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何時可以善待自己的殉國之魂

寫在第一個六十年祭

章東磐

六十年前的八月十五日,在我們遼闊、頑強、離亂凋零的國土上突現出空前的歡騰,日本投降了。今天的我們已經無法體會那一刻中國人的心情,整個中華民族浴火重生的狂喜,終於戰勝強敵的歡樂,和告慰忠靈的哀榮。在歡騰著的四萬萬五千萬人中,最為激動的莫過於數百萬中國軍人。那一刻,無論在重慶還是延安,所有軍人眼中都啜著同樣的淚水,誓言流血不流淚的漢子們為著終於到來的勝利相擁著喜極而泣。那一刻,沒有人懷疑歷史將永遠銘記他們;那一刻,所有軍人前額上都綴著同樣的帽徽。那顆藍天映襯下的稜角分明的白色太陽,是中國軍人的標誌與勝利者的光榮。

我有幸認識許多當日歡呼著的軍人們,但歲月將他們分成了兩群人,一群是我的父母和他們的戰友,多年以來,他們英勇的抗戰故事充滿著我們的美術、文學、電影和課本中,只是他們已絕口不提那顆青天白日的帽徽,那帽徽變成了恥辱的贅物。父母和他們的戰友在那場歡呼僅僅幾年之後,又迎來了另一次歡呼。而這另一次歡呼中,並未包括當年與他們遙相呼喚著共慶民族獨立的另一群抗日軍人,他們因著頭上也曾經戴過那顆可憎的帽徽而從此走上終生的贖罪之路。

幾年來,我們在做中國遠征軍的歷史調查中陸續結識了另一群中的好幾位前輩,他們一概衰老、貧病、孤寂地苦度著自己的風燭殘年。一開始請他們講年輕時與日本人作戰的事情,聽來如童話一般,你怎樣也無法想象,面前這踉蹌挪步,彎腰駝背,卑微謹言的老人竟在當年如此地撕殺於戰陣,如此地無畏與豪邁嗎?直到有一天,一位叫張子文的老人顫微微地從陳舊的鐵皮盒子里取出一張泛黃的照片—他斗膽僅存的唯一一張穿軍服的照片。我那一刻的震驚宛如雷擊。那是何等英武的一位年青軍人,明亮的雙眸透射出他靈魂的光芒。60多年前,張子文老人的父親是當時雲南昌寧縣長,面對外侮環伺,父子相商少年從軍報國,投考中央軍校,習炮兵科。在日軍攻陷緬甸,直抵怒江,與中國軍隊隔江對峙的日子裡,張子文上尉即是怒江東岸防線上的一名炮兵連長。由於他出色的工作能力,奉調遠征軍長官部任參謀。張子文老人告訴我,凡調入長官部的軍官,無論軍階高低,衛立煌上將都要親自召見談話。老人清楚地記得那次見面,臨別前,他向衛長官行了禮,將軍握著他的手,說道:「青年才俊呀!好好乾。」抗戰結束,部隊領命北調,張子文預感內戰將起,絕意退伍歸家,做了中學教員。

1956年的一天,剛授課完畢的張子文被找去「談話」。黑暗開始了,他沒有機會告別妻女,甚至談不上任何審判,便被投入勞改農場,罪名是歷史反革命。此一別妻離子散,青年才俊在二十六年的牢獄生涯中熬幹了生命中最寶貴的一切。八十年代初平反釋放,恢復教師工作,也已到了退休的年齡,他和現在的老伴,也是一位和張子文一模一樣經歷的「歷史反革命」的前妻住在保山市一中簡陋的宿舍樓里,乾淨而幾乎家徒四壁。老人患有腰疾,上下車非常困難,但知道我們要去尋找遠征軍長官部舊址,毫不推辭陪我們前往,顛簸整整一天。看著八十七歲的抗戰軍人挺直著不屈的腰,與老伴相攜著在山路上蹣跚而行,誰能不為之動容。無以為報的我們請他收下以勞務費為名的幾百元錢,老人拒絕之堅,重現沙場風骨。

前不久,幾位美國援華陣亡軍人的後代來到雲南,他們與張子文在保山見了面,老人以流利的英語毫不吃力地與他們對話,遙憶當年連隊上美軍顧問的故事。那天老人穿著一件淺粉紅色的襯衫,整潔的西服,我們知道那是他唯一的「好」衣服。幾個小時的交談,老人沒有提一句自己在戰後的苦難,那種為抗戰中國自豪的神情絕不遜色於任何一國胸前掛滿勳章的二戰英雄。我知道,那一刻,在那幾位美國人的心裡,張子文老人是我們民族的尊嚴。

我問過老人,因為參加了抗戰,遭到如此境遇,您今天怎麼想?老人看著窗外,窗外是滇西碧藍如洗的青天,他長紓了一口氣,輕輕地說:都過去了。「都過去了」。其中的無奈與絕望,無論我輩怎樣用心,也無法體會其中的萬一。我們可以在文章中用謳歌的筆法把這句話寫成抗戰老人們比天還寬的胸懷,但他們心深處的那個結,能就此自動解開嗎?

在雲南芒市有一位八十七歲的老人叫吳昌銑,他度過時光的方法就是看電視。老人說,他看得都是啞劇,因為他聽不見,如果聲音開到他能聽見,全體鄰居家都能聽見了。他年輕的時候耳朵很好,保定軍校畢業,學的是重機槍。1944年中國遠征軍滇西反攻,他官任團部少校情報主任。滇緬公路在芒市附近有一個險要的隘口叫紅山崖,幾次攻擊都打不下來。團長召來學重機槍的吳昌銑,把全團的重機槍都調給他,組成一個特大號的加強連,讓他這個少校當連長。一場惡戰,紅山崖打下來了,攻擊部隊死傷十之七八,吳昌銑從此耳朵里永遠是重機槍的聲音。當年在紅山崖上,團里立了一塊陣亡將士紀念碑。仗打完,吳昌銑堅決留在了芒市,他要在此娶妻生子,終生陪伴他的戰友們。

山東大漢吳昌銑娶了傣族土司的女兒紮根邊疆,幾年之後,新政權成立,早成平民的吳昌銑被迫過上了逃亡生活。在昆明被捕的國民黨情報機構首腦沈醉供出1200餘名特務名單,據說其中包括吳昌銑。吳老伯的冤家出場了,一位年輕的公安人員姜興治受命抓捕他,而他也得到了風聲。就像《無悔追蹤》那個電視故事的真實版。新政權對邊疆凈化的口號是「玻璃板,水晶石」,不能有一點雜質,雖然這片邊疆是雜質們用生命從日本人手裡打回來的。

退休公安老薑講起當年一次次與「潛伏特務」吳昌銑差之毫厘而擦肩而過的追捕,仍是繪聲繪影。直到文革,全國都凈化成玻璃板了,老吳再無可逃,終於落網入獄,直至十幾年後「平反」重生。

回想吳老伯的一生,自當兵始,從華北打到雲南,一寸一寸河山地與日本人血拚,好不客易打完了,床還沒暖熱,又開始跑,一輩子顛沛流離,終於安穩已是垂暮之年。出獄之後的吳老伯當了州政協委員,老人告訴我們,他每年開會只交同一個提案—把遠征軍的陵園恢復起來,把反攻紅山崖的烈士碑重建起來。這一提案終於隨著大形勢而獲通過。陵園重整之日,少校吳昌銑給遠在美國的團長寫了一封信,報告長官,我們當年的紀念碑又找到,重新立起來了。團長回了信,寄了一些錢,請吳昌銑代他買些紙錢,祭拜死國的弟兄們。吳老伯把團長寄來的美元全部換了買紙錢,那差不多有一座房子那麼大一堆。他給先死的弟兄們燒了很多天,也跪了很多天。這是他一生最後一次執行團長的命令,也是他做軍人的最後任務。

是老薑領著我們找到的吳昌銑老人,他們倆現在是好朋友,許多當年遠征軍散佚民間的幕碑,都是老薑用公安的職業技能找回來的。包括遠征軍第二軍軍長王凌雲手書的碑文。我們請兩位老人吃午飯,兩個老頭執手同行,竟像兩小無猜的樣子,此情此景讓人唏噓,這手要是從六十年前相攜至今,當然不只是他們兩個人的幸事。

為了尋找當年美國陸軍援華顧問團的資料,我們輾轉找到陳寶文老人,九十二歲的老人個子很高,只是佝著背,目光仍是炯然有神。他也是中央軍校炮科畢業,比張子文早三期。畢業后回到滇軍,是當時省主席龍雲重整滇軍專門向中央要回了這批雲南籍學生官。旋即抗戰爆發,全中國的地方武裝協手禦敵,共赴國難,陳寶文又回到中央軍,反攻的時候任遠征軍司令部作戰參謀。因職務關係,他與美軍顧問團有過比較密切的接觸。抗戰結束,他也脫下軍裝回到昆明打理自家產業,昆明最大的一家醬菜園,當時馳名全國乃至東南亞的雲南大頭菜,十之六七出自他家醬菜園。平靜日子轉瞬即逝,到了工商業改造的當口,他的醬菜園也「公私合營」了,至今我也不知公家是以什麼方式取得私營企業的合營權,反正陳寶文在廠里變成了普通工人,當家作主的窮哥們又揭發出他的歷史問題和種種剝削罪惡,結果私營老闆陳寶文被剝奪自家工廠的工職,掃地出門了。老人憶及當年,沒有絲毫岔憤,只是平靜地敘述自己為了養活妻兒,轉行改做苦力,拉板車、當腳夫,家裡人口多負擔重,他仗著身高體健多拉快跑,就此再也挺不直腰。後來憑著自己的手藝終於混上當了工人,直至退休,每月靠著菲薄的退休金艱難度日。我們找到他,是在昆明邊緣的一處住宅區,小小的兩居室,陳寶文孤身一人,除了家裡請來每天幫他燒飯和打掃衛生的保姆,他已與世隔絕。

就是這位被社會如敝屣般拋棄的老人,用他老去的生命翻譯了大量美國陸軍援華顧問團的資料。他自己知道這東西換不來稿費,但是這段如此重要的史實國內已幾乎無人知曉了。前不久看央視訪談,一位中國社科院的研究史迪威的專家侃侃而談,謂史迪威的陸軍在中國沒有一兵一卒。陳寶文的資料告訴我們,以多爾將軍為司令的美國陸軍Y部隊在整個滇西反攻中與中國遠征軍混合編成,同中國官兵一起親臨前敵浴血作戰,多爾將軍就是史迪威的副官。多爾將軍在戰爭結來后撰寫了大量的回憶錄,並由於他獨特的工作位置,美國國家檔案館專門設立了《多爾文獻》這個專項。

陳寶文老人拿出他翻譯的多爾將軍回憶中國戰場的專著,因為我們調查需要這個資料。老人遞給我們只有一份的中文手稿,說:你們拿去用吧,反正我留著也沒用。老人不會用電腦,他也買不起,當然也無力僱人打字,中文譯稿全是用鋼筆工工整整地抄寫在稿紙上,文筆暢美,很難想象數十年的苦難生活竟沒能摧磨老人骨子裡的高貴。而且這部稿子老人完整地翻譯了二次,第一次被朋友借去丟掉了,老人用了整整一年時間從頭再譯,我們去借,他毫不猶豫地遞給我們。行將就木的老人完全不珍惜自己屈指可數的生命,他珍視的是那段歷史。多爾將軍回憶錄的書名叫《當旗幟降下的時候》,悲涼而悲壯。我們取過書稿,望著老人,他生命的旗幟也將永遠降下了,他走的時候,是不可能有任何一面旗幟蓋在這位昔日舊軍官、企業主和苦力身上的。

這三位老軍人就是我們認識的另一群人中很小的一部份,把他們個人遭遇的故事講出來,因為和我們國家勝利的六十年祭有關。

當六十年勝利紀念日來臨的時候,有多家媒體找到我們,要線索,要故事。我也希望那些國家戰士的故事能為更多國人知曉。但是已經到了六十年祭了,難道我們除了給大家講故事,不該多想點,多做點什麼嗎?

在我們民族的歷史上曾有無數仁人志士蒙冤而死的時候都會懍然地說:歷史將會還我清白。之後慷慨赴死。如果他們地下有知,歷史也會死去,他們還能死的那樣從客嗎?僅僅六十年前的歷史,在我們邁出雙腳去用心丈量的時候,才驚訝地發現,我們的現代史已經開始了死亡的進程。

日本對中國的侵略,是我們中華民族有史以來遭受到的最大規模的以毀滅我們的文化為目的,進而把我們亡國滅種的入侵。但同時也是中華民族有史以來對侵略者最堅決、最廣泛、最光榮的一次抵抗。整個民族的主流精英沒有人說過要投降的話,國共兩黨彌消內戰,共同喚起國人空前的民族意識,形成全民抗戰的大局面。可惜的是,如此值得後輩們千秋萬代為之自豪的歷史,從掀開之日起,就被淹沒在自己捲起的政治風浪中。那是一次空前的民族解放戰爭,他的意義本應超越一切政治與黨派的紛爭,因為民族比王朝更長命,這是六千年告訴我們的不爭的史實。()

本著對歷史認真的態度,當六十年勝利紀念來臨的時候,我們要思考,這個六十年祭,我們是應該紀念勝利還是應該紀念抵抗呢?()

我們勝利了嗎?由於中日兩國軍事與工業實力的巨大差距,作為一個獨立的戰場,直至戰爭後期,除滇西、緬北一地,中國軍隊並無全局性戰略反攻的發動,大多地區基本仍呈守勢,戰中仍是敗多勝少。不應諱言,如果作為一個獨立的戰場,我們並沒有勝。但是在反法西斯同盟的共同努力下,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了,而我們是這個同盟的成員國。我們的勝利更多地是來自全民族不屈抵抗的道德感和為此贏得的民族尊嚴。因此,勝利六十年紀念的主旨應該是屬於我們的抵抗而非歡慶並不僅屬於自己的勝利。

我們光榮的抵抗屬於中華民族所有黨派與軍隊,所以我希望自此六十年祭始,我們的媒體在提到抗戰的時候停用國民黨軍隊、共產黨軍隊的稱謂,而應該統稱為中國軍隊,以此消彌政黨抗戰的沉痾,重塑民族抗戰的史實。

另外,我希望為所有的至今健在的抗日軍人授勛。勝利已經六十年,我們對同族軍隊不抵抗的互相指摘已經整整一個甲子了,一個甲子長到幾乎與人的生命相同,就因為兄弟鬩牆,就該讓我們的眾多抗敵者在漫長的人生中活得比投降的敵人還惶恐,比失敗的侵略者還恥辱嗎?六十年一個輪迴,對於我們民族有從頭開始的意思,讓我們把對自己人的一切歷史怨恨在這一節點上清零好嗎?

還有,我希望組建抗戰老軍人生活救助基金。我親見一位抗戰老兵葉進財給他的救助者郭小華第一次通電話的情景,當我們把接通的手機遞給老人時,他只說了三句話,因為在他心裡,電話費是很貴的東西,「共產黨萬歲。你們工作順利萬歲。我現在一個月可以吃二次肉了!」然後慌忙地把電話雙手捧回來。我相信今天的中國完全有力量讓這些油盡燈枯的老人每個人每個月吃兩次肉了。只需小康的我們每個人每個月一點點錢,就可以讓這些風燭殘年的老邁軍人在以身許國六十年之後能真正體味到來自後代同胞的些微溫暖;讓這些不久於人世的老人將我們的感恩之心帶給先死的殉國者;讓他們最後的微笑原諒我們六十年偏見帶給他們的創痛,他們的同胞曾在自己士兵與侵略者作戰的傷口上撒鹽。雖然六十年的創傷早已結枷了,但讓我們哪怕再晚,為他們蓋上薄薄的一層紗布吧。僅僅因為政治,讓哪怕一位以身許國的軍人蒙冤即是罪過,而讓整整一代熱血報國的軍人在人們冷漠地淡忘中孤獨地終老人生則是全民族的恥辱。我們再多地重複對勝利的歡呼,哪怕一百年、一千年之後,此事此時不做,我們這個自詡勝利的民族將永世蒙羞。

在第一個六十年祭的時候,我建議能夠把抗日戰爭研究從歷史或者政黨史中獨立出來,建立專門學科,姑且稱之為抗戰學研究機構。以史為鑒可知興替,六十年來中日兩國不冒煙的戰火從未真正止息,何以保證不會在將來再打一次呢?我們都不希望發生那樣的事情,而要防止它發生,第一要緊事,就是把上一次的來龍去脈,是非曲直真正地弄清楚。歷史本應是現實的鏡子,而我們的這面鏡子竟如毛玻璃般昏漶,這樣不精準的「史實」能夠幫助我們洞見自己民族清晰的未來嗎。

六十年祭的時候還應有這樣幾件事必須要作:由政府撥款,為在抗日戰爭中殉國的三百餘位中國將軍在家鄉重修墳墓;由政府主持回遷中國遠征軍遺留在緬甸的數萬軍人忠骸;為各同盟國援華犧牲人員建紀念碑;為全中華民族的戰爭死難者建紀念碑;修復我們國土上所有的抗日軍人陵墓,並立法永久保護。這些事看起來似乎是還舊願,其實是為未來做準備。人無遠慮,必有近憂,何況我們偌大的國家呢。墳都是修給活人的,善待了幾十年前的抗敵英雄們,是給自己民族和國家買了最划算的保單。

還有最後一件,舉辦一次大規模的帶有宗教儀軌的法事,趁著還有不多的老人會那些超度、安魂的本領,為所有死於那次戰爭的不幸者,不僅是我們的軍人和平民,還包括日本軍人丶包括被迫或自願加入日本軍隊的外國人、包括強征入日本軍隊的慰安婦和勞工,用我們民族寬厚的心,祈願他們從此安息,祈願死於我們土地的外國人早日魂歸故里,倘有來世,從新開始寧靜、和平的新人生。如果他們還有後人,更應以同情的心態協助他們找到死者的遺骨或遺物,甚或只是死地,允許他們把遺骨、遺物遷回故土或就地祭拜。我們既已在戰後不久就基於人道遣返了肯定對中國犯有侵略行為的士兵與中、下級軍官,何必要在戰後六十年仍讓已經戰死的亡靈再受不能歸國的無盡懲罰呢,與我們中國有著相似倫理文化的多少日本家庭將為自己的家族成員埋骨異國而世世代代地煎熬下去。對於戰爭的參與者,死亡都是個人和他們家庭最大的不幸。作為一名軍人,隨著他的死亡,他就僅僅是一個亡靈了,無論他生前做過什麼樣罪惡的事情,隨著他生命的結束也都結束了。讓亡靈魂歸故里,僅僅是人類最基本的願望,允許並且幫助日本人將戰死在中國的本國軍人遺骨移回家鄉,恰是我們寬客與善良的內心應該坦然接受的。即便日本人為遺骨歸國舉行大規模的祭奠,甚至因而掀起軍國主義的濁流,再進而引發對我們的仇視,都沒什麼了不起,因為那是在羞辱他們自己,僅僅是在向外人宣示他們會仇視比日本人更寬容的人。基於此,無論多少仇恨,我們都無需惡待異國的戰死之鬼,而應善待自己的殉國之魂。我們只需要以發自內心的感情和行動,將我們捐軀異國的忠魂烈骨重新迎回祖國的土地就足夠了。

今天的我們作為被害者與勝利者的後代,必需要有足夠的勇氣與智慧來親手解開我們前輩因為政治原因而在自己國人心中系下的歷史之結,解開中日兩國前輩在民族間系下的那個歷史之結。不要把這個被血與淚浸死的心結留到下一個六十年祭。不要把歷史的包袱再留給我們孫子的孫子們,只有這樣,在下一個甲子祭日的時候,我們民族的子孫們,才能像真正的鳥一樣,在人類文明最高的境界里自由的如音樂般飛翔。

我們民族六千年的無數忠烈等的就是那一刻。我們可以給他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