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文化系列講座之中西方文化比較

今天我們講中西文化比較，這是一個更大的題目了，就僅僅是西方文化，我們用了兩個晚上，也只能算是浮光掠影。好在我們通過兩個晚上，對西方文化已有一個粗略的印象，那麼今天我將重點講中國文化，之後反觀西方文化，進行比較。
大家知道，無論是中國文化還是西方文化都是源遠流長，都有著非常悠久的歷史和傳統。我們說西方文明如果從克里特文明開始算起的話，距今已經有4千5百年左右的歷史了；而我們中國文明呢，我們常說中國文明5千年的歷史，而實際上只有3100年左右，即便是從夏代開始，至多也只有4100年。但是西方學術界只承認我們的文明史是從商代而不是從夏代開始。因為，他們認為夏代只是一種傳說，沒有任何證據證明它是一個文明，尤其是沒有找到文字。沒有文字的文化只能算是一種原始文化或者是一種傳說。不過，我們自己還是堅持我們的文明是從夏代開始，也就是和西方的文明歷史大抵一致。下面，我打算比較系統地從四個方面來對中西文明進行比較。
一、 中西文化的源流傳統
西方文明主要來自於希臘文明、羅馬文明和基督教文明三大源流。這三大文明之間是具有極大反差的，到了近現代文化，這三大源流才算是百川歸海，都匯入西方近現代文化之中。
中國源流呢，我們知道中國這個概念就是「中間」的意思，正宗的中國實際上是指華夏。也就是說，我們的祖先很早就有了「夏」的概念，而與之對應的一個概念叫「夷」。中國自古以來就有很明顯的夏夷之分，夏就是中央、華夏。那麼「夷」呢，它是一個廣義的概念，就是指市民。我們的文明源流主要是講先秦，在先秦時候，大凡以黃河中下游為中華文明的起源地，就以華夏自居。在華夏文明圈的四周就是廣義的夷，它分為南蠻、北狄、東夷和西戎。大家看，這些字不是犬字旁就是蟲字底，因此，在以華夏自居的中原人看來，四方的夷人和野獸生番沒有什麼區別。因為四周人都還是游牧民族，或者是過著原始的、落後的生活，還沒有進入文明。大家知道，一直到了近代的鴉片戰爭以後，那一批比較保守的士大夫仍然還把西方人稱為「洋夷」，只有中國是泱泱大國，之外的人都是野蠻人。也就是說，在我們能夠追溯到的歷史上限——商代的文獻里，我們就可以看到有關「四夷」怎樣不斷地威脅到華夏的政權，以及和華夏文化互相交融的一些記載。可以說，一直到明朝，威脅到中原政權的主要邊患都是來自於西北。東南不能構成對中原的威脅，而西北是一望無際的大草原，一直可以連接到羅馬帝國，在這廣袤的森林草場之上，野蠻的游牧民族，騎著快馬，一日千里地賓士在大草原上。他們都過慣了馬背上的生活，來如迅雷、去如狂飆啊，基本靠搶掠為生。搶劫完之後，迅速離開。所以啊，中原的定居的華夏農耕文明基本處於弱勢。商周兩代的史書，稱呼這些時常來侵犯和騷擾他們的民族都含有明顯的貶義。比如：鬼方、鬼戎、昆夷、犬戎、獫狁等。詩經小雅里描述：靡室靡家，獫狁之故；不遑啟居，獫狁之故。也就是說，至少從商代開始，西北民族就開始侵犯中原，一直到西周，大家都知道周幽王「烽火戲諸侯」以博得褒姒的千金一笑的故事。那麼，由此可見當時已經有了烽火台，而烽火台就是為了防禦戎狄民族的侵擾而修建的。而周幽王失信於民，後來果然在西北戎狄的侵犯之下，被殺死在密山腳下，周平王遷都洛陽，開始了東周列國時代。而當時入侵周王室，殺死周幽王的人是誰呢？就是這支犬戎。而到了秦朝呢，我們發現對戎狄的稱呼發生了變化，有了一個新的稱呼叫匈奴人。當然在這一千多年裡，戎狄本身的成分也在不斷變化，游牧民族嘛，他就像滾雪球一樣，迅速分分合合。唐朝時代的許多著名的邊塞詩人，陸遊啊、王維啊寫了大量的邊塞詩，描寫的就是西北征戰的艱辛。秦始皇統一中國以後，做了一件彪炳史冊的事情，那就是修築萬里長城。而事實上，這個長城只是秦始皇將六朝時代各個北邊國家修築的長城連接起來而已。那麼，這些北方的國家紛紛修築長城，為的就是防止匈奴人的來犯。那麼秦始皇統一六朝以後，他就把這些北長城連接起來了。到了漢朝，應該說還是長治久安的，我們歷史上有一個說法「雄漢盛唐」，也就是說漢朝很強大。漢朝歷來重武輕文，喜歡打仗，而不喜歡讀書。 漢朝建都的時候，漢高祖劉邦在山西平城的白登山被匈奴的單於圍困，本無生還的希望，後來因呂後用重金收買了單於的妃子，才買得漢高祖一條性命。從此開始了漢朝與匈奴的和親之路。經過「文景之治」的修養身息，到了漢武帝時代，國力強大之後，中原開始主動攻擊匈奴了。一直到東漢的漢獻帝，這期間出了很多討伐匈奴的著名將軍，李廣、霍去病等等，所向披靡，打得匈奴往西跑。從公元前2世紀到公元2世紀，漢朝與匈奴的戰爭進行了 4百年左右。我們說漢代本來就窮兵黷武，中國人喜歡打仗，中國人變得文弱是在漢代以後。也就是漢武帝接受董仲書的勸告：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從此以後由於儒家思想的影響，漢代的那種曠世雄風就逐漸被柔化了，中國人開始講究仁義而不是霸道了，並慢慢地變成了一個仁義的禮儀之邦。正是由於漢朝的逼迫，大量的匈奴人因為打不過漢朝啊，又過不了長城，所以就只好向西邊跑。在這個過程之中，匈奴人就像滾雪球一樣，變得越來越強大，最後就抵達了萊因河、多瑙河一帶，這就壓倒了那一帶的日耳曼蠻族身上。而日耳曼人又打不過更為野蠻的匈奴人，所以日耳曼人也只好往西邊跑，於是災難最後就落到了日薄西山的羅馬帝國頭上，羅馬帝國由此毀滅。因此，我認為，在當時的亞歐大陸兩邊有兩個強大的帝國，東邊是秦漢帝國，西邊是羅馬帝國，兩個帝國都喜歡打仗，喜歡征服，但是由於地理原因，他們沒有正面交鋒，但是他們就彷彿高手過招一樣，用氣來壓到對方。（笑）所謂的「氣」就是兩國之間的廣袤的森林草場以及那裡的游牧民族。所以，在這場曠日持久的戰爭中，是秦漢帝國佔了上風。當然這是從長久的歷史階段來看，實際上，在羅馬帝國毀滅之前那，秦漢卻自己先滅亡了。漢朝滅亡固然是因為內憂，當然也有外患。內憂是指黃巾起義、宦官當政、董卓弄權，最後就出現了三國。三國歸晉，最後魏導致南北朝。那麼導致南北朝的原因就是外患，一些殘餘的匈奴人依然逗留在西北邊境，一旦你自己國力開始漸衰的時候，那麼他們就會捲土重來。因此他們又落到了中國已經衰落的政權之上，這樣的話，漢王朝就不堪一擊，分裂為南北朝，划江而治：黃河以北的地方全部都是游牧民族，在當時被稱為「五胡亂華」，就是匈奴、鮮卑、羌人、羯人、氐人這五個游牧民族把中國漢人建立的政權趕到了黃河以南，他們自己則在黃河以北走馬燈似的改朝換代，建立了胡人政權。再往後，經過魏晉南北朝的內亂，到了公元6世紀，隋朝開始崛起，也是二世而亡的短暫輝煌。緊接著就進入了唐朝，唐朝是中國歷史上最為輝煌繁盛時代。即便是在這種繁盛的時候，西北邊陲並不是就沒有邊患了，只不過唐朝和他們保持了一種良好的通商關係，雙方相安無事。但是到了宋代，就又恢復了以前的交惡關係，西夏、遼、女真、蒙古等少數民族一直一直地威脅你的政權。以至於後來已經把宋朝打倒長江以南了，然後蒙古人索性把偏安一隅的南宋也全部給滅掉了，建立了蒙古人的政權——元朝。元朝也很短暫，因為它拒不接受中國文化，仍然想要「馬上得天下、馬上治天下」。儘管元太祖忽必烈本身是一個很有雄才大略的人，但他手下的王公貴族仍然歧視漢人、蔑視漢文化。他們把人分為四等，一等是蒙古人，二等是色目人即廣義的西域人，三等是金人統治下的漢人，末等是南人即南宋人的後裔。而事實上南宋人的文化水平是極高的，他們是延續並完整地保持了正宗儒家文化，中國自從宋朝以後，中國的政治、經濟中心被南移了，南方逐漸繁盛起來了。
二、軸心時代的變革
軸心時代是二十年代帶哲學家雅斯貝爾斯在他的《歷史的起源與目標》里提出的概念。他說，從公元前600年左右一直到公元之交的600年時間以內，在舊大陸的三個文明地區，不約而同地出現了一批偉大的人物。三大文明就是指西方、印度和中國。而這些偉大的人物對自己的文明所產生的影響，是其後沒有任何人可以望其項背的，他們基本奠定了這三種文化的精神脊樑。比如說西方的蘇格拉底、柏拉圖、亞里斯多德一直到後來的耶酥都出現在這段時間，印度的佛教創始人釋迦摹尼，中國的孔子孟子老子莊子等諸子百家全部都是出現在這個時代。所以這個時代被稱為「軸心時代」。我認為，就這個概念的提出來說，是雅斯貝爾斯的一個偉大的創舉，但是比較遺憾的是有兩個問題他沒有闡述清楚。第一是為什麼會出現這種近乎奇迹的情況？第二是在這個時代中西方文化究竟發生了怎樣的變化？關於這兩個問題，我在一本書里談到：首先看中國，它的變革是經歷了一個三步曲的過程。軸心時代來臨之前的商代，中國和其他原始文明一樣，都是一種親代文化，都帶有很濃郁的迷信色彩。我們最早的甲骨文就是一種專門用於占卜的宗教文字，為祭祀所用。西方學術界有一種觀點，就是文明最早產生於寺廟之中，廟就是最早的城市中心。「尊神祀鬼」是殷商人的特點。帝是他們崇拜的最高神，帝在甲骨文里是代表一種花蕊，象徵著生生不息的本根，也就是對生殖的崇拜。周朝取代商代，不僅僅是政權的更替，更為主要是宗教的變化。周人不再相信自然神，天成為至高神，天和周人沒有任何的血緣關係，他是一個普遍意義上的神。那麼他根據什麼來保佑人們呢？是根據德，「皇天無親，唯德是輔」所以，周代呢就把德看作是取得天命的一個核心。而周代的「德」還不是指內心的道德，而是指外在的禮儀。「遵禮守法」是為德，「非禮枉法則無德」，所以周朝是一個非常講究禮儀的朝代。「遵禮敬德」是周人的一個顯著特點，所以從這一點上可以看到他們的精神內核的變化。接下去是先秦的孔子孟子們所進行的儒家思想的變革。變革的最重要的就是把外在的禮儀規範轉化成為一種內心的道德自覺——仁。這個變化是中國軸心時代發生的最重要的變化。所以孔子一生當中都在談一個字「仁」，這是儒家思想的一個核心概念。「仁」是「禮」的基礎，人首先要有內在之仁，才會有外在之禮。所以「禮蹦樂壞」的實質是人心不古，人心不仁。所以，表面上看孔子好像是一個守舊派，面對「禮蹦樂壞」感到很悲哀，而事實上他是一個革新派，他不是要恢復周禮，而是要把周禮的外在之禮建立在內心之仁的基礎上。儘管對「仁」有很多種理解，我們認為最為經典的就是「仁者愛人」，就是愛人之心。後來，我們又把它進一步理解為「忠恕之道」也就是「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己欲欲欲人，己欲達達人」啊！說到底也就是仁愛之心。到了孟子，對此又有了系統化的解釋，他認為「仁」就是「親親」嘛。就是每個人都愛自己的親人。所謂「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由此推出一個社會的泛愛關係，然後，他提出「惻隱之心，仁也；羞惡之心，義也；恭敬之心，禮也；是非之心，智也；」「仁義禮智「之心是與生俱來的。因此，一個人只要去向自己本性發掘，就一定能把自己本性中的美好善良的東西發掘出來，成為一個善人和聖人。因此，只要每個人都「修身、齊家」就能「治國、平天下」，最後達到一個大同的理想世界。這就是軸心時代，中國文化完成的一個重大變革，這個變革決定了中國文化的基本精神，是注重現世的人自我的道德修養，而不太關注外在的上帝鬼神之類的東西。也就是說，中國儒家把大同社會的理想最後落實到每個人的修身養性的工夫之上。
同樣，西方文化在這個時候也發生了很大的變化，通過希臘文化、到羅馬文化以及基督教文化，它是一個超越的過程，而不是內斂的過程。到最後，中國文化強調一切從內心做起，西方文化強調一切由外在的上帝決定即上帝決定論。中世紀有一句名言：沒有任何一隻麻雀從樹上掉下來，不是出於上帝的特殊意志。（笑）中國文化強調內心的修鍊，「內盛外王，成己成物 」，由內向外。所以，這就是中西方文化在「軸心時代」發生的根本變化。
三、中西文化的基本精神
中國完成了由外向內的收斂的過程以後，所有的知識分子就開始在內心的道德上下工夫了。因此，從這個時候開始，中國人特別是儒家的知識分子對外在的宗教逐漸淡漠起來，他們更多是注重自己內心的道德自覺，而不是外在的上帝決定論。所以從這個角度講，中國文化比西方文化更具有人文主義的色彩，而不是神本主義。但是，中國人對六合之外的東西是不太談的，採取「存而不論」的態度。儒家知識分子對鬼神一貫採取「敬而遠之」的態度。推崇父母在世的時候盡孝，君主在世的時候盡忠，講究的是現世的人與人之間的關係的道德標準，而不講究彼岸的那些東西。其實這個思想在周公旦的時候就說的非常清楚了：「聖人以神道設教，而天下歸」，也就是說，說的是鬼神，其實是用鬼神來推行道德教化，是勸告你此生此世好好的做善事。孔子也始終對鬼神之事不感興趣，「子不語怪力亂神」之事，「六合之外，存而不論」。孔子的很多話語都表明了他是一個徹底的無神論者。一次他的一個弟子問他「人死後，有知也？無知也？」，孔子的回答可謂充分表現了他的大智慧：「吾欲言有知，又恐孝子賢孫妨生送死；吾欲言無知，又恐不孝子孫棄而不葬；至於死後有知無知，死後自知之」。（大笑）也就是說，論鬼神的目的是為了起到教化人從善的，無論多麼高深玄奧的東西，都必須以現實的行為準則為落腳點，從善、積德，方能「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這就是中國文化的基本內涵，是一種協調的現實精神。在西方，學術界稱它是一種倫理文化。
西方文化主要是以基督教文化為主，它是一種超越的浪漫精神。它不斷地超越現實，對六合之外的事情更為關注。這個問題前面已經講了很多，在此只是做一個總結。下面講第四個問題。
四、中西文化的現代化過程
　 這個過程首先是由西方發起的，因此，我們首先得講西方。中國我們剛才說了，由於它的協調的現實精神，中國文化在兩三千年以來，就像一個追逐自己尾巴的貓，始終走不出來。所有的新鮮血液溶入以後，都被它給同化了。同化之後，還是我行我素，以不變應萬變，「天不變、道義不變，祖宗之法不可變」，所以它始終沒有什麼大的發展。如果不是近代的西方的洋槍洋炮衝進我們的國門，我們中國還不知道要在洋洋自得的泱泱大國、天朝意識中間延續多少年。我偏向於認為，中國的現代化是在西方的堅船利炮的強迫下進行的。因此，我們今天要從西方講起。
　 昨天我們講到了基督教的那種二元分裂，面對基督教導致的西方社會的一系列弊病，一切現實變革必須從宗教改革開始。在中世紀，當南部的拉丁世界掀起一場人文主義何文藝復興運動的時候，北方世界開始了宗教改革。那麼宗教改革在西方世界的意義非常重大。昨天我們說了，在宗教改革之前歐洲的布局是：南方經濟發達，文化昌盛，北方經濟落後，文化愚昧。但是宗教改革以後，到了17世紀以後，整個局勢發生了根本性的轉變：整個北方成了強大的新興的資本主義國家，南方反而在資本主義競爭中淪為二流的角色。這個現象說明，宗教改革至少產生了三個重大的作用：1、打破了中世紀天主教鐵板一塊的專制統治，導致南北歐洲的分化。在中世紀，我們說封建王權是分崩離析的，而天主教的統治卻是至高無上的。宗教改革導致了宗教的分裂，新教從天主教里分裂出來，成為今天狹義的基督教。2、導致了民族國家的發展。近代資本主義的發展是和民族國家聯繫在一塊兒的，而民族國家的崛起壯大是和宗教改革是相互磨礪的。英國最早的宗教改革就是和英國國王的一樁離婚案聯繫在一起的。英國國王赫里巴斯沒有兒子，擔心王權旁落，想離婚另娶。但天主教教徒是不允許離婚的，他一意孤行地離了婚。於是羅馬教廷就破除他的教門，赫里巴斯火了，乾脆制定一個法案，說英國國王是英國的最高宗教領袖，從此再也無須聽命於羅馬教廷。這就拉開了英國宗教改革序幕。 3、宗教改革推進了民主政治和寬容精神。在中世紀的天主教一統天下的格局下是沒有寬容的， 任何東西只要和聖經不一樣，和教會的要求不一樣，那你就是異端學說。但是宗教改革以後，由於有了不同的宗教，不同的宗教之間就打仗。持續打了一百來年左右，人們終於發現，為了宗教信仰打仗已經毫無意義了，也無法分出勝負，信什麼教是個人的事情，應該彼此尊重和理解。於是人們之間就有了一種宗教寬容，首先是新舊教之間的寬容，接著就是基督教和伊斯蘭教之間的寬容，再進一步就是有神論者和無神論者之間的寬容，最後這種宗教裡面的寬容就發展成政治裡面的寬容。而這種政治寬容就成為民主政治的溫床，這就導致民主政治和科學精神的發展。4、它推動了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新教它培養了一種精神，一種天職精神，就產生了我們稱之為資產階級老祖宗的那批人。這批人他們賺錢不是為了花錢，而是為了增加上帝在世間的榮耀。他們懷著一種天職的意識，他們受到上帝的感召，把人間建造得像天堂一樣美麗。所以他們就拚命工作、勤儉節約，努力完成上帝的使命。他們認為一個人如果不能增加現世人間的榮耀，那麼他的靈魂是不能夠升到天堂的。這種觀念極其重要，成為資本主義發展的原動力啊。所以我們說，這種天職觀念對人的行為的規範作用和提升作用就更強。曾經有人問我，中國的商人為什麼沒有發展成為資本家，我覺得很重要的一點就是缺乏這種天職觀念。中國的商品經濟發展得也很早啊，在明代商鋪和錢莊就已經很發達，徽商和晉商做的很大。結果他們賺了錢幹什麼呢？回到老家大興土木、娶妻納妾、捐官買官。沒有那種原始積累的意識，而資本主義的老祖宗們就是一分一分錢地賺。當時的日內瓦就很典型，所有賺錢的方式包括放高利貸都鼓勵，但是它反對任何形式的奢侈，在日內瓦沒有酒館、沒有妓院，甚至沒有戲院，每個人都拚命地幹活，拒絕任何娛樂。個人幹活不是為了增加自己的財富，而是為了增加上帝在此世的榮耀。這種精神是非常可貴的，正是這種精神為資本主義的早期發展奠定了堅實的基礎。我們知道，最早到美國去開拓的就在歐洲大陸受迫害的清教徒。同學們不要看現在的美國人好像很開放，實際上在美國獨立戰爭之前，它的主體精神還是清教徒的精神。大家很熟悉的《亂世佳人》里的斯佳麗，她本來是南方農場主的千金小姐，但是當戰爭爆發以後，她照樣可以捲起褲腿，到田裡去耕地，這就是典型的清教徒精神——吃苦耐勞。中國人也很辛苦的賺錢，但目的是為了滿足自己物質的慾望和需要，而缺乏一個長遠而崇高的目標作為精神支柱。因此，我們說資本主義的原始積累是一個漫長而痛苦的過程，當然它也充滿了血和淚，比如「圈地運動」、「羊吃人的運動」和資本主義的海外殖民擴張，這些都為資本主義的發展提供了必要條件。所以，西方近代正是經過這一系列特別是宗教改革，經過兩個世紀以後，到了18世紀初，隨著啟蒙運動的開展，一個嶄新的歐洲在西方出現了。然後，強大的經過了資本主義改造的、開始進入工業革命的歐洲開始大規模地向東方來擴張。下面的歷史就是全球殖民化和西方文明的歷史，而這個歷史就是新崛起的西方，如何把仍然處在傳統的農耕文明的東方國家一個一個從地圖上抹掉的歷史。首先，從17、18世紀開始，北美、南美就相繼成為西方的殖民地。老牌的殖民主義國家西班牙和葡萄牙，為了爭奪殖民地和其他一些新興的資本主義國家發生戰爭，但終究是敵不過，於是轉而到非洲進行臭名昭著的「販奴」勾當。經過大概一百多年，非洲和美洲都淪為了西方國家的殖民地。由於美洲和非洲基本上是屬於原始社會階段，所以他們很容易被西方的洋槍洋炮給俘虜，又由於他們還沒有進入文明社會，因此在文化上和西方人也沒有太大的衝突，甚至連語言他們都使用宗主國的語言，最後，很容易被西方人給統治。再往後，資本主義國家開始向具有悠久歷史和文明傳統的東方國家滲透，但是卻遭到了激烈的抵抗，像印度、像中國，不過它也一一化解了。首先是印度變成英國的殖民地，緊接著阿拉伯國家一個一個淪陷，而我們中國在鴉片戰爭被西方國家轟開了國門，從此，西方列強長驅直入，逐漸把中國變成一個半殖民地的國家。而我們東方國家因為有著悠久的文明，因而在文化上和西方國家發生了激烈的衝突。因此，東方國家的現代化進程，我認為，起先都是被迫的。我們拿中國來說：中國在鴉片戰爭之前從來沒有發生過根本的改革，但是在鴉片戰爭之後最先睜開眼睛看世界的那批人，林則徐他們首先發現：西方至少洋槍洋炮比我們厲害。因此他們建議「以夷制夷」，就是學習他們的技術來抵禦他們。在林則徐等人的影響下，曾國藩、左宗棠、李鴻章等革新派人物意識到中國確實需要學習西方。他們可以說是當時中國的大權在握之人，利用他們手中的權利，掀起了「洋務運動」——學習西方人的槍炮技術。「洋務運動」的實質是只想治標，不想治本，他們從來沒有想到要改變中國的政治制度。因此，從根本上來講，他們還是保皇派。他們大肆開辦兵工廠，建立了強大的北洋水師。但是他們沒有想到在1894年，我們同日本人在渤海灣打了一場海戰，我們最精銳的北洋水師全軍覆沒。這在當時的朝野引起了極大的震動，沒有想到區區倭寇經過「明治維新」居然強大起來了，它也加入西方列強欺負我們。這件事對中國人確實是極大的刺激，於是人們通過反思發現：中國的問題不在於「器物不如人」，而在於制度過於陳舊。反觀日本、德國、英國都是通過君主立憲制度的改革，才發展強大起來的。這就引起了第二波的「戊戌變法」，採取立憲制度，開辦報館，開辦現代學校，一切都是按照西方的君主立憲制度來的，但是，一百天以後，保守勢力捲土重來，「戊戌變法」失敗。過了十多年，孫中山先生領導了辛亥革命，成功了。我個人認為，「戊戌變法」和「辛亥革命」一個是改良一個是革命，但實質都是一樣，都是要學習西方的政治制度來改變中國的傳統封建制度。我們知道，辛亥革命推翻了滿清的統治，但是並沒有結束中國的封建愚昧落後的制度，中國又陷入了內憂外患的境地。內憂是軍閥混戰，百姓民不聊生，外患呢就是中國一步一步淪為半殖民地國家。於是在這樣的情況之下，中國又有一批知識分子覺悟了，他們發現中國的關鍵問題既不在於「器物」，甚至也不在於制度，在於中國人的國民性太差了。袁世凱的事例就充分說明了中國雖然採取的是新制度，但滿腦子還是舊的封建思想，所以中國的內在思想變革才是最重要。所以自「五四」運動開始，提出了砸碎「孔家店」，因為看起來中國所有的傳統、腐敗的思想都是由儒家導致的，孔子是始作俑者，所以要徹底剷除「孔家店」，進而反對一切封建的、愚昧的、落後的思想，這時候就出現了一大批「新文化」運動的旗手，比如魯迅、李大釗、胡適、陳獨秀等，都是非常激進的民族虛無主義者。他們認為我們民族五千年來都錯了，我們「百不如人」，應虛心向西方認錯，要全盤西化，死心塌地地跟西方走，才能有發展的出路。到這個時候，啟蒙運動思潮可以說達到了頂峰。就在這個時候「九.一八」事變爆發了，東北淪陷了。中國人意識到民族危亡時刻，暫時不討論文化問題，首要問題是如何抵禦西方的侵略。抗日戰爭以後，國共內戰，由於西方世界支持蔣介石，而共產黨和蘇聯由於意識形態的問題走到一起，和西方國家形同水火不相容的兩個世界。於是我們由全盤西化轉而和西方徹底的一刀兩斷，全盤西化變成了全盤蘇俄化，一切都學蘇聯老大哥。緊接著又和蘇聯鬧翻，就又關起門來夜郎自大，覺得我們是世界上最偉大的國家，全世界的勞動人民都無比嚮往北京。我們小時候受的都是這樣的教育，那時候我們真的覺得自己真幸運啊，出生在中國，世界上還有三分之二的人還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那，等著我們去解放全人類。（笑）經過十年愚昧的文化大革命，改革開放以後我們發現，世界完全不是我們認為的那個樣子。於是，歷史不可思議重複了以前的故事。我們又開始走經濟改革——>政治制度改革——>文化變革的道路。文化變革高潮的代表便是以《河殤》為代表的全盤西化的思想，和20年代初期的胡適、陳獨秀的觀念如出一轍。它說：亞西亞的太陽隕落了，黃色的文明只有流入蔚藍色的大海才有希望。後來我們發現，這一條路還是走不通，因為一個民族有自己根深蒂固的根源，它不可能全盤西化。通過反覆的探索和反思，到了今天，大凡知識分子都明白這個道理，中國只有走一條自己的道路：既要大膽開放，學習西方先進的東西，又必須立足於民族文化之本根，要走有中國特色的道路。也就是說，任何先進的東西都必須經過本土化、中國化、民族化的過程，才能在中國生根、發芽、開花、結果。
　　最後，我想以一個虛構的故事來結束我的講座。
　　在500年以前哪，也就是哥倫布發現新大陸之前，西班牙、葡萄牙進行海外擴張之前，我們的鄭和就曾經七次下西洋。1433年，鄭和最後一次下西洋之後，突然中國政府一紙聖旨：禁止製造遠洋船隻。所有船隻都被拉倒大運河來封閉海口，因為當時倭寇非常猖獗，走私厲害，從此以後中國就不再出海。當時鄭和的航海水平已經遠遠超過了西方，最多的一次出海人員超過了4萬人，浩浩蕩蕩地從南中國海出發了，穿過馬六甲海峽，越過印度洋，然後到達了非洲的東海岸。然後再往上航行就可以繞過好望角去發現歐洲了，並對歐洲進行殖民的（大笑），而不是相反地被歐洲在幾個世紀以後演變成半殖民地國家的。可惜的是，明朝政府一紙命令把這一切都改寫了。表面上看是倭寇的原因，事實上是明朝政府財力不濟，入不敷出。因為我們知道西方人航海都是為了經濟目的，是為了尋找傳說中「遍地是黃金」的印度、中國而來的。而我們的鄭和七次下西洋，目的有兩個：一是向沿岸的小國顯揚中國的神威，另外一個目的是收集奇珍異寶供宮廷賞玩。而就在我們自己心甘情願關上國門的時候，西方人卻在利益的驅使之下，發現了新大陸，並且繞過了好望角到了東方，在短短几百年之間就建立了龐大的世界殖民地帝國。從1433年我們關上國門到1840年國門被西方強行打開，我們才發現，門口的不再是馬可.波羅似的朝拜者，而是武裝到牙齒的帝國主義列強。實際上，500年對於全世界，東西方兩端的國家來說都是一個走向世界的大好時候。誰控制了海洋，誰就控制了世界未來幾百年的命運。但是，非常可惜的是我們失去了這樣一個機會。我常常惋惜道：如果五百年前有一個像我一樣這麼了解世界格局的人，去跟明朝皇帝進諫，告訴他航海的重要性，那麼世界就不會是今天的樣子了（大笑）。當然這是玩笑，但是，如果說五百年前我們沒有這樣的遠見是可以原諒的話，今天中國人沒有這樣的遠見就是不可原諒的。因此，我們現在雖然處在弱勢，但是我相信，我們中國也正在崛起，還是那句話：享受處在歷史風口浪尖上的榮耀固然是榮幸的，但是，在歷史從低谷走向高潮的過程中間做出努力和犧牲，同樣是無上榮耀的。用屈原的話來說：路漫漫其修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

講座比較全面客觀, 很不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