艷陽金光真或偽，兼問蒼生與鬼神

2008年02月23日07:25 　 南方報業網—南方都市報　
李公明 廣州美術學院教授



作家浩然的去世又將引起人們對其人其文乃至「文革」文藝的反思和評論，這是很自然的。浩然自己在生前曾說，對他的爭議還在持續，有些人對他的事情並不了解，許多作為攻擊要點的細節不準確。因此他認為自己必須站出來把事情說清楚。其實，對於這位曾經是中國最多產、最有影響的作家而言，對其作品的真實價值的認識和評價才是最重要的。



在這方面浩然本人也曾有所言說，但遺憾的是我認為他對自己作品的認識並沒有隨著時代的進步而表現出反思的精神———我並不是說他必須否定自己過去的作品，而是說他沒有直面某些無法迴避的問題，比如那些發生在農村的慘痛歷史教訓。在1990年代末那一輪對於浩然現象的熱議中，他明確表示從未為以前的作品後悔，相反仍引以為驕傲。北京市文聯主席管樺為浩然的創作和政治問題作出辯護，他認為「浩然的作品反映了共產黨領導農民通過互助組合作化集體致富的道路和事實，那種對浩然作品的否定性批評，實際上是對我們黨17年農村工作的徹底否定」。我認為這的確接觸到問題的要害：無論人們如何肯定或否定浩然的作品，最根本的原則還是要看其作品基本上真實地反映了生活現實還是粉飾和歪曲了生活現實。我必須承認，浩然流暢地講故事的吸引力，他對人物行為、性格的描寫和揭示能力，他對農村日常生活的熟稔和認同，都曾經深深地感染過我們這一代人。但是假如他所描寫的那個時代的農村生活根本就不是什麼「艷陽天」、「金光大道」，那麼無論他的文本寫得如何情節生動、性格鮮明、如何充滿了泥土的芬芳，都是大有問題的。



在合作化運動開始的時候，儘管已有了各種強制性的手段，但自願加入、民主辦社的原則還在一定程度上能夠體現出來。遺憾的是，到了1955年，隨著時任中央農村工作部部長的鄧子恢受到錯誤批判，原先的穩態政策一下子變得急劇冒進。從互助組到合作社再到高級合作社的農業合作化過程從原定的三個五年計劃變為4年就完成。結果出現許多農民收入減少、一些社幹部作風惡劣乃至各地不斷發生退社風潮。1957年7月，在反右鬥爭的影響下，合作化中出現的問題、鳴放中出現的言論都被看做是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兩條道路的尖銳鬥爭，結果在許多地方出現了亂拉亂斗的現象。這就在農村形成階級鬥爭擴大化的基本態勢，也為急於在農村實現共產主義的人民公社運動掃除了障礙。1958年夏秋之間，人民公社在「大躍進」的浪潮中驟然遍地出現，供給制、「共產風」和公社食堂一哄而起。種種負面的積弊在1959年開始出現的所謂「遭受三年自然災害」時期全面爆發出來，可以稱作是帶來了空前災難和遍地餓殍。1959年開始出現餓死人現象，1960年春，中央糧食部門和江蘇省委分別派工作組去江蘇調查，確認了缺糧引起大批人口死亡的事實。根據一份檔案材料，1960—1961年安徽鳳陽縣33萬人口中有6萬餓死，併發生了63起有記載的人吃人事件。今天的歷史學家大都同意，1958—1961年在中國農村發生的大規模飢荒是人類歷史上死人最多的人為慘劇，有學者以國家統計局發表的數字為依據，認為僅僅中國農村的非正常死亡人數就可能有四千多萬。



浩然在1962年開始創作《艷陽天》，作為一個自認為對農村最了解、對農民的命運最關心的作家，上述這些農村的真實情況他是否沒有可能知道呢？能否僅以一句「時代的制約」就把作家的良知與個人的選擇都掩蓋住呢？這些都是值得追問的問題。艷陽金光真或偽，兼問蒼生與鬼神。我們可以訪問大飢荒的倖存者，浩然可以叩問泉下的鬼神，各式各樣的答案一定會很有意思。



同樣是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口號，秦兆陽在1950年代提出以「社會主義時代的現實主義」代替「社會主義現實主義」，他提倡的是誠實的現實主義，對於非真實的社會主義理想天堂的肆意誇張是一種抵制。同樣是寫農村題材，也同樣是在思想倫理的層面上展開對於農民命運的言說，柳青寫於1959年的《創業史》就不同於《艷陽天》、《金光大道》，它在文學與現實生活的關係方面更具可信度。我認為，艷陽和金光的確在諸多方面都具有永恆的標本意義，比如：它們可以被看做是符合和詮釋某一種文藝思想體系的農村題材經典之作，它們也可以給後人揭示出以文藝粉飾與歪麴生活現實的深淵、歧途，還有所謂創作方法上的「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神話的破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