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貼）仇富現象大反思

文／曉子

去年（2006）五月，在北京市第二中級人民法院，製造了三死九傷「王府井慘案」的艾緒強，被一審判處了死刑。

32歲，來自河南信陽農村的艾緒強，五年前離鄉到北京打工，以撿廢品、開鏟車，維持溫飽。2004年，他工資被拖欠，生計無著。四處奔走，多方反映未果，逐漸產生了報復社會的念頭。

「作為一個河南人，我受到了很多人的歧視，特別是在北京打工這幾年，感受很深。我們河南人已經忍無可忍了。我有意製造了這起暴力恐怖事件，就是想給河南人出口氣。」（艾自辯語）

2004年9月11日，艾選定了這個與恐怖相連的日子，殺害了一名的士司機後，開著劫殺得來的車子，駛進了北京最著名的商業區王府井，在步行街上一路衝撞過去┅┅

由這慘案引發出來的「仇富」大討論，還在各媒體沸沸揚揚地進行著。無獨有偶，一場「流民收容」之爭，又將公眾對艾緒強這樣的「城市邊緣人」的關注，推進到一個更耐人尋味的深度∶

同樣是在去年五月，著名科學家鍾南山，因在廣州街頭被搶手提電腦，拍案而起，呼籲全社會重視城市日益嚴峻的治安問題。針對城市頻繁發生的暴力、搶劫事件，他將矛頭指向「城市無業遊民」，力主警方恢復已於2003年廢止的強制收容制度。

「在設計法律制度方面，我們應以什麽人為本？就是應以好人為本。對敵人的寬容，就是對人民的殘酷。」（鍾語）

鍾院士嚴打遊民的呼聲一出籠，國內輿論嘩然。在紐約街頭流浪過的藝術家方未未，在個人博客上，以「鍾南山的價值幾個億的電腦和不可修復的人腦」為題，言詞火爆地抨擊鍾院士無知無恥、喪失人性。

一夜之間，這篇文章被網民擊點、轉載萬次，正反方評論如潮，在新浪網等各網站，掀起了一場轟轟烈烈的「遊民」之爭。

「城市邊緣人」是一個怎樣的族群？是社會的渣滓、潛在的罪犯？還是如方未未所說，是「被遺棄的，被傷害的，無望的，冤屈的」？人們對此盡可以爭論不休，但有一點，是正反兩方都不會否認的∶那就是在當今中國，城市「權力群體」和「弱勢群體」（城市邊緣族）之間的矛盾衝突，已經演變成暴力犯罪等令人頭痛的社會問題。

去年的中共十六大報告，提出了一個前所未有的口號∶「建設和諧社會」，從很大程度上印證了中國人對社會動蕩因素的普遍憂慮∶如何對待仇富、劫富甚至殺富的城市邊緣人？如何在貧富、權勢的急劇分化中，支撐一個和諧太平的社會？這已是、也必將以更激烈的形式，成為21世紀中國的熱門話題。

（一）傳統模式∶管制

其實，如何處理好社會中的弱勢群體，減少社會的動蕩因素，是每個國家都要思考的問題。任何社會，在充滿矛盾和競爭的發展過程中，都會不可避免地形成自己特有的邊緣群體。而任何社會中的邊緣群體，都因物質、精神需要的相對缺乏，以及身為「人下人」難免受到的歧視和冷漠，而最有可能以暴力犯罪的方式尋求出路。

對待身處社會邊緣的弱勢群體，最簡單的方法，就是監控、管制。社會的立法、刑罰，本都掌握在權力階層手中。對弱勢群體嚴管嚴罰，那是非常方便的，效果往往立竿見影。過去，中國對待弱勢群體，基本上沿用管制的模式，如前面提到的無業遊民收容制度。

但是，管制的模式雖速效，卻有相當大的副作用。若使用不當，極易激化弱勢群體對權力群體的敵對情緒。80年代初，中國民工潮初涌的時候，城市外來工對政府一會兒一個樣的管理規定，從來都是逆來順受的；到了90年代，外來民工、小販，與警察或城管人員衝突，常有報導。弱勢群體的不滿、不服，已見端倪；到了今天，更有民工艾緒強在製造血案之後，還在法庭上朗聲宣布「我無法在社會生存，我要報復！」

縱觀全國，我們不難看到，邊緣群體和權力部門之間的衝突，已經從大氣不敢出，逐漸升級到公開抗爭，甚至暴力動武，而且大有愈演愈烈之勢。如果在網上的「愛問搜索」中，輸入「暴力抗法」一詞，僅2005年至2006年，就有16,270條相關新聞。頻率之高，範圍之廣，令人咋舌。

中國，要長治久安，必須拋開傳統的管制思路，尋找新的方式。

（二）猶太社會∶聖律

其實，在人類社會顯現雛形以先，上帝早已通過猶太民族的宗教法典，針對人類即將面臨的種種社會問題，及其解決辦法，作出了極為詳盡的闡述。神授意的這些聖律，被忠實記載、保存下來，成為如今基督教聖經的重要部分。

打開聖經的舊約，不難看到，神對社會中的弱勢群體尤為關注。如何對待這些社會邊緣群體，維護和保障他們的福利和權益，佔了猶太律法書相當大的比重。「富戶窮人，在世相遇，都為耶和華所造」，「欺壓貧寒的，是辱沒造他的主；憐憫窮乏的，乃是尊敬主」（《箴言》）。富人窮人，在上帝的眼裡，價值是一樣的。
猶太律法中有明確周詳的規定，從各方面保證下層人的生存需要。比如，向窮人借貸不可取利，地產不可永賣，田主收割田產時須任憑窮人撿拾遺落田間的農作物等。

但最獨特的，是古猶太社會中「十一」（《申命記》14∶28-29）、「安息年」 （《利未記》25∶1-7）和「禧年」 （《利未記》25∶8-55）的經濟運作。

每逢七年末一年，是「安息年」，土地上的自然出產，歸「僕人，婢女，僱工並寄居的外人當食物」。安息年還是豁免年（《申命記》15∶1-18），「凡債主要把所借給鄰居的債豁免了，不可向鄰舍和弟兄追討」，就連賣身的奴僕也要任他自由出去，且不可使他空手而去。

猶太律典中的「十一」、「安息」和「禧年」原則，是其他民族文化中從所未有的經濟運作方式。與人類社會普遍沿用的巧取豪奪、積財傳宗的社會模式，迥然不同。正是猶太社會中對弱勢群體的定期援助，和周期性以豁免等形式對財富的重新分配，從最大程度上化解了貧富的極端分化，和由此而來的其它社會問題。

按上帝的經濟定律運作，社會可以在「各盡所能」和「各取所需」之間，在公正和憐憫之間，找到一個黃金分割點。

（三）西方模式∶濟貧

以基督教為立國之本的西方各國，在一定程度上，局部實踐了猶太律法中的經濟調整規則，對邊緣人群的處理，基本上沿用了聖經舊約律法中，以富濟貧的慈善原則。比如，細緻嚴謹、層層升級的稅收制度，從一定程度上將富裕階層的財產，重新調整分配，用於使邊緣群體得益的福利補助、公益建設上。

不僅如此，西方社會的基督教傳統，也使慈善募捐、援助公益，成為人平常、普遍的行為方式。在西方生活過的中國人，對此都能領略一二。支持和參與社區的各項慈善活動，給自己喜歡的慈善機構拉贊助、搞義賣、無償服務，這些對西方人來說，都是相當普遍的娛樂和消遣方式。老人將遺產全部或大部分捐贈慈善機構，年輕一代則崇尚白手起家、自力更生，也成了西方文化的一個習俗。

更值得一提的，是西方富豪的財產觀。「死後留下大筆財富的人是可恥的」，卡耐基的一句名言，成為美國一百多年富人經營慈善的驅動力之一。美國慈善富豪伯貝爾也說∶「哪一種做法更好呢？是使你自己變得富有呢？還是對上帝的財富進行再分配以造福他人？當你命歸黃泉的時候再做決定就晚了。」

在這些想法的影響下，歐美富豪對慈善事業的捐贈，基本上與其財富成正比，甚至出現了富豪向專業慈善家轉型的新趨勢。比如，今年六月，全球首富比爾蓋茨宣布，將淡出微軟事務，專心於衛生教育慈善。消息傳出後，世界第二大富豪巴菲特，即向蓋茨基金會捐贈約三百億美元以表支持，這是美國歷史上最大的一筆贈款。

西方較完善的稅收福利制度和活躍的慈善運動，無疑有助於西方社會的財富分配，呈現出社會學家所推崇的「橄欖球型」結構，即中層階級居多的社會結構。橄欖球型的財富分配，比起富有少數、貧窮大片的「金字塔型」社會框架，自然更有平穩和諧、長治久安的優勢。

（四）中國特色∶小家

反觀中國，不難看出，中國人傳統的家族觀念和積財心理，使中國人的社會責任感和參與感，極其淡漠。中國的慈善氣氛相當薄弱。這無疑加劇了很多原本可以緩解的社會矛盾。

「各人自掃門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中國人以家為核心的創富積財傳統，自然不利於社會財富按公平、憐憫原則重新調整分配。相反，以家為本的致富心態，使腐敗、貪污，因親情裙帶的糾纏更加錯綜複雜，成為中國社會的一大硬傷。

走後門，拉關係，以交情為紐帶的「經濟援助」，更加孤立了社會中那些無親情、無權勢可依的個體，把他們推向絕望的邊緣。而任由貧富兩極的極端分化，最終只能導致邊緣群體以暴力，而不是和平的方式，要求社會財富的重新分配。

中國人在非洲就是一個頗為典型的例子。吃苦耐勞、精明儉守的中國人在南非發財了，當地仇富的人也眼紅了。綁架，槍殺，打劫，中國人賠上老命，也難留血汗錢。可悲的是，災難當前，中國人能想到的，還是怎麽花更多的錢去買更貴的防彈車，去更豪華、戒備更森嚴的餐廳吃飯，卻不曾想到要用自己的財富，回報厚賜自己的非洲人民。

（五）如何借鑒∶愛人

中國社會，要擺脫仇富的陷阱，到底可以借鑒什麽？

沒有一個人或群體，可以在社會中孤立存在。在全球性經濟文化大交融的21世紀，漠視自己的社會責任、自私狹隘的人生追求，只能加速社會的反彈，最終也使自己受害。

曾有人問耶穌，最重要的律法是什麽？耶穌簡單明了地說∶第一，要愛神；第二，要愛人如己。耶穌要人明白，人生最有意義的，不是去追求自己的經濟價值和社會價值，而是去學習、實踐和提高自己愛的能力。

願更多的中國人關注弱勢群體，擔負起自己對邊緣群體的社會責任。

參考來源∶
1. 新浪網∶www.sina.com.cn
2. 《法制日報》「藝術家方未未指責鍾南山吁收無業遊民無恥」
3. 聖經∶《箴言》22∶2，14∶31；《利未記》25章，《申命記》15，26章，《以賽亞書》10章。

作者來自上海，原任大學英文教師。英美文學碩士。現居英國，兼職中文教學和翻譯

中國貧富差距太大，已經到了不容忽視的地步。
基督教也一樣，在美國，基督教比例高的南方貧富差距就比北方大，而整個美國的貧富差距，又比信仰基督教比例更低的西歐北歐和日本要大。
耶經宣揚階級和種族差別，明確支持奴隸制度和種族仇恨，是造成基督教國家貧富差距大的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