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反面教員」的「講義」—反右運動５０年後的回顧

一個「反面教員」的「講義」——反右運動５０年後的回顧

·李若愚·

「反面教員」一詞的創作權不知道歸誰，也不知道它的準確起用時間，只知道１９５７年它如雷貫耳。既是被特封的「教員」，當然要交出一份「講義」，這就是這篇文章命名的由來。

１９５４年，中共中央為了加強黨對企業的領導，決定在全國區縣級以上黨委都成立財貿部。北京市各區縣委先成立財經部（以後分開為工業、財貿兩部），我被任命為西四區委財經部副部長，分管財貿工作。還有一位副部長張奇生，分管工業工作。部門有了，但沒有幹部，領導指示自行解決。於是，我從下屬財貿單位物色了四五個幹部，就算有了工作班子。但是，黨委機關天天忙於中心工作、政治任務，如取締反動會道門，組織「五一」、「十一」的慶祝遊行，歡迎歡送外國貴賓，去夾道歡呼，還有反對美帝與各國反動政府的侵略和暴行，支持第三世界人民的革命鬥爭等等，動不動就要出動幾萬以至幾十萬人上街，遊行示威，搖旗吶喊。還有更重要的肅清反革命分子運動，那一次，我奉派到北京市第三中學協助該校副校長羊賜祥（化名）領導運動，經常回區委彙報、請示，交流經驗。有一次，一個單位彙報，他們那裡有個國民黨的三青團員，按政策規定，不能算反革命分子，但是此人群眾關係不好，所以參加肅反的積極分子都主張給他定為反革命，請示區委怎麼辦，區委決定不了，搬來市委組織部長拍板定案，與會者都洗耳恭聽。組織部長說：「共產黨做任何工作都講群眾路線，既然群眾要求給他戴反革命帽子，那就戴嘛。假如他說這不符合政策，你們就反問他，三青團員不算反革命，但能說他就是革命的嗎？」與會者有的拍手稱快，少數人目瞪口呆。「欲加之罪，何患無詞」。上級領導就是比下級高明嘛。此外，還有貫徹糧食統購統銷；迎接和推動社會主義改造高潮；傳達討論「高饒事件」及赫魯曉夫在蘇共二十大的秘密報告等等。一個運動接著一個運動，「馬不停蹄，人不下鞍」，幹部自稱是「准專業化的運動員」。這種情況別人是否都能適應，我不敢說，我自己卻有時候產生過「不務正業」之感，與成立財經部的宗旨不太吻合，我多次和主管財經的區長兼區委副書記李福滿（化名）議論這事，他基本上同意我的看法。也就是在這個時候，中共中央財貿部，在北京市西苑招待所召開全國財貿系統基層組織工作會議，市委財貿部通知我參加，並叫我搭劉萊夫部長的車一起去。在車上我說了「不務正業」問題，劉部長毫不奇怪，他說：「我們是黨委的一個部門，黨委要我們幹什麼，我們就幹什麼。」我說那假如財貿工作出了大問題，財貿部有沒有責任？這是經歷過１９５３年全國財經會議的陰影還在我腦子裡作怪的表現。當時劉部長是怎麼說的，已經想不起來了。

這次財貿系統基層組織工作會議，由中共中央財貿部長馬明芳親自主持。第一天開會，馬部長首先傳達了他剛剛聽過毛澤東「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問題」的報告，照著他的筆記本念，「原汁原味」的傳達，我基本上都記錄下來了。經過半天的討論，印象更加深刻。與會者普遍理解是，今後人民的隊伍擴大了，敵人的勢力削弱了。報告中最令人吃驚的幾句話的大意是，今後有殺父之仇，殺母之仇，殺子之仇，殺夫之仇，殺妻之仇的，都屬於人民內部矛盾。老天爺，要不是直接聽到講話的人，誰能相信這是從毛澤東口中說出來的話。毛澤東的這個報告，在整風反右運動中公開發表時，已經做了很大的修改與「完善」，屬於「右傾機會主義」的部分，已經無影無蹤。而死心眼的傻瓜卻上了大當。馬部長的傳達記錄，我一直保存著，到「文革」災難中，我家失火，殃及藏書，才毀滅了，但當時我並不覺得可惜，反而高興，假如有人說我準備為右派分子反攻倒算時就沒有憑據了。這次黨的基層組織工作會議，明確了黨在企業里的任務有四項：１、管政治思想，２、管政策方針，３、管理幹部，４、管群眾組織（？）。與會者都很高興，都認為任務已經明確，對今後開展工作十分有利。會後回來向領導彙報，也都說不錯。這樣我就決定以國營西四區副食品營業處（以後改稱公司）為試點單位，探索基層黨組織應如何領導企業的問題。在與該單位黨支部共同研究制定試點方案時，碰到一個問題，就是黨政工團這四套班子怎樣分工合作，克服當時事事都有人管，又事事都沒有人管的混亂推委現象。這使我想起不久前的中央召開的那次會議上，某市財貿部長的高論，他說，這有什麼問題，「黨政工團都尿到一個壺裡就萬事大吉了」。話比較粗鄙，引起鬨堂大笑。但是他的比喻很實際，問題是要不要聽吹哨，排著隊去尿，還是一哄而起的亂尿？結果是尿到壺裡的少，尿到地面的多。這個問題還沒有找到滿意的答案。

試點工作還沒有正式起步，整風反右就開始了，行政十七級以上的黨員幹部先聽了北京市委書記彭真的動員報告，回來組織討論，大家一致表態，是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分子就應該受到狠狠地打擊，但具體到本單位，除了「和尚頭上的虱子」，明擺著的那些人（有歷史問題）之外，實在想不出還有誰是。據「文革」中揭發的材料，甚至連彭真都說北京市沒有右派分子，他這句話在中央闖了大禍，他掉轉頭來批評搞反右運動的幹部，說那些認為是我們請人家提意見，並事先承諾，言者無罪，有言在先的人，是「一根筋」、「死腦筋」、「二百五」、「半吊子」，要發動群眾回憶對比，要對照報紙上發表的那些人的言論，深挖細查，一個都不能漏網。緊接著就傳達了中共中央總書記鄧小平關於反右的報告，他說，什麼樣的人可能是右派分子：一是出身不好的知識分子；二是平時對領導有意見的人；三是帶頭鬧福利待遇的人；四是在歷次運動中受過打擊的人。好象還有一兩條，已經記不得了。聽了總書記的報告，我已經預感「在劫難逃」了，因為我的出身不好，又是知識分子，平時對領導人也不是唯唯諾諾的。果然，不出兩天，就有人給我貼大字報，數量不多，但很尖銳。重要的是：說老幹部占著茅房不拉屎，請他們進參事室；主張實行考試製度，搞自由市場；反市委副書記劉仁，輕視區委的領導；說搞政治工作容易犯錯誤；與區委其他幾個知識分子結成反黨集團；說外行不能領導內行。這些罪狀在當時都是要命的。其他雞毛蒜皮的事還有一些。希奇的是所有的揭發材料都出自一個人的筆下，少數人附和，但沒有揭出任何其他的新東西。

這個一馬當先的左派分子，就是我從基層單位發現的人才左毅（化名），他來到財貿部比別人早，雖然文化程度不高，但說話辦事一板一眼，筆下也過得去，我下基層單位了解情況，或者請他們來彙報工作時，他差不多都在場，因此，他比別人更了解我，記錄我的「罪行」就很多，打倒我的功勞也最大，何以見得？當時在我手下工作的五六個人，論德才都不含糊，但直到退休，他們的職務都沒有左毅高。

當時，區委正書記施道（化名）在中央黨校學習，領導區委反右運動的是新從中組部調來的一位副書記趙治國（化名），開始時他對新環境比較客觀，有一天，他問我你與左毅之間有過什麼矛盾？我斬釘截鐵地回答他「沒有，從來沒有」。副書記沒有往下說。隨著事態的發展，我才認識到，你對別人開誠布公，推心置腹，別人未必就會還你襟懷坦蕩，特別是別人的私利得不到滿足，或一心想往上爬，又認為你是他的絆腳石的時候，只要你站在井邊，他一定會從背後使勁推你一把。我想起來了，左毅曾經向我提出，想把他弟弟的戶口從外省遷來北京，我沒有多的考慮，就回答他說，你知道北京的戶口控制很嚴，這樣做不符合政策。一句話，我沒有滿足他的要求，懷恨了。可以證明我這推斷正確的是，左毅在批判我的「罪行」時，說我自稱自尊心太強，就不想想別人也有自尊心。說到這裡，他幾乎聲淚俱下。當我把這事說給副書記趙治國時，他的腦子裡已經灌進別的東西，他已經不像剛來時那樣客觀冷靜，他吱吱唔唔，不說話了。

反右鬥爭雖然激烈，但沒有低頭、彎腰、「噴氣式」、「陰陽頭」，等等那些皮面上的花樣，還允許「敵人」做答辯，所以，在第一次批判我的會議上，我還十分幸運有機會對左毅揭發我的那些問題做了全面的答覆和澄清：

第一，關於考試製度與自由市場問題。我的確說過這話，也想過這問題，因為在管理幹部工作中，有的人挑挑揀揀，不服從分配，他們「人在福中不知福」，沒有嘗過「畢業就失業」的滋味。他們的理由是，所用非所學，或者說他的興趣不在這方面。經過艱難的說服，甚至是強制性的分配以後，還是不安心，鬧情緒。驗證了「強扭的瓜不甜」，「捆綁不成夫妻」，那兩句俗話的科學性。所以我想以後需要幹部，可不可以先提出工作的性質、任務和要求，然後公開招聘，願者上鉤，不願者自謀出路，如何？這就是我所說的考試製度與自由市場，它只限於用人方面，並未涉及經濟領域。這本來只是個人的思考探索，而且我又自我否定，認為這個主張不可行，因為它與計劃經濟背道而馳。

第二，關於老幹部占著茅房不拉屎和老幹部進參事室問題。這也是在研究幹部工作時所說的。那時候，區財貿口有個交通銀行，行長年齡較大，又缺乏銀行業務方面的經歷，讓他挑這擔子，實在是費力不討好。他出去開會，都要隨身帶上人事科長和業務科長，單位的群眾看在眼裡，議論紛紛。所以我說這是典型的「占著茅房不拉屎」，可是人家對革命有功，不能推開完事，可以請他進參事室。那時候國家已經有這個機構，但進去的都是舊中國的知名人士，叫一位老黨員老幹部進那裡，真使人難以接受，不像改革開放時代的顧問委員會那樣光榮，其實，實質上是一樣的。那時期「占茅房問題」不是個別現象，有人直接寫信給毛澤東，毛澤東承認有這回事，但是他說占茅房的人是可靠的，是不可避免的歷史現象。所以提這意見的人是錯誤的，隨後就都成了右派分子。我在批判會上聲明，我是針對個別人說的，我並沒有說所有的老幹部都進參事室。

第三，關於反市委副書記及區委領導的問題。這也是從工作中引起的。當時北京市商業系統有兩套機構，一個是全民所有制的國營商業，一個是集體所有制的合作社商業。兩套機構的經營範圍，服務對象，完全一樣，但又為了爭網點，爭貨源，經常發生摩擦，商店職工都對這種內耗不滿意，他們說憑我們的感覺，全民所有與集體所有沒有什麼兩樣。這說明解放以後，在城市裡建立與發展起來的合作社商業與農村的不同，現在的合作社的經營資金來自國家銀行貸款，它的服務對象中沒有參與投資入股的社員，它的管理人員當然也不是選舉產生。所以說國營商業與合作社商業就像孿生兄弟，當初為什麼叫他們分家，誰也說不清。我是「國合合併」的積極支持者之一，在區委領導面前陳述了好幾次，在市委財貿部的會議上也講了這問題，但沒有引起重視。有一天，我忽然想到給市委副書記劉仁寫封信試一試，劉副書記我只聽過他的報告（「高饒事件」的報告就是他傳達的），沒有直接接觸過，但他的「厲害」早已名聲在外。我上午八點請通信員發出信，大約十點鐘就接到劉副書記的辦公室電話，說劉仁同志要見我，而且說接我的車子已經出發。我還沒有來得及和別人打招呼，車已經到機關門口，我就被接到東交民巷市委機關，司機給我指了指方向，我往前走不幾步，就有人在樓梯口等我，抬頭就看見樓上懸掛著一幅很大的毛主席的肖像，室內擺設按當時情況來說，已經很豪華了，我見過的幾個中央機關，都沒有這樣闊氣。我進了副書記的辦公室，還沒有落座，對答就開始了，「你就是李若愚」？「正是」。「你是不是共產黨員」？「當然是」。「你為什麼寫群眾來信」？「呃，什麼群眾來信」？副書記從辦公桌上揚起我給他的那封信說，「這是什麼」？「啊，原來你說的是這封信」。「你為什麼要寫群眾來信」？副書記的嗓門很大，盛氣凌人，真有點嚇唬人。「寫信是為了解決工作中的困難問題嘛」，我回答。「我問的是你為什麼要寫群眾來信」？副書記揪著不放。「一個下級黨員給上級市委書記寫信，叫群眾來信，這是我現在才聽說的，我不懂」。這句話把副書記的火暴脾氣緩解了不少。他說，現在來談你反映的問題，你認為問題為什麼解決不了？我說有關方面不重視。那些方面？區委主管人、市委財貿部、市一、二商業局、供銷社。副書記叫秘書打電話，叫西城區委主管財貿工作的副書記李福滿，市委財貿部長劉萊夫，市一商業局長彭城，二商局長已經忘了他的名字，市供銷社主任杜鳳鳴，馬上來見市委劉副書記。不大工夫，人就齊了。劉副書記指著那幾位被召見的人說，你們這些官僚主義分子，有人告你們了。那些人都莫名其妙，好象要大禍臨頭了，目瞪口呆。劉副書記接著說，國營商業與供銷社合併的事，為什麼遲遲不解決？有什麼天大的困難？沒有人答話。劉副書記連說了兩聲「官僚主義」、「官僚主義」！難怪市委接到的群眾來信越來越多！大家都沉默了一會兒，劉副書記說，還等什麼，回去抓緊工作，把問題解決了。劉副書記把李福滿和我留下，又回到群眾來信問題上，他指著我說，以後做工作要懂得依靠組織，你的組織就是區委，有問題而個人解決不了時，就向區委提出，區委解決不了，它就會向市委提出，市委也解決不了時，會向中央請示報告，這樣工作順序就理順了。李福滿在旁邊直點頭。我也承認這才是正道，承認自己考慮不周，說到底就是思想水平低的表現。副書記露出笑臉說，這樣，我們的認識一致了吧？我說完全一致了。回到區委機關，幾位委員都在那裡等消息，我把事情的經過細說了一遍后，有人說，我們以為你捅了大漏子了，劉仁同志有時候對下級人員會罵娘，等等。這次經歷就成為我反市委副書記鐵證。

第四，關於反區委書記的問題。我初到區委時，書記是魏彬，我和他還不太熟，他就調走了，接替他的人是施道，年紀較大，他分工主管財經部，所以我和他很快就熟悉了，在我的心目中，這位書記生活上艱苦樸素，但工作上謹小慎微，因循守舊。我的根據是，有一次西直門糧食倉庫舉辦反浪費展覽會，黨支部敦請區委領導去檢查指示，我和左毅陪同書記一起去，參觀完畢，照例人家要請領導題詞留言，這是無法推辭的。那一次，書記很勉強地題了字，但是不簽名，支部書記在旁邊央求了幾次，書記還是堅決不簽名。在返回機關的路上，我問他為什麼不簽名？他說，簽名就留下字據、把柄，很被動。事後我和左毅議論過這事；還有和書記研究工作，他不大喜歡下級發揮主觀能動性，他有一句口頭禪「比著葫蘆畫瓢」，用現在話說，就是看「紅頭文件辦事」，四平八穩，這一點我也和左毅議論過，說這是典型的保守思想。這就是我反區委書記的證據。

第五，說我反對政治思想工作。這是我在閑談時說的，因為鑒於國際共運中，主管意識形態的部門總是先出錯，不是右了，就是左了。所以我得出一個片面的謬論，說做政治工作危險，做業務工作保險。在這點上，趙副書記（書記去學習期間，他代理書記，分管財貿部）對我做過啟發，他說你是知道的，薄一波是搞業務的，照樣也犯錯誤嘛。我承認我想錯了。當時我想他特別提到薄某是他已經知道我是從那裡來的，如此而已。文化大革命中，才知道原中財委副主任賈拓夫在陝西出事。我回西城區恢復工作后，又聽左毅說，那位副書記也去了陝西，也在文革中出事了。這樣，人事上錯綜複雜的一條虛線出現在我的腦子裡，多麼詭譎的社會現象！

第六，關於與其他幾個知識分子結成反黨集團問題。我承認由於「臭氣相投」，幾個人在一起說說笑笑比較多，有時候難免「言不及義」，尤其是我比他們幾個大幾歲，他們和我稱兄道弟，這很刺耳，但我和他們從來沒有說要共同反對誰。

第七，關於外行不能領導內行問題。我承認我說過這話，因為我認為外行領導內行很吃力，又使內行的積極性難以發揮。過了好幾年以後，我得悉毛澤東說了，外行就是要領導內行，歷來如此；他還說有各種各樣的領導，但最重要的是思想領導。意思很明確，只要會做思想領導，任何問題都可迎刃而解了。

我的比較系統的、全面的檢查答辯，就此結束。

主持會議的趙治國叫大家發言，冷場了好長時間，還是左毅「打頭炮」，他說李某某的檢查根本不是檢查，而是狡辯和表功，說明反右運動開展這麼長時間了，還沒有觸動他的骯髒靈魂。我告訴你李某某，左派的眼睛是雪亮的，要矇混過關，那是痴心妄想。大家說對不對？對，對，李某某你的右派言論不是偶然的，它和你的思想根源、社會根源、歷史根源緊緊地聯繫在一起，你必須把它們深挖出來，你自己不挖，我們也會替你挖，總之你是逃脫不了的，你完蛋了。有人站起來揮拳頭，問大家「這樣的檢查能通得過嗎」？回答的是，不能，不能，絕對不能。主持批判會的趙治國宣告休會，再聽通知。當天晚上我去見趙治國，我說，今天的會上沒有人肯聽我的檢討澄清，好象都認定我就是右派分子了？張說，群眾運動嘛，不能限制人家發表意見，批判一定要從嚴，做結論時會實事求是的。過了幾天，召開第二次批判會，還是趙治國主持，事先他就囑咐我這次會你就帶著耳朵去，不要解釋，不要反駁。所以一上來就叫與會者發言，對我的錯誤進行批判，端正是非。這次發言的很踴躍，但現在值得一說的只有兩位的發言。一是區委宣傳部幹部左愛（化名），他說，右派分子李某某，你主張和宣揚對幹部實行考試製度，我要問你，才可以出題目考試，而德你能出題目考試嗎？與會者中有人鼓掌叫「問得好」。我摸不清左愛的話是批我還是幫我，你看共產黨用人的標準，自始至終都強調德才兼備，但是照左愛的說法，德是沒有標準可以考察的，那怎麼能證明兼備呢？使我苦笑到現在。從那以後，我沒有見過他，但從媒體上看到他高升到副部長級，那肯定是沒有經過考試就「兼備」了啊。還有第二個，又是左毅，他一口咬定他揭發我的那些就是右派言論，我的檢查澄清全是狡辯，想矇混過關，卑鄙無恥，不要臉；他還說，李某你反黨就是反社會主義，反社會主義就是反人民，反人民就是反革命。這個政治三段論是他的發明創造還是抄襲別人的，到現在我也不知道。只知道當時相當流行，在文化大革命中，竟有說三歲娃娃是反革命的，因為娃娃吃飯時掉米粒，浪費了糧食，浪費糧食是破壞工農聯盟，破壞工農聯盟就是破壞無產階級專政的柱石，破壞無產階級專政當然就是反革命。文化大革命結束，到現在才４０多年，而５０歲以下的人，已經不大相信他們的父母有過那樣荒誕的經歷，不相信「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這次批判會最後要我表態，我說，我現在腦子很亂，可不可以等我再反省反省以後再說？不行，不行，你現在就要答覆我們，「你是不是右派分子」？是不是？是不是？我的答覆是：「我希望不是」！引起一陣掩抑不住的好笑或嘲笑。後來有一位高手說，你當然希望不是右派分子，你還希望繼續當共產黨員，還希望繼續當官做老爺哩，老實告訴你，你完蛋了。趙治國宣布散會。

此後，大約有一個多月，表面上沒有人再提這事，全區被揪斗的分子都集中勞動，去得勝門外挖青年湖，西四區委的除了我，還有禾村、徐漢祥、於曉、屈英銘、周長山（他定為壞分子）為一個小組，周某自認為高出其他人一等，和其他人劃清界限，經常回機關彙報幾個右派分子的情況，爭取立功。有一天在休息時間，我們幾個在議論報紙上說，知識分子像毛，無產階級像皮，「皮之不存，毛將焉附」。禾村問我，這句成語出在哪裡？我說《左傳》。他說是《左傳》嗎？我回了他一句，不是《左傳》難道是右傳，旁邊幾個人都哈哈大笑。得，叫周某抓住了，馬上回去彙報，說幾個右派分子很不老實，尤其是李某某。第二天，機關通知回去開批判會，臨走之前，小組長問我你知道批判誰嗎？我搖搖頭，組長說你要做點思想準備，我阿了一聲，心想「死豬不怕燙」。我沒有殺人放火、沒有偷雞摸狗、我歷史清白、我沒有裡通外國，隨人們的便，愛怎麼批就怎麼批吧。這次批判會在禮堂進行，趙治國未露面，改由機關支部書記主持，他的開場白大意是區委機關的幾個右派分子在勞動中表現很壞，特別是李某某，還在向黨進攻，他的話音未落，就有人站起來呼口號，打倒李某某，右派分子必須低頭認罪，堅持反動立場是死路一條，接著有人又把前兩次批判會上的東西抖摟了一遍，這時周長山坐不住了，因為沒有人批他所揭發的問題，使他立不了功，他自己只好親自上陣了，他說這幾個右派分子很不老實，在一起總是議論左呀右呀，特別是李某某，《左傳》右傳就是他說的。到這時我才明白，今天的批判會是周某打小報告的效應，是我給周某製造了立功的好機會，從那天起，只要周某在場，幾個右派分子都成了啞巴。

這第三次批判會後，我去見趙治國，問他區委是不是已經肯定我就是右派分子？他說，沒有，但是思想右傾，要接受群眾批判，耐心等候吧。這時全市反右運動的高潮已開始回落，右派分子的問題都掛起來，都在等待中央指示如何收場。就在是紅是黑快要揭蓋的捉摸不定的時刻，我的妻子沉不住氣了，天天下班回來的頭一句話就是，你去問了沒有？到底算什麼回事？這完全可以理解，半年多了，她所受的精神壓力太大了。她一急噪，我就惶惶不安，差不多天天去催趙治國，不是說要叫群眾再批判我的右傾思想嗎，那就批罷。他有點為難地說，施道同志學習已經回來，需要請示他。第二天上午通知我開批判會，會上沒有任何新內容，都高抬我是右派分子。下午就通知聽傳達中央報告，去聽報告的除了區委領導人之外，還有右派分子的代表徐漢祥，傳達的任務就交給他。這個報告十分重要，它有兩個內容，一是批鬥到此結束，沒有揪出來的不再揪，沒有批判的不再批判，沒有戴帽子的不再戴。聽到這裡，我的腦子快要爆炸了。傳達的第二部分是如何處理右派分子，按罪行輕重分為五類，我已經沒有心思往下聽了。回家和妻子一說，她想的很簡單，她說批判會與傳達報告先後只差兩三個小時，這不會成為問題，何況事先也說你只是思想右傾而已。第二天一上班，我就去找趙治國，聽聽他是怎麼想的、怎麼說的。他說，批判會上大家都說你是右派分子，不好辦了。我心裡很痛苦，但還能沉住氣，沒有不理智的表現。晚上，我去找施道，想聽聽他的看法。他說，區委機關寫了那麼多簡報，只有你那一份被市委機關黨刊——《北京工作》刊登了；我們機關買公債最多的是我們倆個。但是，你的思想背向，就是跟黨的想法相反，劉仁同志批評你以後，你沒有轉變。啊，我明白了，老施的前面兩句話是表示他一分為二地看問題，虛晃一刀；后一句話才是要害，幾乎就說你反了劉仁和我施某了，說明左毅和施道是心心相印了。半年前我和我的老搭檔（現在我倆互稱「老夥計」）電話交談中，才知道施道是主張對領導人要絕對信仰（迷信）、絕對服從（盲從）的人。原來我只聽說這是大漢奸周佛海的話，後來又聽說中共黨內個別高幹也這麼說，卻絲毫沒有想到我的頂頭上司施某也是他們的信徒。所以我對他沒有盲從和迷信，禍根就在這裡了。當天領教了區委兩位主要領導人的教誨，我徹底拋棄了幻想，做了最壞的思想準備，聽候處理。

中共中央的政策說，右派分子和人民是敵我矛盾的性質，但是，為了爭取、挽救、分化這些人，最大限度地孤立死不悔改的敵對分子，所以對右派分子可以按內部矛盾處理，不剝奪他們的公民權，他們中的大多數人可以在群眾監督下勞動改造，等等。中央把右派分子分為五類，最嚴重的如「章羅聯盟」是第一類，等而下之，像我這樣的是第五類。我被開除黨籍，撤消職務，工資降低兩級（從１６級降到１８級）。先到十三陵水庫工地勞動，修築攔洪蓄水大壩，工作很簡單，就是挖沙石，挑沙石，再把沙石裝火車。工作要求：人和車賽跑，「只許人等車，不許車等人」，三班倒，工作時間不超過八小時，減去吃飯一小時，實際工作只有七小時，但那是名副其實的負重小跑，以至大跑的七小時。工地政委名叫張工，從解放軍來的，他對來自全市四面八方几萬人的勞動大軍發出指示：「組織軍事化，生活紀律化，勞動戰鬥化」。從駐地到工地要步行２０分鐘，要按營、連、排、班列隊行進，邊走邊唱《三大紀律八項注意》，上工時，大家精神較好，聲音洪亮，收工時多數人已經筋疲力盡，聲音微弱，我就因此挨過不點名的批評。吃的一日三餐，都是窩窩頭、鹹菜，一個禮拜吃一次肉，有定量。這樣的軍事戰鬥生活過了三個月，為了慶祝「七一」，向黨獻禮，迎接毛澤東及其他中央領導人來工地勞動，要提前把毛澤東書寫的「十三陵水庫」幾個大字的牌匾（臨時性的）懸掛在大壩上，我也被指名去抬牌匾，從庫底抬到壩中央，八個人抬一塊，記得我們抬的是「三」字。第二天，毛澤東就率領黨中央的高級領導人來參加勞動，在里三層外三層的嚴密護衛下，領袖們勞動起來，馬上就有人上前，勸領導休息，不要累壞了身子，又有人扯起紅綢子，把領袖們使過的鐵杴珍藏起來。這些載入史冊的場景，幾類分子只是踮著腳尖「高瞻遠矚」的，但依然終身難忘。水庫建成了，我脫了幾層皮，臉上身上只要沒有遮蓋的部分，都曬起水皰，水皰乾癟了，皮膚就開始脫落；我的肩膀從紅腫、結痂脫皮到結實，原來只能挑三四十斤，後來能挑一百多斤；飯量從每頓三四兩增加到每頓一斤多。這才叫名副其實的勞動鍛煉。

水庫完工，回到機關，幾個右派分子被拆散了。我被送到區里公私合營的民用燈具廠（在西直門內）鑄造小組勞動，於曉去金加工車間，雖然在同一個廠子，但到現在我再也沒有見過他。那時，正趕上「大躍進」，熱火朝天，鑄造小組肩負著大鍊鋼鐵的重任，在一座破廟裡築起土高爐，收羅了一堆破鍋爛鐵，展開土法鍊鋼。組長劉景榮是爭取入黨的積極分子、老工人，幹勁沖天，幾乎三兩天就要寫一次保證書或者是喜報。這個小組才十來個人（鍊鋼時全廠都投入了），能動筆的只有我，我又是來接受工人階級的教育改造的，不要說組長的指示，就連一般小工人的話，也不敢不聽。所以，我硬著頭皮把動筆的任務承擔起來。全廠職工不分晝夜的干，有一次竟連軸轉了三天三夜，好多人只要坐下來就昏昏入睡。「鋼」終於煉出來了，敲鑼打鼓向上級送喜報。廠黨支部王書記突發奇想，叫我的組長劉師傅拿了拳頭般大的一塊「鋼」，去鍛工組隨意打造一個工件，結果「鋼」都成了碎末，劉師傅站在鍛錘旁邊直打哆嗦，支部書記唉聲嘆氣地走了，劉師傅垂頭喪氣，聽候發落。我在那幾天，奉命暫時參加技術革新小組，沒有人說要注意安全生產，也不配帶安全防護用品，就去幫助電焊工去焊活，結果我雙眼被電弧光灼傷，睡覺醒來，雙目失明了。經過醫院急救，三天後恢復了視覺，但本來１.５的視力降到１.０以下，已算萬幸。

這時西四區委與西單區委合二為一，改稱西城區委，原西單區委的書記任書記，西四區委的任副書記。原西單的右派分子沒有去水庫勞動，他們是下放到南苑紅星公社勞動的，現在把原西四的右派分子也從工廠叫回來，集中在一起，都去種地。宣布區委決定的那天，由西城區委辦公室主任主持會，原西單的右派分子先介紹了他們下放農村的心得體會，其中個別人似乎已經脫胎換骨，說話沒有「背包袱」的態勢。而西四區的右派分子都沉默，顯得鬱鬱寡歡。施道做了指示講話，到現在還忘不了的一句是「有才無德的人絕不要」！當時我神經過敏地感到這話是沖著我說的。現在兩個區的右派分子也合二為一，記得西單的有：徐功敏、張益良、美貞、岳寒、劉國盛、梁衛國等，都到大興縣的大興庄種地，區委已經聯繫好從生產隊要了一塊地皮，作為生產基地，讓右派分子在那裡種菜，供應機關，因為當時城市裡蔬菜供應十分短缺，上級號召生產自救，連長安街的路邊都有「農田」出現。由於我們去的時間較晚，錯過了種菜季節，只好搶種小麥，地是很好的沙土熟地，大約有五六畝，生產工具是每人一把鐵杴，要想在這十月底前把麥子種上，顯然是不可能的。經領導人與生產隊協商，借來一條老黃牛，一件犁頭，由一個人在前面牽著，一個人在後面趕著，倆個人輪流扶犁，其他的人緊隨著碎土、撒種，幹起來並不太外行。最大的困難就是牛太老太瘦，走不動，又不敢使勁抽鞭子，它實在幫不了忙。沒辦法大家只好靠鐵杴，干成什麼算什麼，草草地把麥子種上了，時令也進入冬天了，大家正在商討利用農閑期間趕緊積肥，為春耕生產做準備，但計劃還沒有來得及實施，人都沒有勁了，浮腫病襲擊過來了。然而沒有一個人說是飢餓，只是說盡想喝水，尿特別多，渾身沒有勁，躺下去就不想起來。那時，我們個人的糧食定量是二十多斤，不少，但是沒有副食品，營養失調。有一天，夕陽西下，北風呼嘯，我一人在田間漫無目的地走著，一陣楊樹葉子從我身上掃過，我突然產生吃樹葉子的念頭，落葉就像江上之清風，山間之明月，假如它能充饑，該是多麼的實惠呀。我想吃又不敢吃，因為想到吃了會不會中毒，要是中了毒，傳揚出去，那影響多壞，後果不堪設想。假如我沒有右派分子的可恥身份，我很可能甘冒中毒之險的，因為舊社會遇到飢荒年景，老百姓吃樹皮草根是很平常的現象嘛。那一天，我不敢吃樹葉，但我吃了菜葉，因為在我觀看樹葉子時，竟發現地里砍過的白菜，它的根部長出了兩三寸長的新芽，我毫不猶豫地把它掐下來吃了，一連吃了十幾個，想再吃，找不到了。往回走的路上，還覺得白菜是那麼的甘甜，餘味無窮，這是我一生中吃到的最好吃的白菜。既然白菜是那麼好吃，那大蔥可能也不錯，第二天，我偷偷地拿了房東晾在窗下的一棵大蔥，吃了，但吃不出白菜味。後來在生活會上，我對這兩件事做了自我批評。會上只有禾村一人發言，說這樣做不應該，是立場不堅定的表現。但是，沒有一個人接他的話茬。他一看，他太孤立了，趕緊給我遞來一支煙，我不接，他嬉皮笑臉地說，李兄（他還是和我稱兄道弟），煙酒不分家嘛。真把他沒奈何。

全國性的經濟困難已經無法掩飾下去，飢餓病——浮腫已經從農村蔓延到首都，區委沒有忘記幾個右派分子，把我們從農村召回來，正式調到工廠分配工作。因為幾個右派分子已經全部「摘帽」，到工廠后，都做科室幹部。１９６０年一月，三年「自然災害」最嚴重的時候，我和張益良都分到公私合營同益水泵廠，我在生產科做計劃統計工作，初來乍到，生活不熟，工人之間的行話、機械的類別、產品的零部件名稱等等都不懂，刻鋼板、搞油印都不會，一切都從頭學起，我的搭檔李興源先生，多才多藝，又是個老手，幫了我不少，我很感激他，可惜我們之間的情誼，被後來無情的文化大革命撕碎了，這是后話。同益水泵廠在西單跨車衚衕，與齊白石住所門當戶對，廠址太小，沒有發展前途，而市場對對水泵的需求越來越大，工農業和高層建築都少不了它。一年之後，市裡決定把水泵廠遷出市區，與經營不善，行將倒閉的通州農機廠合併，改稱北京水泵廠。廠址在通州北苑，我上下班往返要坐三小時的公共汽車，我在那裡幹了１５年，消耗在上下班的時間，按粗略計算達到幾百天。

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我這個「死老虎」（「摘帽右派」）再次被「復活」，有廠黨委書記帶頭，唆使一群無知的「革命群眾」，對我做了精神上和肉體上的殘酷迫害之後，還把我發配邊疆，落得妻離子散。有家難歸，有國難投。假如毛澤東不死，文化大革命沒有以失敗告終，我和數不清的在運動中的受害者，無疑地都已成了生不見人，死不見屍的冤魂一族，這就是那一時期中國「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下場。

□　寄自北京


刊登在 2008 華夏快遞 kd080117.


【華夏文摘】http://my.cnd.org/

原帖由 chujiakang 於 2008-1-24 10:18 發表
第四，關於反區委書記的問題。我初到區委時，書記是魏彬，我和他還不太熟，他就調走了，接替他的人是施道，年紀較大，他分工主管財經部，所以我和他很快就熟悉了，在我的心目中，這位書記生活上艱苦樸素，但工作 ...

假如毛澤東不死，文化大革命沒有以失敗告終，我和數不清的在運動中的受害者，無疑地都已成了生不見人，死不見屍的冤魂一族，這就是那一時期中國「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下場。

假如沒有文化大革命，反右等運動，
讓中國「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得到「應有的」下場的話，
現在的知識分子（精英），
他們會跟領導保持一致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