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周一書] 文化苦旅 余秋雨 著

道士塔


莫高窟大門外，有一條河，過河有一溜空地，高高低低建著幾座僧人圓寂塔。塔呈圓形，狀近葫蘆，外敷白色。從幾座坍弛的來看，塔心豎一木樁，四周以黃泥塑成，基座壘以青磚。歷來住持莫高窟的僧侶都不富裕，從這裡也可找見證明。夕陽西下，朔風凜冽，這個破落的塔群更顯得悲涼。
　　有一座塔，由於修建年代較近，保存得較為完整。塔身有碑文，移步讀去，猛然一驚，它的主人，竟然就是那個王圓籙！
　　歷史已有記載，他是敦煌石窟的罪人。
　　我見過他的照片，穿著土布棉衣，目光獃滯，畏畏縮縮，是那個時代到處可以遇見的一個中國平民。他原是湖北麻城的農民，逃荒到甘肅，做了道士。幾經轉折，不幸由他當了莫高窟的家，把持著中國古代最燦爛的文化。他從外國冒險家手裡接過極少的錢財，讓他們把難以計數的敦煌文物一箱箱運走。今天，敦煌研究院的專家們只得一次次屈辱地從外國博物館買取敦煌文獻的微縮膠捲，嘆息一聲，走到放大機前。
　　完全可以把憤怒的洪水向他傾泄。但是，他太卑微，太渺小，太愚昧，最大的傾泄也只是對牛彈琴，換得一個漠然的表情。讓他這具無知的軀體全然肩起這筆文化重債，連我們也會覺得無聊。
　　這是一個巨大的民族悲劇。王道士只是這出悲劇中錯步上前的小丑。一位年輕詩人寫道，那天傍晚，當冒險家斯坦因裝滿箱子的一隊牛車正要啟程，他回頭看了一眼西天凄艷的晚霞。那裡，一個古老民族的傷口在滴血。
　　真不知道一個堂堂佛教聖地，怎麼會讓一個道士來看管。中國的文官都到哪裡去了，他們滔滔的奏招怎麼從不提一句敦煌的事由？
　　其時已是20世紀初年，歐美的藝術家正在醞釀著新世紀的突破。羅丹正在他的工作室里雕塑，雷諾阿、德加、塞尚已處於創作晚期，馬奈早就展出過他的《草地上的午餐》。他們中有人已向東方藝術投來歆羨的目光，而敦煌藝術，正在王道士手上。
　　王道士每天起得很早，喜歡到洞窟里轉轉，就像一個老農，看看他的宅院。他對洞窟里的壁畫有點不滿，暗乎乎的，看著有點眼花。亮堂一點多好呢，他找了兩個幫手，拎來一桶石灰。草扎的刷子裝上一個長把，在石灰桶里蘸一蘸，開始他的粉刷。第一遍石灰刷得太薄，五顏六色還隱隱顯現，農民做事就講個認真，他再細細刷上第二遍。這兒空氣乾燥，一會兒石灰已經干透。什麼也沒有了，唐代的笑容，宋代的衣冠，洞中成了一片凈白。道士擦了一把汗憨厚地一笑，順便打聽了一下石灰的市價。他算來算去，覺得暫時沒有必要把更多的洞窟刷白，就刷這幾個吧，他達觀地放下了刷把。
　　當幾面洞壁全都刷白，中座的塑雕就顯得過分惹眼。在一個乾乾淨淨的農舍里，她們婀娜的體態過於招搖，她們柔美的淺笑有點尷尬。道士想起了自己的身份，一個道士，何不在這裡搞上幾個天師、靈宮菩薩？他吩咐幫手去借幾個鐵鎚，讓原先幾座塑雕委曲一下。事情幹得不賴，才幾下，婀娜的體態變成碎片，柔美的淺笑變成了泥巴。聽說鄰村有幾個泥匠，請了來，拌點泥，開始堆塑他的天師和靈宮。泥匠說從沒幹過這種活計，道士安慰道，不妨，有那點意思就成。於是，像頑童堆造雪人，這裡是鼻子，這裡是手腳，總算也能穩穩坐住。行了，再拿石灰，把它們刷白。畫一雙眼，還有鬍子，像模像樣。道士吐了一口氣，謝過幾個泥匠，再作下一步籌劃。
　　今天我走進這幾個洞窟，對著慘白的牆壁、慘白的怪像，腦中也是一片慘白。我幾乎不會言動，眼前直晃動著那些刷把和鐵鎚。「住手！」我在心底痛苦地呼喊，只見王道士轉過臉來，滿眼困惑不解。是啊，他在整理他的宅院，閑人何必喧嘩？我甚至想向他跪下，低聲求他：「請等一等，等一等……」但是等什麼呢？我腦中依然一片慘白。
　　1900年5月26日清晨，王道士依然早起，辛辛苦苦地清除著一個洞窟中的積沙。沒想到牆壁一震，裂開一條縫，裡邊似乎還有一個隱藏的洞穴。王道士有點奇怪，急忙把洞穴打開，嗬，滿滿實實一洞的古物！
　　王道士完全不能明白，這天早晨，他打開了一扇轟動世界的門戶。一門永久性的學問，將靠著這個洞穴建立。無數才華橫溢的學者，將為這個洞穴耗盡終生。中國的榮耀和恥辱，將由這個洞穴吞吐。
　　現在，他正銜著旱煙管，扒在洞窟里隨手撿翻。他當然看不懂這些東西，只覺得事情有點蹊蹺。為何正好我在這兒時牆壁裂縫了呢？或許是神對我的酬勞。趁下次到縣城，撿了幾個經卷給縣長看看，順便說說這樁奇事。
　　縣長是個文官，稍稍掂出了事情的分量。不久甘肅學台葉熾昌也知道了，他是金石學家，懂得洞窟的價值，建議藩台把這些文物運到省城保管。但是東西很多，運費不低，官僚們又猶豫了。只有王道士一次次隨手取一點出來的文物，在官場上送來送去。
　　中國是窮。但只要看看這些官僚豪華的生活排場，就知道絕不會窮到籌不出這筆運費。中國官員也不是都沒有學問，他們也已在窗明幾淨的書房裡翻動出土經卷，推測著書寫朝代了。但他們沒有那副赤腸，下個決心，把祖國的遺產好好保護一下。他們文雅地摸著鬍鬚，吩咐手下：「什麼時候，叫那個道士再送幾件來！」已得的幾件，包裝一下，算是送給哪位京官的生日禮品。
　　就在這時，歐美的學者、漢學家、考古家、冒險家，卻不遠萬里，風餐露宿，朝敦煌趕來。他們願意變賣掉自己的全部財產，充作偷運一兩件文物回去的路費。他們願意吃苦，願意冒著葬身沙漠的危險，甚至作好了被打、被殺的準備，朝這個剛剛打開的洞窟趕來。他們在沙漠里燃起了股股炊煙，而中國官員的客廳里，也正茶香縷縷。
　　沒有任何關卡，沒有任何手續，外國人直接走到了那個洞窟跟前。洞窟砌了一道磚、上了一把鎖，鑰匙掛在王道士的褲腰帶上。外國人未免有點遺憾，他們萬里衝刺的最後一站，沒有遇到森嚴的文物保護官邸，沒有碰見冷漠的博物館館長，甚至沒有遇到看守和門衛，一切的一切，竟是這個骯髒的土道士。他們只得幽默地聳聳肩。
　　略略交談幾句，就知道了道士的品位。原先設想好的種種方案純屬多餘，道士要的只是一筆最輕鬆的小買賣。就像用兩枚針換一隻雞，一顆鈕扣換一籃青菜。要詳細地複述這筆交換帳，也許我的筆會不太沉穩，我只能簡略地說：1905年10月，俄國人勃奧魯切夫用一點點隨身帶著的俄國商品，換取了一大批文書經卷；1907年5月，匈牙利人斯坦因用一疊子銀元換取了24大箱經卷、5箱織絹和繪畫；1908年7月，法國人怕希和又用少量銀元換去了10大車、6000多卷寫本和畫卷；1911年10月，日本人吉川小一郎和橘瑞超用難以想象的低價換取了300多卷寫本和兩尊唐塑；1914年，斯坦國第二次又來，仍用一點銀元換去了5大箱、600多卷經卷；……
　　道士也有過猶豫，怕這樣會得罪了神。解除這種猶豫十分簡單，那個斯坦國就哄他說，自己十分崇拜唐僧，這次是倒溯著唐僧的腳印，從印度到中國取經來了。好，既然是洋唐僧，那就取走吧，王道士爽快地打開了門。這裡不用任何外交辭令，只需要幾句現編的童話。
　　一箱子，又一箱子。一大車，又一大車。都裝好了，紮緊了。吁——，車隊出發了。
　　沒有走向省城，因為老爺早就說過，沒有運費。好吧，那就運到倫敦，運到巴黎，運到彼得堡，運到東京。
　　王道士頻頻點頭，深深鞠躬，還送出一程。他恭敬地稱斯坦因為「司大人諱代諾」，稱伯希和為「貝大人諱希和」。他的口袋裡有了一些沉甸甸的銀元，這是平常化緣時很難得到的。他依依惜別，感謝司大人、貝大人的「布施」。車隊已經駛遠，他還站在路口。沙漠上，兩道深深的車轍。
　　斯坦因他們回到國外，受到了熱烈的歡迎。他們的學術報告和探險報告，時時激起如雷的掌聲。他們的敘述中常常提到古怪的王道士，讓外國聽眾感到，從這麼一個蠢人手中搶救出這筆遺產，是多麼重要。他們不斷暗示，是他們的長途跋涉，使敦煌文獻從黑暗走向光明。
　　他們都是富有實幹精神的學者，在學術上，我可以佩服他們。但是，他們的論述中遺忘了一些極基本的前提。出來辯駁為時已晚，我心頭只是浮現出一個當代中國青年的幾行詩句，那是他寫給火燒圓明園的額爾金勛爵的：
　　
　　我好恨
　　恨我沒早生一個世紀
　　使我能與你對視著站立在
　　陰森幽暗的古堡
　　晨光微露的曠野
　　要麼我拾起你扔下的白手套
　　要麼你接住我甩過去的劍
　　要麼你我各乘一匹戰馬
　　遠遠離開這天的帥旗
　　離開如雲的戰陣
　　決勝負於城下

　　對於這批學者，這些詩句或許太硬。但我確實想用這種方式，攔住他們的車隊。對視著，站立在沙漠里。他們會說，你們無力研究；那麼好，先找一個地方，坐下來，比比學問高低。什麼都成，就是不能這麼悄悄地運走祖先給我們的遺贈。
　　我不禁又嘆息了，要是車隊果真被我攔下來了，然後怎麼辦呢？我只得送繳當時的京城，運費姑且不計。但當時，洞窟文獻不是確也有一批送京的嗎？其情景是，沒裝木箱，只用席子亂捆，沿途官員伸手進去就取走一把，在哪兒歇腳又得留下幾捆，結果，到京城時已零零落落，不成樣子。
　　偌大的中國，竟存不下幾卷經文！比之於被官員大量糟踐的情景，我有時甚至想狠心說一句：寧肯存放在倫敦博物館里！這句話終究說得不太舒心。被我攔住的車隊，究竟應該駛向哪裡？這裡也難，那裡也難，我只能讓它停駐在沙漠里，然後大哭一場。
　　我好恨！
　　不止是我在恨。敦煌研究院的專家們，比我恨得還狠。他們不願意抒發感情，只是鐵板著臉，一鑽幾十年，研究敦煌文獻。文獻的膠捲可以從外國買來，越是屈辱越是加緊鑽研。
　　我去時，一次敦煌學國際學術討論會正在莫高窟舉行。幾天會罷，一位日本學者用沉重的聲調作了一個說明：「我想糾正一個過去的說法。這幾年的成果已經表明，敦煌在中國，敦煌學也在中國！」
　　中國的專家沒有太大的激動，他們默默地離開了會場，走過王道士的圓寂塔前。

[ 本帖最後由 NYLASH 於 2008-1-20 04:31 編輯 ]

莫高窟位於中國甘肅省敦煌市東南25公里處的鳴沙山東麓斷崖上，前臨宕泉河，面向東，南北長1680米，高50米。洞窟分佈高低錯落、鱗次櫛比，上,下最多有五層。它始建於十六國時期，據唐《李克讓重修莫高窟佛龕碑》的記載，前秦建元二年（366年），僧人樂僔路經此山，忽見金光閃耀，如現萬佛，於是便在岩壁上開鑿了第一個洞窟。此後法良禪師等又繼續在此建洞修禪，稱為「漠高窟」，意為「沙漠的高處」。後世因「漠」與「莫」通用，便改稱為「莫高窟」。北魏、西魏和北周時，統治者崇信佛教，石窟建造得到王公貴族們的支持，發展較快。隋唐時期，隨著絲綢之路的繁榮，莫高窟更是興盛，在武則天時有洞窟千餘個。安史之亂后，敦煌先後由吐蕃和歸義軍佔領，但造像活動未受太大影響。北宋、西夏和元代，莫高窟漸趨衰落，僅以重修前朝窟室為主，新建極少。元朝以後，隨著絲綢之路的廢棄，莫高窟也停止了興建並逐漸湮沒於世人的視野中。直到清康熙四十年（1701年）后，這裡才重新為人注意。近代，人們通常稱其為「千佛洞」。
莫高窟現存北魏至元的洞窟735個，分為南北兩區。南區是莫高窟的主體，為僧侶們從事宗教活動的場所，有487個洞窟，均有壁畫或塑像。北區有248個洞窟，其中只有5個存在壁畫或塑像，而其它的都是僧侶修行、居住和死亡后掩埋的場所，有土炕、灶炕、煙道、壁龕、檯燈等生活設施。兩區共計492個洞窟存在壁畫和塑像，有壁畫4.5萬平方米、泥質彩塑2415尊、唐宋木構崖檐5個，以及數千塊蓮花柱石、鋪地花磚等。


【藝術特色】
莫高窟是一座融繪畫、雕塑和建築藝術於一體，以壁畫為主、塑像為輔的大型石窟寺。它的石窟形制主要有禪窟、中心塔柱窟、殿堂窟、中心佛壇窟、四壁三龕窟、大像窟、涅磐窟等。各窟大小相差甚遠，最大的第16窟達268平方米，最小的第37窟高不盈尺。窟外原有木造殿宇，並有走廊、棧道等相連，現多已不存。
莫高窟壁畫繪於洞窟的四壁、窟頂和佛龕內，內容博大精深，主要有佛像、佛教故事、佛教史跡、經變、神怪、供養人、裝飾圖案等七類題材，此外還有很多表現當時狩獵、耕作、紡織、交通、戰爭、建設、舞蹈、婚喪嫁娶等社會生活各方面的畫作。這些畫有的雄渾寬廣，有的瑰麗華艷，體現了不同時期的藝術風格和特色。中國五代以前的畫作已大都散失，莫高窟壁畫為中國美術史研究提供了重要實物，也為研究中國古代風俗提供了極有價值的形象和圖樣。據計算，這些壁畫若按2米高排列，可排成長達25公里的畫廊。
莫高窟所處山崖的土質較鬆軟，並不適合製作石雕，所以莫高窟的造像除四座大佛為石胎泥塑外，其餘均為木骨泥塑。塑像都為佛教的神佛人物，排列有單身像和群像等多種組合，群像一般以佛居中，兩側侍立弟子、菩薩、天王、力士等，少則3身，多則達11身。彩塑形式有圓塑、浮塑、影塑、善業塑等。這些塑像精巧逼真、想象力豐富、造詣高深，而且與壁畫相融相襯，相得益彰。
第96窟是莫高窟最高的一座洞窟，其外附岩而建的「九層樓」是莫高窟的標誌性建築，高33米。它是一個九層的遮檐，也叫「北大像」，正處在崖窟的中段，與崖頂等高，巍峨壯觀。其木構為土紅色，檐牙高啄，外觀輪廓錯落有致，檐角系鈴，隨風作響。其間有彌勒佛坐像，高35.6米，由石胎泥塑彩繪而成，是中國國內僅次於樂山大佛和榮縣大佛的第三大坐佛。容納大佛的空間下部大而上部小，平面呈方形。樓外開兩條通道，既可供就近觀賞大佛，又是大佛頭部和腰部的光線來源。這座窟檐在唐文德元年（888年）以前就已存在，當時為5層，北宋乾德四年（966年）和清代都進行了重建，並改為4層。1935年再次重修，形成現在的9層造型。
　　莫高窟的壁畫上，處處可見漫天飛舞的美麗飛天——敦煌市的城雕也是一個反彈琵琶的飛天仙女的形象。飛天是侍奉佛陀和帝釋天的神，能歌善舞。牆壁之上，飛天在無邊無際的茫茫宇宙中飄舞，有的手捧蓮蕾，直衝雲霄；有的從空中俯衝下來，勢若流星；有的穿過重樓高閣，宛如游龍；有的則隨風悠悠漫卷。畫家用那特有的蜿蜒曲折的長線、舒展和諧的意趣，為人們打造了一個優美而空靈的想象世界。
　　熾熱的色彩，飛動的線條，在這些西北的畫師對理想天國熱烈和動情的描繪里，我們似乎感受到了他們在大漠荒原上縱騎狂奔的不竭激情，或許正是這種激情，才孕育出壁畫中那樣張揚的想象力量吧！


【風格演變】
莫高窟現存有壁畫和雕塑的492個石窟大體可分為四個時期：北朝、隋唐、五代和宋、西夏和元。
開鑿於北朝時期的洞窟共有36個，其中年代最早的第268窟、第272窟、第275窟可能建於北涼時期。窟形主要是禪窟、中心塔柱窟和殿堂窟，彩塑有圓塑和影塑兩種，壁畫內容有佛像、佛經故事、神怪、供養人等。這一時期的影塑以飛天、供養菩薩和千佛為主，圓塑最初多為一佛二菩薩組合，後來又加上了二弟子。塑像人物體態健碩，神情端莊寧靜，風格樸實厚重。壁畫前期多以土紅色為底色，再以青綠褚白等顏色敷彩，色調熱烈濃重，線條純樸渾厚，人物形象挺拔，有西域佛教的特色。西魏以後，底色多為白色，色調趨於雅緻，風格灑脫，具有中原的風貌。典型洞窟有第249窟、第259窟、第285窟、第428窟等。如，第243石窟北魏時代的釋家牟尼塑像，恭正端坐，身上斜披印度袈裟，頭頂扎扁圓形髮髻，保留著健陀羅樣式。
隋唐是莫高窟發展的全盛時期，現存洞窟有300多個。禪窟和中心塔柱窟在這一時期逐漸消失，而同時大量出現的是殿堂窟、佛壇窟、四壁三龕窟、大像窟等形式，其中殿堂窟的數量最多。塑像都為圓塑，造型濃麗豐肥，風格更加中原化，並出現了前代所沒有的高大塑像。群像組合多為七尊或者九尊，隋代主要是一佛、二弟子、二菩薩或四菩薩，唐代主要是一佛、二弟子、二菩薩和二天王，有的還再加上二力士。這一時期的莫高窟壁畫題材豐富、場面宏偉、色彩瑰麗，美術技巧達到空前的水平，內容主要有佛像、經變、佛教史跡、佛教故事和供養人等。如中唐時期製作的第79窟脅侍菩薩像中的樣式。上身裸露，作半跪坐式。頭晌合攏的兩片螺圓髮髻，是唐代平民的髮式。臉龐、肢體的肌肉圓潤，施以粉彩，膚色白凈，表情隨和溫存。雖然眉宇間仍點了一顆印度式紅痔，卻更像生活中的真人。還有在第159窟中，也是脅侍菩薩。一位上身赤裸，斜結瓔珞，右手抬起，左手下垂，頭微向右傾，上身有些左傾，胯部又向右突，動作協調，既保持平衡，又顯露出女性化的優美身段。另外一位菩薩全身著衣，內外幾層交待清楚，把身體結構顯露得清晰可辨。衣褶線條流利，色彩艷麗絢爛，配置協調，身材修長，比例恰當，使人覺得這是兩尊有生命力的「活像」。
五代和宋時期的洞窟現存有100多個，多為改建、重繪的前朝窟室，形制主要是佛壇窟和殿堂窟。從晚唐到五代，統治敦煌的張氏和曹氏家族均崇信佛教，為莫高窟出資甚多，因此供養人畫像在這個階段大量出現並且內容也很豐富。塑像和壁畫都沿襲了晚唐的風格，但愈到後期，其形式就愈顯公式化，美術技法水平也有所降低。這一時期的典型洞窟有第61窟和第98窟等，其中第61窟的地圖《五台山圖》是莫高窟最大的壁畫，高5米，長13.5米，繪出了山西五台山周邊的山川形勝、城池寺院、亭台樓閣等，堪稱恢宏壯觀。
莫高窟現存西夏和元代的洞窟有85個。西夏修窟77個，多為改造和修繕的前朝洞窟，洞窟形制和壁畫雕塑基本都沿襲了前朝的風格。一些西夏中期的洞窟出現回鶻王的形象，可能與回鶻人有關。而到了西夏晚期，壁畫中又出現了西藏密宗的內容。元代洞窟只有8個，全部是新開鑿的，出現了方形窟中設圓形佛壇的形制，壁畫和雕塑基本上都和西藏密宗有關。典型洞窟有第3窟、第61窟和第465窟等。
藏經洞
1900年，在莫高窟居住的道士王圓籙為了將已被遺棄許久的部分洞窟改建為道觀，而進行大規模的清掃。當他在為第16窟（現編號）清除淤沙時，偶然發現了北側甬道壁上的一個小門，打開后，出現一個長寬各2.6米、高3米的方形窟室（現編號為第17窟），內有從4世紀到11世紀（即十六國到北宋）的歷代文書和紙畫、絹畫、刺繡等文物5萬多件，這就是著名的「藏經洞」。
藏經洞的內壁繪菩提樹、比丘尼等圖像，中有一座禪床式低壇，上塑一位高僧洪辨的坐相，另有一通石碑，似未完工。從洞中出土的文書來看，最晚的寫於北宋年間，且不見西夏文字，因此可推斷藏經洞是公元11世紀時，莫高窟的僧人們為躲避西夏軍隊，在準備逃難時所封閉的。
莫高窟藏經洞是中國考古史上的一次非常重大的發現，其出土文書多為寫本，少量為刻本，漢文書寫的約佔六分之五，其它則為古代藏文、梵文、齊盧文、粟特文、和闐文、回鶻文、龜茲文等。文書內容主要是佛經，此外還有道經、儒家經典、小說、詩賦、史籍、地籍、帳冊、曆本、契據、信札、狀牒等，其中不少是孤本和絕本。這些對研究中國和中亞地區的歷史，都具有重要的史料和科學價值，並由此形成了一門以研究藏經洞文書和敦煌石窟藝術為主的學科——敦煌學。

破壞情況

莫高窟在元代以後已很少為人所知，幾百年裡基本保存了原貌。但自藏經洞被發現后，旋即吸引來許多西方的考古學家和探險者，他們以極低廉的價格從王圓籙處獲得了大量珍貴典籍和壁畫，運出中國或散落民間，嚴重損傷了莫高窟和敦煌藝術的完整性。
1907年，英國考古學家馬爾克·奧萊爾·斯坦因在進行第二次中亞考古旅行時，沿著羅布泊南的古絲綢之路，來到了敦煌。當聽說莫高窟發現了藏經洞后，他找到王圓籙，表示願意幫助興修道觀，取得了王的信任。於是斯坦因就被允許進入藏經洞揀選文書，他最終只用了200兩銀兩，便換取了24箱寫本和5箱其他藝術品帶走。1914年，斯坦因再次來到莫高窟，又以500兩銀兩向王圓籙購得了570段敦煌文獻。這些藏品大都捐贈給了大英博物館和印度的一些博物館。大英博物館現擁有與敦煌相關的藏品約1.37萬件，是世界上收藏敦煌文物最多的地方，但近年來由於該館對中國文物的保護不力甚至遭致失竊，因而受到不少指責。
1908年，精通漢學的法國考古學家伯希和在得知莫高窟發現古代寫本后，立即從迪化趕到敦煌。他在洞中揀選了三星期，最終以600兩銀兩為代價，獲取了1萬多件堪稱菁華的敦煌文書，後來大都入藏法國國立圖書館。
1909年，伯希和在北京向一些學者出示了幾本敦煌珍本，這立即引起學界的注意。他們向清朝學部上書，要求甘肅和敦煌地方政府馬上清點藏經洞文獻，並運送進京。清廷指定由甘肅布政使何彥升負責押運。但在清點前，王圓籙便已將一部分文物藏了起來，押運沿途也散失了不少，到了北京后，何彥升和他的親友們又自己攫取了一些。於是，1900年發現的五萬多件藏經洞文獻，最終只剩下了8757件入藏京師圖書館，現均存於中國國家圖書館。
對於流失在中國民間的敦煌文獻，有一部分後來被收藏者轉賣給了日本藏家，也有部分歸南京國立中央圖書館，但更多的已難以查找。王圓籙藏匿起來的寫本，除了賣給斯坦因一部分以外，其他的也都在1911年和1912年賣給了日本的探險家吉川小一郎和橘瑞超。1914年，俄羅斯佛學家奧爾登堡對已經搬空的藏經洞進行了挖掘，又獲得了一萬多件文物碎片，目前藏於俄羅斯科學院東方學研究所。
近代，除了藏經洞文物受到瓜分，敦煌壁畫和塑像也蒙受了巨大的損失，目前所有唐宋時期的壁畫均已不在敦煌。伯希和與1923年到來的哈佛大學蘭登·華爾納先後利用膠布粘取了大批有價值壁畫，有時甚至只揭取壁畫中的一小塊圖像，嚴重損害了壁畫的完整性。王圓籙為打通部分洞窟也毀壞了不少壁畫。1922年，莫高窟曾一度關押了數百名俄羅斯沙皇軍隊士兵，他們在洞窟中煙熏火燎，破壞不小。1940年代，張大千在此描摹壁畫時，發現部分壁畫有內外兩層，他便揭去外層以觀賞內層，這種做法後來引發了爭議，直到現在依然爭論不休。


【周邊和現況】
敦煌自古以來就是絲綢之路上的重鎮，一度頗為繁華，周邊石窟寺亦頗多。除了莫高窟，還有西千佛洞、榆林窟及東千佛洞等，共同組成了敦煌石窟群，其中西千佛洞和東千佛洞通常被看作是莫高窟和榆林窟的分支。西千佛洞位於莫高窟西南30餘公里的黨河北岸崖壁上，呈東西向排列，全長2.5公里，現存北魏、北周、隋、唐、五代、西夏、元的洞窟22個、壁畫約800平方米、彩塑34身，它的洞窟形制、塑像和壁畫的題材內容、藝術風格均與莫高窟十分相似，但由於歷史上的保護不周，目前殘損坍塌較甚。
雖然早在20世紀初就有羅振玉、王國維、劉半農等人在北京、倫敦、巴黎等各地收集、抄錄敦煌文獻，但對莫高窟的真正保護開始於1940年代。1941年至1943年著名畫家張大千對洞窟進行了斷代、編號和壁畫描摹。1943年，國民政府將莫高窟收歸國有，設立敦煌藝術研究所，由常書鴻任所長，對敦煌諸石窟進行系統性的保護、修復和研究工作。1950年，研究所改名為敦煌文物研究所，依然由常書鴻主持，到1966年以前，已加固了約400個洞窟，搶修了5座唐宋木構窟檐，並將周邊10餘平方公里劃定為保護範圍。1984年，中國政府進一步將敦煌文物研究所升格為敦煌研究院，充實了科技力量，開展治沙工程，積極利用數字化技術和其他技術來加強保護工作。由於呼吸產生的二氧化碳對壁畫會產生潛在性地破壞，近年造訪莫高窟人數增加，因此對日常參觀人數加以限制。

莫高窟堪稱世界最大的藝術寶庫之一.




【莫高窟被盜事項】
光緒二十六年（公元1900年）道士王圓籙發現"藏經洞"，洞內藏有寫經、文書和文物四萬多件。此後莫高窟更為引人注目。
1907、1914年英國的斯坦因兩次掠走遺書、文物一萬多件。
1908年法國人伯希和從藏經洞中揀選文書中的精品，掠走約5000件。
1910年藏經洞中的劫餘寫經，大部分運至北京，交京師圖書館收藏。
1911年日本人橘瑞超和吉川小一郎從王道士處，弄走約600件經卷。
1914年俄國人奧爾登堡又從敦煌拿走一批經卷寫本，並進行洞窟測繪，還盜走了第263窟的壁畫。
1924年美國人華爾納用特製的化學膠液，粘揭盜走莫高窟壁畫26塊。

莫高窟對面，是三危山。《山海經》記，「舜逐三苗子三危」。可見它是華夏文明的早期屏障，早得與神話分不清界線。那場戰鬥怎麼個打法，現在已很難想象，但浩浩蕩蕩的中原大軍總該是來過的。當時整個地球還人跡稀少，噠噠的馬蹄聲顯得空廓而響亮。讓這麼一座三危山來做莫高窟的映壁，氣概之大，人力莫及，只能是造化的安排。
　　公元366年，一個和尚來到這裡。他叫樂樽，戒行清虛，執心恬靜，手持一支錫杖，雲遊四野。到此已是傍晚時分，他想找個地方棲宿。正在峰頭四顧，突然看到奇景：三危山金光燦爛，烈烈揚揚，像有千佛在躍動。是晚霞嗎？不對，晚霞就在西邊，與三危山的金光遙遙對應。
　　三危金光之謎，後人解釋頗多，在此我不想議論。反正當時的樂樽和尚，剎那間激動萬分。他怔怔地站著，眼前是騰燃的金光，背後是五彩的晚霞，他渾身被照得通紅，手上的錫杖也變得水晶般透明。他怔怔地站著，天地間沒有一點聲息，只有光的流溢，色的籠罩。他有所憬悟，把錫杖插在地上，莊重地跪下身來，朗聲發願，從今要廣為化緣，在這裡築窟造像，使它真正成為聖地。和尚發願完畢，兩方光焰俱黯，蒼然暮色壓著茫茫沙原。
　　不久，樂樽和尚的第一個石窟就開工了。他在化緣之時廣為播揚自己的奇遇，遠近信士也就紛紛來朝拜勝景。年長日久，新的洞窟也—一挖出來了。上至王公，下至平民，或者獨築，或者合資，把自己的信仰和祝祈，全向這座陡坡鑿進。從此，這個山嶴的歷史，就離不開工匠斧鑿的叮噹聲。
　　工匠中隱潛著許多真正的藝術家。前代藝術家的遺留，又給後代藝術家以默默的滋養。於是，這個沙漠深處的陡坡，濃濃地吸納了無量度的才情，空靈靈又脹鼓鼓地站著，變得神秘而又安詳。
　　從哪一個人口密集的城市到這裡，都非常遙遠。在可以想象的將來，還只能是這樣。它因華美而矜持，它因富有而遠藏。它執意要讓每一個朝聖者，用長途的艱辛來換取報償。
　　我來這裡時剛過中秋，但朔風已是鋪天蓋地。一路上都見鼻子凍得通紅的外國人在問路，他們不懂中文，只是一疊連聲地喊著：「莫高！莫高！」聲調圓潤，如呼親人。國內遊客更是擁擠，傍晚閉館時分，還有一批剛剛趕到的遊客，在苦苦央求門衛，開方便之門。
　　我在莫高窟一連呆了好幾天。第一天入暮，遊客都已走完了，我沿著莫高窟的山腳來回徘徊。試著想把白天觀看的感受在心頭整理一下，很難；只得一次次對著這堵山坡傻想，它究竟是個什麼樣的存在？
　　比之於埃及的金字塔，印度的山奇大塔，古羅馬的斗獸場遺跡，中國的許多文件遺跡常常帶有歷史的層累性。別國的遺跡一般修建於一時，興盛於一時，以後就以純粹遺跡的方式保存著，讓人瞻仰。中國的長城就不是如此，總是代代修建、代代拓伸。長城，作為一種空間的蜿蜒，竟與時間的蜿蜒緊緊對應。中國歷史太長、戰亂太多、苦難太深，沒有哪一種純粹的遺跡能夠長久保存，除非躲在地下，躲在墳里，躲在不為常人注意的秘處。阿房宮燒了，滕王閣坍了，黃鶴樓則是新近重修。成都的都江堰所以能長久保留，是因為它始終發揮著水利功能。因此，大凡至今轟傳的歷史勝跡，總是生生不息、吐納百代的獨特秉賦。
　　莫高窟可以傲視異邦古迹的地方，就在於它是一千多年的層層累聚。看莫高窟，不是看死了一千年的標本，而是看活了一千年的生命。一千年而始終活著，血脈暢通、呼吸勻停，這是一種何等壯闊的生命！一代又一代藝術家前呼後擁向我們走來，每個藝術家又牽連著喧鬧的背景，在這裡舉行著橫跨千年的遊行。紛雜的衣飾使我們眼花繚亂，呼呼的旌旗使我們滿耳轟鳴。在別的地方，你可以蹲下身來細細玩索一塊碎石、一條土埂，在這兒完全不行，你也被裹卷著，身不由主，踉踉蹌蹌，直到被歷史的洪流消融。在這兒，一個人的感官很不夠用，那乾脆就丟棄自己，讓無數雙藝術巨手把你碎成輕塵。
　　因此，我不能不在這暮色壓頂的時刻，在山腳前來回徘徊。一點點地找回自己，定一定被震撼了的驚魂。晚風起了，夾著細沙，吹得臉頰發疼。沙漠的月亮，也特別清冷。山腳前有一泓泉流，汩汩有聲。抬頭看看，側耳聽聽，總算，我的思路稍見頭緒。
　　白天看了些什麼，還是記不大清。只記得開頭看到的是青褐渾厚的色流，那應該是北魏的遺存。色澤濃厚沉著得如同立體，筆觸奔放豪邁得如同劍戟。那個年代故事頻繁，馳騁沙場的又多北方驃壯之士，強悍與苦難匯合，流瀉到了石窟的洞壁。當工匠們正在這些洞窟描繪的時候，南方的陶淵明，在破殘的家園裡喝著悶酒。陶淵明喝的不知是什麼酒，這裡流蕩著的無疑是烈酒，沒有什麼芬芳的香味，只是一派力，一股勁，能讓人瘋了一般，拔劍而起。這裡有點冷，有點野，甚至有點殘忍。
　　色流開始暢快柔美了，那一定是到了隋文帝統一中國之後。衣服和圖案都變得華麗，有了香氣，有了暖意，有了笑聲。這是自然的，隋煬帝正樂呵呵地坐在御船中南下，新竣的運河碧波蕩漾，通向揚州名貴的奇花。隋煬帝大兇狠，工匠們不會去追隨他的笑聲，但他們已經變得大氣、精細，處處預示著，他們手下將會奔瀉出一些更驚人的東西；
　　色流猛地一下渦漩卷涌，當然是到了唐代。人世間能有的色彩都噴射出來，但又噴得一點兒也不野，舒舒展展地納入細密，流利的線條，幻化為壯麗無比的交響樂章。這裡不再僅僅是初春的氣溫，而已是春風浩蕩，萬物甦醒，人們的每一縷筋肉都想跳騰。這裡連禽鳥都在歌舞，連繁花都裹捲成圖案，為這個天地歡呼。這裡的雕塑都有脈搏和呼吸，掛著千年不枯的吟笑和嬌嗔。這裡的每一個場面，都非雙眼能夠看盡，而每一個角落，都夠你留連長久。這裡沒有重複，真正的歡樂從不重複。這裡不存在刻板，刻板容不下真正的人性。這裡什麼也沒有，只有人的生命在蒸騰。一到別的洞窟還能思忖片刻，而這裡，一進入就讓你燥熱，讓你失態，讓你只想雙足騰空。不管它畫的是什麼內容，一看就讓你在心底驚呼，這才是人，這才是生命。人世間最有吸引力的，莫過於一群活得很自在的人發出的生命信號。這種信號是磁，是蜜，是渦卷方圓的魔井。沒有一個人能夠擺脫這種渦卷，沒有一個人能夠面對著它們而保持平靜。唐代就該這樣，這樣才算唐代。我們的民族，總算擁有這麼一個朝代，總算有過這麼一個時刻，駕馭如此瑰麗的色流，而竟能指揮若定。
　　色流更趨精細，這應是五代。唐代的雄風餘威未息，只是由熾熱走向溫煦，由狂放漸趨沉著。頭頂的藍天好像小了一點，野外的清風也不再鼓盪胸襟；
　　終於有點灰黯了，舞蹈者仰首看到變化了的天色，舞姿也開始變得拘謹。仍然不乏雅麗，仍然時見妙筆，但歡快的整體氣氛，已難於找尋。洞窟外面，辛棄疾、陸遊仍在握劍長歌，美妙的音色已顯得孤單，蘇東坡則以絕世天才，與陶淵明呼應。大宋的國土，被下坡的頹勢，被理學的層雲，被重重的僵持，這得有點陰沉。
　　色流中很難再找到紅色了，那該是到了元代；
　　這些朦朧的印象，稍一梳理，已頗覺勞累，像是趕了一次長途的旅人。據說，把莫高窟的壁畫連起來、整整長達60華里。我只不信，60華里的路途對我輕而易舉，哪有這般勞累？
　　夜已深了，莫高窟已經完全沉睡。就像端詳一個壯漢的睡姿一般，看它睡著了，也沒有什麼奇特，低低的、靜靜的，荒禿禿的，與別處的小山一樣。
　　第二天一早，我又一次投入人流，去探尋莫高窟的底蘊，儘管毫無自信。
　　遊客各種各樣。有的排著隊，在靜聽講解員講述佛教故事；有的捧著畫具，在洞窟里臨摹；有的不時拿出筆記寫上幾句，與身旁的夥伴輕聲討論著學術課題。他們就像焦距不一的鏡頭，對著同一個拍攝對象，選擇著自己所需要的清楚和模糊。
　　莫高窟確實有著層次豐富的景深（depth　of　field），讓不同的遊客攝取。聽故事，學藝術，探歷史，尋文化，都未嘗不可。一切偉大的藝術，都不會只是呈現自己單方面的生命。它們為觀看者存在，它們期待著仰望的人群。一堵壁畫，加上壁畫前的唏噓和嘆息，才是這堵壁畫的立體生命。遊客們在觀看壁畫，也在觀看自己。於是，我眼前出現了兩個長廊：藝術的長廊和觀看者的心靈長廊；也出現了兩個景深：歷史的景深和民族心理的景深。
　　如果僅僅為了聽佛教故事，那麼它多姿的神貌和色澤就顯得有點浪費。如果僅僅為了學繪畫技法，那麼它就吸引不了那麼多普通的遊客。如果僅僅為了歷史和文化，那麼它至多只能成為厚厚著述中的插圖。它似乎還要深得多，複雜得多，也神奇得多。
　　它是一種聚會，一種感召。它粑人性神化，付諸造型，又用造型引發人性，於是，它成了民族心底一種彩色的夢幻，一種聖潔的沉澱，一種永久的嚮往。
　　它是一種狂歡，一種釋放。在它的懷抱里神人交融、時空飛騰，於是，它讓人走進神話，走進寓言，走進宇宙意識的霓虹。在這裡，狂歡是天然秩序，釋放是天賦人格，藝術的天國是自由的殿堂。
　　它是一種儀式，一種超越宗教的宗教。佛教理義已被美的火焰蒸餾，剩下了儀式應有的玄秘、潔凈和高超。只要是知聞它的人，都會以一生來投奔這種儀式，接受它的洗禮和熏陶。
　　這個儀式如此宏大，如此廣袤。甚至，沒有沙漠，也沒有莫高窟，沒有敦煌。儀式從沙漠的起點已經開始，在沙窩中一串串深深的腳印間，在一個個夜風中的帳篷里，在一具具潔白的遺骨中，在長毛飄飄的駱駝背上。流過太多眼淚的眼睛，已被風沙磨鈍，但是不要緊，迎面走來從那裡回來的朝拜者，雙眼是如此晶亮。我相信，一切為宗教而來的人，一定能帶走超越宗教的感受，在一生的潛意識中蘊藏。蘊藏又變作遺傳，下一代的苦旅者又浩浩蕩蕩。為什麼甘肅藝術家只是在這裡擷取了一個舞姿，就能引起全國性的狂熱？為什麼張大千舉著油燈從這裡帶走一些線條，就能風靡世界畫壇？只是儀式，只是人性，只是深層的蘊藏。過多地捉摸他們的技法沒有多大用處，他們的成功只在於全身心地朝拜過敦煌。蔡元培在本世紀初提出過以美育代宗教，我在這裡分明看見，最高的美育也有宗教的風貌。或許，人類的將來，就是要在這顆星球上建立一種有關美的宗教？
　　離開敦煌后，我又到別處旅行。
　　我到過另一個佛教藝術勝地，那裡山清水秀，交通便利。思維機敏的講解員把佛教故事與今天的社會新聞、行為規範聯繫起來，講了一門古怪的道德課程。聽講者會心微笑，時露愧色。我還到過一個山水勝處，奇峰競秀，美不勝收。一個導遊指著幾座略似人體的山峰，講著一個個貞節故事，如畫的山水立時成了一座座道德造型。聽講者滿懷興趣，撲於船頭，細細指認。
　　我真怕，怕這塊土地到處是善的堆壘，擠走了美的蹤影。
　　為此，我更加思念莫高窟。
　　什麼時候，哪一位大手筆的藝術家，能告訴我莫高窟的真正奧秘？日本井上靖的《敦煌》顯然不能令人滿意，也許應該有中國的赫爾曼·黑塞，寫一部《納爾齊斯與歌爾德蒙》（Narziss　und　Goldmund），把宗教藝術的產生，刻劃得如此激動人心，富有現代精神。
　　不管怎麼說，這塊土地上應該重新會聚那場人馬喧騰、載歌載舞的遊行。
　　我們，是飛天的後人。

中國古代，一為文人，便無足觀。文官之顯赫，在官場而不在文，他們作為文人的一面，在官場也是無足觀的。但是事情又很怪異，當峨冠博帶早已零落成泥之後，一桿竹管筆偶爾塗划的詩文，竟能鐫刻山河，雕鏤人心，永不漫遊。
　　我曾有緣，在黃昏的江船上仰望過白帝城，頂著濃冽的秋霜登臨過黃鶴樓，還在一個冬夜摸到了寒山寺。我的周圍，人頭濟濟，差不多絕大多數人的心頭，都回蕩著那幾首不必引述的詩。人們來尋景，更來尋詩。這些詩，他們在孩提時代就能背誦。孩子們的想象，誠懇而逼真。因此，這些城，這些樓，這些寺，早在心頭自行搭建。待到年長，當他們剛剛意識到有足夠腳力的時候，也就給自己負上了一筆沉重的宿債，焦渴地企盼著對詩境實地的踏訪。為童年，為歷史，為許多無法言傳的原因。有時候，這種焦渴，簡直就像對失落的故鄉的尋找，對離散的親人的查訪。
　　文人的魔力，竟能把偌大一個世界的生僻角落，變成人人心中的故鄉。他們褪色的青衫里，究竟藏著什麼法術呢？
　　今天，我沖著王維的那首《渭城曲》，去尋陽關了。出發前曾在下榻的縣城向老者打聽，回答是：「路又遠，也沒什麼好看的，倒是有一些文人辛辛苦苦找去。」老者抬頭看天，又說：「這雪一時下不停，別去受這個苦了。」我向他鞠了一躬，轉身鑽進雪裡。
　　一走出小小的縣城，便是沙漠。除了茫茫一片雪白，什麼也沒有，連一個皺摺也找不到。在別地趕路，總要每一段為自己找一個目標，盯著一棵樹，趕過去，然後再盯著一塊石頭，趕過去。在這裡，睜疼了眼也看不見一個目標，哪怕是一片枯葉，一個黑點。於是，只好抬起頭來看天。從未見過這樣完整的天，一點兒也沒有被吞食，邊沿全是挺展展的，緊扎扎地把大地罩了個嚴實。有這樣的地，天才叫天。有這樣的天，地才叫地。在這樣的天地中獨個兒行走，侏儒也變成了巨人。在這樣的天地中獨個兒行走，巨人也變成了侏儒。
　　天竟晴了，風也停了，陽光很好。沒想到沙漠中的雪化得這樣快，才片刻，地上已見斑斑沙底，卻不見濕痕。天邊漸漸飄出幾縷煙跡，並不動，卻在加深，疑惑半晌，才發現，那是剛剛化雪的山脊。
　　地上的凹凸已成了一種令人驚駭的鋪陳，只可能有一種理解：那全是遠年的墳堆。
　　這裡離縣城已經很遠，不大會成為城裡人的喪葬之地。這些墳堆被風雪所蝕，因年歲而坍，枯瘦蕭條，顯然從未有人祭掃。它們為什麼會有那麼多，排列得又是那麼密呢？只可能有一種理解：這裡是古戰場。
　　我在望不到邊際的墳堆中茫然前行，心中浮現出艾略特的《荒原》。這裡正是中華歷史的荒原：如雨的馬蹄，如雷的吶喊，如注的熱血。中原慈母的白髮，江南春閨的遙望，湖湘稚兒的夜哭。故鄉柳蔭下的訣別，將軍圓睜的怒目，獵獵於朔風中的軍旗。隨著一陣煙塵，又一陣煙塵，都飄散遠去。我相信，死者臨亡時都是面向朔北敵陣的；我相信，他們又很想在最後一刻回過頭來，給熟悉的土地投注一個目光。於是，他們扭曲地倒下了，化作沙堆一座。
　　這繁星般的沙堆，不知有沒有換來史官們的半行墨跡？史官們把卷帙一片片翻過，於是，這塊土地也有了一層層的沉埋。堆積如山的二十五史，寫在這個荒原上的篇頁還算是比較光彩的，因為這兒畢竟是歷代王國的邊遠地帶，長久擔負著保衛華夏疆域的使命。所以，這些沙堆還站立得較為自在，這些篇頁也還能嘩嘩作響。就像於寒單調的土地一樣，出現在西北邊陲的歷史命題也比較單純。在中原內地就不同了，山重水複、花草掩蔭，歲月的迷宮會讓最清醒的頭腦脹得發昏，晨鐘暮鼓的音響總是那樣的詭秘和乖戾。那兒，沒有這麼大大咧咧鋪張開的沙堆，一切都在重重美景中發悶，無數不知為何而死的怨魂，只能悲憤懊喪地深潛地底。不像這兒，能夠袒露出一帙風乾的青史，讓我用20世紀的腳步去匆匆撫摩。
　　遠處已有樹影。急步趕去，樹下有水流，沙地也有了高低坡斜。登上一個坡，猛一抬頭，看見不遠的山峰上有荒落的土墩一座，我憑直覺確信，這便是陽關了。
　　樹愈來意多，開始有房捨出現。這是對的，重要關隘所在，屯紮兵馬之地，不能沒有這一些。轉幾個彎，再直上一道沙坡，爬到土墩底下，四處尋找，近旁正有一碑，上刻「陽關古址」四字。
　　這是一個俯瞰四野的制高點。西北風浩蕩萬里，直撲面來，踉蹌幾步，方才站住。腳是站住了，卻分明聽到自己牙齒打戰的聲音，鼻子一定是立即凍紅了的。呵一口熱氣到手掌，捂住雙耳用力蹦跳幾下，才定下心來睜眼。這兒的雪沒有化，當然不會化。所謂古址，已經沒有什麼故跡，只有近處的烽火台還在，這就是剛才在下面看到的土墩。土墩已坍了大半，可以看見一層層泥沙，一層層葦草，葦草飄揚出來，在千年之後的寒風中抖動。眼下是西北的群山，都積著雪，層層疊疊，直伸天際。任何站立在這兒的人，都會感覺到自己是站在大海邊的礁石上，那些山，全是冰海凍浪。
　　王維實在是溫厚到了極點。對於這麼一個陽關，他的筆底仍然不露凌厲驚駭之色，而只是纏綿淡雅地寫道：「勸君更盡一杯酒，西出陽關無故人。」他瞟了一眼渭城客舍窗外青青的柳色，看了看友人已打點好的行囊，微笑著舉起了酒壺。再來一杯吧，陽關之外，就找不到可以這樣對飲暢談的老朋友了。這杯酒，友人一定是毫不推卻，一飲而盡的。
　　這便是唐人風範。他們多半不會灑淚悲嘆，執袂勸阻。他們的目光放得很遠，他們的人生道路鋪展得很廣。告別是經常的，步履是放達的。這種風範，在李白、高適、岑參那裡，煥發得越加豪邁。在南北各地的古代造像中，唐人造像一看便可識認，形體那麼健美，目光那麼平靜，神采那麼自信。在歐洲看蒙娜麗莎的微笑，你立即就能感受，這種恬然的自信只屬於那些真正從中世紀的夢魔中甦醒、對前路挺有把握的藝術家們。唐人造像中的微笑，只會更沉著、更安詳。在歐洲，這些藝術家們翻天覆地地鬧騰了好一陣子，固執地要把微笑輸送進歷史的魂魄。誰都能計算，他們的事情發生在唐代之後多少年。而唐代，卻沒有把它的屬於藝術家的自信延續久遠。陽關的風雪，竟越見凄迷。
　　王維詩畫皆稱一絕，萊辛等西方哲人反覆論述過的詩與畫的界線，在他是可以隨腳出入的。但是，長安的宮殿，只為藝術家們開了一個狹小的邊門，允許他們以卑怯侍從的身份躬身而入，去製造一點娛樂。歷史老人凜然肅然，扭過頭去，顫巍巍地重又邁向三皇五帝的宗譜。這裡，不需要藝術鬧出太大的局面，不需要對美有太深的寄託。
　　於是，九州的畫風隨之黯然。陽關，再也難於享用溫醇的詩句。西出陽關的文人還是有的，只是大多成了滴官逐臣。
　　即便是土墩、是石城，也受不住這麼多嘆息的吹拂，陽關坍弛了，坍弛在一個民族的精神疆域中。它終成廢墟，終成荒原。身後，沙墳如潮，身前，寒峰如浪。誰也不能想象，這兒，一千多年之前，曾經驗證過人生的壯美，藝術情懷的弘廣。
　　這兒應該有幾聲胡笳和羌笛的，音色極美，與自然渾和，奪人心魄。可惜它們後來都成了兵士們心頭的哀音。既然一個民族都不忍聽聞，它們也就消失在朔風之中。
　　回去罷，時間已經不早。怕還要下雪。

沙漠中也會有路的，但這兒沒有。遠遠看去，有幾行歪歪扭扭的腳印。順著腳印走罷，但不行，被人踩過了的地方，反而松得難走。只能用自己的腳，去走一條新路。回頭一看，為自己長長的腳印高興。不知這行腳印，能保存多久？
　　擋眼是幾座巨大的沙山。只能翻過它們，別無他途。上沙山實在是一項無比辛勞的苦役。剛剛踩實一腳，稍一用力，腳底就鬆鬆地下滑。用力越大，陷得越深，下滑也越加厲害。才踩幾腳，已經氣喘，渾身惱怒。我在浙東山區長大，在幼童時已能歡快地翻越大山。累了，一使蠻勁，還能飛奔峰巔。這兒可萬萬使不得蠻勁。軟軟的細沙，也不硌腳，也不讓你碰撞，只是款款地抹去你的全部氣力。你越發瘋，它越溫柔，溫柔得可恨之極。無奈，只能暫息雷霆之怒，把腳底放輕，與它廝磨。
　　要騰騰騰地快步登山，那就不要到這兒來。有的是棧道，有的是石階，千萬人走過了的，還會有千萬人走。只是，那兒不給你留下腳印，屬於你自己的腳印。來了，那就認了罷，為沙漠行走者的公規，為這些美麗的腳印。
　　心氣平和了，慢慢地爬。沙山的頂越看越高，爬多少它就高多少，簡直像兒時追月。已經擔心今晚的棲宿。狠一狠心，不宿也罷，爬！再不理會那高遠的目標了，何必自己驚嚇自己。它總在的，不看也在。還是轉過頭來看看自己已經走過的路罷。我竟然走了那麼長，爬了那麼高。腳印已像一條長不可及的綢帶，平靜而飄逸地劃下了一條波動的曲線，曲線一端，緊系腳下。完全是大手筆，不禁欽佩起自己來了。不為那山頂，只為這已經划乾的曲線，爬。不管能抵達哪兒，只為已耗下的生命，爬。無論怎麼說，我始終站在已走過的路的頂端。永久的頂端，不斷浮動的頂端，自我的頂端，未曾後退的頂端。沙山的頂端是次要的。爬，只管爬。
　　腳下突然平實，眼前突然空闊，怯怯地抬頭四顧，山頂還是被我爬到了。完全不必擔心棲宿，西天的夕陽還十分燦爛。夕陽下的綿綿沙山是無與倫比的天下美景。光與影以最暢直的線條流瀉著分割，金黃和黛赭都純凈得毫無斑駁，像用一面巨大的篩子篩過了。日夜的鳳，把山脊、山坡塑成波盪，那是極其款曼平適的波、不含一絲漣紋。於是，滿眼皆是暢快，一天一地都被鋪排得大大方方、明明凈凈。色彩單純到了聖潔，氣韻委和到了崇高。為什麼歷代的僧人、俗民、藝術家要偏偏選中沙漠沙山來傾泄自己的信仰，建造了莫高窟、榆林窟和其他洞窟？站在這兒，我懂了。我把自身的頂端與山的頂端合在一起，心中鳴起了天樂般的梵唄。
　　剛剛登上山脊時，已發現山腳下尚有異相，捨不得一眼看全。待放眼鳥瞰一過，此時才敢仔細端詳。那分明是一彎清泉，橫卧山底。動用哪一個藻飾辭彙，都會是對它的褻瀆。只覺它來得莽撞，來得怪異，安安靜靜地躲坐在本不該有它的地方，讓人的眼睛看了很久還不大能夠適應。再年輕的旅行者，也會像一位年邁慈父責斥自己深深鍾愛的女兒一般，道一聲：你怎麼也跑到這裡！
　　是的，這無論如何不是它來的地方。要來，該來一道黃濁的激流，但它是這樣的清澈和寧謐。或者，乾脆來一個大一點的湖泊，但它是這樣的纖瘦和婉約。按它的品貌，該落腳在富春江畔，雁盪山間，或是從虎跑到九溪的樹蔭下。漫天的飛沙，難道從未把它填塞？夜半的颶風，難道從未把它吸干？這裡可曾出沒過強盜的足跡，借它的甘泉賴以為生？這裡可曾蜂聚過匪幫的馬隊，在它身邊留下一片污濁？
　　我胡亂想著，隨即又愁雲滿面。怎麼走近它呢？我站立峰巔，它委身山底；向著它的峰坡，陡峭如削。此時此刻，剛才的攀登，全化成了悲哀。嚮往峰巔，嚮往高度，結果峰巔只是一道剛能立足的狹地。不能橫行，不能直走，只享一時俯視之樂，怎可長久駐足安坐？上已無路，下又艱難，我感到從未有過的孤獨與惶恐。世間真正溫煦的美色，都熨帖著大地，潛伏在深谷。君臨萬物的高度，到頭來只構成自我嘲弄。我已看出了它的譏謔，於是急急地來試探下削的陡坡。人生真是艱難，不上高峰發現不了它，上了高峰又不能與它近乎。看來，註定要不斷地上坡下坡、上坡下坡。
　　咬一咬牙，狠一狠心。總要出點事了，且把脖子縮緊，歪扭著臉上肌肉把腳伸下去。一腳，再一腳，整個骨骼都已準備好了一次重重的摔打。然而，奇了，什麼也沒有發生。才兩腳，已嗤溜下去好幾米，又站得十分穩當。不前摔，也不後仰，一時變作了高加索山頭上的普羅米修斯。再稍用力，如入慢鏡頭，跨步著舞蹈，只十來下就到了山底。實在驚呆了：那麼艱難地爬了幾個時辰，下來只是幾步！想想剛才伸腳時的悲壯決心，啞然失笑。康德所說的滑稽，正恰是這種情景。
　　來不及多想康德了，急急向泉水奔去。一灣不算太小，長可三四百步，中間最寬處，相當一條中等河道。水面之下，飄動著叢叢水草，使水色綠得更濃。竟有三隻玄身水鴨，輕浮其上，帶出兩翼長長的波紋。真不知它們如何飛越萬里關山，找到這兒。水邊有樹，不少已虯根曲繞，該有數百歲高齡。總之，一切清泉靜池所應該有的，這兒都有了。至此，這灣泉水在我眼中又變成了獨行俠，在荒漠的天地中，全靠一己之力，張羅出了一個可人的世界。
　　樹後有一陋屋，正遲疑，步出一位老尼。手持懸項佛珠，滿臉皺紋布得細密而寧靜。她告訴我，這兒本來有寺，毀於20年前。我不能想象她的生活來源，訥訥動問，她指了指屋后一路，淡淡說：會有人送來。我想問她的事情自然很多，例如為何孤身一人，長守此地？什麼年歲，初來這裡？終於覺得對於佛家，這種追問過於鈍拙，掩口作罷。眼光又轉向這脈靜池。答案應該都在這裡。
　　茫茫沙漠，滔滔流水，於世無奇。惟有大漠中如此一灣，風沙中如此一靜，荒涼中如此一景，高坡后如此一跌，才深得天地之韻律，造化之機巧、讓人神醉情馳。以此推衍、人生、世界、歷史，莫不如此。給浮囂以寧靜，給躁急以清冽，給高蹈以平實，給粗獷以明麗。惟其這樣，人生才見靈動，世界才顯精緻，歷史才有風韻。然而，人們日常見慣了的，都是各色各樣的單向誇張。連自然之神也粗粗糙糙，懶得細加調配，讓人世間大受其累。
　　因此，老尼的孤守不無道理。當她在陋室里聽夠了一整夜驚心動魄的風沙呼嘯，明晨，即可借明靜的水色把耳根洗凈。當她看夠了泉水的湛綠，抬頭，即可望望粲然的沙壁。
　　——山，名為鳴沙山；泉，名為月牙泉。皆在敦煌縣境內。

                                                       沙山遠眺----山抵白雲


                                                       沙山駱駝----異峰齊觀


                                                       沙山古屋----和睦相處


                                                       沙山碧泉----山得水趣


                                                       沙峰腳印----路天相蓮


                                                       沙山落日----交相輝映

[ 本帖最後由 NYLASH 於 2008-1-20 06:30 編輯 ]

客寓柳州，住合離柳侯祠僅一箭之遙。夜半失眠，迷迷頓頓，聽風聲雨聲，床邊似長出齊膝荒草，柳宗元跨過千年飄然孑立，青衫灰黯，神色孤傷。第二天一早，我便向祠中走去。
　　擋眼有石塑一尊，近似昨夜見到神貌。石塑底座鐫《荔子碑》《劍銘碑》，皆先生手跡。石塑背後不遠處是羅池，羅池東側有柑香亭，西側乃柳侯祠，祠北有衣冠墓。這些名目，只要粗知宗元行跡，皆耳熟能詳。
　　祠為粉牆灰瓦，迴廊構架。中庭植松柏，東廂是碑廊。所立石碑，皆刻後人憑弔紀念文字，但康熙前的碑文，都已漫漶不可辨識。由此想到，宗元離去確已很遠，連通向他的祭祀甬道，也已截截枯朽。時值清晨，詞中寥無一人，只能靜聽自己的腳步聲，在迴廊間迴響，從漫漶走向清晰，又從清晰走向漫漶。
　　柳宗元到此地，是公元815年夏天。當時這裡是遠未開化的南荒之地，朝廷貶放罪人的所在，一聽地名就叫人驚栗，就像後來俄國的西伯利亞。西伯利亞還有那份開闊和銀亮，這裡卻整個被原始野林籠罩著，潮濕蒸郁，暗無天日，人煙稀少，瘴疫猖獗。去西伯利亞的罪人，還能讓雪橇劃下兩道長長的生命曲線，這裡沒有，投下多少具文人的軀體，也消蝕得無影無蹤。面南而坐的帝王時不時陰慘一笑，御筆一劃、筆尖遙指這座宏大無比的天然監獄。
　　柳宗元是趕了長路來到這裡的。他的被貶，還在10年之前，貶放地是湖南永州。他在永州呆了10年，日子過得孤寂而荒涼。親族朋友不來理睬，地方官員時時監視。災難使他十分狼狽，一度蓬頭垢面，喪魂落魄。但是，災難也給了他一份寧靜，使他有足夠的時間與自然相晤，與自我對話。於是，他進入了最佳寫作狀態，中國文化史擁有了《永州八記》和其他篇什，華夏文學又一次凝聚出了高峰性的構建。
　　照理，他可以心滿意足，不再顧慮仕途枯榮。但是，他是中國人，他是中國文人，他是封建時代的中國文人。他已實現了自己的價值，卻又迷惘著自己的價值。永州歸還給他一顆比較完整的靈魂，但靈魂的薄殼外還隱伏著無數誘惑。這年年初，一紙詔書命他返回長安，他還是按捺不住，欣喜萬狀，急急趕去。
　　當然會經過汨羅江，屈原的形貌立即與自己交疊起來。他隨口吟道：
　　
　　南來不做楚臣悲，
　　重入修門自有期。
　　為報春風淚羅道，
　　莫將波浪枉明時。
　　　　　　　　　　　　《汨羅遇鳳》

　　這樣的詩句出自一位文化大師之手，讀著總讓人不舒服，他提到了屈原，有意無意地寫成了「楚臣」，倒也沒有大錯。同是汨羅江畔；當年悲悲戚戚的屈原與今天喜氣洋洋的柳宗元，心境不同，心態相仿。
　　個人是沒有意義的，只有王朝寵之貶之的臣吏，只有父親的兒子或兒子的父親，只有朋友間親疏網路中的一點，只有戰慄在眾口交鑠下的疲軟肉體，只有上下左右排行第幾的坐標，只有社會洪波中的一星波光，只有種種倫理觀念的組合和會聚。不應有生命實體，不應有個體靈魂。
　　到得長安，兜頭一盆冷水，朝廷厲聲宣告，他被貶到了更為邊遠的柳州。
　　朝廷像在給他做遊戲，在大一統的版圖上挪來移去。不能讓你在一處滯留太久，以免對應著穩定的山水構建起獨立的人格。多讓你在長途上顛顛簸簸吧，讓你記住：你不是你。
　　柳宗元凄楚南回，同路有劉禹錫。劉禹錫被貶到廣東連州，不能讓這兩個文人呆在一起。到衡陽應該分手了，兩位文豪牽衣拱手，流了很多眼淚。宗元贈別禹錫的詩句是：「今朝不用臨河別，垂淚千行便濯纓。」到柳州時，淚跡未乾。
　　嘴角也綻出一絲笑容，那是在嘲濾自己：「十年憔悴到秦京，誰料翻為嶺外行。」悲劇，上升到滑稽。
　　這年他43歲，正當盛年。但他預料，這個陌生的柳州會是他的喪葬之地。他四處打量，終於發現了這個羅池，池邊還有一座破損不堪的羅池廟。
　　他無法預料的是，這個羅池廟，將成為他的祭飼，被供奉千年。
　　不為什麼，就為他破舊箱筐里那一札皺巴巴的詩文。
　　屈原自沒於汨羅江，而柳宗元則走過汨羅江回來了。幸好回來，柳州、永州無所謂，總比在長安強。什麼也不怕，就怕文化人格的失落。中國，太寂寞。
　　在柳州的柳宗元；宛若一個魯濱遜。他有一個小小的貶滴官職，利用著，挖了井，辦了學，種了樹，修了寺廟，放了奴婢。畢竟勞累，在47歲上死去。
　　柳宗元晚年所乾的這些事，一般被稱為政績。當然也對，但他的政績有點特別，每件事，都按著一個正直文人的心意，依照所遇所見的實情作出，並不考據何種政治規範；作了，又花筆墨加以闡釋，疏浚理義。文采輩然，成了一種文化現象。在這裡，他已不是朝廷棋盤中一枚無生命的棋子，而是憑著自己的文化人格，營築著一個可人的小天地。在當時的中國，這種有著濃郁文化氣息的小天地，如果多一些，該多好。
　　時間增益了柳宗元的想力。他死後，一代又一代，許多文人帶著崇敬和疑問仰望著這位客死南荒的文豪。重蹈他的覆轍的貶官，在南下的路途中，一想到柳宗元，心情就會平適一點。柳州的歷代官吏，也會因他而重新檢點自己的行止。這些，都可以從柳侯詞碑廊中看到。柳宗元成了一個獨特的形象，使無數文官或多或少地強化了文人意識，詢問自己存在的意義。如今柑香亭畔還有一石碑，為光緒十八年間柳州府事蔣兆奎立，這位長沙籍官員寫了洋洋洒洒一大篇碑文，說他從柳宗元身上看到了學識文章。自然游觀與政事的統一。「夫文章政事，不判兩途。侯固以文章而能政事者，而又以游觀為為政之具，俾亂慮滯志，無所容入，然後理達而事成，故其惠化至今。」為此，他下決心重修柑香亭，沒有錢，就想方設法，精打細算，在碑文中報了一筆籌款明細賬。亭建成后，他便常來這裡思念柳宗元，所謂「每於公退之暇，登斯亭也，江山如是，蕉荔依然，見實間花，宛如當日」。不能不說，這位府事的文化意識和文化人格，因柳宗元而有所上升。
　　更多的是疑問。重重石碑發出了重重感嘆、重重疑問，柳宗元不斷地引發著後人苦苦思索：
　　
　　文字由來重李唐，
　　如何萬里竟投荒？
　　池枯猶滴投荒淚，
　　邈古難傳去國神……
　　自昔才名天所扼，
　　文章公獨耀南荒……
　　舊澤尚能傳柳郡，
　　新亭誰為續柑香？

　　這些感嘆和疑問，始終也沒有一個澄明的歸結。舊石碑模糊了，新石碑又續上去。最新的石碑樹在衣冠墓前，郭沫若題，時間是1974年12月。當時，柳宗元變成了「法家」，衣冠基修得很漂亮。
　　倒是現任柳州市副市長的幾句話使我聽了眼睛一亮。他說；「這兩年柳州的開放和崛起，還得感謝柳宗元和其他南下貶官。他們從根子上使柳州開通。」這位副市長年歲尚輕，大學畢業，也是個文人。
　　我在排排石碑間踽踽獨行。中國文人的命運，在這裡裸裎。
　　但是，日近中天了，這裡還是那樣寧靜。遊人看是一個祠堂，不大願意進來。幾個少年抬起頭看了一會石碑，他們讀不懂那些碑文。石碑固執地槍然肅立，少年們放輕腳步，離它們而去。
　　靜一點也好，從柳宗元開始，這裡歷來寧靜。京都太嘈雜了，面壁十年的九州學子，都曾嚮往過這種嘈雜。結果，滿腹經綸被車輪馬蹄搗碎，脆亮的吆喝填滿了疏朗的胸襟。唯有在這裡，文采華章才從朝報奏摺中抽出，重新凝入心靈，並蔚成方圓、它們突然變得清醒，渾然構成張力，生氣勃勃，與殿闕對峙，與史官爭辯，為普天皇土留下一脈異音。世代文人，由此而增添一成傲氣，三分自信。華復文明，才不至全然黯暗。朝廷萬萬未曾想到，正是發配南荒的御批，點化了民族的精靈。
　　好吧，你們就這麼固執地肅立著吧。明天。或許後天，會有一些遊人，一些少年，指指點點，來破讀這些碑文。



[ 本帖最後由 NYLASH 於 2008-1-20 13:40 編輯 ]

寫完《柳侯祠》，南去20里，去看白蓮洞。
　　先我30餘年，兩位古人類學家到這裡作野外考察。他們拿著小耙東掘掘、西挖挖。突然，他們的手停住了，在長時間的靜默中，3萬年光陰悄悄回歸，人們終於知道，這個普通的溶洞，曾孕育過遠古人類的一個重要系脈。
　　今天，至少亞洲的許多人類學家都在研究他們的種族與「白蓮洞人」的血緣關係。更浪漫的學者甚至把聯繫的長線拉上了南美洲的地圖。
　　在我看來，諸般學問中，要數考古學最有詩意。難怪不少中外大詩人兼通此道。白蓮洞要末不進，進去便是半個詩人。
　　我走進洞口。
　　不知是哪一天，哪一個部落，也偶然走進了洞口。一聲長嘯，一片歡騰。他們驚懼地打量過洞內黑森森的深處，野獸的鳴叫隱隱傳出。他們疑慮地仰望過洞頂的鐘乳石，不知它們會帶來什麼災禍。但是，不管了，握起尖利的石塊朝前走，這裡是該我們的家。
　　洞內的猛獸早已成群結隊，與人類爭奪這個天地。一場惡鬥，一片死寂。一個部落被吞沒了，什麼也沒有留下。又不知過了多少年月，又一個部落發現了這個洞穴，仍然是一場惡鬥，一片死寂。終於，有一次，在血肉堆中第一個晃晃悠悠站起來的，是人而不是獸。人類，就此完成了一次佔有。
　　我跌跌撞撞往裡走。
　　有聲響了。頭頂有「吱吱」的叫聲，那是蝙蝠，盤旋在洞頂；腳下有「喇喇」的水聲，那是盲魚，竄游在伏流。洞里太黑，它們都失去了眼睛，瞎撞了多少萬年。洞邊有火坑遺跡，人在這裡點燃了火炬，成了唯一光明的動物。深深的黑洞在火光下映入瞳孔，這一人種也就有了烏黑的眼珠。
　　想起了一篇作品《野古馬》，寫成吉思汗留下的一個馬群始終活著，賓士游觀，直至如今。蝙蝠和盲魚也該是先民留下的夥伴吧？那末，我是在探尋祖宅。要與蝙蝠和盲魚對話，實在顯得矯情；但是，我直盯盯地看著它們，確也心事沉沉。
　　論安逸，是它們。躲在這麼個洞子里，連風暴雨雪也沒挨到一次，一代又一代，繁衍至今。人類自從與它們揖別，闖出洞口，真無一日安寧。兇猛的野獸被一個個征服了，不少夥伴卻成了野獸，千萬年來征戰不息。在這個洞中已經能夠燃起火炬，在洞外卻常有人把火炬踩滅，把寥廓的天地變成一個黑洞，長年累月無路可尋。無數的奇迹被創造出來，機巧的罪惡也駭人聽聞。宏大的世界常常變成一個孤島，喧騰的人生有時比洞中還要冷清。
　　洞中有一石幔，上嵌珊瑚、貝殼、海螺化石無數，據測定，幾億年前，這兒曾是海底。對這堵石幔來說，人類的來到、離去、重返，確實只是一瞬而已。
　　溫軟的手指觸摸著堅硬的化石，易逝的生命叩問著無窮的歷史。理所當然，幾萬年前的祖先也觸摸過它，發出過疑問。我的疑問，與他們相差無幾：我們從何處來到這裡？又從這裡走向何處？
　　也許是對洞穴的早期佔有，使人類與洞穴有了怪異的緣分。據1987年世界民意測驗研究所對800萬美國人的調查，許多瀕死復生的人追述，臨近死亡時，人的朦朧意識也就是進入一個黑洞：
　　
　　它們覺得自已被一股旋風吸到了一個巨大的黑洞口，並且在黑魆魆的洞里飛速向前衝去。而且覺得自己的身體被牽拉、擠壓，洞里不時出現嘈雜的音響。這時，他們的心情更加平靜。
　　……黑洞盡頭隱隱約約閃爍著一束光線，當他們接近這束光線時，覺得它給予自己一種純潔的愛情。

　　可見，人類最後還得回到洞穴中的老家。我們的遠祖辛辛苦苦找到了這個家，流血流汗經營了這個家，總得回去，也算葉落歸根。據天文學家說，茫茫宇宙間也有一個深不可測的黑洞，神奇地吸納著萬物，裹卷著萬物，吞噬著萬物。地球和人類，難保哪一天不投入它的懷抱。
　　依我看，神秘的太極圖，就像一個渦卷萬物的洞口。一陰一陽呈旋轉形，什麼都旋得進去。太極圖是無文字的先民的隆重遺留，人類有文字才數千年，而在無文字的天地里卻摸索了數十萬年。再笨，再傻，數十萬年的捉摸也夠凝結成至高的智慧。
　　不管怎麼說，走向文明的人類，深層意識中也會埋藏著一個洞穴的圖騰。
　　「芝麻，開門！」一個巨大的寶庫就在洞穴之中。幾乎是各民族的民間傳說，都把自己物慾乃至精神的理想，指向一個神秘的洞穴。無數修道者在洞穴中度過一生，在那裡構造著人生與宇宙的平衡。嫉世憤俗的基度山伯爵，會聚著新興資產者的理想，向一個洞穴進發，然後又在那裡，指揮若定，揮灑著人性的偉力。
　　別有洞天，是中國人創造的一個成語。中國人重義輕利，較少痴想洞中財寶，更想以洞穴為門徑，走進一個棲息精神的天地。陶淵明的《桃花源記》轟傳百代，就在於它開鑿了這樣一個洞口。
　　
　　林盡水源，便得一山。山有小口，彷彿若有光。便舍船從口入。初極狹，才通人。復行數十步，豁然開朗

　　這個武陵人終於來到一個理想國。從此，哪一個中國人的心底，都埋下了一個桃花源。
　　桃花源，是對惡濁亂世的一個挑戰。這個挑戰十分平靜，默默地對峙著，一聲不吭。待到實在耐不住的時候，中國人又開掘出一個水簾洞。這個洞口非同小可，大鬧天宮的力量正在這兒孕育。
　　桃花源和水簾洞，氣氛不同，性質相仿，都是群眾意志的會聚。桃花源中人惘然於時間，也惘然於空間，融洽怡和，不見個體衝撞。孫悟空有點個性，卻也只是某種整體意向的象徵，水簾洞里的秩序，倒是寧謐無波。
　　這是白蓮洞人氣質的遺留，先民生態的重溫。白蓮洞人與野獸征戰，與自然搏鬥，只回蕩著一個觀念：為著我們這種種類的動物。如果他們也有思想家，摸著海底生物的化石低頭沉思，那麼，他沉思的主體只是我們，而不是我。
　　我是什麼？歷史終於逼迫人們回答。
　　白蓮洞已經蘊藏著一個大寫的人字。數萬年來，常有層層烏雲要把這個字前掩，因此，這個字也總是顯得那麼輝煌、挺展，勾發人們焦渴的期待。當非人的暴虐壓頂而降，挑戰者號太空梭突然爆炸，不明飛行物頻頻出現，這個字還會燃起人們永久的熱念。但是，這個字倘若總被大寫，寬大的羽翼也會投下陰影。時代到了這一天，這群活活潑潑的生靈要把它析解成許多閃光的亮點。有多少生靈就有多少亮點，這個字才能幻化成熙熙攘攘的世界。
　　既然人們還得返回黑洞，為什麼還要披荊斬棘地出來？出來，就是要自由地享用這個寬闊的空間；出來，就是要讓每個生靈從精神到筋骨都能舒展；出來，就是要讓每個個體都蒸發出自己的世界。這樣，當人們重進黑洞，才不會對著蝙蝠和盲魚羞慚。
　　此時我已走出白蓮洞口，面對著一片綠水青山。洞口有石，正可坐下歇腳，極目鳥瞰。
　　我想起了張曉風的《武陵人》。曉風襲用了陶淵明的題材，卻把那個偶入桃花源的武陵人作為一個單個人細細磨研。他享盡了桃花源的幸福，比照出了原籍武陵的痛苦。但是，奇怪的是，他還是毅然返回。原因是：
　　
　　武陵不是天國，但在武陵的痛苦中，我會想起天國，但在這裡，我只會遺忘。忘記了我自己，忘記了身家，忘記了天國，這裡的幸福取消了我思索的權利。

　　於是他苦苦尋找，鑽出了那個洞口。
　　賴聲川博士的《暗戀桃花源》異曲同工，讓這位進桃花源而復返的武陵人與現代生活相交雜，在甜酸苦辣中品嘗一個人切實的情感價值。
　　台灣作家不謀而合地挪揄桃花源，正傾訴了現代中國人對神仙洞府的超越。
　　又想起了上海一群青年藝術家寫的《山祭》。愚公的家屬，在一個別有洞天的王國辛勤挖山，這個王國里有棕褐色的和諧，和無可指摘的紀律。沒想到，一個現代色彩的姑娘飄然而至，誘人的風姿和一連串傻兮兮的疑問，竟使愚公的後代一一反省自身的意義，結果，莊嚴的洞天發生了紛亂。
　　還想起了《魔方》中的一段，三個大學生誤入一個深深的山洞而找不到出口，生死攸關的時刻，一一迸發出真實的自我。這個山洞應和白蓮洞相仿，人類走了幾萬年，終於會在山洞裡吐露個性的哲學。縱然死了吧，也沒把這幾萬年白活。不久前在新加坡，一群華裔青年在深夜邀我看他們的排演，演的竟然就是《魔方》中的這一段。演完，這群青年揮汗微笑，像是獲得了一種擺脫。
　　為什麼中國藝術家們總纏著山洞死死不放呢？終於，在我眼前出現了一個長長的隧洞，其間奔逐著一個古老的民族。

白蓮洞人牙化石，在柳州市西南約12公里的白面山南麓山腰的白蓮洞中發現。此地離柳江人遺址東北約2公里。白蓮洞分外廳和後部長穴道兩部分。外廳寬敞，明亮，穴道屈曲，後部開闊。人牙化石和哺乳動物化石及石器等都發現在外廳，堆積中含有十分豐富的文化遺物。

「白蓮洞人  1980年，柳州市博物館在該市西南約十二公里的白面山山腰的白蓮洞中發觀，人牙是一枚左側第三下臼齒化石。」(摘自黃現璠著《壯族通史》)

我以為，中國歷史上最激動人心的工程不是長城，而是都江堰。
　　長城當然也非常偉大，不管孟姜女們如何痛哭流涕，站遠了看，這個苦難的民族竟用人力在野山荒漠間修了一條萬里屏障，為我們生存的星球留下了一種人類意志力的驕傲。長城到了八達嶺一帶已經沒有什麼味道，而在甘肅、陝西、山西、內蒙一帶，勁厲的寒風在時斷時續的頹壁殘垣間呼嘯，淡淡的夕照、荒涼的曠野溶成一氣，讓人全身心地投入對歷史、對歲月、對民族的巨大驚悸，感覺就深厚得多了。
　　但是，就在秦始皇下令修長城的數十年前，四川平原上已經完成了一個了不起的工程。它的規模從表面上看遠不如長城宏大，卻註定要穩穩噹噹地造福千年。如果說，長城佔據了遼闊的空間，那麼，它卻實實在在地佔據了邈遠的時間。長城的社會功用早已廢弛，而它至今還在為無數民眾輸送汩汩清流。有了它，旱澇無常的四川平原成了天府之國，每當我們民族有了重大災難，天府之國總是沉著地提供庇護和濡養。因此，可以毫不誇張地說，它永久性地灌溉了中華民族。
　　有了它，才有諸葛亮、劉備的雄才大略，才有李白、杜甫、陸遊的川行華章。說得近一點，有了它，抗日戰爭中的中國才有一個比較安定的後方。
　　它的水流不像萬里長城那樣突兀在外，而是細細浸潤、節節延伸，延伸的距離並不比長城短。長城的文明是一種僵硬的雕塑，它的文明是一種靈動的生活。長城擺出一副老資格等待人們的修繕，它卻卑處一隅，像一位絕不炫耀、毫無所求的鄉間母親，只知貢獻。一查履歷，長城還只是它的後輩。
　　它，就是都江堰。
　　我去都江堰之前，以為它只是一個水利工程罷了，不會有太大的游觀價值。連葛洲壩都看過了，它還能怎麼樣？只是要去青城山玩，得路過灌縣縣城，它就在近旁，就乘便看一眼吧。因此，在灌縣下車，心緒懶懶的，腳步散散的，在街上胡逛，一心只想看青城山。
　　七轉八彎，從簡樸的街市走進了一個草木茂盛的所在。臉面漸覺滋潤，眼前愈顯清朗，也沒有誰指路，只向更滋潤、更清朗的去處走。忽然，天地間開始有些異常，一種隱隱然的騷動，一種還不太響卻一定是非常響的聲音，充斥周際。如地震前兆，如海嘯將臨，如山崩即至，渾身起一種莫名的緊張，又緊張得急於趨附。不知是自己走去的還是被它吸去的，終於陡然一驚，我已站在伏龍館前，眼前，急流浩蕩，大地震顫。
　　即便是站在海邊礁石上，也沒有像這裡這樣強烈地領受到水的魅力。海水是雍容大度的聚會，聚會得太多太深，茫茫一片，讓人忘記它是切切實實的水，可掬可捧的水。這裡的水卻不同，要說多也不算太多，但股股疊疊都精神煥發，合在一起比賽著飛奔的力量，踴躍著喧囂的生命。這種比賽又極有規矩，奔著奔著，遇到江心的分水堤，刷地一下裁割為二，直竄出去，兩股水分別撞到了一道堅壩，立即乖乖地轉身改向，再在另一道堅壩上撞一下，於是又根據築壩者的指令來一番調整……也許水流對自己的馴順有點惱怒了，突然撤起野來，猛地翻卷咆哮，但越是這樣越是顯現出一種更壯麗的馴順。已經咆哮到讓人心魄俱奪，也沒有一滴水濺錯了方位。陰氣森森間，延續著一場千年的收伏戰。水在這裡，吃夠了苦頭也出足了風頭，就像一大撥翻越各種障礙的馬拉松健兒，把最強悍的生命付之於規整，付之於企盼，付之於眾目睽睽。看雲看霧看日出各有勝地，要看水，萬不可忘了都江堰。
　　這一切，首先要歸功於遙遠得看不出面影的李冰。
　　四川有幸，中國有幸，公元前251年出現過一項毫不惹人注目的任命：孿冰任蜀郡守。
　　此後中國千年官場的慣例，是把一批批有所執持的學者遴選為無所專攻的官僚，而李冰，卻因官位而成了一名實踐科學家。這裡明顯地出現了兩種判然不同的政治走向。在李冰看來，政治的含義是浚理，是消災，是滋潤，是濡養，它要實施的事兒，既具體又質樸。他領受了一個連孩童都能領悟的簡單道理：既然四川最大的困擾是旱澇，那麼四川的統治者必須成為水利學家。
　　前不久我曾接到一位極有作為的市長的名片，上面的頭銜只印了「土木工程師」，我立即追想到了李冰。
　　沒有證據可以說明李冰的政治才能，但因有過他，中國也就有過了一種冰清玉潔的政治綱領。
　　他是郡守，手握一把長鍤，站在滔滔的江邊，完成了一個「守」字的原始造型。那把長鍤，千年來始終與金杖玉璽、鐵戟鋼錘反覆辯論。他失敗了，終究又勝利了。
　　他開始叫人繪製水系圖譜。這圖譜，可與今天的裁軍數據、登月線路遙相呼應。
　　他當然沒有在哪裡學過水利。但是，以使命為學校，死鑽幾載，他總結出治水三字經（「深淘灘，低作堰」）、八字真言（「遇灣截角，逢正抽心」），直到20世紀仍是水利工程的圭桌。他的這點學問，永遠水氣淋漓，而後於他不知多少年的厚厚典籍，卻早已風乾，鬆脆得無法翻閱。
　　他沒有料到，他治水的韜略很快被替代成治人的計謀；他沒有料到，他想灌溉的沃土將會時時成為戰場，沃土上的稻穀將有大半充作軍糧。他只知道，這個人種要想不滅絕，就必須要有清泉和米糧。
　　他大愚，又大智。他大拙，又大巧。他以田間老農的思維，進入了最澄徹的人類學的思考。
　　他未曾留下什麼生平資料，只留下硬扎扎的水壩一座，讓人們去猜詳。人們到這兒一次次納悶：這是誰呢？死於兩千年前，卻明明還在指揮水流。站在江心的崗亭前，「你走這邊，他走那邊」的吆喝聲、勸誡聲、慰撫聲，聲聲入耳。沒有一個人能活得這樣長壽。
　　秦始皇築長城的指令，雄壯、蠻嚇、殘忍；他築堰的指令，智慧、仁慈、透明。
　　有什麼樣的起點就會有什麼樣的延續。長城半是壯膽半是排場，世世代代，大體是這樣。直到今天，長城還常常成為排場。
　　都江堰一開始就清朗可鑒，結果，它的歷史也總顯出超乎尋常的格調。李冰在世時已考慮事業的承續，命令自己的兒子作3個石人，鎮於江間，測量水位。李冰逝世400年後，也許3個石人已經損缺，漢代水官重造高及3米的「三神石人」測量水位。這「三神石人」其中一尊即是李冰雕像。這位漢代水官一定是承接了李冰的偉大精魂，竟敢於把自己尊敬的祖師，放在江中鎮水測量。他懂得李冰的心意，唯有那裡才是他最合適的崗位。這個設計竟然沒有遭到反對而順利實施，只能說都江堰為自己流瀉出了一個獨持的精神世界。
　　石像終於被歲月的淤泥掩埋，本世紀70年代出土時，有一尊石像頭部已經殘缺，手上還緊握著長鍤。有人說，這是李冰的兒子。即使不是，我仍然把他看成是李冰的兒子。一位現代作家見到這尊塑像怦然心動，「沒淤泥而藹然含笑，斷頸項而長鍤在握」，作家由此而向現代官場袞袞諸公詰問：活著或死了應該站在哪裡？
　　出土的石像現正在伏龍館里展覽。人們在轟鳴如雷的水聲中向他們默默祭奠。在這裡，我突然產生了對中國歷史的某種樂觀。只要都江堰不坍，李冰的精魂就不會消散，李冰的兒子會代代繁衍。轟鳴的江水便是至聖至善的遺言。
　　繼續往前走，看到了一條橫江索橋。橋很高，橋索由麻繩、竹篾編成。跨上去，橋身就猛烈擺動，越猶豫進退，擺動就越大。在這樣高的地方偷看橋下會神志慌亂，但這是索橋，到處漏空，由不得你不看。一看之下，先是驚嚇，后是驚嘆。腳下的江流，從那麼遙遠的地方奔來，一派義無返顧的決絕勢頭，挾著寒風，吐著白沫、凌厲銳進。我站得這麼高還感覺到了它的砭膚冷氣，估計它是從雪山趕來的罷。但是，再看橋的另一邊，它硬是化作許多亮閃閃的河渠，改惡從善。人對自然力的馴服，幹得多麼爽利。如果人類幹什麼事都這麼爽利，地球早已是另一副模樣。
　　但是，人類總是缺乏自信，進進退退，走走停停，不停地自我耗損，又不斷地為耗損而再耗損。結果，僅僅多了一點自信的李冰，倒成了人們心中的神。離索橋東端不遠的玉壘山麓，建有一座二王廟，祭祀李冰父子。人們在虔誠膜拜，膜拜自己同類中更像一點人的人。鐘鼓鈸磐，朝朝暮暮，重一聲，輕一聲，伴和著江濤轟鳴。
　　李冰這樣的人，是應該找個安靜的地方好好紀念一下的，造個二王廟，也合民眾心意。
　　實實在在為民造福的人升格為神，神的世界也就會變得通情達理、平適可親。中國宗教頗多世俗氣息，因此，世俗人情也會染上宗教式的光斑。一來二去，都江堰倒成了連接兩界的橋墩。
　　我到邊遠地區看儺戲，對許多內容不感興趣，特別使我愉快的是，儺戲中的水神河伯，換成了灌縣李冰。儺戲中的水神李冰比二王廟中的李冰活躍得多，民眾圍著他狂舞吶喊，祈求有無數個都江堰帶來全國的風調雨順，水土滋潤。攤戲本來都以神話開頭的，有了一個李冰，神話走向實際，幽深的精神天國一下子貼近了大地，貼近了蒼生。



[ 本帖最後由 NYLASH 於 2008-1-20 13:39 編輯 ]

在國外，曾有一個外國朋友問我：「中國有意思的地方很多，你能告訴我最值得去的一個地方嗎？一個，請只說一個。」
　　這樣的提問我遇到過許多次了，常常隨口吐出的回答是：「三峽！」
　　順長江而下，三峽的起點是白帝城。這個頭開得真漂亮。
　　對稍有文化的中國人來說，知道三峽也大多以白帝城開頭的。李白那首名詩，在小學課本里就能讀到。
　　我讀此詩不到10歲，上來第一句就誤解。「朝辭白帝彩雲間」，「白帝」當然是一個人，李白一大清早與他告別。這位帝王著一身縞白的銀袍，高高地站立在山石之上。他既然穿著白衣，年齡就不會很大，高個，瘦削，神情憂鬱而安詳，清晨的寒風舞弄著他的飄飄衣帶，絢麗的朝霞燒紅了天際，與他的銀袍互相輝映，讓人滿眼都是光色流蕩。他沒有隨從和侍衛，獨個兒起了一個大早，詩人遠行的小船即將解纜，他還在握著手細細叮嚀。他的聲音也像純銀一般，在這寂靜的山河間飄蕩迴響。但他的話語很難聽得清楚，好像來自另一個世界。他就住在山頭的小城裡，管轄著這裡的叢山和碧江。
　　多少年後，我早已知道童年的誤解是多麼可笑，但當我真的坐船經過白帝城的時候，依然虔誠地抬著頭，尋找著銀袍與彩霞。船上的廣播員正在吟誦著這首詩，口氣激動地介紹幾句，又放出了《白帝託孤》的樂曲。猛地，山水、歷史、童年的幻想、生命的潛藏，全都涌成一團，把人震傻。
　　《白帝託孤》是京劇，說的是戰敗的劉備退到白帝城鬱悶而死，把兒子和政事全都託付給諸葛亮。抑揚有致的聲腔飄浮在迴旋的江面上，撞在濕漉漉的山岩間，悲忿而蒼涼。純銀般的聲音找不到了，一時也忘卻了李白的輕捷與瀟灑。
　　我想，白帝城本來就熔鑄著兩種聲音、兩番神貌：李白與劉備，詩情與戰火，豪邁與沉鬱，對自然美的朝覲與對山河主宰權的爭逐。它高高地矗立在群山之上，它腳下，是為這兩個主題日夜爭辯著的滔滔江流。
　　華夏河山，可以是屍橫遍野的疆場，也可以是車來船往的樂土；可以一任封建權勢者們把生命之火燃亮和熄滅，也可以庇佑詩人們的生命偉力縱橫馳騁。可憐的白帝城多麼勞累，清晨，剛剛送走了李白們的輕舟，夜晚，還得迎接劉備們的馬蹄。只是，時間一長，這片山河對詩人們的庇佑力日漸減弱，他們的船楫時時擱淺，他們的衣帶經常熏焦，他們由高邁走向苦吟，由苦吟走向無聲。中國，還留下幾個詩人？
　　幸好還留存了一些詩句，留存了一些記憶。幸好有那麼多中國人還記得，有那麼一個早晨，有那麼一位詩人，在白帝城下悄然登舟。也說不清有多大的事由，也沒有舉行過歡送儀式，卻終於被記住千年，而且還要被記下去，直至地老天荒。這裡透露了一個民族的饑渴：他們本來應該擁有更多這樣平靜的早晨。
　　在李白的時代，中華民族還不太沉悶，這麼些詩人在這塊土地上來來去去，並不像今天那樣覺得是件怪事。他們的身上並不帶有政務和商情，只帶著一雙銳眼、一腔詩情，在山水間周旋，與大地結親。寫出了一排排毫無實用價值的詩句，在朋友間傳觀吟唱，已是心滿意足。他們很把這種行端當作一件正事，為之而不怕風餐露宿，長途苦旅。結果，站在盛唐的中心地位的，不是帝王，不是貴妃，不是將軍，而是這些詩人。余光中《尋李白》詩云：
　　
　　酒入豪腸，七分釀成了月光
　　剩下的三分嘯成劍氣
　　繡口一吐就半個盛唐

　　這幾句，我一直看成是當代中國詩壇的罕見絕唱。
　　李白時代的詩人，既摯戀著四川的風土文物，又嚮往著下江的開闊文明，長江於是就成了他們生命的便道，不必下太大的決心就解纜問槳。腳在何處，故鄉就在何處，水在哪裡，道路就在哪裡。他們知道，長江行途的最險處無疑是三峽，但更知道，那裡又是最湍急的詩的河床。他們的船太小，不能不時行時歇，一到白帝城，便振一振精神，準備著一次生命對自然的強力衝撞。只能請那些在黃卷青燈間搔首苦吟的人們不要寫詩了，那模樣本不屬於詩人。詩人在三峽的小木船上，剛剛告別白帝城。
　　告別白帝城，便進入了長約200公里的三峽。在水路上，200公里可不算一個短距離。但是，你絕不會覺得造物主在作過於冗長的文章。這裡所匯聚的力度和美色，鋪排開去2000公里，也不會讓人厭倦。
　　翟塘峽、巫峽、西陵峽，每一個峽谷都濃縮得密密層層，再緩慢的行速也無法將它們化解開來。連臨照萬里的太陽和月亮，在這裡也擠捱不上。對此，1500年前的酈道元說得最好：
　　
　　兩岸連山，略無闕處。重岩疊嶂，隱天蔽日，自非亭午夜分，不見曦月。
　　　　　　　　　　　　　　　　　　　 （《水經注》）

　　他還用最省儉的字句刻劃過三峽春冬之時的「清榮峻茂」，晴初霜旦的「林寒澗肅」，使後人再難調動描述的詞章。
　　過三峽本是尋找不得辭彙的。只能老老實實，讓嗖嗖陰風吹著，讓滔滔江流濺著，讓迷亂的眼睛呆著，讓一再要狂呼的嗓子啞著。什麼也甭想，什麼也甭說，讓生命重重實實地受一次驚嚇。千萬別從驚嚇中醒過神來，清醒的人都消受不住這三峽。
　　僵寂的身邊突然響起了一些「依哦」聲，那是巫山的神女峰到了。神女在連峰間側身而立，給驚嚇住了的人類帶來了一點寬慰。好像上天在鋪排這個儀式時突然想到要補上一個代表，讓蠕動于山川間的渺小生靈佔據一角觀禮。被選上的當然是女性，正當妙齡，風姿綽約，人類的真正傑作只能是她們。
　　人們在她身上傾注了最瑰麗的傳說，好像下決心讓她汲足世間的至美，好與自然精靈們爭勝。說她幫助大禹治過水，說她夜夜與楚襄王幽會，說她在行走時有環佩鳴響，說她雲雨歸來時渾身異香。但是，傳說歸傳說，她畢竟只是巨石一柱，險峰一座，只是自然力對人類的一個幽默安慰。
　　當李白們早已順江而下，留下的人們只能把萎弱的生命企求交付給她。「神女」一詞終於由瑰麗走向淫邪，無論哪一種都與健全的個體生命相去遙遙。溫熱的肌體，無羈的暢笑，情愛的芳香，全都雕塑成一座遠古的造型，留在這群山之間。一個人口億眾的民族，長久享用著幾個殘缺的神話。
　　又是詩人首先看破。兒年前，江船上仰望神女峰的無數旅客中，有一位女子突然掉淚。她悲哀，是因為她不經意地成了李白們的後裔。她終於走向船艙，寫下了這些詩行：
　　
　　在向你揮舞的各色花帕中
　　是誰的手突然收回
　　緊緊捂住自己的眼睛
　　當人們四散離去，誰
　　還站在船尾
　　衣裙漫飛，如翻湧不息的雲
　　江濤
　　高一聲
　　低一聲
　　美麗的夢留下美麗的憂傷
　　人間天上，代代相傳
　　但是，心
　　真能變成石頭嗎
　　沿著江岸
　　金光菊和女貞子的洪流
　　正煽動新的背叛
　　與其在懸崖上展覽千年
　　不如在愛人肩頭痛哭一晚
　　　　　　　　　　　　　　　　（舒婷：《神女峰》）

　　終於，人們看累了，回艙休息。
　　艙內聚集著一群早有先見之明的人，從一開始就沒有出過艙門，寧靜端坐，自足而又安詳。讓山川在外面張牙舞爪吧，這兒有四壁，有艙頂，有卧床。據說三峽要造水庫，最好，省得滿耳喧鬧。把廣播關掉，別又讓李白來煩吵。
　　歷史在這兒終結，山川在這兒避退，詩人在這兒萎謝。不久，船舷上只剩下一些外國遊客還在聲聲驚叫。
　　船外，王昭君的家鄉過去了。也許是這裡的激流把這位女子的心扉沖開了，顧盼生風，絕世艷麗，卻放著宮女不做，甘心遠嫁給草原匈奴，終逝他鄉。她的驚人行動，使中國歷史也疏通了一條三峽般的險峻通道。
　　船外，屈原故里過去了。也許是這裡的奇峰交給他一副傲骨，這位比李白還老的瘋詩人太不安分，長劍佩腰，滿腦奇想，縱橫中原，問天索地，最終投身汨羅江，一時把那裡的江水，也攪起了三峽的波濤。
　　看來，從三峽出發的人，無論是男是女，都是怪異的。都會捲起一點旋渦，發起一些衝撞。他們都有點叛逆性，而且都叛逆得瑰麗而驚人。他們都不以家鄉為終點，就像三峽的水拼著全力流注四方。
　　三峽，註定是一個不安寧的淵藪。憑它的力度，誰知道還會把承載它的土地奔瀉成什麼模樣？
　　在船舷上驚叫的外國遊客，以及向我探詢中國第一名勝的外國朋友，你們終究不會真正了解三峽。
　　我們了解嗎？我們的船在安安穩穩地行駛，客艙內談笑從容，煙霧繚繞。
　　明早，它會抵達一個碼頭的，然後再緩緩啟航。沒有告別，沒有激動，沒有吟唱。
　　留下一個寧靜給三峽，李白去遠了。
　　還好，還有一位女詩人留下了金光菊和女貞子的許諾，讓你在沒有月光的夜晚，靜靜地做一個夢，殷殷地企盼著。



[ 本帖最後由 NYLASH 於 2008-1-20 13:54 編輯 ]

白帝城位於瞿塘峽口的長江北岸，距重慶市區451千米。據傳西漢末年，公孫述割據四川，自稱蜀王，因見此地一口井中常有白色煙霧升騰，形似白龍，故自稱白帝，遂於此建都，並將紫陽城名改為白帝城。現存白帝城乃明、清兩代修復遺址。
　　白帝城東依夔門，西傍八陣圖，三面環水，雄踞水陸要津，為歷代兵家必爭之地。
　　白帝城是觀「夔門天下雄」的最佳地點。歷代著名詩人李白、杜甫、白居易、劉禹錫、蘇軾、黃庭堅、范成大、陸遊等都曾登白帝，游夔門，留下大量詩篇。李白「朝辭白帝彩雲間，千里江陵一日還，兩岸猿聲啼不住，輕舟已過萬重山」的詩句，更是膾炙人口。
　　三國蜀漢皇帝劉備討伐東吳，兵敗白帝城，憂傷成疾，臨終前在白帝城永安宮向丞相諸葛亮託孤。




豐都，自古以來就是文化名城，是中國最有特色，最有名氣的歷史文化小鎮，以其作為陰曹地府所在的豐富的鬼文化而蜚生古今中外。這裡流傳著許多鬼神傳說，《西遊記》、《聊齋志異》、《說岳全傳》、《鍾馗傳》等許多中外文學名著對「鬼城」豐都均有生動描述，頗富傳奇色彩。




巫峽以幽深秀麗著稱。整個峽區奇峰突兀，怪石磷峋，峭壁屏列，綿延不斷，是三峽中最可觀的一段，宛如一條迂迴曲折的畫廊，充滿詩情書意，可以說處處有景，景景相連連。巫峽區內有不少古址，遊人容易見到的，是集仙峰下的孔明碑。此峰形似群仙相聚，上分兩叉，很像剪刀插天，故又名剪刀峰。峰下有一長方形白色岩壁，上刻「重崖疊嶂巫峽」六個大字，相傳為諸葛亮所書。




                                       西陵峽

中國文化中極其奪目的一個部位可稱之為「貶官文化」。隨之而來，許多文化遺跡也就是貶官行跡。貶官失了寵，摔了跤，孤零零的，悲劇意識也就爬上了心頭；貶到了外頭，這裡走走，那裡看看，只好與山水親熱。這一來，文章有了，詩詞也有了，而且往往寫得不壞。過了一個時候，或過了一個朝代，事過境遷，連朝廷也覺得此人不錯，恢複名譽。於是，人品和文品雙全，傳之史冊，誦之後人。他們親熱過的山水亭閣，也便成了遺跡。地因人傳，人因地傳，兩相幫襯，俱著聲名。
　　例子太多了。這次去洞庭湖，一見岳陽樓，心頭便想；又是它了。1046年，范仲淹倡導變革被貶，恰逢另一位貶在岳陽的朋友股子京重修岳陽樓罷，要他寫一篇樓記，他便借樓寫湖，憑湖抒懷，寫出了那篇著名的《岳陽樓記》。直到今天，大多數遊客都是先從這篇文章中知道有這麼一個樓的。文章中「先天下之憂而優，後天下之樂而樂」這句話，已成為一般中國人都能隨口吐出的熟語。
　　不知哪年哪月，此景此樓，已被這篇文章重新構建。文章開頭曾稱頌此樓「北通巫峽，南極瀟湘」，於是，人們在樓的南北兩方各立一個門坊，上刻這兩句話。進得樓內，巨幅木刻中堂，即是這篇文章，書法厚重暢麗，灑以綠粉，古色古香。其他後人題詠，心思全圍著這篇文章。
　　這也算是個有趣的奇事：先是景觀被寫入文章，再是文章化作了景觀。借之現代用語，或許可說，是文化和自然的互相生成罷。在這裡，中國文學的力量倒顯得特彆強大。
　　范仲淹確實是文章好手，他用與洞庭湖波濤差不多的節奏，把寫景的文勢張揚得滾滾滔滔。遊人仰頭讀完《岳陽樓記》的中堂，轉過身來，眼前就會翻卷出兩層浪濤，耳邊的轟鳴也更加響亮。范仲淹趁勢突進，猛地遞出一句先優后樂的哲言，讓人們在氣勢的卷帶中完全吞納。
　　地是，浩森的洞庭湖，一下子成了文人騷客胸襟的替身。人們對著它，想人生，思榮辱，知使命，遊歷一次，便是一次修身養性。
　　胸襟大了，洞庭湖小了。
　　但是，洞庭湖沒有這般小。
　　范仲淹從洞庭湖講到了天下，還小嗎？比之心胸揪隘的文人學子，他的氣概確也令人驚嘆，但他所說的天下，畢竟只是他胸中的天下。
　　大一統的天下，再大也是小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於是，優耶樂耶，也是丹墀金鑾的有限度延伸，大不到哪裡去。在這裡，儒家的天下意識，比之於中國文化本來具有的宇宙意識，逼仄得多了。
　　而洞庭湖，則是一個小小的宇宙。
　　你看，正這麼想著呢，范仲淹身後就閃出了呂洞賓。岳陽樓旁側，躲著一座三醉亭，說是這位呂仙人老來這兒，弄弄鶴，喝喝酒，可惜人們都不認識他，他便寫下一首詩在岳陽樓上：
　　
　　朝游北海暮蒼梧，
　　袖裡青蛇膽氣粗。
　　三醉岳陽人不識，
　　朗吟飛過洞庭湖。

　　他是唐人，題詩當然比范仲淹早。但是範文一出，把他的行跡掩蓋了，後人不平，另建三醉亭，祭祀這位道家始祖。若把範文、呂詩放在一起讀，真是有點「秀才遇到兵」的味道，端莊與頑潑，執著與曠達，悲壯與滑稽，格格不入。但是，對著這麼大個洞庭湖，難道就許范仲淹的朗聲悲抒，就不許呂洞賓的仙風道骨？中國文化，本不是一種音符。
　　呂洞賓的青蛇、酒氣、縱笑，把一個洞庭湖攪得神神乎乎。至少，想著他，後人就會跳出范仲淹，去捉摸這個奇怪的湖。一個遊人寫下一幅著名的長聯，現也鐫於樓中：
　　
　　一樓何奇，杜少陵五言絕唱，范希文兩字關情，滕子京百廢俱興，呂純陽三過必醉。詩耶？儒耶？史耶？仙耶？前不見古人，使我滄然淚下。
　　諸君試看，洞庭湖南極瀟湘，揚子江北通巫峽，巴陵山西來爽氣，岳州城東道岩疆。瀦者，流者，峙者，鎮者，此中有真意，問誰領會得來？

　　他就把一個洞庭湖的複雜性、神秘性、難解性，寫出來了。眼界宏闊，意象紛雜，簡直有現代派的意韻。
　　那麼，就下洞庭湖看看罷。我登船前去君山島。
　　這天奇熱。也許洞庭湖的夏天就是這樣熱。沒有風，連波光都是灼人燙眼的。記起了古人名句：「氣蒸雲夢澤，波撼岳陽樓」，這個「蒸」字，我只當俗字解。
　　丹納認為氣候對文化有決定性的影響，我以前很是不信。但一到盛暑和嚴冬，又傾向於信。范仲淹寫《岳陽樓記》是九月十五日，正是秋高氣爽的好天氣。秋空明凈，可讓他想想天下；秋風蕭瑟，又吹起了他心底的幾絲悲壯。即使不看文後日期，我也能約略推知，這是秋天的辭章。要是他也像今天的日子來呢？衣冠盡卸，赤膊裸裎，揮汗不迭，氣喘吁吁，那篇文章會連影子也沒有。范仲淹設想過陰雨霏霏的洞庭湖和春和景明的洞庭湖，但那也只是秋天的設想。洞庭湖氣候變化的幅度大著呢，它是一個脾性強悍的活體，僅僅一種裁斷哪能框范住它？
　　推而廣之，中國也是這樣。一個深不見底的海，頂著變幻莫測的天象。我最不耐煩的，是對中國文化的幾句簡單概括。哪怕是它最堂皇的一脈，拿來統攝全盤總是霸道，總會把它豐富的生命節律抹煞。那些委屈了的部位也常常以牙還牙，舉著自己的旗幡向大一統的霸座進發。其實，誰都是渺小的。無數渺小的組合，才成偉大的氣象。
　　終於到了君山。這個小島，樹木蔥蘢，景緻不差。尤其是文化遺跡之多，令人咋舌。它顯然沒有經過後人的精心設計，突出哪一個主體遺跡。只覺得它們南轅北轍而平安共居，三教九流而和睦相鄰。是歷史，是空間，是日夜的洪波，是洞庭的晚風，把它們堆涌到了一起。
　　擋門是一個封山石刻，那是秦始皇的遺留。說是秦始皇統一中國，巡遊到洞庭，恰遇湖上狂波，甚是惱火，於是擺出第一代封建帝王的雄威，下令封山。他是封建大一統的最早肇始者，氣魄宏偉，決心要讓洞庭湖也成為一個馴服的臣民。
　　但是，你管你封，君山還是一派開放襟懷。它的腹地，有堯的女兒娥皇、女英墳墓，飄忽瑰艷的神話，端出遠比秦始皇老得多的資格，安坐在這裡。兩位如此美貌的公主，飛動的裙裾和芳芬的清淚，本該讓後代儒生非禮勿視，但她們依憑著乃父的聖名，又不禁使儒生們心族繚亂，不知定奪。
　　島上有古廟廢基。據記載，佛教興盛時，這裡曾鱗次櫛比，擁擠著寺廟無數。繚繞的香煙和陣陣鐘磬聲，佔領過這個小島的晨晨暮暮。呂洞賓既然幾次來過，道教的事業也曾非常蓬勃。面對著秦始皇的封山石，這些都顯得有點邪乎。但邪乎得那麼長久，那麼隆重，封山石也只能靜默。
　　島的一側有一棵大樹，上嵌古鐘一口。信史鑿鑿，這是宋代義軍楊么的遺物。楊么為了對抗宋廷，踞守此島，未廷即派岳飛征剿。每當岳軍的船隻隱隱出現，楊么的部隊就在這裡嗚鍾為號，準備戰鬥。岳飛是一位名垂史冊的英雄，他的抗金業績，發出過民族精神的最強音。但在這裡，岳飛扮演的是另一種角色，這口鐘，時時鳴響著民族精神的另一方面。我曾在杭州的岳墳前徘徊，現在又對著這口鐘久久凝望。我想，兩者加在一起，也只是民族精神的一小角。
　　可不，眼前又出現了柳毅井。洞庭湖的底下，應該有一個龍宮了。井有台階可下，直至水面，似是龍宮入口。一步步走下去，真會相信我們腳底下有一個熱鬧世界。那個世界里也有霸道，也有指令，但也有戀情，也有歡愛。一口井，只想把兩個世界連結起來。人們想了那麼多年，信了那麼多年，今天，宇航飛船正從另外一些出口去尋找另外一些世界。
　　雜亂無章的君山，靜靜地展現著中國文化的無限。
　　君山島上只住著一些茶農，很少閑雜人等。夜晚，遊人們都坐船回去了，整座島闐寂無聲。洞庭湖的夜潮輕輕拍打著它，它側身入睡，懷抱著一大堆秘密。
　　回到上海之後，這篇洞庭湖的遊記，遲遲不能寫出。
　　突然從報紙上看到一則有關洞庭湖的新聞，如遇故人。新聞記述了一樁真實的奇事；一位湖北的農民捉住一隻烏龜，或許是出於一種慈悲心懷，在烏龜背上刻名裝環，然後帶到岳陽，放入洞庭湖中。沒有想到，此後連續8年，烏龜竟年年定時爬回家來。每一次，都「將頭高高豎起來，長時間地望著主人，似乎在靜靜聆聽主人的教誨，又似乎在向主人訴說自己一年來風風雨雨的經歷」。
　　這不是古代的傳說。新聞註明，烏龜最後一次爬回，是1987年農曆五月初一。
　　至少現代科學還不能說明，這個動物何以能爬這麼長的水路和旱路，準確找到一間普通的農舍，而且把年份和日期搞得那樣清楚。難道它真是龍宮的族員？
　　洞庭湖，再一次在我眼前罩上了神秘的濃霧。
　　我們對這個世界，知道得還實在太少。無數的未知包圍著我們，才使人生保留進發的樂趣。當哪一天，世界上的一切都能明確解釋了，這個世界也就變得十分無聊。人生，就會成為一種簡單的軌跡，一種沉悶的重複。因此，我每每以另一番眼光看娥皇、女英的神話，想柳毅到過的龍宮。應該理會古人對神奇事端作出的想象，說不定，這種想象蘊含著更深層的真實。洞庭湖的種種測量數據，在我的書架中隨手可以尋得。我是不願去查的，只願在心中保留著一個奇奇怪怪的洞庭湖。
　　我到過的湖可謂多矣。每一個，都會有洞庭湖一般的奧秘，都隱匿著無數似真似幻的傳說。
　　我還只是在說湖。還有海，還有森林，還有高山和峽谷……那裡會有多少蘊藏呢？簡直連想也不敢想了。然而，正是這樣的世界，這樣的國度，這樣的多元，這樣的無限，才值得來活一活。



[ 本帖最後由 NYLASH 於 2008-1-21 11:55 編輯 ]

找到廬山不是專門去旅遊，是與一大群文人一起去開會的，時間是1979年夏天。那裡召開的，是一個全國規模的文藝理論討論會。
　　廬山本是夏天開會的好地方，但據我所知，那裡好像從來沒有開過文人大會。原因說起來太複雜，不管怎樣，現在總算有了第一回。
　　但是，回過去看，廬山本來倒是文人的天地。在未上廬山之時我就有一些零碎的印象，好像是中國早期最偉大的文人之一司馬遷「南登廬山」並記之於《史記》之後，這座山就開始了它的文化旅程。在兩晉南北朝時期，它的文化濃度之高，幾乎要鶴立於全國名山中了。那時，佛學宗師慧遠和道學宗師陸修靜曾先後在廬山弘揚教義，他們駐足的東林寺和簡寂觀便成了此後中國文化的兩個重要的精神棲息點。這兩人中間，慧遠的文學氣息頗重，他的五言詩《游廬山》寫得不錯，而那篇600多字的《廬山記》則是我更為喜愛的山水文學佳品。但是，使得這一僧一道突然與廬山一起變得文采斐然的，還有更重要的原因，那就是在差不多的時候廬山還擁有過陶淵明和謝靈運。陶淵明的歸隱行跡、山水情懷和千古詩句都與廬山密不可分，謝靈運的名氣趕不上陶淵明，卻也算得上我國文學史上五言山水詩的鼻祖。這兩位大詩人把廬山的山水作了高品位的詩化墊基，再加上那一僧一道，整個廬山就堂而皇之地進入了中國文化史。
　　後來的人們似乎一直著迷於慧遠、陶淵明、謝靈運、陸修靜共處廬山的那種文化氣氛，設想出他們幾個人在一起的各種情景。由頭也是有一點的，例如陶淵明應該是認識慧遠的，但他與慧遠的幾個徒弟關係不好，對慧遠本人的思想也頗多牴牾，因此交情不深。倒是謝靈運與慧遠有過一段親切的交往，其時慧遠年近八旬，而謝靈運還不到而立之年，兩人相差了50來歲，雖然忘年而交，令人感動，畢竟難於貼心，難於綿延。這些由頭，到了後人嘴裡，全都渾然一體了。例如唐代的佛學史乘中已記述謝靈運與慧遠一起結社，而事實上慧遠結社之時激才6歲。流傳特別廣遠的故事是慧遠、陶淵明、陸修靜三人過從甚密，一次陶、陸兩人來東林寺訪慧遠，慧遠歷來送客不過門前虎溪，這次言談忘情，竟送過了虎溪，這就使後山的老虎看得不習慣了，吼叫起來，三人會意而笑，那就是中國古代極有名的佳話「虎溪三笑」。為此，李白、黃庭堅等詩人還特意寫過詩，蘇東坡還畫過《三笑圖贊》，我在鄭振譯著《插圖本中國文學史》中，也見到過一幅采自「程氏墨苑」的《虎溪三笑》圖。但究其實，陸修靜來廬山的時候，陶淵明已去世34年，而慧遠更已逝去45年。
　　我深知，道出這個故事的虛假性非常煞風景。到底是李白、蘇東坡他們高明，不僅興高采烈地為這個傳說增彩添色，而且自己也已影影綽綽地臍身在裡邊。文人總未免孤獨，願意找個山水勝處躲避起來；但文化的本性是溝通和被理解，因此又企盼著高層次的文化知音能有一種聚會，哪怕是跨越時空也在所不惜，而廬山正是這種企盼中的聚會的理想地點。
　　因此，廬山可以證明，中國文人的孤獨不是一種脾性，而是一種無奈。即便是對於隱逸之聖陶淵明，中國文人也願意他有兩個在文化層次上比較接近的朋友交往交往，發出朗笑陣陣。有了這麼一些傳說，廬山與其說是文人的隱潛處，不如說是歷代文人渴望超拔俗世而達到跨時空溝通的寄託點。於是李白、白居易、歐陽修、蘇東坡、陸遊、唐寅等等文化藝術家紛來沓至，周敦頤和朱熹則先後在山崖雲霧之間投入了哲學的沉思和講述。如果把時態歸併一下，廬山實在是一個鴻儒雲集、智能飽和的聖地了。
　　我是坐著汽車上廬山的。在去九江的長江輪上聽一位熟悉廬山的小姐說，上廬山千萬不能坐車，一坐車就沒味，得一級一級爬石階上去才有意思。她一邊詳盡地告訴我石階的所在，一邊又開導我：「爬石階當然要比坐車花時間花力氣，但這石階也是現代修的，古人上山連這麼一條好路都沒有呢。」她的話當然有道理，可是船到九江時天已擦黑，我又有一個裝著不少書籍的行李包，只略作遲疑我就向汽車站走去。廬山的車道修得很好，只見汽車一層層繞上去，氣溫一層層冷下來，沒多久，枯嶺到了。枯嶺早已儼然成為一座小城，只逛盪一會兒就會忘了這竟然是在山頂。但終究又會醒過神來，覺得如此快捷地上一趟廬山，下榻在一個規模不小的賓館里，實在有點對不起古人。是啊，連船上不相識的小姐都拿著古人來誘惑我，而我還是貪圖了方便。一方便，也就丟棄了它對人們的阻難，也就隨之丟棄了它對世俗的超拔，那還能構得成跨時空的精神溝通么？
　　古代文人上廬山，自然十分艱苦。他們只憑著兩條腿，爬山涉溪、攀藤跳溝。當時的山，道路依稀，食物匾乏，文人學士都不強壯，真不知如何在山上苦熬苦捱。
　　周作人、林語堂先生曾刊印過清代嘉慶年間一位叫舒白香的文人游廬山的日記，可以讓我們了解當時的一些情況。且抄幾段：
　　
　　朝晴涼適，可著小棉。瓶中米尚支數日，而菜已竭，所謂饉也。西輔戲采南瓜葉及野莧，煮食甚甘，予乃飯兩碗，且笑謂與南瓜相識半生矣，不知其葉中乃有至味。
　　冷，而竟日。晨餐時菜羹亦竭，唯食炒烏豆下飯，宗慧仍以湯匙進。問安用此，曰，勺豆入口逸於著。予不禁噴飯而笑，謂此匙自賦形受役以來但知其才以不漏汁水為長耳，孰謂其遭際之窮至於如此。
　　宗慧試采養麥葉煮作菜羹，竟可食，柔美過匏葉，但微苦耳。苟非入山既深，又斷蔬經旬，豈能識此種風味。

　　這就是中國古代文人游廬山的實際生活。道如此困境而不後悔、不告退，還自得其樂地開著文縐縐的玩笑。在游廬山的文人中，舒白香還不算最苦的，他至少還有學生和僕人跟隨著，侍候著他，與他說笑。
　　舒白香在廬山逗留了100天，住過好幾處寺廟。寺僧先是懷疑他是「大官人」，後來又懷疑他是「大商賈」，直到最後寫出《天池賦》貼在寺壁上，僧人才知道他原來是個知名文人。這件事情可以證明，舒白香游廬山時那種雖不免艱苦卻還有點派頭的舉止，與僧人們習見的游山文人很不相同；當時的廬山遊客中，最有派頭的已數「大官人」和「大商賈」，但他們當時游山也很不輕鬆，因此，廬山的行旅總的說來是十分寥落的。
　　舒白香上廬山是19世紀初年。直到19世紀晚期，情況沒有太大改變。我藏有一部佛學名著《名山游訪記》，著者高鶴年是一位跋涉天下的佛教旅行家，他在1893年初春上廬山時，看見各處著名佛寺都還在，但「各寺只有一二人居，皆苦行僧」。至於牯嶺，還「荊棘少人行」。但是，僅僅過了19年，當他1912年再一次上廬山時，景象就大不一樣了。牯嶺已是：
　　
　　沿山洋房數百幢，華街亦有數百家，……嶺上為西人避暑之地，設有教堂布教，並設醫院，利濟貧民。此間夏令時，寒暑表較九江低二十度，故至地道暑者甚眾，昔日山林，今為廛市。

　　據此可以推斷，廬山的文化形象是在本世紀初年發生重大變化的，變化的契機是「西人避暑」，而結果則是以西方文明為先導的熱鬧。散落在各處山間的寺院依然香火不斷，但操縱它們興衰的重要槓桿已是牯嶺的別墅、商市、街道。總的說來，這兒已不是中國文人的世界。
　　唐代錢起詠廬山詩云：「只疑雲霧窟，猶有六朝僧。」但如今雲霧飄散開去，露出來的卻是一個個中外「大官人」、「大商賈」的面影。
　　當然也還是有不少文人來玩玩的。本世紀20年代有一位詩人就在廬山住過一個半月，但他每天聽到的，已不是山風蟲鳴，而是石工築路造房的號子聲。他從這號子里聽出了石工的痛苦，寫了一首十分奇特的《廬山石工歌》，想把號子傳達給讀者。讀著徐志摩的這首詩不難感悟到，這號子喚來了達官貴人們的一座座別墅，這號子在驅逐著詩人和他的同行們下山。
　　過不了幾年，又有一位文人在山上住了幾天便急急下來。他剛剛被一個巨大的政治旋渦放逐，但廬山並不是避身之所，他很快發現這裡也是一個風聲鶴喚的焦點。他下山了，到了上海，又到東京，寫了一篇《從牯嶺到東京》，不久，「茅盾」這個名字便出現於中國文壇。
　　此後，越來越多的政治活動、外交談判、軍事決定產生於廬山。密密層層的雲霧，藏進了中國現代史的神秘經緯。
　　難道，廬山和文人就此失去了緣分？廬山沒有了文人本來也不太要緊，卻少了一種韻味，少了一種風情，就像一所廟宇沒有晨鐘暮鼓，就像一位少女沒有流盼的眼神。沒有文人，山水也在，卻不會有山水的詩情畫意，不會有山水的人文意義。
　　天底下的名山名水大多是文人鼓吹出來的，但鼓吹得過於響亮了就會遲早引來世俗的擁擠，把文人所吟詠的景緻和情懷擾亂，於是山水與文人原先的對應關係不見了，文人也就不再擁有此山此水。看來，這是文人難於逃脫的悲哀。
　　我們這幫子開會的文人一有空閑就隨著摩肩接踵的旅遊者遊覽廬山各個風景點，東林寺、秀峰、錦繡谷、天橋、仙人洞、小天池、白鹿洞書院、黃龍潭、五老峰……一一看過去，眼前有古人留下的詩。腳下有平整光潔的路，耳邊有此起彼伏的叫賣，輕輕便便，順順噹噹。在這種情況下，沒有可能以自身的文化感悟與山水構成寧靜的往還、深摯的默契，只好讓文人全都蛻脫成遊人。
　　就在這種不無疲頓的情況下突然聽到有一個去處，路遙而景美，連李白都沒有去過，一下子把我們全都激動起來了。那便是三疊泉。趁一天休會，結伴上路。
　　早就聽說那是一條極累人的路，但勞累對於1979年的中國文藝理論家們都還不太在意，擺脫劫難不久，對承受辛苦的自信心還有充分的貯留。
　　話雖這麼說，這條路也實在是夠折騰人的了。一次次地上山，又一次次地下山，山又高，路又窄，氣力似乎已經耗盡，後來完全是麻木地抬腿放腿、抬腿放腿。山峰無窮無盡地一個個排列過去，內心已無數次地產生了此行的後悔，終於連後悔的力氣也沒有了，只得在默不作聲中磕磕絆絆地行進。就在這種情況下，我們突然與古代文人產生過對深切的認同。是的，凡是他們之中的傑出人物，總不會以輕慢浮滑的態度來面對天地造化，他們不相信人類已經可以盛氣凌人地來君臨山水，因此總是以極度的虔誠、極度的勞累把自己的生命與山水熔鑄在一起，讀他們的山水詩常常可以感到一種生命脈流的搏動。在走向三疊泉的竭盡全部精力的漫漫山道上，我終於產生了熔鑄感，生命差不多已交付給這座山了，一切就由它看著辦吧。
　　不知何時，驚人的景象和聲響已出現在眼前。從高及雲端的山頂上，一幅巨大的銀簾奔涌而下，氣勢之雄，恰似長江黃河倒掛。但是，猛地一下，它撞到了半山的巨岩，轟然震耳，濺水成霧。它怒吼一聲，更加狂暴地沖將下來，沒想到半道上又撞到了第二道石嶂。它再也壓抑不住，狂呼亂跳一陣，拼將老命再度衝下，這時它已成了一支浩浩蕩蕩的亡命徒的隊伍，決意要與山崖作一次最後的衝殺。它挾帶著雷霆竄下去了，下面，是深不可測的峽谷，究竟衝殺得如何，看不見了。它的最後歸宿如何，無人知曉，但它絕對不會消亡，因為我們已經看到，哪怕接二連三地阻遏它、撞擊它，它都沒有吐出一聲嗚咽，只有怒吼，只有咆哮。
　　我們這些人的身心全都震撼了。急雨般的飛水噴在我們身上，誰也沒有逃開，反都抬起頭來仰望，沒有感嘆，沒有議論，默默地站立著，袒示著濕淋淋的生命。
　　終於，我們找到了一種對應，一種在現代已經很少的對應。
　　記得宋代哲學家朱熹很想一睹三疊泉風采而不得，曾在一封信中寫道：「聞五老峰下新泉三疊，頗為奇勝，計此生無由得至其下。」他請兩位畫家把它畫下，帶給他看，看到畫幅時他不斷摩索，聲聲慨嘆。這位年邁的哲學家也許已從畫幅中看出了一點遠超一般山水奇景的東西，否則何來聲聲慨嘆？但我敢說，沒有親臨其境，再有悟性的哲人也揣想不出一個生命意義上的它。
　　在古代，把三疊泉真正看仔細又記仔細了的還是那位不疲倦的旅行家徐霞客，可惜他太忙碌，到哪兒都難於靜定，不能要求他產生太深的感悟。
　　我不知道在不斷開發廬山的過程中會不會有一天能開通到達三疊泉的汽車路或吊山索道，能構築起可以像徐霞客那樣觀察這個神奇瀑布全貌的現代觀景台。但毫無疑問，到了那時，我們今天好不容易找到的感悟和對應也將失去。「文章憎命達」，文人似乎註定要與苦旅連在一起。
　　1990年夏天，廬山舉行文化博覽會，主辦單位發來請柬要我去講學。
　　我因事未能成行。但一展請柬，彷彿看到了牯嶺更為熱鬧的街市，山間更為擁擠的人群。凝神片刻，耳邊又響起三疊泉的轟鳴。
　　不久聽去了回來的朋友說，文化博覽會是一個吸引遊客的舉動，所邀學者的名字都張貼成了海報，聽課者就是願意走進來聽聽的過往遊人。
　　文人以一種更奇特的方式出現在廬山上了，地位似乎也不低，但至少我還難於適應。也許廬山又走上了一段新的旅程？也許它能在熙熙攘攘中構建出一種完全出乎我們意想之外的文化與名勝的對應？
　　一陣雲霧又飄到了我的眼底。

儺，一個奇奇怪怪的字，許多文化程度不低的人也不認識它。它早已進入生僻字的行列，不定什麼時候，還會從現代青年的知識詞典中完全消失。
　　然而，這個字與中華民族的歷史關係實在太深太遠了。如果我們把目光稍稍從宮廷史官們的筆端離開，那麼，山南海北的村野間都會隱隱升起這個神秘的字：儺。
　　儺在訓詁學上的假借、轉義過程，說來太煩。它的普通意義，是指人們在特定季節驅逐疫鬼的祭儀。人們埋頭勞作了一年，到歲尾歲初，要抬起頭來與神對對話了。要扭動一下身子，自己樂一樂，也讓神樂一樂了。要把討厭的鬼疫，狠狠地趕一趕了。對神，人們既有點謙恭畏懼，又不想失去自尊，表情頗為難做，乾脆戴上面具，把人、神、巫、鬼攪成一氣，在渾渾沌沌中歌舞呼號，簡直分不清是對上天的祈求，還是對上天的強迫。反正，肅穆的朝拜氣氛是不存在的，湧現出來的是一股蠻赫的精神狂潮：鬼，去你的吧！神，你看著辦吧！
　　漢代，一次儺祭是牽動朝野上下的全民性活動，主持者和演出者數以百計，皇帝、大臣、一品至六品的官員都要觀看，市井百姓也允許參與。
　　宋代，一次這樣的活動已有千人以上參加，觀看時的氣氛則是山呼海動。
　　明代，灘戲演出時竟出現過萬餘人齊聲吶喊的場面。
　　若要觸摸中華民族的精神史，哪能置攤於不顧呢？
　　法國現代學者喬治·杜梅吉爾（Georges　Dumezil）提出過印歐古代文明的三元（tripartie）結構模式，以古代印度、歐洲神話中不約而同地存在著主神、戰神、民事神作為印證。他認為這種三元結構在中國不存在，這似乎成了不可動搖的結論。但是如果我們略為關注一下儺神世界，很快就發現那裡有宮廷儺、軍儺，鄉人儺，分別與主神、戰神、民事神隱隱對應著。儺，潛伏著中國古代社會最基本的幾個文明側面。
　　時間已流逝到20世紀80年代，儺事究竟如何了呢？平心而論，幾年前剛聽到目前國內許多地方還保留著完好的儺儀活動時，我是大吃一驚的。我有心把它當作一件自己應該關注的事來對待，好好花點功夫。
　　1987年2月，春節剛過，我擠上非常擁擠的長途汽車，向安徽貴池山區出發。據說，那裡攤事挺盛。
　　從上海走向儺，畢竟有漫長的距離。田野在車窗外層層捲去，很快就卷出了它的本色。水泥圍牆、電線桿確實不少，但它們彷彿豎得有點冷清；只要是農民自造的新屋，便立即渾身土艷，與大地抱在一起，親親熱熱。兀地橫過一條柏油路，讓人眼睛一亮，但四周一看，它又不太合群。包圍著它的是延綿不絕的土牆、泥丘、濁溝、小攤、店招。當日的標語已經刷去，新貼上去的對聯鉤連著一個世紀前的記憶。路邊有幾個竹棚干著「打氣補胎」的行當，不知怎麼卻寫成了「打胎補氣」。
　　汽車一站站停去，乘客在不斷更替。終於，到九華山進香的婦女成了車中的主體。她們高聲談論，卻不敢多看窗外。窗外，步行去九華山的人們慢慢地走著，他們遠比坐車者虔誠。
　　這塊灰黃的土地，怎麼這樣固執呢？固執得如此不合時宜。它慢條斯理地承受過一次次現代風暴，又依然款款地展露著自己蒼老野拙的面容。墳丘在一圈圈增加，紙幡飄飄，野燒隱隱；下一代闖蕩一陣、焦躁一陣，很快又雕滿木訥的皺紋。路邊牆上畫著外國電影的海報，而我耳邊，已響起儺祭的鼓聲……
　　這鼓聲使我回想起30多年前。一天，家鄉的道士正躲在一處做法事。樂聲悅耳，禮儀彬彬，頭戴方帽的道士在為一位客死異地的鄉人招魂。他報著亡靈返歸的沿途地名，祈求這些地方的冥官放其通行。突然，道士身後湧出一群人、是小學的校長帶著一批學生。他們麻利地沒收了全部招魂用具，厲聲勒令道士到村公所聽訓。圍觀的村民被這個場面鎮住了，那天傍晚吃晚飯的時候，幾乎一切有小學生的家庭都發生了兩代間的爭論。父親拍著筷子追打孩子，孩子流著眼淚逃出門外，三五成群地躲在草垛後面，想著課本上的英雄，記著老師的囑咐，餓著肚子對抗迷信。月亮上來了，夜風正緊，孩子們抬頭看看，抱緊雙肩，心中比夜空還要明凈：老師說了，這是月球，正圍著地球在轉；風，空氣對流而成。
　　我實在搞不清是一段什麼樣的歷史，使我小學的同學們，今天重又陷入宗教性的精神困頓。
　　我只知道一個事實：今天要去看的貴池儺儀儺戲，之所以保存得比較完好，卻要歸功於一位小學校長。
　　也是小學校長！
　　我靜下心來，閉目細想，把我們的小學校長與他合成一體。我彷彿看見，這位老人在捉了許多次道士，講了無數遍自然、地理、歷史課之後，終於皺著眉頭品味起身邊的土地。接連的災禍，犟韌的風俗，使他重新去捧讀一本本史籍。熬過了許多不眠之夜，他慢吞吞地從語文講義后抽出幾張白紙，走出門外，開始記錄農民的田歌、俗諺，最後，猶豫再三，他敲響了早已改行的道士家的木門。
　　但是；我相信這位校長，他絕不會出爾反爾，再去動員道士張羅招魂的典儀。他坐在道士身邊聽了又聽，選了又選，然後走進政府機關大門，對驚訝萬分的幹部們申述一條條的理由，要求保存儺文明。這種申述十分艱難，直到來自國外的文化考察者的來訪，直到國內著名學者也來挨家挨戶地打聽，他的理由才被大體澄清。
　　於是，我也終於聽到了有關儺的公開音訊。
　　單調的皮筒鼓響起來了。
　　山村不大，村民們全朝鼓聲涌去，那是一個陳舊的祠堂。灰褐色的樑柱上新貼著驅疫祈福的條幅，正面有一高台，儺戲演出已經開場。
　　開始是儺舞，一小段一小段的。這是在請諸方神靈，請來的神也是人扮的，戴著面具，踏著鑼鼓聲舞蹈一回，算是給這個村結下了交情。神靈中有觀音、魁星、財神、判官，也有關公。村民們在台下一一辨認妥當，覺得一年中該指靠的幾位都來了，心中便覺安定。於是再來一段《打赤鳥》，赤鳥象徵著天災；又來一段《關公斬妖》，妖魔有著極廣泛的含義。其中有一個妖魔被迫，竟逃下台來，衝出祠堂，觀看的村民哄然起身，也一起衝出祠堂緊追不捨。一直追到村口，那裡早有人燃起野燒，點響一串鞭炮，終於把妖魔逐出村外。村民們撫掌而笑，又鬧哄哄地涌回祠堂，繼續觀看。
　　如此來回折騰一番，演出舞台已延伸為整個村子，所有的村民都已裹卷其間，彷彿整個村子都在齊心協力地集體驅妖。火光在月色下閃動，鞭炮一次次竄向夜空，確也氣勢奪人。在村民們心間，小小的舞台只點了一下由頭，全部祭儀鋪展得很大。他們在祭天地、日月、山川、祖宗，空間限度和時間限度都極其廣闊，祠堂的圍牆形同虛設。
　　接下來是演幾段大戲。有的注重舞、有的注重唱。舞姿笨拙而簡陋，讓人想到遠古。由於頭戴面具，唱出的聲音低啞不清，也像幾百年前傳來。有一重頭唱段，由灘班的領班親自完成。這是一位瘦小的老者，竟毫不化妝，也無面具，只穿今日農民的尋常衣衫，在渾身披掛的演員們中間安穩坐下，戴上老花眼鏡，一手拿一隻新式保暖杯，一手翻開一個綿紙唱本，咿咿呀呀唱將起來。全台演員依據他的唱詞而動作，極似木偶。這種演法，粗陋之極，也自由之極。既會讓現代戲劇家嘲笑，也會讓現代戲劇家驚訝。
　　憑心而論，演出極不好看。許多研究者寫論文盛讚其藝術高超，我只能對之抱歉。演者全非專業，平日皆是農民、工匠、荒疏長久，匆促登台，腿腳生硬，也只能如此了。演者中有不少年輕人，應是近年剛剛著手。估計是在國內外考察者來過之後，才走進儺儀隊伍中來的。本來血氣方剛、手腳靈便的他們，來學這般稚拙動作，看來更是牽強。就年齡論，他們應是我小學同學的兒子一輩。
　　演至半夜，休息一陣，演者們到祠堂邊的小屋中吃「腰台」。「腰台」亦即夜宵，是村民對他們的犒賞。屋中擺開三桌，每桌中間置一圓底鍋，鍋內全是白花花的肥肉片，厚厚一層油膩浮在上面。再也沒有其他菜肴，圍著圓鍋的是十隻瓷酒杯，一小壇自釀燒酒已經開蓋。
　　據說，吃完「腰台」，他們要演到天亮。從日落演到日出，謂之「兩頭紅」，頗為吉利。
　　我已渾身發困，陪不下去了，約著幾位同行者，離開了村子。住地離這裡很遠，我們要走一程長長的山路。走著走著，我越來越疑惑：剛才經歷的，太像一個夢。
　　翻過一個山嶴，我們突然被一排火光圍困。
　　又驚又懼，只得走近前去。攔徑者一律山民打扮，舉著松明火把，照著一條紙紮的龍。見到了我們，也不打招呼，只是大幅度地舞動起來，使我們不解其意，不知所措。舞完一段，才有一位站出，用難懂的土音大聲說道：「聽說外來的客人到那個村子看儺去了，我們村也有，為什麼不去？我們在這裡等候多時！」
　　我們惶恐萬分，只得柔聲解釋，說現在已是深更半夜，身體睏乏，不能再去。山民認真地打量著我們，最後終於提出條件，要我們站在這裡，再看他們好好舞一回。
　　那好吧，我們靜心觀看。在這漆黑的深夜，在這闃無人跡的山坳間，看著火把的翻滾，看著舉火粑的壯健的手和滿臉亮閃閃的汗珠，倒實在是一番雄健的美景，我們由衷地鼓起拿來。掌聲方落，舞蹈也停，也不道再見，那火把，那紙龍，全都迤邐而去，頃刻消失在群獸般的山林中。
　　更像是夢，唯有鼻子還能喚到剛剛燃過的松香味，信其為真。
　　我實在被這些夢困擾了。直到今天，仍然解脫不得。山村，一個個山村，重新延續起攤祭儺戲，這該算是一件什麼樣的事端？真誠倒也罷了，誰也改變不了民眾真誠的作為；但那些戴著面具的青年農民，顯然已不會真誠。文化，文化！難道為了文化學者們的考察興趣，就讓他們長久地如此跳騰？我的校長，您是不是把您的這一事業，稍稍做得太大了一點？
　　或許，也真是我們民族的自我復歸和自我確認？那麼，幾百年的踉蹌路程，竟都消失得無影無蹤？
　　我們，相對於我們的祖先，總要擺脫一些什麼吧？或許，我們過去擺脫得過於魯莽，在這裡才找到了擺脫的起點？要是這樣，我們還要走一段多麼可怕的長程。
　　灘祭儺戲中，確有許多東西，可以讓我們追索屬於我們的古老靈魂。但是，這種追索的代價，是否過於沉重？
　　前不久接到美國夏威夷大學的一封來信，說他們的刊物將發表我考察儺的一篇論文。我有點高興、但又像做錯了什麼。我如此熱情地向國外學術界報告著中國儺的種種特徵，但在心底卻又矛盾地珍藏著童年時的那個月夜，躲在草垛後面，用明凈的心對著明凈的天，痴想著月球的旋轉和風的形成。
　　我的校長！真想再找到您，吐一吐我滿心的疑問。

恕我直言，在我到過的省會中，南昌算是不太好玩的一個。幸好它的郊外還有個青雲譜。
　　青雲譜原是個道院，主持者當然是個道士，但原先他卻做過10多年和尚，做和尚之前他還年輕，是堂堂明朝王室的後裔。不管他的外在身份如何變化，歷史留下了他的一個最根本的身份：17世紀晚期中國的傑出畫家。
　　他叫朱耷，又叫八大山人，雪個等，是明太祖朱元璋第十七子寧獻工朱權的後代。在朱蓮出生前223年，朱權被封於南昌，這便是青雲譜出現在南昌郊外的遠期原因。朱權也是一個全能的藝術家，而且也信奉道家，這都與200多年後的朱耷構成了一種神奇的遙相呼應，但可憐的朱耷已面臨著朱家王朝的最後覆沒，只能或僧或道，躲在冷僻的地方逃避改朝換代后的政治風雨，用畫筆來營造一個孤獨的精神小天地了。說起來，處於大明王朝鼎盛時代的朱權也是躲避過的，他因事見疑於明成祖，便躲在自築的「精廬」中撫琴玩曲。但相比之下，朱耷的躲避顯然是更絕望、更凄楚，因而也更值得後人品味了。
　　究竟是一個什麼樣的院落，能給中國藝術史提供那麼多的觸目的荒涼？究竟是一些什麼樣的朽木、衰草、敗荷、寒江，對應著畫家道袍里裹藏的孤傲？我帶著這些問題去尋找青雲譜，沒想到青雲譜竟相當熱鬧。
　　不僅有汽車站，而且還有個火車小站。當日道院如今成了一個旅遊點，門庭若市，園圃蔥翠，屋宇敞亮，與我們日常遊玩的古典式園林沒有什麼兩樣。遊客以青年男女居多，他們一般沒有在宅內展出的朱耷作品前長久盤桓，而樂於在花叢曲徑間款款緩步。突然一對上年歲的華僑夫婦被一群人簇擁著走來，說是朱耷的後代，滿面威容，步履沉重。我不太尊敬地投去一眼，心想，朱耷既做和尚又做道士，使我們對他的婚姻情況很不清楚，後來好像有過一個叫朱抱墟的後人，難道你們真是朱抱墟之後？即便是真的，又是多少代的事啦。
　　這一切也不能怪誰。有這麼多的人來套近乎，熱熱鬧鬧地來紀念一位幾百年前的孤獨藝術家，沒有什麼不好。庭院既然要整修也只能修得挺刮一點，讓擁擠的遊客能夠行走得比較順暢。然而無可奈何的是，這個院落之所以顯得如此重要的原始神韻完全失落了，朱耷的精神小天地已沓不可見。這對我這樣的尋訪者來說，畢竟是一種悲哀。
　　記得年前去四川流青城山，以前熟記於心的「青城天下幽」的名言被一支摩肩接踵、喧嘩連天的隊伍趕得無影無蹤。有關那座山的全部聯想，有關道家大師們的種種行跡，有關畫家張大幹的縹緲遐思，也只能隨之煙消雲散。我至今無法寫一篇青城山遊記，就是這個原因。幸好有關青雲港的聯想大多集中在朱耷一人身上，我還可以在人群中牢牢想著他，不至於像在青城山的山道上那樣心情煩亂。
　　沒到青雲港來時我也經常想起他。為此，有一年我招收研究生時曾出過一道歷史文化方面的知識題：「略談你對八大山人的了解。」一位考生的回答是：「中國歷史上八位潛跡山林的隱士，通詩文，有傲骨，姓名待考。」
　　把八大山人說成是八位隱士我倒是有所預料的，這道題目的「圈套」也在這裡；把中國所有的隱士一併概括為「通詩文，有傲骨」，十分有趣；至於在考卷上寫「待考」，我不禁啞然失笑了。朱耷常把「八大山人」這個署名連寫成「哭之」、「笑之」字樣，我想他見到我這位考生也只能哭之笑之的了。
　　與這位考生一樣的對朱耷的隔膜感，我從許多參觀者的眼神里也看了出來。他們面對朱聾的作品實在不知道好在哪裡，這樣潦倒的隨意塗抹，與他們平常對美術作品的欣賞習慣差距太大了。中國傳統藝術的光輝，17世紀晚期東方繪畫的光輝，難道就閃耀在這些令人喪氣的破殘筆墨中么？
　　對於中國繪畫史，我特別看重晚明至清一段。這與我對其他藝術門類歷史發展階段的評價有很大的差別。朱耷就出現在我特別看重的那個階段中。
　　在此前漫長的繪畫發展歷史上，當然也是大匠如林、佳作疊出，有一連串說不完、道不盡的美的創造，但是，要說到藝術家個體生命的強悍呈現，筆墨丹青對人格內核的直捷外化，就不得不把目光投向徐渭、朱耷、原濟以及「揚州八怪」等人了。
　　毫無疑問，並不是畫到了人，畫家就能深入地面對人和生命這些根本課題了。中國歷史上有過一些很出色的人物畫家如顧愷之、閻立本、吳道子、張萱、周訪、顧閎中等等，他們的作品，或線條勻停緊挺，或設色富麗諧洽，或神貌逼真鮮明，我都是很喜歡的，但總的說來，被他們所畫的人物與他們自身的生命激情未必有密切的血緣關聯。他們強調傳神，但主要也是很傳神地在描繪著一種異己的著名人物或重要場面，藝術家本人的靈魂歷程並不能酣暢地傳達出來。在這種情況下，倒是山水、花鳥畫更有可能比較曲折地展示畫家的內心世界。
　　山水、花鳥本是人物畫的背景和陪襯，當它們獨立出來之後一直比較成功地表現了「詩中有畫，畫中有詩」的美學意境，而在這種意境中又大多溶解著一種隱逸觀念，那就觸及到了我所關心的人生意識。這種以隱逸觀念為主調的人生意識雖然有濃有淡，有枯有榮，而基本走向卻比較穩定，長期以來沒有太多新的伸發，因此、久而久之，這種意識也就泛化為一種定勢，畫家們更多的是在筆墨趣味上傾注心力了。
　　所謂筆墨趣味認真說起來還是一個既模糊又複雜的概念說低一點，那或許是一種頗感得意的筆墨習慣；說高一點，或許是一種在筆墨間帶有整體性的境界、感覺、悟性。在中國古代，凡是像樣的畫家都會有筆墨趣味的。即便到了現代，國畫家中的佼佼者也大抵在或低或高的筆墨趣味間邀游。
　　這些畫家的作品常常因高雅精美而讓人嘆為觀止，但畢竟還缺少一種更強烈、更坦誠的東西，例如像文學中的《離騷》。有沒有可能，讓藝術家全身心的苦惱、焦灼、掙扎，痴狂在畫幅中燃燒，人們可以立即從筆墨、氣韻，章法中發現藝術家本人，並且從根本上認識他們，就像歐洲人認識拉斐爾、羅丹和梵高？
　　很多年以前北京故宮博物院舉辦過一次歷代畫展，我在已經看得十分疲倦的情況下突然看到徐渭的一幅葡萄圖，精神陡然一震。後來又見到過他的《墨牡丹》《黃甲圖》《月竹》，以及我很喜歡的《雜花圖長卷》。他的生命奔瀉出淋漓而又灑潑的墨色與線條，躁動的筆墨後面遊動著不馴和無奈。在這裡，僅說筆墨趣味就很不夠了，僅說氣韻生動也太矜持了。
　　對徐渭我了解得比較多。從小在鄉間老人口中經常聽「徐文長」的故事，年長后細讀了他的全部文集，洗去了有關他的許多不經傳說，而對他的印象卻愈來愈深。他實在是一個才華橫溢、具有充分國際可比性的大藝術家，但人間苦難也真是被他嘗盡了。他由超人的清醒而走向孤傲，走向佯狂，直至有時真正的瘋痴。他遭遇過複雜的家庭變故，參加過抗倭鬥爭，又曾惶恐於政治牽連。他曾自撰墓誌銘，九次自殺而未死。他還誤殺過妻子，坐過六年多監獄。他厭棄人世、厭棄家庭、厭棄自身，但他又多麼清楚自己在文化藝術史上的千古重量，這就產生了特別殘酷、也特別響亮的生命衝撞。浙江的老百姓憑著直覺感觸到了他的生命溫度，把他作為幾百年的談資。老百姓主要截取了他佯狂的一面來作滑稽意義上的衍伸，而實際上他的佯狂背後埋藏的都是悲劇性的激潮。在中國古代畫家中，人生經歷像徐渭這樣凄厲的人不多，即便有，也沒有能力把它幻化為一幅幅生命本體悲劇的色彩和線條。
　　明確延續著這種在中國繪畫史上很少見到的強烈悲劇意識的，便是朱耷。他具體的遭遇沒有徐渭那樣慘，但作為已亡的大明皇室的後裔，他的悲劇性感悟卻比徐渭多了一個更寥廓的層面。他的天地全都沉淪，只能在紙幅上拼接一些枯枝、殘葉、怪石來張羅出一個個地老天荒般的殘山剩水，讓一些孤獨的鳥、怪異的魚暫時躲避。這些鳥魚完全掙脫了秀美的美學範疇，而是誇張地袒露其丑，以丑直換人心，以丑傲視甜媚。它們是禿陋的，畏縮的，不想惹人，也不想發出任何音響的，但它們卻都有一副讓整個天地都為之一寒的白眼，冷冷地看著，而且把這冷冷地看當作了自身存在的目的。它們似乎又是木訥的，老態的，但從整個姿勢看又隱含著一種極度的敏感，它們會飛動，會游弋，會不聲不響地突然消失。毫無疑問，這樣的物像也都走向了一種整體性的象徵。
　　中國畫平素在表現花鳥蟲獸時也常常講究一點象徵，牡丹象徵什麼，梅花象徵什麼，喜鵲象徵什麼，老虎象徵什麼，這是一種層次較低的符號式對應，每每墮入陳詞濫調，為上品格的畫家們所鄙棄，例如韓斡筆下的馬，韓滉筆下的牛就並不象徵什麼；但是，更高品位的畫家卻會去追求一種整體性的氛圍象徵，這是強烈的精神能量要求在畫幅物像中充分直觀所必然導致的要求。朱耷的鳥並不具體在影射和對應著什麼人，卻分明有一種遠遠超越自然鳥的功能，與殘山剩水一起指向一種獨特的精神氣氛。面對朱耷的畫，人們的內心會不由自主地產生一陣寒噤。
　　比朱耷小十幾歲的原濟也是明皇室後裔，用他自己的詩句來說，他與朱耷都是「金枝玉葉老遺民」。人們對他比較常用的稱呼是石濤、大滌子、苦瓜和尚等。他雖與朱耷很要好，心理狀態卻有很大不同，精神痛苦沒有朱耷那麼深，很重要的一個原因是他與更廣闊的自然有了深入接觸，悲劇意識有所泛化。但是，當這種悲劇意識泛化到他的山水筆墨中時，一種更具有普遍意義的美學風格也就蔚成氣候。沉鬱蒼茫，奇險奔放，滿眼躁動，滿耳流蕩，這就使他與朱耷等人一起與當時一度成為正統的「四王」（即王時敏、王鑒、王翠、王原祁）潮流形成鮮明對照，構成了很強大的時代性衝撞。有他們在，不僅是「四王」，其他中國繪畫史上種種保守、因襲、精雅、空洞的畫風都成了一種萎弱的存在，一對比，在總體上顯得平庸。
　　徐渭、朱耷、原濟這些人，對後來著名的「揚州八怪」影響極大，再後來又滋養了吳昌碩和齊白石等現代畫家。中國畫的一個新生代的承續系列，就這樣構建起來了。我深信這是中國藝術史上最有生命力的激流之一，也是中國人在明清之際的一種驕傲。
　　齊白石在一幅畫的題字上寫的一段話使我每次想起都心頭一熱，他說：
　　
　　青藤（即徐渭）、雪個（即朱耷）、大滌子（即原濟）之畫，能橫塗縱抹，余心極服之。恨不生前三百年，或為諸君磨墨理紙，諸君不納，余於門之外餓而不去，亦快事也。

　　早在齊白石之前，鄭燮（板橋）就刻過一個自用印章，其文為：
　　
　　青藤門下走狗

　　這兩件事，說起來都帶有點瘋痴勁頭，而實際上卻道盡了這股藝術激流在中國繪畫史上是多麼珍罕，多麼難於遇見又多麼讓人激動。世界上沒有其他可能會如此折服本也不無孤傲的鄭板橋和齊白石，除了以筆墨做媒介的一種生命與生命之間的強力誘惑。為了朝拜一種真正值得朝拜的藝術生命，鄭、齊兩位連折辱自己的生命也在所不惜了。他們都是鄉間窮苦人家出身，一生為人質樸，絕不會花言巧語。
　　我在青雲譜的庭院里就這樣走走想想，也消磨了大半天時間。面對著各色不太懂畫、也不太懂朱蓮的遊人，我想，事情的癥結還在於我們沒有很多強健的現代畫家去震撼這些遊人，致使他們常常過著一種缺少藝術激動的生活，因此也漸漸與藝術的過去和現在一併疏離起來。因此說到底還是藝術首先疏離了他們。什麼時候我們身邊能再出幾個像徐渭這樣的畫家，他們或悲或喜的生命信號照亮了廣闊的天域，哪怕再不懂藝術的老百姓也由衷地熱愛他們，編出各種故事來代代相傳？或者像朱耷這樣，只冷冷地躲在一邊畫著，而幾百年後的大師們卻想倒趕過來做他的僕人？
　　全國各地歷史博物館和古代藝術家紀念館中熙熙攘攘的遊客，每時每刻都有可能匯成湧向某個現代藝術家的歡呼激潮。現代藝術家在哪裡？請從精緻入微的筆墨趣味中再往前邁一步吧，人民和歷史最終接受的，是坦誠而透徹的生命。

                           


徐渭

中國古代佯狂的藝術家不少，可真正如荷蘭的梵高那樣發瘋，生時寂寞，死後並為後人頂禮膜拜的大家實在不多——徐渭就是這樣一個「可憐」的人物。

簡介
徐渭（1521-1593）明代傑出書畫家、文學家。初字文清，改字文長，號天池、又號青藤道人，田水月等。浙江山陰（今紹興）人。自幼聰慧，文思敏捷。且胸有大志。參加過嘉靖年間東南沿海的抗倭鬥爭和反對權奸嚴嵩，一生遭遇十分坎坷，可謂「落魄人間」。最後入獄七、八年。獲釋后，貧病交加，以賣詩文、畫糊口，潦倒一生。他中年學畫，繼承梁楷減筆和林良、沈周等寫意花卉的畫法，故擅長畫水墨花卉，用筆放縱，畫殘菊敗荷，水墨淋漓，古拙淡雅，別有風致。兼繪山水，縱橫不拘繩墨，畫人物亦生動，其筆法更趨奔放、簡練，干筆、濕筆、破筆兼用，風格清新，恣情汪洋，自成一家、形成「青藤畫派」。他自己尤以書法自重。自稱「吾書第一、詩二、文三、畫四」。袁宏道等稱讚他的書法「筆意奔放」，「蒼勁中姿媚躍出」，「在王雅宜、文征仲之上。他畫的《黃甲圖》，峭拔勁挺，生動地表現了螃蟹爬行、秋荷凋零的深秋氣氛。作品流傳至今的較多。著作有：《四聲猿》、《南詞敘錄》《徐文長佚稿》、《徐文長全集》等。世著名作品有《墨葡萄圖》軸、《山水人物花鳥》冊（均藏故宮博物院）、《牡丹蕉石圖》軸，以及晚年所作《墨花》九段卷（現藏故宮博物院）等。

經歷
徐渭(1521--1593) ，初字文清，改字文長，號天池山人、青藤居士，或署田水月，天池漁隱、青藤老人、金壘、金回山人、山陰布衣、白鷳山人、鵝鼻山儂等別號,山陰（今浙江省紹興）人。天資聰穎，二十歲考取山陰秀才，然而後來連應八次鄉試都名落孫山，終身不得志於功名，「不得志與有司」。青年時還充滿積極用世的進取精神，「自負才略，好奇計，談兵多中」，孜孜於治國平天下的理想追求之中，並一度被兵部右侍郎兼僉都御史胡宗憲看中，於嘉靖37年（1558年）招至任浙、閩總督幕僚軍師，徐渭對當時軍事、政治和經濟事務多有籌劃，並參預過東南沿海的抗倭鬥爭。 他在詩文中熱情地歌頌了抗倭愛國的英雄，曾為胡宗憲草《獻白鹿表》，得到明世宗的極大賞識。本以為能施展抱負，但後來 胡宗憲被彈劾為嚴嵩同黨，被逮自殺，徐渭深受刺激，一度發狂，精神失常，蓄意自殺，竟然先後九次自殺，自殺方式聽之令人毛骨悚然，用利斧擊破頭顱，「血流被面，頭骨皆折，揉之有聲」，又曾「以利錐錐入兩耳，深入寸許，竟不得死」。還懷疑其繼室張氏不貞，居然殺死張氏，因之下獄，度過七年牢獄生活。 後為好友張元忭（明翰林修撰）營救出獄。出獄后已53歲，這時他才真正拋開仕途，四處遊歷，開始著書立說，寫詩作畫。晚年更是潦倒不堪，窮困交加。 常「忍飢月下獨徘徊」，杜門謝客，其中只在張元汴去世時，去張家弔唁以外，幾乎閉門不出， 最後在「幾間東倒西歪屋，一個南腔北調人」 的境遇中結束了一生。死前身邊唯有一狗與之相伴，床上連一鋪席子都沒有，凄凄慘慘。命運的困蹇更激發了他的抑鬱之氣，加上天生不羈的藝術秉性，「放浪麴櫱，恣情山水」，一泄自己內心的情感，悲劇的一生造就了藝術的奇人。

徐渭平素生活狂放，對權勢不嫵媚。當官的來求畫，連一個字也難以得到。在當世凡前來求畫者，須值徐渭經濟匱乏時，這時若有上門求畫者投以金帛，頃刻即能得之。若趕在他囊中未缺錢，那麼你 就是給的再多，也難得一畫。實在是一位性情中人。

小時候非常聰明，二十歲考上秀才，但是後來一直沒有再升職。青年時的他充滿積極的進取精神，希望能治理國家，對當時軍事、政治和經濟事務很有想法，曾參與過中國東南沿海抵抗倭寇的鬥爭。他在詩文中熱情地歌頌愛國英雄，曾為胡宗憲編寫《獻白鹿表》，得到明代皇帝的很大賞識。但後來因為某些政治牽連，他的精神深受刺激，蓄意自殺九次，自殺的方式令人吃驚。晚年的他命運更加困窘，畫畫成為釋放自己內心情感的唯一方式，悲劇的一生造就了藝術的奇才。
明代（公元1368--公元1644年）時期的中國，美術正處在學習古人與創新兩種意識碰撞的特殊階段。水墨寫意畫迅速發展，以徐渭為代表的潑墨大寫意畫非常流行，名家出現很多，技法也不斷更新，徐渭憑藉自己特有的才華，成為當時最有成就的寫意畫大師。他的寫意花卉，用筆狂放，筆墨淋漓，不簡單的追求物象外表形式，獨創水墨寫意畫新風，與陳道復並稱"青藤、白陽"，對後來的影響很大。他的才能還表現在戲曲的創作中，他編寫的雜劇《四聲猿》在戲曲史上也佔有一席之地。徐渭的書法和明代早期書壇沉悶的氣氛對比顯得格外突出，他最擅長氣勢磅礴的狂草，但一般人很難看懂，用筆狼藉，他對自己的書法極為喜歡，自己認為"書法第一，詩第二，文第三，畫第四"。     徐渭死後二十年，"公安派"領袖人物袁宏道到處搜尋徐渭的文稿，研究徐渭，宣揚徐渭。袁宏道還寫下中國古代文學史上著名的人物小傳--《徐文長傳》。可以說他是徐渭第一個知音，後來喜歡徐渭畫的人很多，其中有八大山人朱耷、鄭板橋等，近代藝術大師齊白石在提到徐渭時曾說："恨不生三百年前，為青藤磨墨理紙。"

徐渭的寂寞真可以用他自己的一首《題墨葡萄詩》來概括：

半生落魄已成翁，

獨立書齋嘯晚風。

筆底明珠無處賣，

閑拋閑擲野藤中。

朱耷（1626～1705），真名朱統筌，明朝寧王朱權的後代,中國明末清初畫家，僧人。江西南昌人，南昌寧王朱權之後，明亡后出家，因嘗持八大人覺經，故又號八大山人。

朱耷一生字、號、別號極多，主要有：法名傳棨，號雪個、個山、屋驢、人屋，尤以八大山人最為知名。據載，他還曾棄僧入道，改名朱道朗，字良月。

在書畫上亦有許多畫押，如「三月十九日」、「相如吃」、「拾得」、「何園」等，含義較深。另外他署款時常將「八大山人」連綴寫成「哭之」、「笑之」字樣，以寄託憤懣。作為明宗室後裔，朱耷身遭國亡家破之痛，一生不與清王朝合作。他性情孤傲倔強，行為狂怪，以詩書畫發泄其悲憤抑鬱之情。一生清苦，命運多舛，這形成了天才藝術家必須的人生苦難，更造就了他的藝術價值。

朱耷擅花鳥、山水，其花鳥承襲陳淳、徐渭寫意花鳥畫的傳統。發展為闊筆大寫意畫法，其特點是通過象徵寓意的手法，並對所畫的花鳥、魚蟲進行誇張，以其奇特的形象和簡練的造型，使畫中形象突出，主題鮮明，甚至將鳥、魚的眼睛畫成「白眼向人」，以此來表現自己孤傲不群、憤世嫉俗的性格，從而創造了一種前所未有的花鳥造型。

其畫筆墨簡樸豪放、蒼勁率意、淋漓酣暢，構圖疏簡、奇險，風格雄奇朴茂。他的山水畫初師董其昌，后又上窺黃公望、倪瓚，多作水墨山水，筆墨質樸雄健，意境荒涼寂寥。亦長於書法，擅行、草書，宗法王羲之、王獻之、顏真卿、董其昌等，以禿筆作書，風格流暢秀健。

【生平介紹】

朱耷的父祖都善書畫，因此他從小就受到藝術陶冶。八歲能作詩，十一歲能畫青綠山水，少時能懸腕寫米家小楷。弱冠為諸生。

明亡以後，他抱著對清王朝不滿的態度，在奉新縣耕香庵落髮為僧，時年二十三歲。后隱居進賢縣介岡及永豐縣睦岡等地。

順治末年，當他三十六歲時潛回南昌，創建青雲圃道院，花了六、七年時間，才使這坐道院初具規模，並在這裡過著「一衲無餘」與「吾侶徙耕田鑿井」的勞動生活。他想把這裡造成一塊世外桃源，以求達到他向來「欲覓一個自在場頭」的願望。

但這個「自在場頭」畢竟是建立在清王朝統治之下，「門外不必來車馬」是不可能的。因為常有清朝權貴來此騷擾，他常浪跡他方。

康熙十七年他五十三歲時，臨川縣令胡亦堂聞其名，便延請他隨其僧長饒宇朴等到臨川官舍作客年余。這使他十分苦惱鬱憤，遂佯為瘋癲，撕裂僧服，獨自走回南昌。一年多后，他又回到青雲譜，並在這裡度過「花甲華誕」。當他六十二歲時，不再做住持，便把道院交給他的道徒塗若愚主持。

后又隱避在南昌附近的北蘭寺、開元觀等處。並常賣畫度日。後來自築陋室，名「寤歌草」堂。葉丹居章江有《過八大山人》一詩云：「一室寤歌處，蕭蕭滿席塵蓬蒿藏戶暗，詩畫入禪真。遺世逃名老，殘山剩水身。青門舊業在,零落種瓜人。」

【藝術成就評價】

八大山人一生以主要的精力從事繪畫，他襟懷浩落，慷慨嘯歌。由於時代特點和身世遭遇，他抱著對清王朝誓不妥協的態度，把滿腔悲憤發泄於書畫之中。所以畫中出現是鼓腹的鳥，瞪眼的魚，甚至禽鳥一足著地，以示與清廷勢不兩立，眼珠向上，以狀白眼向青天。他常常把「八大山人」四個字聯綴起來草寫，形似「哭之」、「笑之」字樣。他還有很多隱晦艱澀的詩句跋語，表示對清廷極端的仇恨和蔑視。

他的小說詩歌文學作品，表現了鮮明的愛和憎。如膾炙人口的《孔雀圖》及其題詩：「孔雀名花雨竹屏，竹梢強半墨生成；如何了得論三耳，恰是逢春坐二更。」辛辣地諷刺了那班頭戴三眼花翎烏紗帽的漢族大地主屈膝求榮、投降新主子的奴才醜態。

有一幅山水冊頁題云：「郭家皴法雲頭小，董老麻皮樹上多；想見時人解圖畫，一峰還寫宋山河。」他稱慕五代北寧間畫家董源、郭熙，以其獨特筆墨描繪沒有受外族侵凌的宋朝江山，而激發起熱愛故國的思想感情。《鵲石圖軸》（現藏畫家八大山人紀念館），畫中描繪著兩隻喜鵲立於大石之上，究其畫意，具有鵲巢鳩占，翔集浣磐的含義。《詩·召南·鵲巢》云：「維鵲有巢，維鳩居之。」傳云：「屍鳩不自為巢，居鵲之成巢。」八大山人作此喻以諷刺清貴不善自謀而強佔別人地主。並著意表現雙鵲集棲於磐石之上，這不是屍鳩可以佔據和動搖得了的。

他常畫的蓮荷松石、梅蘭竹菊、蘆雁鳧鶴、魚鴨鷹鹿等等，大都象徵他性格的倔強與高風亮節。他一生堅不為清廷權貴畫一花一大石，而一般農民、貧士、山僧、小兒卻很容易得到他的小說詩歌文學作品，這種不屈於權勢的精神，歷來為人們讚賞與稱頌。

八大山人在藝術上有傑出的成就。他以繪畫為中心，對於書法、詩跋、篆刻也都有很高的造詣。在繪畫上他以大筆水墨寫意畫著稱，並善於潑墨，尤以花鳥畫稱美於世。

在創作上他取法自然，筆墨簡練，大氣磅礴，獨具新意，創造了高曠縱橫的風格。三百年來，凡大筆寫意畫派都或多或少受了他的影響。清代張庚評他的畫達到了「拙規矩於方圓，鄙精研於彩繪」的境界。他作畫主張「省」，有時滿幅大紙只畫一鳥或一石，寥寥數筆，神情畢具。他的書法具有勁健秀暢的氣格。篆刻形體古樸，獨成格局。

朱耷在形成自己風格的發展過程中，繼承了前代的優良傳統，又自辟蹊徑。他的花鳥畫，遠宗五代徐熙的野逸畫風和宋文人畫家的蘭竹墨梅，也受明林良、呂紀、陸治的技法影響，尤致意青藤白陽的粗放畫風。他的山水畫，遠尚南朝宗炳，又師法董、巨、米芾、倪、黃以至董其昌等人的江南山水。在書法方面，他精研石鼓文，刻意臨寫漢、魏、晉、唐以來的諸家法帖，尤以王羲之的為多。

朱耷繪畫藝術的特點大致說來是以形寫情，變形取神；著墨簡淡，運筆奔放；布局疏朗，意境空曠；精力充沛，氣勢雄壯。他的形式和技法是他的真情實感的最好的一種表現。

朱耷對藝術修養與功力鑄鍛，正如他自己所說的：「讀書至萬卷，此心乃無惑；如行路萬里，轉見大手筆。」他認為畫事有如登高，「必頻登而後可以無懼」，說明他對藝術不斷磨鍊的精神。

清初畫壇在革新與保守的對峙中，八大山人是革新派「四大畫僧」中起了突出作用的一人。為了紀念這位大畫家，解放后已在南昌市青雲譜建立了「畫家八大山人紀館」。

朱耷的藝術已經在東方尤其在日本以至世界畫壇引起了很大的反映。八大山人的書畫有少小說詩歌文學作品，已不復得見。如：《荷塘戲禽圖卷》、《河上花並題圖卷》、《魚鴨圖卷》、《魚樂圖卷》、《雜花圖卷》以及《楊柳浴禽圖軸》、《芙蓉蘆雁圖軸》、《大石游魚圖軸》、《雙鷹圖軸》、《古梅圖軸》、《墨松圖軸》、《秋荷圖軸》、《芭蕉竹石圖軸》、《椿鹿圖軸》、《快雪時晴圖軸》、《幽溪泛舟圖軸》、《四幀絹本淺絳山水大屏》，以及許多條幅，冊頁中的花鳥魚鴨，山水樹石等。

書法方面有《臨蘭亭序軸》、《臨「臨河敘」四屏》，以及各大家法帖和行草詩書軸冊等，都在國內外的博物館、院中珍藏。

前些年，美國剛剛慶祝過建國200周年。洛杉磯奧運會的開幕式把他們兩個世紀的歷史表演得輝煌壯麗。前些天，澳大利亞又在慶祝他們的200周年，海灣里千帆競發，確實也激動人心。
　　與此同時，我們的蘇州城，卻悄悄地過了自己2500周年的生日。時間之長，簡直有點讓人發暈。
　　入夜，蘇州人穿過2500年的街道，回到家裡，觀看美國和澳大利亞國慶的電視轉播。窗外，古城門藤葛垂垂，虎丘塔隱人夜空。
　　在清理河道，說要變成東方的威尼斯。這些河道船楫如梭的時候，威尼斯還是荒原一片。
　　蘇州是我常去之地。海內美景多得是，唯蘇州，能給我一種真正的休憩。柔婉的言語，姣好的面容，精雅的園林，幽深的街道，處處給人以感官上的寧靜和慰藉。現實生活常常攪得人心志煩亂，那麼，蘇州無數的古迹會讓你熨帖著歷史走一定情懷。有古迹必有題詠，大多是古代文人超邁的感嘆，讀一讀，那種鳥瞰歷史的達觀又能把你心頭的皺摺慰撫得平平展展。看得多了，也便知道，這些文人大多也是到這裡休憩來的。他們不想在這兒創建偉業，但在事成事敗之後，卻願意到這裡來走走。蘇州，是中國文化寧謐的後院。
　　做了那麼長時間的後院，我有時不禁感嘆，蘇州在中國文化史上的地位是不公平的。歷來很有一些人，在這裡吃飽了，玩足了，風雅夠了，回去就寫鄙薄蘇州的文字。京城史官的眼光，更是很少在蘇州停駐。直到近代，吳依軟語與玩物喪志同義。
　　理由是簡明的：蘇州缺少金陵王氣。這裡沒有森然殿闕，只有園林。這裡擺不開戰場，徒造了幾座城門。這裡的曲卷通不過堂皇的官轎，這裡的民風不崇拜肅殺的禁令。這裡的流水太清，這裡的桃花太艷，這裡的彈唱有點撩人。這裡的小食太甜，這裡的女人太悄，這裡的茶館太多，這裡的書肆太密，這裡的書法過於流利，這裡的繪畫不夠蒼涼遒勁，這裡的詩歌缺少易水壯士低啞的喉音。
　　於是，蘇州，背負著種種罪名，默默地端坐著，迎來送往，安分度日。卻也不願重整衣冠，去領受那份王氣。反正已經老了，去吃那種追隨之苦作甚？
　　說來話長，蘇州的委屈，2000多年前已經受了。
　　當時正是春秋晚期，蘇州一帶的吳國和浙江的越國打得難分難解。其實吳、越本是一家，兩國的首領都是外來的冒險家。先是越王勾踐把吳王闔閭打死，然後又是繼任的吳王夫差擊敗勾踐。勾踐利用計謀卑怯稱臣，實際上發憤圖強，終於在十年後捲土重來，成了春秋時代最後一個霸主。這事在中國差不多人所共知，原是一場分不清是非的混戰，可惜後人只欣賞勾踐的計謀和忍耐，嘲笑夫差的該死。千百年來，勾踐的首府會稽，一直被稱頌為「報仇雪恥之鄉」，那末蘇州呢，當然是亡國亡君之地。
　　細想吳越混戰，最苦的是蘇州百姓。吳越間打的幾次大仗，有兩次是野外戰鬥，一次在嘉興南部，一次在太湖洞庭山，而第三次，則是勾踐攻陷蘇州，所遭慘狀一想便知。早在勾踐用計期間，蘇州人也連續遭殃。勾踐用煮過的稻子上貢吳國，吳國用以撒種，顆粒無收，災荒由蘇州人民領受；勾踐慫恿夫差享樂，亭台樓閣建造無數，勞役由蘇州人民承擔。最後，亡國奴的滋味，又讓蘇州人民品嘗。
　　傳說勾踐計謀中還有重要一項，就是把越國的美女西施進獻給夫差，誘使夫差荒淫無度，慵理國事。計成，西施卻被家鄉來的官員投沉江中，因為她已與「亡國」二字相連，霸主最為忌諱。
　　蘇州人心腸軟，他們不計較這位姑娘給自己帶來過多大的災害，只覺得她可憐，真真假假地留著她的大量遺跡來紀念。據說今日蘇州西郊靈岩山頂的靈岩寺，便是當初西施居住的所在，吳王曾名之「館娃宮」。靈岩山是蘇州一大勝景，游山時若能遇到幾位熱心的蘇州老者，他們還會細細告訴你，何處是西施洞，何處是西施跡，何處是玩月池，何處是吳王井，處處與西施相關。正當會稽人不斷為報仇雪恥的傳統而自豪的時候，他們派出的西施姑娘卻長期地躲避在對方的山巔。你做王他做王，管它亡不亡，蘇州人不大理睬。這也就註定了歷代帝王對蘇州很少垂盼。
　　蘇州人甚至還不甘心於西施姑娘被人利用后又被沉死的悲劇。明代梁辰魚（蘇州東鄰崑山人）作《烷紗記》，讓西施完成任務后與原先的情人范蠡泛舟太湖而隱遁。這確實是善良的，但這麼一來，又產生了新的麻煩。這對情人既然原先已經愛深情篤，那麼西施後來在吳國的奉獻就太與人性相背。
　　前不久一位蘇州作家給我看他的一部新作，寫勾踐滅吳后，越國正等著女英雄西施凱旋，但西施已經真正愛上了自己的夫君吳王夫差，甘願陪著他一同流放邊荒。
　　又有一位江蘇作家更是奇想妙設，寫越國隆重歡迎西施還鄉的典禮上，人們看見，這位女主角竟是懷孕而來。於是，如何處置這個還未出生的吳國孽種，構成了一場政治、人性的大搏戰。許多怪誕的境遇，接踵而來。
　　可憐的西施姑娘，到今天，終於被當作一個人，一個女性，一個妻子和母親，讓後人細細體諒。
　　我也算一個越人吧，家鄉曾屬會稽郡管轄。無論如何，我欽佩蘇州的見識和度量。
　　吳越戰爭以降，蘇州一直沒有發出太大的音響。千年易過，直到明代，蘇州突然變得堅挺起來。
　　對於遙遠京城的腐敗統治，竟然是蘇州人反抗得最為厲害。先是蘇州織工大暴動，再是東林黨人反對魏忠賢，朝廷特務在蘇州逮捕東林黨人時，遭到蘇州全城的反對。柔婉的蘇州人這次是提著腦袋、踏著血泊衝擊，衝擊的對象，是皇帝最信任的「九千歲」。「九千歲」的事情，最後由朝廷主子的自然更替解決，正當朝野上下齊向京城歡呼謝恩的時候，蘇州人只把五位抗爭時被殺的普通市民，立了墓碑，葬在虎丘山腳下，讓他們安享山色和夕陽。
　　這次浩蕩突發，使整整一部中國史都對蘇州人另眼相看。這座古城怎麼啦？脾性一發讓人再也認不出來，說他們含而不露，陽說他們忠奸分明，說他們報效朝廷，蘇州人只笑一笑，又去過原先的日子。園林依然這樣纖巧，桃花依然這樣燦爛。
　　明代的蘇州人，可享受的東西多得很。他們有一大批才華橫溢的戲曲家，他們有盛況空前的虎丘山曲會，他們還有了唐伯虎和仇英的繪畫。到後來，他們又有了一個金聖嘆。
　　如此種種，又讓京城的文化官員皺眉。輕柔悠揚，瀟灑倜儻，放浪不馴、艷情漫漫，這似乎又不是聖朝氣象。就拿那個名聲最壞的唐伯虎來說吧，自稱江南第一才子，也不幹什麼正事，也看不起大小官員，風流落拓，高高傲傲，只知寫詩作畫，不時拿幾幅畫到街上出賣。
　　
　　不煉金丹不坐禪，
　　不為商賈不耕田，
　　閑來寫幅青山賣，
　　不使人間造孽錢。

　　這樣過日子，怎麼不貧病而死呢！然而蘇州人似乎挺喜歡他，親親熱熱叫他唐解元，在他死後把桃花庵修葺保存，還傳播一個「三笑」故事讓他多一樁艷遇。
　　唐伯虎是好是壞我們且不去論他。無論如何，他為中國增添了幾頁非官方文化。人品、藝品的平衡木實在讓人走得太累，他有權利躲在桃花叢中做一個真正的藝術家。中國這麼大，歷史這麼長，有幾個才子型、浪子型的藝術家怕什麼？深紫的色彩層層塗抹，夠沉重了，塗幾筆淺紅淡綠，加幾分俏皮灑潑，才有活氣，才有活活潑潑的中國文化。
　　真正能夠導致亡國的遠不是這些才子藝術家。你看大明亡后，唯有蘇州才子金聖嘆哭聲震天，他因痛哭而被殺。
　　近年蘇州又重修了唐伯虎墓，這是應該的，不能讓他們老這麼委屈著。
　　一切都已過去了，不提也罷。現在我只困惑，人類最早的城邑之一，會不會、應不應淹沒在後生晚輩的競爭之中？
　　山水還在，古迹還在，似乎精魂也有些許留存。最近一次去蘇州，重遊寒山寺，撞了幾下鍾，因俞樾題寫的詩碑而想到曲園。曲園為新開，因有平伯先生等後人捐贈，原物原貌，適人心懷。曲園在一條狹窄的小巷裡，由於這個普通門庭的存在，蘇州一度成為晚清國學重鎮。當時的蘇州十分沉靜，但無數的小巷中，無數的門庭里，藏匿著無數厚實的靈魂。正是這些靈魂，千百年來，以積聚久遠的固執，使蘇州保存了風韻的核心。
　　漫步在蘇州的小巷中是一種奇特的經驗。一排排鵝卵石，一級級台階，一座座門庭，門都關閉著，讓你去猜想它的蘊藏，猜想它以前、很早以前的主人。想得再奇也不要緊，2500年的時間，什麼事情都可能發生。
　　如今的曲園，辟有一間茶室。巷子太深，門庭大小，茶客不多。但一聽他們的談論，卻有些怪異。陣陣茶香中飄出一些名字，竟有戴東原、王念孫、焦理堂、章太炎、胡適之。茶客上了年紀，皆操吳依軟語，似有所爭執，又繼以笑聲。幾個年輕的茶客廳著吃力，呷一口茶，清清嗓子，開始高聲談論陸文夫的作品。
　　未幾，老人們起身了，他們在門口拱手作揖，轉過身去，消失在狹狹的小巷裡。
　　我也沿著小巷回去。依然是光光的鵝卵石，依然是座座關閉的門庭。
　　我突然有點害怕，怕哪個門庭突然打開，湧出來幾個人：再是長髯老者，我會既滿意又悲涼；若是時髦青年，我會既高興又不無遺憾。
　　該是什麼樣的人？我一時找不到答案。



[ 本帖最後由 NYLASH 於 2008-1-22 03:27 編輯 ]

我一直想寫寫「江南小鎮」這個題目，但又難於下筆。江南小鎮太多了，真正值得寫的是哪幾個呢？一一拆散了看，哪一個都構不成一種獨立的歷史名勝，能說的話並不太多；然而如果把它們全都躲開了，那就是躲開了一種再親見不過的人文文化，躲開了一種把自然與人情搭建得無比巧妙的生態環境，躲開了無數中國文人心底的思念與企盼，躲開了人生苦旅的起點和終點，實在是不應該的。
　　我到過的江南小鎮很多，閉眼就能想見，穿鎮而過的狹窄河道，一座座雕刻精緻的石橋，傍河而築的民居，民居樓板底下就是水，石階的埠頭從樓板下一級級伸出來，女人正在埠頭上浣洗，而離她們只有幾尺遠的烏篷船上正升起一縷白白的炊煙，炊煙穿過橋洞飄到對岸，對岸河邊有又低又寬的石欄，可坐可躺，幾位老人滿臉寧靜地坐在那裡看著過往船隻。比之於沈從文筆下的湘西河邊由吊腳樓組成的小鎮，江南小鎮少了那種渾樸奇險，多了一點暢達平穩。它們的前邊沒有險灘，後邊沒有荒漠，因此雖然幽僻卻談不上什麼氣勢；它們大多很有一些年代了，但始終比較滋潤的生活方式並沒有讓它們保留下多少廢墟和遺跡，因此也聽不出多少歷史的浩嘆；它們當然有過升沉榮辱，但實在也未曾擺出過太堂皇的場面，因此也不容易產生類似於朱雀橋、烏衣巷的滄桑之慨。總之，它們的歷史路程和現實風貌都顯得平實而耐久，狹窄而悠長，就像經緯著它們的條條石板街道。
　　堂皇轉眼凋零，喧騰是短命的別名。想來想去，沒有比江南小鎮更足以成為一種淡泊而安定的生活表徵的了。中國文人中很有一批人在入世受挫之後逃於佛、道，但真正投身寺廟道觀的並不太多，而結廬荒山、獨釣寒江畢竟會帶來基本生活上的一系列麻煩。「大隱隱於市」，最佳的隱潛方式莫過於躲在江南小鎮之中了。與顯赫對峙的是常態，與官場對峙的是平民，比山林間的蓑草茂樹更有隱蔽力的是消失在某個小鎮的平民百姓的常態生活中。山林間的隱蔽還保留和標榜著一種孤傲，而孤傲的隱蔽終究是不誠懇的；小鎮街市間的隱蔽不僅不必故意地折磨和摧殘生命，反而可以把日子過得十分舒適，讓生命熨帖在既清靜又方便的角落，幾乎能夠把自身由外到里溶化掉，因此也就成了隱蔽的最高形態。說隱蔽也許過於狹隘了，反正在我心目中，小橋流水人家，蒓鱸之思，都是一種宗教性的人生哲學的生態意象。
　　在庸常的忙碌中很容易把這種人生哲學淡忘，但在某種特殊情況下，它就會產生一種莫名的誘惑而讓人渴念。記得在文化大革命的高潮期，我父親被無由關押，尚未結婚的叔叔在安徽含冤自盡，我作為長子，20來歲，如何撐持這個八口之家呢？我所在的大學也是日夜風起雲湧，既不得安生又逃避不開，只得讓剛剛初中畢業的大弟弟出海捕魚，貼補家用。大弟弟每隔多少天後上岸總是先與我聯繫，怯生生地詢問家裡情況有無繼續惡化，然後才回家。家，家人還在，家的四壁還在，但在那年月好像是完全暴露在露天中，時時準備遭受風雨的襲擊和路人的轟逐。在這種情況下，我們這些大學畢業生又接到指令必須到軍墾農場繼續改造，去時先在吳江縣松陵鎮整訓一段時間。那些天，天天排隊出操點名，接受長篇訓話，一律睡地鋪而伙食又極其惡劣，大家內心明白，整訓完以後就會立即把我們拋向一個污泥、沼澤和汗臭相拌和的天地，而且絕無回歸的時日。我們的地鋪打在一個廢棄的倉庫里，從西邊牆板的夾縫中偷眼望去，那裡有一個安靜的院落，小小一間屋子面對著河流，屋裡進出的顯然是一對新婚夫妻，與我們差不多年齡。他們是這個鎮上最普通的居民，大概是哪家小店的營業員或會計吧，清閑得很，只要你望過去，他們總在，不緊不慢地做著一天生活所必需、卻又純然屬於自己的事情，時不時有幾句不冷也不熱的對話，莞爾一笑。夫妻倆都頭面乾淨，意態安詳。當時，我和我的同伴實在被這種最正常的小鎮生活震動了。這裡當然也碰到了文化大革命，但畢竟是小鎮，又兼民風柔婉，鬧不出多大的事，折騰了一兩下也就煙消去散，恢復成尋常生態。也許這個鎮里也有個把「李國香」之類，反正這對新婚夫妻不是，也不是受李國香們注意的人物。唉，這樣活著真好！這批筋疲力盡又不知前途的大學畢業生們向壁縫投之以最殷切的艷羨。我當時曾警覺，自己的壯志和銳氣都到哪兒去了，何以20來歲便產生如此暮氣的也隱之想？是的，那年在惡風狂浪中偷看一眼江南小鎮的生活，我在人生憬悟上一步走向了成年。
　　我躺在墊著稻草的地鋪上，默想著100多年前英國學者托馬斯·德·昆西（T．De　Quincey）寫的一篇著名論文：《論（麥克白）中的敲門聲》。昆西說，在莎士比亞筆下，麥克白及其夫人藉助於黑夜在城堡中殺人篡權，突然，城堡中響起了敲門聲。這敲門聲使麥克白夫婦驚恐萬狀，也歷來使所有的觀眾感到驚心動魄。原因何在？昆西思考了很多年，結論是：清晨敲門，是正常生活的象徵，它足以反襯出黑夜中魔性和獸性的可怖，它又宣告著一種合乎人性的日常生活正有待於重建，而正是這種反差讓人由衷震撼。在那些黑夜裡，我躺在地鋪上，聽到了江南小鎮的敲門聲，篤篤篤，輕輕的，隱隱的，卻聲聲入耳，灌注全身。
　　好多年過去了，生活應該說已經發生了很大的變化，但這種敲門聲還時不時地響起於心扉間。為此我常常喜歡找個江南小鎮走走，但一走，這種敲門聲就響得更加清晰而催人了。
　　當代大都市的忙人們在假日或某個其他機會偶爾來到江南小鎮，會使平日的行政煩囂、人事喧嚷、滔滔名利、爾虞我詐立時凈化，在自己的鞋踏在街石上的清空聲音中聽到自己的心跳，不久，就會走進一種清空的啟悟之中，流連忘返，可惜終究要返回，返回那種煩囂和喧嚷。
　　如眼前一亮，我猛然看到了著名旅美畫家陳逸飛先生所畫的那幅名揚海外的《故鄉的回憶》。斑剝的青灰色像清晨的殘夢，交錯的雙橋堅緻而又蒼老，沒有比這個圖像更能概括江南小鎮的了，而又沒有比這樣的江南小鎮更能象徵故鄉的了。我打聽到，陳逸飛取像的原型是江蘇崑山縣的周庄。陳返飛與我同齡而不同籍，但與我同籍的台灣作家三毛到周庄后據說也熱淚滾滾，說小時候到過很多這樣的地方。看來，我也必須去一下這個地方。
　　像多數江南小鎮一樣，周庄得坐船去才有味道。我約了兩個朋友從青浦澱山湖的東南岸雇船出發，向西橫插過去，走完了湖，就進入了縱橫交錯的河網地區。在別的地方，河流雖然也可以成為運輸的通道，但對普通老百姓的日常行旅來說大多是障礙，在這裡則完全不同，河流成了人們隨腳徜徉的大街小巷。一條船一家人家，悠悠走著，不緊不慢，丈夫在搖船；妻子在做飯，女兒在看書，大家對周圍的一切都熟悉，已不願東張西望，只聽任清亮亮的河水把他們浮載到要去的地方。我們身邊擦過一條船，船頭坐了兩位服飾齊整的老太，看來是走親戚去的，我們的船駛得太快，把水沫濺到老太的新衣服上了，老太撩了撩衣服下擺，嗔色地指了指我們，我們連忙拱手道歉，老太立即和善地笑了。這情景就像街市間不小心碰到了別人隨口說聲「對不起」那樣自然。
　　兩岸的屋舍越來越密，河道越來越窄，從頭頂掠過去的橋越來越短，這就意味著一座小鎮的來臨。中國很多地方都長久地時行這樣一首兒歌：「搖搖搖，搖到外婆橋」，不知多少人是在這首兒歌中搖搖擺擺走進世界的。人生的開始總是在搖籃中，搖籃就是一條船，它的首次航行目標必定是那座神秘的橋，慈祥的外婆就住在橋邊。早在躺在搖籃里的年月，我們構想中的這座橋好像也是在一個小鎮里。因此，不管你現在多大，每次坐船進入江南小鎮的時候，心頭總會滲透出幾縷奇異的記憶，陌生的觀望中潛伏著某種熟識的意緒。周庄到了，誰也沒有告訴我們，但我們知道。這裡街市很安靜，而河道卻很熱鬧，很多很多的船來往交錯，也有不少船駁在岸邊裝卸貨物，更有一些人從這條船跳到那條船，連跳幾條到一個地方去，就像市井間借別人家的過道穿行。我們的船擠人這種熱鬧中，舒舒緩緩地在前走。與城市裡讓人沮喪的「塞車」完全不同，在河道上發覺前面停著的一條船阻礙了我們，只須在靠近時伸出手來，把那條船的船幫撐持一下，這條船就會盪開去一點，好讓我們走路。那條船很可能在裝貨，別的船來來往往你撐一下我推一把，使它的船身不停地晃晃悠悠，但船頭繫結在岸樁上，不會產生任何麻煩，裝貨的船工一徑樂呵呵地忙碌著，什麼也不理會。
　　小鎮上已有不少像我們一樣的旅遊者，他們大多是走陸路來的，一進鎮就立即領悟了水的魅力，都想站在某條船上拍張照，他們蹲在河岸上懇求船民，沒想到這裡的船民爽快極了，想坐坐船還不容易？不僅拍了照，還讓坐著行駛一陣，分文不取。他們靠水吃飯，比較有錢，經濟實力遠超這些旅遊者。近幾年，電影廠常來小鎮拍一些歷史題材的片子，小鎮古色古香，後來乾脆避開一切現代建築方式，很使電影導演們稱心，但哪來那麼多群眾角色呢？小鎮的居民和船民非常幫襯，一人拿了套戲裝往身上一披，照樣幹活，你們拍去吧。我去那天，不知哪家電影廠正在橋頭拍一部清朝末年的電影，橋邊的鎮民、橋下的船民很多都穿上了清朝農民的服裝在干自己的事，沒有任何不自然的感覺，倒是我們這條船靠近前去，成了擅闖大清村邑的番邦夷人。
　　從船上向河岸一溜看去，好像凡是比較像樣的居舍門口都有自用碼頭。這是不奇怪的，河道就是通衢，碼頭便是大門，一個大戶人家哪有借別人的門戶迎來送往的道理？遙想當年，一家人家有事，最明顯的標誌是他家碼頭口停滿了大大小小的船隻，主人便站在碼頭上頻頻迎接。我們的船在一個不小的私家碼頭停下了，這個碼頭屬於一所挺有名的宅第，現在叫做「沈廳」，原是明代初年江南首富沈萬山的居所。
　　江南小鎮歷來有藏龍卧虎的本事，你看就這麼些小河小橋竟安頓過一個富可敵國的財神！沈萬山的致富門徑是值得經濟史家們再仔細研究一陣的，不管怎麼說，他算得上那個時代既精於田產管理、又善於開發商業資本的經貿實踐家。有人說他主要得力於貿易，包括與海外的貿易，雖還沒有極為充分的材料佐證，我卻是比較相信的。周庄雖小，卻是貼近運河、長江和黃浦江，從這裡出發的船隻可以毫無阻礙地借運河而通南北，借長江而通東西，就近又可席捲富庶的杭嘉湖地區和蘇錫一帶，然後從長江口或杭州灣直通東南亞或更遠的地方，後來鄭和下西洋的出發地瀏河口就與它十分靠近。處在這樣一個優越的地理位置，出現個把沈萬山是合乎情理的。這大體也就是江南小慎的秉性所在了，它的厲害不在於它的排場，而在於充分利用它的便利而悄然自重，自重了還不露聲色，使得我們今天還鬧不清沈萬山的底細。
　　系好船纜，拾級上岸，才抬頭，卻已進了沈廳大門。一層層走去，600多年前居家禮儀如在目前。這兒是門廳，這兒是賓客隨從人員佇留地，這兒是會容廳，這兒是內宅，這兒是私家膳室……全部建築呈縱深型推進狀，結果，一個相當狹小的市井門洞竟衍生出長長一串景深，既顯現出江南商人藏愚守拙般的謹慎，又鋪張了家庭禮儀的空間規程。但是，就整體宅院論，還是算斂縮儉樸的，我想一個資產只及沈萬山一個零頭的朝廷退職官員的宅第也許會比它神氣一些。商人的盤算和官僚的想法判然有別，尤其是在封建官僚機器的縫隙中求發展的元明之際的商人更是如此，躲在江南小鎮的一個小門庭里做著縱橫四海的大生意，正是他們的「大門檻」。可以想見，當年沈宅門前大小船隻的往來是極其頻繁的，各種信息、報告、決斷、指令、契約、銀票都從這裡大進大出，但往來人丁大多神色隱秘，緘口不言、行色匆匆。這裡也許是見不到貿易貨物的，真正的大貿易家不會把宅院當作倉庫和轉運站，貨物的貯存地和交割地很難打聽得到，再有錢也是一介商人而已，沒有兵了衛護，沒有官府庇蔭，哪能大大咧咧地去張揚？
　　我沒有認真研究過沈萬山的心理歷程，只知道這位在江南小鎮如魚得水的大商賈後來在京都南京栽了大跟斗，他如此精明的思維能力畢竟只歸屬於經濟人格而與封建朝廷的官場人格處處牴牾，一撞上去就全盤散架。能不撞上去嗎？又不能，一個在沒有正常商業環境的情況下慘淡經營的商人總想與朝廷建立某種親善關係，但他不懂，建立這種關係要靠錢，又不能全靠錢，事情還有遠比他的商人頭腦想象的更複雜更險惡的一面。話說明太祖朱元璋定都南京（即應天府）后要像模像樣地修築城牆，在籌募資金中被輿論公認為江南首富的沈萬山自然首當其衝。沈萬山滿腹心事地走出宅院大門上船了，船隻穿出周庄的小橋小河向南京駛去。在南京，他爽快地應承了築造京城城牆三分之一（從洪武門到水西門）的全部費用，這當然是一筆驚人的巨款，一時朝野震動。事情到此已有點危險，因為他面對的是朱元璋，但他未曾自覺到，只懂得像在商業經營中那樣趁熱打鐵，暈乎乎、樂顛顛地又拿出一筆巨款要犒賞軍隊。這下朱元璋勃然大怒了，你算個什麼東西，憑著有錢到朕的京城裡擺威風來了？軍隊是你犒賞得了的嗎？於是下令殺頭，後來不知什麼原因又改旨為流放雲南。
　　江南小鎮的宅院慌亂了一陣之後陷入了長久的寂寞。中國14世紀傑出的理財大師沈萬山沒有能夠回來，他長枷鐵鐐南行萬里，最終客死戍所。他當然會在陌生的煙瘴之地夜夜夢到周庄的流水和石橋，但他的傷痕纍纍的人生孤舟卻擱淺在如此邊遠的地方，怎麼也駛不進熟悉的港灣了。
　　沈萬山也許至死都搞不大清究竟是什麼邏輯讓他受罪的。周庄的百姓也搞不清，反而覺得沈萬山怪，編一些更稀奇的故事流傳百年。是的，一種對中國來說實在有點超前的商業心態在當時是難於見容於朝野兩端的，結果倒是以其慘敗為代價留下了一些純屬老莊哲學的教訓在小鎮，於是人們更加寧靜無為了，不要大富，不要大紅，不要一時為某種異己的責任感和榮譽感而產生焦灼的衝動，只讓河水慢慢流，船櫓慢慢搖，也不想搖到太遠的地方去。在沈萬山的凄楚教訓面前，江南小鎮愈加明白了自己應該珍惜和恪守的生態。
　　上午看完了周庄，下午就滑腳去了同里鎮。同里離周庄不遠，卻已歸屬於江蘇省的另一個縣——吳江縣，也就是我在20多年前聽到麥克白式的敲門聲的那個縣。因此，當我走近前去的時候，心情是頗有些緊張的，但我很明白，要找江南小鎮的風韻，同里不會使我失望，為那20多年前的啟悟，為它所躲藏的鬧中取靜的地理位置，也為我平日聽到過的有關它的傳聞。
　　就整體氣魄論，同里比周庄大。也許是因為周庄講究原封不動地保持蒼老的原貌吧，在現代人的腳下總未免顯得有點局促。同里亮堂和挺展得多了，對古建築的保護和修繕似乎也更花力氣。因此，周庄對於我，是樂於參觀而不會想到要長久駐足的，而同里卻一見面就產生一種要在這裡覓房安居的奇怪心愿。
　　同里的橋，不比周庄少。其中緊緊匯聚在一處的「三橋」則更讓人讚歎。三橋都小巧玲瓏，構築典雅，每橋都有花崗石鑿刻的楹聯，其中一橋的楹聯為：
　　
　　淺諸波光雲影，
　　小橋流水江村。

　　淡淡地道盡了此地的魅力所在。據老者說，過去鎮上居民婚娶，花轎樂隊要熱熱鬧鬧地把這三座小橋都走一遍，算是大吉大利。老人66歲生日那天也須在午餐後走一趟三橋，算是走通了人生的一個關口。你看，這麼一個小小的江鎮，竟然自立名勝、自建禮儀，怡然自得中構建了一個與外界無所爭持的小世界。在離鎮中心稍遠處，還有稍大一點的橋，建造也比較考究，如思本橋、富觀橋、普安橋等，是小鎮的遠近門戶。
　　在同里鎮隨腳走走，很容易見到一些氣象有點特別的建築，仔細一看，牆上嵌有牌子，標明這是崇本堂，這是嘉蔭堂，這是耕樂堂，這是陳去病故居、探頭進去，有的被保護著專供參觀，有的有住家，有的在修理，都不妨輕步踏入，沒有人會阻礙你。特別是那些有住家的宅院，你正有點踟躕呢，住家一眼看出你是來訪古的，已是滿面笑容。錢氏崇本堂和柳氏嘉蔭堂佔地都不大，一畝上下而已，卻築得緊湊舒適。兩堂均以梁掉窗欞間的精細雕刻著稱，除了吉祥花卉圖案外，還有傳說故事、戲曲小說中的人物和場面的雕刻，據我所知已引起了國內古典藝術研究者們的重視。耕樂堂年歲較老，有宅有園，佔地也較大，整體結構匠心獨具，精巧宜人，最早的主人是明代的朱祥（耕樂），據說他曾協助巡撫修建了著名的蘇州寶帶橋，本應論功授官，但他堅辭不就，請求在同里鎮造一處宅園過太平日子。看看耕樂堂，誰都會由衷地贊同朱祥的選擇。
　　但是，也不能因此判定像同里這樣的江南小鎮只是無條件的消極退避之所。你看，讓朱祥督造寶帶橋工程他不是欣然前往了嗎？他要躲避的是做官，並不躲避國計民生方面的正常選擇。我們走進近代革命者、詩人學者陳去病（巢南）的居宅，更明確地感受到了這一點。我由於關注過南社的史料，對陳去病的事迹還算是有點熟悉的。見到了他編《百尺樓叢書》的百尺樓，卻未能找到他自撰的兩副有名楹聯：
　　
　　平生服膺明季三儒之論，滄海歸來，信手鈔成正氣集；
　　中年有契香山一老所作，白頭老去，新居營就浩歌堂。
　　其人以騾姚將軍為名，垂虹亭長為號；
　　所居有綠玉青瑤之館，澹泊寧靜之廬。

　　這兩副楹聯表明，在同里鎮三元街的這所寧靜住宅里，也曾有熱血涌動、浩氣充溢的年月。我知道就在這裡，陳去病組織過雪恥學會，推行過梁啟超的《新民叢報》，還開展過同盟會同里支部的活動。秋瑾烈士在紹興遇難后，她的密友徐自華女士曾特地趕到這裡來與陳去病商量如何處置後事。至少在當時，江浙一帶的小鎮中每每隱潛著許多這樣的決心以熱血和生命換來民族生機的慷慨男女，他們的往來和聚會構成了一系列中國近代史中的著名事件，一艘艘小船在解纜系纜，纜索一抖，牽動著整個中國的生命線。
　　比陳去病小十幾歲的柳亞子是更被人們熟知的人物，他當時的活動據點是家鄉黎里鎮，與同里同屬吳江縣。陳去病坐船去黎里鎮訪問了柳亞子后感慨萬千，寫詩道：
　　
　　梨花村裡叩重門
　　握手相看淚滿痕
　　故國崎嶇多碧血
　　美人幽咽碎芳魂
　　茫茫宙合將安適
　　耿耿心期抵爾論
　　此去壯圖如可展
　　一鞭睛旭返中原！

　　這種氣概與人們平素印象中的江南小鎮風韻很不一樣，但它實實在在是屬於江南小鎮的，應該說是江南小鎮的另一面。在我看來，江南小鎮是既疏淡官場名利又深明人世大義的，平日只是按兵不動罷了，其實就連在石橋邊欄上閑坐著的老漢都對社會時事具有洞幽悉微的評判能力，真是遇到了歷史的緊要關頭，江南小鎮歷來都不木然。我想，像我這樣的人也願意卜居於這些小鎮中而預料不會使自己全然枯竭，這也是原因之一吧。
　　同里最吸引人的去處無疑是著名的退思園了。我可以毫不誇張地說，這是我見過的中國古典園林中特別讓我稱心滿意的幾個中的一個。我相信，如果同里鎮稍稍靠近一點鐵路或公路幹道，退思國必將塞滿旅遊的人群。但從上海到這裡畢竟很不方便，從蘇州過來近一些，然而蘇州自己已有太多的園林，柔雅的蘇州人也就不高興去坐長途車了。於是，一座大好的園林靜悄悄地呆著，而我特別看中的正是這一點。中國古典園林不管依傍何種建築流派，都要以靜作為自己的韻律。有了靜，全部構建會組合成一種古箏獨奏般的淡雅清麗，而失去了靜，它內在的整體風致也就不可尋找。在摩肩接踵的擁擠中游古典園林是很叫人傷心的事，如有一個偶然的機會，或許是大雨剛歇，遊客未至，或許是時值黃昏。庭院冷落，你有幸走在這樣的園林中就會覺得走進了一種境界，虛虛浮浮而又滿目生氣，幾乎不相信自己往常曾多次來過。在人口越來越多，一切私家的古典園林都一一變成公眾游觀處的現代，我的這種審美嗜好無疑是一種不切實際的奢侈願望了，但竟然有時也能滿足。去年冬天曾在上海遠郊嘉定縣小住了十幾天，每天早晨和傍晚，當上海旅遊者的班車尚未到達或已經離開的時候，我會急急趕到秋霞圃去，舒舒坦坦地享受一番園林間物我交融的本味。退思園根本沒有上海的旅遊班車抵達，能夠遇到的遊客大多是一些鎮上的退休老人，安靜地在迴廊低欄上坐著，看到我們面對某處景點有所遲疑時，他們會用自我陶醉的緩慢語調來解釋幾句，然後又安靜地坐下去。就這樣，我們從西首的大門進入，向著東面一個層次一個層次地觀賞過來。總以為看完這一進就差不多了，沒想到一個月洞門又引出一個新的空間，而且一進比一進美，一層比一層奇。心中早已綳著懸念，卻又時時為意外發現而一次次驚嘆，這讓我想到中國古典園林和古典戲曲在結構上的近似。難怪中國古代曲論家王驥德和李漁都把編劇與工師營建宅院苑榭相提並論。
　　退思園已有100多年歷史，園主任蘭生便是同里人，做官做得不小，授資政大夫，賜內閣學士，任鳳穎六泗兵備道，兼淮北牙厘局及鳳陽鈔關之職，有權有勢地管過現今安徽省的很大一塊地方。後來他就像許多朝廷命官一樣遭到了彈劾，落職了，於是回到家鄉同里，請本鎮一位叫袁龍的傑出藝術家建造此園。園名「退思」，立即使人想起《左傳》中的那句話：「林父之事君也，進思盡忠，退思補過。」但我漫步在如此精美的園林中，很難相信任蘭生動用「退思補過」這一命題的誠懇。「退」是事實，「思」也是免不了的，至於是不是在思「補過」和「事君」則不宜輕信。眼前的水閣亭榭、假山荷池、曲徑迴廊根本容不下一絲愧赧。好在京城很遠，也管不到什麼了。
　　任蘭生是聰明的。「退思」云云就像找一個官場爛熟的題目招貼一下，趕緊把安徽官任上搜括來的錢財幻化成一個偷不去搶不走、又無法用數字估價的居住地，也不向外展示，只是一家子安安靜靜地住著。即使朝廷中還有覬覦者，一見他完全是一派定居的樣子，沒有再到官場爭逐的念頭了，也就放下了心，以求彼此兩忘。我不知道任蘭生在這個園子里是如何度過晚年的，是否再遇到過什麼兇險，卻總覺得在這樣一個地方哪怕住下幾年也是令人羨慕的，更何況對園主來說這又是祖輩生息的家鄉。任蘭生沒有料到，這件看來純然利己的事情實際上竟成了他畢生最大的功業，歷史因這座園林把他的名字記下了，而那些凌駕在他之上，或彈劾他而獲勝的衰衰諸公們卻早就像塵埃一樣飄散在時間的流水之中。
　　就這樣，江南小鎮款款地接待著一個個早年離它遠去的遊子，安慰他們，勸他們好生休息，又儘力鼓勵他們把休息地搞好。這幾乎已成為一種人生範式，在無形之中悄悄控制著遍及九州的志士仁人，使他們常常登高回眸、月夜苦思、夢中輕笑。江南小鎮的美色遠不僅僅在於它們自身，而更在於無數行旅者心中的畢生描繪。
　　在踏出退思園大門時我想，現今的中國文人幾乎都沒有能力靠一人之力建造這樣的歸息之地了，但是哪怕在這樣的小鎮中覓得一個較簡單的住所也好啊，為什麼非要擠在大都市裡不可呢？我一直相信從事文化藝術與從事經濟貿易、機械施工不同，特別需要有一個真正安寧的環境深入運思、專註體悟，要不然很難成為名副其實的大家。在逼仄的城市空間里寫什麼都不妨，就是不宜進行宏篇巨著式的藝術創造。日本有位藝術家每年要在太平洋的一個小島上隱居很長時間，只留出一小部分時間在全世界轉悠，手上夾著從小島帶出來的一大疊樂譜和文稿。江南小鎮很可以成為我們的作家藝術家的小島，有了這麼一個個寧靜的家院在身後，作家藝術家們走在都市街道間的步子也會踏實一點，文壇中的煩心事也會減少大半。而且，由於作家藝術家駐足其間，許多小鎮的文化品位和文化聲望也會大大提高。如果說我們今天的江南小鎮比過去缺了點什麼，在我看來，缺了一點真正的文化智者，缺了一點隱潛在河邊小巷間的安適書齋，缺了一點足以使這些小鎮產生超越時空的吸引力的藝術靈魂。而這些智者，這些靈魂，現正在大都市的人海中領受真正的自然意義上的「傾軋」。
　　「日暮鄉關何處是，煙波江上使人愁。」但願有一天，能讓飄蕩在都市喧囂間的惆悵鄉愁收伏在無數清雅的鎮邑間，而一座座江南小鎮又重新在文化意義上走向充實。只有這樣，中國文化才能在人格方位和地理方位上實現雙相自立。
　　到那時，風景旅遊和人物訪謁會溶成一體，「梨花村裡叩重門，握手相看淚滿痕」的動人景象又會經常出現，整個華夏大地也就會鋪展出文化坐標上的重巒疊蟑。
　　也許，我想得太多了。



[ 本帖最後由 NYLASH 於 2008-1-22 04:19 編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