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自由與布希主義——布希及美國政府關注「宗教自由」問題的動因 劉 澎

二次世界大戰結束至今的60年裡，美國經歷了11位總統。相比之下，目前在任的喬治•布希總統可以說是對宗教自由問題最為關注、強調最多的一位，以至於當人們談到布希主義時，不能不考慮其對宗教問題的高度關注及其在宗教自由問題上的強硬立場。[有學者認為，「單邊主義」和「先發制人」是布希第一任期的「布希主義」； 「民主化」和「根除暴政」是「新布希主義」。本文主要考察布希對宗教自由問題的態度，對布希擔任總統以來的理念統稱「布希主義」]。
2001年布希在其第一次總統就職演講中宣稱, 「因為上帝按自己的身形創造了我們，上帝高於一切的力量將引導我們前進」。2003年布希宣布每年1月16日為宗教自由日[其背景可上溯到1786 年1月16日弗吉尼亞宗教自由法的誕生]。布希在公布該項決定的聲明中說：「當我們慶祝美國人民享有的宗教自由時，我們意識到世界上還有很多人民無法享受這種自由。全世界每一個人都擁有信仰的權利和表達及實踐個人信仰的權利。本屆政府正致力於揭露宗教迫害並敦促我們的盟友，貿易夥伴為實踐這一最基本的人權在世界各地進行努力。只要我們同心合力保障宗教自由，我們可以改善人們的未來」。2006年1月16日布希重申：「我們繼續努力反對宗教歧視並反對任何針對宗教自由的侵權行為。」「今天，我們正在全球推進宗教自由」。「積極反擊世界任何地方對宗教的迫害。」
布希為何如此強調「宗教自由」？「宗教自由」對布希及美國政府到底意味著什麼？在對美交往中應如何看待布希政府對「宗教自由」問題的高度關注？要準確回答上述問題，就必須對布希及美國政府強調宗教自由的原因做一番全面的考察, 這是了解布希主義的基礎，觀察美國外交政策的一個不可缺少的視角。
下面我們從七個方面進行分析。

一、歷史淵源
美國沒有國教，但宗教始終與美國歷史的進程緊緊地交織在一起，對美國的政治、法律、文化、外交、倫理等各個方面發揮著巨大影響。從歷史淵源上講，宗教信仰自由是美利堅民族的一大傳統。早期的清教徒移民漂洋過海、殖民北美大陸的一個目的, 就是希望擺脫英國國教的宗教迫害，按自己的意志自由地信奉自己的宗教，他們滿懷強烈的宗教激情，以「上帝選民」的身份開始了在北美殖民地實現其宗教理想的實驗。他們不是經濟移民，「並非迫不得已離開故土，而是自願放棄了值得留戀的社會地位和尚可溫飽的生計。他們離開舒適的家園，是出於滿足純正的求知需要；他們甘願嘗盡流亡生活的種種苦難，去使一種理想獲得勝利」。他們是一群滿懷宗教理想的宗教移民。其真正動機是想在這塊大陸上尋找他們實現宗教理想的「凈土」。
但是，這些早期的清教徒們要求別人對他們的信仰能夠寬容，但卻不能寬容別人的宗教信仰。隨著北美殖民地社會經濟的發展, 人們逐漸認識到政教分離、宗教寬容與實行徹底的宗教信仰自由的重要性。1663年羅得島第二憲章規定：「他們發自內心的自由宣稱……一個最繁榮的市民國家能夠主張，最好維持……宗教上的充分自由。」 1786年, 弗吉尼亞議會率先通過了「宗教自由法令」。1791年, 美國憲法修正案第1條最終確立了政教分離和宗教信仰自由的原則。從此，美國雖以宗教立國，但卻避免了宗教與政治、教會與政府、以及宗教內部的衝突。
法國學者托克維爾在考察了美國社會後寫到, 「文明是兩種完全不同成分結合的產物, 而這兩種成分在別處總是互相排斥的，但在美國卻幾乎彼此融合起來, 而且結合得非常之好。我們說的這兩種成分, 是指宗教精神和自由精神」。 美國著名神學家尼布爾說，美國「是世界上最世俗的國家，也是宗教性最強的國家。」 美國著名社會學家理查德•紐豪斯說，「關於美國的一個最基本的事實是，在美國人自己的概念中，他們大多數都是基督徒，他們和許多非基督徒都認為，美國社會的道德基礎是猶太—基督教道德」。這是美國「國情」的一大特點。
基於這樣一種「國情」和深厚的歷史傳統，宗教信仰自由作為一種基本信條, 已經深深地植根於美國人的思想觀念之中, 並對美國人和美國政府的行為產生了深刻的影響。「宗教在美國不直接參與社會政治，但它卻被看成是國家政治機構最主要的部分。」正是由於存在著這樣一種強大的宗教基礎，美國才得以在由來自世界各地各種背景的移民及其後裔組成的社會裡，形成自己的價值觀和凝聚力，美國人在看待自己和外部社會時才會有一種特殊的「使命感」，一種基於宗教道德的理想主義，許多美國人深信自己是「被揀選土地上的被揀選的子民」，這種特殊的「天賦使命」感使美國人深信「自己有責任將自由帶給全世界」。布希的宗教情懷在某種程度上正是美國人宗教傳統理念的典型體現。

二、市民社會的晴雨表
市民社會是美國社會的一大特點。托克維爾在考察美國之後指出，在民主制度下，為了防止個人自由受到侵犯，除了政府內部必須分權外，保持一個活躍的、警覺的、強有力的市民社會（其中包括各種獨立的宗教組織），對於防止專制主義的再現、鞏固民主制度和保護個人自由是必不可少的。「在我看來,美國最值得重視的就是其基於個人自願的、有道德基礎的社會組合」。這種社會組合的特點是個人自願與道德觀、價值觀的認同性，它不是為政府的政治目的服務，也不是為了商業的、贏利的目的。作為世界上最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美國的成功除了其較為完備的政治、法律體制、成熟的市場經濟之外，一個重要的因素就是它所具有的卓有成效的市民社會。其中，由宗教信徒組成的宗教團體是市民社會中的一個重要因素，構成和維持美國市民社會的所有基本要素，都與宗教有著密不可分的獨特關係。
這是因為，維持市民社會運轉的基本保證是要有充分的言論自由與結社自由，而宗教自由不僅意味著精神信仰上的自由，而且必須包括言論自由與結社自由。這樣才能保證宗教信仰者實踐其信仰的自由。因此，宗教自由就成為了一個測量公民權利與個人自由、測量市民社會發展程度的晴雨表。這個「晴雨表」儘管奇特，但富有洞察力，意義重大。許多美國宗教信仰者相信，有無宗教自由以及宗教自由程度如何，能真實地反映出一個國家民主與法制執行的公正度，反映一個社會中公民權利與自由的分配程度，這也是衡量市民社會的重要因素。因此，美國社會中活躍著大量關注宗教自由的民間組織（NGO），他們作為強大的院外壓力集團，不斷向國會議員進行遊說，在宗教自由問題上保持對政府和總統的壓力。[美國芝加哥有一個民間福音組織，下設一個由13人組成的宗教自由委員會，該委員會的工作就是向社會和國會反映世界115個國家1億7千萬基督教徒的呼聲]。
對此，英語中有一個形象的比喻，叫做「煤礦里的金絲雀（canary in a coal mine」）[17世紀英國人將金絲雀放到礦井裡檢測礦井裡的空氣質量。如果金絲雀死了，表示礦井裡的空氣已達到令人中毒的水平]。在美國民眾的心目中，宗教自由是檢測民主與法制的一種特殊的「煤礦里的金絲雀」，它不僅對美國人民而言意義重大，而且對號稱代表民意的美國政府同樣如此。布希巧妙地利用了「煤礦里的金絲雀」， 在今年1月16日的聲明中重申由於宗教自由被列在十條人權法案的第一條，因此是先於言論自由和結社自由的「第一自由」；「宗教自由需花大力氣（毫不鬆懈地）加以保護」，並強調「我們必須堅決地反抗任何侵犯宗教自由的勢力」。布希的聲明，正是順應廣大美國民眾頭腦中根深蒂固地追求和維護市民社會理念（三大自由）的需求的體現。

三、選民意志與競選策略
美國實行所謂「三權分立」，但無論哪種權力（行政，司法，立法）都離不開選民，離不開選舉。總統、國會議員、各州及地方政府官員、立法、司法機構的成員在理論上都必須得到選民的認可。因此美國的政客、官員無不極端重視爭取選民的支持，以便在最大程度上通過代表民意、反映民意爭取選票。而美國選民本身由於其地區、階層、種族的不同，分屬於不同的利益集團，因而其所關注的問題、提出的要求很不相同，甚至經常是相互衝突的。面對利益不同、要求不同的眾多選民，無論是誰，要想當選，必須超越分歧，代表多數。
一般情況下，對於希望當選的政客來說，選擇什麼樣的觀點、立場，才能迎合大多數選民的需要，是一件極其複雜、困難的事情。但政客們又必須在競選中抓住符合民意而又超越各種分歧的問題，最大限度地反映民意。美國人口中90%以上的人信仰上帝，絕大多數人有宗教情結。能否抓住老百姓的心理，是決定競選成敗的關鍵。選擇呼籲宗教自由總的來說是一個安全的、超越黨派理念與地區、種族、社會階層、利益集團等差別的一種明智的策略。
基於這種對競選策略的考慮，從地方官員到國會議員、總統，在競選中和當選后，往往會考慮選民在宗教問題上的感情，重視選民對宗教自由問題的意見。在這方面，國會議員的表現尤為明顯。由於國會議員經常輪換，競爭十分激烈，為了當選、為了留任，國會議員永遠不會放棄那些能夠取悅和迎合選民的立場，其中必然包括對宗教自由問題的支持。
在美國「三權分立」、相互制約的權力體制內，國會議員在宗教自由問題上的態度又會對白宮和總統的政策與行為產生重要的影響。但事實上宗教自由是一個可以得到多數人支持的問題，國會很少與總統在這個問題上發生衝突，國會本身也很少在這個問題上發生分歧。這樣，美國的選舉制度使促進宗教自由成為了美國兩黨和政府爭取選民的一個持久不變的策略，使挑戰宗教自由的政客或總統在美國基本上無法存在。
因此，對美國統治集團整體而言，無論哪個黨在國會佔據多數，無論誰當總統，在促進宗教自由的問題上，只有聲音強弱的區別，沒有有無聲音的問題。對於經過重重拼殺，終於入主白宮的布希總統來說，即便僅僅是出於競選策略的考慮，也不會在這樣一個涉及眾多選民感情的問題上低調丟分的。相反，宗教自由成為布希政府一項重要的、需要被優先考慮的問題，完全是一種符合布希一貫立場與自身邏輯的結果。推舉布希的選民和共和黨人，他們大部分都是福音派基督徒。不管是在國內還是在全球範圍內，公共領域的宗教問題是他們關心的當務之急。因此，宗教自由就成為布希政府外交政策中高度重視的一個問題。（例如，布希上台兩周之內做了三件事：停止撥款支持墮胎；在白宮成立以信仰為基礎的組織社區工作辦公室；承諾支持全國祈禱日活動。以此作為回應福音派選民的姿態。）
另一方面，對於普通選民來說，要理解議員與政客們在立法與決策時對涉及美國利益的複雜深奧的國際政治、經濟、軍事問題的戰略與策略考慮幾乎是不可能的，但是觀察政客們在國際宗教自由問題上的立場卻是一個相對容易、清楚的事情。美國有30多萬個宗教組織，多數宗教組織都在海外派有傳教人員。當基層教會支持的海外傳教人員經常地把海外某個地區宗教方面存在的問題反饋回家鄉的教會時，教會組織的成員往往會以選民的身份對其所在選區的國會議員提出關注國際宗教自由的強烈要求。這種源於基層選民的訴求，通過國會放大後到達總統，最終體現在美國政府的對外政策中，成為美國政府關注國際宗教自由的原動力。從美國的國情與選舉制度來看，這種關注宗教自由問題的原動力基本上是不會消失的。

四、制度化安排
20世紀80年代以來，美國宗教保守勢力崛起並與共和黨保守力量結成政治上的聯盟。1993年，在宗教右翼—共和黨聯盟的努力下，國會通過了《1993年宗教自由恢復法》(The Religious Freedom Restoration Act of 1993)，旨在以法律形式強調國內宗教信仰自由的重要性。但該法在1997年被美國最高法院判為違憲。
儘管如此，這並沒有絲毫降低美國國內保守主義勢力對宗教自由問題的關注。相反，隨著冷戰格局的解體，世界各地長期被壓抑和掩蓋的民族主義和宗教意識得以復活，民族、宗教矛盾越來越成為影響地區與全球和平，影響國際政治的一個重要變數。1998年，美國哈佛大學教授塞繆爾•亨廷頓發表演講指出：「遍及世界的宗教復興使得宗教迫害和宗教信仰自由成為重要的問題……宗教已經成為民眾生活和國家政治的一個潛在因素」。 亨廷頓認為, 當今世界許多國家以世俗因素劃分歸屬已沒有太大意義。相反，以宗教信仰劃分歸屬愈來愈重要，許多國家的政權合法性和宗教相聯繫，國際宗教自由與宗教迫害問題將會日益突出。美國政界某些人士也表示美國「國會反對國際上的宗教迫害，並且相信，美國的外交政策和它與外國政府的關係應該和宗教自由這一核心信仰相一致」。 奧爾布賴特在1997年國會報告中指出，宗教自由是美國歷史的中心內容，因為我們國家自創立之初就被選定代表普遍的容忍與自由的原則，世界上自由的人民站在我們一邊，上帝選擇了美國。美國朝野在反對宗教迫害、關注國際宗教自由問題上形成了共識。
於是，美國政府在其外交政策中逐漸加大了對宗教自由問題的重視，在官方文件中增加了對「反對宗教迫害、促進宗教自由」的強調。美國國會正是在這種情況下出台了《1998年國際宗教自由法》（簡稱IRFA）。1998年，該法案經國會參眾兩院一致通過，由柯林頓總統簽署后正式生效。在簽署了該法案之後，柯林頓說：「我的政府已經把宗教自由作為美國外交政策的一個重要因素」。
IRFA的內容一共七條：(1) 在國務院設立主管國際宗教自由的巡迴大使和 「國際宗教自由辦公室」。(2) 設立獨立的「國際宗教自由委員會」，負責監控國際宗教自由，制訂政策諮詢報告。(3) 「國際宗教自由委員會」須就世界各國違犯宗教信仰自由的狀況向美國政府提交年度報告與政策建議。(4) 要求國務院就國際宗教自由問題提交年度報告，提出應採取的政策與措施建議。(5) 要求總統對違犯宗教自由的國家採取不同措施（外交懲罰、經濟制裁、取消安全保護等），促其停止宗教迫害。(6) 要求在美國政府在提供對外援助、開展國際廣播、國際交換等項目時優先促進宗教信仰自由與實踐。(7) 要求總統每年9月1日以前就特別違犯宗教自由的國家名單及制裁措施做出決定。
IRFA作為國會通過的一部重要法律，引人注目地反映出美國國會和政府對宗教問題的高度重視，其意義在於使宗教信仰自由在操作層面上與美國外交直接掛鉤，作為人權問題的一個方面，成為國務院日常工作的一項內容。也可以說，宗教信仰自由除了影響美國政府的外交決策的大政方針外，已成為美國外交目標的一部分，從此，美國各界對宗教自由的關注有了制度化的安排，促進宗教自由將成為美國政府的持久性工作。
布希擔任總統時， IRFA早已得到批准並開始實施，但美國政府真正開始 重視IRFA的運作效果卻是在布希任內。布希在其任內強調宗教自由並非創新，但IRFA為布希提供了前所未有的關注宗教自由的理由與便利條件，布希也很好地利用IRFA為其執政理念與外交目標名正言順地塗上了強烈鮮明的宗教色彩。

五、草根反叛與保守主義
1960年代約翰遜的「偉大社會」使從1930年代開始的以羅斯福新政為代表的進步主義理念達到高峰。從1933年到1969年的36年間，除了溫和的共和黨人艾森豪威爾執政8年之外，白宮全在民主黨的掌握之中。美國社會也由此過渡到精英管理的溫和福利社會。
但普選權的實現以及現代大眾傳媒的發展大大改變了老百姓的政治參與，也最終改變了現代政治的運作方式。過去，知識精英可以理直氣壯地為沒有聲音的社會底層代言。廣播電視普及之後，讓那些以前很少介入政治的弱勢階層開始能直接發出聲音，這就對過去總是以他們代言人自居的知識精英構成了挑戰。到1960年代，知識精英與百姓基本價值的衝突最終激發了一場持續幾十年的草根反叛。
政治反叛始於1964年大選，導火索是結束種族隔離的人權法案。這一法案是民主黨的傑作，它在道德上是正確的，但法案要剝奪的卻是白人的最後一點特權。對於那些種族意識強烈，以白人為惟一驕傲資本的貧民就更是如此。基於這樣的白人義憤，共和黨參議員戈德華特和本黨主流派決裂，結果卻成為共和黨當年的總統候選人。戈德華特雖未當選總統，但卻顛覆了共和黨東北部精英在黨內的統治，為里根主義奠定了基礎。在得州，老布希挑戰了本州民主黨參議員。老布希後來成為總統，而且用戈德華特的思想培養了小布希。
文化反叛則始於1970年代由進步主義運動發起的個性解放和民權運動。這場運動雖然在美國發展到一個高峰，但卻加深了知識精英與堅持基督教傳統價值觀的白人平民大眾的分裂。當大眾傳媒把民眾拉進政治過程之時，民主黨忽視了傳統宗教道德在美國社會中、尤其是白人中下層社會中的影響，喪失了社會不同利益集團公共代言人的地位。就在民主黨的知識精英把一切反傳統的東西看成進步和時尚的同時，老百姓卻認為掌握話語權力高高在上、遠離生活實際的知識精英是在以科學的名義，踐踏他們的傳統道德準則；他們壟斷了社會價值的解釋權，無視小民的信仰，正在讓美國的家庭解體，讓自己失去對生活的控制。擁有越來越多發言權的民眾討厭知識分子整天討論他們聽不懂的問題、替他們決定他們的生活。持有傳統價值觀的美國白人感到自己正在面臨前所未有的危機與挑戰，以同性戀與墮胎問題為火索，最終導致了義憤填膺的白人草根社會的強烈反擊。
共和黨和保守主義適時利用這股希望回歸傳統的社會情緒。宗教右翼成為保守力量的中堅，保守主義借用宗教力量來鼓動草根。對於這股保守力量，尼克松稱之為「沉默的大多數」，里根時代被稱為「憤怒的白人」，布希時期則被稱為福音派選民。稱呼的變化顯示了宗教影響的增長。
自20世紀60年代美國出現文化反叛以來，美國保守派對重振美國傳統價值觀與道德的呼籲已有多年，美國社會已經蓄積了強大的宗教保守主義勢能。2004年的選舉，使深藏在美國民眾中的深厚的宗教情懷與愛國主義被一直試圖發動宗教復興的宗教領袖和迫切渴望當選的共和黨政客巧妙地調動起來，結合在了一起，最終成就了共和黨和布希。基督教傳統價值被重新提到了重要的地位，宗教信仰和道德價值觀成為美國選民關注的首要問題。在美國社會思潮大幅右轉的大背景下依靠宗教保守主義支持連任上台的布希，高聲強調宗教價值、強烈關注宗教自由，可以說是對構成其權力基礎的保守主義的一個必要的、理所當然的交代與回報。（反智主義是宗教右翼的同盟，也是支持布希的另一個因素。有一次，布希高級媒體顧問麥金南對一位他認為是自由派的記者說：「你是不是覺得布希是個傻瓜？你不用否認，你就是這麼認為的！我告訴你：我們根本不在乎。我們的人是美國廣大的腹地中那些勤懇工作的人們。他們不讀《紐約時報》、《華盛頓郵報》或《洛杉磯時報》，但他們的人數比你們多一倍！他們喜歡他！他們喜歡他走路的樣子、他的手勢、他的自信。當你們攻擊他用詞的錯誤和講話的病句時，我們卻更喜歡他，更討厭你們。」草根社會的邏輯是：我們知道說不過那些伶牙俐齒的讀書人，我們也知道你們把我們看得愚不可及，但我們就是不買你們的賬。保守的基督徒對布希的鐘愛完全出於宗教立場，甚至他早年酗酒也成了喜歡的理由。對一個再生基督徒而言，他只有先迷失才能找到上帝再生，於是酗酒也就成為布希救贖的一個必要階段。事實上，布希在打伊拉克前，不去諮詢自己的父親、惟一打過伊拉克戰爭的美國總統，而要請示「最高的權威」——上帝。這種做法，被自由派媒體描繪為醜聞。但對再生的基督徒來說，這正是他們處理生活和工作的基本方式。篤信上帝的美國人聲稱：他們的行為不取決於對現實理性的分析，而取決於上帝給他們的指示）。

六、個人因素
布希政府重視宗教自由與布希和賴斯個人的宗教信仰有著密切的關係。布希自幼成長於基督教家庭，但他年輕時，對宗教信仰並無太大興趣。20世紀70-80年代，他在得克薩斯州開發油田，屢戰屢敗后開始酗酒。1985年，他與著名福音派牧師葛培理有了一次「改變生命」的長談。這是他個人生命的轉折點。此後，布希經人介紹參加120人之眾的德克薩斯州米德蘭福音派聖經講習班， 並開始在奧斯汀參加衛理公會的聚會。到80年代末，他的生活與以前已經全然不同了。「這種轉變並非政府的某個社會活動的結果，而是我受到了更高一層的呼召」。2000年的總統競選辯論中，布希使用了「重生」（born again）這樣的語句形容自己的變化；並稱耶穌基督是自己最崇拜的政治哲學家和思想家，可以改變人們的心靈。
美國學者保羅•肯戈在評價布希的基督教信仰時說道：「在這個政治家的信仰普遍受到懷疑的當代，可以毫不誇張地說，布希的信仰就是他的生命指北針。」他當選總統前的論文集《持久奮鬥》就是一首基督教讚美詩的題目。這首讚美詩強調基督徒要服侍現世的事業並按主的意願行事，聽從主的呼召去成就大事。布希將這一事業當作自己的人生坐標，以此繪就的一幅油畫就掛在他的得克薩斯州議會大廈辦公室的牆上。布希也將這種對上帝的職責帶到白宮橢圓形辦公室。從他入主白宮的第一天開始，他就每天早晨讀經和跪下禱告。每次內閣會議也都以禱告開始。每周四和周二的中午12點到下午1點，白宮各部門的人員進行禱告和查經聚會。雖然布希本人並不參加，但顯然他是支持這些聚會的。他經常感謝那些為他祈禱的人，並主張宗教信仰在政府中有一席之地。布希上台執政以來的言行表明，他是伍德羅•威爾遜之後最不隱諱自己宗教背景的美國總統。布希的宗教信仰屬於保守的基督教福音派，他的虔誠信仰贏得了基督教保守派的堅定支持。（布希曾對人說，「The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job is to set an example, to make sound decisions, to respect religion, and, if asked, to herald religion. But the key is not to hold out, you know, my religion is better than yours.」 )
國務卿萊斯作為布希政府最重要的核心領導之一和外交政策的主要制定者，也具有虔誠的信仰和強烈的宗教情懷。萊斯生於南方的亞拉巴馬，父親是長老會牧師，大學時代經歷了重歸教會傳統的個人思想變革。雖然萊斯從來沒有公開解釋過她對聖經的篤信如何影響外交決定，但她常常在做決定前進行禱告。2005年萊斯曾公開表示宗教自由和尊重人權是良好社會的基本要素。
由於萊斯和布希都具有堅強的宗教信仰，他們共同執政的組合也許帶有偶然性，但他們個人的宗教信仰必然對布希政府解決任何非宗教事務的問題打上明顯的烙印。布希政府在面臨國內外的各種危機與挑戰時，堅持把宗教自由放在優先考慮的位置，試圖在國際上強行「推廣民主，剷除暴政」，就不足為奇了。

七、國家安全與反恐鬥爭
「9•11」使美國的國家安全觀與戰略目標發生了根本的轉變，也使布希的外交思路完全離開了追求權力平衡的現實主義。美國對整個世界與國際關係的看法變了，敵我友的標準也變了，恐怖主義成了美國的頭號敵人。布希認為，「我們對歷史的責任十分明確，那就是回應攻擊，消除邪惡世界。恐怖主義分子試圖重塑這個世界，目的在於將他們的信仰強加於其他人。他們憎恨我們的自由，我們的宗教自由、言論自由和選舉自由。上帝在這場自由與恐懼，正義與邪惡的鬥爭中不會保持中立」。
布希在這裡把宗教自由作為恐怖主義敵視美國的內容之一。由此，宗教自由與打擊恐怖主義、捍衛「民主與自由的原則」、維護美國國家利益的鬥爭掛上了鉤，理所當然地得到了布希政府的高度重視。
布希之所以會有這樣一種理念，是因為布希和許多美國基督教福音派人士在其內心深處對以「9•11」為標誌的恐怖主義對美國的襲擊，有一種強烈而又十分複雜的、無法公開表達的宗教性理解。對於布希和基督教保守派來說，「9•11」、本•拉登、薩達姆也罷，阿富汗、伊拉克、伊朗也罷，代表的不是單純的某個個人、組織、國家，而是一種世界上最危險的「邪惡勢力」，是歷史上伊斯蘭教與基督教衝突在今天的繼續——是對以美國為代表的基督教文明的挑戰；一貫仇視基督教、不承認基督教價值的伊斯蘭原教旨主義必定會以各種方式與美國為敵。布希在「9•11」之後發表的講話中曾公開使用「十字軍」的說法，來表達他對襲擊事件性質的理解和對伊斯蘭教恐怖主義勢力的憤怒，以此激發以基督教信徒為主體的大多數美國民眾的愛國激情。儘管白宮在隨後發表的布希講話中取消了這個詞，並聲明這只是布希的「口誤」 ，但無論如何，在美國以打擊全球恐怖主義為名的進攻性外交政策背後隱藏著傳統的基督教—伊斯蘭教衝突的宗教情結。
然而，面對伊斯蘭世界，美國又深感力不從心。伊斯蘭教信徒人口眾多，涉及許多國家，情況極其複雜。同是伊斯蘭教國家，與美國的關係卻不盡相同。為了在阿拉伯世界和其他伊斯蘭教國家爭取更多的支持，基於美國自身利益與現實主義的考慮，美國只提打擊「恐怖主義」或「宗教恐怖主義」，不提反對伊斯蘭教。同時，幾年來的反恐鬥爭實踐，特別是阿富汗戰爭和伊拉克戰爭，使布希政府意識到，在使用軍事、經濟等硬實力的手段對付伊斯蘭原教旨主義和打擊「恐怖主義」的同時，還必須採取包括精神、文化、社會等非軍事的手段，全面發揮軟實力的作用。在這方面，提倡宗教自由、鼓勵教派競爭、促進宗教多元化，對於以伊斯蘭教信徒為主體的國家來說，顯然是削弱伊斯蘭原教旨主義（宗教極端主義）的社會基礎、分化瓦解伊斯蘭原教旨主義與宗教極端主義意識形態的有效武器。因此，對布希和美國政府正在全力以赴進行的、以打擊伊斯蘭原教旨主義為核心的反恐鬥爭而言，提倡宗教自由具有特殊的含義。

結論
通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布希和美國政府關注宗教自由，具有十分複雜、深刻的、多方面的原因（本文分析了歷史、社會、政治、制度、文化、個人及反恐七個方面的因素）。這些因素中雖然有些是與政黨輪換或總統個人的風格變化有關，有些受外部世界因素的影響，帶有某些個人色彩或階段性的特點，但其畢竟是少數，不變或變化較慢的因素則是多數。
布希及其行政當局強調宗教自由，固然有其個人特點與時代背景，但作為一種相對穩定的政治行為與現象，美國總統、政府、國會對宗教自由問題的關注將是長期的，基本上不受總統與政黨輪換的影響（儘管在程度和表現形式上會有所不同）。其根本原因不在外部而在內部，不在上層而在基層。一句話，這是由美國的國情及政治制度決定的。
在美國的對外政策中，與其說美國總統和政府總是喜歡在國際事務或交往中「利用」宗教自由問題達到某種目的，不如說，不在國際上關注宗教自由問題，總統和政府（不論是誰，是哪個黨），就無法服務於國內政治的需要，無法代表「大多數」——關注國際宗教自由是現象，鞏固執政地位是實質。

（2006年3月16日在社科院美國所的學術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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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復 jiandao 10樓 的帖子

寫的比較客觀。

祝弟兄節日快樂！

研究 發表於 2011-4-21 23:50
回復 jiandao 10樓 的帖子

寫的比較客觀。

祝弟兄節日快樂！

回復 jiandao 12樓 的帖子

有點意思。

布希是第一個把基督教上帝帶進了白宮，第一個把政府慈善基金交給教會管理，第一個提倡要給FAITH HEALING(祈禱治病）的花銷用醫療保險報銷，第一個說神讓他打伊拉克，。。。。。。。。

多大的笑話！

幸好噢八馬上任后馬上做了更正，否則現在你們都不敢吃豬肉，禮拜天也不敢上班了。。。。

hellman 發表於 2011-4-27 08:54
布希是第一個把基督教上帝帶進了白宮，第一個把政府慈善基金交給教會管理，第一個提倡要給FAITH HEALING(祈 ...

每一任總統都是手按聖經宣誓就職的，美國自稱under God。
政府把哪筆慈善基金交給哪個教會了？

另外，基督信仰應該看基督，你為什麼總是盯著罪人看？

研究 發表於 2011-4-27 12:48
每一任總統都是手按聖經宣誓就職的，美國自稱under God。
政府把哪筆慈善基金交給哪個教會了？

有基督嗎？人人都利用這個名子幹壞事，有什麼好看的，你看見過嗎？

hellman 發表於 2011-4-28 06:58
有基督嗎？人人都利用這個名子幹壞事，有什麼好看的，你看見過嗎？

我看見成千上萬的基督徒跟隨耶穌，愛人如己。從他們的身上我能看到信仰的力量，神的形象。希望你能把心思擺正，誠實說話。不是為了反對基督信仰而信口開河。

大言不慚。 還愛人如己，看看你們這幾個基督徒哪個算是愛人如己？
不愛天主教徒，不愛耶和華見證人，不愛摩門教徒，不愛佛教徒，不愛無神論，。。。。。。不愛福音派，不愛7day, 不愛。。。。。還剩下幾個人你們被允許愛？從你們這個教會，教派基督教觀點出發相信99%的人都必須下地獄，受永火焚燒，。。。。這樣的信仰還敢自稱愛人？？？

敢告訴我們你們的牧師叫什麼名子，你們教會的信仰觀點是什麼，你們自稱哪個教派？

hellman 發表於 2011-4-28 07:58
大言不慚。 還愛人如己，看看你們這幾個基督徒哪個算是愛人如己？
不愛天主教徒，不愛耶和華見證人，不愛摩 ...

說到痛處了？上這麼大火？神愛世人，但不愛世人的罪。基督徒愛世人亦如此。基督徒不但愛天主徒，愛耶和華見證人，甚至愛你們這些反基。但愛你們不等於贊同你們的所有觀點。如果我們不愛你們，為什麼要到這裡來苦口婆心的與各位反基討論？其實，我原本也是反基，反了十八年，論到反基，你是小巫見大巫了。你反基的層次太低，太庸俗。有的時候反而幫助我們宣揚基督，因為你是基督的陪襯，有了你，更顯基督的愛是何等長闊高深。謝謝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