數字化時代的財富神話。凌志軍斷言：未來三五十年，中國一定是海歸的天下，各行各業的傑出人物都將是海歸。

　　這將是海歸的幸運，也將是我們國家的幸運。

　　二、回國能否有機會？海外留學生徘徊於"回還是不回"

　　回還是不回？

　　★采寫/美國特約記者 高山 丁雨

　　「千人計劃」吸引了海外留學人員的廣泛關注。海外學人特別是一些已經被公司解僱的，更是將去留問題提上了日程來考慮：留下可能會更艱苦，然而，回國又能否有更好的機會？

　　隨著雷曼兄弟和美林證券的倒掉，華爾街開始變得落寞了，似乎已經變成了一條「死街」，就連往日訂座都困難的金融區的酒吧和餐廳，現在也只有不到一半上座率了。

　　華爾街的彷徨

　　在美國第四大投資銀行雷曼兄弟工作了多年的李先生無奈地步入辦公大樓，來到了自己的座位收拾東西，按照規定，他不準碰觸電腦或複製、複印任何文件，然後端著裝有自己的私人物品的紙箱子走出了公司大樓。

　　「我失去了一份非常好的工作，這對於我的家庭來說是一個非常嚴重的打擊。」李先生說，他難過極了。

　　在華爾街，像李先生這樣遭到同樣命運的雷曼兄弟的僱員大概有2.5萬多名，他們不知道何時能拿到下一月工資，或許那也將是他們的最後一份薪水。

　　「每個人都在收拾自己的東西，交換聯繫方式，互相承諾在未來找工作時將互相幫助。」

　　但在如此惡劣的市場環境下，要找到新的工作談何容易？李先生很沮喪。華爾街在次貸風暴與破產的雙重衝擊之下，進行了歷史上最大規模的裁員，2008年的裁員人數，已多達10多萬餘人，在如此惡劣的市場環境下，2009年被裁者找新工作將更為困難。現在華爾街的天空上，找工作的履歷表滿天飛，華爾街失業者四處奔波都在找新工作。

　　在一家美國大型投資銀行工作多年的職員萬小姐一臉無可奈何地表示，現在只要不被裁掉就謝天謝地了。金融分工細，例如財富管理和投資銀行，相差甚多，加上經濟不景，一旦被裁，要找回同樣工作，非常困難，特別是40歲之後，重新就業難上加難。

　　一位在美國金融界工作20多年的資深金融專家方先生表示，金融界非常殘酷、現實，如果不掙錢，馬上就會被裁掉。他曾在美國一家非常知名的投資銀行工作，曾經歷過「星期五發紅包，星期一整個團隊掃地出門」的事情，至今仍心有餘悸。

　　在雷曼兄弟供職的華裔精英約有2千人之眾，雖然華裔能夠做到公司高層的人並不多，也不會像那些手中握有大把公司股票的高層，資產一夜間化為烏有。但是華爾街一貫的高薪收入，使得華裔員工有能力買車、買房，經歷這場金融海嘯后，一般員工最保守估計損失可能達6至50萬美元不等。現在，大批專業人員應聲落馬，一些金融專家和投資高手被迫出局，紛紛轉行或自立門戶，一些華人也萌生了回國發展的意向。

　　最近一年，已有不少華裔金融人才返回中國大陸、台灣和香港發展，其中不乏非常優秀的金融奇才。原因除了持續的美國經濟不景氣，還與美國移民政策緊縮有關，而金融界的動蕩以及工作轉型難度，更讓華裔金融人員信心受挫。

　　越來越多的華爾街華人紛紛希望回國找發展機會。一年前，希望「海歸」的金融高級人才比例還很小；但金融危機爆發后，擁有海外金融工作經歷準備海歸的海外華人明顯增多。

　　祖國在召喚

　　正當美國等發達國家的經濟遭遇衰退，海外華人進退維谷的時候，中共中央辦公廳轉發了《中央人才工作協調小組關於實施海外高層次人才引進計劃的意見》。根據該計劃，圍繞國家發展戰略目標，中國將在未來5～10年引進海外千名高端人才，也稱「千人計劃」。除「千人計劃」之外，國家鼓勵並支持各個層次的海外高層次人才回國(來華)工作。為解決海外高層次人才的後顧之憂，對於引進的科技創新人才，國家有關部門為其提供了一系列特定的生活待遇。

　　這個計劃吸引了海外留學人員的廣泛關注。海外學人特別是一些已經被公司解僱的，更是將去留問題提上了日程來考慮：留下可能會更艱苦，然而，回國又能否有更好的機會？

　　目前，中國正積極重金招聘華裔金融專家。中國的中投公司、工商銀行等大型金融機構也頻頻向華爾街的華人精英招手，並採取視頻面試的方式向海外招攬華人金融專才，提供的年薪、職位和發展空間都令人心動。上海金融團在紐約的招聘會就有1000多人參加，而有數年華爾街工作經驗的人，更可以競爭到中高級職位。次貸危機為金融界華人回國就業創造了契機，也促進了華人金融高管的歸國潮。

　　在雷曼兄弟工作10餘年的黃先生也失去了工作，他最近參加了幾個國內大型投行在紐約的大型派對，參加者都是華爾街各路華人精英。說是派對，其實最主要的是要挖人。參加者都是來自大摩、高盛、瑞銀或是美聯銀行等金融機構的華人。

　　黃先生強調，本次金融危機主要受災領域是債券和衍生品，這一領域最強的華爾街受損最嚴重，失業的金融人士最多，而由於中國人的數學天分最好，大量在華爾街就業的華人負責的正是債券和衍生品業務，使紐約成為「重災區」。而且他們大多人到中年，這個時候讓他們改行，肯定沒法接受。在華爾街的工作職位愈來愈難求的情況下，他們只能回國尋找機會。

　　在黃先生看來，現在中國的吸引力顯而易見：首先，國內擁有大量資本盈餘，中國資本市場正處在發展壯大期，急需相關人才特別是中高級的金融人才來管理；第二便是穩健的經濟增長，今年儘管可能降至8%左右，但相比仍是相當強勁的水平；第三，中國經濟和資本市場當前的發展方向仍是鼓勵民營經濟和減少不必要的監管，發展空間也比華爾街大，前景將更加樂觀，而薪酬待遇已並非找工作最重要的考慮因素。

　　黃先生主要對國內的投行和基金管理業務比較感興趣，他認為這方面國內的發展潛力仍很大。

　　另一位藝術管理博士馮先生也表示，現在的他更傾向於回國發展。因為大家覺得現在中國和美國的差別已經不是很大。他認為他所學的這個專業回國後會有發展前景。現在美國的產業體系已經非常成熟，從政策和各機構布局、結構都很完善；而中國雖然還處於雛形期，但會發展很快。如果在美國工作，做下去可能會很安心，因為專業和美國的環境非常切合。但另一方面，他也擔心個人發揮的程度不會很大，必須按照規程一步一步做下去。畢竟文化差異很大，這不僅僅是一個學習語言的問題，而是需要長期積累的問題，需要花費很大的精力來融入他們的文化，克服很多的障礙。

　　「海帶」之憂

　　不過，海外學人對回歸也並不是沒有顧慮的。

　　在國內有項目合作經常往返中美的華女士就指出，今日中國的海歸就業市場已不是十年前了。那時候由於外企優厚的待遇，成為人們擇業的首選單位，可是外企的主要管理者們大部分都是老外，因此對英文口語、聽力和書寫的要求比較高。而由於國內英文教育的不實用，即使是名牌大學的高才生，托福考600分的，在面試的時候也會因為聽不懂和不能完全表達自己而失去這樣的工作機會。相反那些在國外讀過書的人在這方面就有了絕對的優勢。加之老外對自己國家學歷的驕傲，誤以為國外畢業的一定能夠勝任這個工作，所以給了當初「海歸」們一些優惠職位和較高的待遇。而中國為了和外企競爭人才，也紛紛抬高價格招賢募士。這樣就把「 海歸」市場炒得轟轟烈烈。

　　然而，經過這幾年的僱用和淘汰，中國用人單位和企業慢慢發現了對「海歸人才」在使用和信任上的失誤，「海歸人才」在國內的生存壓力已經到了白熱化地步，想找到薪水高的工作其實並不是那麼容易，也並沒有那麼多的地方願意給一個月幾萬塊的工資。

　　首先，就外國公司來說，他們發現他們主要面對的客戶大量的還是中國人，對他們來說，他們要想開發中國市場必須要遵照中國的市場規矩，這些在國外的教科書里是沒有的。而這些「海歸」由於長期在國外生活和學習，已經不適應國內人際交流的環境。他們甚至不懂得如何和國內廠商應酬，不懂得如何和政府職能部門打交道，不懂得利用社交場合來推動公司的銷售。「他們充其量不過是個翻譯而已。可是如果就翻譯而言他們的語言能力還比不上老闆的秘書。」華女士這樣認為。

　　其次，由於這些人自認為有國外的文憑，以為自己能力不差，因此當初開價也很高。而老外又過分信任了他們的文憑和「能力」。所以到實際用人的時候，苦不堪言。發現投入和產出比例倒掛。同時，中國的國有企業也發現了同樣的問題。這些人不僅不能為企業帶來利潤，而且開銷巨大。「再加上現在新『海歸』的質量也明顯不如從前。有的人拿著國外學習4～5年的文憑，在面試的時候，一句時態完整的句子都說不出來，還不如現在國內的大學畢業生。讓企業如何敢用？」華女士說，目前大量的海外學子由於在國外找不到理想的工作，而涌回國內，造成供大於求的人才市場狀況。因此出現了「海帶」現象。

　　一位三個月前從華爾街回國的海歸就表示，要是混日子，還是在美國好混。理由是，他感覺國企的團隊合作很差，對有不錯工作經歷的「海歸」既尊重也排斥。部門領導和同事對「海歸」還是有很多敵意，有時候連基本的工作介紹都有意遮掩很多。適應過程很痛苦。「所謂適應就是不斷降低預期：國企把海歸當作一個顧問和技術工，海歸們最好也別拿自己當回事，別以為回國就能做出什麼事情。」這是他回國三個月的切身體會。

　　這樣的情境也是許多海歸所熟悉的：成功轉型大約需要至少一年時間，而且需要經過三個相互關聯又彼此不同的階段，即：先要進入，再要被企業接受，最後才能為企業帶來變化。這三個階段完成需要的時間分別是前3個月、前6個月和前一年。而且前6個月的經歷至關重要。

　　孩子是個問題

　　一些放棄身份海歸的人，許多可能已經在國內找到了更好的發展。而目前進退兩難的海歸，其中一個難解的心結就是孩子；我們回去了，孩子怎麼辦？

　　在海外生活的孩子基本分為兩大類；第一類：出國前，曾在國內接受過教育，英語是啟蒙階段，剛剛到國外學習非常艱苦，常常找不著「北」。如今，總算適應了國外的教育，可由於父母的回國發展，他們又要面臨重新開始適應國內的教育。這讓父母和孩子憂心忡忡而進退兩難。第二類：從小就出生在國外的，已經開始接受國外的基礎教育，中文程度比較差，有些可能只會聽和說，寫都不會寫。現在父母要回國，他們更是彷徨再彷徨。

　　在對美國海外留學人員的採訪中發現，這些已經在美國建立家庭的華人大多都覺得自己回國無論怎樣都是命運的選擇，可是孩子呢？他們擔心對孩子不公平。一些海歸沒有放棄身份，也就是為了孩子在國外的發展，因為孩子的發展空間之大，常常是無法預測的。「孩子們什麼都不靠譜。中文不靠譜，英文不靠譜，而自己回國發展究竟靠不靠譜，也還是一個未知數。」

　　回還是不回？這是個問題。

　　他們中有人說，為了孩子上天堂，我們只能下地獄，留！也有人說；與其坐以待斃，只能苦孩子了，因為我們沒有選擇，回！

　　三、梳理百年海歸史：第10代創造數字化時代財富神話

　　梳理百年「海歸」史

　　第1代

　　1872至1875年，清政府送120名12至15歲幼童赴美留學。這批幼童成為了近代中國留學之先聲。在這批歸國少年中，有不少以後成為清末民初的優秀人才，如民國初年第一任總理唐紹儀、清華學校首任校長唐國安、中國鐵路第一人詹天佑等。

　　第2代

　　光緒初年派出的海軍留學生近百人，分赴歐洲各國學習，回國后擔任各級海軍將領。這一批留學生中最為耀眼的一顆「明星」當是日後《天演論》等西方重要文獻的中國譯者嚴復，為傳播現代科學做出重大貢獻。

　　第3代

　　20世紀初，不少人選擇前往日本留學，旋即形成留日高潮。在20世紀頭十年中留日學生總數達5萬人以上。1905年孫中山在東京成立「同盟會」，兩年內即有960多位留日學生加盟。他們後來成為辛亥革命推翻封建王朝的先鋒隊和中堅力量。

　　第4代

　　1907年，美國將部分庚子賠款用作中國辦高等教育和招收中國學生留美。1911年中國為選拔和預培留美學生，建立清華學校。此時，除了清華大學派送留學生外，還有大量「自助學者」赴美求學。竺可楨、錢偉長、梁思成、張光斗等都是這批留美學生的代表。他們也是開拓中國現代科技事業的一代，很多人後來成為學科奠基人和學術棟樑。

　　第5代

　　從1915年開始，中國知識界的李石曾、蔡元培、吳稚暉等人提倡「勤以做工，儉以求學」，發起成立「留法勤工儉學會」，到1920年赴法求學人數已達1600人，逐步形成全國性潮流。在這群1920年前後赴法的青年中，產生了周恩來、鄧小平等改變中國的巨人。

　　第6代

　　1920年5月，蘇俄建立莫斯科東方大學招收遠東各少數民族和亞洲各國的革命青年。瞿秋白、劉少奇等是首批赴該校學習的。當時，留學生總數當在千人以上。此一時期留學歐洲、蘇聯的學生，後來絕大部分成為優秀的革命家、文學家和藝術家，成為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革命戰爭走向勝利的支柱力量。

　　第7代

　　1927年國民政府定都南京以後，中央和地方政府繼續向美、英和西歐各國派遣官費留學生，每年有 100人左右，最多時達千人。自費留學的人數也日益增長。二戰後，這批留學生回國時已是卓有成就的科學家和熟習現代產業技術的工程師，為中國科學研究體系和工業基礎的建立發揮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第8代

　　抗戰勝利后，全國上下渴望進行和平建設和加速國家工業化進程。很多留學生和學者滯留海外，新中國成立后，黨中央和老一代科學家們召喚年輕學子回國工作。在1949—1954年間，有1424人回到祖國，到50年代末回國人數增至2500名。

　　第9代

　　新中國成立后，中央即決定大規模向蘇聯和東歐社會主義國家派遣留學生，從1950年到1952年，中國先後與蘇聯和東歐各國達成交換留學生協議並陸續開始執行。五六十年代派出的1.8萬多名留學人員全部回國，無條件地服從分配，奔赴祖國最需要的地方，成為後來發展工業和全面建立科研體系的骨幹力量。

　　第10代

　　海歸一詞真正出現於上世紀90年代末香港回歸時。1997年後的兩、三年間，大概有幾千名大陸留學生從歐美到香港就業，補上了97年前許多香港專業人士移民國外留下的職位空缺。2002年是海歸潮的高峰年。這批「海歸」不僅帶來了先進的管理和技術，也帶來了市場和觀念。王志東、李彥宏、鄧中翰、周雲帆、張朝陽、丁磊等這一時期的代表書寫了數字化時代的財富神話。

　　四、產業空白吸引創業型海歸　自主創業面臨諸多機遇

　　海歸潮？創業潮！

　　創業一直都是「海歸」群體最為典型的標誌之一。在經歷了西方發達國家各種成熟的商業模式、各種先進科學技術和各類成功管理經驗后，他們尋找著國內的產業空白，圓夢的同時也創造出更大的社會價值。

　　★采寫/《小康》記者 孫曉青

　　2004年，田冠雄從英國回到了上海，臨回國的那一晚，他給自己設定了第一個目標：先把出去留學這些年的百萬學費賺回來。這個目標很實際，當然，田冠雄對回國還有更多的期許。

　　為什麼不回來？

　　田冠雄畢業於英國的華威大學，在這所以從事研究名列前茅的學府里，他一直都覺得最大的受用就是學到了更為科學的思維方式，以及如何建立和形成一個團隊的意識和方法。畢業后，他順利在英國的一家大型企業找到了一份收入不錯的工作，此外，他也和朋友一起經營了一家網站，做得有聲有色。

　　「既然這樣，為什麼還選擇回國發展？」記者問。「為什麼不回來？」田冠雄微笑著反問。「其實一直以來都有想回國發展的念頭，只是一直都在考慮回去的時間、機會以及發展的方向。」

　　2004年的一天，田冠雄突然意識到這並不是他想要的生活。留學這些年的經歷，讓他對回國有一份特殊的期待，在他看來這應該是每一個在國外留學的人都會有的情結。畢業后的工作經歷也讓他清楚地認識到作為華人在一個背井離鄉的環境里打拚的艱辛和不易。也就在這時候，他身邊一些早先回國發展的朋友給了他很多信心和鼓勵。「每次跟他們聊天，他們都在跟我說國內發展的環境更好，機遇很多。這也讓我感到十分心動，那裡畢竟是自己的地方，發展會更安心。」於是田冠雄辭去了那邊的工作回國了。

　　很多海歸選擇回國的原因都大致相同，「中國人還是回到中國應該更好一些」。英飛特電子的創始人華桂潮曾在談論回國原因時也如此表示。這個美國弗吉尼亞理工大學畢業的電子工程博士，在美的經歷也十分驚人，曾獲得16項美國發明專利，並曾擔任世界上最大的開關電源技術研究中心研究員，也是美國知名電源公司 VPT Inc.的創始人之一，並擔任副總裁。在美國的創業為他積累了豐富的原始資本，而國內良好的發展前景讓華桂潮最終選擇了回國再創業。

　　歐美同學會、中國留學人員聯誼會副會長、中國歐美同學會商會會長王輝耀表示，當代海歸創業最大的背景從根本上講有兩條，一是在於中國與西方發達國家在現代化進程上的差距，二是中國政府堅定不移地推進現代化進程的魄力與決心。在市場經濟和知識經濟的時代，海歸回國創業有著得天獨厚的優勢。

　　於是，「為什麼不回來？」成為了很多海歸的心聲，儘管採訪中很多海歸也表示當初確實曾有疑慮，擔心回國的待遇，擔心發展的方向，擔心社會保障，還有一部分已經在海外成家的留學人員也要擔心家庭的一切，但是他們仍然對中國的發展持有信心，懷抱夢想，於是選擇了回國。

　　產業空白的誘惑

　　回國創業的海歸一部分是像華桂潮一樣在海外積累了豐富資本后的再創業，而田冠雄的創業路顯然並沒有先天的基礎，但他的成功也是一大部分海歸創業者的典型代表。回國后的田冠雄其實並不是一開始就選擇了創業的道路。和很多海歸一樣，剛回到上海的時候，他也陸續應聘了一些工作。

　　「老實說是有點灰心的，因為待遇上一直都不太滿意。我覺得這也是很多出去留學的人回國後面臨的問題。回來后工作的待遇和當初的預期有落差，而且這個落差並不算小。」田冠雄坦言，這個落差也讓他意識到應該找機會自主創業，會更適合自己的發展。

　　一個偶然的機遇他有接觸到了現在所做的環保行業。

　　「這和我父親的公司有點關係，那段時間接觸環保科技，把新技術賣到國外，幫助做複合包裝型垃圾的處理。這一塊當時在國內還很新，之前應該沒有，當時就覺得這是一個很好的機遇，同時也是一項很有前途和發展的事業。於是當時就借著這一機會來到了北京，開了現在的北京賽姆環保科技有限公司。」田冠雄說。

　　公司的前景十分看好。田冠雄將在國外學到的思維模式運用到管理中，建立了屬於自己的團隊，並將團隊中的每個人的潛能都最大限度地開發。田冠雄笑言，這是海歸們和本土人才相比，較突出的優勢。在國外培養出的敢想敢做的個性也在商場中幫了他不少忙。如今，他不但已經完成了第一個目標，而且也希望能在國外開廠，把生意做大。

　　海歸回到國內創業，首先要面對是一個所謂「定位」的問題。田冠雄定位於國內環保科技中的新項目，這種尋找國內產業空白的定位方式也是很多海歸成功創業者的共同經驗。

　　創立了華琛科技有限公司的美國海歸朱曉蘭在堪薩斯大學攻讀認知心理學博士和計算機科學博士學位，學業完成後曾在矽谷多家公司擔任過軟體設計師和項目經理。其後也選擇了回國創業。在國外的科研生活中，她掌握了CTI(計算機電話集成)領域產品研發生產項目，這一領域在當時的中國市場上還是一片空白。朱曉蘭正是瞄準了中國的廣闊市場，毅然放棄了美國的工作。

　　據相關調查顯示，大多數回國創業成功的海歸都集中在高科技領域。其中在網際網路、IT和通訊等領域的，佔到了70%以上，還有20%的海歸集中在諮詢、法律服務和教育等領域，只有5%左右是在製造領域。在這些領域，海歸有著本土企業家難以競爭的核心競爭力。

　　王輝耀對此表示，在經歷了西方發達國家各種成熟的商業模式，各種先進的科學技術，各類成功的管理經驗之後，當海歸們自己掌握了其中的一種或兩種，且具有了一定的資金、技術、人脈資源后，利用國內與國外的落差，填補國內的各種空白，實際上構成了不少海歸創業活動的主體內容。

　　新的機遇

　　老一輩的海歸更多的是技術型人才，較多地將所掌握的先進的科學技術彌補當時國內某個領域的不足。在上世紀80年代至90年代前期，中國海歸主要是在科技教育領域做出了貢獻。和老一輩海歸相比，新一代的海歸人才帶來的不僅是技術，還有新的觀點和理念，他們更熟悉國際化的發展方式，他們能更清楚地看到中國改革開放帶來的巨大的歷史機遇，另一方面，國內的創業環境也日益成熟，這就給了新一代海歸創業的巨大空間。

　　儘管如此，海歸回國創業仍然面臨很多的困難和挑戰。畢竟國外的工作生活與國內差異很大，他們的心理也會產生一些落差和不適應。華桂潮曾表示，在回國創業之初面臨的最大的困難就是如何去適應國內相對複雜的人事關係。在國外，他不用過多地考慮這些問題，只要做好技術開發、產品研製和市場推廣，企業就會發展得很好。但顯然，在國內，僅僅是這樣，則遠遠不夠。很多海歸提醒說，歸國創業遇到的最多困難可能就是不適應，想解決好這個問題，只有先自己想明白，為自己的創業和企業的未來發展做好規劃。

　　當然，機遇也是明顯的。這次金融危機將逼迫我國經濟結構作出重大的調整，需要借鑒西方社會的經驗。無疑，創業型海歸將面臨國內各類產業發展呈現出越來越多的機遇，與此同時，國家和地方對海歸人員自主創業也給出了非常優厚的條件，這也將令其擁有施展拳腳的廣闊空間。

　　五、海歸學者拋棄"夾縫中的研究生涯"：國內舞台更大

　　科研的舞台在中國

　　★采寫/《小康》記者 於莉娟

　　「我說行，你就行，不行也行，我說不行就不行，行也不行」，如果是這樣一種專橫環境，你還願意在其下生存嗎？令人驚訝的是，接受我們採訪的海歸學者稱，這是發達國家科研環境的普遍寫照。

　　海外夾縫中的研究生涯

　　作為中科院特聘研究員博導，回國僅一年的陳黎明可謂意氣風發，短短的一年時間，他的研究在以前的基礎上又做出了一些新的突破，「那可是科研意義上面的新突破」！陳黎明很自豪。他正在申請一個跟日方合作的大項目，「這個項目的經費支持和規模算是我們這個領域頂尖的了」，陳黎明很高興。因為回國之後，他的地位大不一樣了。「可以與日本的老闆(導師)站在一個層面上對話」，這在陳黎明的海外研究生涯中是不可想象的。

　　陳黎明的海外研究生涯可謂豐富。先後在韓國、加拿大、日本等國的研究室學習和工作。然而，「無論是哪裡，老闆(導師)的態度決定了你的一切。」這讓陳黎明為此頗感煩惱，「在國外老闆一句話可以決定博士生的命運。」這幾乎是致命的。陳黎明說，在國外，許多博士生畢不了業就是因為跟老闆的關係沒搞明白，研究水平再高也沒用。「這實際上就是為什麼在西方國家所謂的寬進嚴出。在國內一個學生即使跟導師有點矛盾，導師也會想辦法讓你畢業，但國外不是這樣，你只是作為一個獨立的人存在，老闆才不會覺得和你有什麼關係，畢不了業是你自己的事。」不過，這並不是針對留學生的，對本國學生也是如此。「能不能畢業還要看運氣，有的研究室老闆相對比較開放一些就是學生的福氣了。」

　　老闆這種至高無上的權力當然會成為很多致力於學術研究的學者追求的目標，但是作為一個外國人想要到達那個位置是很艱難的，不是不可能，但實在是鳳毛麟角，機遇在裡面起到很重要的作用。

　　也許，正是那種如影隨形的不平等對待，讓很多留學生無法忍耐。回國前陳黎明是在日本最好的研究所—— 日本原子能開發機構現代科學研究中心工作，而且是該中心的四個題目負責人之一。然而，即使如此，「我也時不時總能感覺到有些日本人在盯著自己」，那種芒刺在背的感覺令陳黎明至今想起都很不愉快。「你幹活做貢獻是沒問題，但是你始終不是他們的人，永遠是一個外國人。」儘管在原研呆了四年，但是一些重要的決策層面的東西陳黎明都無份參與，因為這些決策可能會有一些政治化的東西在裡面。

　　這種永遠被排斥在外的異類的感覺讓陳黎明再也不想忍耐，於是2008年，陳黎明回到祖國。

　　國內的舞台更大

　　事實上，並不是只有在日本會受到上升空間的限制，在其他國家的研究所情況也相差無幾。

　　在加拿大時，陳黎明也因為跟老闆學術上的一些意見相佐，以及一些成果歸屬方面的爭議離開的。「本來是自己做出的成果，但卻變成老闆的成果，這種被侵佔的情況在發達國家比比皆是。」陳黎明感覺，自己的發展空間應當在國內。

　　在作出回國選擇的時候，陳黎明主要基於兩點考慮，一是事業的發展，二是文化上的歸屬感。這也是大多數科研人員考慮的主要因素。

　　從做研究事業的角度來說，分硬體和軟體兩方面的條件考慮：在硬體方面，和我們通常的印象並不一樣，「我們總認為國外的條件有多好，其實現在很多領域並不是這樣的。」陳黎明告訴記者，國內的硬體條件已經不比國外差了。「至少在我們這個領域——激光等離子體領域是這樣。」

　　至於軟體環境，在多個國家實驗室都呆過幾年的陳黎明有很深的體會：在國外，中國這些科技工作者，往往去了以後都是從事非常具體的工作。「當然，並不是具體的工作不好，但會面臨著一個職場天花板效應，再負責更重要的工作就很困難。」陳黎明解釋說，美國的情況要好一些，日本和加拿大就很明顯，老闆還是願意使用本地人，作為一個中國人在國外上升的空間受到很大的限制。

　　國內的科研環境顯然要寬鬆得多，「尤其在中科院這個系統，不但你的科研有保障，也容易出成果，經費的支持非常充足，舞台大很多」。陳黎明非常滿意目前的環境，與國外的夾縫中求生存相比，中國對科研人才的重視無法不讓他心動。

　　2008年末，吸引海外留學人才的「千人計劃」出台，進一步堅定了海外高端科研人才對於回國的選擇。科研工作者的大舞台在中國。

　　鏈接：各省市吸引海歸政策

　　北京

　　確定每年設立1億元人民幣專項資金，作為引進海外高層次人才到開發區創業、工作的獎勵；

　　上海

　　上海市出台了優惠的人才政策，比如子女入學、配偶就業、創業基金等，解決了歸國人員生活與工作方面的各種問題，收到了良好效果。

　　深圳

　　深圳推出六大舉措吸引高層次「海歸」來深創業，其中留學人員創業前期費用補貼將提高到最高30萬元。

　　重慶

　　將引進100名海外高層次人才和外國專家，同時設立專項資金1000萬元；

　　寧波

　　計劃2009年底前實施「千名海外留學人才集聚工程」等等。

　　河南

　　實施海外留學人才「中原回歸計劃」。除力爭引進碩士、博士以上海外高層次留學人才500名外，還力爭使留學人員創業園由原來的3個增加到5個。

　　廣州

　　廣州對留學人員的服務產品比較齊全，在全國率先構建了留學人員「一站式」服務體系，為留學歸國人員解決從資格認定、學歷學位認證、入戶到子女入學、安家甚至父母隨遷入戶等一系列問題；廣州在高新技術成果參股方面政策較為靈活，廣州市規定科技成果作價占註冊資本的比例不受限制。

　　六、富二代歸國「繼位路」難行：父輩的成就難以逾越

　　富二代歸國繼位路難行

　　★采寫/《小康》記者 於莉娟

　　雖然沒有一個確切的統計數據，但很多現實的案例證明，富二代回國繼承家業，幾乎是不二的選擇。

　　繼承不易

　　看著教學部主任遞過來的教學改進計劃，湯小姐的心裡滿是無助，儘管已經回國一年了，但是面對一份字面上看上去無懈可擊的計劃書，她依然給不出一點意見。對於一家私立學校來講，所謂教學計劃遠不是講課本身這麼簡單，必須隨著各種環境變化而不斷作出改變來留住生源，生存下去。「不能簡單以教育本身的理念來判斷一份計劃書的好壞。」在這一點上，她早有領教。

　　於是以「明天我再給你意見」為託詞，湯小姐將教學部主任打發走了。轉身走進隔壁的辦公室，將這份計劃書交給自己的母親，也就是這所私立學校的創始人、校長。

　　果然，又像一年前一樣，母親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並且將其中的關鍵分析給湯小姐聽。

　　這份副校長的差使，將湯小姐剛回國時的自信打擊得無影無蹤。今年30歲的湯小姐曾有10年的海外留學經歷，剛出國時，母親的私立學校剛剛起步，只是租了兩個教室，幾十個學生。並沒想到能發展到今天的規模。

　　當初，湯小姐出國的目的是希望能在國外開拓出另一番天地，甚至把父母也接出去享清福。湯小姐也很爭氣，無論是上大學還是讀研，功課總是非常優異，研究生畢業后，學習金融的湯小姐開始在一家證券公司打工，然而，幾年過去了，湯小姐的職業生涯還在原地踏步，而國內母親的事業卻越來越紅火，已經成為上海有名的私立學校之一。拿著家裡越來越多的匯款，湯小姐不得不承認，自己在英國的收入無足輕重，此時也並無男友牽拌，於是2008年5月，她回到了中國。

　　作為獨生女，母親當然很高興看到她回來繼承家業。然而，當初幫著母親一道辛苦打拚的親戚們也都已經身居高位，尤其是她的一位表哥，跟她一樣，也任副校長，能力很強，在學校極有威信。如果湯小姐選擇留在國外，繼承家業的將是她的這位表哥。

　　她心裡一直認為，獲得表哥對她能力的認可非常重要。於是，在湯小姐任副校長之後的第一次中高層會議上，她就對一位招生部負責人送上來的看起來嚴謹的招生計劃大加讚賞。之後，湯小姐看到了表哥不屑的眼神，作為校長的母親也立即指出這份招生計劃不合時宜。

　　從那次以後，湯小姐明白了，自己對中國國情太不了解，對教育這個市場的潛規則更是一無所知，她需要學習的還太多。不僅在教學工作方面，即使在日常生活中，湯小姐也有太多的不適應。怎麼可以像這樣不按規定辦事呢？最初她常常發出這樣的疑問和感嘆。

　　她已經認識到，在英國的學歷在這裡一文不值。「本以為出國是鍍金，現在才知道，沒人重視你的金邊，更沒人為你鑲上光環。只有腳踏實地重新深入了解這個行業的法則才有前途。」一年的時間過去后，她終於理順一些了，甚至，謹小慎微漸漸成為習慣。

　　不繼承也難

　　與那些啃老族不同，在美國留學五年後，丁丁不願意繼承父母家業，覺得那樣沒出息，於是借債20萬開了一家蛋糕店，「可能是習慣了國外的思想，畢業后不願意用父母的錢，憑自己的能力創造財富才是我人生當中的嚮往」。丁丁說起這些非常驕傲。然而，不得不提的是，丁丁的20萬正是問父母借的。

　　嚴小民的手筆更大一些，回國后，他看著家裡每天日進斗金的酒樓生意，於是決定實現世界連鎖中式快餐大王的夢想。可惜，嚴小民並不熟知餐飲行業的市場、流程和管理，原以為只要想法新，沒有不火的道理，因此，不顧父親的勸告，堅持自立門戶，自己創業。生意開張了，但沒多久，嚴小民因不滿大廚的態度與之發生爭執，結果大廚一氣之下離開，而嚴小民的生意也因為市場不買帳而快速被冷落，面對著虧損的現實，嚴小民第一次體會到自立門戶的不易。

　　事實上，在我們所了解的很多回國接班的富二代中，並不乏積極進取的有識有輩。然而，他們父輩的成就始終像一座龍門，讓他們無法逾越。繼承家業，於是成了他們較優的選擇。

　　鏈接：歸國的富二代

　　碧桂園的楊惠妍

　　2007年碧桂園於香港上市，彼時，比上市更引人注意的是，碧桂園的財富與此同時順利地從第一代創始人向第二代轉移。

　　楊惠妍——楊國強的二女兒，有著國外留學背景的25歲年輕海歸，得到了來自父親59.5%的股權轉讓。上市后，作為大股東的楊惠妍一度成為中國首富。

　　「楊惠妍做事幹練、機敏，有控制能力，她將使碧桂園完成從家族企業向現代企業的轉變」。碧桂園人如此期許。碧桂園的設計風格也開始突破土氣的特性呈現出個性的風貌。

　　然而，自美國學成歸來的楊惠研及她帶來的來自美國的管理團隊並沒有經歷過碧桂園的成長，很難對症下藥。家庭式企業的運營模式無法擺脫；對房地產企業到頭重要的現金流和凈利潤更難掌控。以至於在接下來的經濟低迷期，碧桂園有些步伐零亂。在2009年1 月，萬科以銷售金額21.9億元超過碧桂園同期的3倍。而2007年以前，碧桂園的凈利潤及資產周轉率都高於萬科。楊惠妍前面的路平不太平坦。

　　娃哈哈的宗馥莉

　　作為80后的海歸派代表，宗馥莉從2006年起就成為人們關注的目標。那是宗慶后第一次試探性地透露欲將權杖移交給當時年僅24歲的獨生女兒時。當外界反應並不樂觀時，宗慶后不得不表示，還有待觀察。種種跡象表明，宗慶后一直沒有停止為女兒掌權做積極的造勢和鋪墊。」

　　從高中起就留學美國的宗馥莉2004年才從美國留學歸來。2005年3月起，宗馥莉進入娃哈哈管理層開始「熟悉業務」，目前兼任杭州娃哈哈童裝有限公司與杭州娃哈哈卡倩娜日化用品有限公司總經理。讓娃哈哈童裝像娃哈哈飲料一樣深入人心是宗馥莉眼下最下最切實的努力目標，也是宗馥莉的一份問卷，是否能得到高分，將決定她能否早日順利接掌帥印。

　　翰納森的許濤芳

　　80后的許濤芳是上海添香科技針織有限公司總裁，身為翰納森公司創始人許如根的獨生女，許濤芳的繼位似乎顯得順理成章，然而，許濤芳是一個真正能幹事的人，並不是父親庇蔭下討生活的二世祖。

　　新加坡留學歸來后，許濤芳進入了父親的公司，從最底層的市場部科員開始做起，這份底層工作讓自小在優越環境中長大的許濤芳知道了什麼叫忍辱負重。後來，她發現公司還沒有防輻射類產品，便決定專心發展這一系列，並獨具慧眼地藉助電子商務模式，開拓了防輻射服裝市場，讓添香成為業內龍頭品牌。如果說父親打下了一片江山，那麼許濤芳已經親手把這份產業又重新整理了一遍。

　　打理著幾億資產的許濤芳很感謝新加坡的留學生活。正是在新加坡的獨立生活為日後打下了基礎讓許濤芳化繭成蝶。

　　七、年輕一代留學生去留從容：「出國只是一種經歷」

　　出國只是一種經歷

　　★采寫/《小康》記者 於莉娟

　　21世紀出國的一代人，留學的目的早就不像上個世紀出國的人那麼「急頭白臉」了。「那只是為了豐富人生的經歷，出去見見世面，並不急於以此來改變命運。因此，是否留在國外，要看具體情況而定」。年輕一代的留學生們去留的選擇已經相當從容。

　　去留皆為目標

　　應該說，林傑在同齡人中是幸運的。在國內畢業后不久，他進入了摩根大通。

　　在摩根大通期間，林傑感覺到了無形的壓力：知識面、英語能力以及其他都讓林傑覺得自己的能力還差很遠，雖然並不影響工作。但是年輕的林傑還是決定離開大通出國深造，全面提升自己，以期在未來的工作中獲得更大的發展。

　　2002年5月，林傑離開中國前往紐西蘭求學。先讀半年的語言，再進大學讀商學，三年半后，林傑就回來了。

　　回國對林傑來說，幾乎是順理成章的事情。因為林傑的目標從來都非常明確：在跨國銀行打工，不斷發展升遷，最終帶給自己更好的一份收入和生活。

　　「我可以留在紐西蘭」，林傑說，而且當地生活很舒服，社會福利優厚，沒有壓力。但這樣的生活違背了林傑的初衷：「我是為了以後更好的生活，但不是這樣混一輩子」，林傑覺得，對年輕人來說，紐西蘭懶散的生活太沒意思。

　　另一方面，紐西蘭這個國家太小了，很多銀行在紐西蘭幾乎沒有分支機構，因此，以跨國銀行為目標的林傑也很難找到自己理想的工作。林傑不想在國外耽誤太多時間，2005年的11月，林傑考完全部課程申請畢業后，不等畢業證拿到手就直接回國了。

　　林傑一直感嘆自己的運氣很好，因為大通的的亞洲老闆對他的印象一直很好，也很深，知道他回來后很歡迎他再回到大通工作，並且直接給升了一級，成為客戶服務部的主管。

　　2007年底，林傑再一次離開大通，跳槽至滙豐銀行。理由是「我學的是市場，當然希望做前台的業務，但是在大通沒有這個機會給我，我才離開的」，林傑說，「我一直很喜歡前台的業務，我認為在任何一個地方工作最重要的都是產品，對一個產品熟悉了，無論你去哪裡都OK」。他對自己的目標一直很明確，也正在努力朝著跨國銀行高級打工仔這個目標一步步邁進。

　　回國是計算的結果

　　「當英鎊與人民幣的匯率是1:15時，我的收入還比較可觀；現在只有1:9了，再留在英國已經沒有什麼吸引力了。」剛剛從綿陽採訪歸來的鄒雨主張以發展的眼光看待一切，未來一定是在中國更有發展。

　　鄒雨這個小海歸資歷不淺，先後在美英兩個國家留學。「早在大四時我就作為學校的交換生去美國讀書了」，畢業以後，鄒雨覺得如果直接回來還太早，那時對國外的文化了解還不夠多。於是，抱著看一看外面世界的心態，鄒雨去了英國讀研究生。

　　畢業后，在英國，鄒雨先後做過翻譯和小型諮詢公司的客戶推廣工作。「我很幸運，一下子就找到很『正式』的工作。」鄒雨很會自我調侃。他的很多同學只找到類似麥當勞、肯德基的打工仔的工作。

　　2008年，鄒雨的父母沉不住氣了，勸告說，你今年都25周歲了。如果最終你是想在國內發展，就應該儘快回國來適應國內的情況。

　　鄒雨開始認真計算起自己在英國的所得：當時月薪是稅前2000英鎊，扣掉稅後大概是1400多英鎊，租房子每個月就要600鎊一個房間，水電、煤氣寬頻等各樣費用每月差不多要花50英鎊，再加上比較喜歡逛街買衣服，也並不覺得寬裕。

　　這時候，英鎊對人民幣的匯率已經由15降到了9。計算之後，如果在國內月收入達到一萬元，就應該比在國外生活水平高了。鄒雨喜歡干媒體這一行，她了解到，在國內，較出色的媒體人月收入在一萬以上的並不少見。

　　如果把眼光再放長遠一些，英國更不是久留之地。在鄒雨回國的前一兩個月，她的另一個朋友也從倫敦回國了。這個朋友在英國是一家酒店連鎖企業的辦公室經理，負責打理一些室內設計裝璜方面的工作。他跟鄒雨說，「我們這種資歷的人，也就是外來人的身份，做到一個中產問題還不大，但若想在一個行業里居高位，在一個大企業里得到很快的提升機會太難了。」在這個問題上，他們很有共鳴。

　　鄒雨回國后在一家媒體任英文記者，收入也很令她滿意。儘管目前只是實習期，但是她相信，用不了多久，她一定會擁有自己的一方小小的平台，哪怕只是一個固定的版面，可以讓她自己來設計和發揮。當然在經濟上也會得到更高的回報。她給自己設定了一個三年的期限。

　　「其實，對我們八十年代出生的這代人來說，根本不覺得國內的生活不如國外。出國就是想出去看看。」因此，鄒雨的同學絕大多數都選擇回國。「有些同學沒有領畢業證沒有參加畢業典禮就直接回來了。」於他們，出國也就是一種經歷。

　　鏈接：改革開放30年海歸人數

　　從1978年到2007年，中國各類出國留學人員總數超過120萬人，共有30餘萬人學成回國創業，他們在不同崗位用所學知識、技能發揮聰明才智，湧現了一大批現代化建設的卓越人才，其中有些人還成為各行各業的領軍人物。目前，回國創業的留學人員數量每3年翻一番。

　　2002年，共有近1.8萬名海外留學人員回國創業，比上一年度增長約47%，創歷史最高。據統計，留學回國人員在教學科研等重要崗位佔有很大比例，如中科院院士佔81%，工程院院士佔54%，45歲以上的博士生導師佔58%，高校校級領導佔51%，科研院所(室)級領導和課題組組長佔94%。

　　2003年，當年海歸回國人數首次突破兩萬人。目前，經常在國內工作和居住的海歸人員已達20多萬。

　　2006年，回國留學人員達到4.2萬人，年增長率為21.3%。

　　截至2008年，回國工作的留學生總人數是改革開放以來海歸總人數的六分之一。

21世紀最貴的是「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