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代中國: 突破意識形態專政建構的集體記憶

今年是「反右」運動50周年，但「反右」這個近年來在禁止與突破禁條的拉鋸戰之間已多方涉獵的話題再次被置入禁區。顯然，對「反右」運動性質的認知建構還需要學界多方努力。首先，對「反右」運動的研究需要超越個人苦難的敘述，同時突破當局通過意識形態專政建立的關於「反右」的認知結構；其次，需要將「反右」放置於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背景中考察，以引入更廣闊的背景資料並獲得更深刻的認識。本期選登的六篇研究「反右」運動的新作，就是作者們在上述兩方面所作的開拓性努力。

    以往，「反右」運動的發生往往被看作是以毛澤東為首的中共與坦率直言的知識分子之間衝突的結果。吳國光的「中共『八大』與『反右』運動」一文卻另闢蹊徑，從史料中發掘出中共高層衝突導致毛利用「鳴放」和「反右」這一線索。沿著這一思路就會發現，「反右」是「文革」的預演和前奏；有「反右」開道，無論對毛澤東還是政治「積極分子」們而言，「文革」自然便駕輕就熟了。

    迄今為止有關「反右」運動的討論分析往往疏于思考其國際政治背景。程映虹的「毛主義和中國模式在東歐和北越的影響」，引導讀者把視野擴大到國際共運的大環境里去看問題，於是，毛澤東操縱「鳴放」和發動「反右」之動機就不單是「引蛇出洞」，還有與蘇共爭當國際共運新領袖的考量。如此，則可以從自「反右」到「文革」時期中國的大部分重要歷史事件當中（有些為國人至今未知，如「輸出革命」），看出一個貫穿始終的政治目的：毛爭當國際共運領袖未果，失敗後轉而尋求第三世界國家「精神領袖」的地位，而中國和毛的同僚便成了他玩弄於股掌之上的工具和籌碼。

    杜光和朱正是當年幾十萬「右派」當中的倖存者，他們的文章超出了個人苦難的追憶，既有對當年「反右」運動事實的廓清，也有回首以往的理性思考。

    陳彥的文章深刻地剖析了「反右」運動發生的制度原因：共產黨國家政治制度的基本特點是意識形態專政，「當局通過對教育、傳播手段的壟斷來灌輸教條、馴化異端、改造洗腦，以達到『意識形態認同』，又以『意識形態認同』之名，鎮壓反叛，消滅異己，威懾大眾，達成『意識形態恐怖』」，二者「交叉並用，互為目的與手段，缺一不可，這便是意識形態專政」；而意識形態專政的目的就是「閹割獨立精神、訓練不能思考的思想奴隸。無論知識分子對共產黨的批評建議多麼善意、多麼中肯，只要他們還在用自己的頭腦思考，就表明他們仍然保持著獨立精神和自由思想。而從極權主義的邏輯來理解，知識人保持著思想能力與獨立精神這一事實本身，其實意味著極權機器的失敗」。因此，「『反右』運動不能被簡單地解讀為一場知識分子與民主黨派人士上當受騙、共產黨翻臉不認人的卑鄙與冤枉互植的歷史『悲劇』；『反右』的本質一方面是共產極權主義自我擴張進而全面控制社會、禁錮思想的全能邏輯的必然歸宿，另一方面也是中共建國後知識分子對意識形態馴化的偉大抗爭」。這一分析為我們提供了一把解讀中國自20世紀下半葉以來歷史及現狀的鑰匙。

     徐賁的文章「五十年後的『反右』創傷記憶」提出了一個值得深思的問題：既然「反右」是一次制度性的作惡，屬於國家的非正義行為，那麼政權的繼任者就應當用道歉的方式來承擔歷史上的國家罪責。這對整個社會都有洗滌作用，能幫助公眾建立道德責任感。徐賁的分析同時也提醒了我們，如果說毛澤東時代以來中國社會延續了數千年的道德倫理不斷遭到破壞，那麼，對國家罪責採取逃避態度所體現的政治道德衰敗，無疑對社會範圍的道德下滑具有示範效應。

    當年的55萬「右派」至今只有不到萬餘人生存於世，因此，對「反右」運動的研究還得寄望於後輩學人。上述六篇文章中的四篇就是五十年代出生的學者慎思明辨之作，它們展示了在這個領域深層掘進的前景。

    樊百華的文章「改革：誰之收穫誰之夢？」指出，何清漣、程曉農最近編輯出版的《中國改革的得與失》建構了一種完全不同於官方的改革認知。樊百華的分析跳出了國內流行的官式改革評價話語體系，把一些被「理論理性」淹沒了的「常識理性」認知展現得清晰明快。

    自從公民社會、NGO成為熱門詞語以來，究竟中國的民間組織是在什麼樣的政治環境下生存活動的，就成了一個值得關注的課題。閻東的文章系統地分析了相關資料，為這方面的研究提供了一個背景說明。


責任編輯：zhongkang　　　　　　　　　來源：當代中國編輯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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