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憶西南聯大哲學系的教授

從一九四一到一九四五年，我是西南聯大哲學系的學生。聯大由北大、清華、南開三校組成，教授由三校各自分別聘任。當時哲學系的教授有清華的金岳霖、馮友蘭、沈有鼎、王憲鈞，北大的湯用彤、賀麟、陳康、鄭昕，南開的馮文潛，洪謙當時是外文系教授，也在哲學系開課。這個教授陣容，在當時國內各大學中無疑是最強的。



　　我們這些老師都出生於十九世紀末或二十世紀初年，從小接受傳統教育，打下深厚的國學基礎；後來進了新式學堂，於二三十年代去美、英、德等國留學，是我國最早一批去西方專門學習哲學，獲得學位歸國的學者。他們學貫中西，既是開始系統地介紹引入西方哲學的傳播者，是運用西方哲學方法整理研究中國哲學的創始人，同時又因深受中國傳統文化的熏陶，具有濃重的中國情結。因此在從二十年代開始，三四十年代展開的，可以說是中西哲學的第一次正式交會中，我們可以看到形形色色的表現形式。


金岳霖

   清華注重「思」的學風，我想應該是由金岳霖先生培育而成，不僅因為金先生是清華哲學系的創始人，而且有金先生的經歷和文章為證。金先生在哥倫比亞大學是以研究T.H.Green的政治思想獲得博士學位的，後來在倫敦受了兩本書的影響才轉向哲學，一本是羅素的《數學原理》，另一本是休謨的《Treatise》。這兩本書使他對抽象的哲學問題和現代邏輯發生濃厚的興趣，他回國后發表的第一篇哲學論文《唯物哲學與科學》中說：「世界上似乎有很多的哲學動物，我自己也是一個，就是把他們放在監牢里做苦工，他們腦子裡仍然是滿腦子的哲學問題。」



　　金先生當時眼睛有病，怕光，總戴一副墨鏡，額上還加一個太陽罩，到教室里講課時還戴著。我三年級時聽過他的「知識論」課。他高高的身材披一件風衣，進教室后總是搬一把學生坐的課椅擺在講台邊上一坐；雖然面對學生，卻總是低著頭，有時甚至閉上眼睛，自己一面思索，一面講他的哲學問題，坐而論道。那時他的《知識論》一書第一稿原已完成，但在昆明跑空襲警報時將原稿丟失了，可能正在重寫。我們聽課時對他講的有些問題，有的因為在別的課程中聽到過，還知道是怎麼回事，對有些問題便跟不上了。但不管跟不跟得上，對金先生那種細緻的一層層深入的分析，感到啟發思想，真是一種精神享受。金先生有時講到得意興奮時，會突然站起來，在黑板上寫幾個字，或者向我們提個問題，師生共同討論起來。清華重視哲學問題和邏輯，所以討論和辯論盛行，一直到一九五二年院系調整，全國各大學哲學系都併入北大哲學系后，那時的邏輯組是學術辯論最熱烈的地方。組內教師都是金先生的學生或者學生的學生，遇到問題常是各持己見，爭得面紅耳赤。金先生、沈有鼎先生、周禮全祖孫三代是其中的代表，不論是老師還是學生，只要你講得不對，我便要反駁；今天駁不倒你，下次準備了再來。


馮友蘭

　　馮友蘭先生是最早採用西方哲學的方法系統地研究中國哲學史的先驅者，在他以前只有胡適之先生的《中國哲學史大綱》，但胡先生只寫了上卷，沒有下卷，馮先生卻寫全了。



　　我在二年級時聽過馮先生的「中國哲學史」課，除本系學生外，外系的學生也慕名來選修或旁聽這門課，將一個可以容納近百人的大教室擠得滿滿的。馮先生在開講以前，總按選課學生的名單點名。在當時別的教師一般只在開始一兩堂課時點名，為的是可以認識學生，而馮先生幾乎是每堂照點不誤。馮先生說話有點口吃，我們笑他：往往一句話在黑板上已經寫完，他的話卻還沒有說完。加上許多中國哲學家的名言，為了讓學生聽懂，他還得抄在黑板上，因此每一堂課上他講的內容實在不多。不過他總是揀最主要的問題講，邏輯非常清楚，學生容易聽懂。為了講清一個哲學觀點，馮先生還常常講一些中國哲學史中的故事，既可以引起聽者的興趣，打破課堂的沉悶，又讓我們容易領會和記住，常常博得學生們會心的微笑。馮先生講課的深入淺出、通俗易懂，是很值得學習的。



　　馮先生對於哲學的目的和看法，也和金先生根本不同。他說金先生在劍橋大學曾經講過「哲學是概念的遊戲」，而馮先生自己推崇張載的名言，認為哲學是「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他的「貞元六書」就是顯示他的「內聖外王」之道的。


沈有鼎

　　沈有鼎先生是聯大教授中幾位「怪人」之一。他和化學系的曾昭掄先生在外貌上相似：都戴著一副近視眼鏡，頭髮和鬍子總是邋邋遢遢，老是穿一件洗得已經發白的藍布長衫，有幾個扣子沒有扣上，腳上穿的布鞋，不但破破爛爛，有時還沒有穿好，似拖著走路；而且一面走路，面上總有點像是微笑，口上喃喃自語，顯然是自己在思考問題。他們的不同是：沈先生走路不慌不忙，老是在思考哲學問題；而曾先生卻走得匆匆忙忙，他是有名的民主教授，在每次民主集會上都發表講話，當然不是談化學，也不談政治和經濟問題，而是講軍事。他對當時抗戰的軍事情況了解得非常清楚，談起來像個軍事專家。曾先生是曾國藩的後裔，頗得祖傳遺風。



　　沈先生對討論哲學問題簡直是入了迷，不管是教師還是學生，只要向他提個問題，他便拉住你討論不休。在聯大後面的文林街上常常可以看到他出現在茶館或是小飯館里和人討論問題。他總是手提一隻小小的破舊箱子，裡面裝著書和錢。我沒有參加過這種討論，聽人說：沈先生可以出錢請你喝茶，但只有當他覺得你的意見有意思時，才肯讓你吃他買的那碟花生或者瓜子。沈先生還常去教室聽課，不管是哪一系教授開的什麼課，只要他感覺興趣，便會進去旁聽；有時還會起來發問，甚至指出「你講錯了」，使得講課的教授下不了台，只好將他攆出課堂。沈先生的這類故事在聯大流傳很多。



　　沈先生的興趣很廣，雖然他主要研究的是數理邏輯方面，但對古今中外的哲學學派他都有興趣。他通多種語言，對語言學也有興趣；他還喜歡音樂，我們知道他能唱崑曲，系裡開聯歡會時便提議請沈先生唱一曲。也許因為他的興趣太廣博了，所以他的專門著作不多，主要是運用邏輯分析《易經》和《墨子》；倒是有些學生，從和沈先生討論中得到啟發，寫出了洋洋大著。



　　我在三年級時選過沈先生的「形而上學」課，這是哲學系的一門必修課，每隔一年由沈先生講一次。沈先生講課時手上捧一本厚厚的洋裝書，一面看，一面想，一面講。他口才不好，講起話來有點結結巴巴；講的內容又都是最抽象的概念術語，聽起來真是有點不知所云。幸虧我做筆記的本領不錯，能將他講的每一句話都記錄下來；課後翻閱，才知道他講的內容中邏輯的分析論證都清清楚楚，十分嚴密。後來在課堂休息時去翻看他捧的那本書，原來是托馬斯·阿奎那的一本拉丁文著作。那時我對阿奎那知道太少，記不得是哪一本著作；根據阿奎那的著作分析講授形而上學的問題，確實是高明的辦法。



湯用彤

　　湯用彤先生從小在家庭中受到嚴格的國學訓練，他在《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史》緒言中自述：「幼秉庭訓，早覽乙部」，已經打下了基礎。清華學堂畢業后，去美國學習西方哲學，在哈佛研究院時又學梵文和巴利文，掌握了研究印度哲學和佛學的工具。當時便有志於以西方的方法整理國故，弘揚中國傳統文化，與吳宓、陳寅恪先生以此共勉，人稱「哈佛三傑」。湯先生回國以後，主要從事中國哲學史的研究，但他認為要學習和研究中國哲學史，必須懂得外國哲學史，包括西方哲學史和印度哲學史；因此他要求學生讀西方哲學家的原著，了解他們使用的概念、範疇和推論方法，對於研究中國哲學史是很有用處的。湯先生主張以西方哲學的研究方法研究中國哲學史，而他自己對中國傳統的考據方法也是精通的。在課堂上他不講繁瑣的考據，但在著作中他使用考據的方法辨別史料的真偽、分析歧義，常能發人之未見，提出令人信服的創見。湯先生學通中外，既能開中國哲學史的課程，又能開西方哲學史的課程，而「印度哲學史」一課，在聯大一直是由湯先生講授的。一位教授能兼開這樣三種不同的哲學史課，除湯先生外我還不知有第二人。



　　湯先生學問如此淵博，但他不主張只學習研究哲學通史，而是提倡學斷代史，認為只有專門研究某一時期的哲學史，甚至某一位哲學家的思想，才能得到深入的成果。他自己研究中國哲學史主要集中在魏晉玄學和隋唐佛學兩段。湯先生自己開的課程，除「印度哲學史」是通史外，其他「魏晉玄學」、「大陸理性主義」、「英國經驗主義」、「斯賓諾莎哲學」等，都是斷代史和專人史。



　　湯先生十分重視哲學家的原著，要求學生在課外閱讀有關的哲學家著作，指定某些章節；有時在課堂上提出某個問題，要學生自己去讀書思考，尋求解決；當學生回答得不夠滿意時，他還會告訴你應當到某章某節中去尋求答案。他是這樣苦心地教導學生，培養他們讀書的習慣，學會讀書的方法。


賀麟

　　賀麟先生寫了不少文章著作，他的思想都可以在其中找到。他認為「哲學是一種學養。哲學的探究是一種以學術培養品格，以真理指導行為的努力」（《<華北日報>哲學副刊發刊辭》）。將哲學看做是人生的修養，足見賀先生受中國傳統影響之深。他雖然出國多年接受西方哲學教育，但對中西方哲學的關係有他自己的看法。



　　我們在二年級上「哲學概論」課時，適值賀先生去重慶講學，選的是鄭昕先生講的概論課。直到四年級時才選賀先生的「黑格爾哲學」課，我們同班五個學生（鄧艾民、楊中慎、曹貞固兄均已先後去世，高崇學兄一直沒有聯繫）就在晚上到北門街賀先生家中上課。賀先生講黑格爾哲學時常和中國哲學聯繫，尤其是常和王陽明哲學聯繫。我們覺得很難理解：客觀唯心論的黑格爾哲學和主觀唯心論的王陽明思想怎麼能聯到一起？有一次我們向他提出問題，竟爭辯起來，賀先生有點不大高興，不歡而散。下星期我們再去上課時，賀師母親自煮點心給我們吃。賀先生知道我們這幾個學生當時的政治傾向和他不同，但他是寬厚的儒者，後來還盡量給我們幫助。



　　賀先生雖然以研究和講授西方哲學為他的主要工作，但他一心嚮往的卻還是中國哲學的發展和前途。他是現今流行的「新儒學」的倡導者和代表人物，一九四一年他發表的《儒家思想的新開展》，被稱為新儒家的宣言書。



　　賀先生是黑格爾專家，但熟識他的人卻以為斯賓諾莎的生平和思想對他的影響可能更大。他喜歡引用哲學史家文德爾班紀念斯賓諾莎的那句話：「為真理而死難，為真理而生更難。」對斯賓諾莎一再遭受放逐，過著磨鏡片的貧苦生活，仍孜孜不倦地研究哲學的精神讚不絕口。由此想到後來在一九五七年他敢於挺身而出，堅持「唯心論中有好東西」，反對教條主義，並不是偶然的。



　　我們在二年級時聽鄭昕先生講「哲學概論」課。其實鄭先生講的並不是哲學的概論，而是康德哲學的概論，所以一開始就將我們引入一個高深不可測的境界。那一年我們才開始學習西方哲學史，要到第二學期才能學到康德哲學的基本知識；可是鄭先生一下子就將康德哲學的那些難懂的術語概念堆在我們面前，又很少做必要的解釋，讓我們如墜五里霧中。我在課堂上是很會記筆記的，能將老師講的話幾乎逐句都記下來，但在聽鄭先生的課時，往往只能束手記不下去，因為鄭先生講課有點像天馬行空，他正在講這個問題時，忽然又跳到另一個問題；也許他是覺得補講一下那個問題可以幫助我們理解，可是我們卻覺得原來好容易才掌握的邏輯線索，又一下子被打斷了。下課後互相詢問，幾乎沒有一個學生敢說自己是聽懂的。但是鄭先生講課時是那麼認真，他在上面講述康德哲學，好像是在介紹一件最傑出的藝術作品那麼真誠。無論在哪堂課上他都要講到康德的那句名言：「悟性不從自然中求它的先天的規律，而是在自然前頒布它的先天的規律。」有時則將它簡化為「為自然立法」。鄭先生講到這裡時總是眉飛色舞，發出歡樂的笑容。我們也會被他這種真誠的精神所感動，發出會心的微笑；同時我們知道：康德的《純粹理性批判》在西方哲學研究領域中是一道關隘，人們對形而上學，無論是要否定它或是要提出新的道路，都不能避開它，即所謂「超過康德，可能有新哲學，掠過康德，只能有壞哲學」，因此只能硬著頭皮去設法理解它。


陳康

　　鄭先生最愛讀的是《莊子》，他論述康德哲學時也喜歡用莊子的語言，如「其入，則湛然清明，其出，則處理萬機」；說康德是「睥睨古人，下開百世的思想家」。與其說鄭先生是一位哲學家，不如說他更像是一位喜歡飲酒作樂的詩人。他生活放浪，不拘小節，連在黑板上寫字，也是一會兒德文、一會兒英文，一會兒中文，橫七豎八；他在《康德學述》一書的「弁言」中說他寫的這些文章是「平日隨己之所好，心之所記，一一筆之於書，剪裁為文」。這和康德生平奉行嚴格的生活規律，一時一刻都準時行事，恰恰成為鮮明的對比。我們戲說，這兩位老師有個共同的特色：鄭先生以逍遙自由的性情，卻去研究最嚴肅認真、邏輯論證一絲不苟的康德哲學；而賀先生最重視心的直覺，卻去研究最複雜的辯證推理的黑格爾哲學，正都是矛盾的統一。在對待哲學的態度上，賀先生可以說是尊崇，鄭先生卻更像是欣賞。



　　四年級要寫畢業論文，我選柏拉圖哲學為題，啃了半年五大卷Jowett英譯的《柏拉圖對話集》，讀得糊裡糊塗，充滿了矛盾和問題。正好這時候陳康先生譯註的《柏拉圖<巴曼尼得斯篇>》出版了，解決了我的疑難。我寫的那篇論文實際上是從陳先生這本書中了解到的柏拉圖哲學的一篇簡單的讀書報告，卻以此考取了北大文科研究所，成為陳先生的研究生，開始聽他的課。在他講的課程中感到受益最大的是：在昆明講的「柏拉圖《國家篇》選讀」和後來在北平講的「亞里士多德《形而上學》選讀」。陳先生要我們每人都帶一本英譯的原著，上課時指定我們輪流先讀一段，做出解釋，然後他為我們講授：從一字一句的意義到邏輯論證的分析，以及這種思想在整篇中的地位，它的歷史淵源和後來的影響。陳先生正是這樣把著手教我們讀書，從此我才開始知道應該如何閱讀重要的哲學著作。



　　陳先生在德國留學長達十年，接受嚴格的學術訓練，精通希臘和拉丁文；他以這樣嚴密的方法閱讀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的著作，寫出博士論文《亞里士多德論「分離」問題》，糾正了歷史上亞里士多德批判柏拉圖的「相（Idea）」和具體事物「分離」的說法，深得他的導師、德國著名哲學家N.Hartmann的讚許。回國以後，陳先生以他對於分離問題的看法研究柏拉圖的《巴曼尼得斯篇》。這篇對話是柏拉圖著作中最難懂的一個「謎」，兩千多年來西方學者為之爭論不休。陳先生的譯註以詳細精密的論證解釋，為這篇對話做出了創造性的說明，認為這篇對話是柏拉圖哲學從前期相論向後期多元範疇論轉變的關鍵。陳先生這本譯註是由賀先生主持的哲學編譯會出版的，陳先生在該書「序」中不無自傲地說：「現在或將來如若這個編譯會裡的產品也能使歐美的專門學者以不通中文為恨（這決非原則上不可能的事，成否只在人為！），甚至因此欲學習中文，那時中國人在學術方面的能力始真正昭著於全世界；否則不外乎是往雅典去表現武藝，往斯巴達去表現悲劇，無人可與之競爭，因此也表現不出自己超過他人的特長來。」敢於提出中國人應該在西方哲學的研究上，和西方學者一爭短長，這是何等的勇氣和信心！它應該是我們努力的目標。可惜陳先生後來居住國外，他的著作又是用英文發表了。



洪謙

　　最後還要談到洪謙先生。在當時哲學系教授中，洪先生是惟一在國外專門學習西方現代哲學流派——維也納學派的。他是維也納學派創始人石里克的親炙弟子，參加其核心「維也納圈子」。據說是有些哲學系教授不喜歡維也納學派的哲學，所以洪先生在聯大時是外文系教授，只在哲學系開「維也納學派哲學」課。我對西方現代哲學沒有興趣，只上過洪先生的「大二德文」課，洪先生很少講文法，只選一些短篇的科學文章教我們讀，還是在宣傳他的哲學觀點。當時聯大許多教授在重慶《大公報》和昆明《雲南日報》等報刊發表「星期論文」，洪先生是一位經常有文章發表的作者，後來知道洪先生出國前是梁啟超的學生，所以善於寫這類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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