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知識分子的歷史軌跡

就世界範圍來說，知識分子是個相當晚出的社會群體，按雅斯貝斯「歷史軸心期」的理論講，他大約誕生「在公元前500年左右時期內和公元前800年至200年」（1），中國知識分子群體也不例外。所以如此，那是因為知識分子承擔了人類的一項特殊使命——「認識你自己」。而人類發展史則告訴我們，這一使命不可能過早的出現。因為在此之前，人類還處於一種「自在」的狀態，但知識分子群體的出現卻為人類由「自在」狀態進入「自為」狀態創造了重要的條件。不過，世界各地的知識分子在完成這一共同的使命時，由於文化環境的差異，所走的道路也截然不同。那麼中國知識分子群體走的是一條什麼樣的道路？他們是怎樣實現自己的特殊使命的？他們是否完成了這一特殊使命？要回答這些問題，我們有必要完整地勾畫出他們曾經走過的一條歷史軌跡。  

    一

    確切地說，中國知識分子群體誕生於歷史上的春秋戰國時代，並且深深地打上了這一時代的印記。這是個什麼時代呢？劉向在《戰國策書錄》中這樣概括說：這是個「道德大廢，上下失序」的時代，是個「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力功爭強，勝者為右，兵革不休，詐偽並起」的時代。透過歷史的表象，我們肯定會看到這樣一個事實：存在了數千年的氏族國家突然崩解了，歷史漸進的鏈條被無情地斬斷了，神聖的傳統遭到了空前嚴厲的挑戰，戰爭和苦難使人們陷到前所未有的恐懼和沮喪中，誰也無法知道向前的道路究竟在哪裡。顯然，這一切都預示著我們這一民族正處在上升或下降的十字路口上。而只有在這種關鍵時刻，一個民族才急切需要理性之光為之照亮前方的黑暗。
    首先從黑暗中走出來的是當時稱作「士」的平民知識分子。他們的代表人物就是我們所熟悉和景仰的老子和孔子。他們所以能夠以先知先覺的姿態站到時代的最前沿，就是因為在那個大部分是文盲的世界里，他們卻擁有淵博的「知識」，這不僅使他們能夠用理性的目光去審視眼前的「亂世」，更重要的是，「知識」也使他們學會了用理性反觀自己。通過反思，他們發現眼前的這個世界正在潰爛；通過反思，他們發現人性正在墮落，於是他們產生了「撥亂反正」的使命感、責任感，希望用他們掌握的知識「經世致用」，挽狂瀾於既倒。老子的「無為而無不為」（2）和孔子的「知其不可為而為之」（3）的主張無論怎麼不同，其實都是這種「救世精神」的表現。
    然而如何「救世」？值得注意的是，中國的知識分子從他邁出的第一步始，就放棄了走「啟蒙」之路。他們認為「上智與下愚不移」（4）；慨嘆「智者過之，愚者不及」（5），因此不想像喬達摩和耶穌那樣，成為「普渡眾生」的殉道者。他們走的是另一條路，一條有中國特色的「救世」之路：尋找「內聖外王」的現世「明君」，積極用「知識」靠攏「強權」，幻想以「帝王師」的身份，假現世明君之手，還「亂世」一個太平。這條由老子、孔子奠定的、用知識與強權調情的「救世」之路，一直被後世的知識分子沿著走下去。
也許有人反對說：到了戰國時代，知識分子群體難道不是一個遊離於「強權」之外的自由社會群體嗎？他們不是狂妄地喊出過「士貴君輕」（6）的狂妄口號嗎？他們不是標榜過「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7）的獨立人格嗎？他們不是表現出「朝聞道，夕死可也」（8）地追求真理的精神嗎？
不錯，春秋戰國時代的知識分子雖然是個很複雜的群體，其中既有大思想家、大軍事家、大改革家，也有一些等而下之的搖唇鼓舌之士、引車販漿者流、雞鳴狗盜之雄，但無論高下，他們確實都少有後世知識分子那種令人深惡痛絕的奴性。
    怎麼解釋這種現象呢？我們必須看到，戰國時代畢竟是個特殊的時代，當時「七雄」兼并，大打出手，天下還不是一家的天下，因此在「主賣官爵，臣賣智力」（9）的政治交易中，知識分子這根「毛」還可以飄來飄去，挑挑揀揀，沒必要非附在某一張皮上不可。猶有憾者的是好景不長，當知識分子們望眼欲穿的大一統局面實現之後，從前吃百家飯的這個集團，就只能附在一張「皮」上——威嚴的帝國皇帝身上——求生存了，只不過當時他們還沒有意識到這種可悲的下場罷了。
    可見，中國知識分子走到後來這步，並非是偶然的失足，而是一種必然，一種由中國知識分子群體先天性缺陷註定的必然。戰國時代的思想家孟子曾非常自負地說：「無恆產而有恆心者，唯士為能；若民則無恆產，因無恆心，苟無恆心，放僻邪侈，無不為已。（10）但在我們看來，「無恆產而有恆心」與其說是知識分子值得自負的優點，還不如說是知識分子的致命弱點，因為正是這點使中國知識分子群體不得不成為附在「皮」上的一根「毛」，試想，一個「無恆產」的社會群體能夠有「恆心」嗎？說到底，這並不是一個理論問題，且看一看戰國時代非常流行的「養士」制度，不是什麼都明白了嗎？
    所謂「養士」制度，無非是戰國時代各國在政治角逐中制定的策略之一，目的是利用知識分子的「知識」致敵於死，從而奪取天下。於是各國當權者大興「養士」之風，曾幾何時，歷史上那些目空一切的君主、貴族、權臣們，為了最大限度地調動知識分子的積極性，突然間開始變著法兒地去禮賢下士，讓他們食有魚，出有車，開康莊之衢，委上卿之位，這麼以來，把個知識分子刺激得空前活躍，所謂「處士橫議、百家蜂起」指的就是這種場面。而知識分子們似乎也被捧得有點忘乎所以了，以為自己真的成了歷史大舞台上不容小視的主角。可惜的是，他們始終沒有意識到，不管你扮演的角色多麼舉足輕重，既然你是為人所「養」，那就得為人所「用」，否則你這根「毛」就無所依附，而一根沒有依附的「毛」，在一個強權社會中又有什麼價值呢？。可見，中國知識分子在起步之初，他的弱點就已暴露無遺，難怪二千年後的毛澤東總是用「皮之不存，毛將焉附」這句話來敲打今天的知識分子。
    很多人不理解，中國知識分子為什麼在他承擔起理性認識這個世界的任務時，竟毅然決然地宣布「六合之外聖人存而不論」（11），放棄了對自然界的探賾索隱呢？原因很簡單，既然中國知識分子一開始就與強權聯姻，為強權所「養」，那他就必須提供強權所需要的東西，這種東西不是科學，也不是什麼有關國計民生的東西，而是君王們需要的「帝王術」。以老子的「人君南面之術」和孔子的「德政仁治」始，直到戰國時代的楊墨、孟荀、黃老、申韓等學派，儘管彼此自是相非、形同水火，但反本歸宗，他們搞的無不是這套東西。其中不能說沒有例外，譬如莊子就試圖超越為帝王服務的政治學，就人的自由和文明的異化問題展開深入的探討和批判，然而面對強權和暴力，這位知識分子的傑出代表也深感「無適而非君也，無所逃於天地之間」（12），只好「知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13），不得不倉皇地逃進自我封閉的精神牢籠中，苟全性命於亂世。
儘管如此，還是應該承認，初登歷史舞台的先秦知識分子們畢竟把我們這個古老農業的民族的文化推到一個後人難以企及的高峰，但我們也不能不看到，他們在傳統和功利的雙重擠壓下，為我們民族今後的文化走向也造成了多方面的、難以擺脫的消極影響，其中有二點是必須提到的：
一、思維模式上的一元獨斷論。
    孔子說：「易有太極」（14）；老子說：「道生一」（15）。一元獨斷論必然導致二元對立論，孔子說：「是生兩儀」（16）；老子說：「一生二」（17）。儒、道兩家雖然彼此相絀，但是思維模式卻是一致的，先秦諸子大都尊而行之，以此建構自己的思想體系，只有莊子想跳出「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18）的思想藩籬，卻以「不譴是非」而不了了之。
    正因為我們民族在思維模式上囿於一元獨斷論、二元對立論，於是才有歷史上的「大一統」；有「天無二日，國無二君，家無二主」；有「嚴華夷之辨」；有「獨尊儒術，罷黜百家」；有「一個主義、一個政黨、一個領袖」；有「階級鬥爭為綱」；有「放之四海而皆準」的絕對真理……
二、心理上的「救世主」情結。
    先秦時代的知識分子面對著「暴師經歲，流血滿野」（19）的空前大劫難，確實表現出空前的「救世」熱情，問題是誰是「救世」的主體？此時此刻，他們幾乎不約而同地呼喚著救世主——「聖人」的出世 。老子說：「聖人常善救人，故無棄人；常善救物，故無棄物。」（20）孔子說：「甚也吾衰矣，久矣吾不復夢見周公！」（21）孟子更是堅定不移地相信「五百年必有王者興！」（22）荀子則焦急地期待著一個「庶人隱竄，莫敢仰望，居如大神，動如天帝」（23）的「絕對聖王」。而他的高足弟子韓非則努力論證這個「絕對聖王」不是什麼別人，而是一個深知「嚴刑重罰之可以治國」（24）的獨裁君王。在這裡，只有莊子發出「聖人不死，大盜不止」（25）的吶喊。可是在一片甚囂塵上的英雄崇拜聲浪中，他的吶喊又有誰願意傾聽呢？
    這種「救世主」情結被先秦知識分子們牢固地植入中國的文化土壤中，它使後世的獨裁君主們找到了神化自身的靈光，也為苦難深重的愚民們預設了一張難以充饑的畫餅，回顧中國歷史上一次次波瀾壯闊的尋找「大救星」的造神運動，我們就不難想象這種「救世主」情結的消極影響是何等難以克服。

    二

    不管怎麼說，先秦時代乃是中國知識分子的「黃金時代」，因為這時的知識分子畢竟可以說自己的話，走自己的路，時代還允許他們堅持獨立的主張，保持獨立的人格，當權者還能夠傾聽他們的話語，這在中國歷史上實在是非常罕見的時刻，所以將其稱之為中國知識分子的「黃金時代」決不為過。
然而凌空出世的秦始皇在橫掃六合，混一宇內之後，立刻將知識分子的「黃金時代」永遠地結束了。為了建立一系萬世的大帝國，對他來說，他既不需要知識分子充當什麼「帝者師」，也不需要知識分子兜售自己的主張，相反，他需要的是儘快地建立起意識形態霸權，徹底禁絕過去知識界那種「入則心非，出則巷議，非主以為名，異趣以為高，率群下以造謗」（26）的「自由化」局面，他認為既然是「朕既國家」，那世界就只能有一種思想、一種聲音，而知識分子的任務只能是為「絕對權力」服務。
    這無疑給剛剛從戰國時代走過來的知識分子們當頭一棒，使他們頓時陷入痛苦的兩難選擇中：是服從真理，還是服從權力？還沒等他們對此作出回答，秦始皇就用「焚書坑儒」給予他們以最嚴厲的警告：或者跪下雙膝，成為帝國的順民；或者從肉體上被消滅！
    但實踐證實，秦始皇的知識分子政策不足為訓，他根本不懂「逆取而順守」的政治學原理，結果把這一群體推向自己的反面，使他們在反秦風暴中成為一隻不可忽視的力量。其實中國的知識分子從來就不想站到強權的反面，關鍵是你如何把他們納入帝國政治的權力圈之中。
    真正解決知識分子問題的是後來的漢武帝，他在認真地總結了歷史上的經驗教訓之後，認為還是應該把知識分子「養」起來，以便為己所用。然而知識分子再搞戰國時代那種「處士橫議」的妄動是絕對不允許的，從今以後規定知識分子必須「販賣」我皇帝認可的主張，搞得好的，「勸以官祿」；「攻乎異端」者不僅會丟掉飯碗，而且仍然有一個深坑在等待著你！這就是歷史上有名的「獨尊儒術，罷黜百家」。
對知識分子來說怎麼辦呢？是徹底放棄追求真理的職責，為當權者歌功頌德、粉飾太平，從而博得個蔭妻封子、榮華富貴；還是因說三道四、指點江山而被拋進陰冷黑暗的深坑中？兩千年前的知識分子面對著強權和利祿，毫不猶豫地選擇了前者。
    漢武帝「獨尊儒術，罷黜百家」這一決策取得了空前的成功，它真正坐實了由韓非子提出而秦始皇沒能實現的「太上禁其心，其次禁其言，其次禁其事」的「禁奸之法」（27），從而為後世的專制帝王們提供了一條駕馭知識分子的思想繩索，而且也為夢想「學而優則仕」的知識分子鋪設了一條必由之路——心甘情願地成為專制機器上大大小小的螺絲釘，為這架機器的正常運轉而鞠躬盡瘁。 正因為這一決策具有如此奇效，所以歷史上無論怎麼改朝換代，以「儒術」為唯一信仰的意識形態霸權卻始終巋然未動。
    不過，當時的知識分子們卻根本沒有意識到這是關係到改變自己命運的一場大災變！沒有意識到這意味著自己歷史使命的失落，意味著自己獨立人格的喪失，意味著真正意義上的知識分子群體的死滅，因為，嚴格地說，官僚化的知識分子已經不是真正意義上的知識分子了，其正確稱謂應叫做「士大夫」 。而「士大夫」階層的產生則意味著中國知識分子品格全方位的大退化，其最鮮明的標誌就是「奴化」：思想的奴化、人格的奴化、行為的奴化。
    思想的奴化始於思想的禁錮，而思想的禁錮則始於某種思想的「獨尊」。因為任何一種思想，即使是正確的思想，一旦被供奉在金制的神龕中，也會化為腐臭， 而腐臭的東西唯一的功能就是毒化人的精神世界。它堵塞了人類追求真理的道路，從此只能用欽定的思想思考，用欽定的思想生活，於是人們也就成了一群思想奴隸。而這些思想奴隸「常常不如一個精神病患者來得健康（指實現人的價值）」，「為了更好地適應社會，完全放棄了他的自我，明明是不健康還自以為是健康的，他已完全喪失了其個性和發展性。」（28）這是一種多麼可怖的精神「閹割」！歷史證明，數千年來，在士大夫們的精神世界中，關心的無非是一件事情，那就是從理論上千方百計地證明專制壓迫的合理性，竭盡全力地抵禦意識形態霸權以外的異端思想。為此，他們搞出了兩漢經學、魏晉玄學、宋明理學、清代樸學，這些東西不管多麼煩瑣，多麼玄妙，多麼精緻，多麼詳盡，但一無例外都是些思想奴化后的精神垃圾，與國計民生毫無關係。
    思想的奴化必然導致人格的奴化。這點從「獨尊儒術」之後，知識分子那種對上的奴顏婢膝和對己的自唾自賤的人格表現上看得非常清楚。「殺身以成仁」（29）、「我善養吾浩然之氣」（30）、「說大人則藐之」（31）的傳統逐漸蕩然無存了。代之而起的是在泛道德主義大旗掩蓋下的卑言卑行、偽言偽行，一言以蔽之，奴化后的士大夫喪失了恥辱感。其最突出之處就是對被虐的麻木。幾千年來，昏君暴主的淫威是無所不用其極的，所謂「刑不上大夫」不過是一句空話，只要稍微留心一下歷史上的記載，任何人都可以看到那些匍匐在帝王面前的士大夫們是如何被任意凌辱虐待的：罷官削爵、大刑伺候、陵遲處死、禍滅九族……，然而他們對待這一切施虐卻一無例外地高喊一聲「謝主龍恩」。人們會問：這是人嗎？難道他們沒有尊嚴嗎？難道他們沒有人格嗎？難道他們還不如動物嗎？動物在被虐時尚且知道反擊，人為什麼在被蹂躪踐踏之後，還要對施虐者千恩萬謝？一個制度居然能使人的人格扭曲到如此程度，確實值得研究！
    思想的奴化、人格的奴化其結果必然是行為的奴化。也許人們會覺得中國的士大夫既可鄙又可憐，其實不然，這些吃著皇糧，穿著官袍，在皇帝面前一口一個奴才的叫著的體面人，一旦站在那些求奴才而不可得的小民面前，立刻就換上了一幅狐假虎威的老爺面孔，變成一群不折不扣的施虐者，這完全是一副奴才的嘴臉。這群施虐者既殘暴又貪婪：「三年清知府，十萬雪花銀」已經成為中國官場上的官箴；「殺人眾者為忠臣」（32）已經成為官僚們的統治術。自古以來，中國何以被稱為「災荒之國」、「腐敗之國」？與有一群官僚化的知識分子在支撐著一個罪惡的專制制度是截然分不開的！
    一定有人反駁說：士大夫們不是也曾湧現出為數不少「捨生取義」的孤臣孽子嗎？不是也曾喊出過「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33）的響亮口號嗎？確實如此，誰也不曾否認過這些。但我們要問：難道這是士大夫的整體品格嗎？再說這個「義」，這個「天下」是誰家之「義」？是誰家之「天下」？寫到這裡，我們不妨重溫一下明成祖與方孝儒的一段對話，方孝儒因明成祖篡位而抗爭，成祖說：「先生勿自苦，予欲法周公輔成王耳。」孝儒說：「成王安在？」成祖說：「彼自焚死。」孝儒說：「何不立成王之子？」成祖說：「國賴長君。」孝儒說：「何不立成王之弟？」成祖說：「此朕家事！」（34）這段對話最有力地回答了反駁者，也為古往今來那些「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的知識分子們的悲壯抗爭定了性，一句話，在帝王們的眼中，這純屬奴才的自做多情！

    三

    十四世紀西方世界的知識分子群體已經開始覺醒，他們勇敢地衝出中世紀的黑暗，試圖用理性代替權威，用真理代替上帝，用人性代替神性，從而掀起了奠定人類今後走向的「文藝復興運動」，然後是十五——十七世紀的「地理大發現」、十八世紀的「產業革命……，世界的面貌發生了日新月異、翻天覆地的巨變。而此時（明清）的中國知識分子卻對這一亘古之奇變懵然無知，他們仍然沿著傳統的軌道向黑暗的深淵中滑行，終日醉心於幫忙幫閑、科舉八股、考據訓詁、吟花弄月、黨同伐異之中而無力自拔，這期間，西方文明也曾幾次敲打過中國緊鎖著的大門，令人痛心的是，以社會精英自許的中國士大夫，對此卻不屑一顧，毫無反應。原因何在？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應該是，明清時代的專制主義已經達到一種空前的極至狀態，對知識分子而言，如果說過去的專制帝王們需要的是「有用型的奴才」，那麼到了這時，則更需要「聽話型的奴才」。為了使知識分子完成這種轉型，從痞子皇帝朱元璋起，便對知識分子大開殺戒，大搞文字獄，強化本已足夠嚴厲的思想禁錮，這種「改造」活動一直延續到「乾嘉盛世」。從此知識分子僅有的一點精神空間也喪失殆盡了，他們完全蛻化成一群政治木偶，完全失去了對主觀世界和客觀世界的判斷能力。這點，從1840年的鴉片戰爭及其以後的一連串國難中徹底暴露出來了：這場戰爭的本質是什麼？我們為什麼屢戰屢敗？中國的士大夫們對此幾乎一無所知，然而過去對中國文化崇拜得五體投地的日本知識分子卻很快從鴉片戰爭的慘痛教訓中翻然醒悟，立刻掀起了「開國歐化」的運動，使日本迅速進入世界「列強」的行列。而中國的知識分子呢？與此恰恰相反，在我們屢戰屢敗之際，士大夫們仍然頑固地維護著所謂「嚴華夷之辨」的朝貢體制；仍然堅持閉關自守；仍然搞什麼「中體西用」；仍然認為孔子能夠救中國，仍然不想虛心向西方學習。在中日「甲午戰爭」中，日本海軍司令伊藤致信鄧世昌說：「貴國的現狀無疑是一種政治體制的結果……現在這種體制已經過時了。一個民族不可能在關閉中生存。您知道日本帝國在過去的30年中是如何在艱苦的環境中度過的，我們又是如何屏棄了舊制度而採用了新制度。貴國也應採取新的生活方式，否則它將滅亡。」（35）這番話出自一個戰敗我們的敵人之口，它是對中國士大夫的勸戒，還是警告？我們不得而知，但從中不是很容易看出兩國知識分子天壤相懸的素質差距嗎？應該說，中國落到如此悲慘的地步，奴性化的中國士大夫們是難辭其咎的！
    如何面對這次來自西方、波及全球範圍的「現代化運動」的挑戰？更確切地說，我們這個民族如何「救亡」？鴉片戰爭之後，太平天國式的農民造反運動失敗了；官僚士大夫的「洋務運動」也失敗了。正當「傷心鐵鑄九州錯，棘手棋爭一著難」（36）之際，滿目創痍的祖國又開始呼喚她所需要的知識分子了，看來中國的知識分子永遠是一個「生於憂患」的群體。
    「甲午戰爭」慘敗后，神州陸沉，社稷丘墟，此時從黑暗中再次走出一批具有現代意識的新型知識分子，即以康有為、梁啟超、嚴復為代表的「改良派」知識分子和以孫中山、章太炎、鄒容為代表的「革命派「知識分子，他們全都以在野派的身份積極介入政治，與當權派對抗，不管二者有何區別，這種決心用自己的鮮血和生命去改造舊世界的大無畏精神是曠古未有的，這就為中國新時代的知識分子的走向找到了一個良好的起點。但必須指出，無論是康有為還是孫中山所代表的知識分子無一例外都是「理想主義者」和「集體主義者」，他們以為只要一個舊制度滅亡，一切都會迎刃而解。可是隨著「戊戌變法」、「辛亥革命」的相繼失敗，袁世凱的復辟和軍閥大混戰，舊文化又藉機捲土重來、沉渣浮泛，什麼「定孔教為國教」（37）、「國體雖更而綱常未變」（38）……紛紛出籠，甚囂塵上，大有將現世拖回舊的軌道之勢。
    1915年9月，《青年雜誌》創刊，以此為契機，中國第一代自覺的民主主義知識分子掀起了劃時代的「新文化運動」，並在運動中孕育出轟轟烈烈的「五四運動」。縱觀中國史，這是一場真正意義上的知識分子狂歡節，這場狂歡節的主題就是與延續了數千年之久的舊文化徹底決裂，按照世界潮流之走向，建設新文化，挽救危機中的中國。而他們所用的武器則是西方的「民主」與「科學」，所走的道路則是「啟蒙」之路，所爭取的則是「個性解放」，是「人權」，所批判的則是「吃人」的社會，所要爭脫的則是虛幻的集體主義枷鎖，所提倡的則是「個人主義」、「人道主義」、「自由主義」。令人欣慰的是，中國知識分子走了幾千年，終於承擔起追求真理的歷史使命，並且第一次與世界發展之大潮接軌了。
    但是，中國這塊被無數次血與火蹂躪過的焦土，似乎喪失了生機，絕對不是幾次「運動」、幾聲吶喊就能夠起死回生的。當億萬民眾還是由潤土、華老栓、阿Q、祥林嫂……組成的民眾時，當他們面對著兵荒馬亂、飢餓貧窮、亡國滅種的絕境時，他們肯定更願意接受政治強人和軍事強人們的「武器的批判」，而不是知識分子們的「批判的武器」，因此，新文化運動中的知識分子們註定在現實中唱不了主角，「啟蒙」之路在內憂外患的特殊環境中也註定走不通，特殊的形勢逼迫中國知識分子們再次走上與強權相結合的老路，成為一根在不同政治集團之間飄來飄去的鴻毛，在新理想主義的大旗下作個搖旗吶喊小卒。
    悲壯的新文化運動在這種背景下，如飄風暴雨般戛然而止，此後的知識分子很快捲入國、共兩黨爭奪國家最高權力的武裝鬥爭中，按照意識形態劃分，各保其主去了。新文化運動的知識分子以陳獨秀為代表的向左轉，以胡適為代表的向右轉，只有魯迅「荷戟獨彷徨」，站在自由主義的立場上孤獨的拼搏著。這種分化，預示了知識分子這樣的命運：「革命，反革命，不革命。革命的被殺於反革命的。反革命的被殺於革命的。不革命的或當作革命的而被殺於反革命的，或當作反革命的而被殺於革命的，或並不當作什麼而被殺於革命的或反革命的。革命，革革命，革革革命，革革……」（39）難道不是這樣嗎？
   「革命」似乎跟中國知識分子開了個大玩笑。他們萬萬沒有想到，在「革命」中「用來砸碎暴力鎖鏈的暴力」，結果又成了「這根鎖鏈上新的一環」（40），而且這「新的一環」乃是致知識分子死命的一環。不管怎樣，在過去的帝制下，當權者還唱著「萬般皆下品，惟有讀書高」的高調；雖然有「焚書坑儒」、「黨錮之禍」、「文字獄」等讓人不寒而慄的絞殺，但大多數知識分子的「飯碗」還是有的；對於少數不願意「為五斗米折腰」的不合作主義者，還留了一小塊「種豆南山下」的「自留地」。總之，那時，知識分子還屬於脖子上套著鎖鏈的高級奴才，等而下之的社會群體還多得很。
    毛澤東卻把「顛倒過來」的歷史又顛倒過來，1949年之後，他代表新政權厲聲宣布：
    「我歷來講，知識分子是最無知的。」
    「大局問題，不是知識分子決定的，最後是勞動者決定的，而且是勞動者中最先進的部分，就是無產階級決定的。」
    「有些知識分子現在是十五個吊桶打水，七上八下。他在空中飛，上不著天，下不著地。我說，這些人叫    『梁上君子』」
    「對右派是不是要一棍子打死？打他幾棍子是很有必要的。你不打他幾棍子他就裝死。」（41）
     ……
     這些話意味著什麼呢？這僅僅是一個「無產階級」領袖對知識分子人格的蔑視和侮辱嗎？如果那樣的話，倒也無所謂，知識分子從來就是一副賴衣求食的奴才相，早已聽慣了主子的斥罵，如今讓偉大的「無產階級」領袖臭罵一通，可以看作是他老人家對知識分子的關懷嘛（至今仍然有人懷念他老人家的這種關懷）。但事實證明完全不是這樣，毛的這些話顯然意味著新政權對知識分子這一社會群體的重新定位。毛代表新政權先是極力貶低他們，將其視為是「餘食贅瘤」般的廢物，一巴掌把他們從過去「人上人」的地位打入現在的「另冊」，然後是對他們慢慢地進行「最後處理」。事情難道不是沿著這個路數展開的嗎？建國后不久，一些「反動」的知識分子從肉體上被無情地消滅掉了，而餘下的則成為被「改造」的對象。據說要把這些「食於人」的寄生蟲改造成為「自食其力」的勞動者，強迫他們附著在「無產階級」這張「皮」上，作到廢物利用。就這樣，知識分子捧了幾千年的「知識飯碗」，徹底被砸爛了。那麼「無衣無食，曷以卒歲」呢？答曰：「接受改造。」
到此，知識分子方才恍然大悟，從今以後，遑論其他，連「吃飯」的問題也難於上青天了。
    繼鎮壓反革命運動之後，1952年掀起了針對知識分子的「思想改造運動」。在這場運動中，規定必須人人洗澡、人人過關，否則將丟掉「飯碗」。我們只講當時的一個小鏡頭：中國的最高學府——清華大學；中國最知名的大知識分子——馮友蘭：「馮先生已作了幾次檢查，群眾反映很好，但領導還認為他『問題嚴重』、『不老實交待』」。另一個大知識分子金岳霖跑去安慰馮先生，好心勸他說：「『芝生，你問題嚴重啊！你一定要好好檢查，才能得到群眾的諒解』。馮先生接著說：『是、是、是，我問題嚴重，問題嚴重……』。這時金先生向前幾步，抱住馮先生。兩個白髮蒼蒼老人的頭緊緊地依偎在一起，眼淚和鼻涕齊下。」（42）
    他們哭什麼呢？大概哭「在人類最優越的制度」中，飯不好吃吧！此時此刻豈止他們在哭，就連「革命文人」們也在哭呢！其實，「思想改造運動」與以後的「胡風反革命集團」、「反右鬥爭」、「反右傾」、「大躍進」、「文化大革命」……相比，那隻能算是小兒科。在後來那些讓人喘不過氣來的「運動」中，你能夠聽到哭聲嗎？如同一個馮友蘭，經過多次「高壓定型」，不僅完成了脫胎換骨的改造，而且在「文化大革命」中還成了一名光榮的「無產階級文化戰士」，他甚至以他的才學建議說：「秦始皇使用了政治上的威力，焚書坑儒，在意識形態領域內實行全面的地主階級專政，鞏固了地主階級的政權。這個歷史經驗很可以作為無產階級的借鑒，這也是古今對照，古為今用。」（43）也就是說，「焚書坑儒」好得很，今天還要搞。這樣的話，從一個知識分子的口中說出，你將作何感想？但反過來一想，類似的自虐行徑古往今來不是多的是嗎？又何必譴責一個馮有蘭呢。
    我們感興趣的是，為什麼古往今來的中國知識分子始終跳不出「馮氏怪圈」？這正是今天剛剛從惡夢中醒來的中國知識分子們亟須反思的問題。有人說：我們應該向前看。很正確，信息時代的大潮正以排山倒海之勢向我們湧來，迎接這場嚴峻的挑戰的任務當然地落在中國知識分子的肩上，我們必須向前看。但是，如果本來就發育不足的中國知識分子，至今仍然不知自己不足之處何在，而硬是要帶著自己的先天缺陷，步履蹣跚地走向未來，那麼在今後世界日趨激烈的競爭中，他們是否能夠勝任自己的歷史使命就很令人懷疑了。

中國知識分子應該看到中國教育事業的重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