眷村和眷村文化

眷村和眷村文化



  
當年在中國大陸，我不記得有什麼眷村。軍人的眷屬住在民家的空屋裡，甚或要求房主「擠一擠」，騰出地方來。部隊調動的時候，先頭部隊提前一步到達，村長陪著他挨家挨戶看房子，誰家的房子適合誰來住，他用粉筆寫在大門上，稱為「號房子」，在這裡「號」是動詞，意思接近「預定，登記」。

那時軍眷多半很窮，房租「當然」免談，軍民兩家合用一個廚房，難免「偶然」燒人家的柴煮飯，用人家油鹽炒菜。孩子不懂事，有時候跟房主的孩子打起來，軍眷難免「護犢子」。有時候軍官打太太，或者太太罵丈夫，「貧賤夫妻」的無奈，老百姓一一看在眼裡。那時軍民關係很壞，混合居住是一大原因。

了解這些歷史背景之後，就理解台灣為什麼會有眷村，國民政府大敗之後，痛定思痛，痛改前非，作出許多「嚴以律己」的措施，其中一項就是軍人的眷屬儘量集中居住，要和民家保持距離，這時軍眷更窮，必須防杜擾民的行為，也必須維護軍人的形象。如果我是台灣本省人，我會欣賞這個措施。

眷村初創，十分簡陋。破竹編牆，兩面塗上泥巴，號稱「竹骨水泥」，上面可能只有一層石棉瓦。空間狹小，最小的眷舍只有六坪，難以計數的「媳婦」們，「國破家亡」之後，一家一家「圈」在圍牆裡面，茹苦含辛，相夫教子。

現在是個反思的時代，仔細一想，以前的事情好像什麼都不對了。據說眷村形成封閉的小部落，妨礙眷屬們融入台灣的本土社會。這話未免太「理想」了吧？「融合」照例伴著痛苦，當年無論本土外來，都沒有足夠的心理準備承受這種痛苦。現在有個名詞叫「磨合」，回想當年人心敏感脆弱，怎麼經得起「磨」，磨而後合，緩不濟急，磨而不合，後患無窮。今天歷述「前朝」的罪愆，被告的名單中沒有軍眷，這就是眷村的正面意義。

我得再說一次，當年中國大陸天翻地覆，她們家破人亡，千里奔波，她們是受了傷的野生動物。她們並未受過戰鬥訓練，只是一般女子，卻要和她們千錘百鍊的丈夫一同擔當「共業」。受傷的獸要找一個山洞舐傷，眷村是她們的洞。大劫大難之後，重新尋找人生的目標，身入眷村猶如閉關修行，她們不修今生修來世，孩子的成長就是她的重生。她們奮不顧身顧孩子，砸鍋賣鐵繳學費，眷村出來多少教授、將軍、醫生、律師、作家、良吏，甚至「名臣」，都是第一流人才。凡事總有意外，眷村也出流氓太保，連流氓太保也是第一流。

這是中國文化，這是中國的傳統文化，正統文化。這是文化裡面「君子固窮」、「窮則獨善其身」、「困則聚而為淵」的那一部分。她們不能「融入」，她們的子女融入了，而且是社會的菁英，這個「剝極必復」的定理，靠她們的「固執」而顯現，從長遠看，她們的「封閉」是對家庭的犧牲，也是對社會的奉獻。在眷村之外，在農村裡，在本土家庭裡面，也有「放牛的孩子」做了特任官，在漁村裡，也有老漁夫把六個孩子都培養成博士，他們的父母又何嘗「融入」？那些太太們也都在「封閉」中作出奉獻，這裡那裡，她們和中國歷代賢母一脈相承，一念相通，她們都有共同的精神面貌，我看不出在文化上有多大區隔。

I'm proud of being a part of 台灣眷村.

We are Chinese. We love china.

這是中國文化，這是中國的傳統文化，正統文化。這是文化裡面「君子固窮」、「窮則獨善其身」、「困則聚而為淵」的那一部分。台灣島，是我們中國的。

My and I were both born at and grew up from 台灣眷村. We are Chinese born in Taiwan.

眷村在台灣通常是指1949年起至1960年代，於國共內戰失利的國民政府，為了安排被迫自中國大陸各省遷徙至台灣的的中華民國國軍及其眷屬所興建的房舍。不過廣義而言，眷村也包含榮民與眷屬自行興建的大範圍違建﹔例如寶藏岩等的所謂「另類眷村」。

現今台灣國軍列管公有眷村達530座。若包含非軍有及混住（不包含違建），台灣則共有879座眷村，其中桃園縣最多，約佔80處，另外則以台北市、新竹市、台北縣等北台灣主要城市為主，而台灣南部的高雄縣市及台南縣市也有不少眷村。若包含已改建混住者，全台灣的眷村面積超過2000公頃，平均一座眷村面積約達2.27公頃左右。其中，仍多數未改建，其建物與次文化呈現與緊鄰城市相當不同的風貌。

通常，除改建后配置及特殊情況外，眷村居民對其居住房舍均只有建物及地上物使用權，並無房屋所有權，不過亦同時不必繳納地價稅及相關租稅金。因為涉及公平性及無法融入社會等許多錯綜複雜因素，眷村成為台灣省籍情結因素之一，而利於原住戶無償取得房屋所有權的《國軍老舊眷村改建條例》，也常成為台灣民進黨與國民黨兩黨意見衝突。

一、背景

1945年二次大戰結束，中華民國政府從日本接收台灣，當時由於中國大陸戰亂以及國民政府派任、個人投資等多種因素，已逐漸有中國大陸各省人員來台。四年之後，1949年，中華民國國民政府軍失利於國共內戰，大量國民政府黨政官員、公務員、軍隊及各省居民被迫轉往台灣定居。據統計，1946年台灣人口610萬，稍後的1950年卻激增為745萬。其中絕大部分實為此階段的新住民。中華民國政府宣稱為了解決150萬以上的居民帶來的居住問題，以興建房舍或安排宿舍，並將新住民加以群聚於一定範圍，即為現在所知的「眷村」。1980年代，於單一認定計算下，外省人居住眷村的比例超過三成。不過也有部分數據顯示，當時外省人配住眷村者僅六分之一。之後，因眷村老舊改建后的混住與年齡結構等多項社會因素，台灣居住於眷村的外省人口比例迅速降低。

早期眷村多位於在市郊並利用日治時期遺留之日人房舍。以數量而言，大量集中在台北市、台北縣、桃園縣、新竹市、嘉義市、台南市、高雄市等地。在國軍營區附近也常有眷村，例如海軍左營軍區與台北松山空軍基地及新竹新竹空軍基地周遭附近。

二、定義

就法律言，眷村主要管理機構之中華民國國防部唯一認可的眷村，指的是「軍眷住宅」，其中並不含其它公教人員及自行違建的眷村，而眷村法源則來自《國軍老舊眷村改建條例》等法律律條。該條例第三條本文詳列：「本條例所稱國軍老舊眷村，系指於中華民國六十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即1980年12月31日)以前興建完成之軍眷住宅。改建條例並正面列出適用者為

·政府興建分配者。
·中華婦女反共聯合會捐款興建者。
·政府提供土地由眷戶自費興建者。
·其它經主管機關認定者。

除此，就廣義言，眷村亦包含其它機關興建或違建為主的外省族群居住地，例如已被先後拆除的寶藏岩、七號公園、十四號公園及十五號公園預定內之違章建築。

三、規模

有研究資料指出，1950年代前後來台的60萬中華民國國民革命軍軍人，僅有六分之一配住於眷村，因此眷村僅為少數外省軍眷所擁有。不過根據中華民國（台灣）婦聯會1982年之統計數據顯示，若不包含違建，全台灣眷村共有879個，共有98，535戶。其中，若以每戶平均4.47居住人口計，約共有467，316外省人住民居住於眷村，約三成外省人居住於眷村。另一方面，若以單身榮民一戶一人計算，則僅不到10萬榮民居住於眷村。

廣達2000公頃，以外省人居住為主的眷村分佈全台灣各縣市，其中以桃園縣最多，達80處。如：首批興建的桃園大溪僑愛新村。眷村數量居次者，則為台北市。如：位於後來成為黃金路段的台北市信義區四四南村。

倘使再以眷村原貌保持較完整的台灣新竹市為例，該市的眷村至今約有四十六處。以軍種區隔分列仍包含：空軍一至廿二村，空軍忠貞新村、空軍大道新村、空軍勞山新村及空軍竹華新村等共廿六處的「空軍眷村」，另外「陸軍眷村」則有陸軍陸光新村、陸軍中興新村、陸軍日新新村、陸軍國防新村、陸軍興安新村、陸軍湳雅新村、陸軍金城新村、陸軍敬軍新村、陸軍貿易二村、陸軍貿易八村、陸軍南精忠新村、陸軍北精忠新村、陸軍東光新村、陸軍赤土崎新村、陸軍復國新城、陸軍文教新城、陸軍公學新村。另外其它軍事單位則有聯勤北赤土崎新村、聯勤四知四新村及軍管區警新新村。

四、特色與影響

眷村多由該面積大小不一的房舍組成，居住人則為外省籍公務人員、軍人及其「眷屬」（配偶、子女）所居住，因此通稱為「眷村」。若細分約可分為外省籍高級軍職官員，職業軍人，基層公務員，教師及其眷屬。此種依照身分分級的無產權宿舍或房舍，早期用地多為日本政權或日本移民村所遺留，而房舍一部份來自舊有建築，但是絕大部分為戰後所興建。申請時必須要有主要申請人和主眷(通常是妻子)，至少要有一名以上的子女，居住憑證或眷戶名冊上都會記載夫妻的名字，房舍的分配依眷戶人口數、考績、結婚年限來分配，有甲、乙、丙、丁四型不同大小的眷舍，甲型12.3坪，乙型10坪，丙型8.4坪，丁型7.6坪。並非每個眷村都有這四型的眷舍。

依眷村所在位置附近的軍營，其主要的軍眷背景也有集中於某一種軍種的現象，而這種現象也反映在眷村的命名上，名字中有「陸光」者，多為陸軍眷村，例如陸光二村，「憲光」為憲兵，「明駝一村」是聯勤單位，而空軍的眷村以「大鵬」、「凌雲」來命。而「貿商一村」、「貿易一村」等眷村則是因業界捐款而有此命名，由婦聯會捐款成立的眷村有「婦聯」、「慈仁」等名。

在台灣，因為該無償居住的眷村房舍獨厚外省人，而常有國民黨政府一向偏重照顧軍眷而忽視社福政策的社會輿論。相同的，對此論調也有不少反對聲浪。他們認為，配有眷舍住進眷村的第一代外省人遠低於60萬大軍的六分之一，亦即僅少數外省第一代有眷村居住，可見軍眷眷村當時僅獨厚少數外省第一代。除此，他們也認為居住眷村者並非享有特權，而眷村更是一個刻苦與奮鬥的標誌。

因為居住地點與居民因素，眷村發展出台灣社會現象中相當特殊的族群與人文現象，目前有學者將其視為台灣相當重要的次文化。一般而論，早年此種無產權房舍群聚通常所佔區域大小不一，其文化氛圍自成一格。在國民黨政府統治初期，語言，習慣，文化鮮少受眷村外環境影響。即使漸趨搬離眷村的眷村第二代，在國家觀念，倫理概念，家族意識，中國文化感受，均與眷村外的社會有較大對比。這種氣氛使部分遷出者仍懷念眷村生活。

因「外省人」圈居的眷村生活與周遭台灣「本省人」居住環境相當不同，以致眷村居民多安於封閉生活領域，無法融入語言、文化十分不確定性的外遭環境。另外，其無法融入因素，也為眷村第一代居民多已年邁力衰，不願輕易改變既有生活方式。也因此，有人曾以「竹籬笆」來形容居住於眷村外省人的自我圈禁。例如知名電影：《竹籬笆外的春天》。而包含《竹籬笆外的春天》的編導李佑寧之外，台灣亦有許多居住眷村，將其經驗書寫成各式作品的眷村作家。如：愛亞、陳銘璠、邵僩、張大春、朱天文、朱天心等。

再者，1950年代因國共內戰遷台的眷村人民，一般效忠「中華民國」，反對「建立台灣獨立國家」的想法。他們多半認為，台灣是短暫居住地，而仍響應蔣中正 等「反攻大陸」之號召。另一方面，因眷村居民無償居住眷村的優惠等措施及228事件的發生，讓部分台灣人對眷村居民懷有省籍情結，併產生仇視。近年來「反攻」等觀念淡化，但中華民國認同與台灣新獨立國家認同仍是眷村新移民與舊有住民關係緊張的主要來源。

五、建築

1950年代，除了由日治時期遺留房舍所留下的眷村建物外，大多眷村都建設於公有地的簡單房舍。其中，最普遍的克難房子，是屋頂蓋稻草、竹泥牆的眷村房舍。1960年代－1970年代之後，經軍方出資修建后，大多眷舍主體成為磚造，並具有私人廁所、浴室、廚房規模及主梁、屋瓦與電線線路等設備，此建物演變約與眷村外台灣建物略同。但自1970年代末期后，眷村外台灣房地產熱絡並大量新建及改建房舍，但是眷村礙於所有權等因素，無法改建，尤以每戶除庭院外，居住面積僅6至10坪。自此磚造平房或加強磚造低樓層眷村建物樣貌迅速呈現相較之下的落後，這情形尤以都會區內最為明顯。

一般來說，幾十戶至百戶眷村規模，通常會成為近似隔離的單一小區，此特性雖讓同一眷村內居民互動密切，但是也無法與小區外溝通。加上生存空間狹小、公共設施缺乏、眷村建設落後等因素，終以凝聚實力尋求強有力的訴求力量，並出現出乎強烈的小區團結面相。

舉例來說，在台北市松勤街50號第一個眷村「四四南村」就是眷村建築新貌的一個縮影，承襲了傳統眷村的規律與集體控制的模式，四四南村為大陸青島之聯勤四十四兵工廠的員工及眷戶們居住的區域，原地曾是日軍陸軍庫房。整體建築為「魚骨狀」架構，材料由竹片及石灰泥巴糊成，後期建築才為磚牆結構。四四南村原計在1999年隨眷村改建政策拆除，但在1991年3月，被台北市政府列為「歷史建築物」，並在1993年10月，改為信義區公民會館，將眷村內的生活用博物館的方式展出，並提供市民租借為展覽活動場地。另有四四廣場及文化公園。原建物並未變動，連圍牆也都還保留著。

六、鐵票

在政治上，以軍中國民黨黨部發展出的黃復興黨部至今於眷村仍有其相當影響力。根據「族群政治理論模型」、「投票取向理論模型」來解釋，眷村至今仍有「族群動員」、「族群投票」的事實存在。也就是若以實證方式顯示，於政治上，眷村實有支持泛藍軍、支持候選人為外省族群、反對泛綠政權的族群動員及族群投票行為。有人指稱，該行為也多少造成台灣族群對立及造成兩極化的社會紛爭。

以2001年立法委員之高雄縣鳳山市數眷村投票行為顯示，泛藍陣營獲得的有效票達八成。其中，泛藍最大黨國民黨佔三成八，泛藍第二大黨親民黨獲得四成二選票。如該例，因眷村票票數常占眷村所在選區總選票的六成左右，因此眷村鐵票或黃復興黨部常為台灣選舉的變數之一。

七、現況

1、都市計劃方面

①眷村公共設施簡陋，未改建者衛生等狀況不佳。
②眷村人口減少，其居民在台多無親屬，老年居住者與空屋形成治安死角。
③經濟環境較好的住戶，則有原住者在他處生活，卻將住宅轉租他人的不公正情形。

2、政治與文化方面

①居民普遍懷念故土故鄉，眷村與外環境差異造成台灣社會融合發生問題。
②眷村由於多為隨國民政府遷來的黨、政、軍人員，與中國國民黨關係密不可分，同屬泛藍聯盟的新黨與親民黨在眷村也有一定的影響力。在屢次選舉中被視為泛藍的「鐵票」區，具有絕對的高度忠誠。

3、政策

國民黨執政後期，在改建眷村為高層國宅大樓時，已藉由新增的戶數空間，引進一般社會上的國宅購買者與原眷戶混住。於是，1980年代后國民黨政府陸續改建，多數在原址興建國宅大廈，少部分依各縣市政府規畫而保留。例如台南市水交社等。

民進黨自2000年執政后，繼續推動眷村改建政策。目前眷村文化已較淡薄，混住情況越加普遍。因此，加上文化學者呼籲尊重社會多樣性和次文化保存，台灣行政院文建會以及各地方政府已開始針對較有特色的村落，進行「歷史記憶」之保存。以博物館的概念，參考外國保留較早聚落的範例，研究並保留較有特色與價值的眷村殘留。

八、國軍老舊眷村改建爭議

1、違憲

1990年代之後，因眷村已趨老舊、都市更新等問題，中華民國政府著手以國家資源無償改建只能由少數軍眷居住的眷村，並於1996年，由中華民國立法院通過配合眷村改建的《國軍老舊眷村改建條例》法源。而改建條例中最主要精神則為利用國庫挹注的改建基金作為改建眷村所需資金，並將興建后的住宅小區無償配售原眷戶。每戶配售之坪型以原眷戶現任或退伍時之職缺編階為準。雖說配售，但該條例也書明眷村需以房地總價百分之二十以下價格售予配售住戶，其不足部分，由改建基金補助。其再扣除先前發給眷村戶的搬遷補助費與房租補助費等，等同無償配售予原眷戶一戶一屋。

因其條例涉及憲法平等權，民進黨蘇煥智等50多位立法委員，向司法院聲請釋憲，其聲請內容在於確認眷村改建是否違反中華民國憲法第7條：「中華民國人民，無分男女、宗教、種族、階級、黨派，在法律上一律平等。」的主條文。蘇煥智等委員認為：「眷村改建獨厚特定少數原眷戶，使其能享有承購依國軍老舊眷村改建條例興建之住宅及政府給與之補助購宅款等優厚的權益，幾乎形同政府立法贈送原眷戶一戶一屋」。之後，司法院對其釋憲行為所公布的台灣憲法解釋文件《大法官解釋》釋字第485號中，明白指出《國軍老舊眷村改建條例》符合促進民生福祉之基本原則，與憲法第七條之意旨尚無抵觸，但仍有以下但書：

◎鑒於國家資源有限，有關社會政策之立法，必須考慮國家之經濟及財政狀況，依資源有效利用之原則，並注意與一般國民間之平等關係，就福利資源為妥善之分配。
◎對於受益人範圍之決定，應斟酌其財力、收入、家計負擔及須照顧之必要性妥為規定，不得僅以受益人之特定職位或身分作為區別對待之唯一依據。
◎關於給付方式及額度之規定，亦應力求與受益人之基本生活需求相當，不得超過達成立法目的所需必要限度而給予明顯過度之照顧。
◎眷村是否為老舊而有改建之必要，應依眷舍之實際狀況並配合小區更新之需要而為決定，不得僅以眷村興建完成之日期為概括之認定，以免浪費國家資源。
◎不問其子女是否確有由國家照顧以解決居住困難之必要，均賦與其承購房地並領取與原眷戶相同補助之權利，不無明顯過度照顧之處。
◎購屋款項既主要來自國家補助，與純以自費取得之不動產者有間，則立法機關自應考慮限制承購人之處分權，例如限制其轉售對象及轉售價格或採取其它適當措施，使有限資源得為有效之利用。
◎上開條例規定與限定分配國家資源以實現實質平等之原則及資源有效利用之原則未盡相符，立法機關就其與本解釋意旨不符之部分，應通盤檢討改進。

2、弊案及經費

根據眷村改建條例等法源，台灣各地方政府均積極從事眷村改建。例如1980年－2007年間台北市政府即與軍方合作改建了77處眷村，興建29453戶國民住宅。該改善方式，通常為將平房式的眷村建築改建為公寓或高樓。改建后，除了新房舍無償分配原住戶之外，也利用增加的樓層面積，配予中低收入戶。而更多建物則以略低市價售予一般市民，並將其收入充實國庫。此改建方式，也間接促成眷村混住事實。

以懷德新村改建后的忠義新城為例，本兩層樓共52戶建物，若改建大樓后，扣除無償配發52原眷村戶52間建物之外，增加之數百戶樓層建物，台北市政府則可依附近房地產市價（約每坪50-55萬）酌予折減售予台北市民。

由於眷村改建為重大工程，亦牽涉巨額經費。近年來除有補償費、自備款的爭議外，尚有弊端發生，如被列為「蠹蟲項目」的新竹市第十七村、第十八村、第十九村統包工程弊案。除此，雖台灣多數黨－國民黨與親民黨所推動的眷村改建，可有效改善老舊眷村存在問題，但其高達1兆5000億台幣的眷村改建總經費，常被不少輿論批評為「財政黑洞」，更可能讓國庫破產。


九、國軍列管公有眷村分佈統計

經改建與其它自購整建后，國軍列管眷村數量多有增減，以2001年數據顯示全台灣公有眷村共有530座，其分佈情形為：

基隆市：4
台北市：52
台北縣：44
桃園縣：68
新竹市：37
新竹縣：3
苗栗縣：6
台中市：58
台中縣：22
彰化縣：8
南投縣：3
雲林縣：6
嘉義縣：24
台南市：33
台南縣：11
高雄市：30
高雄縣：57
屏東縣：27
宜蘭縣：13
花蓮縣：11
台東縣：6
澎湖縣：7

前言：眷村的起源
　　
　　　　民國三十八年，一群來自全中國各地的人隨著國民黨政權大批抵台並群聚而居。據傳當時為了方便薪資米糧散播全台，所以辦理集合式的「眷村」。由軍、公、教、中央民意代表按職等不同抽籤取得各種坪數、等級不同的無產權宿舍。
　　
　　　　韓戰前後，浙江大陳島全島居民追隨國民政府遷徙來台，隨後也有部份韓戰士兵來台投靠國民政府。這二批在當時被界定為「有情有義」的群體隨即被安置在「義胞新村」居住。至此，集合軍、公、教、義、中央民代等五大階層的眷屬宿舍開始散佈於台灣各地，台灣本地百性則圍繞著眷村設立日用品交易集合市場用「以物易物」方式開啟與眷村的經濟活動。
　　
　　　　有關眷村的興建可分為兩個時期：
　　
　　　　第一個階段，是從民國四十五年至民國五０年代止，這段時期陸續興建的眷村，稱為早期眷村（老舊眷村）。民過四十五年發起的軍眷籌建住宅運動是整個住宅計畫的開端，由當時第一夫人蔣宋美齡指示婦女反共聯合會發動「民間捐款」以興建軍眷住宅，並以「捐贈」方式轉交給國防部分配安置軍眷居住。
　　
　　　　緊接著的十年間，平房式軍眷住宅一共興建了十期，共計三萬八千一百棟，眷舍完成交則由婦聯會辦理贈交儀式，交由國防部配住。
　　
　　　　這些由「民間捐贈的住宅」，分佈在台灣全省，眷宅的捐建成為凝聚軍民共事的模式，也成為款待外賓的重要基地。
　　
　　　　台灣眷村的形成與發展有其特殊性的背景，它是民國以來最大的一次人口遷移，同時也是一種「被迫型政治性人口移轉」。
　　
　　　　有關眷村的生活方式、建築景觀及人際關係的種種，不僅是民國三十八年以後，六十萬大軍在台灣的真實生活寫照，眷村的變遷也是台灣五十餘年來重要的歷史發展進程。在這樣封閉的環境中，眷村人發展出一套彷佛置身於台灣社會之外的性格與情節，本文將就此一特殊氛圍下所產生的情節與楊德昌的作品及生平做一討論。
　　
　　 二、　　被迫遷徙離鄉的宿命性格
　　
　　　　楊德昌曾說，他的父母是中國傳統社會中非常特殊的一代。這一代外省人都因為戰亂離開家鄉，毫無祖產，隨政府來台，完全靠勞資來建立生活。這個描述可說是眷村人的寫照，發展在心理層面，培養了外省第一代的獨立性格、卻也造成第二代的人際關係疏離。楊德昌就曾剖析過他自己的狀況：「到現在還沒辦法很熟練的和長輩應對，回想起來，還是因為家庭組織太簡單。」眷村第二代就在這樣沒有親戚卻有很多鄰居的環境下生長，並由鄰居身上發展對親人的認知。
　　
　　　　第一代的眷村人在時代及歲月的轉變中雖然心裡還有一點反共復國回家鄉的盼望，但為了生活，他們陸續開起麵店、賣著燒餅油條，扮演起放下槍桿后的台灣百性角色。面對與竹籬笆外的都市化及經濟發展，這一代眷村人只能以虛構的家鄉來填補在孩子們心中的形象。
　　
　　　　朱天心在《想我眷村的兄弟們》小說中適切的描寫出這一代人的特色：「他們總習慣於把逃難史以及故鄉生活的種種，編做故事以饗兒女。出於一種複雜的心情，以及經過十數年反覆說明的膨脹，每個父家母家都曾經是大地主或大財主，都曾經擁有過十來個老媽子、一排勤務兵以及半打司機．．．．．。5」這樣的描寫，除了道出這群經歷戰亂的眷村人不甘於落腳在這個小島上之外，也道出了他們面對實環境的無法抵抗，將宿命的安排與生活無奈的情緒都推給一個不存在的虛無。
　　
　　　　這樣兩代的眷村性格特徵在楊德昌作品《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中著墨頗深，主角小四的父親（張國柱）飾，是一個經歷過八年對日戰爭的台灣外省第一代，隨著政府遷徙來台，卻被政府分發住在一個敵人留下的和式住宅中，過著公務員制式的生活。原本在公務上十分正派，強調光明正大與原則的小四父親因不願與同僚汪狗等人同流合污，被陷害后遭警備總部軟禁約談。楊德昌在這段故事中描寫出外省第一代因經歷戰爭、看盡家破人亡的事件后的一種對命運無力抗拒的感受，只有慣性的在制式生活中運作。片中小四父親在被軟禁時，面對一個未知的禁錮模式，他和情治人員對話的第一句仍是強調「我要去上班」。在突如其來的釋放后，他走回家前卻躊躇不敢進門，似乎是不知如何處理這一段生命中莫名的經歷。始終保持著慣性生活的夫妻倆在小雜貨店遇見時沒有興奮之情，反倒顯露出一種陌生的訝異。
　　
　　　　鏡頭切換回日式家中后，夫妻倆靜默的對坐，小四父親沒有交待這段空白時空的一切。一開口打破沉默時，仍是一句「我該去上班了，衣服有沒有幫我燙？」重複的對白，又再度道齣劇中人不願面對變動的局勢，只想回歸不變命運的感受。甚或在夫妻倆最私密的枕邊對話時，他仍鄉願的表示「這樣也好，局裡的工作交給別人作，我也省得麻煩。」再再都道出外省第一代不願面對命運挑戰的特性。
　　
　　　　為了懷疑汪狗的友誼誠實與否，小四父母發生一陣爭吵，在這段鋪陳中，小四父親終於打破偽裝的堅強和鎮靜。他語帶哽咽、真情流露的與太太對話：「我們已經夠辛苦了，我只剩下妳跟幾個孩子，不要再嚇我了。」小四母：「只要你不怕，我什幺都不怕，以後全靠我們自己了。」這一小段的對白，毫無保留的剖析了外省第一代來台後，沒
　　有父母、家產、也沒有任何人事背景可靠的無助與無力。換句話說，原本在一個熟悉環境中成長，有一定的人事身家背景，也有父母親保護的人，被迫面對一個未知也毫無管道與人事背景的世界，真情流露是透露出心中的不願，獨立的特性其實是包裹在不得不接受事實的無奈，眼淚只能成為暫時的慰藉。
　　
　　三、 　　至死不渝的「祖國認同」
　　眷村生原是軍隊生活的後勤，讓為國奮戰的將士有一個家的所在。眷村裡，軍隊的精神又集體化和制度化了村內子弟的思維。充滿著聖戰使命的氛圍，讓眷村人的歸屬感和向心力自然不同於竹籬笆外的世界14。這點可以從眷村人常把村外人統稱為「老百姓」，與自己的軍籍背景相區隔的方式了解。
　　
　　　　眷村人的集合是以「反共復國回家鄉」為目的，對於所生存的土地台灣卻著墨不深，他們可以侃侃而談大陸家鄉的歷史和地理，卻不知道淡水河的長度、曾文水庫的集水量。表現在生活中的態度就成為不輕易置產的「過客」心態。第一代眷村外省人在台灣隨著時間漸漸凋零，不少人在離開世間前還堅持著一輩子的使命感和回到家鄉的夢想。
　　
　　　　雖然對自己的祖國有著強烈的認同，但是眷村人的「家」到底是神州大陸、還是在台落腳的村子，或者是台灣現代的城鄉？他們不斷的在對國與家的概念定義，試圖在台灣這塊土地尋找一個生存的合理性。
　　
　　　　對於眷村第二代，他們的父母將生命延續以「台生」或「台華」的名字，這些人被刻畫了共同的未來，他們一生都必須記得，有一個「保家衛國」的使命。眷村子弟在忠黨愛國的家教及江湖義氣的友誼，外加派系倫理的村教下，培養出率直、衝動、重感情，好逞強的個性。馬革裹屍氣豪壯的戰爭想象對他們而言是憧憬也是夢魘，並不時反應在生活之中。從小時候的分成兩大國玩武俠殺刀，兩國頭目各自拚命拉人充實國力的遊戲，到長大后勇於聚黨鬥狠，搶奪地盤的行為都是眷村中所營造出的特殊氛圍。
　　
　　　　在眷村人的心中，土地與國家意識的重要性從未降低，所謂反共復國事實上就是一場土地所有權之爭。當初倉皇來台的眷村人，依靠政府有限的照料，在那個台灣經濟尚未起飛的年代，尚可自足。加上當時氛圍是以反共回鄉為首要，苦一點也過得去。只是隨後進入的台灣經濟成長黃金期，讓不少本省籍農家靠土地增值致富，外加回鄉無望，使得這群當初最愛國的眷村人因貧窮轉為對社會的怨懟，成為他們挑釁社會的原因。
　　
　　　　如小說《卡門在台灣》中的眷村人阿寶所言：「外省第二代在台灣能搞出什幺名堂？沒有錢又沒有地。想要出頭，不是向老頭子的威權靠攏，就是向土財主的金權投降。」就適切的道出了外省第二代對於「土地」觀念所付與的特殊又複雜的意涵。
　　
　　　　在楊德昌的《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中，就充滿了眷村情節中「重義氣、重情感」的特質及對地盤利益爭議的概念。主角小四被塑造成一個血氣方剛，又有正義感的外省第二代，對於好友小貓王和喜愛的女生小明都流露著真誠又實在的情感。另一位從村子中出走，與本省幫派合作的通緝犯HONEY也是一副披著披風，豪爽重義氣的大俠風範，再再顯示陽德昌刻畫人物之細膩。
　　
　　　　對於幫派及土地的意識型態在本片中也多有著墨，「中山堂」成了二一七眷村太保幫老大「山東」及及後起之秀「滑頭」所帶領的公園太保幫兩個幫派間利益的集合地。
　　
　　　　二一七眷村太保幫常聚集的撞球間、公園太保幫的冰果店都成為影片中各自佔據的「地盤」。甚至劇中的通緝犯HONEY，單槍匹馬前往中山堂「鬧場」，最後被山東出奇不意的推向馬路給車壓死，背後的目的都是為了爭奪一個地盤及它所帶來的利益和意識形態。
　　
　　　　代表著外省第二代矛盾族群意識的HONEY，在六０年代那個不確定的氣氛中，似乎早一步嗅出了村子內外的差異，跨出省籍框架，和本省掛幫派合作，他曾經語重心長的說：「和那群眷村的混，不會有什幺出息。」這一句話透露了當時的一個時代氛圍，在台灣經濟漸漸起飛之時，還忙著復國反共的外省族群似乎錯過了這一段和歷史一同成長的
　　機會，他們為「祖國」築起的竹籬笆阻隔了和台灣這塊土地的情感，而HONEY則代表著一個新意識的覺醒，只是楊德昌在片中讓這位唯一有遠見的老大慘死街頭，似乎也預言了在時代潮流中以不變應萬變的眷村族群所將面對到的困境與挫折。
　　
　　 眷村的外省第二代之所以成為台灣社會漫遊者，原因在於他們受到第一代眷村人對於家國認同不清，和回到故鄉原點的祈盼所影響。眷村第一代對於被定位成「暫時落腳」的台灣沒能多作了解及互動，始終靠著竹籬笆內同僚的相互慰藉，直到終老。朱天心曾在她的作品中提出為何這群人始終無法深耕台灣的見解：「原因無他，清明節的時候，他們無墳可上．．．．．原來，沒有親人死去的土地，是無法叫做家鄉的。」
　　
　　　　她也描述了眷村中特別又局限的「台灣經驗」：「大概非眷村，或六十年代后出生的本省外省人都無法理解，很多眷村小孩在他們二十歲出外讀大學或當兵之前，是沒有「台灣人」經驗的，．．．．．至於為數眾多的大陸籍媽媽們，十數年間的唯一台灣人經驗就是菜市場里那幾名『老百姓』，因此她們印象中的台灣然大致可分為兩種：會做生意的，和不會做生意的」。
　　
　　　　就在這樣的時代氛圍下，在台灣出生、長大的眷村第二代，雖然從小仍接收著保家衛民、回歸家鄉的觀念，卻在步出竹籬笆后看見了不同於想象中神洲大陸的世界。
　　
　　　　「她漸漸習慣那些豐盛卻奇怪的菜肴，也一起跟著農家小孩擠看野台戲，聽不懂戲詞但隨他們該笑的時候一起笑。從不解到恍惚明白他們為何總是如此篤定怡然。村子里的孩子，或早或遲跟她一樣都面臨、感覺到這個，約好了似的因此一致不再吹噓炫耀未曾見過的家鄉話題。」朱天心的筆觸適切描寫出一個眷村小孩隨著年紀增長，步出那個與現實社會格格不入的圍牆之後所看見另一群被稱為「台灣人」的人，並漸漸了解自己生活環境不過是這個真實世界中的一小部份罷了。
　　
　　　　這使得眷村第二代發展出一套生存法則，眷村文學作家蘇偉貞對此有精闢的描述：「他們的父母一口鄉音，他們關起門來和父母以籍貫上的語言對話；出得家門，在巷弄學校里和鄰居孩子們講各地方言。出得村門，他們講國語客語或台語。很小，他們就像活在外國。」而身為外省第二代所背負的家國認同問題及身份問題，讓這群人生活在與環境看似融合卻又時時對立的處境之中。面對村外世界，眷村第二代了解如果再留在村裡，那隻代表了他「走不出去」。上述例子讓眷村二代漫遊者的特性明確顯現出來，他們生活在充滿意識形態，步調緩慢的村子中，並且了解村外的世界是無法以父母親的步伐基調去行進的。於是學會帶著烏龜漫步於村子圍牆內，並體驗著如何在圍牆外跨步趕上社會的脈動。
　　
　　　　這群人逐漸成長后，發現村子中曾經意氣風發的叔叔們已是白髮蒼蒼。胸懷大志的眷村第一代最後卻只落得一輩子沾滿兵工廠的油污和加工區的塑料味。於是他們絞盡腦汁想走出一條路，一條不同於曾經左右著他們成長經驗的長輩們曾走過的路。
　　
　　　　朱天心描述了一個眷村女孩在成長過程中所體驗的現象：「她所熟悉的兄弟姐妹們，基於各種奇怪難言的原因，沒有一人沒有想過離開這個地方的念頭．．．．．很多年以後，當她不耐煩老被等同於外來政權指責的『從未把這個島視為久居之地』時，曾認真回想並思索，的確為什幺他們沒有把這塊土地視為此生落腳處．．．．．」在她的筆鋒下，適切道出眷村第二代的命運是時時飄移於竹籬笆內外，在兩者間不斷思索、推翻，再適應，並終其一生離不開已深深附著於腦海中的眷村意識。
　　
　　　　《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中的小四一家人，就扮演了不同內涵的台灣漫遊者角色。他的父親雖然擺出公務員風骨，及以不變應萬變的態度面對一個政治、社會紛亂的台灣社會，到最後仍難抵擋被朋友出賣，開始認真思考在台灣的未來。楊德昌也適時的在對話中加入汪狗以上海話與小四父親的對話：「看現在這個情況，我看是不太可能回得去了，我們總要為自己未來打算。」這句話道出一個時代的不安及轉變，讓這群因戰亂來到一個陌生領域的外省第一代開始為「未來」設想。小四父親扮演著「無夢」的一代，這在大多數的外省家庭中都可以看到，一方面仍沉醉在回到家鄉的祈盼里，一方面則慣性的漫遊在台灣這個快速變遷的社會中，被時代的步伐推著走。像小四母親鼓勵先生去接觸做生意這條路，就是一種因時代氛圍改變而做的盲目嘗試。
　　
　　　　至於小四，他扮演著一個背負著父母望子成龍的期望，又生活在現實這個被幫派利益扭曲世界的外省第二代。在片中他的一些同儕們開始在一個壓抑的六０年代尋找「夢想」，漫遊在學業、幫派，家庭之外的音樂世界，包括小貓王及小公園幫的電星合唱團都在尋求一個歌唱之夢，愛秀敢玩。
　　
　　　　小公園幫老大HONEY被楊德昌塑造成《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中外省二代漫遊者特性最為顯著的典型。他不同於一般國中畢業后便往軍校里鑽的外省眷村子弟兵，反而成為一個社會法理不容、穿著海軍披風的逃兵通緝犯，並不斷在台灣南北跑路，躲避警方追察。在此同時，他更打破了當時外省二代因意識形態阻隔而形成莫名強烈的種族意識，轉向和本省掛稱兄道弟，遊走於自己所帶領的小公園幫和本省幫派之間，尋找一個新幫派利益結合點。而他最後為了不拖累幫派中的弟兄，單槍匹馬挑釁二一七眷村太保幫的行為，似乎頗有武俠小說中的俠客精神，只是在片中六０年代那個金錢遊戲高於一切的世界中，這種壯士斷腕、一對一談判的風格就顯得太過突兀。他全身上下的傳統「幫派精神」沒想到最後慘死在一個新世代利益掛帥不守「江湖道義」的人手裡，被太保幫老大山東推向一輛不知名的車輪下，結束片中這個漫遊者特性濃厚的角色演出。
　　
　　 眷村就像是敗戰政府的紀念碑，象徵著一個時代充滿挫折的悲劇。政府藉由建物改建與文化遺忘來轉化這群人所帶來的濃厚灰色氛圍。這使得眷村兩代居民對於過往，無法有一個完整記憶，只能藉由屬於自我「物」的片斷去做拼貼回憶。
　　
　　　　眷村第一代被戰爭逼迫離開家鄉，並且因時代法令限制失去所有親人的連繫。「家」的一切變成只存在於心中某個角落的片斷回憶，父母的形象只剩下倉皇撤退中壓在行李箱底的兩張泛黃相片。為了反攻計劃，他們關起門來生活在眷村之中，也因為如此，對於台灣老百姓的認識也是片斷的。回想起年輕在台灣的生活，除了兵工廠、軍隊，就是村子。這些人也因時代的氛圍及卷標化的結果成了一江山之役、台兒庄大捷，甚或被加之於身的原罪二二八事件的回憶之「物」，即便絕大多數的眷村人對於上述事件是置身事外的亦然。
　　
　　　　對於眷村第二代而言，從小就註定要活在一個碎裂的命運和記憶之中。張啟疆曾在《君自他鄉來》中提及：『你們的身世之謎另有一說：「你們的父親是時代的遺腹子，你們算是偏房所生。你們的故事開始於出生前，連同大難不死的父親，分別遺棄在碼頭和對岸的碼頭。」』
　　
　　　　這個說法，把眷村兩代間對於回憶及身世做了一個殘酷的描述，也說明屬於眷村人的一切，被戰亂硬生生切成片斷的事實。第一代對於家鄉的回憶及村外世界、第二代對於眷村長輩們口中的國與家以及接觸到的台灣社會，都成了一個個拼湊畫面。
　　
　　 張啟疆在刻劃消失的眷村時也曾寫下：「你想得太多了，這裡就是我們家，你忘了，你曾從這裡搬出去，又搬回來，只不過從正義新村變成正義國宅。你不是說，現在的位置恰巧是老家的舊址，睡的床幾乎就是小時候擺放搖籃的地方，只不過從一樓升高到七樓」的句子。村子不見了，但真的不見了嗎？同樣的一群人回到同樣的一個地方，對於村子的記憶仍無形的附著於被架高的建築之中，對老家，對過往的一切，其實還是隨著眷村人的存在而存在，即便怪手早已無情的夷平了一根主梁串聯如傳聲筒的眷舍巷弄。
　　
　　　　班雅明對非自願性回憶的歷史「廢墟」概念在村子被移平后提供了眷村人一個填補心靈的方式。他寫道：「你的詞語被剝奪了力量，你被打成了碎片，自行作為一道慘淡的影子而消失了。你央被允許與一幅畫結合，這時，一個深刻的寓意就會幫助你掌握那被隱藏的。」
　　
　　　　張啟疆將消失且無法彌補的眷村歷史透過「廢墟」概念加以呈現：「假設這位原住民－婦聯新村出生，長大而後搬離的子弟，騎著黑色豪邁一二五專程或偶經昔日故鄉，這時『廢墟』的意義又有所不同：一枚落葉可能勾起夏日黃昏的捉迷藏記憶，地上一片污漬也許是某年械鬥的留痕．．．．．毋需藉由放大鏡，回憶本身即是具備顯微的效果。」這席話似乎想要藉由班雅明所提「物」的靈光閃爍，喚回過往非自願性回憶的片斷畫面，慰藉在村子「消失」之後的眷村人們找不回的記憶。
　　
　　　　楊德昌影片中的「廢墟」概念
　　
　　　　楊德昌的電影不愛使用一般西方好萊塢的「建立鏡頭」手法。從影像的觀點來談，就是將畫面切割成不完整的片斷，並由片斷去建構屬於觀眾自我的「場景」。在加上附著於影片本身的氛圍，如《恐怖份子》的婚外關係、出賣朋友，惡作劇的電話等等組合，將影片營造的都會不安感受藉由這些元素呈現出來，讓觀眾能自然透過這些片斷又隱喻的信息去搭配真實生活中的經驗思維及拼湊出屬於自我意念中的「恐布份子」。
　　
　　　　黃建業曾論及楊德昌的《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一片是「小社會放大的人性觀察」。他強調雖然這部電影是以青少年幫派間的利益鬥爭為鋪陳主軸，但卻不曾陷入幫派電影的呈現模式。雖然整部作品有HONEY及二一七眷村太保幫的死亡灰色情節，卻也藉由人物性格的片斷特色搭構成非自願性回憶的「物」，讓觀眾能夠藉此一窺台灣六０年代的特殊氛圍。這裡面包含了小貓王、電星合唱團追求的美式搖滾及藍調音樂、小四大姐的美式生活習慣－早上洗澡，都讓台灣社會受到美國文化衝擊的那個時代再度呈現在觀眾之前。
　　
　　　　當然，幫派間的勾心鬥角、及已被利益扭曲的地盤之爭，勾勒了真實社會中的無情與寫實，也逐步將上一代的政治、金錢等利益關係延伸到生活在台灣的第二代眷村人身上，讓觀眾透過一部電影的銀幕時間及片斷氛圍的建構去回憶起那一個充滿變動不安的年代。
　　
　　　　五、結語
　　
　　　　班雅明認為歷史唯物主義者不能沒有「當下」這個概念。這個當下不是一個過渡階段。在這個當下里，時間是靜止停頓的。這個當下界定了他書寫歷史的現實環境。
　　
　　　　所謂的「眷村」或「家鄉」在時間流逝下對這群漂蕩於的竹籬笆內外的人而言已不再重要，雖然他們都會在無意中強烈的回想起那些零碎的回憶。
　　
　　　　國宅蓋起來了，曾經在白蟻啃食木頭聲陪伴下苦讀的眷村第二代及為國奉獻青春、現在成了老弱殘兵的外省「老芋仔」都有了共同的「新家」。那些巷頭吵架巷尾討論、張家炒菜聲和著李家麻將聲的畫面可能永遠消失在台灣的影像地圖上。但，這些回憶，卻可能經由一句道地的家鄉對話和熟悉的鄰居笑容中再次回到眷村人的腦海。也會像被班雅明讚頌的「偉大的廢墟」永遠豎立在這群人的心中。

軍民魚水情,為何大陸沒有眷村?樓主文章中明顯的優越感和台灣的族群歧視多麼合拍,今天的外省人被歧視,與其幾十年的對本省人的迫害有關.

國民黨淪落到今天這步,完全是咎由自取.樓住擺出優越感,卻指責本省人的歧視,為何就不能反省呢?你不尊重別人,有何理由責罵他人?自私,絕對的自我,可憐有可恥的外省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