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力群自述：十二個春秋

前言

    1975年7月，我離開石家莊市郊滹沱河畔的紅旗雜誌五七幹校、奉調到國務院政治研究室。此後，曾相繼在國務院財貿小組、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央辦公廳、中央書記處研究室、中央宣傳部、中央書記處工作，直到1987年十三大中央委員會落選。這十二個春秋，是我們黨和國家的一個歷史轉折時期。我有幸直接經歷許多重大事件。

    經歷這一歷史轉折時期的人們，扮演著這樣那樣的角色。這些年來，看到不少親歷者對這段歷史或其中若干重要事件、重要人物的回憶文字。寫歷史、有個人的經歷，個人的看法。看法可以各種各樣，但是歷史卻客觀地存在著。

    我少年時代走出湖南的山村，到北平求學，志在報效國家。但是日本帝國主義侵華戰爭爆發，目睹民族敗亡的殘酷現實，在偉大的中國共產黨身上看到希望。從參加「一二九」運動到奔赴延安，從東北解放戰爭到奉派參與和平解放新疆的工作，其後則在中央辦公廳、紅旗雜誌，直到「文化太革命」。幾十年經歷，由於黨的教育，深信只有馬克思主義才是人民解放、國家興旺發達的指導思想。其間工作調動，世事變革，個人起伏，但是過個信念一旦樹立起來就矢志不二。晚年了，忽然變成名人。一些說法，一些人的文字，包括境外國外的報刊著作，隔三差五把我拉出來作為僵化保守和「左」的代表人物之一。有些語言是污辱性的。聽到看到，一笑了之。

    誠然，個人的遭遇微不足道，但作為一個忠誠的共產黨員，說明真相，還歷史本來面目，卻是對黨和人民不可推卸的責任。

    自1996年3月至12月，我對1975年至1987年十二年我在中央工作的經歷，比較系統地講述了十六次。2000年以來，在記錄稿的基礎上，又反覆進行整理、補充和修改，歷經四、五年，形成了這部自述。這裡涉及到一些重要人物，如鄧小平、陳雲，如胡耀邦、胡喬木，如趙紫陽、陳伯達。我如實地記錄同他們的交往，也寫出對他們的一些看法。

    總之，我希望這本自述，真實地記錄下我親身經歷的這段歷史，包括我在其間的感受以及對人、對事的理解和認識，還歷史的本來面目，為撰寫中華人民共和國和中國共產黨的這段歷史，留下一份可信的史料。至於臧否是否公允，則有待讀者的評判，更有待歷史的檢驗了。

一九七五年整頓中的國務院政治研究室


一 設立國務院政研室的背景和經過

    1975年7月5目，國務院辦公室發出一個通知，宣布國務院政治研究室成立。通知全文如下"經毛主席、黨中央批准，國務院已設立政治研究室。由胡喬木、吳冷西、胡繩、熊復、于光遠、李鑫、鄧力群等同志組成。"在鄧小平主持的1975年整頓中，國務院政治研究室（以下簡稱政研室）協助鄧小平做了許多事情，發揮了獨特的重要作用。江青一夥恨之人骨。到"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時，"四人幫"造謠說國務院政研室是鄧小平背著毛主席和黨中央私自搞起來的，誣衊政研室是"謠言公司"、"黑風口"、"繼舊中宣部后又一個閻王殿"，進行殘酷鬥爭，無情打擊。作為政研室七個負責人之一，我有責任把這一段歷史說清楚。


    早在1975年1月上旬，鄧小平同志就開始醞釀組建國務院政治研究室這個機構了。

    按照毛澤東主席1974年12月在長沙作出的關於中央領導人事安排的決策，"總理還是我們的總理！"。主席要總理組閣，不讓"四人幫"掌握最高權力。那時總理病重，主席要他開過四屆全國人大后專心養病，工作讓鄧小平頂。主席的意向非常明確，要鄧小平同志來接班。

    1975年初，經過十屆二中全會和四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鄧小平同志在黨、軍隊和政府中就任三個重要職務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軍委副主席兼總參謀長；國務院副總理，代替病重住院的周恩來主持國務院日常工作。

    這時，意識形態領域仍然由「四人幫」控制。中央的「兩報一刊」①，上海的《學習與批判》，是他們直接控制的。中央部門，一個文化部，一個體委，還有北大和清華"兩校"，也是他們直接控制的。兩個地區，一個遼寧，一個上海，都是他們直接控制的。"四人幫"及其控制的這些地方和單位，只會抵制，不可能貫徹執行鄧小平整頓的一整套辦法。鄧小平清楚地看到這一點。他知道，要貫徹執行自己的一套，沒有輿論工具不行，沒有人替他宣傳不行。及時組建一個寫作--參謀班子，幫助他搞調查研究，起草文件，進行宣傳，非常必要。所以，他一上任，就著手醞釀此事。

    1975年1月6日，中共中央任命鄧小平同志為軍委副主席、總參謀長的1號文件發出的第二天，鄧就找胡喬木同志談組建這個寫作和參謀班子的問題。胡在"文革"中受衝擊、審查多年，剛在1974年的國慶招待會上露面，雖然算是"解放"了，但還沒有作組織結論、正式恢復組織生活呢。

    鄧小平把胡喬木約請到自己那裡，跟他說：正在考慮，要你和吳冷西、胡繩、李鑫等同志當國務院的顧問，像過去「釣魚台的班子」②。那樣寫一批反修反帝的文章。鄧小平還提出了一些研究和寫作的題目，如：三個世界的劃分，蘇聯的社會性質，戰爭與和平問題，資本主義世界經濟危機問題等。還提到主席前不久關於無產階級專政理論的談話，資產階級法權問題，也應認真研究。鄧小平說：這些問題都是國內外廣大群眾迫切需要系統解答的。從《*********》以後，就很少有那樣系統地解答人們關心的問題的文章了。現在的一般文章，只有結論，沒有論證，總之一句話，不能說服人。鄧小平還交代胡喬木：要多找一些人，多帶一些徒弟，組織一個寫作班子。鄧小平說明，今天談的這些，只是同你交換意見，中央和國務院都還沒有討論。

    從這次談話可以看出，鄧小平在危難之時受命擔負黨政軍領導重任之際，在著手部署整頓的同時，已經考慮到加強思想理論工作的問題了。已經準備為把思想文化陣地從「四人幫」手裡奪回來而組織力量了。組織這樣一支隊伍，是同「四八幫」在思想戰線和政治戰線上展開鬥爭不可缺少的。

    鄧小平同胡喬木的這次談活，對於後來正式成立的國務院政治研究室來講，是一次重要的醞釀。不過，名義、機構都還沒有確定下來，任務也只是從成立像六十年代前期寫「*********」那樣的寫作班子寫文章這一方面著眼。事實上政研室成立后，在整頓中承擔的任務，所起的作用，比「釣魚台的班子」要寬得多，大得多。這時，鄧小平還沒有把此事提交黨中央、國務院討論。他只同李先念商量過。李先念很支持。哪些人當負責人，名單也是鄧與李商量提出的。

    到1975年6月上旬，鄧小平抓住機遇，把組建、成立國務院政治研究室正式提上了日程。這是因為，一方面，整頓發展到那時，成立一個政研室這樣的參謀班子和寫作班子，更加迫切需要。另一方面，幾個月來形勢的發展，鄧小平已經進一不取得了政治上的主動，成立以胡喬木為主要負責人的這樣一個機構的條件已經完全具備。

    首先是整頓取得了顯著成效。鄧小平主持國務院工作以後，雷厲風行地領導了鐵路的整頓，並把鐵路整頓的經驗在鋼鐵、煤炭和整個工業交通戰線迅速推開。經過短短三四個月的整頓，國民經濟面貌已經有了顯著改觀。與此同時，落實下部政策的工作取得進展，大多數關押受審查者已經釋放。對地方的整頓也已提上日程，6月中央發文件推廣江蘇淮海地區整頓的經驗，開始處理浙江"雙突"(突擊入黨，突擊提干)問題。總之，中國國內形勢出現了由亂而治的轉機。

    第二，在進行整頓、取得顯著成效的同時，圍繞著所謂「反經驗主義」 ③問題，周恩來、鄧小平、葉劍英等同「四人幫」進行丁一次較量。在毛澤東的支持下，挫敗了「四人幫」以「反經驗主義」打擊周恩來、鄧小平等老革命家的圖謀，在這一次較量中取得了巨大勝利。5月下旬至6月初，鄧小平連續主持政治局會議，集中批評"四人幫"。江青、王洪文被迫檢討。會後，王洪文離開中央到浙江、上海調查、工作，黨中央常務工作由鄧小平主持。這就為把整頓向面上鋪開、向深處發展，創造了頗為有利的條件。

    按照鄧小平的部署，6月以後，整頓要進一步向面上鋪開和引向深人。進就勢必要進人"四人幫'長期霸佔的文藝、教育、科技、出版、理論等領域，鬥爭必將更加尖銳。而當時北京、上海的主要報刊都控制在"四人幫"的手裡，"四人幫"還培植了一批寫作班子做他們的吹鼓手和棍子。所有鄧小平主持召開的會議，鄧小平在這些會議上的重要講話，經過毛主席圈閱同意的中央文件，在報紙刊物上都得不到宣傳，周恩來、鄧小平等人的正確主張在報刊上得不到反映，幾乎沒有什麼輿論宣傳。黨內只有參加會議的人，看到文件或聽到傳達的人，才能知道中央的這些新的精神。甚至形成這樣種情況，報刊上宣傳的東西同黨中央進行的工作，是兩股道，互相打架，這裡說要安定啊，那裡說還亂得不夠。當時，鄧小平心中的大局是把國民經濟搞上去，而"四人幫"進是進行他們的階級鬥爭。無論是整頓的進一步開展，還是同「四人幫"進一步的鬥爭，這緊密聯繫著的兩個方面，都迫切需要輿論宣傳和思想理論工作的支持。所以，到1975年6月，組建一個強有力的、能戰鬥的寫作班子，組建一個能夠領導意識形態領域鬥爭的機構，簡而言之，鄧小平手裡掌握一個能夠為自己的主張做宣傳、能夠同"四人幫"唱對台戲的班子，是把整頓繼續推向前進的迫切需要。

    第三，就在這時，胡喬木被毛澤東再度起用，成為組建國務院政治研究室的一個契機。組建一個寫作班於的迫切需要有了現實的可能。胡喬木被起用的直接原因，是當時中央把整理出版《毛澤東選集》第五卷的工作擺上了重要日程，而這項工作的負責人之一康生已病人膏肓。毛澤東探知，整理他的選集，胡喬木是最佳人選。而胡喬木的所謂「歷史問題」，經過幾年反覆調查，證明純屬子虛烏有。既然胡喬木沒有什麼問題，毛澤東遂親自指示，讓胡喬木參加《毛選》第五卷的編輯整理工作。1975年4月4日，李鑫便把《論十大關係》、《同音樂工作者的談話》等第一批需要編輯整理的毛澤東文稿交到胡喬木手裡。這樣，乘整理、編輯《毛選》之急需，成立政治研究室這樣一個機構，由胡喬木等作負責人，條件已經成熟。"四人幫"已經沒有任何理由阻攔了。

    6月8日，鄧小平再次約見胡喬木，商談成立國務院政治研究室的有關事宜。鄧小平說：上次談的事要著手辦，不過不要叫顧問了。打算成立一個政治研究室，由你們幾個人負責。按照鄧小平的設想，政研室和毛選整理小組是兩個機構，一套班子。關於政研室的組成成員，就是1月談話時提的吳冷西、胡繩、熊復和原來在康生身邊整理毛選的李鑫。在商量時，鄧小平同意胡喬木的提議，增加于光遠，但是堅決不同意找"革命造反派"。關於政研室的任務，鄧小平提出，除了寫文章承擔編輯毛選五卷的具體工作外，還要"分管學部"，就是分管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中國社會科學院的前身)。顯然，鄧小平是要通過政研室掌握對我國最大的、有組織的這立哲學社會科學隊伍的領導權，將宣傳理論隊伍組織起來。

    6月8日同胡喬木談話"后，鄧小平即在6月15日同康生聯名向政治局寫報告，提出關於《毛選》編輯工作的建議：《毛選》第五卷"編輯整理工作應繼續進行，《毛選》六卷也要編出目錄草案"；毛主席還批准了胡喬木同志進行這項工作，成立由康生、鄧小平、胡喬木組成的三人小組(《毛澤東選集》工件小組)負責。陳胡喬木和五卷整理小組的幾位同志外，還可考慮吳冷西、胡繩、熊復同志參加進來。同時，鄧小平還在為遞交這個報告給當時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王洪文的信中正式向中央政治局提議成立國務院政治研究室。鄧小平寫道："康生同志和我的建議一件，請提政治局審議批准。「另，國務院設政治研究室，先由胡喬木、吳冷西、胡繩、熊復、于光遠、李鑫等間志組成，以後再吸收一些人，特別是年青一點的人，培養作理論工作。此事亦請一併提政治局審議。」

    這兩項提議經政治局審議通過，報毛澤東圈閱同意后，國務院政治研寵室就正式成立了。

    鄧小平報上去的負責人名單是六個人，沒有鄧力群。我的名字是後來加上的。我是誰提的名，不清楚。吳冷西西說是他先提的。據後來胡喬木在挨整時交待，不是他提的，是鄧小平提的。鄧小平說，加一個鄧力群吧。

    政研室成立，七位領導成員都稱負責人。主要負責人胡喬木，也沒有別的職銜或名義。這樣做，我想，主要是可以省去任免手續，免得節外生枝，好立即上馬辦事。


二　我到國務院政研室之前的情況

    從「文化太革命」開始，我就受到陳伯達打擊。不久，又被他打成「現行反革命」。長期在石家莊幹校勞動，接受審查。到1970年8月廬山會議(即九屆二中全會)陳伯達垮台，我的處境有所改善。1974年4月，我被宣布"解放"，恢復組織生活。

    「解放」我時，說你可以回家了。我沒有返京回家，仍舊呆在幹校。當日我有一個心思，以後做研究工作吧，別的事情不想幹了。

    我早就想做研究工作，有心在理論上作點準備。這個準備可以說從隔離審查那一天起就開始了。除了挨批鬥以外，我總是抓緊時間讀一點書。書有限，就反覆讀。主要讀哲學書籍。我在幹校五年，每天晚上大體上爭取讀三個小時書。五年下來，確實讀了我過去想讀而沒有讀的許多書。我去幹校時帶了五大箱書，比誰帶的書都多。《馬恩全集》、《資本論》、《馬恩列斯文選》、《列寧選集》、《斯大林文集》和《資治通鑒》、《魯迅全集》、《沫若文集》以及《莎士比亞全集》等都帶去了。我一輩子從來沒有像這一段看那麼多書，而且看了過去想看而沒有看的書。其中《資本論》讀了三遍，讀的過程中，每一段都反反覆復地思考。《剩餘價值學說史》三本都讀了。《馬恩全集》中的經濟著作全部看了，哲學著作也都看了。科學社會主義方面，《馬恩全集》、《列寧選集》中的有關部分又都重讀了。從被隔離到被解放，《毛澤東選集》反覆看了二十四遍。馬克思主義的三個組成部分，凡有專門的著作，都認真重讀。哲學方面，不僅把馬恩列斯的著作和毛主席的哲學著作都看了，而且比較集中地研究了《論持久戰》中的哲學思想。在北京也好，在幹校也好，我反反覆復讀毛主席的《論持久戰》，研究其中的哲學思想。宣布「解放」以後，我在幹校又拖了半年，把《論持久戰》的哲學思想搞成了一個大本子，搞完了才回北京。

回到北京以後，房維中給胡繩說，要把1959至1960年毛主席讀政治經濟學的筆記整理一下。不知什麼緣故，胡繩沒有把這個消息傳給我。後來房維中、王忍之到我家裡來，說現在有這麼個意見。我說，我正在整理毛主席讀政治經濟學的批註和談話。他們說，那好，你整理出來以後，我們準備同幾個人一起搞一搞。這樣，我又搞了兩遍，包括過去整理的和過去沒有整理的。以後是計委林乎加出面要整理，說是紀登奎有指示，據說是周總理的意見。後來胡繩、吳冷西、于光遠和我一起整理，搞了四大本。印出來、交上去以後，小範圍裡頭印發了。發給了哪些人，我不清楚。

    在此基礎上，我又搞了一個論點彙編，又整理了一個毛主席讀斯大林的《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的批示。這樣就到了1975年的2、3月。學習、整理毛主席的東西，確實懷著極大的熱情，對我來講，收穫確實不小。

    其時，胡喬木那裡組織了幾個「隱士」，所謂「請隱士，舉選民」吧，搞學習毛主席理論指示的材料。以此為綱，分頭讀一下馬恩列斯的有關論著。要求最好分類整理出一些材料來。我在那裡工作，參加胡喬木那裡工作的有陳禹、馮蘭瑞、王仲方，還有總工會、共青團的人。在那裡搞了一個多月，搞成了一個材料——《毛主席論階級鬥爭和人民民主專政》。

    我獲得「解放」后做這三件事，一件是整理寫成《<論持久戰>的哲學思想》，一件是整理《毛主席讀政治經濟學筆記的批註和談話》，一件是整理《毛主席論階級鬥爭和人民民主專政》，是懷著對毛主席發自內心的崇敬和熱愛去做的。不然沒有那麼大的興趣和毅力。這三件工作，在哲學、政治經濟學、科學社會主義三個方面，從馬恩到列寧又結合毛澤東思想，進行了系統的學習和研究，我的理論水平由此也得到很大的提高。這為以後的工作，首先是政治研究室的工作，作了很好的準備。做這三件事的時候，並沒有想到以後會搞政研室，但做了這三件事，確實為政研室成立以後我的工作，奠定了堅實的基礎。有這個準備和沒有這個準備是大不一樣的。後來，在寫《論總綱》的時候，我向幾位台作者講怎麼寫，以至口授文章的內容，隨時引用毛主席的觀點和語言。他們很奇怪，老鄧怎麼對毛主席的東西那麼熟習啊。就是因為我對馬克思主義的三個組成部分，結合著毛澤東思想對它們的發展，做過那些工作。

    到了6月份，胡喬木講他另有任務，由我繼續組織這些人把他出的題目搞下去。他另有任務，就是要他去幫助整理《毛澤東選集》第五卷。很快國務院政治研究室就成立了，這個攤子就散了。這批人中間跟我一起到政研室的是馮蘭瑞。


三　國務院政研室成立以後做的幾件事(1)

    鄧小平提議成立國務院政治研究室的報告，經政治局通過以後，報毛主席批准同意。中辦發了我開頭所說的那個通知，政研室就正式成立了。

    大約7月初，胡喬木就找我們六個人談這件事。人分兩部分：一部分搞《毛選》五卷，在中南海懷仁堂西邊的西四院辦公，另一部分在武臣殿辦公。于光遠和鄧力群，就管武臣殿這一排。一邊工作，一邊調幹部。後來，國務院政治研究室總共有近50人。設有理論組、國內組、國際組、辦公室、圖書資料室，這些機構的負責人和骨幹有王子野、陳道、蘇沛、滕文生、丁樹奇、林澗青、徐道河、王飛、馮蘭瑞、李之敬、高興國等同志。人員來自中宣部、紅旗雜誌(調了四、五人)，還有新華社也來了一些人。圖書資科室是從"文化大革命"，前的中央政策研究室圖書館撥過來的。那個圖書館原來是由田家英等辦的。

    國務院政研室做的工作很多。下面我把主要的工作扼要地說一說。

    １《毛選》第五卷的編輯工作

    《毛學東選集》第五卷的編輯工作，在政研室成立之前就已經搞了。什麼時間開始的，我不清楚。「文化大革命」期間，康生、周總理他們領頭籌辦，下面有個辦事機構，李鑫負責。那時機構社在中央黨校，黨校有三四個人參加，中辦秘書局搞文件的有三四個人參加。政研室成立以前還加上了鄧小平，由周、康、鄧他們三個人總負責。周、康兩人都病了，實際上就是鄧負責。後來就吸收了胡喬木。胡喬木屬於他們幾個人這一層，還是在他們三個人之下，不清楚。據李鑫後來講，確定胡喬木參加以後，到康生那裡談過一次話。康生說，我們這裡有個攤子，籌辦《毛澤東選集》第五卷的出版，過去負責的是李鑫，你加進來以後，希望稱幫助他們做好這件事。意思胡喬木是協助。但從鄧小平、康生聯名給中央政治局的建議來看，組成《毛澤東選集》工作小組的三人是「康、鄧、胡」，胡喬木是屬於上面總負責的一層。

    政研室成立以後，實際上《毛選》五卷編輯工作由胡喬木負責了，下面的助手加了一個吳冷西。這個機構搬到西四院里辦公。我們七個人中，經常參加《毛澤東選集》第五卷工作的有胡喬木、吳冷西、胡繩、熊復、李鑫。實際上他們五個人的主要力量都用在五卷上。

    研究室成立以後，在以前的工作基礎上，《毛選》五卷的編輯工作加快了速度。鄧小平採取一個辦法，每篇文稿經過修改，補充，基本定稿或完全定稿以後，由鄧小平召集我們讀一次。地點在三座門軍委。通讀、討論，通過了就算定稿了。重要的還要到政治局討論。政研室的這種討論當時叫做「讀文件」。大體是兩周一次。文章有長有短，長文章一次讀一篇，短文章一次讀兩篇。7月9日第一次讀，一直到1O月30日，一共讀了七次，大概有十來篇文章。

    我印象探的有《論十大關係》和《同音樂工作者的談話》。鄧小平對胡喬木的整理加工是滿意的。當時議定，這兩篇可以定稿了，送給毛主席看了以後，不必等選集出版，先公開發表。

    在《論十大關係》討論通過後，鄧小平7月13日給毛主席寫了報告，說："我們在讀改時，一致覺得這篇東西太重要了，對當前和以後，都有很大的針對性和理論指導意義，對國際(特別是第三世界)的作用也大。所以，我們有這樣的想法：希望早日定稿，定稿后即予公開發表，作為全國學理論的重要文獻。此點，請考慮。"主席看了整理稿和胡喬木寫的《關於<論十大關係>整理稿的幾點說明》，就圈閱同意。隨後，主席又把《論十大關係》讀了一遍，寫了以下批語：「可以印發政治局同志閱。暫時不要公開，可以印發全黨討論，不登報，將來出選集再公開。」

    西四院在修改補充定稿過程中間爭論不小。爭論主要是在胡喬木、李鑫之目。具體內容現在記不得了，大致是胡喬木主張改得多一點，李鑫主張改得少一點。更主要的，胡喬木主張講階級鬥爭的部分要講得準確一點，周到一點。李鑫主張保持原貌。在「反擊右傾翻案風」之前，胡的意見佔優勢。「反擊右傾翻案風」以後，矛盾暴露出來，李批評胡的意見就多了，說這裡改的不行，那裡改的失去原意。李鑫批胡喬木的話，我印象最深的一句是：對階級鬥爭，胡喬木一竅不通。

    粉碎「四人幫」以後，胡喬木被擠出《毛選》編輯班子，理由就是他篡改毛主席的著作，不宜繼續擔負這項工作。到那時，胡喬木提的修改意見大部分給否了。有同志主張毛主席原來怎麼寫的，就保持原樣，一點不給他改，甚至錯別字也不改。這件事情，公道一點講，胡喬木的意見不能說每個都對，應該說，對的多一些。胡喬木熟悉毛主席的思想，文字功力深，又有經驗，從《毛選》第一卷一直搞到第四卷，做了很多工作。

    李鑫對胡喬木不高興，除階級鬥爭觀點之外，還說了一句話，你記得嗎，康生給我們說的是讓你幫助我們做工作呀，結果你參加進來以後，喧賓奪主了，不是幫助我們，成了指示我們了。他們的矛盾，實質是在這裡。

    胡喬木被戴上篡改毛主席著作的帽子，從《毛選》五卷編輯工作中排擠出來。後來，成立了毛主席著作編輯辦公室，主任汪東興，副主任是李鑫，就沒有胡喬木的份了。直到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胡喬木才重新負責編輯毛主席著作。


    2 意識形態領城裡同"四人幫"的鬥爭

    先念同志曾經跟我說過，成立政治研究室是小平同志同他商量的，負責人的名單是他們兩個人提的。他說，他當時擔心，被「四人幫』看成是同他們唱對台戲的班子。事實上，這個班子一成立就是和「四人幫」唱對台戲的，要不然就不會成立這個研究室了。全黨的工作，黨中央、國務院的經常工作是鄧小平管，意識形態領域是「四人幫」管，「四人幫」干「四人幫」的。是當時的這個局面，鬥爭的需要，促使鄧小平成立政研室。政研室成立的目的，就是為了能夠對當時黨中央、國務院作的決定做點宣傳，能夠幫助了解一點情況，起草一點文件。政研室自成立那天起，實際上就是拉開了一個架子，準備同「四人幫」唱對台戲。

    當時毛主席在批評「四幫」的錯誤，他想進行一些揭整，如果沒有這個形勢，政研室的工作就寸步難行，毛主席也不會同意成立這個政研室。

    從3月以來，關於鐵路整頓的9號文件，關於鋼鐵整頓的13與文件等等送到毛主席那裡，由主席圈閱下發。那時主要涉及的是經濟工作。

    7月初，毛主席同鄧小平談話，他的腦筋開始轉向意識形態領域。毛主席說"樣板戲太少，而且稍微有點差錯就挨批。百花齊放都沒有了。別人不能提意見。不好。""怕寫文章，怕寫戲。沒有小說，沒有詩歌。"所以政研室一成立，鄧小平就給胡喬木說，毛主席開始注意文化教育工作，而我對這方面情況很不了解，政研室成立以後，你們注意收集一些文化教育方面的材料。這樣，政研室一成立，我們就做這件事。

    (1)上送報刊上刪掉"百花齊放"和宣傳"三突出"的材料

    我們搞了兩個材料，一是經過查閱報刊的文章，證明毛主席講的「百花齊放」沒有了，不提了，確實是事實。這個主要是王子野他們幾個同志看報，看刊物，從當時查到的材料中，選出12篇文章，都是把毛主席"古為今用，洋為中用，百花齊放，推陳出新"這四句話中的"百花齊放"刪掉了。這個材料證實了毛主席講的"百花齊放"沒有了，不僅文藝工作實際情況是如此，而且文藝方針政策的提法也是如此。送給鄧小平以後，鄧說，這個材料很能說明問題。以後，他在中央召開的農村工作座談會的講話裡頭就說，對毛主席的指示，不能歪曲，不能割裂，不能片面，比如說吧，過四句話是比較完整的，這些年來，把"百花齊放"砍掉了，只剩三句話。後來查出來是姚文元定的調子。

    在此期間，我記得和北影的李晨聲他們有了接觸。李是電影《海霞》的攝影。他們也是從報刊宣傳中看出來，「四人幫」不僅把「三突出」」當作樣板戲塑造人物的成功經驗，而且推而廣之，成為藝術領域，文學領域，都要普遍遵守的創作原則。我讓理論組整理了一份《關於報刊上宣傳「三突出」創作原則情況的材料》。這個材料也送給了鄧小平，鄧小平也轉給了毛主席。

    (2)轉送《創業》編劇張天民的申訴信

    我記不清楚，是我們的材料送上之前，還是送上之後，毛主席在7月14日，有了一個多方面說到文藝政策要調整的談話，其中講到黨的文藝政策應該調整一下，準備用兩三年的時間，改變現在缺少小說、詩歌、散文、文藝批評的狀況，並且說到了，對於作家要團結大多數。其中講到周揚的問題，說：如果魯迅在的話，不會贊成把周揚這些人長期關起來。這樣一種作法是脫離群眾的。並且說處分人要注意，動不動就要撤職，動不動就要關起來，表現是神經衰弱症。

    這次談話涉及的面比較寬，例子也比較明確，說明他對「四人幫」搞的這一套，意識到不對頭，不滿意，需要調整。

    這些談話，當時沒有全文傳選，鄧小平通過胡喬木已經告訴了我們，促進我們收集過方面材料。我們更有信心，同時找了一些文藝界的人物了解情況。文藝界有些人分別地給我們那裡通消息，反映情況，或是直接寫信。

    1975年2月春節期間，影片《創業》公開放映，可是放映后第二天就被禁止。江青和她控制的文化部百般挑剔，壓制了幾個月，到4月上旬，羅列了十條罪名，不讓《創業》公開發行。知道了這個情況以後，胡喬木曾經找李季談過一次話。李季是詩人、作家，又長期在石油系統，要他寫信反映關於《創業》的不同意見。後來李季同志病了，住進了醫院，熊復和王子野約李季談，記錄整理了一封信，想由李季同意之後簽名發出。胡喬木看了不滿意，也就算了。後來，在"反擊右傾翻案風"時，就說過是秘密串聯，捉刀代筆。

    在此過程中，《創業》編劇張天民寫了一封申訴信，一式兩份，通過賀龍的女兒賀捷生走兩個途徑上送，一封交王海容送毛主席，另一封交胡喬木送給鄧小平，鄧小平送給了毛主席。毛主席寫下對《創業》的批示：「此片無大錯，建議通過發行。不要求全責備。而且罪名有十條之多，太過分了，不利調整黨的文藝政策。」這個事情批了江青，惹惱了江青。江青後來當面斥責張天民：「告也娘的刁狀。」張春橋竭力抵消毛席批評的分量，說：主席說話也好，寫文章也好。用字是非常準確的，「此片無大錯」，沒有大錯，還有小錯、中錯呀！

    (3)轉送《海霞》主創人員給毛主席的信

    《創業》批示傳達以後，引起強烈反響，轟動一時。文藝界奔走相告，精神為之振奮，「四人幫」狼狽不堪，等於抄了文化部的家。在這個期間，我同《海霞》攝製組接觸，胡喬木知道后，給我講，在這個形勢底下，你要找《海霞》導演，讓他們向中央寫信。在此之前曾同李晨聲、惠宏安同志談了幾次，後來謝鐵驪同志來我家一次。當時精神有些緊張，車停得很遠，然後走過來。他訴說一番《海霞》受刁難的苦處，對文化部、「四人幫」的作法深為不滿。我主要是傳述了上面關於文藝調整們信息，還說，你們的爭論我沒有發言權，最好是看看毛主席著作中關於「百花齊放、百家爭鳴」這段話，以及有關文藝政策方面的論述，你們覺得你們是按毛主席思想辦事的，你們就寫信，如果你們覺得你們的作法與毛主席的著作不一致，你們就不要寫信。

他們給毛主席寫了信，是7月25日，由我交給胡喬木，胡喬木交給鄧小平，鄧小平交給毛主席。7月29日毛主席就批示"印發政治局各同志。"為了解決這個問題，鄧小平同志專門召集政治局同志看《海霞》，一共到了八個政治局委員。江青稱病沒到，張春橋也沒有到。大家認為影片的所謂毛病也只是看法不同，建議可以發行。這樣《海霞》也通過發行了。江青就說在我們黨的歷史上從來沒有過，政治局審看電影。

    (4)轉送周海嬰、姚雪垠給毛主席的信

    也是這個時候，周海嬰要求出版魯迅的書信集，要求重新出般魯迅全集，要求對魯迅的著作深入研究。給毛主席寫了信，經胡喬木送給了主席，主席同意了。

    歷史小說《李自成》在「文革」前出了第一卷，「文革」開始后，姚雪垠在武漢受到批判，寫作停頓下來了。這時，他聽說毛主席有調整文藝政策的指示，就給毛主席寫信，要求給他一個條件，把《李自成》完成。也是胡喬木把信轉給了毛主席，解決了《李自成》的寫作和出版問題。作者姚雪垠調到了北京。

    (5)轉送冼星海夫人給毛主席的信

    在音樂界，恰好1975年是冼星海去世30周年，聶耳去世40周年，音樂界想組織一次音樂會，紀念這兩位音樂家。冼夫人錢韻玲向毛主席寫信提出這個建議。這封信由中央人民廣播電台文藝部陳蓮代為起草，預先同於光遠、胡喬木通過氣。信寄到中南海后立即經過鄧小平送給毛主席。毛主席即批示印發在京中央委員。照說主席批准了，就應該沒事了，但"四人幫"還是刁難。一個是會議的橫標，不能寫"紀念人民音樂家聶耳、冼星海"，只能夠寫聶耳、冼星海逝世多少周年音樂會。音樂界認為"人民音樂家"是過去毛主席的題詞，一定要寫上"人民音樂家"這五個大字，"四人幫"就是不同意。另外一個是演出地點，計劃在民族文化宮演出一二場以外，到首都體育館演出一次。計劃進到國務院，也被張春橋卡住了。這就更引起音樂界的憤怒。李德倫找到我，我建議他向胡喬木反映。胡喬木接了李德倫的電話，講了一句很厲害的話多行不義必自斃，讓他們搞。李德倫找到我，說想請周總理、鄧大姐他們來看演出。我就把他領到我們的辦公地點，在那裡寫了一封信給鄧小平，建議由他請周總理、鄧大姐他們來看演出。鄧大姐給李德倫他們回了一個電話，說周總理身體不好，從電視上看你們演出。

    (6)抄轉李春光的大字報給毛主席

    在過時，我的侄子鄧啟元告訴我音樂學院出了一張轟動全院的大字報，那就是李春光的大字報。大字報尖銳批評「四人幫」控制的文化部。寫大字報的李春光是作曲理論系的青年教員。當時，這張大字報還是有點力量的。我讓他第二天抄下來。沒想到大字報下面已經堆了一地煤，把下半截蓋起來了。我問啟元認識李春光嗎，他說認識，我就讓啟元到他家裡，不講別的，只講你的大宇報很好，我看不到全文了，你給我看看，讓我抄一份。把大字報抄來以後，我就在前面加了一段對李春光這個人的簡要介紹，上班時就把大字報抄件和寫的那段話一起給大家看了一下。大家都稱讚這張大字報寫得好，散會後，胡喬木就把大字報帶走了。後來送給了鄧小平，鄧小平送給了毛主席。毛主席批示：此件有用，暫存你處。

    這些事情都證明了一條，政研室的成立，是適應了當時的需要。鄧小平要我們或支持我們做的這些工作，不僅同毛主席當時的文藝政策合拍，而且也確實得到毛主席的認可或支持。這是非常清楚的。毛主席需要調整文藝政策，而我們又能進行，是執行他的指示。所以我們幹得很歡。

    除了轉信以外，也翻了下報紙，六七月收集「四人幫」借批經驗主義影射周總理的文章。也收了一些報紙上對軍委擴大會議反映的文章。這些都轉給鄧小平了。鄧看后說，他們的意思是清楚的。

    我們還到版本圖書館，查了一下「文革」期間出版的書籍。詳細情況，記不清楚了，記得連各種小冊子在內，共出一、兩萬種。真正有學術價值的(包括重版書)不到20種。搞學問的不讓寫文章，寫了也不讓出。學術領域確實是一片沙漠。

    「四人幫」這時老實了一段。主要是鄧小平主特工作，不是說批了他們幾個月嗎，姚文元到上海去了，王洪文也到上海去了。臨離開北京時甩下一句話，說十年以後再見。過引起鄧小平高度警惕。鄧小平說，是啊，按年齡來說，他們有優勢。王洪文那時才四十幾歲，鄧已七十多了。鄧小平後來說，老同志中在醞釀，怎麼樣從中青年中間培養幾個人。華國鋒到大寨作報告，這恐怕也是步驟之一。

    (7)圍繞評《水滸》的鬥爭

    到8月中旬，"四人幫"借評《水滸》又發起攻勢了：

    8月13日，主席作了評《水滸》的談話。當時，主席兩隻眼睛都是白內障，在他身邊讀書的北大中文係數員蘆荻向他請教關於《水滸》評論的問題，主席就發了些議論。蘆荻作了記錄整理。8月14日，主席批示正式印發。經整理正式印發的這篇談話全文如下：

    《水滸》這部書，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

    《水滸》只反貪官，不反皇帝。屏晁蓋於一百零八人之外。宋江投降，搞修正主義，把晁的聚義廳改為忠義堂，讓人招安了。宋江同高俅的鬥爭，是地主階級內部這一派反對那一派的鬥爭。宋江投降了，就去打方臘。

    這支農民起義隊伍的領袖不好，投降。李逵、吳用、阮小二、阮小五、阮小七是好的，不願意投降。

    魯迅評《水滸》評得好，他說「一部《水滸》，說得很分明：因為不反對天子，所以大軍一到，便受招安，替國家打別的強盜——不『替天行道』的強盜去了。終於是奴才。」(《三閑集•流氓的變遷》)。

    金聖嘆把《水滸》砍掉了二十多回。砍掉了，不真實。魯迅非常不滿意金聖嘆，專寫了一篇評論金聖嘆的文章《談金聖嘆》(見《南腔北調集》)。

    《水滸》百回本、百二十回本和七十一回本，三種都要出。把魯迅的那段評語印在前面。

    主席同意魯迅的話。這些議論就是把魯迅說過的話的意思說得更明確點就是了。把魯迅的話同毛主席的指示相對照，可以看出毛主席確實是就書論書，發表感想，不是針對什麼具體的東西借題發揮。當時把這個指示利用成那個樣子，很微妙。

    據鄧小平同志給我們說，他看了這個指示以後，曾經向毛主席建議，印發政治局討論一下吧？主席說，這是文藝問題，是對古典文藝的看法問題，用不著議論了，用不著傳達了。鄧就沒有在政治局傳達。他給我們講，也是就他的理解，說話時順便講了這個問題。無非是講明現實意義，對國外來講，反對現代修正主義，國內來講是反修防修，因為都講投降，無產階級向資產階級投降。毛主席發這樣一段議論，"四人幫"就如獲至寶。據後來揭發的材料，姚文元收到這篇談話以後連夜寫信(中間只隔三個鍾電)，說這段指示如何如何重要，要進行宣傳，並提出了怎麼樣在《人民日報》等報刊上宣傳的打算。主席很快批示同意，首先在《人民日報》發文章，然後在其它報刊發文草。"四人幫"就利用主席關於《水滸》的議論，說要害是宋江架空晁蓋，篡奪領導權，然後把聚義廳變成忠義堂。用此來影射周總理、鄧小平。

    8月中旬，評《水滸》的文章陸續出來。9月中旬，開第一次農業學大寨會議。先在山西昔陽開，小平同志去了，在開幕式上有一篇講話。結束時在北京開，華國鋒作了總結報告，報告稿子是胡喬木幫助修改定稿的。這邊開學大寨會議，那邊(也在大寨)江青反攻倒算，一個內容就是大講評《水滸》要害是宋江架空晁蓋。一個內容是為他們壓制、扼殺《創業》、《海霞》翻案，大罵張天民，"你告了老娘的刁狀"。完全是潑婦的口吻。而且要求把她的講話錄音，發給大寨會議和全國。華國鋒比較堅定，但他也不好辦，就把江青的要求報告了主席，請毛主席指示。主席指示，稿子不要發，錄音不要放，報告不要印。鄧小平把江青在大寨講《水滸》的要害是"架空晁蓋"向毛主席彙報。主席聽了很生氣，說：放屁！文不對題。那是學大寨，她搞評《水滸》。這個人不懂事，上邊沒有多少人信她的。這是對鄧小平、華國鋒的一種支持，對江青來講，起了一種抑制的作用吧。

    後來，江青講，她去大寨之前報告了毛主席，主席還把南宋一個姓張的人離開杭州的一首詞，叫人抄給她。意思好像是要鼓起你的勁頭來堅持你的愛國立場。記得有這個說法，不知是不是江青自己編的，我記不清。蘆荻到主席那裡，好像有個任務，到那裡講解毛主席圈的幾首詞。

    從《水滸》的批示和學大寨會議來看，主席對江青的支持比原來減弱，天平有些傾斜。姚文元摸到什麼氣候，大做文章，做得過分以後，老人家又不滿意。從過一段可以看出這麼一點苗頭。江青在那時能和鄧小平面對面的爭，她總是還帶一點「秘本」去吧，要不她也不敢那麼樣，她那時一肚子氣，後來不是講鬥爭她好幾個月嗎！

    宋平(他當時在甘肅任省委書記)告訴我，他從甘肅到北京，參加有不少省委書記出席的會，就有不同的反映。有些人意識到了鄧小平與江青兩人的爭論。對他們的話有的只傳達鄧小平的話，而不傳達江青的話，有的是兩個人的活都傳達，有的是傳江青的而不傳達鄧小平的。在此之前，毛主席支持鄧小平是明朗的，而在此之後卻發生了一個變化。從傳達會議的不同反映就可以看到這一點。會議上表揚了兩個省，一是河北打水井打得好，一個是廣西農業搞得比較好，發展地方工業支援農業機械化。

    3 代管學部

    政研室成立時，鄧小平就說，政研室不但要管上面這些事，而且要代管學部。即代表國務院把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管起來。他想把學部組織起來，為當時的中央作些理論上、學術上的探討。我們七個人中，分工胡繩聯繫學部。

    （1）聯繫學部的兩件事

    現在看來，當時聯繫學部起了作用的是兩件事情。

    一件，組織了學部黨組，由胡喬木給國務院報告以後調了幾個人進去。黨組書記是林修德，副書記是劉仰嶠、宋一平，黨組成員吳亮平、吳善甫、王仲方。有沒有劉導生我記不清了。

    另一件，請示國務院，準備辦一個雜誌叫《思想戰線》，批准了。胡喬木給黨組專門開了一次會，談這個雜誌怎麼辦，現在還有那個談話記錄，也出了一些題目，提出先組織哪些文章。

    《水滸》批示發表以後，政研室也組織了評《水滸》的文章，準備在《思想戰線》上發表。胡喬木說，不僅要講小說，而月還要講歷史，講中國和外國的農民戰爭的經驗。當時是作為重頭文章搞的，改了多少攻。為了寫這篇文章，把鄭必堅臨時借調來，由他負責起草稿子。改了兩三次，沒有定稿，也沒有用。

    胡喬木在關於辦《思想戰線》的講話中，重點非常明確，這個雜誌要全面宣傳黨中央的指示，毛主席的三項指示，並且說，毛主席三項指示為綱，目前報刊上安定團結沒有得到反映，把經濟搞上去也沒有得到反映，而這個雜誌就應該全面反映各項指示、各條戰線。「四人幫」當然很警惕，這個刊物顯然是沖著他們來的；他們的寫作隊伍面臨挑戰，面臨勁敵。他們在內部作醞釀，準備這個雜誌的文章出來一篇批篇。

    這個刊物從政研室成立一開始就籌辦，有了一個請示報告，有了一二期的組稿方案。但是直到挨批也沒有出來。

    (2)毛主席對國慶招待會簡報的批示

    到了國慶節，要舉行國慶招待會，由政研室向黨中央、國務院開列出席國宴的利技界、教育界、文化藝術界、新聞出版界、社會科學界人士的名單。哲學社會科學部有21位同志出席，其中18人過去被當做學術權威批判的學者、專家。事後，黨組吸收了參加宴會的專家學者的反映，出了一期"政工簡報"。胡喬木把它送給鄧小平，鄧小平又轉報毛主席。主席看了報告以後，就有了"打破『金要足赤盤'、『人要完人'的形而上學錯誤思想。可惜未請周揚、梁漱溟。"的批示。那時鄧小平同志代表周總理主持中央、國務院工作。主席的意思還是要寬容。中央的天平還是向著鄧小平這方面的。


    4 搞三個重要文件

    這三個文件是《科學院彙報提綱》、《工業二十條》和《論全黨全國各項工作的總綱》。這三個文件，後來被「四人幫」說成是「三株大毒草」。

    (1)《科學院彙報提綱》

    7月間，中國科學院黨組成立。派了胡耀邦、李昌和王光偉到中科院。胡耀邦同志按中央的要求起草了科學院工作彙報提綱；8月11日搞出了初稿送鄧小平。鄧小平給胡喬木。胡喬木把太尖銳的話調整了一下，改出8月17日的稿子，送給鄧小平。鄧小平說還要改。胡喬木就找于光遠、龔育之，還有他自己也親自參加，作了很大的修改。可以說，重新組織，寫成了《科學院彙報提綱》9月26日稿。這個稿子的一大特點，編了十段毛主席論述科學技術的語錄。胡喬木還有鄧小平都很滿意。後來聽胡喬木說，有了這十條就可以駁倒一切反對的意見了。現在回過頭來看，可能使主席不高興，被"四人幫"抓把柄的是，這些指示，都是毛主席"文革"前講的，"文革"期間也可能毛主席對科技工作沒發言。拿我們現在的看法來講，就是拿毛主席"文革"前的指示來反對"四人幫"的套。這就有點否定"文革"的味道了。毛主席是否會有這樣的感覺！"四人幫"是不是看出了這一點，其中有一條惹出了麻煩，就是"科學技術是生產力"。這是胡耀邦他們最初起草時就引用的。

    過個稿子摘出來以後，國務院開會討論。幾個副總理聽了以後都基本滿意，同時也補充了一些意見。鄧小平講了一篇很好的話，但是在插話中間有一句話講得不大嚴密，過頭了。這在鬥爭中間也難免。「四人幫」只講紅不講專，鄧小平講既要紅，又要專，同時又說，紅不了，只專，像陳景潤這樣的，也好啊。還進而說，白專，對中華人民共和國也有貢獻啊！他認為過比只講紅、不講專的空頭政治家好得多。意思大概是這樣。這個稿子又作了修改後報送毛主席。

    這一次同以前鄧小平給毛主席進文件就有一點不同了。主席跟鄧小平講，我不記得講過「科學技術是生產力」這個話。文件退回來，未置可否。鄧小平給毛主席的這個材料，碰了一個軟釘子，這是第一次。這時，就有人把鄧小平的那些話，傳給「四人幫」，大概「四人幫」又給毛主席說了些什麼東西。胡喬木對這個文件作了一次修改，送給鄧小平，鄧小平也未再送給主席。從碰軟釘子來看，毛主席已經感覺到鄧小平沒有貫徹他「文革」中的科技方針、政策。

(2)《工業二十條》

    在此之前，鄧小平給國務院提了兩個意見，工業部門不能只是一個方面，一個方面，一個部門，一個部門來解決，要搞一個從總體上指導工業戰線的文件。另外，要國務院不能只搞年度計劃，要搞長遠計劃。

    在政研室成立的同時，國務院從6月起就開了務虛會。過是第一次務虛會，名字叫計劃工作務虛會。政研室我和于光遠列席這個會議。這個會議大概是一周開兩次，好像開到9月底。國務院領導同志一個部門一個部門地聽彙報。我離開實際工作十年，列席這個會，第一次聽到我國國民經各部門的實際情況。所有彙報的人。都反映了我國經濟工作方面的情況，存在的問題，迫切要求改變這個局面，提了不少有關長期計劃的好建議。發言反映了在"文革"中各部門受到的干擾和破壞，參加會議的人有支持鄧小平同志的，也有原是造反上來的人物，如孫健、吳桂賢等。在開務虛會的同時，計委從7月開始起草加快工業發展的文件。他們搞出一個稿子以後，研究室的幾個負責人胡喬木，吳冷西，于光遠，我也是一個，參加修改這個文件。時間已記不準了，大約是從8月下旬開始。

    9月2日，搞出一個稿子，共十八條。到10月25日，幾經修改，成為《工業二十條》。學《科學院彙報提綱》的辦法，用了很大篇幅把毛主席關於工業的指示列了若干條，成為整頓工業的基本根據。稿子還沒有上送，既沒有上報黨中央，也沒有上報國務院，更沒有報告毛主席，可是，9月2日的稿子被福建省計委的同志借去抄了份，回去複製后在省里傳播了，不知怎麼一下反饋到"四人幫"那裡去了。批《工業二十條》時，"四人幫"拿出來批的就是這個有脫漏、差錯的抄件。其實，9月2日稿中辦印發了完整的鉛印稿。"四人幫"不用，真不知心中懷的什麼鬼胎。

    （3）《論全黨全國各項工作的總綱》

    在9月中旬，正在籌辦《思想戰線》期間，胡喬木給了我一個任務，說要全面宣傳三項指示，於是就寫《論全黨全國各項工作的總綱》。我大約是9月18日接到任務，到10月7日把第一稿搞好了，印發給政研室其他六位負責同志徵求意見。

    當時我們的工作方式是：每天8點到9點，七個負責人在武臣殿集體辦公，看文件，交換意見，傳布信息。那天徵求意見，討論這篇文章。熊復先發言，認為語言不夠厲害，對派性的批評太客氣了，實際上派性的危害比你這裡講的厲害得多。其他人沒有講話。胡喬木忍不住了，說稿子不行，這種稿子你鄧力群就不應該通過。我說，這個稿子是我自己主持定下的，不是別人寫，我通過的。他說，太尖銳了，要正面宣傳。胡喬木說得很不客氣，相當激動，然後指定吳冷西、胡繩、鄧力群、胡績偉、于光遠，"你們幾個人再去討論一次，另起爐灶，重寫一篇。"

    我們幾個人議論了半天，確定了一個題目：《為鞏固無產階級專政而奮鬥》。第二稿給胡喬木一看，沒有討論就說，題目就不行。這個題目給人一個印象一無產階級專政不鞏固，還要鞏固，為了鞏固才來鬥爭。以後胡喬木就不管了。我們幾個人商量，讓我同蘇沛、滕文生再搞一個稿子吧，著重講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說不同性質的兩類矛盾就應該用不同的方針進行處理，這就形成了第三稿。誰也沒有送，連胡喬木也沒有送。

    毛主席對鄧小平、胡喬木有意見，同這個稿子沒有關係，因為這個稿子還沒有出來。不存在這個稿子惹了禍的問題。從鬥爭的實際情況來看，不是因為抓住了《論總綱》，而搞「反擊右傾翻案風」。就對鄧小平看法的變化來說，過個稿子沒有起什麼作用。但是到後來「批鄧」的時候，這個稿子確實成了一個把柄。所謂主體兩翼：《論總綱》是主體，《彙報提綱》、《工業二十條》是兩翼。

    華國鋒當總理后，「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中，他要人經過國務院政治部副主任對我說，聽說你有這麼一個稿子，是不是拿來給我看看。1976年2月底，我把稿子送給他，第二、三稿都送了，還專門寫了一個報告，談寫這篇稿子前後的情況。實際上參加這個稿子的人有胡績偉、余宗彥(他是我延安馬列學院的同學)、蘇仲、滕文生。報告中我沒有提他們的名字。報告中講，這既不是鄧小平授意，也設有經鄧小平看過。儘管起草的幾有好幾位，這個文章政治上要負責的是我，每個論點，每個提法，每句話，都由我負責。這份報告我留了底，全文如下：

國鋒同志：

    一九七五年九月二十幾號，在我們讀了毛選五卷一篇文章的整理稿后，胡喬木同志談起報刊關於三項指示的宣傳，認為對安定團結、把國民經濟搞上去這兩項指示的宣傳太少，很需要寫一篇全面宣傳三項指示不可分割的文章，他叫我寫這篇文章，我說，我多年不寫文章了，有困難。他說，可以叫幾個人幫助一起寫，四五千字的文章，有兩三天就夠了，並不難寫。他提出了文章布局，開頭一段寫執行毛主席的三項指示后，我們的工作有了進步。但是由於沒有全面執行，有的只是執行了一項，有的只執行了兩項，所以各地方、各部門的工作發展不平衡。接著分三段寫三項指示之問的關係，一段寫第一項指示與第二項、第三項指示之間的關係，一段寫第二項指示同第一項、第三項指示的關係，一段寫第三項指示同第一項、第二項指示的關係，總結起來寫一段，要全面貫徹執行三項指示。關於內容，他叫我把鄧小平同志幾次談話記錄找來好好研究一下，把他講的有關意見組織到文章里去。過了兩三天，他告訴我寫文章的問題已經向鄧小平彙報。鄧小平同意寫，並且說，經過胡喬木主持修改後，交給他，由他約國務院幾個同志討論修改，報送毛主席審閱，如果毛主席同意，再經政治局討論修改通過，交人民日報發表。

    我找了四個同志，開始學習有關的文件同材料，其中有鄧小平在鐵路會議的講話，鋼鐵會議上的講話，工農兵學習班上的講話，在軍委擴大會上的講話，在國防工業會議上的講話，學大寨會議上的講話，同紐西蘭記者的談話。有中央1975年九號、十三號、十六號、十七號、十八號文件和前一、二年中央關於處理內蒙問題的文件；有國防工業會議上幾個負責同志的講話，浙江關於處理"雙突擊"問題的兩份材料；有《工業二十條》九月上旬的稿子，二十個企業黨委書記討論這份稿子的幾份會議簡報。同時閱讀了毛主席關於理論問題的指示和其他有關指示，閱讀了馬、恩、列有關無產階級專政的語錄。這個期間，還分別召開了兩次座談會，請外單位的五個同志就執行三項指示的情況和文章應該怎樣寫，給我們提意見。

    經過三、四天的學習、研究，我和四個幫我寫文章的同志，商定了一個寫文章的架子。五十人分成兩個組，進行流水作業。兩個同志先按這個架子把有關材料編成一個毛坯，搞好一段，給我一段。我根據自己看到的、聽到的、想到的，組成腹稿，進行口述，另外兩個同志筆錄，記好一段，付印一段。然後五個人在一起，由我主持討論修改，寫成了初稿，並把文章的題目定為《論全黨全國各項工作的總綱》。從開始研究材料到寫成初稿，胡喬木同志沒有向我提任何意見，我也沒有向他彙報文章的內容。所以，這個初稿的每個論點、每個提法、每句話，都由我負全部責任。

    初稿於1975年10月7日印發政治研究室胡喬木、吳冷西、胡繩、熊復、于光遠、李鑫等同志審閱。請他們提意見。10月9日或10日，有的同志還沒有看，有的同志只看了一部分，胡喬木同志說已經看過了，認為文章太長，這遍稿子不能用，主要是文章用批判的語調寫，不好，應該正面講道理。他指定是冷西、胡繩、于光遠三同志同我們五個人一起討論如何修改，他們提了很多修改意見，最後大家共同的意見是要圍繞無產階級專政的問題來寫三項指示，並且把題目改作《為加強無產階級專政而奮鬥》。之後，胡喬木同志說過，這遍稿子修改好了可以考慮作為《思想戰線》第一期的帶頭文章發表。我於10月中旬改出這遍稿子，已經沒有三項指示為綱的提法，再印送政研室同志審閱。喬木同志看了又不滿意，再次提出批判的語調沒有完全改掉，並且指出文章選用的材料很不妥；例如"徹底政善無產階級專政"，本來不是林彪說的文章就寫成林彪說的。我說，在林彪的反革命自目暴露以後，我在批判會上，在報刊一些文章、報導中，多次聽到和看到這個口號是林彪說的，都是當著林彪的口號來批判的，其他幾十同志也有同樣的印象。喬禾同志又說我們聽到的說法、看到的寫法不對。他的說法是有根據的。後來他又說這遍稿子的題目就不好，人家看了會覺得我們的無產階級專政不鞏固，有問題。1O月下旬或11月初，我和兩個同志改出第三遍稿，題目改為《沿著社會主義道路大踏步前進》。印出來后，再沒有送給胡喬木同志和政治研究室的其他同志。這時中央已經給胡喬木同志打過招呼，他也沒有再問第三遍稿的修改情況了。

    上經過如有說得不清楚的地方，請隨時指示，當隨時補充報告。此致

    敬禮

            鄧力群

            1976年2月29日

    在當時的條件下，信中所講寫作過程比較簡略。有些細節也沒有講。實際是，開頭商定文章的框架后，他們四人先分頭各寫一段。胡績偉分工的一段先寫出來，我看后感到不行，不能用。於是採取我口授，由蘇沛、滕文生筆錄的辦法。我講一段，他們記錄整理一段，付印一段。然後五個人在一起討論。最後由我修改定稿，題目也由我定為《論全黨全國各項工作的總綱》。現在有人說胡績偉是《論總綱》初稿的主要執筆人。不符合事實。事實是胡績偉分工寫的一段先寫出來，但不能用。於是改變方法，由我口授，蘇沛、滕文生筆錄。

    （4）鄧小平評價：是香花，不是毒草

    《論總綱》、《工業二十條》、《彙報提綱》這三篇東西，同以前這一封信、那一封信相比，確實應該承認，比較系統地、全面地把鄧小平主持工作這一段，鄧小平同志和中央、國務院同志的主張，整理了一下，表述了一下。從這個意義講，這三篇東西倒可以說代表所謂「右傾翻案風」的綱領。當時的實踐認為這一套東西符合實際，整個工作有起色，經濟情況在好轉。明顯地表現了一批老同志同「四人幫」的分歧，一看就看出來了。

    我自己是否意識到用毛主席「文化大革命」前的主張來壓對毛主席的「文化大革命」呢，沒有這個想法。但從實際效果來說，能夠接受的，有感情的，還是「文化大革命」以前的。認為經過正反兩方面的教訓，回過頭來，毛主席過去講的這個觀點，那個觀點，應該堅持，應該肯定，這是事實。被「四人幫」歪曲的東西，應該把它恢複本來面貌，被「四人幫」封鎖了的東西，通過這些文章要把它傳播出去。拿「四人幫」的話來說，這篇文章說了一些老同志們想說還沒來得及要說的話。最使「四人幫」受刺激的是「反馬克思主義的階級敵人」。當時我們議論時不是指「四人幫」他們，而是指已被判刑關起來坐牢的那些人，地富反壞吧。可是，他們自己認定是對著他們的。公正地說，選三篇東西引起「四人幫」的反感，當作他們必須批判、必須認真對待的東西，是必然的。姚文元在1976年2月對《論總綱》下了47處批語，把《論總綱》斷為"一篇復辟資本主義的總綱"，並把它同林彪的反革命政變綱領《"五七一工程"紀要》類比，說《論總綱》"同571工程紀要何其相似！"對《論總綱》以實現四個現代化開頭和結尾也大張撻伐。對開頭，批曰："前提：經濟領域社會主義革命，階級鬥爭為綱被排除"；對結尾"只要我們以毛主席的三項重要指示為綱，做好各方面的整頓工作，繼續堅持獨立自主、自力更生方針，我們就一定能夠實現在本世紀內把我國建設成為一個社會主義強國的宏偉目標，就一定能夠解放台灣，完成祖國統一的大業"這段話，竟批道："一定能復辟嗎，痴心夢想！""四人幫"仇恨、害怕和誣衊《論總綱》，真是咬牙切齒啊！

    「四人幫」為批判這三篇東西，印了三本小冊子。用張春橋的話說，是不用中央名義的中央文件。他們找到這樣幾份材料，如獲至寶，廣為印發，共印發八千萬份，以為可以把鄧小平置於死地，使鄧小平翻不了身。而就我們來講，究竟歪曲了鄧小平的意思沒有呢？是不是準確地反映了中央那時的意見呢，應該說，比較真實地、準確地反映了鄧小平同志的意見。過頭話也不能說沒有。

    粉碎「四人幫」以後，鄧小平才看到《論總綱》。1977年5月24日他同王震和我談話，說：

    「三株大毒草」中的《論總綱》我確實是最近才看到的。文章寫得好，針鋒相對，很尖銳。是香花，不是毒草。《彙報提綱》，當時想爭取通過，但沒有能做到，有些問題現在要進一步寫。《工業二十條》，看過第二稿。以後的稿子沒有看過。這些文章也有缺點，沒有缺點的香花我看是沒有的。

    一開始就說，政研室成立，是鬥爭的需要。這幾箱東西出來，也是鬥爭的產物。當時的想法，「四人幫」那一套實在不行，現在就要把他們壓下去。一定說是兩條路線鬥爭，好像當時也沒有這個思想、觀念。拿《論總綱》來說，確實心目中沒有把他們列為「反馬克思主義的敵人」。只是認為這些人掌握國家大局不行。按他們的意思去辦，國家搞的一定不成樣子。只能按照得到毛主席支持的黨中央的指示、國務院的指示來辦才有希望。說七、八、九三個月是「右傾翻案風」，不是毛主席提出來的，是經華國鋒首先提出來的。這三個月是全國同「四人幫」鬥爭的關鍵一段。現在回過頭來想一想，如果不成立政研室是什麼局面，或者成立政研室，不幹這些事又是一個什麼局面。拿我來講，為什麼非要把他們壓倒不可呢，沒有這麼高的覺悟，干著干著就走上了這條道。就如戰爭一樣，開始是人控制戰爭，戰爭打起來以後，就有點戰爭控制人了，否則就無法生活下去。

    大批三株大毒草，是「四人幫」的大暴露。對三篇東西，做了很好的宣傳。如果沒有批三株大毒草，人家還不知道鄧力群。三篇東西都附在後面，不附別人還不知道啊。我在大慶出名就是因為《論總綱》。那年不是開學大慶會議嗎，讓我也參加文稿起草工作。房維中同志很寬大，說你別參加起草了，參觀去吧。每到一地，人們都說，鄧力群同志，你們幫我們說了話。

    當時姚文元對《論總綱》下了47處批語。從批語中看，兩種觀點、兩種力量、兩種立場，是勢不兩立。同樣一句話，他就有另外一種看法。在大慶，王忍之同志在這個問題上給我正了名。在大慶他和我一起參觀，走到哪裡，都說《論總綱》的作者來了。我說，這些都不是我的思想，都是小平同志的思想。當時，看了鄧小平的講話，看了毛主席的文章，看了當時中央的決定，那真是誠心誠意地要宣傳這些意見。王忍之說，你挨批時可不是這樣說的，你挨批的時候，什麼都說是你個人的意見。王忍之說的倒也是事實。

    註釋

    ①「兩報一刊」，指《人民日報》和《紅旗》雜誌。

    ②「釣魚台的班子」，指1963年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正式決定成立的中央反修文件起草小組。這個小組直屬中央政治局常委。在這個小組正式成立之前，已經由中央宣傳部、聯絡部和外交部等單位的負責同志組成了一個寫作班子，成員有吳冷西、許立群、姚溱、喬冠華、王力、范若愚、胡繩、熊復。1962年11月起開始工作。12月起寫作班子集中在釣魚台。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公開論戰中寫了七篇文章。從1962年12月15日至1963年3月8日在《人民日報》和《紅旗》雜誌上發表。這七篇文章是：1、《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反對我們的共同敵人》，人民日報社論，1962年12月15日；2、《陶里亞蒂同志同我們的分歧》，人民日報社論。1962年12月31日；3、《列寧主義和現代修正主義》，紅旗雜誌社論，《紅旗》雜誌1963年第1期；4、《在<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聲明>的基礎上團結起來》，人民日報社論，1963年1月27日；5、《分歧從何而來？--答多列士等同志》，人民日報社論，1963年2月27日；6、《再論陶里亞蒂同志同我們的分歧--關於列寧主義在當代的若干重大問題》，《紅旗》雜誌編輯部文章，《紅旗》雜誌1963年第3、4期；7、《評美國共產黨聲明》，人民日報社論。1963年3月8日。2月，中央常委決定正式成立的反修文件起草小組，組長康生，副組長吳冷西。成員包括廖承志、伍修權、劉寧一、章漢夫、孔原和原來的寫作班子的成員。九篇評論蘇共中央公開信的反修文章(統稱《*********》)的寫作任務，就是這個寫作班子承擔的。《*********》起草過程中。寫成的文稿都先由鄧小平主持會議討論修改，然後送中央常委審定。這個文件起草小組一直集中工作到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爆發之前。這個寫作班子中有兩個秀才未參加。一個是胡喬木，那時他患嚴重的神經衰弱症，毛澤東要他"長期休養，不計時日，以愈為度"；還建議："你似以遷地療養為宜，隨氣候轉移，從事遊山玩水，專看閑書，不看正書，也不管時事，如此可能好得快些。"(毛澤東1961年8月25日復胡喬木信，見《毛澤東書信選集》第585頁)這樣，從1961年夏天起，胡喬木就完全離職休養，因此沒有參加這個起草小組的工作，但有的文章在起草過程中徵求他的意見。還有一個陳伯達，他是非正式的"機動"成員，有時參加，有時不參加。這時他主要承擔國內方面的文件起草工作。

    ③1975年3月1日，張春橋在中國人民解放軍各大單位政治部主任座談會上講話，說毛澤東1959年在廬山會議上說過的"現在，主要危險是經驗主義"的話"現在仍然有效"，要把反對經驗主義"當作綱"。同一天，《人民日報》轉載《紅旗》雜誌第三期發表的姚文元文章《論林彪反黨集團的社會基礎》，造謠說，"這十幾年來，毛主席多次重複了"1959年廬山會議期間說過的"現在，主要危險是經驗主義"這個意見。4月4日、5日，江青在兩次講話中稱：經驗主義是修正主義的幫凶，是當前的大敵；黨現在最大的危險不是教條主義而是經驗主義。4月中旬，江青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一再提出反經驗主義的問題，並要求政治局討論。他們大反經驗主義，以影射攻擊周恩來和老一輩革命家。鄧小平洞察他們的用心，堅決進行抵制，並用向毛澤東請教的方式反映了"四人幫"的這一政治動向。毛澤東於4月23日寫下批語，對"四人幫"搞"反經驗主義"提出批評；又於5月3日親自召集中央政治局會議對"四人幫"反經驗主義進行了尖銳的批評。

    ④在所有人物中突出正面人物，在正面人物中突出主要英雄人物。在主要人物中突出最主要的中心人物。

「反擊右傾翻案風」中的國務院政治研究室

一 轉信引發「批鄧」

    1975年8月21日，第四次讀《毛選》五卷文章的時候，鄧小平就提到，你們聽說沒有，遲群在清華"發瘋"。後來了解到，有人寫信告遲群，因為沒有當上中央委員、教育部長而大吵大鬧，裝瘋賣傻。這封信是經過鄧小平轉給毛主席的。8月份這次轉信，毛主席沒有什麼反應。

    這次會後，胡喬木曾經想了解清華調整院系的情況。聽說遲群曾多次講過，清華所有的系第一專業都是斗走資派。他把系科調整得很亂。胡喬木談到這件事時，李鑫就跟他說，清華、北大的事，你可不要插手，這是毛主席親自管的。

    過了一陣，李琦找胡喬木轉劉冰等告遲群的第二封信。這封信還是通過鄧小平轉給毛主席。沒有想到就是這麼一封信惹火了毛主席。主席說：「清華大學劉冰等人來信告遲群和小謝。我看信的動機不純，想打倒遲群和小謝。他們信中的矛頭是對著我的。我在北京，寫情為什麼不直接寫給我，還要經過小平轉。小平偏袒劉冰。」後來公布這段談話時還加上一句「清華所涉及的問題不是孤立的，是當前兩條路線鬥爭的反映。」

    主席本人在北京，信為什麼經鄧小平轉？這樣責問，實在沒有多少道理。前面說過，在此之前，經小平轉主席的信已經有好幾封了。對那些信，都沒有生氣，而且都有批示。而這封同樣經小平轉的信，就成了「不是孤立的，是當的兩條路線鬥爭的反映」。同樣是轉信，有截然不同的反應，說明鄧小平辦的事情，有些主席支持，有些能夠容忍，而有些問題，他不能容忍。或者說，按照他老人家自己的意向，糾正他認為需要糾正的「文化大革命」中的缺點、錯誤，這樣的信，他能夠接受；而涉及到他認為不需要糾正的，或不想觸及的問題，他就不能容忍了。一個直接的原因，北大、清華過兩個單位都是他管的同他發動的「文化大革命」是聯繫在一塊的。「文化大革命」從北大第一張大字報開始，後來清華接著動起來。

    這件事情，使我聯想到1957年反右。那時，主席聯繫了兩個黨組織。一個是中央辦公廳下面的秘書室，一個是中國人民大學。秘書室的事情講起來很長，以後有機會的話專門講。簡單說，他有一句話，叫做舉起黑旗，打倒左派。左派就是八個積極分子。他講了歷史上八司馬的故事。唐順宗時，劉禹錫、柳宗元等人參加以王叔文為領袖的革新集團。他們要打擊宦官勢力、革除弊政。掌權146天，史稱"永貞革新"。最終還是失敗了。順宗被迫讓位給太子，就是唐憲宗。憲宗即位后，劉禹錫，柳宗元等八人先後被貶為邊遠八州的司馬。這就是有名的所謂"八司馬"。辦公廳秘書室的事情有類似的性質，積極分子正好也是八個人。在八大二次會議的預備會上，主席又講了這個故事。

    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的歷史聞題決議講過這樣一句話。鄧小平同志對許多方面的工作進行整頓，是得到毛主席支持的，但是，毛主席不能容忍鄧小平同志系統地糾正「文化大革命」的錯誤。鄧小平的工作，他轉的信。涉及到系統地糾正「文化大革命」的錯誤，主席就不能容忍了。儘管這封信本身只說到遲群、謝靜宜兩個人。

    在這之前，鄧小平同志主持工作期間，涉及到一些方面的問題，主席恐怕已經有感覺了。過去送上去的東西，都是同意。《科學院彙報提綱》進到主席那裡，則不置可否退了回來，碰了一個軟釘子。

    我們當時起草文件和講話都用這樣一種辦法，即用主席「文革」前的思想、理論、語錄來揭批「四人幫」在「文革」期間對毛澤東思想的歪曲和篡改。《科學院彙報提綱》是最有代表性的一個，這個文件修改了好幾次，在喬木的主持下，理出一個「文革」前毛澤東對科學技術的指示、觀點的體系，一共有十個方而二十六條語錄（沒有一條是「文革」中的），歸結為毛主席的科技路線。然後用這個作綱來批判科學院的幫派體系，包括「四人幫」。喬木非常滿意，鄧小平也非常滿意。我們是不約而同，都有這樣一種思想、感情，對「文革」前毛主席的指示親切，對「文革」中「四人幫」宣傳的毛主席的東西有抵觸，以至也不去細細分辨哪些是毛主席的，哪些是「四人幫」的引申、發揮以至歪曲。用這種辦法是否會出現這樣的情況：我們認為是"四人幫"的歪曲，而其中有些並不是，而是我們把主席在"文革"期間有關科學技術的指示當成"四人幫"的歪曲去批了。從我們來講是批"四人幫"，而主席會認為這是通過批"四人幫"來批他。從這個角度看，《科學院彙報提綱》有沒有這樣的問題，這可能不是理論和原則上的毛病，因為不能說主席在"文革"中的錯誤就不能批評；但在策略上，沒有把"文革"中"四人幫"的謬論與"文革"中主席的思想劃出一條界限。當時我們沒有想過這個問題，主席卻很警覺。過去鄧小平送這個、送那個，都照批不誤，從不耽擱，這回《彙報提綱》送上去，毛主席說，你們那裡引用我的一句話：科學技術是生產力，我不記得講過這句話。鄧小平還說，主席對這個提綱還有些意見。但鄧沒說是什麼意見，是鄧沒有傳達，還是主席也沒有具體說，不清楚。但有一點，是不是主席敏感到你們是在用我的過去來批我的現在，以批評"四人幫"為名來批我的東西。這一點，引起了主席的警惕。

    有了對劉冰信的批示以後，接著就是組織措施。這個批示首先給鄧小平看了，有沒有在政治局內傳閱，當時政治局開會沒有，不清楚。但是，很快，國務院幾個副總理就專門開會，又把胡喬木、胡耀邦、李昌、周榮鑫幾個找去傳達了這個批示，並且向他們打了招呼，要他們做檢討。這事胡喬木當時沒有對我們說。

    過不幾天，就開政治局會議，批評胡喬木他們幾個。這個政治局會議的情況，胡喬木會後給我們講了。據胡喬木講，毛遠新對胡喬木批評很尖銳，江青更厲害，訓了胡喬木一通，說你胡喬木對毛主席忘恩負義！胡喬木實在接受不了。

    當然，當時政治局批划的主要對象還是鄧小平。傳出來的說法，會議開得非常激烈，不顧事實，上綱上線，批得鄧小平都坐不住了。特別讓鄧小平不高興的，是有一個列席會議的同志，系統揭發，批鄧小平刮「右傾翻案風」。鄧小平很惱火，聽不下去，幾次跑出去上廁所。

    在開政治局會議批判的同時，又把毛主席對劉冰等信的批示讓吳德到清華去傳達，在清華大學開展丁關於教育革命的大辯論。這是11月的事。12月1日，《紅旗》雜誌就發表了北大、清華兩校大批判組寫的文章《教育革命的方向不容篡改》，通過它向全國發出了"反擊右傾翻案風"的信號。接著又寫了一個報告：《清華大學關於教育革命大辯論的情況報告》。12月14日，中央發文件把這個報告轉發到全國大、中、小學的黨支部，要求在黨組織領導下開展教育革命大辯論。這就不但在上層而且在基層把問題揭開了


二 傳達「打招呼」會議情況

    從11月初起，一方面，在政治局內批評鄧小平，範圍逐漸擴大，由四人到八人到十七人；①另一方面，在清華大學傳達批示，開展所謂"大辯論"。這樣搞了一段時間，毛主席就指示要向一些同志，主要是老同志"打招呼"。這個"打招呼"會是11月24日開的。會後，中央印發了一個23號文件：《關於轉發<打招呼的講話要點>的通知》。

    這次「打招呼」會，政研室去了三個人：胡喬木、吳冷西、胡繩。會後，就在我們七個負責人的範圍里進行了傳達，實際就是宣讀23號文件。

    我問開會的情況。他們講了一些細節。據他們說，到會的有130人。坐定以後，政治局的同志出場。第一個出來的是小平同志，其他人跟在後面。會議也是鄧小平主持的，他還作了自我批評。自我批評就是會上發的稿子，還是另外說了些什麼，他們沒有多說。鄧小平講完以後，點著名字問到會的政治局委員，你們還有什麼意見，都說沒有了。鄧小平說：以文件為本傳達學習，散會。我所以要問這些細節，因為關心鄧小平的領導地位。聽下來，覺得鄧小平的領導地位沒有動搖。批了，作了檢討，就過去了，還是繼續主持工作。

    23號文件是11月26號下發的。《打招呼的講話要點》是鄧小平主持政治局會議討論通過，經毛主席審閱批准的。講話要點有三段話。第一段，講劉冰等人8月、10月兩次給毛主席的信和毛主席批示的內容，並講了清華開展大辯論的情況，"根據毛主席指示，清華大學黨委自11月3日起召開常委擴大會議，就劉冰等同志的信展開了大辯論。這個會議逐步擴大，現在已經在師生中進行辯論。"第二段，引了毛主席批評劉冰等人來信的那段話以後，說，"中央認為毛主席的指示非常重要。清華大學出現的問題絕不是孤立的，是當前兩個階級、兩條道路、兩條路線鬥爭的反映。這是一股右傾翻案風。儘管黨的九大、十大對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已經作了總結，有些人總是對這次文化大革命不滿意，總是要算文化大革命的帳。總是要翻案。根據懲前毖後、治病救人的方針，通過辯論，弄清思想，團結同志，是完全必要的。"第三段，講解決問題的辦法，就是下面一段話："毛主席指示，要向一些同志打個招呼，以免這些同志犯新的錯誤。中央希望大家認真學習無產階級專政理論，正確對待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正確對待群眾，正確對待自己，同廣大幹部、廣大群眾團結在一起，以階級鬥爭為綱，把各項工作做好。"

    聽傳達后的當天晚上，我整夜沒有睡好覺，心情非常複雜，用一句成語來說，是悲喜交集。感到難過的是，用總理病很重，沒有希望了；毛主席身體也越來越不好。這樣重大的事情他們不能親自出場，預示著這兩大歷史人物要從政治舞台上退出了。我回想到見到他們、同他們交談的一些往事。想起最後一次見到毛主席的情景，在什麼地方，講了一些什麼話。現在見不到他們了，再也見不到他們了，……想到這些，黯然神傷。覺得高興的是，從這次會上的情況看，鄧小平繼續管事，還是他接班。犯了點錯誤，作了自我批評，工作還是他主持。認為鄧受到主席批評，在政治局內，在主席面前，作了自我批評，過關了。我這個人，往往有點盲目樂觀。當時雖然也有點擔心，事情是不是就這樣過去了，但總的覺得這事就是這樣了結了吧。講話要點中方針說得很明確，弄清思想，團結同志嘛，三個正確對待嘛。小平同志過關，我們這裡也應如此。儘管主席、總理兩位老人不行了，有鄧小平在，中國黨還是有希望，中國的事情還是有希望。全國的經濟形勢上半年很好，七八月也很好，是發展的。

三 胡喬木挨批

    傳達打招呼會議以後，我們七個人先後開了幾次批評、自我批評的會。我們幾個人開完會後，在政研室傳達，進行批評和自我批評。

    我印象深的是，這時批評胡喬木很厲害。最厲害的就是李鑫。其他幾個都跟著李鑫的調子說。他們在西四院的爭論，有些事我不知道。有一次，李鑫在會上大發脾氣，說康生叫你來編毛選，說是協助我的，結果變成你為主了。還說胡喬木對主席的階級鬥爭理論一竅不通，甚至罵胡喬木「是個什麼玩藝兒」。批得胡喬木都坐不下去了。在西四院的幾位，受李鑫的影響吧，也都批得比較厲害。會上責成胡喬木認真交代，認真揭發，給他一段時間。在這種會上，我沒有講什麼話。有時說一點要心平氣和啊這一類他們不愛聽的話。總之，我們幾個負責人在對胡喬木的問題上明顯是兩種態度，西四院是只批不保，武臣殿是一批二保。

    在這一段緊張的時間裡，有一次，別人都走了，只剩我和胡喬木。胡喬木對我說，想不到啊，過去多年的摯友，遇到現在這種局面，就不講朋友了。從此以後，到「反擊右傾翻案風」收場，胡喬木有什麼苦都向我訴，在我這裡尋找一點同情。他的情緒很壞，身體也不好，有時竟不想活了。我總是勸他，安慰他。我這個人，在人家困難的時候，總要幫人家一下。這時我下了一個決心，同我有關的事情，不要給朋友找麻煩，我能擔起來的都擔起來，給朋友減輕一點壓力。


四 在周總理逝世的日子裡

    1976年1月8日，周總理去世，我們研究室同全國人民一樣，同聲哀悼。研究室的每一個^都多次到天安門去，但後來追查，誰也沒有在台上講過。在此期間，我多次坐車到王震那裡去談天，每次都經過天安門，看到廣場上有很多花圈，很多人。新華社的內部"參考資料"，每天都出二、三本，全世界哀悼、懷念周總理，全世界對周總理都高度評價。一個共同的說法，26年的賢宰相，中國歷史上設有過，世界範圍連續二十多年當總理的，也沒有。到中國來訪問過、見過周總理的不少人，都寫了文章，回憶周總理的風範。許多人發來唁電。"參考資料"都登了，持續的時間很長。當時，我把新華社發表的這些文電都看了，非常感人。比如，日本的一個乒乓球世界冠軍，女的，周總理知道她不能生孩子，專門請她到中國來，請醫生給她治。走時祝她能生孩子，有了孩子一定捎個信來。

    總理去世以後，全國陷入悲痛之中，誰來代替周總理呢？全國都關心。當時傳說很多，我的想法，理所當然是鄧小平。儘管他犯了錯誤，但已經檢討了，過關了。出乎我的意料，也出乎人們的意料，選定的代總理竟是華國鋒。2月2日，中央發了1976年1號文件，任命華國鋒同志為代總理。我們感到華國鋒政治上可能弱一點，但也沒有反對的意思，心想，選的對還是不對，看一看吧。

    對此，有的人是十分反感的。張春橋讀了1號文件后，寫了一個《一九七六年二月三日有感》。表達了"四人幫"的心理，代表了他們的政治傾向，他們的立場。不僅反映他們對鄧小平、華國鋒的不滿意，而且也反映他們對毛主席的憤恨，同時也暴露了張春橋要爭奪領導權、當國家總理的野心。"四人幫"確實有這種心理，鄧小平沒有資格代替周總理，被我們打倒了，你華國鋒有什麼資格接替他？鄧小平垮了，怎麼選來選去又選了華國鋒，就沒有看中我們？張春橋說，"又是一個一號文件。"去年的一號文件是任命鄧小平為中央軍委副主席兼總參謀長，今年的一號文件是由華國鋒任代總理。"又是一個一號文件。去年發了一個一號文件。"咬牙切齒，真所謂滿腹冤讎，一腔惱恨。然後講，"真是得志更猖狂。來得快，來得凶，垮得也快。"你鄧小平搞了一個七、八、九，而你華國鋒也必定如此，來得快，來得凶，垮得也快。鄧小平一年垮了，你華國鋒也長不了。完全是一種憎恨、諷刺、詛咒的語調。他還引了宋朝王安石詠"元日"的詩句"總把新桃換舊符"，講出了他們想篡黨奪權的野心。


五 《毛主席重要指示》的下發和思考

    1976年3月3日，中央發了4號文件，印發了《毛主席重要指示》。是毛主席1975年10月至1976年1月發動和領導回擊右傾翻案風鬥爭中所作的多次重要談話，說是經過整理，並經毛主席審閱批准的。《中共中央通知》說："現將《毛主席重要指示》印發給你們，請你們組織縣團以上幹部認真學習，深刻領會，堅決貫徹執行。"

    「四人幫」粉碎以前已經聽說，毛主席這個時候已經說不清楚話了，只能靠長期在他身邊的工作人員從他的口型來辨別他說的是什麼意思。我最近反覆看了這些重要指示，雖然有一些不準確的東西，但基本思路還是主席的。

    1 鄧小平的看法

    小平同志也說，從主席的這些講話裡頭可以看出，主席的思路已經亂了，前後不一致了，邏輯也不通了。對「文化大革命」總的評價是三七開，七分成績，三分錯誤。又講「文化大革命」的錯誤是打倒一切，全面內戰。既然是打倒一切，全面內戰，怎麼好說錯誤只佔三分呢？沒有道理。過去批王明就是打倒一切，成了路線錯誤。有些說法比較矛盾。對「文化大革命」，總的看法是：基本正確，有所不足，現在要研究的是有所不足方面。錯誤具體講就是「打倒一切，全面內戰」。但對「打倒一切」，又說其中一部分是打對了，例如劉、林集團，一部分打錯了。先不講劉是打錯了，許多同志有錯誤，但也不應該打倒啊。講「全面內戰」，說無戰爭經驗已經十多年了，全面內戰搶了槍，大多數是發的，打一下，也是一個鍛煉。但是把人往死里打，不救護傷員，這不好。這樣講就有點文過飾非，對自己發動的「文革」粉飾太平了。

    2 毛主席的思路同"四人幫"的區別

    但從這些指示也可以看出來，毛主席的思路和「四人幫」的思路是兩回事。

    如對老同志，主席提到，一些同志，主要是老同志，思想還停留在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階段，對社會主義革命有抵觸，不理解，甚至反對。可是到了「四人幫」那裡，就是另一種說法，老幹部就是民主派，民主派就是走資派。一個講的是一部分，一個講的是整體。主席對老同志還有原諒的方面，他說，有些老同志七八年沒管事了，許多事情都不知道，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漢，何論魏晉。有些人受了點衝擊，心裡不高興，有氣，在情理之中，可以諒解。「四人幫」則是完全對立，凡是不跟他們走的，都是他們的敵人。

    對知識分子的估計，主席說的是大量的是改造好的知識分子，老九不能走。到了張春橋那裡，知識分子全都成了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全面專政的對象了。

    對青年幹部，主席說，年青幹部中有壞的，如蒯大富。「四人幫」對跟他們走的青年造反派，則是全面肯定，一概保護。

    特別是對鄧小平同志。這時批鄧也升級了，老帳也翻出來了。說鄧小平，他這個人是不抓階級鬥爭的，歷來不提這個綱。還是「白貓，黑貓」啊，不管是帝國主義還是馬克思主義。講到「三項指示為綱」，說「什麼『三項指示為綱』，安定團結不是不要階級鬥爭，階級鬥爭是綱，其餘都是目」。這的確是主席的思想。還說，小平從來不談心，人家不敢和他談話，也不聽群眾的意見。當領導此作風是大問題。這同過去講的政治思想強，會打仗，會反修等不同。可是底下主席還講，他是人民內部問題，引導得好，可以不走到對抗方面去。說鄧願作自我批評，要幫助他，批他的錯誤就是幫助，順著不好。批是要批的，但不應一棍子打死。而「四人幫」對鄧小平則是徹底打倒，一棍子打死。

    《毛主席重要指示》下發以後，「四人幫」的輿論就是接過毛主席的話走到極端。當時他們鼓吹兩個論點，大造輿論。一個，老幹部就是民主派，民主派就是走資派；另一個，對資產階級實行全面專政。對小平同志主持工作這一段，他們一個一個地、全面地批駁。他們掌握了輿論陣地，只是一種聲音。幾個報刊都是他們控制，別的都不讓出。報刊上一個調子，輿論一律。什麼事情都上綱。鋪天蓋地，很厲害。他們總是利用毛主席的一些話大做文章，講他們極左的那一套。

    主席說，搞社會主義革命，不知道資產階級在哪裡，就在共產黨內，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走資派還在走。他們就在全國鼓吹所謂資產階級三階段的理論：自由資產階級，壟斷資產階級，黨內資產階級。說什麼壟斷資產階級進入第三個階段，就是共產黨內有個資產階級。既然資產階級發展有三個階段，成為規律，那末，理所當然，就要對資產階級實行全面專政。這個全面專政開頭是借毛主席的名義，是發揮毛主席的論點，到後來，乾脆就說是張春橋的思想。過去說只承認階級鬥爭，而不承認無產階級專政，這不是馬克思主義。而現在呢？只承認無產階級專政，不承認無產階級要實行全面專政，也不是馬克思主義。吹噓這是「張春橋思想」，是第四個里程碑。為此，國務院政研室寫了一篇《敵我關係的根本顛倒》的文章，同他們辯論。我們說，資產階級在哪裡，在黨內，是什麼意思呢？是資產階級的代表人物在共產黨內，並不是整個黨都是資產階級。

    毛主席的理論指示是1976年2月底下發的。到1O月粉碎"四人幫"，時間不長：只7個月。毛主席晚年的錯誤，同"四人幫"的理論和實踐有一個界限，他們打著主席的旗號，販賣的貨色是他們的貨色。為分清這個界限，過去做了一點工作，看來現在還要繼續做。1979年葉帥的國慶講話和1981年通過的《歷史決議》，對這個問題作了劃分，現在看來還要繼續做這方面的工作。

    3 毛主席看到一個值得注意的問題

    現在我們回過頭來看，是不是到了社會主義革命時期和社會主義建設時期，毛主席看到有一個很值得注意的問題，會不會有人把資本主義復辟的願望變成資本主義復辟的行動。有沒有這樣一個合理的因素在裡頭？1983年整黨時叫徹底否定"文化大革命"，包括對毛主席的晚年思想，包括這一套防止修正主義、防止資本主義復辟的理論，統統徹底否定。討論《歷史決議》時，有些人提出這個問題，毛主席這些思想裡頭，它的本質的東西，是不是預見到了會出現什麼問題。這個問題確實值得思考。從"文革"十年的經驗。加上"文革"后十幾年的經驗，共二十幾年，不僅國內的，還有國際範圍裡頭的經驗，可以看出，這個問題應該引起嚴重注意。歷史還要發展下去，這個問題不能忽視，無法迴避。

    同發達國家資產階級打交道的社會主義國家，有可能產生一個新的資產階級。這個新的資產階級要依附於國際資產階級。第三世界國家，不用說也存在這個問題，不奇怪。


六 「反擊右傾翻案風」的情況和一九七六年二月的"打招呼"會議

    「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運動發動起來，全國上下，黑雲滾滾，形勢非常嚴峻。部門也好，地方也好，原來在職的幹部也好，剛恢復工作的老幹部也好，凡是積極推行鄧小平同志這條路線，積極進行整頓的，統統挨整，都成了批判的對象。所謂「興滅國，繼絕世，舉逸民」，②搞復辟啊，就是這些老同志，這時都挨批、挨斗，都受壓，壓得很厲害。其中如陳丕顯，他是趕上了最後一班車，讓他先去雲南，後來回到湖北。據說，鄧小平這時已經被隔離了。

    天安門事件以後，鄧小平同志被撤銷黨內外一切職務，保留黨籍，以觀後效。同時發了通知，在葉帥休養期間，陳錫聯代管軍委日常工作。還發通知收回1975年軍委擴大會議上鄧小平、葉劍英的講話，認為這兩個講話是錯誤的，不要執行了。這樣一來，葉帥實際上靠邊站了。當時，李素文是人大副委員長，兼國務院財貿小組組長。實際上也不要李先念同志管財貿工作了。孫健是副總理，代替王震管交通各部門，王震實際上也靠邊站了。重點部門、重點地區、重點人物，紛紛挨整。政研室不用說了。中國科學院，柳忠陽受"四人幫"的指使，整胡耀邦、李昌，同時進去的王光偉屈服。教育部整周榮鑫，整到當場昏厥，當天夜裡死掉。遲群不僅管清華，還實際上管了教育部。劉西堯在那裡主持工作，被遲群架空。國防科委整張愛萍，張住院，帶著氧氣袋參加批判會。鐵道部原來的副部長郭魯，糾合一伙人整萬里，把萬里擠倒。計委整余秋里，余就請病假。房維中只好到幹校去躲風。外貿部整李強，說是賣國部。

    地方就是「翻燒餅」。最厲害的是杭州。開始把譚啟龍扶起來，造反派壞頭頭張永生調到河北王國藩的公社，在那裡勞動鍛煉，翁森鶴抓了起來。浙江是三上三下。河南也有反覆，原來河南是紀登奎在此起家，在整「雙突」時他回去整過一下河南的問題。當時萬里分管鐵道部，紀分管地方，還是積極擁護鄧小平的。到「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河南有一個反覆。地方反覆大的特別是鐵路的一些大站，徐州、鄭州、太原、蘭州等。

    在這樣一個大的形勢下面，華國鋒於1976年2月19日、25日分別召開了兩次打招呼會議，要受"修正主義路線"影響的幹部"轉彎子"。這時的簡報等，我沒有看。

    1976年2月25日晚，華國鋒主持十七個省市來京同志座談會，講話，打招呼。這時，政研室已經發生了農偉雄告狀的事。因此，國務院政研室參加這次打招呼會議的人，除胡喬木以外，還有一個農偉雄。粉碎"四人幫"以後，李先念、紀登奎等國務院的同志，對政研室的問題很注意，問農偉雄是誰通知他參加打招呼會議的。他們不知道，很顯然是"四人幫"通知的。

    這次打招呼會議，也是經過毛主席批准的。同11月24日那次打招呼會議比，當然是升級了。那個會沒有點鄧小平的名，而這個會呢，點了鄧小平的名；那個會批鄧小平是三個"總是"：總是對這次文化大革命不滿意，總是要算文化大革命的帳，總是要翻案；這個會要求各級領導深入揭發批判鄧小平的"修正主義路線錯誤"了。華國鋒傳達毛主席的話："錯了的，中央負責。"接著說，"政治局認為，主要是鄧小平同志負責。"並說："中央認為，應該劃一個界限，以這次會議打招呼為界，這次會議前的問題，中央負責，有這樣那樣問題的地方，應轉好彎子。這次會議后，還不轉過來就不好了。"受"修正主義路線影響犯有錯誤的同志"怎麼辦呢？"要帶頭揭發、批判，在揭發批判過程中轉好彎子"，"要在認真學習毛主席指示，同幹部、群眾一起參加批判鄧小平同志修正主義路線錯誤的基礎上，提高認識，提高覺悟。有的，要在一定範圍內做自我批評。"華國鋒強調："當前，就是要搞好批鄧，批鄧小平同志的修正主義錯誤路線，在這個總目標下把廣大幹部、群眾團結起來。"整個運動的部署，要"在黨委一元化領導下進行。不搞串連，不搞戰鬥隊。"要求對犯錯誤的同志，"實行'懲前毖後、治病救人'的方針。不要揪住不放。不要一棍子打死。"並提出"注意不要層層揪鄧小平在各地的代理人。"

    通過華國鋒的這個打招呼講話，就把「反擊右傾翻案風」同「批鄧」聯繫在一起了，鄧小平的錯誤性質也從「右傾翻案風」升級為「修正主義路線錯誤」。政研室因為出了一個農偉雄，直接參加了打招呼會議，運動就由和風細雨變成緊張激烈，整個氣氛使人緩不過氣來。從此，政研室專門揭發批判，什麼工作也不能幹了。我們幾個負責人，專門作交代、揭發，作自我批評。

七 國務院政研室的「批鄧」

    1 "四人幫"爪牙掌控政研室

    毛主席10月批評鄧小平轉交劉冰等人來信以後，形勢就逆轉了。1976年1月17日，小平同志就給喬木同志說，政研室的事情，他不管了。他受到主席批評，聽候中央處理。有一段時間，政研室成了斷線的風箏，上不著天，下不著地，誰也不管我們，我們也不找誰管。到了農偉雄告狀，主席批准開打招呼會議，政研室的運動實際上就是由"四人幫"控制了。

    這裡講一下農偉雄告狀的事。

    1976年2月7日，農偉雄給姚文元寫信，請姚代轉2月3日給毛主席的一封信。姚文元一收到就立即加上批語轉送。毛主席2月12日批示："印發政治局送胡喬木同志一份。"

    在粉碎「四人幫」以後，農偉雄曾經說過，他的信是新華社的人讓他寫的，可是後來他否認了，說是他自己醞釀了很長時間寫的。我看很可能是姚文元經過什麼人授意的。姚文元收到信后，給農偉雄寫了一個條子：你的信收到了，希望你再把幾個什麼問題寫清楚，給我報告。

    1976年2月25日的打招呼會議不知是什麼人直接通知了農偉雄。散會時，江青、姚文元同他"親切"握手，說，你的信寫得很好。姚文元當著農偉雄的面對胡喬木說，"你的任務就是揭發。"又要農偉雄"把政研室的運動搞起來"。實際就是要胡喬木靠邊站，讓農偉雄奪權，來管政研室的運動。

    胡喬木開過打招呼會回來以後，把會議精神，就是批鄧小平的「修正主義路線錯誤」這個東西傳達了。運動的領導，請示國務院，成立了一個領導小組，名義上胡喬木當組長。胡喬木提名讓農偉雄當副組長。農偉雄對胡喬木講，你要交代問題，一些活動、會議由農主持。後來，又把我和胡繩加到領導小組中去。領導小組成員為胡喬木、農偉雄、鄧力群、胡繩、秦寶來，按這個順序排列。以後，又把我和胡繩兩個排除出去。由此，在政研室里就形成了「三少一老」，鬧得不可開交。「三少」就是農偉雄、趙乾德、周錫榮，一老是王飛。

    這次打招呼會以後，姚文元從新華社派來兩個記者，人民日報也派了記者，常駐政研室，找人談話，出席會議，實際是監視我們，收集材料，向姚文元寫彙報。一方面，國務院領導不管我們，另一方面，姚文元通過內部扶植起來的農偉雄、外面派進來的記者管我們。打招呼會議以後，實際是姚文元管了政研室的運動。姚文元說過，從打招呼會議后，政研室的簡報給他提供了很多材料。姚文元在新華社範圍裡頭，曾兩次表揚農偉雄。說農偉雄材料整得好。他在你們這裡默默無聞，可是到了政研室，起了很大的作用。

    回過頭來想想，很可悲。農偉雄算什麼人物，一個參加工作不久的資料員，鑽營投靠「四人幫」，那時竟可以在政研室指揮一切，控制一切。

    他們除了用合法途徑，整簡報，通過新華社上送材料，還私下裡分頭給「四人幫」寫信。7月2日，農偉雄給張春橋寫信。華國鋒任總理之前，農曾評價，華國鋒這個人沒什麼理論著作，張春橋大文章一篇又一篇，有理論。9月6日，給姚文元寫信，報告工作，請求接見。有一個材料寫得很肉麻，用"是你怎麼樣、怎麼樣"那種口氣，吹捧姚文元。毛主席去世后，9月14日給江青寫信，表示"勝利一定屬於我們"。他在自己的日記中講，我的生命和整個的運動是緊密地聯繫在一起了。引用《紅樓夢》中一句話："一損俱損，一榮俱榮。"這個人是小個子，功於心計，臉上不露春夏秋冬，當面撒謊不臉紅。確實想從此爬上去。"三少"中的趙乾德，張牙舞爪，內心的東西不加掩蓋。農偉雄不動聲色，但很動腦筋，各種部署在日記中寫得很清楚。兩個人成為鮮明對比。中央黨校來的周錫榮是軍師，替農偉雄進行戰略分析，分析我們幾個負責人。排在正確路線一邊的，是李鑫同志。犯錯誤嚴重的有三個：胡喬木、鄧力群、于光遠，最主要的是胡喬木，其次是鄧力群。王飛說，運動一來他很害怕，只好跟上，出了什麼壞點子也說不上，只能是敲一敲邊鼓，有時提示一點年輕人不懂得的要害問題。

    2 胡喬木的揭發沒有實質內容

    農偉雄與「四人幫」接上頭，並實際上掌握了研究室的領導權，搞了七次揭批高潮，一次比一次厲害。

    先是揭、查所謂政治謠言。把我們在會上傳達過的毛主席的話，引用過的毛主席的話，「老九不能走」，「百花齊放都沒有了」，《園丁之歌》說是「香花」，等等，都說成是政治謠言。

    然後，集中揭發鄧小平。調子越來越高，壓力越來越大。這樣，我們的調子也就不能不高起來。喬木的日子日益難過，實在過不了關，在會上有幾次發言。接著，喬木寫了十幾條，揭發、上綱，但沒有什麼實質性的事情。我相信在喬木和鄧個別談話時，談論「四人幫」的事不會少，但喬木一件都沒有揭發。胡喬木3月2日的揭發交代，毛主席批示：印發政治局(給胡喬木一份)。這份材料里講了他同鄧小平的20多次會見，包括鄧同我們一起讀毛選，同他單獨見面，沒有出格的話。

    3 我成了第二號揭批對象

    此後，就是揭批「三株大毒草」。在政研室，集中力量批《論總綱》。《工業二十條》後來也批判了幾次。

    「天安門事件」之後，我成了喬木之後的第二號揭批對象。一次揭發「黑畫」，③上綱很厲害。這時，有人找鄭惠、徐道河說：現在事情日益嚴重，只能保于光遠，不能保鄧力群了。他要兩人出來揭發，說「黑畫」問題上鄧力群有責任。鄭、徐兩個當晚來找我，說此事與你一點關係都沒有，而某人卻要我們把贓栽到你頭上，怎麼能這樣做呢。

    在幹校的時候，有一次一些人在廂房內議論一些事，我住在堂屋裡。當時我已經「解放」，還沒有恢復組織生活。廂房同堂屋是通的，他們議事沒有我參加，但也不避我，所以他們的談論我自然而然都聽到了。只聽徐道河說，揭發批判時，你上綱牽強附會，我批判東拉西扯，本人做檢查也不免有些言過其實的東西；但在定案時都要把這些東西排除掉。就說鄧力群吧，大家揭發批判的東西很多，他本人交代中間也可能有些過頭的東西，但我們定案時，都要把這些東西排除掉。徐道河，我很早就認識他，這個時候能這樣辦，我覺得不簡單，是個講黨性、夠朋友的同志。鄭惠後來有這樣、那樣的毛病，但在當時那種緊要關頭，和徐道河一起來找我，沒有按照那個人的想法辦，也不容易。

    儘管有這樣那樣的插曲，總的來看，我們七個人奉命批鄧，沒有出格。喬木過頭一點，傳出去后，老幹部普遍不滿意，但總的來說，喬木也沒有按當時的風向給鄧添枝加葉；共同的調子都還是按對當時中央文件的領會來說話。人們後來把我們幾個人的話加以比較，如在會上，關於《論總綱》，我曾說：每個觀點、每句話、每個提法都由我負完全責任，其他人不承擔任何政治責任。本來這也是事實，我不過是如實地承擔了責任，而這件事居然得到人們的普遍讚揚。這說明一點，在黨內鬥爭中間說真話可不容易啊。王震同志多次和很多人說，鄧力群在「文革」期間、「反擊右傾翻案風」中保了鄧小平，沒有上推下卸。鄧小平同志也認可此事。很多地方傳，小平同志說，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一個半人頂住了，半個劉仰嶠，一個鄧力群。說真話，本來是一件很普通的事，人們之間有各種接觸，不能因為黨內鬥爭尖銳，就把自己說的話推給別人，把別人沒有說過的話，沒有做過的事，牽強附會，上綱上線，甚至加以捏造。

    4 "四人幫"想搞第二個中心

    在「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中，「四人幫」想搞第二個中心。前面說過，1976年2月，華國鋒召集了兩次"打招呼"會議：第一次是2月19日，第一批五個省市的負責同志；第二次在2月25日，又找了十二個省、市、自治區和部分大軍區的負責同志，一共十七個省、市、自治區，華國鋒講話打招呼。此後，又搞了第三批，是另外的十二個省、區和幾個大軍區，3月2日來京。江青自作主張，召集第三批來京的十二省區負責同志開座談會。會上，江青就"風慶輪"問題④大做文章，批鄧小平。就在這次會上，江青說，研究室的材料證明了國務院政研室是鄧小平的謠言公司，鄧小平是總經理，胡喬木是副經理。這不是要搞另一個中心嗎？對這件事情，江青他們受到毛主席指責。3月10日，毛主席對風慶輪問題請示報告批示："(材料)不應該印發。此事是不妥的。"

    在組織上，「四人幫」也想搞第二個指揮中心，受到了毛主席的批判。當時，輿論完全被他們控制了。後來發生了天安門事件，說明是有兩個中心，兩種意見。激起群眾義憤的是4月4日送的花圈，當天晚上就收起來燒了。4月5日群眾就起來，"還我花圈！"這邊就組織鎮壓。當天晚上，吳德講話，限定時間離開。過時，就清場，抓人。運動遍及全國，起到了"四人幫"意想不到的作用。越是壓越是激起群眾的不滿，越是暴露"四人幫"的窮凶極惡。"四五運動"確實是全民性的。各種觀點的人這時都走到了一起：悼念周總理，批判"四人幫"。

    1977年11月我們到了社會科學院，經了解社科院的人都到天安門去過，目的都一樣。在這個運動中，幹部子弟起了好作用。老幹部沒有去，但更多的是他們的子女代表了他們的老子的意見，一方面對"四人幫"不滿意，一方面對鄧小平同志受那種對待表示不理解。這樣的革命運動，經過"四人幫"的歪曲，經過毛遠新的彙報，到了政治局、毛主席那裡，確定天安門事件為反革命事件，撤銷鄧小平的職務。江青想開除他的黨籍。毛主席說，保留黨籍，以觀後效。

    鄧小平被撤職，運動跟著升級。經過報紙，大造輿論，批三株「大毒草」，《論總綱》是主體，《彙報提綱》、《工業二十條》是兩翼。說《論總綱》是反革命修正主義的政治綱領，赫魯曉夫的秘密報告，同林彪的「五七一工程紀要」何其相似乃爾。

    大約3月初，華國鋒主持第三批打招呼會後，要國務院管政研室的工作。國務院政治部副主任賈魯峰找我談話。他問我：你還有《論總綱》的底稿嗎？我說有。他要我把底稿給他，並寫一個報告。報告是由我口述，羅立韻同志筆錄的。《論總綱》的第二稿、第三稿也都給了他。我把經過情況說得清清楚楚，鄧小平並沒有授意。可"四人幫"硬說《論總綱》是鄧小平授意寫的，是復辟總綱。可見他們是怎樣不顧事實，誣陷小平。

    當時我的心態是，華國鋒當了總理，鄧小平撤銷了職務，對鄧小平同志繼續主持工作的希望破滅了。但是，毛主席還保留他的黨籍，以觀後效，感到還是寬大。感到這同「文化大革命」前期不一樣，對老幹部還有所諒解。因此，對主席沒有什麼埋怨。覺得毛主席這一套，包括提法和措施，同「四人幫」搞的不完全一樣。對華國鋒不寄多少希望，但也沒有什麼反感。這時已傳出「你辦事，我放心」的指示。可以看出，毛主席不願把國家交給「四人幫」，對華國鋒感到放心。交給華國鋒以後怎麼樣？看看吧。

    6 問題升級和我的態度

    我的問題，從運動開始，就一級一級往上升。到天安門事件以後，農偉雄就說，鄧力群的問題已升級了。作為我來講，不交代不行。在黨內，他們還是代表組織，政研室是中央直接管的，不能不交代。當時沒有想這些東西交代出來會有什麼後果，會招來什麼橫禍。作為一個黨員，很坦然，做的事沒有需要隱瞞的。每次交代我自己的事情的時候，確實沒有什麼顧慮。從「文化大革命」整個過程中，我每一次寫信，每交代一個問題，都是很認真的。講每一件事，我都沒有壞心，沒有算計過誰，沒有不可告人的心思。既然你要知道，就如實地講，對自己有什麼後果，我不去想。可是有一條，不能因為我的揭發而使別的同志受到牽連。凡是遇到這樣的事，要不不提，要不就說這件事主要由我負責。我在紅旗時，遇到這篇文章、那篇文章受指責，我都承擔起來，說這是我布置的，主意是我出的，稿子是我定的。

    有些事情，明明是胡喬木交給我的，如《海霞》問題，那時，胡喬木說，你可以告訴他們，現在可以寫信了。在交代時，我沒有交代是他的問題。我們這些老傢伙確實經過了鍛煉，誰也不說誰，各人只講各人的。農偉雄就說，你們好像是商量好的。看起來好像有分工似的，實際上沒有。我們幾個人很默契。在交代時，中央沒有點名的中央領導同志，我們都不說，這也是一種默契。中央點了鄧小平的名，我們也就只講鄧小平，而且按事實來講，最多講完以後，跟著中央的口徑加上一頂帽子。我們一般不跟報刊的調子。

    後來，我們搞了運動總結。我們政研室的七個負責人，總的說還是合格的。總結有幾條，現在看來比較平淡，在當時那種險惡的情況下面，做到這一些已經很不容易了。總結中有這樣幾段文字：

    對於「四人幫」在運動中的另搞一套和農偉雄、趙乾德的倒行逆施，政研室絕大多數同志極為不滿，採取種種方法進行抵制。政研室的幾位負責同志，當時同上級領導失去聯繫。在室內也難以相互接觸和同群眾接觸，又面臨著「四人幫」與農偉雄裡應外合、內外夾攻的政治高壓。在這種情況下，他們仍然堅持做到了以下幾點：

    一、「四人幫」和農偉雄妄圖從政研室負責同志身上壓出攻擊中央和國務院領導同志的材料，七位負責同志抵制了這個罪惡企圖，嚴格遵循黨中央指示的精神，在揭發批判中，絲毫沒有涉及鄧小平同志以外的中央、國務院任何領導同志。

    二、「四人幫」誣衊政研室是「鄧記謠言公司」，誣衊鄧小平同志「通過政研室製造和散布了大量政治謠言」，七位負責同志堅決抵制了這個誣陷。

    三、在他們的交代揭發中，除記憶差錯外，事實本身沒有出入，沒有涉及到鄧小平同志和他們談到的有關同王、江、張、姚鬥爭的事情。

    四、在他們的交代揭發中，保護了政研室內外同「四人幫」作過鬥爭的許多同志。

    五、七位負責同志在一九七五年工作中議論的有關「四人幫」的事情，都沒有互相揭發。

    六、六位負責同志對胡喬木作了揭發批判，但是，胡喬木同志對他們沒有作任何揭發批判。

    這些情況說明，政研室的負責同志在最重要的問題上，堅持了中央四號、五號文件的精神，抵制了「四人幫」的另搞一套；在十分複雜尖銳的鬥爭中，經受住了考驗，沒有被「四人幫」壓垮；「四人幫」竭力要從他們那裡壓出最需要的材料，用來打倒中央和國務院一大批領導同志的反革命陰謀，沒有得逞。

    但是，也要指出，七位負責同志在揭發批判中，不同程度上都說了過頭話。有些超出了必要的範圍，有些上綱出了格；在這一方面，胡喬木同志一九七六年三月二日的揭發批判材料中，表現得很明顯。對於受黨教育多年的老幹部來說，這是很不應該的，需要從中吸取教訓，引為鑒戒。

    7 最後一次檢查

    10月6日，這時"四人幫"印的批"三株大毒草"的小冊子七八千萬冊已發全國，政研室開我的批判會，實際上這是最後一次批鄧力群的會。批判中我先交代。朱佳木聽了以後頗為感動，說，聽了鄧力群的交代，感覺鄧力群在控訴，不是在揭發交代。

    我回憶一下，那次檢查交代，是這個意思。我說，「文化大革命」前，犯了一個大錯誤，幫助劉少奇重新出版《論修養》。雖然不是由我決定的，但是，如果那時我消極一點，就可能出不成。我當時做的工作最多，也最積極。為什麼有這樣的積極性呢？就是「大躍進」時期，看到聽到，在共產黨的領導下面，實行錯誤的政策，採取錯誤的方法，使得我們的人民受到危害。有些事情驚心動魄。沒有想到，共產黨掌握了政權，經過共產黨員的手，使我們人民受到危害。這在我一生中感受最深。開始不知道，後來揭發信陽事件，青海的問題，四川的問題，非常震驚。由此產生強烈的要求，共產黨員一定要真正按黨員標準辦事。糾正各種舊社會帶來的東西，很需要我們的黨員從沉痛的事實中得到教訓，應該學習《論修養》。有這種強烈的願望。

    「文革」快結束了，又犯了一個大錯誤，寫了《論總綱》。為什麼會寫這麼個《論總綱》呢？我很積極，很認真，我接受任務以後，恰好看了鄧小平的大寨講話，看到鄧小平同江青的爭論，針鋒相對，面對面的作鬥爭，前面一段講了形勢大好，形勢逼人，大好，即近半年來各方面的工作有起色，逼人呢？四個現代化是我們的嚴重的任務，估計國際形勢，有五年或更多的時間不會打仗，我們就要在這幾年裡努力。由此我講到，在60年代，我們科技同外國差距不大(現在看來對我國估計高了)，經濟發展，差距還在縮小，"文化大革命"又拉大了差距。有一件事使我吃驚，那個時候，台灣一個地區的進出口貿易總額超過我們大陸的貿易總額。後來我又講到，我青年時來北京上學，遇到"九一八"事變，日本佔了東三省。身受日本侵略的欺負，中華民族如果經濟上老落後，非挨打不可。現在有這麼個機會，我們就應該努力，把實現四化的任務搞好。那天檢查交代，無非講了這些意思。

    8 讀史感想

    當時不過是一種悲憤的心情，但同「文革」初不一樣，除了交代，我讀點書吧。我除在幹校讀了很多書，在北京又讀了《資治通鑒》、《續資治通鑒》、《國榷》，接著又讀《明史》。還沒有讀完，「四人幫」垮台了。

    在讀書時，劃了不少杠杠，做了不少記號，現在翻一下，還有感受。比較深的一點，就是歷朝皇帝，要主動讓出自己的皇位是不簡單的。漢武帝征和元年發生掘太子宮的巫蠱事件，引髮長安大戰，死幾萬人。唐太宗，幾次廢立太子。特別是宋太宗，他好長時間不立太子。在開封，人家勸他立太子，就是不想立。後來立了新太子。讓新太子同群眾見見面吧，結果太子在開封公開露面，受到熱烈歡迎。這一下對宋太宗刺激太大了，他叫貞明太子，我叫什麼？把我放到什麼位子上。那個宰相不錯，說皇上有這樣好的一個太子，不是證明你的英明嗎！太宗聽了，寬慰許多，但內心還是久久不能平復。諸如此類。讀到歷史上的這些事情，不由得生出許多感慨。

    天安門事件后，還有兩件事值得說一下。

    天安門事件以後，公安部要搞個紀要，講對走資派實行專政。當時在北京對走資派進行偵察。有一些公安人員來我這裡，說沒有房子住，要借我的房子住一陣。不知是不是對我偵察。

    另一件是，7月全國開計劃會議，上海的黃濤，遼寧的楊春甫⑤，一南一北，在會上發難，指名攻擊1975年的國務院務虛會，指名攻擊《工業20條》。說黨中央各部門實行條條專政，涉及的範圍很寬，涉及到過去買船租船，涉及到進口化肥設備，出口石油，說外貿部賣國，周恩來、鄧小平都是買辦資產階級。1975年國務院務虛會上表現活躍的幾個部門都成為攻擊對象。有幾個人開始轉向。

    唐山大地震以後，政治氣氛緩和，當時沒有感到危險，確實老人家接受了過去的教訓。

    「四五」運動中，我的女兒羅小韻當時經常到天安門去拍照，我也從中得到一點實際材料，後來銷毀了一些東西，拍照的底片轉移出去了。兒子鄧英陶從插隊的河南回到北京，我不讓他回去，就在北京讀《資本論》、《剩餘價值學說史》。他在河南期間沒受批判，但是，教育部下去對他調查了一番。

    註釋：

    ①11月2日晚，毛遠新按毛澤東的指示找鄧小平、陳錫聯、汪東興開會，這次四人會議可以看作是政治局內批鄧的第一次會議。11月3日，毛澤東聽取毛遠新關於四人小會情況的彙報后，指示繼續開會。討論當前兩條路線鬥爭。討論限於"文化大革命"問題，做個決議。並指示擴大一點人，李先念、紀登奎、華國鋒、張春橋也參加，八個人先討論，吵也不要緊，然後政治局再討論。11月4日即開了第一次八人會議。11月7日又開了第二次八人會議。按毛澤東的部署，11月20日召開中央政治局會議，討論對"文化大革命"評價問題，政治局成員十七人參加。會議由鄧小平主持。胡耀邦、胡喬木、周榮鑫、李昌、劉冰列席會議。會上，江青、張春橋、王洪文、姚文元對胡喬木、周榮鑫進行指責。

    ②語出《論語•堯曰》："興滅國，繼絕世，舉逸民，天下之民歸心焉。"意為復興滅亡的國家，承續斷絕的世族，舉用隱逸的人才，天下的民眾就會從內心歸服。"四人幫"在批林批孔運動中。用它來指責、誣衊周恩來在林彪事件后解放、起用老幹部是搞翻案、復辟。

    ③1974年2月15日至4月5日，"四人幫"在中國美術館和人民大會堂舉辦所謂黑畫展。這個黑畫展矛頭是對著周恩來的。此前，周恩來曾指示：出口工藝美術品只要不是反動的、醜惡的、黃色的東西，都可以組織出口和生產。又說，風景畫不能叫"四舊"。黑畫展展出的18名作者的215幅作品，就是有關部門根據周恩來指示組織創作的。陳大羽的"公雞"、黃胄的"毛驢"是被誣為黑畫的最有名的作品。在黑畫展的影響下，上海、陝西等一些地方相繼辦起類似展覽，據不完全統計，被"四人幫"一夥定為"黑畫家"或受到株連的美術工作者有上百名。1975年對黑畫展有所批評。

    ④風慶輪是我國自行設計製造的一艘萬噸貨輪。1974年國慶節前，經過往返上海一羅馬尼亞、歷時150天的遠航歸來。"四人幫"自"文化大革命"以來，一直在遠洋航運業中造船還是買船、租船的問題上大做文章，誣衊、攻擊劉少奇、周恩來等"崇洋媚外"、"賣國主義"。在風慶輪於1974年初重載試航階段，就曾借批判遠洋運輸公司和交通部"崇洋媚外"來影射攻擊周恩來等是"70年代的李鴻章"。在此次遠航歸來時，又尋機惹事。國慶節后不久，"四人幫"收到他們在上海的親信寫的萬言長信，知道風慶輪副政委和實習三副在遠航途中反對批判所謂造船、買船問題上的"崇洋媚外"、"賣國主義"，還對王洪文、上海市委和京劇樣板戲頗有微詞。1O月14日。江青在登載《"風慶"輪的問題》的《國內動態清樣》上作了不少批註，並給中央政治局成員寫信，說"交通部確有少數崇洋迷外、買辦資產階級思想的人專了我們的政"。"這種洋奴思想、爬行哲學，不向它鬥爭可以嗎？"說那個副政委"是鑽進革命隊伍的階級異己分子"，提出"政治局對這個問題應該有個表態。而且應該採取必要措施"。王洪文當天即表示"完全同意"。張春橋、姚文元也在同一天寫下批語。張強調這是造船工業上"兩條路線鬥爭的繼續"；姚認定這個副政委"代表一條修正主義路線"。10月17日晚中央政治局會議快結束時，"四人幫"又突然提出"風慶輪問題"，江青質問鄧小平對這個問題是什麼意見，要鄧立即表態。鄧說，我已圈閱了。對這個材料還要調查一下呢！江進一步逼問：對批評洋奴哲學是什麼態度？是贊成還是反對？鄧回擊江說：政治局討論問題要平等，不能用這樣態度待人。這樣政治局還能合作？強加於人，一定要寫出贊成你的意見嗎？張、姚一起指責鄧。江更對鄧大肆攻擊和謾罵。鄧連說"我要調查"憤然離開會場。張看著鄧走出去，說我早知道你要跳出來，果然跳出來了。政治局會議上爭吵以後，"四人幫"星夜密謀，第二天(18日)王洪文飛往長沙，就風慶輪事件爭吵經過向毛澤東誣告，誣陷周恩來、鄧小平、葉劍英、李先念等進行篡權活動。毛澤東沒有聽信讒言。1O月20日接見鄧小平后。毛澤東要王海容、唐聞生傳達他的意見，要鄧小平做第一副總理兼總參謀長。並說，風慶輪的問題本來是一件小事，而且先念等同志已經在解決，但江青還這麼鬧。但是。到"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的時候，江青於1976年3月2日私自召集十二省區負責人座談會，在"風慶輪"事件上大肆誣衊、攻擊鄧小平。

    ⑤黃濤：時任中共上海市委常委。楊春甫：時任中共遼寧省委書記。

國務院政治研究室解散前後


一 毛主席逝世以後

    9月9日，毛主席逝世。全黨同志、全國人民非常悲痛。這個時候華國鋒講，悼念毛主席，一方面要堅持毛主席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另一方面，還要繼續深人"批鄧"，繼續"反擊右傾翻案風"。在當時，華國鋒也不能不這樣做。

    這時，「四人幫」認為機會來了，加緊了奪取最高領導權的活動。9月9日毛主席去世，9月16日兩報一刊的社論，除了深入批鄧以外，講毛主席有個"臨終囑咐"。把毛主席的一句話，"照過去方針辦"，改成"按既定方針辦"。經過他們修改的"臨終囑咐"，在社論中反映出來。華國鋒傳達這一問題時，發現他自己的筆記很明顯地記的是"照過去方針辦"。可江青他們傳出來的就修改了原話，逼著華國鋒聲明，毛主席講的是"照過去方針辦"。六個字改了三個字。華國鋒同時傳達的還有毛主席談話時親筆寫下的兩句話："你辦事。我放心。""慢慢來。不要著急。"毛主席讓華國鋒當第一副主席，華國鋒表示了一句，他能力弱，不能擔此大任。毛主席就說了"你辦事，我放心"這些話，意思是就要這樣的人來當第一副主席。

    10月4日，《光明日報》專門發表文章，題目叫《永遠按毛主席既定方針辦》。在政治局內部，江青正式提出，毛主席身邊的文件，全部應該交給毛遠新來管。這件事大多數人不同意，否決了她這個意見。全部文件封存，繼續由中央辦公廳來保存。從後來的事情看得很清楚，他們知道，主席文件當中有相當一部分是批評他們的，對著他們的。如果這部分文件被他們掌握了，他們就可以用來為他們篡黨奪權的陰謀服務，或者毀掉，或者篡改，就像改那六個字一樣。他們就可以假傳"聖旨"，說這是毛主席的批示，那是毛主席批示，他們的一切活動，都是遵照毛主席的指示去辦的。

    毛遠新留在北京，本來是當主席與政治局的聯絡員。現在主席已經去世了，也沒有聯絡任務了，理所當然地應該回到遼寧去。「四人幫」就說，他還有工作要做，說很快要召開中央全會了，他知道主席的思想，要他作這方面的準備工作。政治局把他們的要求否決了。在這個問題上，不能不承認、也不能不肯定，毛主席選來選去，選了一個華國鋒，沒有把最高領導權交給「四人幫」，這一點他還是看準了。對華國鋒我不了解，從以後的發展來講，很明顯的，「四人幫」要篡奪領導權，眼前直接的障礙就是華國鋒。上面這些措施，都是為了他們篡奪最高領導權做準備的。他們不能不想辦法給華國鋒施加壓力。後來不是說，有一次政治局會議，多數人不贊成江青的意見。江青就說，你們都走，剩下一個華國鋒，汪東興和葉帥好像也留下來了。她逼著華國鋒，面對面地折磨華國鋒好幾個鐘頭。

    主席把最高領導權交給華國鋒，是有道理的。葉帥說，政治局最後向主席告別，先後都進去了，最後打招呼讓葉帥第二次進去。這時主席想講話，但已經講不出話了，就用眼睛看著他。據葉帥講，他感到是「託孤」的意思，就是讓葉劍英同志保護華國鋒。後來，在解除華國鋒黨中央主席職務的政治局會議上，葉帥講到這裡，很難過，檢查自己有封建思想，淚流滿面。主席說，華國鋒當第一副主席，全黨都不知道他，人民都不知道他。要通過宣傳，讓黨內更多的人知道他，讓全國人民知道他。《解放軍報》連續發表社論，宣傳英明領袖。後來又傳有一張照片，即八人照片。在主席跟前最後合影的七個人，我記得很准。「四人幫」四個，汪東興、華國鋒和毛遠新，共七人，專門在主席身邊照了一張相。意思很清楚，你們要團結一致，希望把我一生中做的兩件大事①搞下去。在討論華國鋒問題時，說把這張照片印發一下，給高級幹部都看看。我想主席的意思，一方面讓葉帥保護華國鋒，另一方面讓華國鋒同這些人團結好。領導權不能交給你們的，得交給華國鋒：這是主席臨終時的決斷。

    鬥爭的邏輯不以個人的願望為轉移。「四人幫」已經搞了這麼幾年，已經形成了那麼大的一股勢力，一心一意想做最高領導。張春橋那個「又是一個一號文件」的讀後感，那種感情願望，字裡行間，非常之清楚。好不容易把鄧小平搞下去了，指日可待了，後來又出來一個華國鋒，怎麼能容忍呢？同主席願望相反，本來他希望這些人風雨同舟、和衷共濟，沒想到形勢發展使華國鋒成了黨粉碎「四人幫」的重要人物。

    在主席逝世以後的那些日子，在「四人幫」製造的輿論影響底下，還有「四人幫」爪牙的活動，地方也好，部門也好，造反派也好，國內動搖分子也好，就紛紛向江青寫效忠信，同時，他們又在上海準備第二武裝。他們知道要人民解放軍聽他們的指揮不那麼容易。從各種材料表明，他們是想，萬一形勢危急時，就在上海搞武裝叛亂。他們搞一南一北。南邊是上海，北面是遼寧。

   
二 粉碎「四人幫」前後的見聞

    歷史有自己的規律，不管哪一個人或少數人的意願。「四人幫」這一套作為，不能不使他們喪失人心，徹底孤立。人民越來越看得清楚，「四人幫」不僅同鄧小平不一樣，同毛主席也不一樣。天安門事件前後的輿論，1975年七、八、九月的整頓，特別是發行八千萬份的"三株大毒草"的小冊子，散發到基層組織討論批判，更進一步擦亮了全國人民的眼睛。有的基層的同志後來給我講，我們只聽到三株大毒草怎麼壞，小冊子下來一看，這些話都不錯啊，正是我們要說的話，正是代表我們的心聲。他們整人越多，宣傳越多，奪權的步驟與措施越緊，勢必遭到越來越多的人的反對。

    在這種形勢底下，高層領導同志中間，就開始醞釀解決「四人幫」。最近《黨的文獻》上發表了范碩的文章《「四人幫」覆滅記》，這篇文章後來又在《瞭望》上發表了。裡面說到的一些事情，據我聽到的，是確實的。我常到王震同志那裡去。王老幾次給我說過，主席去世前後他都到天安門去了，他有點忍不住了。他想要到天安門去剖腹。這時，他腎上生了一個結石，要開刀，就代替了剖腹。主席去世前，王老幾次到葉帥那裡去，說這樣一伙人，這麼不得人心，怎麼不把他們抓起來！很容易就解決了嘛。好比開政治局會，我進去一衝，把他們一提溜不就解決了嗎？葉帥說，主席還在，你搞這個很危險，他不用說更多的話，只講一句不贊成，通過廣播電台一廣播，我們不就全軍覆沒了嗎？事情要解決只能等待。毛主席當時身體不好，病很重。意思是毛主席在時不好動手。葉帥還問王老，你同哪些人能說得上話，同他們要保持聯繫啊。王老說，汪東興我還可以給他說得上話。

    葉說，這是個關鍵人物，你一定要同他保持聯繫。葉帥還要他同北京衛戍部隊的領導人保持聯繫。問過38軍，保定地區還是"四人幫"的一個據點，當時38軍的軍長換了幾次。

    同時，王老受葉帥委託，多次到陳雲同志那裡串門，和陳雲商量。陳雲起初考慮用召開中央全會的辦法解決，但經過反覆研究十屆中央委員會名單后，感到沒有把握。葉帥請陳雲同志到西山去面談過一次。葉帥把主席批評「四人幫」的講話拿給陳雲看，問怎麼辦。陳雲說：這場鬥爭不可避免。聽說，陳雲同志還說過，問題要解決，解決的方式一定要合乎黨內的程序，不能只顧眼前，要顧我們黨的傳統，要合法，在歷史上提起這個事情，不給後人留下壞影響。是同葉帥說，還是同王老說，我說不準。

    李鑫在政研室給我說過，康生同「四人幫」有矛盾。李鑫提到我的工作問題，康生提出讓我到山東當教委主任，張春橋、江青不贊成，為此康生還發了脾氣，說以後我再也不管這些事了。以後康生也就病倒了。李鑫在「文革」中一直跟著康生。他講過，同「四人幫」這些人很難共事。

    主席去世后，李鑫曾對華國鋒說，為什麼不把這四個人抓起來？華國鋒聽了他這個話以後，就給先念同志通了一個氣。先念同志講，這個話你要記住啊，你要記住。最早在華國鋒面前提出抓「四人幫」，李鑫確實是第一個。後來先念講：李鑫這個人和「四人幫」鬥爭還是堅決的，他就是要保他的康生。在粉碎「四人幫」之後，我曾對胡耀邦說過，李鑫跟著華搞「兩個凡是」不對，但在對「四人幫」的問題上，他是進了言的啊，李鑫不能當辦公廳副主任了，但他提過這麼好的一個建議，我們不能忘記啊！後來李鑫在社科院工作，是胡耀邦同志安排的。社科院不知道上述事情，在整黨時不讓李鑫登記。我同他所在單位的黨委書記(一個女同志)把這個事講了，我說：我們能有今天，跟李鑫進了言有關係，這個事可不能忽視和忘記啊！

    9月21日，華國鋒請先念同志去小禮堂看電影。在電影放映之前或之後，他們兩個上廁所，華國鋒講，是否解決他們的問題，看來不解決不行了。華國鋒委託李先念，說：你代表我去找葉帥，徵求他的意見。

    據先念同志講，他和葉帥靠邊站以後，兩人相約，誰也不看誰，誰也不給誰打電話。相隔已經五六個月了，沒有聯繫。9月24日這天，葉帥接到先念的電話以後，知道先念要去找他。汽車開到西山，就看見葉帥等在門口。這道門離葉帥的住處約有一里多地。一起到了葉帥家裡。葉帥說，你是來看望我，還是給我什麼任務。先念說，我是受華的委託來跟你商量事情。葉帥把電視機打開，怕有竊聽器啊。但談話聽不清楚了。他們就互相寫，先念同志寫一句，葉帥也寫一句。完了回來複命。後來又分頭徵求除"四人幫"之外的其他政治局同志的意見，都贊成。後來，就確定在1O月6日行動，以召開政治局常委會討論毛選編輯工作的名義，通知"四人幫"開會。

    那天，王洪文先到，到了以後，就由汪東興的部隊抓他，王想抵抗，就把他摁倒在地上，抓了起來。然後華國鋒宣布，決定對王洪文、張春橋、江青、姚文元四人隔離審查。第二個到的是張春橋。江青當時住在中南海，沒有通知她開會，在這一時間到江的住地把她抓了起來。再按原計劃通知姚文元前來開會，由警衛局副局長武健華宣布隔離審查。然後在玉泉山開政治局會議正式通過。政治局一致贊成對「四人幫」實行隔離審查。同時抓的還有毛遠新、遲群、謝靜宜，文化部的于會泳、劉慶棠、浩亮，體委的庄則棟。

    政治局定了以後，開了一個打招呼會議，講「四人幫」的問題。除了政治局這些人以外，還吸收了一些人，其中有王震。據王老說，當時他發了脾氣，說為什麼不讓萬里列席這樣重要的會議。他在先念同志面前也發過牢騷。他有一次對陳錫聯講。你管那麼多，你也管不了，為什麼不分一點給我管。當時陳兼北京軍區司令員，還管軍委的日常工作。後來讓王震管了國防工業。

    從這個過程來看，如果毛主席把權交給了「四人幫」，「四人幫」也必然垮台，但非打內戰不可。前面說過，毛主席用華國鋒，本意是要華國鋒同王、張、江、姚合作，完成他一生所做的第二件大事。沒想到恰恰是華國鋒把「四人幫」解決了。

    1976年1O月18日，中央發了16號文件《中共中央關於王洪文、張春橋、江青、姚文元反黨集團事件的通知》。16號文件公布了毛主席對"四人幫"的一系列批評，毛主席不只一次提到要解決"四人幫"。說明中央政治局是按照毛主席的指示精神來解決"四人幫"問題的，華國鋒採取的行動是有根據的。從16號文件可以理解"四人幫"為什麼要壟斷毛主席的那些文件。毛主席的文件如果被他們壟斷了，很多事情就不會被人們所知道。

    中央16號文件說，"10月6日，中央決定，對王洪文、張春橋、江青、姚文元實行隔離審查。"然後說，毛主席對他們進行了多次嚴肅的批評和耐心的教育，列舉了1974年2月15日、3月20日、7月17日、11月12日、11月至12月間、12月23日、12月24日、1975年4月23日、5月3日。一年多的時間，9次批評"四人幫"，特別是1975年5月3日那次，主席說："上半年解決不了。下半年解決；今年解決不了。明年解決；明年解決不了，後年解決。"口氣很堅決，問題非要解決不可。一年多時間裡頭，毛主席不斷地對他們批評教育；而"四人幫"呢，置若罔聞，不肯悔改，反而加緊了篡黨奪權的部署。

    按范碩文章里所說，好像一切都是葉帥抓的。在這中間，葉帥起了重要作用，這是事實。但歸於一人就不夠全面了。應該說，發話是華國鋒，部署是葉帥，動手解決時，汪東興動用了警衛部隊。解決「四人幫」的問題，主席有指示；老幹部接觸頻繁，醞釀很久。我從王老那裡聽到的那些就是證明。

    有人不了解情況，或是受了什麼影響，說粉碎「四人幫」是搞「軍事政變」。不好這麼說。粉碎「四人幫」的行動，並不是由葉帥開口，而是由華國鋒發話，就不好說是「軍事政變」。有一種說法，葉帥不是不想解決，後來確實受了陳雲同志的影響，兩個人都想到一起了。葉帥是軍委副主席，由他用這個身份去處理，國內國外，黨內黨外，確實會造成「軍事政變」這樣一種影響。他確實等待著華國鋒發話。華國鋒下了決心以後，以黨中央的名義來解決這個問題，開政治局會議來解決這個問題，順理成章。從這個意義上講，葉帥確實是深謀遠慮，應該肯定。最終下決心的，首先發話搞掉「四人幫」的，是華國鋒，這個功勞不能否定。華國鋒的功勞，無疑應該載人史冊。先念同志看到一篇寫葉帥的傳記，講到粉碎「四人幫"，好像是葉帥一個人搞的。他認為這不符合歷史。雖然華國鋒後來犯了錯誤，但歷史終究是歷史，歷史事實是不可更改的。先念同志講，要恢復歷史的本來面貌。因此，先念同志在他的《文選》中加了一個註釋。②《李先念文選》公開出版以後，有一天，先念同志給我們講，有人說這是一個炸彈，什麼炸彈，連手榴彈都不是，不過還歷史本來面貌就是了。

三 我的第二次解放

    粉碎「四人幫」以後，到我這裡報信的，是王老的兒子王軍和葉帥的女婿劉詩昆，好像是10月8日來的。他們說，江青、張春橋這幾個人的問題已解決了。同時，廣播電台的余宗彥也來報信。余說，耿飈帶著一批幹部接收了廣播電台。

    粉碎「四人幫」時，我還在紫光閣挨批。開我的批判會那一天，接到正式通知，就是中央16號文件。

    1976年9月9日，主席逝世。9月18日，主席的追悼會。10月8日，中央通知，華國鋒當中央主席兼軍委主席，但還要"批鄧"，還要繼續"反擊右傾翻案風"。對這一點，從當時的鬥爭策略來講，是可以理解的。當時在黨內引起普遍反感的，是"批鄧"另搞一套。

    10月15、16日，華國鋒開了一個打招呼會，要點也給我們傳達了。10月20日，收到中央16號文件。我們連著討論學習了五次。北京全市遊行，20號、21號、23號，一連三天，我們都參加了。對我來說，這是第二次解放，1976年1O月的解放！"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進行了一年多，如果"四人幫"當權，很可能我就被抓起來了。


四 政研室的揭批查

    1 我建議採用"同志審判會"的方式

    10月27、28、29、30日和11月5日，政研室連續召開了五次揭批"四人幫"的會議。會上提出了農偉雄和"四人幫"勾結的問題。批鄧時，農偉雄和趙乾德、秦寶來作為群眾代表參加臨時領導小組。粉碎"四人幫"以後，他們沒有資格在領導小組裡面了。我主張原來成立的領導小組不要改組，在臨時領導小組下面設立一個運動辦公室，主持揭批"四人幫"的日常工作，包括揭批政研室內部的問題。辦公室負責人是我、于光遠，成員有：朱佳木，他當時是黨支部書記；秦寶來，作為群眾代表。農偉雄就沒有資格參加運動辦公室的經常工作了。本來，按多數的意見要撤銷他們的群眾代表資格，同時改組領導小組。經過小小的爭論，最後算是同意了我的意見，保留領導小組，喬木還是組長，農偉雄還是副組長，就是在領導小組下面搞一個辦公室，由我們這幾個人負責經常性工作。胡喬木表示，他要多花點精力幫助起草和修改大文章，運動的事情一般不管。

    接著又出來一個問題，對「三少一老」怎麼處理？這時，農偉雄活動頻繁，凡是過去批胡喬木的，他都打招呼，分別訂攻守同盟。很明顯，放任他這樣活動，對弄清問題不利。多數人認為起碼對農偉雄要隔離審查。我們做了很多工作。我當時講了一個道理，當時批我們批得那麼厲害，人家就沒有隔離我們，人家就沒有讓我們住在機關，還是每天上下班、回家。我說，隔離以後，他不交代還是不交代，我們依靠事實。最終沒有對農偉雄採取隔離措施。

    從1976年1O月底搞到1977年6月，共計8個月時間。一方面揭批"四人幫"，一方面結合政治研究室的實際，查清有關的人和事。首先是，拿來整我們的那些東西究竟是不是事實，究竟是我們散布了謠言，還是對我們的歪曲，造我們的謠言？然後，講研究室這幾個月做的事情，究竟做得對還是不對？第三，所謂三株大毒草，究竟是香花還是毒草？他們加給三個文件的誣陷不實之詞，一件一件查清楚。最後，對幾個造反派，主要是農偉雄的處理，審查定案。這時已經到6月底了。

    我建議用蘇聯「清黨」時採用過的一種辦法，叫做「同志審判會」。把所有揭發出來的事實，一件一件跟本人核對。把每件事的材料公布，本人的交代也公布。本人可以申訴。過去本人交代不符合實際的可以更正；群眾揭發不符合實際的，可以申辯；對其它同志的批判、揭發，過頭的可以收回，不符合事實的可以替他說話。最後確定的事實，記錄在案，形成文字材料，本人簽字。為農偉雄的事，這樣搞，整整用了兩周時間。

    2 對"整人"的人的處理

    對農偉雄的處分，除了我以外，都認為要開除他的黨籍。多次說服，多次辯論，不要開除黨籍，給他一個開除黨籍以外最嚴重的處分，即留黨察看兩年。總是說不通。後來找到一條理由，農偉雄是壯族，是少數民族黨員，要寬大一點，大家這才接受了我的意見。

    另外兩個人，趙乾德是農偉雄的得力助手，作出書面檢查，交支部書記，進行修改，事實搞準確，評價分寸掌握好，經過三翻四復，以此作為依據，裝入檔案，不給任何處分。周錫榮，處理更輕一點，自我批評，裝入檔案。

    幾個人的問題搞清楚以後，農偉雄調離研究室，趙乾德、周錫榮調回黨校，還有一個同志在小組會上自己檢查一下，批評一下，不寫材料，就算了。

    最後搞了一個書面的政研室運動的基本總結，送給小平同志看了一下。

    研究室這時已分為兩部分。西四院這一部分成立毛著辦公室。原來毛辦是汪東興當主任，李鑫當副主任，這時全都走了。另外成立了一個理論小組，歸毛辦管，龔育之、鄭必堅調去，還有其它幾個人，因為華國鋒需要筆杆子。政研室運動的基本總結也發給他們，都沒有提意見，聽到的反映之一，鄭必堅講，這個基本總結是顧全大局的。除對農偉雄以外，沒有傷害人。

    在農偉雄的問題上，研究室內部是否處理太輕，太客氣，如果說左和右，那是右了一點。

    3 問心無愧

    在挨整時怎麼樣，在處理「整人」的人時怎麼樣，是否有背中國人做人的道德，乃至是否有違共產黨人的原則。現在重新審視一下，我自認為問心無愧，睡得著覺。

    在挨整時，按照中央和毛主席的調子做了檢查和批判，當時也說過一些違心的話。換個角度，你說是誠心說這些話，也可以，的確也是誠心的。因為一個黨員總不能和黨中央、毛主席不一致嘛，這是大局嘛。在這方面，當時我們單位最標準的是丁樹奇，他在挨整和整人時，在處理「整人」的人時，不說違心的話。但處在我們當時的地位，若如此的話，可能就過不了關。

    挨整，從1975年10月至1977年鄧小平同志重新出來工作，一年半還多。開會時，心情沉重，但會後回家該做什麼就做什麼，這當然也得益於毛主席當時接受了以往的教訓所採取的新做法。那時回家后也沒有和家裡人發牢騷，就是讀歷史。從《通鑒紀事本末》、《資治通鑒》、《續資治通鑒》、《國榷》、《綱鑒易知錄》，到《明史》，《明史》沒有讀完，讀過的劃了些要點。"四人幫"倒台之後，讀毛主席著作，主持寫了一批文章。其中包括：為陳雲寫的一篇文章；為鄧小平寫的十一大的發言；為先念寫的一篇紀念主席逝世一周年的文章，因趕不出來，后改成關於毛主席經濟理論的文章；還主持寫了一系列批"四人幫"的文章。

    此外，我還布置有林同林子力寫了一本從理論上批判「四人幫」對「唯生產力論」批判的書。有林是從《紅旗》雜誌幹校借調到政治研究室來的。為準備創刊的《思想戰線》寫了兩篇文章。文章完稿，趕上「批鄧」，只好擱在一邊。大約在粉碎「四人幫」后的第三天，有林到我家來，把文章送給我。記得其中一篇的題目是《論革命和生產的辯證法》，另一篇的題目不記得了。兩篇文章都是針對「四人幫」把「唯生產力論」作為棍子來打抓生產的同志的，都是從正面講道理。我當場翻看了一下，明確提出：現在只是正面講道理已經不夠了，要進行批判。要把「四人幫」和他們控制的輿論工具散布的謬論儘可能都找出來，加以分類，逐個批判。要寫成理論性、戰鬥性很強的書。這個任務比較重，我對有林說：這書只你一個人寫，力量單薄了一點，可以找林子力合寫。他們把《評「四人幫」對「唯生產力論」的批判》初稿寫出后，喬木、于光遠和我都看過。我作了個別修改，喬木同志改得多些，于光遠不僅修改，開始時還作過指導。這本書的徵求意見稿送小平同志看了，他加以肯定，並提了修改意見。他說：你們那個東西，基本上是寫得好的，站得住，但有點吞吞吐吐，討論后改一下。

    1977年7月1日做好了國務院政治研究室工作和運動的基本總結以後，我被先念同志找去，在國務院財貿小組當副組長，恢復正常工作。這在後面還要專門說。

    總的說來，在挨整時，沒有六神無主，還是讀了些書，做了些理論工作。重提社會主義要發展商品經濟，在當時來講是第一篇文章。我們的主張，于光遠就不贊成，北大經濟系全部都不贊成，在當時的北京理論界，贊成的人極少。後來在1977年12月，我又到中央黨校講了一篇，也收在我的《文集》中了。題為《關於社會主義商品生產問題》。這些情況都表明像毛主席所說的，在挨整時，沒有消沉。主席很愛引用"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賦《離騷》"，司馬遷倒霉修《史記》等典故，應該說我自己雖然沒達到人家那麼高的水平，但當時自己的心情、精神狀態能夠安得下來，不消沉，仍然讀書、研究問題。我不僅自己這樣做，還鼓勵身處逆境的年輕同志。在這點上，自我感覺還是夠格的。

五 「四人幫」垮台後政研室繼續受壓

    1 出乎意料的處境

    「四人幫」垮台以後，在政研室外部，形勢仍然很不好。總的說是「四人幫」在台上時受壓，「四人幫」垮台後照樣受壓；內部出氣了，外部還是受氣。

    毛主席去世後進行遺體告別。一般機關負責人都安排到那裡守靈，研究室沒有份。少數負責人分批到大會堂向毛主席遺體告別，我們去了，喬木就不準去。在這種情況下，胡喬木就找我商量，說，我在主席身邊工作幾十年，不管怎麼樣，我希望有個機會給主席告個別，可是一直不準，怎麼辦？這事我們也報告了，批下來不准他參加。我說，你寫封信吧。胡喬木就給汪東興和江青寫了一封信。這封信後來就成了一個把柄。

    開追悼大會，正式通知每個機關可以推舉兩個負責人上天安門搭的那個大檯子，政研室推了胡喬木和我。報上去以後，紀登奎來電話，說你們兩個不上好吧，為了大局，你們不要上台了。我們也就忍了。結果，研究室去參加追悼大會時限定名額，胡喬木還是不讓參加。我參加了，在廣場上站著。有的年青同志看到我們站在廣場裡頭，非常不平。我那時已經61歲了。

    1977年1月24日，李鑫找胡喬木談話，說你秉承鄧小平的意思，篡改毛主席的著作，不宜繼續參加毛著編輯工作，調回中辦。我今天只是口頭通知，將來有正式通知發給你。

    2 宣布解散但沒有散夥

    1977年3月4日，國務院辦公廳開會，宣布政治研究室解散。什麼原因呢？就是喬木寫的那封信。說主席去世后，喬木曾給江青寫過一封信，、經過汪東興轉的，是"效忠信"，表示效忠"四人幫"。喬木為什麼寫這封信，前面已經講了，主席去世后的追悼大會，每個單位的負責人都可以上主席台，但研究室的人卻不能上，紀登奎還打電話要研究室照顧大局；胡喬木在主席身邊工作了幾十年，主席去世后卻不允許他與主席的遺體告別，更不允許他去守靈，而各單位都是輪流派人守靈的。至於信的內容是不是效忠信，後來我和于光遠問過他是怎麼回事。喬木說，他要求參加向主席遺體告別，就寫了一封信給汪東興並江青，其中有一句話：對於江青在政治局對我的教導和批判，終生難忘。此事原委是這樣的：在轉劉冰的信之後，政治局開了幾次會，喬木都參加了。批判胡喬木時，江青講，你胡喬木這個人對毛主席是忘恩負義。喬木信中那句感謝的話就是指此事說的。胡喬木那封信的意思就是想到主席跟前和主席告個別，有那兩句話確實不好，但也不能說成是效忠信。

    參加宣布要解散政研室的那次會的有中央組織部的一位副部長和國務院辦公廳主任吳慶彤，政研室的負責人參加那次會的有于光遠、胡繩和我。會上宣布到陰曆年的年底，政研室的人從哪個機關調來的，回到哪個機關報到。在這種情況下，我說，政研室現在還有一些事要做，我們要把運動搞完，還要做一個總結，還有，同批評我們有關的兩個地方，一個大慶，一個大寨，我們沒有去過，要參觀一下，看看我們的宣傳哪些對，哪些不對。吳慶彤聽了，說了一個很好的意見。他說：對啊，這些同志應該到大慶、大寨看一看。還有，計委寫了駁「四人幫」批《工業二十條》的文章，中國科學院寫了駁「四人幫」批《彙報提綱》的文章，人家也批了你們的《論總綱》，你們是不是也要寫一篇反駁的文章啊。我說：對啊！這樣，宣布了解散而實際沒有散夥。

    在這次會上，胡繩突然冒出一句話，你們搞運動，搞得不對頭，你們不批胡喬木，只批農偉雄，這個方向不對頭。胡喬木政治動搖，你們不批。農偉雄算個啥，無非是小嘍羅而已。我與胡繩是好朋友，在這事上我同他發生了尖銳的爭論。會上下來以後，他說：老鄧，你怎麼那麼尖銳呢？我說：我知道你那些話是代表誰來說的。你回去以後，把我的意見告訴李鑫，我就是這些意見，我當他的面也是這些意見。胡繩還講，胡喬木在粉碎「四人幫」以後，態度曖昧，「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政治動搖。我說，誰都知道嘛，胡喬木受「四人幫」的壓力，毛主席的壓力，受研究室內部「四人幫」代表的壓力，也受到我們的壓力啊。他說，我們誰給他施加過壓力？我說，我就給他施加過壓力，批判過他。我說，還有批判更厲害的。他說是誰啊？我說，就是李鑫嘛！李鑫說胡喬木不是個玩藝兒，我總算看透你了。胡喬木確有錯誤，可以通過批評與自我批評解決，這怎麼能同「四人幫」的小幫派聯在一起呢？這種意見不公正。

    3 替胡喬木說話

    因為主席去世后胡喬木受到那樣的待遇，加上「四人幫」把胡喬木揭批鄧小平的那個材料印發了，看到胡喬木那個材料的高級幹部，對胡非常不滿意。我就替他說話。

    首先到陳雲同志那裡，說他那個材料，事實沒有捏造，但上綱有過頭的地方，出現這種過頭的話不妥當，但也確有當時來自內部、外部以及上面的壓力。建議陳雲同志替他說說話，辦法呢，陳雲同志最好同胡喬木同志見個面，該批評的批評，該鼓勵的鼓勵。陳雲同志接受了，是第二天還是第三天就同胡喬木談了一次。

    王老給我講，唉呀，你的那個喬木啊，葉帥也不滿意啊，說，老幹部，在主席身邊那麼多年，揭發鄧小平，不能原諒。我又把情況給王老說了，王又把情況給葉帥說了，取得了他們兩個人的諒解。

    余秋里見了我說，你鄧力群是個漢子，每個觀點，每句話都完全負責啊，胡喬木就不是這樣子。我也給他解釋。後來先念、陳錫聯也找我們說，你們頂住了，胡喬木就頂不住啊。我又給先念同志、陳錫聯同志解釋。我也同先念同志談了政研室的處境，我們還要做總結、寫文章，要到大慶、大寨去看一看，政研室還不能解散，先念同志也同意，支持我們。

    羅瑞卿同志出來工作，有一次參加一個活動，專門把我叫過去，說你們的胡喬木怎麼這樣干。我又給他解釋。他說，既然這樣，你應該出來說話。我的確是到處給他說話。

    耀邦那裡，我沒有去，是朱佳木去的。他和耀邦同志很熟，平時到耀邦那裡去，耀邦講，老鄧這個人打太極拳打得很好。原來耀邦對喬木意見很大，經解釋也表示理解了。這一段，凡是誰提到他，我都替他說話。這些事情喬木生前我沒有同他說過。

    這中間，因為外面對喬木多有微詞，喬木的夫人谷羽專門找我談了一次。谷羽說，你看，對喬木太不公正了吧！「批鄧」時受壓，「四人幫」粉碎了還受壓。她給我講了喬木批鄧時寫那篇揭發材料的情況。她說，胡喬木寫那篇東西，寫了一兩個月，也不給他們看，送出去也不告訴他們。到後來發下來了，他們才知道。家裡人都埋怨他，你怎麼這樣呀。胡喬木講了原因，要對得起主席，想報答主席。「文化大革命」初期，主席聽說胡喬木在郵電學院挨批鬥了，就給身邊的人講，胡喬木怎麼挨批鬥了。去看看。那時天安門的紅衛兵人擠人，主席非去不可。一個路線走不通，又繞一個路線。到了他家住的地方，南長街123號，敲了他家的門，沒有敲得開。周總理知道了這件事，還聽說主席講我不去心裡不安，周總理就打招呼，以後誰也不能批鬥胡喬木。從此以後，胡喬木就被保護起來了。

    我們也找胡喬木談，我們替你說話，特別是要到小平那裡去說話，你得交給我們一個底呀。他說，我就是想挽回在毛主席那裡的信任。他看到主席下決心批鄧小平了，就寫了那份3月2目的材料。

    粉碎「四人幫」后，政研室還是受壓，處境不好。1976年11月，我到王老那裡說，我們室的處境還是不好，准也不理我們，受到冷落。他說，我去一下，我還是一個副總理呀，研究室是國務院管的，副總理來聯繫一下研究室。11月13日，王震同志專門到研究室來了一趟，召開了20多人的會。王老表示了一下，說，你們還是同"四人幫"作了鬥爭的；對胡喬木呢，說我們是朋友，我們的友誼很好啊，還說了他們兩個個人之間的交情。王老這次來，對我們是很大的支持。研究室同志講，總算還有人知道我們。朱佳木把王老談話的意思整理成文廣為散布。

    現在來看，解散研究室是對著胡喬木，也是對著鄧小平來的。用過去的語言說，這是剪去鄧的羽翼，使鄧即使出來工作，也沒有人幫助他。


   4 為鄧小平保存理論隊伍

    後來，政研室一分為二，李鑫領著吳冷西、胡繩、熊復去了華國鋒那裡。當時還想把其他一些人帶過去，例如，曾多次讓丁樹奇過去，但丁樹奇說，我不願和他們在一起，沒有去；還曾讓滕文生、蘇沛、鄭惠過去，這些同志也都沒過去。本來《紅旗》幹校解散后，胡繩要搞近代史研究，從幹校要了兩個人，即蘇沛和滕文生。到此時，他們兩個人都沒過去。後來又把鄭必堅、龔育之調到了華國鋒那裡。沒有到華國鋒那邊去的人，面臨政研室解散、人員分散的問題。喬木幾次講：小平同志多次提出要重新組織理論隊伍，好不容易把研究室搞起來了，現在又一分為二了，剩下的人等於是一個個細胞啊，如把這些都搞掉了，以後就難辦了。保留一個細胞以後就可不斷分裂，理論隊伍也就可以重新組織，不斷擴大。我同意喬木的這個意見。

    12月先傳來消息，接著徵求我的意見，要我去《紅旗》當副總編。有一次在京西賓館開會，李鑫正式勸我，你就去吧。我一直不願意去，主要原因就是想保存研究室留下的這點力量，等到有一天小平同志重新出來工作，可以繼續幫他做點事情。同時，那時我們正在寫"四人幫"怎樣砍掉"百花齊放"的文章。這篇文章經胡喬木修改定稿，本來《解放軍報》登，後來不知誰出了個主意，送《紅旗》登。送到王殊那裡，他不知天高地厚，把文章裡頭引的主席的不少話，如"雙百"方針是我們長期的方針等等，大砍大刪。對他這個做法實在不佩服。我想，給這樣的人當助手，就不如和胡喬木合作了。這樣我就拒絕了去王殊那裡。

   

六 反對「兩個凡是」

    1 向王震反映"兩個凡是"的問題

    在這種情況下，留下的喬木、于光遠和我，我們總想把鄧小平抬起來重新工作。這期間發生了幾件重要的事情。

    一件事是關於「兩個凡是」的問題。1977年2月7日《人民日報》的社論，當天我沒有注意看。第二天，政研室的黨支部書記、一個年輕人朱佳木來找我。他說，老鄧，你看了昨天那篇社論了嗎？我說，我沒看，有什麼事嗎？他說，這個社論提出"兩個凡是"，可值得注意啊。我看了之後，同意他的看法。很快我就找了王震，把這個意思說了。王老說他沒注意。我對他說，這"兩個凡是"裡面的問題大了，依照"兩個凡是"，鄧小平就不能出來工作，也不應出來工作。在到王老那裡去談話前，我還把《聯共黨史》結束語中那段學習馬列主義不能只學詞句、要學精神的話整理出來。我跟王老說，"兩個凡是"是違反馬克思主義精神的，我建議他看看上述結束語的那段話。沒過幾天，王震同志就在國防工辦的一個會議上，公開地說，有一個社論，講"兩個凡是"，據說是一個理論家主持和定稿的，然後王老就批了一通，還點名批了李鑫。接著王老找鄧小平反映。後來，鄧小平說：首先提出反對"兩個凡是"的是鄧力群。這是經過王老反映上去的。

    2 鄧小平的三個動作

    鄧小平聽了王老的反映，採取了三個動作：一是給中央寫了封信，提出「準確的完整的毛澤東思想」，說「我們必須世世代代地用準確的完整的毛澤東思想來指導我們全黨、全軍和全國人民。把黨和社會主義的事業，把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事業，勝利地推向前進"。二是在李鑫和汪東興去看他時，他直接與他們說，"兩個凡是"不行。按照"兩個凡是"就說不通為我平反的問題，也說不通肯定一九七六年廣大群眾在天安門廣場的活動"合乎情理"的問題。三是讓王老和我去看他，講了一篇"兩個凡是"不是馬克思主義的話。前面兩個當時沒有傳出去。後面與王老和我的談話，我回來整理出來，給了王老一份。我只在研究室內部傳，沒往外傳。王老收到我的整理稿就廣為散發，起了很大作用。實際上為"真理標準"的討論墊了個底。這次談話的部分重要內容後來分為兩篇收進了《鄧小平文選》第2卷。

    在此期間，華國鋒接管了黨校。他親自兼任校長，第一副校長是汪東興，第二副校長是胡耀邦。汪東興向胡耀邦說了我一通好話，並說讓我到黨校去當教育長。耀邦為此找我談了一次，他還說這不是他提的，是汪提的。我就直截了當地說：我不願去黨校，對汪東興我有自己的看法，我不願在他手下工作。這樣，總算把研究室剩下的力量保存下來了。這些態度和活動，其中心就是相信鄧還會出來，等他出來后，有我們這麼個單位能幫他工作。


七 鄧小平復出

    再一件重要的事情，就是1977年3月華國鋒召開的工作會議。會前，陳雲、王震和胡耀邦商量，要共同發難，提出要鄧小平重新出來工作，為"天安門事件"平反。在分組會上，陳雲和王震都講了。在他們講之前，陳雲讓他的秘書找我去看稿子，徵求意見。我看后表示完全同意，文字上沒提修改意見。王老在講話的頭天晚上，也找我去看他的發言稿，並讓我幫他修改。他的中心意思很清楚，但文字還有重複和不太順的地方，我在保留他原意的前提下，對他的發言稿用心作了修改。兩個人的發言，反應強烈，很受歡迎。陳雲所在的那個組，組長是趙紫陽，採取了一個很滑頭的作法，說你的意見很好，我們如實上報，也不徵求別人的意見，就報上去了。王老所在的那個組，有個電子工業部的王錚，當時表示完全贊成。華國鋒也不簡單，聽到反映后，立即召開分組長聯席會議，說：我們這個會要按原來的計劃進行，認真討論，對於那些敏感問題(舉了例)，希望不要涉及。這個招呼一打，胡耀邦就不講了。後來他與別人解釋：我還要保留自己的發言權。這時還出現一個問題：即陳、王的發言是否發簡報。汪東興主持的辦公廳的工作人員跟他們二位說，只能發摘要，不能發全文。實際上這是華、汪的意思。陳雲當時說，要發就發全文，摘要不發，我就收回了。王老也是這個態度。結果其他組都不知道陳、王的發言。


八 鄧小平五月二十四日談話

    1 鄧小平對胡喬木的揭發不介意

    鄧小平約王震和我去見他，我們有一個重要意圖是要保胡喬木。其目的是為了在鄧小平同志出來重新工作后，有個筆杆子。

    王老告訴我們，小平同志願意見我們政研室的人。我們就建議喬木寫封信，做自我批評。1977年5月24目上午，王老同我一起去見小平同志，帶上了喬木的信。

    一見面，我就向小平同志說，喬木同志委託我帶來一封信，作自我批評，向你認錯。鄧小平同志說：不看了，信你帶回去。我就講，喬木在事實的揭發上沒有什麼了不起的事，問題在於上綱厲害了一點，這個不好。小平同志說：

    這沒有什麼，對這事我沒有介意。要喬木同志放下包袱。不要為此有什麼負擔。他3月2日寫的那個材料我看了。沒有什麼嘛。其中只有一句話不符合事實，他說那次我發了脾氣，實際上那次我並沒有發脾氣。說到批我么，不批也不行嘛。當時主席講話了，四號文件發下來了，大家都批，你不批不是同主席唱對台戲。至於揭發我說過的話那就更沒有什麼問題。我過去這樣講，我現在仍舊那樣講。比如台階論。最近我就對華主席講，還是要講台階論。青年要積累經驗。這是培養青年的好辦法。不用這個辦法反而把好好的青年人害了。

    小平同志要我們轉告喬木同志，不必寫信或寫自我批評了。

    2 鄧小平說：胡喬木是黨內第一枝筆

    談到對喬木同志的估計。我向鄧說：對喬木這段錯誤的看法上，我們這些留在政研室的人與李鑫他們的看法不同，他們認為喬木在「反擊右傾翻案風」時政治上動搖，因此在粉碎「四人幫」后重點不應是整造反派，重點應是批胡喬木的政治動搖。在這點上可看出鄧的高明，他說：

    喬木不是政治上動搖，是軟弱。他說：喬木是我們黨內的第一枝筆桿。過去黨中央的很多文件都是他起草的。毛主席儘管對他有批評。可是一向重視他。有幾個人聯合起來反對他，一個是陳伯達，一個是陸定一，結果主席沒有辦法，只好不用。

    談到整理《毛選》五卷，鄧小平同志說：

    《論十大關係》這篇是誰整理好的？這事我可以作證，是喬木同志主持，整理了好幾稿才搞成。在這以前搞了好幾遍都不行。這次文字上下的功夫很不少。整理后的文字，理論、邏輯很嚴密，成了一篇理論文章，哲學文章。《論十大關係》是《毛選》五卷新發表的文章中最重要的文章。《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已早發表了。這篇是新發表的。總而言之，喬木這個人還是要用。至於怎麼用，做什麼工作，要找同志商量、交換意見。他這個人缺點也有。軟弱一點，還有點固執，是屬於書生氣十足的缺點，同那些看風轉舵的不同。批我厲害得多的人有的是。有的甚至說我五毒俱全。

    小平同志還告訴我們：

    我對方毅、李昌講，要給黃昆捎個口信。說是我給他惹了一個禍。讓他受到壓力。他批我，不批怎麼行。這些違心的話是完全可以諒解的嘛。捎信給他，解除包袱。張孝騫寫批我的文章，我也請他放下包袱。小平同志對我說：

    請你告訴喬木同志，要解除包袱。不要再把這事放在心上。

    保胡喬木實際上幫了鄧小平。如果那時把喬木一棍子打死，那麼以後十年(1976-1985年)鄧小平主要著作的文字就不會是那樣的面貌，《鄧選》的面目可能完全兩樣了。意思可能還有，但文字、道理可能就很不同了。現在收進《鄧選》的那些著作，主要都是喬木主持下幫助整理的。在這方面，沒有比喬木更強的人。

    3 鄧小平批評"兩個凡是"

    小平同志同我們談了他對汪東興、李鑫談批評「兩個凡是」的情況。他說：

    東興同志和李鑫同志曾經來看過我。我對他們講，「兩個凡是」不行。"兩個凡是"不符合馬克思主義。按照"兩個凡是"就說不通為我翻案的問題，也說不通肯定廣大群眾在天安門的活動合乎情理的問題。(他用手比劃著說)主席在這個問題上講的移到另外的問題上，在這個地點講的移到另外的地點，在這個時間講的移到另外的時間，在這個條件下講的移到另外的條件下，這樣做，不行嘛！主席自己就說過他有些話講錯了。主席就講過，一個人只要做工作，沒有不犯錯誤的。馬恩列斯都犯過錯誤。如果不犯錯誤，為什麼他們的手稿改得亂七八糟呢？改得亂七八糟就是因為原來有些觀點不完全正確，不那麼完備、準確，所以要改嘛。改，這就證明以前犯過錯誤。主席講自己也犯過錯誤。一個人講的每句話都對，一個人絕對正確，沒這回事情。

    說到毛主席對鄧小平有三七開的評價時，鄧小平同志說：

    毛主席說，能夠有三七開就很好了。很不錯了；毛主席說，我死了，如果後人能夠給我以三七開的估計，我就很高興，很滿意了。這個問題是個重要的理論問題，是個是否堅持唯物主義的問題。徹底的唯物主義者就應該像主席這麼說。馬恩自己沒有說過「凡是」。列斯也沒有說過"凡是"。主席自己也沒有說過"凡是"。我對東興同志和李鑫同志說。我提出準確的、完整的毛澤東思想是經過反覆考慮的。毛澤東思想是個思想體系，我們要高舉旗幟，就是要學習和運用這個思想體系。我曾同林彪作過鬥爭，批評他把毛澤東思想庸俗化，沒有把毛澤東思想當作體系看待。

    鄧小平同志又跟我們說到他的工作問題。他我出來工作的事定了，反正要繼續當大官。至於分工做什麼，軍隊是要管的。要我繼續管外事，不那麼想干，太累，當然重要的外事活動還可以參加，不想大部分時間卷進去。

4 鄧小平談科學、教育

    鄧小平著重講了科學、教育問題。他說：

    我現在考慮科學、教育。我們要搞現代化，關鍵是科學技術能上去。搞科學技術，不搞教育不行。我們要上去，空講不行，必須有知識，有人才。沒有知識，沒有人才，怎麼上得去？科學技術這麼落後怎麼行？要承認落後，承認落後就有希望了。現在看，我們整整落後了二十年。科學技術、教育都落後了二十年。科技人員美國一百二十萬，蘇聯八九十萬。日本也花了很大力量。我們科技人員只有二十多萬，包括老弱病殘，真正頂用的不多。我們的尖子，現在許多新的科技文獻都看不懂。日本人從明治維新開始注意搞科技、搞教育的問題。明治維新，還有俄羅斯的彼得維新，是新興資產階級乾的現代化。我們是無產階級，應該也可能幹得比他們好。

    抓科技，必須同時抓教育。從小學、中學到大學。我們小時候就學外語。儘管教員水平不算高。今後從小就要學外語。各種外語都要學。俄文也要學。打起仗來，還可做俘虜工作。兩條腿走路，普及與提高，重點在提高。從小學起，就要辦重點小學。接著是重點中學，重點大學。重點中學，北京就應有二十個到三十個，上海要有三十個到四十個，天津二十個到三十個。我同康世恩、唐克同志談，大企業如大慶就可以辦若干個重點小學，若干個重點中學。經過嚴格考試。把最優秀的人集中在重點中學和大學。現在數理化的教學很差，一定要使培養出來的人與現代科學技術水平銜接得上。現在我們的尖子看不懂人家的東西，這些年來培養的人根本不頂用。要從科技人員中間選出一批不能夠做科研工作的人，要他們去當中學教員、大學教員。

    我還對方毅同志講了。要從他們的系統中選出一千人，這是第一步，第二步選出五千人。這些人是尖子，選出之後。就為他們創造條件，讓他們做研究工作，給他們配書記，配後勤。生活困難的。可以給津貼補助。現在有的人家裡有一幫孩子。一月幾十元，整天為了生活排隊，晚上找個安靜地方讀書都辦不到。這怎麼行呢？對這些人的政治要求要適當，不要像要求一般人那樣去要求這樣、那樣。要他們搞好研究工作，研究出東西，就是對政治有利。在政治上要愛國，愛社會主義，接受黨的領導。對他們不要苛求。陳景潤這個人大家都說他政治落後，可是這個人在工作上有貢獻，對中華人民共和國有好處。

    一定要把臭老九這個稱號去掉。一定要在黨內造成一種空氣：尊重知識，尊重人才。

    學校開門辦學，科學研究所開門辦所，一定要和本行專業結合起來，不能光做些粗活，光做些笨重的體力勞動。要通過開門辦學、開門辦所使他們的知識面搞得寬一點。不論腦力勞動、體力勞動。都是勞動。腦力勞動的人也是勞動者。將來腦力勞動和體力勞動更是分不開。按現代的觀點來看，主要就是腦力勞動。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許多工人的工作就是按電鈕。站好幾小時，是緊張的、聚精會神的腦力勞動，也是辛苦的體力勞動。要重視知識，重視從事腦力勞動的人，承認這些人是勞動者。

    在軍隊中，科研和教育工作也要一起抓。打現代戰爭沒有現代戰爭知識，不會計算，這怎麼行。要使軍隊領導幹部自己有知識而且尊重知識。辦各級學校，經過這樣的訓練。使我們的部隊年輕化。五六十歲的人當軍長是不行的。

    科技、教育，各行各業都要抓。企業要有科學研究機構，也要有科學技術人員。考察美國農業的同志說，那裡農業投資很多用於科學技術方面的研究。可以說每個部門都要進行科學研究。軍隊負重。一個戰士六七十斤怎麼打仗？戰士帶的這些東西都要有。但是一定盡量輕一點，這就是一個重要的研究課題。美國人講闊氣，士兵們帶鴨絨睡袋，我們不能比。現在化學纖維有新的發展。可用化纖來解決這個問題，輕得多了。還有包裝的問題，也有科技研究的問題。軍事工業方面也要抓幾個重點，使協作可以配套，人員能夠配齊。把幾個重點抓好，就有了樣子，其他可以跟著學。

    小平同志又談到企業規章制度問題，他說：

    就是要從嚴要求。我們國家的衛星，有的上去了。有的就上不去。兩個衛星什麼都一樣，有兩種不同結果，就是因為對零件、對工藝的要求不嚴格。

    這些話我講了。聽不聽我不知道。總而言之，我還是要講。

    對我自己工作的分配，我自己有願望，最後還是要由黨來決定。

    至於科技和教育方面的工作，我希望從現在就開始，從小學做起，五年小見成效，十年中見成效，十五年、二十年大見成效。

    我向小平同志說，為了應急，應付青黃不接，打算在65-67年高中畢業的學生中採取自願報名、嚴格考試、硬性抽調的辦法，吸收進大學，培養一批人才。

    小平同志說：

    這種意見好，現在要提出問題，提出任務，大家想辦法。我的一個殘疾孩子躺在床上。忙得不得了。成天修收音機、錄音機等等。同他一起學習的同學學得比他好的不少，但大多學非所用，搞別的事去了。凡是用非所學、學非所用的人應該收集起來，使他們歸隊。

    5 鄧小平談當顧問

    王震同志講，他曾對羅瑞卿同志說過，希望羅當個顧問頭，五屆人大后自己也想參加這個顧問隊伍。這種顧問應該有顧有問，到處跑跑，提出意見。顧問不應該是照顧老弱病殘。

    小平同志說：

    我曾對一位同志說過，如果讓我當顧問，我還可以活二十年，如果讓我工作。我只能活十年。我自己就提出過讓我當顧問。我想當的顧問，就是這種又顧又問的顧問。

    6 鄧小平談理論問題應該允許爭論

    我又談到理論工作中的民主作風問題。我說：理論隊伍中要提倡和實行民主作風，對有不同意見的理論問題應該允許爭論，沒有把握的不要在負責同志的文章中把話說死。

    小平同志說：

    這個問題很重要。毛主席講要百花齊放，百家爭鳴。辯證法嘛，不「辯」怎麼能"證"呢？經過"辯"才能"證"。民主作風，是個黨風問題，軍風問題，民風問題，學風問題，總起來說是黨風問題。是毛主席培養起來的延安作風，延安精神。延安作風、延安精神要恢復。延安的傳統要繼承發揚起來，最主要就是黨的作風。關於黨風問題。馬恩由於當時的條件很難有什麼建樹，列寧有發展，但比毛主席在延安時的那些還不夠。毛主席繼承列寧的黨風加以總結、創造，把黨風大為發展。我們黨的、很完整的作風。經過延安整風已經建立起來了。現在我們要繼承發揚的就是延安那一套。要把被林彪、"四人幫"等破壞了的那一整套的東西貫徹下去。鞍鋼憲法，自己沒實行，實際上有了大慶才真正創造一套完整的經驗。

    在創造大慶這一套經驗上，他對王震同志說：

    你也是有功的。你把部隊里那些不信鬼、不怕邪的幹部交給他們了。在延安作風中包括艱苦奮鬥的作風。學校教育中也要培養艱苦奮鬥的作風。

    我這個人有一個優點也是一個缺點。就是有話就說，不管對誰都說。在主席面前我也講，我從來不隱蔽自己的政治觀點。我頭上也長幾根刺。因此也就得罪了一些人。以後我要說的還是要說。至於說了人家聽不見。那我就不好管了，但是我還是要說。

    關於要解散國務院政治研究室的事，小平同志對著我說：

    你們的事。以後再說。反正有用的人總還是要用就是了。

    接著，就講了前面已經說過的評論所謂「三株大毒草」「是香花，不是毒草」的那段話。

    7 胡耀邦對五月二十四日談話的評價

    鄧小平同志同王震同志和我的談話記錄，經過王老的兒子，在北京市的範圍內廣為傳播。這確實是一件重要的事情。胡耀邦說，小平同志指出「凡是」不對，這個談話廣為流傳，開了黨解放思想的先導，思想解放是從此開始的。胡耀邦同志的這個估價，是準確的。

    註釋：

    ①1976年6月毛澤東病重時召見華國鋒、王洪文、張春橋、江青、姚文元、王海容等人，對他們說：人生七十古來稀，我八十多了，人老總想後事，中國有句古話叫蓋棺論定。我雖未蓋棺，總可以論定吧！我一生幹了兩件事，一是與蔣介石鬥了那麼幾十年，把他趕到那麼幾個海島上去了，抗戰八年，把日本人請回老家去了。對這些事持異議的人不多，只有那麼幾個人，在我耳邊嘰嘰喳喳，無非是讓我及早收回那幾個海島罷了。另一件事你們都知道，就是發動文化大革命。這事擁護的人不多，反對的人不少。這兩件事沒有完。這筆遺產得交給下一代。怎麼交？和平交不成就動蕩中交，搞不好就得血雨腥風了。你們怎麼辦，只有天知道。

    ②《李先念文選》註釋第157條，該書第518頁。註釋全文如下："四人幫"指江青、張春橋、姚文元、王洪文反革命集團。一九七六年十月六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執行黨和人民的意志，毅然粉碎了這個反革命集團。在這一鬥爭中，華國鋒、葉劍英、李先念等起了重要作用。是年九月，毛澤東逝世后，江青反革命集團加緊奪取黨和國家最高領導權的陰謀活動，許多老同志對此深感憂慮並醞釀解決辦法。九月二十一日，華國鋒到李先念住處，商討解決"四人幫"問題，認為同他們的鬥爭不可避免，並請李先念代表他去找葉劍英，請葉劍英考慮以什麼方式、在什麼時間解決為好。九月二十四日，李先念到葉劍英住處，轉達了華國鋒的意見。並同他研究此事。后經他們慎重考慮和反覆商量，並徵得當時中央政治局多數同志的同意，於十月六日對江青、張春橋、姚文元、王洪文等實行隔離審查。這一措施得到全黨全軍全國人民的熱烈歡呼與堅決支持。

    ③后因鄧致閉幕詞，未用，改為聶帥的發言。

    ④《評「四人幫」對「唯生產力論」的批判》一書於1977年6月作為徵求意見稿由廣東人民出版社出版，內部發行。1978年3月該書由人民出版社、廣東人民出版社出版時，書名改為《批判"四人幫"對"唯生產力論"的批判》。

在國務院財貿小組


一 任國務院財貿小組副組長

    粉碎「四人幫」以後。國務院政治研究室的七位負責人分成兩部分，一部分，由李鑫帶胡繩、吳冷西、熊復去毛著辦公室；另一部分，就是留在紫光閣的胡喬木、鄧力群、于光遠。李鑫帶頭積極擁護華國鋒，紫光閣的人被冷淡了。很快，中央下發了一個通知，宣布解散國務院政治研究室。通知中限定時間，讓研究室的人從哪個單位來的，回哪個單位去報到。當然，毛著辦公室的人除外。

    中央決定解散國務院政治研究室，我們不能不服從。在討論會上，吳慶彤給我們出了一些好主意。他說，1976年8月"四人幫"公開印發、進行批判的所謂"三株大毒草"，房維中已經在寫文章，為國家計委起草的《關於加快工業發展的若干問題》翻案，中國科學院也寫了文章，為《科學院工作彙報提綱》翻案，你們也應寫文章，為《論全黨全國各項工作的總綱》翻案。我們採納了他的意見，提出有幾件事還要辦，要求辦完這幾件事再解散。比如，要寫幾篇批判"四人幫"的文章，要做個總結，這些事情辦完了，再到大慶、大寨去參觀一下。這個意見得到李先念同志的支持。實際上我們是想拖，因為我們知道，鄧小平同志終究有一天會出來工作，只要鄧小平同志出來工作，國務院政治研究室就解散不了。

    1977年6月，就在政治研究室去大慶參觀的同志剛回到北京的時候，姚依林同志按照李先念同志的意見找我談話，讓我到國務院財貿小組去工作。姚依林說，你不願去《紅旗》雜誌，也不願去中央黨校，願意不願意去財貿小組？我知道，財貿小組是陳雲、李先念同志分管的國務院的辦事機構，姚依林又是"一二•九"運動時的老戰友，所以他一說，我就答應了。很快，我被任命為國務院財貿小組副組長。當時的組長是李素文，姚依林是第一副組長，陳國棟是第二副組長。後來，姚依林同志做了組長。

    我去財貿小組時，姚依林同志告訴我，他正在按照陳雲同志的意見辦幾件事。一是進口糧食，並從思想上解決進口糧食不是修正主義的問題。二是降低向農民購糧的指標，減少徵購糧和議購糧。陳雲同志說，國家可以進口一些糧食，以減輕向農民徵購和議購糧食的壓力。三是提高農產品收購價格。陳雲同志是想通過這些措施，減輕農民負擔，讓農民得到休養生息。姚依林同志還告訴我，財貿小組日常工作我可以不必去管，只負責理論研究工作，要關注思想、理論界的情況和材料。姚依林同志這樣一說，我就提出建議，應該調一些同志來，成立一個理論組。他同意這個建議。於是就調來了有林、盧之超、林子力、李智盛、衛建林等同志，成立了理論組，我兼組長。

二 批駁"四人幫"對社會主義商品生產的詆毀

    有林、林子力調來時，他們合作寫的書稿《批判「四人幫」對「唯生產力論」的「批判」》剛完成。完成書稿以後，有林即開始收集「四人幫」詆毀商品生產的材料，準備寫批判「四人幫」否定商品生產的文章。他和林子力、盧之超等同志調到理論組后不久，很快就收集了大量的材料。

    理論組的同志在收集大量材料的基礎上，從1977年1O月份起，編了兩份材料，一份是《"四人幫"及其輿論工具關於社會主義商品、貨幣關係方面的謬論》，另一份是《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有關社會主義制度下商品生產的部分論述》。

    在「文化大革命」後期，「四人幫」否定社會主義商品生產和資本主義商品生產的根本區別，把商品生產等同於資本主義，從而否定商品生產，在人們的思想上製造了很多混亂。在收集「四人幫」關於社會主義商品生產的謬論的材料之前，雖然明顯感到「四人幫"在經濟學理論方面製造了不少混亂，但總覺得很零碎，沒有體系。我們在收集了"四人幫"關於社會主義商品生產、貨幣方面的材料之後，發現他們在經濟學方面確實有一套系統的反動理論，集中表現就是對社會主義商品生產的攻擊、詆毀。

    「四人幫」及其輿論工具攻擊、詆毀社會主義商品生產的主要方法，是把資本主義的商品生產和資本主義以前的小商品生產的特點，說成是所有商品生產的特點。還有這樣的說法，只要存在商品生產，就必然存在資產階級。他們把小商品生產和資本主義商品生產的特殊形態，說成是包括社會主義商品生產在內的一切社會歷史發展階段所共有的東西。他們還肆意歪曲社會主義制度下商品生產的性質，說社會主義的商品生產和資本主義的商品生產「在本質上就不可能有多大差別」。他們的目的是為了論證社會主義商品生產必然產生資本主義，必然發展為資本主義的商品生產。

    斯大林在《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中，專門突出地講社會主義商品生產問題，把社會主義的商品生產和資本主義的商品生產加以區別。這是蘇聯理論界的一大進步。毛主席對此也充分肯定。「四人幫」在商品生產方面的謬論，與斯大林對社會主義商品生產問題的觀點相比，是個很大的倒退。他們把一切罪惡都歸之於我們現在存在的社會主義商品生產，說一切壞東西都是從社會主義的商品生產來的。在他們看來，要革命，就要把社會主義商品生產革掉。

    發現這些問題以後，我們開始動手起草批駁「四人幫」詆毀社會主義商品生產的文章。這篇文章從醞釀起草到公開發表，用了近一年時間。初稿寫好后，我曾拿給姚依林、陳國棟同志看，他們同意文章的觀點。我們還送給紀登奎看，他也同意。後來送李先念同志，先念同志也同意。最後決定把文章送《人民日報》發表。1978年5月22日，署名"國務院財貿小組理論組"，題為《駁斥"四人幫"詆毀社會主義商品生產的反動謬論》的文章在《人民日報》發表了。

    1977年底，文章基本完稿時，我應邀到中央黨校作了題為《關於社會主義商品生產問題》的報告，介紹了理論組編的兩份材料和《駁斥"四人幫"詆毀社會主義商品生產的反動謬論》這篇文章。報告主要是講文章提出的看法和意見，即文章講的四個問題：第一，馬克思主義分析商品生產的方法和"四人幫"詆毀社會主義商品生產的手法；第二，社會主義商品生產和小商品生產、資本主義商品生產在本質上是根本不同的；第三，社會主義商品生產必然產生資本主義嗎；第四，發展社會主義商品生產和商品流通。

    我在報告中，通過運用馬克思主義的觀點，從分析商品生產的理論人手，指出社會主義商品生產不會產生資產階級，原因在於社會主義商品生產在本質上與小商品生產、資本主義商品生產是根本不同的。通過對前三個問題的論述，最後結論落在我國的社會主義商品生產和商品流通，必須要大大發展。在那段時間，我連續到中央黨校講了三、四次。很多同志反映，對當時在中央黨校學習的幹部來說，是開了腦筋的。

   
三 起草主張大力發展社會主義商品生產的兩個文件

    財貿小組理論組除了寫文章外，還負責起草文件。我到財貿小組后不久，國務院準備在1978年7月召開全國城鄉商業學大慶學大寨會議。①財貿小組理論組承擔了部分會議文件的起草工作。

    1 國務院《關於召開全國城鄉商業學大慶學大寨會議的通知》

    1977年12月5日，國務院發出的這個《通知》②，有一個重大突破。《通知》明確提出："我們要理直氣壯地促進社會主義商品生產，發展社會主義商品流通。"《通知》強調："社會主義的商品生產和商品流通，同資本主義的商品生產和商品流通有本質的差別。我國現在社會主義商品生產不是多了，而是少了。在全民所有制和集體所有制同時存在的條件下，社會主義商品生產要大大發展。"

    《通知》是在我主持下起草的。初稿寫出以後，財貿小組的組長和副組長都同意，就送給紀登奎看，當時他是國務院副總理。他很痛快，在「促進社會主義商品生產，發展社會主義商品流通」前，加上了「理直氣壯」四個字。然後又把《通知》送給李先念同志看，先念同志也贊成。

    「文化大革命」結束以後，以國務院的名義發出文件，強調要促進社會主義商品生產，發展社會主義商品流通，而且強調要「理直氣壯」，這是第一次。

    2 華國鋒在全國城鄉商業學大慶學大寨會議上的講話稿

    我到中央黨校作報告的同時，組織有林、盧之超、衛建林、林子力、李智盛等同志開始起草華國鋒在「雙學會議」上的講話稿。初稿寫出后，我請胡喬木同志來做指導。這時候，他雖然已經恢復了國務院研究室負責人的工作並新任中國社會科學院院長，但還沒有完全從兩年前「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開始的失落中恢復過來。這是他逐步恢復參與中央工作和領導起草有關文件的開始。作為「黨內第一支筆」，喬木起草這樣的講話，是駕輕就熟的。他來了之後，很自然地發揮了作用。他看了初稿，認為稿子是寫理論文章的口氣，不像一個黨的主席所作的報告。於是他一邊聽情況介紹，一邊開始構思和動筆修改。這時候，講話修改工作吸收了袁木、王維澄參加，並邀請了在外貿部、商業部做實際工作的一些同志參加討論。稿子修改出來后，又召開了一些會徵求意見。

    在修改中，喬木對重生產、輕流通的觀點進行了批評；針對當時的情況加強了對客觀經濟規律的論述，還特別提出了重視商品經濟、尊重價值規律的問題；強調了內外貿易和財政金融對整個國民經濟的重要性。應該說，在十一屆三中全會還沒開，華國鋒主持工作，仍然著重從政治上講揭批「四人幫」和學大慶、學大寨的氣氛下，能拿出這樣一篇講話稿，喬木功不可沒。

    經喬木修改的這篇講話稿，華國鋒看了之後表示同意。1978年7月7日，他在"雙學"大會上發表了這篇講話。這個講話，闡述了生產、交換、分配、消費四個環節的相互關係，特彆強調了財貿工作的重要性。講話還強調了政治觀點、生產觀點和群眾觀點，而且對三個觀點做出解釋。7月12日，《人民日報》全文刊登了這篇講話。華國鋒的這篇講話公開發表后，造成很大的影響。外電評論說，這是華國鋒擔任主席后第一篇務實的講話。


四 陳雲紀念毛主席逝世一周年的文章及其他

    1977年8月，就在我到國務院財貿小組工作以後，鄧小平、葉劍英、陳雲、聶榮臻、徐向前等一大批老同志一齊出馬，紛紛發表文章和講話，宣傳黨和毛主席的實事求是的作風。在這些文章和講話中，陳雲的文章與我有關。

    黨的十一大召開前，為紀念毛主席逝世一周年，當時約定給陳雲、李先念同志起草文章。後來公開發表的陳雲同志紀念毛主席逝世一周年的文章《堅持實事求是的革命作風》，著重講毛主席實事求是的思想。文章是我出主意，由鄭惠執筆的。在成文過程中，我們幾次送陳雲同志看，每次他都提了意見。根據陳雲同志的意見，我同鄭惠作了很多修改，還送胡喬木修改過。最後由陳雲同志定稿。文章寫出后，送到中央宣傳口去審查，準備公開發表。宣傳口有個不懂事的王楫，原來是人民日報的副總編輯。他把陳雲的文章跟華國鋒的講話對照，對來對去，說這個說法和華主席的說法不一致，那個說法又和華主席的說法有出入。當時，為了貫徹「兩個凡是」，一切文章和宣傳都要和華的精神「對錶」。我們把王楫的看法報告了陳雲同志。陳雲同志聽后說，那好啊，既然每句話都要跟華國鋒的話對比，跟華國鋒講過的一樣才能發，那就不要寫文章，也不要發消息了，天天登載華國鋒的文章不就行了嗎？這樣一講，把王楫頂回去了。1977年9月28日，陳雲同志的文章在《人民日報》發表了。

    我記得陳雲同志這篇文章，在講毛主席倡導的實事求是的革命作風時，簡要回顧了黨的兩段歷史，一段是講毛主席在領導開創井岡山根據地過程中，一切從實際出發，大力倡導實事求是的作風；另一段是講從遵義會議到黨的七大召開，實事求是的優良作風在全黨逐漸發展、普及。陳雲同志在文章後面談到，粉碎「四人幫」后，實事求是的作風在全黨已經迅速得到恢復和發揚，這是目前全黨形勢的主流。這充分證明，毛主席長期堅持的革命作風，在我們黨內已經形成了深厚的基礎。同時，文章還強調，對「四人幫」的主觀唯心主義的影響不可低估。毛主席長期倡導的實事求是的精神，在一些領導機關，在一些黨員幹部中間不是多了而是少了，甚至報喜不報憂、靠說假話辦事的這種惡劣風氣，至今在一些人中也還沒有根除。這應當引起我們全黨的嚴重注意。

    為李先念同志寫的文章，我負責主持，題目是《學習毛主席的社會主義建設理論》。先念同志也同意了。文章寫出后，由於周圍有同志有不同看法，未能以先念同志名義發表。林澗青等幾個同志認為文章寫得不錯，經過努力，1977年11月，文章署名"向群"。由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小冊子。

    說到這裡，應該提一下華楠和王子野同志。粉碎「四人幫」后，李鑫不準《人民日報》發國務院研究室的文章。《解放軍報》的總編輯華楠卻對我們非常支持，他對我說，有文章可在軍報發表。

    我們送去文章時，他給我們起了「向群」的筆名。用這個筆名在軍報上先後發了《刁小三的邏輯和資產階級法權》、《敵我關係的根本顛倒》和《打著反覆辟的旗號搞復辟》等三四篇文章。王子野同志對我們也很支持。他曾有一段時間在國務院政治研究室工作，離開研究室到人民出版社任社長。擔任社長后對我們寫的東西很熱心，先後給我們出了七八種小冊子。

   
五 我對城鄉經濟發展趨勢的預測

    我從1977年11月開始擔任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但仍然兼管國務院財貿小組及理論組的工作。在此期間，很重要的一件事，是由我主持，理論組的同志參與，為余秋里同志起草了在全國農業機械化會議的講話。講話初稿拿出后，一直做實際工作的房維中同志做了比較大的修改。

    以後，在1978年6月6日，我在國務院財貿小組理論組談了一次話。在這篇談話中，有兩個論點比較有價值，我比較得意。我認為，隨著工業、農業和科學技術的逐步現代化，我國城鄉在經濟互助方面，將會有兩個新的變化，出現兩種新的發展趨勢。第一個是"農副產品的加工將逐步由城市轉向農村"；第二個是"輕工業所需的原料，將逐步由農業原料為主轉向以工業原料為主"。"隨著這兩個變化的發展，還將出現一種趨勢，就是在人民消費品構成中，吃的東西佔很大比重的現狀將有所改變，有可能由吃、穿、用的次序逐步改變為用、穿、吃的次序"。"適應這兩個變化，我國社會主義的商品生產和商品交換，將比現在大大發展"。

    當時，國家計委有位同志不大同意，說，現在吃的問題還沒有解決，有些地方還不夠吃，談什麼吃、穿、用的結構變化。由此，他對講話大刪大改。我堅持把原稿保留了，後來，還把它收人了我的文集，題目是《城鄉經濟發展的兩種新趨勢》。

    註釋：

    ①1978年6月20日至7月9日會議在北京舉行。一般稱這次會議為"雙學會議"。

    ②1977年12月16日《人民日報》全文發表了這個通知。

在中國社會科學院


一 初到社科院

    中國社會科學院是在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的基礎上建立的。1977年5月，中共中央辦公廳發出通知，經黨中央批准，"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的名稱改為"中國社會科學院"。

    1977年11月，國務院任命胡喬木為中國社會科學院院長、黨組書記，鄧力群任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院黨組副書記兼院黨委書記(1978年9月至1980年7月。1980年社科院成立第一屆黨委，任常委至1982年5月)，于光遠任副院長兼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研究所所長。我在此度過了四年多不同尋常的時光。四年多的時間裡，中間有些變化。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1979年，我和胡喬木的工作都有了變動。胡喬木當了中共中央副秘書長。中共中央辦公廳改組后，姚依林兼主任，我當副主任。所以從1979年初開始，我一半時間在中央辦公廳，一半時間在社科院。不過，從1977年11月開始，有一年多時間，我的大部分精力是放在社科院的。

    1977年11月上旬，我和胡喬木、于光遠一起到社科院去主持工作。當時隨我們去的有朱佳木、朱元石、鄭惠。①我們去了以後，先和原來的院領導接上頭，約定日常工作仍由他們主持，我們三人集中力量到各研究所、各單位調查研究，聽取意見。

    「文化大革命」中，學部是一個遭受嚴重摧殘的「重災區」。改稱社科院時，有14個研究所，兩千多人，但絕大部分研究工作處於癱瘓或半癱瘓狀態。我們整整花了一個半月的時問，一個單位一個單位地談，把14個研究所都談了一遍(有的單位用二、三天)。我們都是聽他們談，很少講自己的看法。這樣一來，就使各單位的各種不同意見，用不同的方式都講出來了。這次調查研究對於我們在後來的工作中取得主動，起了關鍵性的作用。

    通過一個半月的調查研究，我們大體上搞清了社科院存在的主要問題是政治上遺留問題多，派性嚴重，冤案成堆。

    「文革」中，學部主要分成兩大派。一派是聯隊，為造反派；一派是總隊，為保守派。隨著運動的發展，派系不斷分化，各種關係錯綜複雜。1976年1月，周恩來總理逝世，大家深受震動。"四人幫"不得人心，在"天安門事件"中，學部絕大多數人都去天安門悼念周恩來總理，沒有去的人極少，很自然地形成了一個反對"四人幫"的大聯合。

    粉碎「四人幫」后，在全國揭批「四人幫」的群眾運動中，中央要求揭批「四人幫」篡黨奪權的陰謀活動、罪惡歷史和反革命謬論，清查他們的幫派體系。可是學部原來的領導卻把「四人幫」的幫派體系與各級黨委領導混為一談，幾乎劃了等號。這樣，就造成了新的分裂，形成了新的矛盾，甚至在原黨組中間也發生了分化。其中有一個姓王的同志表現特別不好。他原來是胡喬木推薦到學部去的，參加了當時的黨組。這個人在1976年"反擊右傾翻案風"時，竭力洗刷自己與胡喬木的關係，說自己不是胡喬木推薦去的，與胡喬木沒有任何關係。他跟著"反擊右傾翻案風"的調子唱，被稱為黨組內部的造反派。粉碎"四人幫"后，他很狼狽，不好扭轉過來，被別人盯住了。

    在揭批「四人幫」及其幫派體系的時候，有幾個老幹部如關山復、吳亮平等，有一肚子的氣。在「四人幫」橫行時，他們受到各種衝擊，包括自己身邊的人都出來揭批他們。「四人幫」被粉碎之後，他們就盯住在「文革」中揭批自己的那些人不放。這樣一來，學部在「天安門事件」中形成的大聯合不但沒有鞏固，反而發生了破裂。因此，我們無論走到哪個單位，都聽到不同的觀點和不同的意見，但都是算陳年舊賬。無非是某某在什麼時候整了我，把材料裝進了我的檔案，等等。總之是混亂不堪。當然，在調查過程中，也能看出有的同志是比較好的。因此，在正式開始工作以前，我們把學部以前的歷史及「文革」中的情況，派性鬥爭的演化過程，各種觀點和主張，各種人物的情況，人與人之間的恩恩怨怨，都了解清楚了，心中有數了。有了這次深人的調查研究，以後的工作就好做了。


二 抓「揭批、科研、團結」三件事

    在接下來一年多的工作中，我們主要抓了三件事：一是揭批「四人幫」以及與「四人幫」有聯繫的人和事；二是重點抓科研工作，揭批工作要有利於而不能妨礙科研工作的恢復和發展；三是在恢復、發展科研和揭批「四人幫」的工作中，團結絕大多數人。概括起來就是「揭批、科研、團結」這六個字，就是正確處理三者關係。

    在這段時間裡，我講的話很多，重要的有三、四次。

    第一次講話是在充分調查研究以後。1978年2月24日，召開我們上任以後的第一次全院大會，我代表院領導講話。會上，我講了兩個多小時。到會的人中間，有一個人是黃克誠的夫人，當時在文學所任黨委書記。會後，她對我說：這次大會，出現了好多年來從沒出現過的好現象，有一個新氣象。我到社科院工作后，參加過的全院大會，開著開著，會場里的人就逐漸減少：到最後能有一半人堅持下來，就算好的了。你這次講話，自始至終沒人退席，自始至終會場都坐得滿滿的。

    那次，我一開始就講，這次開會，我向同志們交交我們院領導的心。最近，我又重新看了看這個講話，可以說，當時的講話，一是符合實際，二是中肯公正，沒有偏向哪一派。

    第二次講話，是1978年4月20日，部署社科院揭批"四人幫"運動。這次講話中，影響最大的是強調在清查中間要嚴格區分敵我。提出"不管是清查也好，是複查也好，對每個同志的問題，都必須堅持實事求是的方針，重證據，重調查研究，不輕信口供，嚴禁逼供信。"②"文化大革命"開始以來，全院範圍內，採取各種不同形式對547名幹部進行了立案審查，佔了1977年全院職工總人數的四分之一。這次複查，除了繼續清查"四人幫"幫派體系和與"四人幫"有聯繫的人和事，主要解決了歷史上包括"文革"期間以這樣或那樣理由立案審查的七種問題。我在講話中說，對於近五百人的問題，"凡是沒有爭論的，本人滿意了，群眾滿意了，組織也滿意了，三滿意了，問題就算解決了，給黨組寫個報告，備案的性質，不必批准。" ③近五百人的問題，等於一風吹了。應該說，這是在粉碎"四人幫"之後對這些人的最後一次解放。這樣做，就得到了過去被審查的人中絕大多數的信任，得了民心啊。

    第三次是1978年10月13日。當時，社科院的清查運動告一段落，要對清查工作做一個總結，也可以說是社科院揭批"四人幫"運動的總結。我講話的題目是《嚴分敵我，加強團結，發展科研事業》。這時，經過清查運動，階級陣線分清楚了。在上述547人中，只有6個人屬於敵我問題。而這6個人都還是在王關戚問題出來后被抓、被清查出來的，是定了案的。我在講話中說："經過半年來的清查工作，除了在押的五人和幾個歷史上屬於敵我矛盾性質的人以外，沒有發現新的屬於敵我矛盾性質的人。"④從那以後，先前這一派那一派被錯劃成敵我矛盾的人都一律解脫了。把這個結果報告了以後，就證實了社科院黨組原來的估計：社科院有敵我矛盾，但不到1％，原來說1％左右，清查的結果還不到1％。其他的人即使有這樣或那樣的問題，但都屬於人民內部和黨內的問題。所以搞運動到這時已結束了。

    我在這篇講話中，總結了五條經驗教訓。首先，要分清敵我。社科院十多年來一個大教訓，就是在分清敵我、對誰專政這個根本問題上受了林彪、「四人幫」的騙，上了當。今後，我們一定要保持清醒的頭腦，嚴格區分和正確處理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注意分別極少數壞人和大多數好人，既不要放掉敵人，又千萬不能把自己的同志當作敵人去對待，即使是對待敵我性質的矛盾，也要講究政策和策略，區別對待。第二，決不允許用對敵鬥爭的方法來解決人民內部問題。第三，說話、辦事一定要實事求是。實事求是是我們做一切事情的根本態度和理論基礎。我們不管在什麼時候，自覺或不自覺地離開了實事求是，就一定會背離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給革命事業造成損失。第四，在判斷一部著作、一篇作品是不是毒草的時候，一定要採取十分慎重的態度，嚴格按照毛主席在《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中提出的六條政治標準衡量。搞學術批評的同志一定要注意這個問題。如果搞得不恰當，它直接影響和破壞政治生活的民主和科學、文化、藝術的繁榮。第五，我們看任何一項工作，做得好還是壞，是成功的還是失敗的，根本的判斷標準、衡量標準，就看它對社會的物質生產是促進還是促退，是有利還是有害？我們社會科學院這樣的科學研究單位，搞任何工作，搞的是好是壞，最根本的一個檢驗標準，也就是看科研搞得怎麼樣，能不能出又多又好的科學研究成果，出又紅又專_的科學研究人才。這五條經驗是有普遍性的。也可以說，大家都可以從中得到教訓。


三 修改鄧小平在工會九大的祝詞

    1978年1O月，還插進來一件重要的事，就是幫助修改鄧小平同志在全國工會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上代表黨中央、國務院致的祝詞。這個祝詞的稿子，原來是由工會起草的，小平同志看了不滿意。10月初，叫我和于光遠去修改。就在他家裡，他講了修改的要點。我們重新修改、整理了一下。題目叫《工人階級要為實現四個現代化作出優異貢獻》。這篇祝詞把他視察東北時在瀋陽軍區講的工作重點轉移問題公開講了。祝詞說：揭批"四人幫"的鬥爭在全國廣大範圍內已經取得決定性的勝利，我們已經能夠在這一勝利的基礎上開始新的戰鬥任務。實現四個現代化，是一場根本改變我國經濟和技術落後面貌，進一步鞏固無產階級專政的偉大革命。這場革命既要大幅度地改變目前落後的生產力，就必然要多方面地改變生產關係，改變上層建築，改變工農業企業的管理方式和國家對工農業企業的管理方式，使之適應於現代化大經濟的需要。修改稿比較重要的改動是加寫了兩段話，一是在原稿的"經濟戰線不僅需要進行技術上的重大改革，而且需要進行制度上、組織上的重大改革"之後，加寫了一段話："進行這些改革，是全國人民的長遠利益所在，否則我們不能擺脫目前生產技術和生產管理的落後狀態。中央相信，為了四個現代化的利益，全國工人階級一定會在這些改革中起大公無私的模範先鋒作用，各工會組織一定會用深入群眾的宣傳組織工作積極協助各企業順利地實現這些改革，為革命和建設的事業作出新的傑出貢獻。"一是加寫了關於廠長負責制的一段話："我們的企業要實行黨委領導下的廠長或經理負責制，要建立強有力的生產指揮系統。工會要教育全體會員維護企業實行高度集中的行政領導，維護生產指揮系統的高度權威。只有這樣，才能有效地克服現在普遍存在的無人負責現象，才能正常地、有秩序地組織生產。也只有這樣，才能不斷地擴大再生產，增加利潤，同時不斷地改善職工生活，從而確實保證國家利益、集體利益和個人利益的統一。"

   

四 提出「做黨中央和國務院忠實的得力的助手」

    我在社科院的第四次講話，是1980年4月25日在中國社會科學院第一次黨代表大會上做總結報告。在此之前，在3月11日召開的全院黨員幹部大會上，我傳達了十一屆五中全會精神，喬木同志講話，要求社科院做好黨和國家的得力助手。為這次黨代表大會，我負責草擬了黨委向代表大會的報告，由宋一平同志在會上講。討論以後，我做總結，題目就是《做黨中央和國務院忠實的得力的助手》。這是社會科學院總的方針、總的任務。在總結報告中，我提出"從事科研工作的共產黨員要努力成為有黨性、有學問的專家"， ⑤"這就要求從事科研工作的共產黨員，能夠真正領會和應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立場、觀點和方法，在某個學科或某一個方面佔有大量材料，經過深入研究，取得有具體分析、有獨立見解、有科學論證的研究成果。" ⑥關於增強黨性，我提出：首先，第一位的問題是，要自覺地在政治上與黨保持一致；第二點，必須自覺接受黨的紀律的約束；第三點，要處理好科研計劃中計劃項目和非計劃項目、集體研究項目和個人研究項目之間的關係。我代表黨委毫不含糊地批駁了錯誤言論。我說："要看到，有的同志對今天中央領導和中央路線的正確性認識不夠，在這樣或那樣的問題上，還程度不同地存在著糊塗觀念。特別在去年春節以後一段時間，一些同志對黨中央提出的要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問題不太理解，有的甚至有抵觸情緒，說理論工作務虛會以後中央後退了，動搖了，要'收'了，四項原則會被利用成'棍子'。中央布置我們社會科學院組織力量寫文章宣傳四項基本原則，有的同志不願接受任務。個別同志甚至說出很不好聽的話，說什麼誰先寫闡述四項原則的文章誰就先要臭掉。" ⑦我還說："發揚社會主義民主是我們黨的堅定不移的方針，但是我們什麼時候說過發揚民主就要允許反革命分子有言論出版、集會結社的自由！就要允許封建地主階級和資產階級那些腐朽、墮落的文化泛濫的自由！怎麼能說這就是'收'呢？只有堅持四項基本原則，才能使我們的社會主義民主更健康、更廣泛地發揚起來。至於有的同志認為，撰寫宣傳四項原則的文章，就會使自己臭了，只表明他們自己已經香臭莫辨！"⑧這篇講話已經收在我的文集裡面，今天看來，還是站得住的。

    在黨代會會議討論中間，有人說我批准了幾個還沒有平反的高幹的子女到社科院工作，指的是彭真、高崗、萬里、薄一波的兒子，說我走後門。我說：確有這回事，但沒有走後門。大家都知道，我院一向有這樣的方針，本院工作人員、院外的幹部(不論什麼幹部的子女)，按照我們招人的手續，進行考核，只要合格，都可吸收。你們看這樣做對不對？你們中間有些同志的子女是不是也是這樣進來的？既然你們的子女能這樣進來，高於子女，即使其父母未做結論，但他們本人是普通黨員、普通工作人員，經過考核，合格后予以吸收，有什麼不可以？我沒有個別地批准這個、那個，都是經過你們各所考核過的。這樣說了以後，大家沒有話說了。

    還有一件事，喬木那時醫療待遇還未恢復，他有一個親戚是醫生，我把她吸收到醫務所，目的是照顧喬木，熟悉，方便。人家就傳出來，說這個人是我的小姨子，鄧力群搞私人關係，把自己的小姨子安排進來了。我也把這事講清楚了。這是我對喬木的關照。

    這裡順便講一件有關喬木的事。先說國務院政治研究室要解散了，後來又說不解散了。那時正準備開全國人大五屆一次會議，要我們研究室出個人大代表。因為我是黨代表，考慮選于光遠為人大代表，大家也同意。後來，我想應讓喬木當代表，這樣他就可以進入人大常委當委員。于光遠當人大代表沒問題，但選成常委，不一定通得過。而喬木當常委，估計是能通得過的。這樣可以使喬木的政治地位逐步提升。于光遠很痛快，完全同意。別人就說我：你怎麼一會兒這樣，一會兒那樣。情況就是這樣。我是從全局考慮問題。對喬木，就是為了使他能幫助小平同志更多地做些工作。

    我在社科院，沒有隱瞞過自己的政治觀點。包括我個人的事，該批評就批評，該同意就同意，應該講我在社科院是光明磊落的。儘管人家可以不同意我的意見。但在這一點上，人家無話可說，沒有人說我邪門歪道，陰一套陽一套。


五 辦八件實事

    在社科院最初的一年多的時間裡，我們的工作有重點，但有一條，就是不論如何開展，都不能阻礙科研工作的恢復和發展，都要有利於把社科院的工作著重點轉移到科研上來。

    到1982年5月離開社科院這四年多，我們陸續解決了一系列與科研有關的問題，主要做了以下八件重要的事。

    1 擴大科研領域，新建十幾個研究所

    這個工作主要是為社科院的健全和發展奠定了比較堅實的學科基礎，擴大了學科設置規模。設想是胡喬木提出的，我幫他實施。我們去社科院時，只有14個研究所。胡喬木原來設想，要擴至50個，後來實際上沒達到。到1981年底，增加到30個左右。新成立的所級研究機構中，有些是同一學科的不同分支學科分出來的。例如經濟研究所原只有一個，後來一分為五。研究國際問題的原來有一個世界經濟研究所，後來增加了世界政治研究所、美國研究所、日本研究所、西歐研究所、蘇聯東歐研究所、西亞非洲研究所和拉丁美洲研究所又由中共中央聯絡部劃歸社科院，這樣一來，有不同的研究所對世界範圍不同領域不同國家開展研究。文學所原來只有一個，後來又增加了少數民族文學研究所。新成立的所級研究機構還有：新聞研究所、政治學研究所、社會學研究所、人口研究所。到現在為止，社科院還是胡喬木當時設計的框架，只是後來有些研究所進行了合併。

    這時候還建立了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研究所。胡喬木原來設想要把這個所辦成社科院的第一所，後來一段時間內卻被蘇紹智等幾個人搞成了反對毛澤東思想的「第一所」。

    我的工作就是根據胡喬木提出的設想，抽調人員，組織班子。在這個過程中，一個重要環節就是得到了胡耀邦的同意和幫助，調了一批老同志到社科院來做黨的工作，他們在工作中起了很好的作用。其中包括吳介民、楊克等同志。當時，社科院從全國各地包括從北京其他部門，抽調了一批既能夠做知識分子工作、本人又有一定科學頭腦的幹部到社科院。他們到社科院后，有的做研究工作，有的做黨的工作。前後一共調進大約40到50人，其中有馬洪、劉明夫、吳介民、徐達深、杜敬等。朱鎔基是馬洪1978年把他從石油部管道局調到工業經濟研究所當研究室主任的。這些人調進社科院后，有的任所長、有的作黨委書記，有的當研究室主任，把架子撐起來了。

    2 抓科研規劃

    我們到社科院后，很快就開始著手抓科研規劃。1978年1月初，社科院就召開了制訂科研計劃和規劃的動員大會。會後不久，我到民族研究所，出席了他們的科研計劃座談會並且講了話。在社科院開展揭批"四人幫"的運動中，我們提出的治院方針，也強調要整頓作風，搞好科研。就是說，搞揭批查運動，也不能妨礙科研工作的恢復。

    在開始搞規劃的時候，胡喬木提出了100個研究課題，涉及人文科學、社會科學各個學科，都是重要的大題目，有些課題是要組織很多人花很長時間才能完成的。出了這些題目，對研究人員是一種激勵，使大家知道在中國和世界範圍里，還有這麼多重大課題需要研究。儘管只是出了題目，但對科研人員產生很大的吸引力，搞學問不是沒事幹，需要干、能夠乾的事多著呢。這件事對社科院影響很大。趙復三對研究所的建設和課題設置的印象很深，在他寫的對喬木的回憶文章中談到了這兩件事。在社科院的發展過程中，這兩件事確實起到了衝破老框框、開闢新天地的作用。在這個工作中，胡喬木確實起了好作用，他終究是有學問的人啊！

    3 恢復職稱評定

    這個工作在「文化大革命」開始后就停了，一停就是十多年。我們到社科院時，全院職工有2200多人，其中有高級職稱的科研人員為數甚少。"文革"十年中，打派仗耽誤了很多時間，而且研究人員搞科研成為非法的事。儘管如此，有些人還是比較早就認識到，長期陷在打派仗中對自己沒有好處，於是爭取時間做了一些研究工作。在這次評職稱中，那些利用"文革"期間做了研究工作，確有進步的和有點成就的人，都評上了相應的高級職稱。我們當時掌握的標準是，既不要過低、也不要過高，要和北京的科學研究單位、包括中國科學院的情況相對應。1979年社科院評定出51個研究員、165個副研究員、698個助理研究員。職稱評定製度的恢復，對社科院科研人員從心裡把工作著重點轉到科研上來，起了很大的作用。社科院的基本任務是搞科研，是出成果、出人才。科研人員應該用主要的時間來搞科研，科研達到了一定水平之後，就要給予相應的承認。應該說，真正切實做到重點轉移是1979年初，社科院恢復職稱評定工作以後。這時，絕大多數科研人員的心思都轉到科研工作上來了，一個穩定正常的科研工作秩序建立起來了。這是當時很重要的一件工作。

    4 恢復和創辦刊物

    社科院的中心工作轉到科研方面來了，但是科研人員有了成果，沒地方發表，這是當時大家都感受到了的問題。在「文革」中，中國科學院原哲學社會科學部各所辦的刊物都停辦了。我們去社科院時，只有一個《歷史研究》，一個《考古》。隨著科研工作的開展和科研領域的擴大，從1978年初開始，凡是能出版刊物的研究所，都先後恢復和新創辦了自己的學術刊物。有了刊物之後，研究成果就有了發表的園地，有了討論的地方。在辦刊方針上，提倡百家爭鳴，要劃清政治問題和學術問題的界限。要求刊物反映科研成果，指導科研工作，組織科研活動。要負責任地向上級反映本部門的有關情況和看法。在這個基礎上，1980年1月，社科院院刊--《中國社會科學》創刊了。這是一本綜合性哲學社會科學雜誌，主要發表我國哲學社會科學最新最重要的研究成果。那時究竟恢復和新創辦了多少刊物，我記不清了，但至少每個研究所有一種刊物。有的所還不止一種，如哲學研究所，就有《哲學研究》(1955年創刊，1978年復刊)、《哲學動態》(1979年創刊)、《哲學譯叢》(1956年創刊，1978年復刊)。《哲學譯叢》是專門介紹外國哲學的刊物，刊載國外馬克思主義者有關哲學問題的重要論文，評介外國哲學學派的現狀及其爭論的主要問題，譯載有關邏輯學、倫理學、美學、哲學史等論著，報道外國哲學界動態，提供有價值的哲學資料。

    5 組建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文章有刊物發表，著作要有出版社出版。1978年成立的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延續至今，工作還算可以吧。但究竟出了一些什麼名著，很難說。例如能夠在全國打響的書，我說不出來。

6 創建研究生院

    我們去社科院時，院內研究人員平均年齡是46歲，很多老學者、老專家都深深感到一個嚴重危機，認為不切實改變研究人員老化問題，社會科學事業就會陷入後繼無人的境地。他們擔心科研人員青黃不接的問題，也想帶研究生，但上面沒讓帶，也沒條件帶。再加上"文革"期間有些師徒之間翻了臉，一些人有顧慮。大家都很發愁。我們決定籌辦研究生院。1978年8月，社科院向中宣部並國務院呈送了建立社科院研究生院的請示報告。請示報告批複后，很快就在全國招生。到9月底，研究生院首次招生工作就順利完成了，一共錄取了405名研究生。

    在辦研究生院問題上，夏鼐有些不同意見。他認為，培養研究生不是社科院的任務，社科院應集中精力搞科研，研究生應由大學培養。研究生畢業后，我們去挑選、使用，用不著花精力去為他們講課、輔導。他一直不贊成辦研究生院。但是，多數學者認為，社科院應該辦研究生院。我們採納了多數人的意見。在「文革」中大學停辦了幾年，後來可以辦理工科大學，招收工農兵學員。但文科大學能不能辦，毛主席一直沒鬆口。1977年7月，中共十屆三中全會召開，鄧小平重新出來工作，到年底恢復大學招生考試。在這種情況下，到大學里去招收研究生，暫時還不具備條件，大學里還沒有合格的畢業生。而這時候在社會上卻有一批在"文革"前畢業的大學生和"文革"期間讀了書的人，並且是願意做研究工作的。從這方面來講，我們的研究生院的生源還是有保證的。當時靠大學不行，於是從社會上招收了一批人。分析一下研究生院第一、二期生源的情況，應該說還不錯。後來的結果也表明，辦研究生院還是對的。據我了解到的情況，研究生院前三屆學生畢業后表現都比較好。有些畢業生現在已經在司局級領導崗位上，成了各個部門(包括科研)的骨幹。還有不少人在副部級、部級崗位上任職，如薄熙來、王晨。至於現在社科院的領導幹部、科研骨幹，很多都是研究生院培養出來的。

    研究生院第一、二期學生開學后，我都去講了話。講話的主要意思是，研究生院是中國社會科學院領導的，我們開宗明義，毫不隱諱地宣布，社科院的一切工作，都是以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為指導的。因此社科院的研究生院也要以此為辦學的指導思想。你們來到了社科院研究生院，同意這一條就學下去，如不同意這一條，隨時提出來，隨時退學。在我看來，不懂馬克思主義，不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是不可能真正掌握社會科學知識的。即使收集了一些材料，也不可能認識其中的內部聯繫，不可能把握事物的規律。後來在第一、二期學生畢業時，我又重申了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這個問題。我說，你們入學時，我講過這一條，現在你們就要畢業了，我還要講這一條，你們對馬列主義的信仰究竟是更加堅定了，還是動搖了？是更加堅信了，還是更加失望了？要自己給自己做一個結論。如果學的結果是對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信仰更加堅定了，那麼你們在填寫的表格中、在口頭上到處都可以講，我是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的畢業生。如果你們幾年學下來的結果是對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更加懷疑、更加不相信，那麼，我希望你們公開聲明自己不是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的畢業生。在填寫各種表格時，也不必寫這一條。我說，我們共產黨員從來不隱瞞自己的政治觀點，相信的就來，不相信的就走。

    1978年研究生院成立時，院長由胡喬木兼任，副院長是溫濟澤。

    7 調整和整頓後勤工作

    我們到社科院以後，聽到一些做後勤工作的同志說，要我為科研工作服務，我同意；要我為科研人員服務，不行。類似的議論還有一些。他們認為，說為科研工作服務，聽起來比較舒服；說為科研人員服務，使人感到後勤人員比科研人員低一等。為了解決後勤工作中存在的問題，我們開了好幾次後勤工作座談會，對後勤工作的思想、精神面貌都涉及到了。我在座談會上的講話也還有些新意。後來，在中共中央辦公廳召開的黨委機關事務工作座談會上，我又專門講了一次。講話整理出來后，在《人民日報》上發表了。

    8 建立研究所的領導制度

    當時，社科院各研究所實行的是黨委領導下的所長負責制。研究所黨委由黨員大會選舉產生，採用候選人數多於應選人數的差額選舉辦法。當時，在社科院各研究所黨委的選舉過程中，差額選舉的辦F的。這出乎我原來的預料。當時我以為，經過十年「文革」、打派仗，這幾個黨員是一派，那幾個又是一派，用差額選舉的辦法，很難符合要求，免不了會插進派性的干擾。結果，通過黨員大會選出來的各研究所黨委，多數是好的。這當然與我們一年多來的工作有關係，說明消除派性的工作是有成績的。實踐證明，差額選舉的辦法是好的。

    但是，到1980年7月社科院成立第一屆黨委時，召開社科院黨員代表大會，用差額選舉的辦法產生院黨委委員就不行了，選舉工作進展得非常困難。主要原因是各所的黨員只熟悉本所的候選人，對其他所的候選人就不熟悉了。反覆了幾次都不行，最後還是靠院里做工作，說明希望選哪幾個人。院部的候選人還好說一點，因為他們的工作面向全院，大家還有所了解。從各研究所產生的候選人要被當選，就很困難，還是得靠推薦、介紹。

    由此我想到，在什麼範圍和條件下適用等額選舉的辦法，在什麼範圍和條件下適用差額選舉的辦法，這個問題很值得研究。

    社科院第一屆黨委成立這件事做完了，我們作為社科院的負責人——儘管當時主要精力已經不在社科院，就算有了一個交待。社科院的工作大致如此吧。

    現在，吳介民、梅益等從社科院領導崗位上退下來的老同志都說，我們那一任院領導，儘管工作的時間不長，但還是為社科院的發展打下了基礎。他們認為，那幾年是社科院的黃金時代。就我自己而言，在社科院最初的一年多時間，搞清查運動也好，處理人民內部問題，做黨內團結工作，都比較熟練、得體。

    總之，我在中國社會科學院的這段工作，沒偏離正確的方向。例如，對與「四人幫」有聯繫的人和事，處理時沒有含糊；但也沒冤枉人。陳元暉在清查運動過程中曾說過兩句話，我們社科院的人在「文革」中，既是受害的人，又是害了人的人。我引用了，並同意他這兩句話。結果，「文革」中參加「總隊」的哲學所的一位同志說，鄧力群這個人這樣講，沒有原則，沒有立場。他為此專門給鄧小平寫了一封信，揭發我。後來這封信退給我。當時搞清楚，這個同志在每次運動中，都給信訪處寫揭發材料和控告信，數量之多摞起來有兩尺多高。有一次，我在公開的場合講，與其花這麼多時間、精力去寫控告信和揭發材料，為何不花點時間用來搞科研呢？你的那些信和材料，對黨、國家和自己有多少價值呢？這樣做，浪費了多少時間和精力啊！後來，他專心搞科研，研究西方馬克思主義還是有成績的。

六 和周揚共事

    這裡說一下周揚來社會科學院的經過和我同他共事的一些情況。

    當時，鄧小平對社會科學院工作有興趣，也熱心，對我們的工作是關注的。我們在一些重大事情上也向他彙報、請示，並且很積極地按他的意見辦。

    我們到社科院不久，傳說周揚可以分配工作了。我知道后，就向胡喬木講，聽說周揚可以分配工作了，是不是能讓他來社科院當副院長。我第一次向胡喬木提，他不贊成。胡喬木說，這個人得罪了不少人。你對他印象好，但對他印象不好的人多的是。這樣，此事就擱下了。後來，有一次，我們到鄧小平那裡彙報工作，談話中涉及到了周揚。我就藉此機會又提出這個問題。胡喬木仍然不積極。結果，鄧小平開了口，說：讓周揚當個顧問吧！這樣，1977年底，周揚就到社科院當了顧問。又過了一段時間，大概是1978年夏天，我又向胡喬木說，周揚一直做意識形態領域的工作，資格老，老讓他當顧問，也不是正式工作，還是讓他當副院長吧。這次胡喬木同意了。

    1978年9月，周揚進了社科院行政領導班子，任副院長。接著而來的就是排名問題(副院長排名：鄧力群[1977年11月任職]、于光遠[1977年11月任職]、周揚[1978年9月任職])。我提出，周揚是老資格，已經當了副院長，排名在我之後，不恰當。他至少是兄長輩嘛，我和于光遠應該排在他後面。胡喬木不同意，說：就是副院長，他這個人難辦事。

    後來，周揚的工作是分管文學所。文學所在「文革」中的派性鬧得很厲害，一個毛星，一個是朱寨，對立得很厲害。這兩個人都是魯藝的。我們到社科院以後，通過做工作，兩派之間開始出現互相團結、互相照顧的情況，派性問題已經大體平息了。周揚介入文學所的工作后，偏向了毛星，使朱寨的日子很難過。

    還有一個問題是周揚與文化部的關係。當時文化部長是黃鎮。周揚總是愛對文化部指手劃腳，弄得黃鎮很不高興。這是他的主要缺點。

    這樣一來，有人就拿周揚同我們來比。比較后就覺得，我們一進社科院，花了一個多月時間到各研究所去調查研究，聽取各種意見，從來不發表我們自己的意見。而周揚做領導工作做慣了，他那一套辦法也使慣了，不了解情況，上來就即席發表意見，這個毛病沒改掉。

    這期間，周揚在社科院紀念五四運動六十周年的討論會上作了一個題為《三次偉大的思想解放運動》的報告，后發表在5月7日的《人民日報》上。周揚說當時進行的是第三次思想解放運動。第一次是五四運動，第二次是延安整風，第三次是真理標準討論。這個報告總的來看還是可以的，但其有一個重要提法，即：思想解放運動也是反對教條主義。我對他講，你說真理標準討論是思想解放運動，這個估價我贊成。但說思想解放就是反對教條主義，這恐怕需要斟酌。例如，林彪和"四人幫"有什麼教條？後來華國鋒搞的"兩個凡是"，與"四人幫"不同，把其歸結為教條主義，也不妥當嘛，不合乎實際嘛。他同意了我的看法，把第三次思想解放運動也是反對教條主義的提法去掉了。

    1979年，中央任命胡喬木作中共中央副秘書長，中南海專門給他配了汽車。這樣，胡喬木原來在社科院用的那輛"紅旗"車就空出來了。負責管車的同志就對我說，這輛"紅旗"車胡喬木沒帶走，應該給你用，你是社科院第二把手嘛。在這些問題上，我有自知之明。我說我不坐，儘管我是第二把手，但按資格說，還是把這輛"紅旗"車給老同志用，配給周揚。他倒也不做任何推辭，就安然坐上了。後來，中宣部調他去當顧問，他樂意去。他調中宣部，把房子和"紅旗"車都帶走了。

    從這些事上可看出，我在社科院和周揚共事時，是真心把他當作兄長或前輩(文化戰線上的一個老戰士，老領導)來看待的、來尊重的，確實對他沒有任何的怠慢。
七 訪日歸來

    為了借鑒學習外國經濟建設和經濟管理的先進經驗，1978年1O月到11月，經過國務院副總理康世恩、國家經委副主任袁寶華的同意，組織了有北京、上海、天津和國家經委的負責同志參加的國家經委代表團，到日本考察企業管理問題。袁寶華同志是團長，京、津，滬的負責人是副團長，我以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的身份參加，任考察團顧問。

    訪問日本回來后，12月底，我把在日本的觀感以及頭腦中思考的問題，如積累和消費問題、農輕重關係、價值規律和計劃性等等，搞了一個講稿，先在社科院、北京電影製片廠等小範圍講了。1979年第3期《經濟管理》雜誌正式發表了我的這篇講稿，題為《訪日歸來的思索》，同年第6期《新華月報(文摘版)》全文做了轉載。

    從日本訪問回來，1978年底就成立了質量管理協會，1979年3月3日在北京又成立了中國企業管理協會。袁寶華擔任會長，我任顧問。

    中國企業管理協會成立后，立即組織開辦了企業管理幹部研究班。每期一個月左右。在頭兩年，大體上把省一級負責經濟工作的領導幹部都輪訓了一遍。

    研究班開學后，首先是我們介紹訪日情況和日本的經驗，用人家的東西和我們的加以對照，研究日本的經驗，哪些我們可以學習和借鑒，哪些東西需要加以改進。

    1979年3月12日，我第一次到企業管理協會做報告，以後每期都去講，有七、八次。報告圍繞著這樣幾個問題：一、生產資料究竟是不是商品？二、價值規律究竟在什麼範圍內起作用？三、經濟計劃同價值規律究竟是什麼關係？實際上總題目是"商品經濟的規律和計劃"。我在企業管理協會講過幾次后，有林和衛建林幫助整理成文字材料，在刊物上正式發表了，後來還由人民出版社出了小冊子。

    就我一生而言，1978年到日本去考察，身臨其境去看資本主義這是第一次。在此之前，我沒有去過資本主義國家。我的青少年時代，也就是20世紀30年代，我在北平讀書，對社會沒有多少了解。當時北平也有資本主義，但沒有接觸。上海沒有去過。抗日戰爭時期在延安，那裡沒有資本主義。解放戰爭時期到東北后，日本人搞的資本主義企業已經被沒收了，而我們黨的工作又在農村。所以，資本主義是怎麼回事，它的企業如何經營管理，廠長(經理)、工人與企業的關係，和我們社會主義究竟有什麼不同和共同之處？沒有切身體驗。這是第一次實地考察和接觸。

    訪日一個月，確實看到了很多先進的經驗。其中，日本總結了英國工黨政府失敗的教訓，1960年由池田內閣提出了《國民所得倍增計劃》，吸引日本全國人民。讓日本人全都知道，這個計劃能否實現，和每個人都有密切關係。這個計劃的實現，對於日本以後經濟的高度發展，起了重要作用。這是資本主義國家經濟發展中出現的新經驗。馬克思在《資本論》中提出，資本主義的基本矛盾，表現為各個企業內部的有組織與整個社會生產的無政府狀態之間的矛盾。通過實地考察，看到了日本資本主義企業內部的生產組織相當嚴密，生產的計劃性，比馬克思時代前進了很多，確實有很多新變化。

    另外，日本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也對經濟進行干預，辦法是制定經濟指導計劃。日本政府的經濟指導計劃，不是作為行政命令下達的，而是通過經濟手段來保證計劃的實行。經濟手段包括經濟立法、稅收政策、銀行信貸。如果企業不服從中央政府的命令，不遵守政府的計劃，虧本后政府不負責。

    日本的企業不同於中國的企業。日本的企業既管生產又管銷售。我們的企業當時都是只管生產，不管銷售，與市場不聯繫，產品生產出來后，就交給批發站，由批發站按計劃分配到各部門。就是說，中國的企業只管生產，不管經營，也不考慮產品的價值能不能實現。

    此外，據我在日本的考察，日本的重工業，除了為農業、為輕工業直接提供機器設備和材料之外，同時花很大力量生產日用工業品。我們的重工業部門，也有生產消費品的，問題是沒有把這個概念、這種做法明確起來。重工業部門一定要清楚地看到，不僅要生產生產資料，而且一定要儘可能地利用自己的條件，製造越來越多、越來越好的日用工業品，特別是耐用消費品、在國際市場上有競爭能力的消費品。這樣，就能滿足國內人民生活和出口的需要，也能夠開闢重工業自己內部積累資金的源泉。

    後來，在我的文集中，這篇文章的題目由《訪日歸來的思索》改為《訪日歸來談經濟》。在編輯文集時，我主張收這篇文章，陳斐章同志不贊成收，他說沒多少意思，因為我們在日本接觸的人，主要是日本上層大資本家，沒有接觸工人。我又把文章仔細看了一遍，覺得還是收進去好，因為這是我第一次實地接觸資本主義，應該講還是有收穫。日本企業的先進管理經驗，對我個人來說，還是有啟發的。

八 編輯《馬克思主義再生產理論》和《陳雲文稿》

    在中國企業管理協會開辦幹部研究班的過程中，我提議以中國社科院院部名義，組織林子力、劉國光等同志把《資本論》第二卷搞一個1O萬字的壓縮本，書名為《馬克思主義再生產理論》。編出後由我主持討論、定稿，由人民出版社和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聯合出版。我還主持選編了一本《陳雲文稿》，梅行、有林等同志參加。文稿內容包括陳雲從1956年9月至1962年關於社會主義建設的部分重要文稿。在文稿中，有一些是沒有整理過的講話記錄，我們作了文字上的加工。我們把這兩本書作為企業管理協會研究班的教材，並經過國家經委，在全國企業管理幹部中推廣學習。應該說，這兩本書起了很好的作用。特別是《陳雲文稿》，當時的影響很大，許多搞企業管理的幹部學習之後，都感覺受益匪淺。

    我們選編的這本《陳雲文稿》，到中央書記處研究室成立后才最後定稿，經中共中央書記處批准，以《陳雲同志文稿選編(一九五六年一一九六二年)》為書名，1980年1O月由人民出版社正式出版，在黨內發行。

    這兩本書的編輯、出版，都是同當時中央提出的以調整為中心的新八字方針相配合的。在兩本書的編輯過程中，特別是出版后，我都讓研究室的同志組織文章進行宣傳。

    我們編陳雲同志的文稿，前後搞過四次，梅行同志都參加了。第一次是1962年。當時，劉少奇同志提議編陳雲同志文稿。陳雲同志自己不贊成。少奇同志說，先編出來，讓中央領導同志看看。我們當時編了三萬多字的稿子，沒有公開發行，中央內部發得也很少。第二次是編陳雲同志1949年到1956年的文章、講話。這次是第三次，是編1949年到1962年的文章、講話。這次編的過程中，我把幫他整理的兩三萬字的內容也編進去了。但是到後來公開發表時，所有選編的文章，都是陳雲同志自己寫的文章(包括根據錄音整理的講話)，別人按照他的意見整理的文章，包括喬木同志幫他整理的文章，都被陳雲同志刪掉了。定稿后交中央文獻研究室公開出版。後來，中央書記處研究室又受中共中央委託，梅行同志主持，編了《陳雲文選》三卷，先後於1984年11月、1984年7月、1986年5月由人民出版社出版。

九 離開社科院

    1980年以後，無論是胡喬木還是我，在中央的事越來越多，對社科院的事已經無暇顧及了。於是，我們兩人一起商量，讓于光遠當院長。我們的意見是一致的。胡喬木對我說，你到社科院和同志們談談，聽聽大家的意見。我就到社科院召開了一個座談會，主要召集了院部的一些領導幹部，約有十來人。那時馬洪是副院長，梅益是黨委書記，行政職務是秘書長。社科院的實際工作主要是梅益做。當時我們有個想法，即社科院的制度仿照蘇聯，院長、副院長不管事，實際工作和經常工作由秘書長負責。我們準備實行這個辦法。座談會上我和大家說，胡喬木和鄧力群已經擔負不了社科院的工作了，院長的工作，我們兩人建議由於光遠來擔任。胡喬木讓我把我們兩人的意見向大家說一下，同時也聽聽大家的意見。我說了以後，半天沒人吭聲，既沒人說反對，也沒人說贊成，就是不吭聲。後來有人說，休息一會兒吧，這樣就休會了。重新開會時，就有人提出(不知是他們在休會時商量過，還是發言的人自己提出的)，這是一件關係到全院的大事，是不是聽聽學者和老專家的意見，聽聽他們的想法。這個意見得到了與會者的一致同意，我也只好表示同意，說那就聽聽學者、專家的意見吧。徵求了一些學者和專家的意見，結果被徵求意見的人大部分都不贊成於光遠當院長。

    後來，這件事被傳成什麼樣了呢？一種流行的說法是，鄧力群利用會議休息上廁所的時間，搞了一次陰謀。鄧力群當面對於光遠說好話，背後搞鬼。而實際情況是上面所講的。

    胡喬木的院長、我的副院長一直當到1982年5月。馬洪從那時起任社科院第二任院長。後來，趙紫陽要馬洪到國務院當副秘書長。趙紫陽也確實需要馬洪的幫助。對此，社科院一些專家、學者反映，我們的院長到國務院只當個副秘書長，這不等於把社科院降格了么，大家不太高興。拖了一段時間，因為國務院副秘書長的事務性工作太多，馬洪到社科院的時間越來越少。這樣一來，不但學者不贊成，連院部的人也不滿意。儘管是秘書長當家，但畢竟有些事還是要由秘書長向院長請示報告，由院長做出決定。社科院同志反映，社科院的人總是見不到馬洪，很耽誤事。再加上很多工作馬洪自己做了決定，就去實施，使得一部分同志不太高興。

    註釋：

    ①朱佳木、朱元石當時分別是胡喬木、鄧力群的秘書。

    ②鄧力群：《甄別平反一切冤假錯案》。《鄧力群文集》第1卷，當代中國出版社1998年12月版，第111頁。

    ③鄧力群：《甄別平反一切冤假錯案》。《鄧力群文集》第1卷，當代中國出版社1998年12月版，第110頁。

    ④鄧力群：《嚴分敵我，加強團結，發展科研事業》。《鄧力群文集》第1卷，當代中國出版社1998年12月版，第155頁。

    ⑤鄧力群：《做黨中央和國務院忠實的得力的助手》。《鄧力群文集》第1卷，當代中國出版社1998年12月版，第336頁。

    ⑥鄧力群：《做黨中央和國務院忠實的得力的助手》、《鄧力群文集》第1卷。當代中國出版社1998年12月版，第337頁。

    ⑦鄧力群：《做黨中央和國務院忠實的得力的助手》。《鄧力群文集》第1卷，當代中國出版社1998年12月版，第339頁至第340頁。

    ⑨鄧力群：《做黨中央和國務院忠實的得力的助手》。《鄧力群文集》第1卷，當代中國出版社1998年12月版。第341頁。

在中央辦公廳

一 擔任中辦副主任兼中辦研究室主任

    1979年，在我們黨和共和國的歷史上都是非常重要的一年。1978年11月至12月召開的中央工作會議和十一屆三中全會，重新確立了馬克思主義的政治路線、思想路線和組織路線，實現了我們黨和共和國的歷史性的偉大轉折。

    十一屆三中全會閉幕後，中央政治局召開會議，通過了一系列人事更動。三中全會後，中央還改組了文件起草班子，黨中央的文件起草從此以後轉到胡喬木手裡。這是一個很重要的改變。姚依林任中共中央辦公廳主任后，成立了中央辦公廳研究室。我任中央辦公廳副主任兼中辦研究室主任。從1979年開始，我雖然還兼管中國社會科學院的工作，但大部分精力已經轉到中央及中央有關部門的工作上來了。我的工作主要是在中央辦公廳和中辦研究室，社科院的工作管得越來越少，協助中央及有關部門做的工作的分量越來越重。1977年6月開始擔任的國務院財貿小組副組長的工作逐漸結束了。

    中辦研究室成立后，把國務院財貿小組理論組的有林、盧之超、衛建林、林子力等同志(除李智盛外)先後調了過來，又把原來辦公廳秘書局搞材料的人轉過來，開始時一共有十來個人。


二 關於理論工作務虛會

    1 參與籌備

    1979年元旦后，我辦了兩件事。一件是處理了幾個緊急的重要文電，另一件事，就是參與理論工作務虛會的籌備工作。

    召開理論工作務虛會，是葉帥1978年9月下旬第一個提出的。1978年7月，李先念主持召開了國務院務虛會。會議採取一邊工作一邊開會的形式，會期持續了兩個月。9月下旬，他在中央常委會彙報后，引起中央常委的極大興趣。當時圍繞真理標準問題爭論得很激烈。葉帥在常委會上提議，何不把搞理論和思想工作的人集中起來，也仿照國務院務虛會的辦法，開個理論工作務虛會呢？讓大家把不同意見擺出來，在充分民主討論的基礎上，統一認識。中央常委同志都贊成這樣辦。1978年12月13日中央工作會議閉幕會上，華國鋒正式傳達了中央政治局關於召開理論工作務虛會的決定。

    胡耀邦、胡喬木，主要是他們兩個人，也包括我，都贊成葉帥的這個意見。於是，從1979年元旦后開始會議的籌備工作。如擬定參加會議人員名單，確定會議方針，準備會議開幕時胡耀邦的一篇講話，胡喬木也要講話，等等。

    會議開始后，我只是參加了第一天的會，是作為會議的「特邀出席者」、多年從事和關心思想理論工作的老同志之一出席的。此後，就沒有再到會上去，因為那時我在社科院和中央辦公廳及中辦研究室的工作很忙。

    我沒參加會，但對這個會議還是關心的，每天看會議簡報，了解會議情況。

    2 澄清一個歷史事實

    在看簡報的過程中，同我有關的有一件事，在這裡說一說。

    一天，我看到有一期簡報，內容是批康生在《紅旗》上發表的一篇文章。那篇署名康生的文章，是1959年廬山會議后批"同路人"的。由於我知道文章的來龍去脈，於是就給胡耀邦寫了一封信。這封信是2月13日寫的，2月14日，會議秘書組把我的信發了簡報。我的信是這樣寫的：

    從理論務虛會的簡報中，從社科院的《未定稿》中，都看到有同志在批判康生關於同路人的文章。我覺得有必要把真實情況說一下。這篇文章，是國慶十周年的紀念文章，全稱據我的回憶，是《要做馬克思列寧主義者，不要做黨的同路人》，署名康生。該文是我提議寫、我出的題目、我出的主意。我同許立群同志商量多次，由他執筆，兩人共同討論修改，最後由我定稿。文章寫作前和寫作過程中，我幾次找康生，請他為紀念國慶十周年寫篇文章，並且寫這樣的內容。他起初表示，沒有什麼要寫的，不願意寫，後來同意寫這樣的文章，但是不願意署他的名字。文章定稿以後，我又找他，請他看看，並建議用他的名字發表。最後，他勉強同意了。關於文章本身，他沒有提任何修改意見，沒有加一個字，也沒有改一個字。最近，我重新讀了這篇文章，覺得確有錯誤，可以批評，也應當批評。康生問題很多，必須充分揭發。但是，不是他做的事，他不能負責，不能因為他出了問題，就都掛在他的賬上。對康生是這樣，對其他犯錯誤的人，也應當遵守這樣的實事求是的原則。這件事情的真相，很多同志不了解。我希望，我的這封信，能夠在理論務虛會的簡報上登一下。請酌定。

    後來，胡喬木和我說，他和胡耀邦看了這封信后認為，對於理論工作務虛會上的情況來講，我的這封信是空谷足音，實在難得。後來，王若水、嚴家其說，鄧力群在理論工作務虛會期間，寫信制止批評康生，會後不讓批評康生。根本不是那麼回事。我的這封信充分說明了當時我的態度。

三 鄧小平《堅持四項基本原則》講話的前因後果

    理論工作務虛會開得很長，前後分為兩段。

    第一段，1月18日正式開會，中間有1979年春節(1月28日)，休息了幾天，2月1日繼續開，一直開到2月16日休會。會議由中共中央宣傳部、中國社會科學院聯合召開。

    第二段，3月28日復會。會議由黨中央召開，會議名稱加上了"全國"，稱為"全國理論工作務虛會"。3月30日，鄧小平代表黨中央發表長篇重要講話，就是著名的《堅持四項基本原則》。鄧小平講話后又分組討論了3天，4月3日結束。

    從打破思想戰線的僵化狀態、解放思想這一點來講，會議起了很好的作用。但是，會開的時間愈長，發言的人愈多，離譜的東西也就愈來愈多。最突出的足王若水，他否定毛澤東思想和毛澤東本人，從毛澤東的個人品質上要連根拔掉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

    大約在春節前有一天，胡喬木對我說，這個會越開越不像樣，這個也否定，那個也否定，歸納起來是五個否定，即否定社會主義、無產階級專政、黨的領導、馬列主義和毛澤東。他為此感到很不安。後來，他又對我講，當時鄧小平的工作還比較閑，理論工作務虛會的簡報每期都看。鄧小平和胡喬木談活時說，看理論工作務虛會的簡報，越看越看不下去。我相信胡喬木講的這個話。這五個否定一來，中國共產黨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就沒自存在的理由了。鄧小平是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奮鬥了一生的人，在這個問題上，你說他不敏感、感覺不到或完全同意，我相信是根本不可能的。因此，在這個問題上，鄧小平和胡喬木的想法是一致的。胡喬木講自己的看法，鄧小乎也講自己的看法。當時，除了鄧小平對理論工作務虛會敏感，胡耀邦也覺得風頭不對，因為這個會主要是他和胡喬木兩人在主持。

    與此同時，社會上也出現了攻擊和否定四項基本原則的錯誤思潮。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之前，大約是1978年10月下旬開始形成的北京街頭的"西單牆"，被他們用來當作宣傳和活動的主要場所之一。"西單牆"剛出現時，也有不少反對"四人幫"、贊成為天安門事件平反和贊成鄧小平重新出來工作的大字報。到1979年初，"西單牆"就明顯變化了，自由化的東西日益佔上風了。

    另外，一些地方出現了少數人鬧事的現象。在理論工作務虛會召開前，上海、北京等地就有少數人鬧事，不斷有人搞遊行示威。鬧事的原因大多是「文化大革命」的遺留問題，像上山下鄉知識青年回城問題，一些經濟要求問題和冤假錯案平反問題。1979年初，鬧事的情況更加嚴重。鬧事的原因和人員也要複雜得多。上海出現了卧軌阻斷交通，衝擊市委機關，佔領辦公室的情況。有的還打出大幅標語，上面寫著"萬惡之源是無產階級專政"、"堅決徹底批判中國共產黨"等等，總之是一些非常厲害的標語。北京天安門廣場附近也不斷有人遊行、鬧事。

    然後，鄧小平就委託胡喬木起草後來題為《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講話。講話中沒有提否定毛澤東，而是針對前四個否定，提出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堅持四項基本原則》講話中有一句話，「毛澤東同志的事業和思想，都不只是他個人的事業和思想，同時是他的戰友、是黨、是人民的事業和思想，是半個多世紀中國人民鬥爭經驗的結晶。」 ①

    理論工作務虛會是葉帥第一個提出召開的，他當時的用意、有什麼想法、要達到什麼目的，現在已經不得而知了。但會開到後來，產生那樣的結果，是原先沒有想到的。

    理論工作務虛會後，鄧小平說，以前，在反對「四人幫」、批評「兩個凡是」問題上，大家都是一致的，而在理論工作務虛會開到後來，理論界、思想界有些人則和我們分道揚鑣了。右的方曲最突出的是王若水，他的講話和發言不僅在內部發，而且他還通過迂迴的方式一段一段地抽出來，拿到香港的報刊上去發表。在香港報刊上發表我們黨內幹部批評黨和毛澤東的內部講話，他是第一人。後來他曾辯解說，是別人傳出去的。很多同志認為，是他自己有意識地傳出去的。

    在反「左」和反右的提法上，當時是說，我們還要繼續批判極左思潮，但以後的重點是批右。因為當時我不太了解理論工作務虛會上的情況，故對胡喬木講的今後重點是批右這樣一個提法，產生了是否合乎實際的疑問。胡喬木說，會議上的情況確實是這樣。後來，在文字表述上，口氣稍微減弱了一些，即現在要「注意」右傾，而不是「重點」批右傾。在正式發表的時候，文字一上又做了一些調整。胡績偉這些人就和胡喬木爭論，吵得很厲害。鄧小平3月30日在會上的講話，本來還有一段話，大意是：原來對理論界抱有很大希望，現在黨中央對理論界感到失望。鄧小平的講話作為黨內文件下發和公開發表時，這一段就沒發。

    鄧小平在全國理論工作務虛會上的講話傳達以後，在社科院引起了強烈的不同反應。我在社科院的一次會議上，提出了要在政治上與黨中央保持一致。這個提法當時在全國是首次提出。朱元石還為此寫了一篇文章，在全國引起反響，很多報紙都轉載了。那時候，我們在社科院搞了一個雙周座談會，時間定在星期五，開半天。在此之前。座談會都開得很好。鄧小平的講話傳達后，在雙周座談會上，有人就說，「四項基本原則」就是四根棍子。那次會我因為有事，沒有參加。第二次會上，他把話頭轉了。說「四項基本原則」可能變成四根棍子。

    鄧小平在《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講話裡面說：「我在講話的第二部分提出的實現四個現代化所必須堅持的四項基本原則。雖然我已經說過都不是什麼新問題，但是這些原則在目前的新形勢下卻都有新的意義。都需要根據新的豐富的事實作出新的有充分說服力的論證。這樣才能夠教育全國人民，全國青年，全國工人，解放軍全體指戰員，也才能夠說服那些向今天的中國尋求真理的人們。這是一項十分重大的任務，既是重大的政治任務，又是重大的理論任務。這決不是改頭換面地抄襲舊書本所能完成的工作，而是要費盡革命思想家心血的崇高的創造性的科學工作。」"我們思想理論戰線的同志們一定要趕快組織力量，定好計劃，在儘可能短的時問里陸續寫出並印出一批有新內容，新思想，新語言的有分量的論文、書籍、讀本、教科書來，填補這個空白"。②有人在社科院哲學所說，到了社科院，誰要先寫宣傳"四項基本原則"的文章，誰就會先被搞臭。情況確實如此，理論工作務虛會以後，理論界和思想界分化了。對堅持四項基本原則，一部分人有抵觸。

    黨內理論上的混亂和社會上的動蕩是相互呼應的。要講自由化的苗頭，就是從「西單牆」後期暴露出來的。因此，到1980年9月五屆全國人大三次會議，通過決議取消了憲法上規定的"四大"(即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的條文。這件事是鄧小平提的。我沒聽到胡耀邦講過什麼。可以說，他沒有明朗地宣傳"四項基本原則"，但他也沒有反對。

    我在1987年1月召開的批評胡耀邦的生活會上說，他前期的講話、文章和"四項基本原則"是一致的，但到1983年10月鄧小平提出思想戰線不能搞精神污染之後，到整黨時改變整黨方針之後，起碼是對宣傳和堅持"四項基本原則"不重視吧！當時，通過他在人民日報發表了一篇社論，裡面提出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已經不是問題。

    鄧小平讓胡喬木幫助起草在全國理論工作務虛會上的講話。最後搞出這麼一篇大文章，不論當時的客觀需要還是實行的結果，都是件非常重要的事。直至今日，在評價鄧小平時都應承認，這是鄧小平在中國共產黨歷史和中華人民共和國歷史上做出的一個重要貢獻。


四 陳雲徵求對《計劃與市場問題》提綱的意見

    1979年3月初，陳雲同志寫了一份題為《計劃與市場問題》的提綱，他把提綱給了我，徵求意見。我拿給中辦研究室的同志們看，都認為是好文章，反映了陳雲同志對經濟工作面臨的一些核心問題的思考。

    提綱的要點是兩句話：第一，計劃工作的規則是有計劃按比例。這一思想來之於馬克思。是馬克思分析資本主義后提出的設想，是完全正確的。1917年後的蘇聯、1949年後的中國實行計劃經濟，都是按照這個理論來辦事的。當時這樣做是完全對的。但是沒有根據已經建立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的經驗和本國生產力發展的實際狀況，對馬克思的原理加以發展。導致的主要缺點是，只有"有計劃按比例"這一條，沒有在社會主義制度下還必須有市場調節這一條。第二，整個社會主義時期必須有兩種經濟：計劃經濟部分，就是有計劃按比例的部分；市場調節部分，即不作計劃，只根據市場供求的變化進行生產，帶有盲目性調節的部分。第一部分是基本的主要的；第二部分是從屬的次要的，但又是必須的。無產階級掌握了政權，又有了計劃經濟部分，就能夠建設社會主義。市場調節部分只能是有益的補充，但要求必須基本上是無害的。

    對陳雲同志寫的這個提綱，中辦研究室內部組織學習，進行了認真討論，並由梅行負責組織起草了一篇文章，題目是《既要有計劃經濟，也要有市場經濟》。我看了梅行組織人搞的這個東西，不滿意，因此也就沒公開發表。

    陳雲同志在提綱中第一次使用了「市場經濟」這個詞，在中國、在我們黨內，在馬克思主義隊伍中很少用，他是第一次使用。當時我們好像提出個疑問，說「市場經濟」這一用語和我們過去的用語不一樣，在他的文件或文章里，是不是改變一下。我們建議用「商品經濟」，並做了些文字修改，他沒有接受。我們還建議陳雲同志把這篇稿子作為中央文件發出去，他也沒有接受。陳雲同志當時的說法是，發出去也沒有人執行，沒有用。因此沒有印發。

    說到陳雲同志文章中用「市場經濟」這一用語，有這樣一個過程。1982年8月，在中央文獻研究室編的《三中全會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中，用的是"市場調節"，以後出版的文件集中，用的也是這個詞。1985年5月第一版《陳雲文選》用的仍然是"市場調節"，到1995年5月第二版出版時。陳雲同志在該文最後一段又改回原來的用語："市場經濟"。


五 "調整、改革、整頓、提高"方針的確定和經濟體制改革的醞釀

    1 成立中財委和陳雲、李先念的建議

    1979年3月14日，中共中央決定在國務院設立財政經濟委員會，作為研究制訂財經工作方針政策和決定財經工作中大事的決策機關。財政經濟委員會由十二位同志組成。陳雲、李先念同志分別任正、副主任。姚依林任秘書長。

    1979年3月21日，陳雲同志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講話，建議用兩三年、最好三年時間調整國民經濟。陳雲同志這個意見，在3月14日他和李先念同志聯名寫給中共中央的信中已經提出來了，

    2 財經情況的調查和我對經濟體制改革的看法

    這個時候，我們國家一方面實行調整，一方面醞釀改革經濟體制。這就要了解企業和經濟方面的情況，對財政經濟的情況進行系統的調查研究。國務院財政經濟委員會成立以後，按照姚依林同志的意見，中央辦公廳研究室、中國社會科學院的五個經濟研究所和國家經濟機關的研究機構，共同承擔了一個任務，就是對經濟結構的調整和經濟體制的改革進行調查研究，提供材料和意見。6月27日，他說："根據中央的方針，通過廣泛深入的調查、研究和試點，對我們經濟如何改革，搞出一個大體的眉目來。"會議還確定，由鄧力群、張勁夫、馬洪具體負責召集調查研究的會議。

    7月19日，國務院財經委員會召集關於經濟問題調查研究工作會議。姚依林主持，李先念、薄一波等出席。會議決定在財經委員會領導下，組織一個調查研究機構，直接由秘書長姚依林負責，成立四個小組。第一組調研經濟體制改革問題；第二組調研經濟結構改革問題；第三組調研引進技術、設備和利用外資問題；第四組為理論組，或經濟理論和方法研究組。調查研究的工作是有成績的。中辦研究室(不久改為書記處研究室)由梅行牽頭，組織了一些同志，收集經濟方面的材料，出了好幾期《供您參考》。每期一個專題，包括全國的情況。這對財經委員會的工作，起了一定的助手作用。與經濟調查工作有關，後來還編印《調查和研究》、《經濟問題研究資料》，供中央領導同志和部門、地方負責同志以及經濟理論界的同志參考。

    8月8日，在中辦組織的經濟調查會上，我主要就經濟體制改革，經濟結構改革，引進技術、設備和利用外資這三個問題，談了一些意見。我要求調查研究要同經濟調整工作結合起來，同"六五"計劃、長遠規劃的制定結合起來。此次講話已收入《鄧力群文集》，這裡就不細說了。

    在這段時間裡，鄧小平、陳雲同志關心一個問題，是我國積累與消費的歷年比例關係。中辦研究室專門寫了一個材料，提供了新中國成立后積累與消費的比例情況。在處理積累與消費關係，也就是發展生產與改善人民群眾生活的關係的時候，一段時間產生了片面性，積累率最高時達40％多，總的情況是偏高，也有符合客觀經濟規律的時候。然後我們提出了一個比較合理的比例：積累率25％。這個意見得到鄧小平、陳雲同志的贊同，說這個材料搞得不錯。

    關於改革經濟體制，我有過幾次講話，其中有一次講到，體制改革首先要從企業領導體制、企業管理體制開始，重點應先從這裡起步。應該說這個意見是對的。後來，結合調查組織了一些改革試點。

    3 中央工作會議上的爭論

    1979年4月，中共中央召開工作會議，討論1979年國民經濟計劃和思想理論工作方面的問題。

    我參加了這次會議，所在的小組中有天津的陳偉達，北京的林乎加，國家計委的顧明，石油部的宋振明。分組會討論一開始，陳偉達就講，我們正在大幹快上，積極性很高，現在突然提出調整，給我們潑了一盆冷水，對我們的積極性是個很大的打擊。林乎加的發言也是這樣的口氣。顧明就算帳，說人家有多少鋼，我們才那麼一點，需要發展、快上。我在會上就與他們爭論，說發展是應該的。生產力確實要提高，但是不搞好比例關係和平衡，還是像以往那樣折騰，是不行的。

    會議期間，胡耀邦提出要搞一個發展工業的指示。我們幾個人，有馬洪、梅行等，用了一個星期的時間，趕出來一個比較粗糙的草稿。我們自己對稿子就不滿意，可是胡耀邦催得很厲害，一定要拿出來。這樣一來，就發下去了。由於確實不成熟，在分組討論時被人家攻得很厲害。他們說，你們主張調整，但你們搞的這個文件這個問題沒有講好，那個問題也講得不好。總之，這個文件不成熟，不能通過，不能發表。我說，這個文件確實不成熟，我們也不滿意。但文件寫得不成熟，首先是因為實際工作不成熟啊。林乎加說，這個話說得對，該怨我們呀。總之，這次分組會開得很不理想，真正擁護調整方針的人不多。

    一天晚上，華國鋒召開各組組長聯席會。由於華在十一屆三中全會上受到批評，這時他不得不接受調整的意見。調整方針得到了鄧小平、李先念的支持。由於陳雲、鄧小平、李先念意見一致，華勉強召開各組組長聯席會來統一思想。聯席會開始后，習仲勛發言，講了一些不著邊際的話，其他人隨後也講了一些。當時我很著急，這時。趙紫陽出來發言贊成調整。他說，調整為以後的改革和發展創造了前提條件。谷牧也贊成調整。他們兩個一講話，會場的氣氛就發生了變化。我當時也準備發言，華國鋒說，力群同志你就不要講了，我講吧，會議已經開得這麼晚了，再延長下去也不行了。他表示要對國民經濟計劃進行調整。本來我們的提法是，調整是目前工作的關鍵，也是當前工作的中心。華國鋒說，他同意調整是關鍵。我插話說，調整也是中心啊。他說，有了關鍵就行了，中心可以不說了。這樣，這次中央工作會議總算把以調整為核心的新八字方針勉強通過了。當然，華國鋒當時也不能不同意。但是在後來的實際工作中，這一重大決策遇到了相當大的阻力，一段時間並沒有真正貫徹執行。傳達會議精神時，有人質問我們，你們做過調查研究嗎？並說是一幫秀才胡搞。

    這次會上，與會者紛紛要求介紹江蘇財政包乾的做法。江蘇的同志做了介紹后，大家一致要求各地推廣江蘇的辦法。但財政部門不贊成。陳雲同志是支持財政包乾的，他原來的建議中說到要給地方財力留點餘地。鄧小平後來講，這次中央工作會議決定在各省、市、自治區實行財政包干政策，算是殺出了一條出路。

    1979年4月的中央工作會議，正式確定了對國民經濟實行"調整、改革、整頓、提高"的八字方針，同意集中三年時間認真搞好調整，同時進行改革、整頓、提高工作。實際上，儘管調整的文件通過了，有的也執行了，但從整體上看，並沒有執行，至少是沒有很好地執行。結果，1979、1980兩年的國民經濟調整雖然取得了某些成效，但總的情況不理想。一直到1980年12月中央工作會議后，調整工作才真正全面展開。

六 關注農村改革

    1 向鄧小平轉報肥西縣搞包產到戶的材料

    十一屆三中全會後，我開始關注農村改革，注意了解農村包產到戶的情況，主要渠道是通過中國社會科學院農業經濟研究所。農業經濟研究所當時成立了一個專門小組研究農村問題。其中表現積極的一個是陳一咨，他和一些青年人有聯繫，我了解到農村改革的情況后，為中央和國務院提供了一些材料。

    1979年7月，我收到社科院農業經濟研究所轉來的一個材料，是安徽一個叫郭崇毅的黨外人士寫的《關於參觀肥西縣午季大豐收情況的報告》。1979年初，郭崇毅聽到肥西縣山南公社實行包產到戶消息后，到山南實地調查了解，他聽到了兩種截然相反的意見。有人認為，包產到戶是資本主義，是搞復辟、搞倒退；有人則認為，包產到戶肯定能增產，大多數農民都歡迎。夏收時節，他又到山南等地，一一個生產隊一個生產隊地仔細察看，向農民調查。當他看到夏糧大豐收的情況后，寫出了這份報告，並專程到北京，希望能夠把報告轉上去。報告的中心內容是，在目前情況下，農業生產只有責任到戶、分戶經營，產量才能成倍增長。我看了報告以後，很快就送交中央和小平同志。

    郭崇毅到北京，跑了不少單位，可是沒有人敢接他的報告。後來到社科院農業經濟研究所，想請農經所的人向上轉遞他的報告。農經所開始也沒有人接，後來陳一咨接過來，轉給中辦研究室，研究室又印成白頭送閱件送上去。

    陳一咨在海外寫的一本書，說到他和胡耀邦的關係，標榜他是由胡耀邦調回北京的。那是胡扯。他調回北京，是我向中央組織部提出的。當然，徵得胡耀邦同志同意是事實。當時主要是想把這個小組搞大一些。後來小組發展到三四十人。

    在轉交郭崇毅報告的事情上，他們起了個好作用。另外，社科院有個叫《未定稿》的刊物，收到下面關於包產到戶的稿件，他們和我商量，準備在《未定稿》上發。我說這不妥當，因為《關於加快農業發展若干問題的決定》只准三種地區搞包產到戶，其他地區還不準搞。在刊物發與中央不一致的文章，這不合適。我不讓在正刊上刊登，最後採取出外刊的形式發表了。

    當時醞釀成立研究組。1977年恢復高考之後，有相當多的上山下鄉知識青年陸續考上了大學，他們中有些人有志於農村工作，為農民服務，如何把這些有志於農村工作的青年知識分子集聚起來，成立研究組是個好辦法。我從此也開始和這些年輕人建立起聯繫。這件事下面我還要說。

    2 關於包產到戶

    在這期間，宋平每次到北京來開會，就要找我聊一聊甘肅農村的情況。宋平那時年年到我這裡來。當他談到甘肅"三西"的困難狀況時，就談到安徽包產到戶的經驗，可以在甘肅比較困難的地區進行大規模的試驗。他還與我談起實行包產到戶的地方比沒有實行的地方情況要好。萬里講，他支持和肯定了鳳陽縣小崗村為代表的廣大農民的嘗試和創造。這當然是他的一大政治資本。但是，直到他離開安徽，包產到戶問題沒有提到省委，省委沒有做出有關決議或決定。在全國率先制定支持聯產承包和包產到戶的是甘肅省委。1979年10月17日，中共甘肅省委在調查研究的基礎上，制定了《關於當前農村工作的幾點意見》。在實踐中，1979年下半年，甘肅就已經突破了划組作業、聯產計酬的界限，分步驟分區域實行了包產到戶生產責任制。

    趙紫陽在四川沒有搞包產到戶，他進行的是基本耕作制度方面的改革。針對四川盆地冬暖春早和肥料、水利條件，提出四川的基本耕作制度是稻麥一年兩熟制。在丘陵地區，總結推廣了南充地區「水路不通走旱路」的辦法，等等。後來才知道，趙紫陽結合這個改革，動用了庫存的糧食。四川原來有不少存糧，趙紫陽去了之後，挖了不少存糧，都用得差不多了。當然也是為了救濟農民，讓農民得到休養生息。老百姓那句順口溜也反映了這個情況：「要吃糧找紫陽，要吃米找萬里。」

    山西的王庭棟也是個農村改革的積極分子，他當時任山西省委副書記。農村改革開始時，杜潤生對包產到戶是很膽怯的。

   
七 傳達陳雲「以農輕重為序，綜合平衡」的三個理論觀點

    1979年8月8日，我在經濟調查研究會上傳達了陳雲同志關於"以農輕重為序，綜合平衡"的三個理論觀點，內容如下：

    第一個觀點，我國人口有九億多，百分之八十以上在農村，必須使農民有吃有穿，而且一年比一年生活過得好些。在這個基礎上，來安排我們的國家建設和經濟生活。農民是個大頭，把這個大頭安排好了，中國的大局就定了；安排不好，全國不得安定。新中國建立初期，叫緊吃緊穿；現在叫有吃有穿，一年比一年好一點。要在這樣的基礎上來安排當前的和長遠的計劃，

    現在，不少同志已經認識到，過去對農業、輕工業不重視，這種狀況非改變不可。但是，也有的同志說，你們這樣強調農業、輕工業，就是不重視鋼鐵工業，沒有拖拉機、汽車、化肥，行嗎？沒有鋼，農業、輕工業都上不去。

    針對這種不同意見的爭論，陳雲同志又明確講了第二個和第三個觀點。

    第二個觀點，重工業要為農業、輕工業服務，要把這個觀點明確起來和牢固地樹立起來。重工業首先要考慮如何為農業、輕工業服務。以農輕重為序，還涉及重工業內部的比例關係。就是說，在重工業的建設方面，要看為農業、輕工業服務這部分投資有多少？在重工業生產方面，要看為農業、輕工業提供的機械設備有多少？為輕工業提供的原材料有多少？就是在冶金部內部，它的結構也要同農輕重的比例關係結合起來考慮，看如何安排才適當。化工部有個材料說，從1953年到1977年的化工產品總產值中，為農業、輕工業服務的產品佔百分之七十；化工總投資中，用於化肥、農藥、磷礦和輕工業的合成材料、染料、各種化工原料、醫藥、橡膠加工方面的投資，也佔百分之七十以上。就產品分配來說，以1979年國家計劃為例，計劃生產的硫酸、燒鹼、橡膠，用於農業、輕工業和市場供應的，占產品總量的百分之四十二。

    陳雲同志沒有講這三個百分比是否合適，但他說，化工部這樣安排生產和建設，方向、路線是對的。全國每一個經濟部門都要按農輕重的次序來安排自己的生產和建設，來安排自己的一切經濟活動。重工業部門更要這樣做，首先應根據為農業、輕工業服務這個要求來安排自身的發展。從辯證的觀點看問題，為農業、輕工業，也是為重工業。

    第三個觀點，在安排年度計劃、五年計劃的時候，農業的投資、輕工業的投資、重工業的投資各佔多大比重，要根據前面說的兩個前提來定。我們說，在安排國民經濟計劃的時候，要把重輕農的次序倒過來，以農輕重為序，這決不是說，在考慮分配投資的時候，一定要讓農業占第一位，要使農業的投資占的比重最多，輕工業的投資也要高於重工業。如果那樣，可能犯大錯誤。實際上，如果把重工業內部為農業、為輕工業服務的這部分投資計算在內，還是重工業的投資佔多數或者占相當大的多數，重工業投資的比重還是大於農業、輕工業。當然，比重大也要有合理的限度。

    陳雲同志的這三個理論觀點，話雖不多，但是對於我國整個經濟建設是極其重要的。


八 起草切實實施七部法律的指示

    1979年，我們國家在發展社會主義民主、健全社會主義法制方面有了長足進展。講到社會主義民主問題，從原則上、道理上，是小平同志講得最多。在健全社會主義法制上，最突出的是，1979年7月，五屆人大二次會議通過並頒布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等七個法律。其中，刑法和刑事訴訟法是在過去草案的基礎上修改的。毛主席在世時，曾幾次提出制定和施行刑法和刑事訴訟法，5次提出5次又放下。1979年6月26日，彭真同志在五屆人大二次會議上做《關於七個法律草案的說明》時說："刑法草案在文化大革命以前已有三十幾稿。1957年的第22稿曾提交一屆四次人大會議徵求代表意見並授權人大常委會審議修改。1963年的第33稿，曾經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和毛澤東同志原則審查過。這次提出的草案是以第33稿為基礎，根據十幾年來的經驗和新的情況、新的問題，由法制委員會會同各有關部門共同做了補充和修改。刑事訴訟法也是在文化大革命前的多次修正稿的基礎上修訂的。" ③刑法和刑事訴訟法的頒布這件事是彭真同志努力辦的。

    五屆人大二次會議通過包括刑法和刑事訴訟法在內的7部法律后，公布從1980年1月1日起施行。中央為此於1979年9月9[1在黨內發出《關於堅決保證刑法、刑事訴訟法切實實施的指示》，要求各級黨組織、領導幹部和全體黨員帶頭遵守法律。這個指示是中央辦公廳負責起草的，由我具體主持，胡喬木修改定稿。起草指示的過程中，還吸收了社科院法學所的幾個同志。


九 組織起草國慶三十周年講話

    1979年6月到9月，我做的最重要的一項工作，是組織起草國慶30周年講話。

    年初，在部署全年宣傳工作的時候，胡耀邦就提出，為國慶30周年要準備一篇重要文章。到了6月，中央正式決定，建國30周年國慶由葉帥代表黨中央、國務院、全國人大常委會作一個重要講話。這不是一般的慶祝會的講話，而是要對建國三十年來的歷史作一個總結，對其中的問題，特別是"文化大革命"中的問題，作出一定的說明，但又不是全面的總結，因為終究這還是國慶講話。在鄧小平直接指導下，胡喬木為主，組織了一個起草班子，辦公地點在玉泉山。起草班子的經常工作由我主持，主要成員有袁木、盧之超等，阮銘也參加了。

    國慶三十周年講話的要點，是鄧小平同志做的決斷。當時，理論上、思想上相當混亂。1979年3月，鄧小平同志在理論工作務虛會上作重要講話《堅持四項基本原則》以後，有一部分人對宣傳四項基本原則不積極；另一部分人表示，應立即積極宣傳，把懷疑、否定以至反對四項基本原則的逆流堅決遏制住。另外，在"文化大革命"的評價問題上，有些人把毛主席和"四人幫"攪到一起。因此，討論講話時就有這樣的問題提出來：要不要對"文化大革命"做全面評價？要不要適當批評毛主席的錯誤？在這個重大問題上，鄧小平說，"文化大革命已經成為我國社會主義歷史發展中的一個階段，總要總結，但是不必匆忙去做。"④毛主席的錯誤放下來，一篇講話很難做出評價。講"文化大革命"時，集中批判林彪、"四人幫"的罪行。鄧小平同志這一番話，明確了講話的重點。按照鄧小平同志的意見，起草小組在講話稿中，對林彪、"四人幫"在"文化大革命"中給我們黨和國家造成的災難，進行了比較集中的清算。這種寫法在當時的情況下是合適的、正確的。

    在起草過程中，多次把稿子發下去徵求意見。李昌提了個好意見，即在進行物質文明建設的同時，還應進行精神文明的建設。這個好意見經過胡喬木加以整理，在葉帥的講話里第一次提出來，從而相當完整地確定了中國社會主義現代化的目標。葉帥講話說：「我們所說的四個現代化，是實現現代化的四個主要方面，並不是說現代化事業只以這四個方面為限。我們要在改革和完善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的同時，改革和完善社會主義政治制度，發展高度的社會主義民主和完備的社會主義法制。我們要在建設高度物質文明的同時，提高全民族的教育科學文化水平和健康水平，樹立崇高的革命理想和革命道德風尚，發展高尚的豐富多彩的文化生活，建設高度的社會主義精神文明。這些都是我們社會主義現代化的重要目標，也是實現四個現代化的必要條件。」 ⑤

    在起草、討論和修改國慶三十年講話過程中，大家普遍感到，這些年裡，我們犯了那麼多錯誤，1958年的"大躍進"，1959年的"反右傾"，1966年開始並持續了十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為此。起草的同志總感到理虧，調子提不起來。在討論解決這個問題時，我根據恩格斯的名言，"偉大的階級，正如偉大的民族一樣，無論從哪方面學習部不如從自己所犯錯誤的後果中學習來得快" ⑥提出一個意見。我說，我們黨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在新中國成立后，都犯過錯誤，有的錯誤還很嚴重。但是，再嚴重的錯誤，都是我們黨依靠自己的力量糾正、克服的。新中國成立前是這樣，1949年以後也是這樣。"大躍進"的錯誤、"文化大革命"的錯誤，都是我們黨自己糾正的。由此證明我們黨是有希望的，有健康的力量在那裡。這個意見一說，大家覺得有勁了，不是被動的了。

十 起草關於農村工作的兩個文件

    1 《關於今冬明春農村若干問題的意見》

    1979年8月26日，我代中共中央、國務院起草了一個關於農村工作的文件，題為《關於今冬明春農村若干問題的意見》。這個文件是為了解決胡耀邦和李先念同志工作中出現的矛盾。那時，李先念同志主管政府的工作，杜潤生可能剛開始參與農村工作的領導。當時，李先念同志要在全國各地推廣山東搞農田水利基本建設的成功經驗，而那時山東農田水利基本建設搞得確實很好。但是，對於過去搞農田水利基本建設而造成農業、農民負擔過重，特別是造成大量人力、物力浪費的情況，胡耀邦同志非常不滿。他的農村工作的著重點是要搞包產到戶等改革。因此，他反對集中大量人力物力搞農田水利基本建設工程。胡耀邦和李先念同志互相不贊成，又不當面講，使杜潤生非常為難。了解這些情況后，由我口述，中辦研究室幾個人筆錄，其中有陳斐章，起草了這樣一個文件。

    文件強調，我國發展農業生產和建設，一定要嚴格遵守因地制宜的原則，一定要按照自然規律和經濟規律辦事。不單是以糧為綱，而要農林牧副漁全面發展。文件提出，在我國自然條件十分複雜的廣大農村，要善於趨利避害，要全面發展，宜農則農，宜林則林，宜牧則牧，宜漁則漁。

    文件對整個農村工作提出了全面發展的意見。提出，既要實行十一屆四中全會即將通過並公開發表的《關於加快農業發展若干問題的決定》，即喬木主持起草的25條，也要繼續進行農田基本建設，並強調在農田基本建設中，一定要量力而行、適當節制，一定要同農業發展和農村建設的其他各項事業統籌兼顧，全面安排。

    與《關於今冬明春農村若干問題的意見》相同的文件，我看以前還沒有過。在文件中，第一次提出了中國農業要找出一條適合於我國人口多、耕地少、資源豐富、地域遼闊的情況的農業現代化道路，並提出了開展農業科學、生物技術研究和推廣的問題。那時，我看了有關材料，認識到農業發展，僅僅依靠機械化和走石油農業的路子，會破壞生態平衡，其結果是農業的效益越來越低。為此，文件中強調，在農田基本建設中，要十分注意保護和利用自然資源。適宜於採取生物措施的，要大力推廣生物措施治理，綠化山川，以增強抵抗水旱災害的能力。文件起草工作完成後，我講給先念同志聽，他覺得豁然開朗，是個新路子。

    當胡耀邦同志和李先念同志在工作中有矛盾的情況下，寫出這樣一個面貌的文件，最後胡耀邦同志接受了。先念同志說，文件這樣寫，我也同意。最後這個文件發出去了。

    2 中央關於轉發農業學大寨文件的指示

    1980年11月23日，中央轉發了一個山西省委《關於農業學大寨運動中經驗教訓的檢查報告》。為轉發這個文件的指示，是我在10月底至11月初主持起草的。

    原來毛主席提倡工業學大慶，農業學大寨。在執行過程中有搞形式的地方，有的搞得好，有的就是搞形式。如農村搞水平梯田，在沒有條件的地方也要搞。有些坡地，本來根本不需要搞，也硬要要搞。我們黨內確有這樣一種偏向，號召學習一個典型的時候，它什麼都是好的，而批評時又什麼都否定。正是在後面這種情況下，農業部門搞了一個關於學大寨問題的文件，送到中央辦公廳，要求中央轉發。於是，我起草了一個中央批轉的指示，既肯定周總理總結的大寨的幾條經驗沒錯，號召大家來學習這幾條也沒錯，又強調在學習過程中，走偏了方向，有的地方甚至搞過頭了。造成失誤的責任不在大寨，也不在昔陽，應由山西省委和黨中央承擔責任。這就對大寨經驗做了肯定，而搞過頭的責任由上面來承擔。這個指示還說，推廣一切先進經驗，都應該因時、因地、因事制宜。指示還講到對先進模範應該如何培養、使用。這個文件發出后，為大寨解除了一些壓力。同時，也讓大家感覺到，這樣講是公道的，不應出了問題就把責任推到下面，承擔責任的應該是省委和中央。


十一 為鄧小平起草四次文代會祝詞

    中國文學藝術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會1979年10月30日在北京開幕。這是全國文藝工作者在新時期召開的一次盛會。開幕式上，鄧小平同志代表黨中央、國務院向大會致祝詞。鄧小平同志的祝詞是我和衛建林幫助起草的。後來又增加了張作光。從起草、修改到定稿，反覆了很多次。起草之前，我和衛建林多次商量，確定由衛建林負責文字起草，我修改。搞了幾稿后，我們送有關同志徵求意見，也送周揚一份。周揚不贊成講幾個問題的寫法。說有必要由鄧小平來講這個問題那個問題嗎？他的意見很有道理。我們向小平同志作了彙報。小平同志同意周揚的意見，說：不要講什麼問題，就是作為祝詞，一個部分一個部分一口氣講下來，文理邏輯順當就行了。按這個要求改后。胡喬木又作了修改。

    那天鄧小平同志的祝詞，博得了一陣又一陣的熱烈掌聲，效果非常好。應該說，這篇講話堅持了毛澤東思想，又結合了當時的實際，回答了當時需要回答的問題。對建國以來的文藝工作作了歷史的評價，肯定「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的文藝路線基本上是正確的，文藝工作的成績是顯著的；指出所謂「黑線專政」完全是林彪、「四人幫」的污衊。對社會主義新時期文藝工作的地位、作用、任務作了論述，對文藝工作者提出了希望。應該承認，一直到今天它仍有現實的指導意義。說這篇祝詞是新時期黨指導文藝工作的綱領，一點都不過分。這篇祝詞文字也不錯。其中有一些名言，現在一直流傳。如：人民是文藝工作者的母親；人民需要藝術，藝術更需要人民；等等。這些名言，已經成為鄧小平文藝思想、文藝理論的精華了。

   


十二 訪問美國的收穫

    1979年11月5日至12月5日，我同袁寶華同志一起去美國訪問，同去的還是1978年底訪問日本的那些同志。我們去了美國的國家財政部，也到了大企業集團。從美國的經驗中，發現了它與中國的區別，其中對我們最有影響的是它的所得稅制度。美國的所得稅種類很多，有企業所得稅，有個人所得稅。美國政府向企業徵收所得稅高低不同，但企業總是有盈餘、有積累。企業交納所得稅後，其餘收人可以自主支配。企業因此可以得到發展，這是很成功的經驗。我們的財政實行的是統收統支，企業的收入包括折舊，都收到中央。而企業開支，如設備購置、維修，流動資金都要由國家銀行撥付。在收支問題上，企業幾乎沒有自主權。我們認為，中國應該參考美國的所得稅制度，學習它的成功經驗。後來，在柳州市的市屬工業和上海輕工機械公司等200多戶企業，進行了由上交利潤改為徵收所得稅的試點。國營企業實行由上交利潤改為交納所得稅(即第一步利改稅)，經過充分醞釀和準備之後，在全國人大五屆五次會議上提出實施步驟，從1983年6月開始進行。這是后話了。


十三 力辭中央辦公廳職務

    1979年7月，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九次會議決定設立國務院財政經濟委員會，任命姚依林兼任財經委員會秘書長。後來，財經委員會方面的事情日益增多、加重，他就要辭去中共中央辦公廳主任的職務。他原本想讓我接替他的主任職務，他也和鄧小平談過，鄧也知道他的意見。這件事，姚也和我講過。我聽后就和老伴羅立韻商量，覺得這個差事於不得。當辦公廳主任，就要為這些頭頭腦腦服務，首先是政治局常委，擴而大之還有政治局委員，加上書記處書記，再加上中央部門的頭頭腦憾，還有地方的頭頭腦腦。各地方省委書記到北京，首先要到中辦，探聽一下中央的情況，那就窮於應付了。這麼多的人，又都是首腦，有哪一處不到，就不知道會引來什麼麻煩。經過商量后，認為這件事干不得，我又向姚依林表示了這個意見。後來有一次在鄧小平那裡，姚仍堅持自己的意見，認為應由我來接替，並說已和我說了。我說：你和我說過，但我也向你表示過我不同意啊。我干這個事情不行，還是干我能幹的事。

    在這期間，鄧小平不知從哪裡聽到，馮文彬和我不太對付，有點為難我。當時馮也是中辦副主任，按次序排在我前面。小平問我：是不是馮對你的工作有點刁難。我說：我還沒感覺到。在工作上，他管他的，我管我的。因為馮管的工作都是文書行政，我管的是文件、寫材料、調研，我們在工作中各管各的事，我有的事和他有關，向他提出過，他還好嘛，我好像沒有感覺到他怎麼為難我。當時給人的感覺是，鄧小平覺得我這個人還可以用，要給我創造些條件，使工作能夠做得好一點。這比已鄧小平對我表示的關心。後來，這件事總算推掉了。姚依林不當中辦主任之後，胡耀邦就把胡啟立(天津市長)調來了，後來喬石當了一段，再后是王兆國。姚依林不當主任之後，我這個副主任也辭掉了。

    註釋：

    ①鄧小平：《堅持四項基本原則》，《鄧小平文選》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10月版，第172頁。

    ②鄧小平：《堅持四項基本原則》，《鄧小平文選》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10月版，第179頁至第1280頁。

    ③《新華月報》1979年第6期，第40頁。

    ④鄧小平：《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團結一致向前看》。《鄧小平文選》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10月版，第149頁。

    ⑤葉劍英：《在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三十周年大會上的講話》。《三中全會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上)，人民出版社1982年8月版，第233頁至第234頁。

    ⑥恩格斯：《<英國工人階級狀況>1892年德文第二版序言》。《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6月版。第432頁。

忙碌的一九八○年


一 參與起草《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

    從1979年開始，社科院的事我就管得少了，主要在中辦工作。1980年2月，十一屆五中全會決定恢復設書記處，作為中央政治局和它的常務委員會領導下的經常工作機構。4月成立了書記處研究室，我擔任主任。1980年這一年，工作特別忙碌。


    1 葉帥國慶講話後起草《歷史決議》的工作提前

    起草《歷史決議》搞的時間很長，是這個時候做的最重要的一件事。

    1979年1月18日至4月3日，中共中央召開了一個全國理論工作務虛會。這時候，社會上，甚至是黨內也有個別同志，包括參加會議的也有少數人，思想理論比較混亂。社全上極少數人，利用解放思想、撥亂反正的機會，借解決"文化大革命"中形成的知青回城問題、冤假錯案平反問題和一些經濟要求問題為由頭。煽動鬧事。一些人鼓吹資產階級自由化，散布懷疑以至否定社會主義道路、無產階級專政、共產黨的領導和馬列主義一毛澤東思想的言論，成為股思潮。而黨內也有個別同志，包括參加理論務虛會的少數同志，不但不承認這種思潮的危險，甚至直接間接地在某種程度上給予支持。這樣，懷疑和反對社會主義道路、無產階級專政、共產黨的領導和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思潮蔓延和泛濫起來，煽動鬧事也愈演愈烈。在這樣的情況下，3月30日鄧小平同志在黨的理論工作務虛會上發表了《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講話，對這股錯誤思潮進行了說理和批駁，強調要堅持"四項基本原則"。這以後，情況有所好轉，但沒有根本解決問題。特別是在對毛澤東和"文化大革命"的評價上，意見分歧比較大。

    葉帥在國慶三十周年大會上發表了一篇精彩的講活。黨內外、國內外反映都很好。鄧小平說，有了國慶講話，歷史決議就好寫了，以講話為綱要，考慮具體化、深化。本來葉帥的講話是集中批判「四人幫」，關於「文革」問題和毛澤東的錯誤問題只是在原則上分清了是非，具體的問題沒有明確說明，原準備放到幾年後再說。但葉帥講話后，議論紛紛，你想往後擺，做不到，人們不願意往後擺；因為這些問題不解決，心思就不定。各種觀點和想法都出來了，因此，工作只能提前了。就決定對建國以來的有關歷史問題做個決議。其中主要的問題就是"文革"與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的問題。

    起草《歷史決議》的工作在葉帥國慶講話后，1979年1O月，就開始醞釀並組織隊伍了。起草工作由胡喬木負責。起草小組的組織、安排，同上下左右的聯繫、交流，都由我負責。

    2 鄧小平對《歷史決議》提出三條要求

    經過將近兩個月的工作，到1980年2月，起草組寫出了一份《決議提綱草稿》。小平同志看后，不太滿意。3月19日，他找耀邦、喬木和我幾個人談話，提出起草歷史決議的三條要求。他說：

    中心意思應該是三條。

    第一，確立毛澤東同志的歷史地位，堅持和發展毛澤東思想。這是最核心的一條。不僅是今天，而且今後，我們都要高舉毛澤東思想的旗幟。……對毛澤東同志、毛澤東思想的評價問題，黨內黨外和國內國外都很關心，不但全黨同志，而且各方面的朋友都在注意我們怎麼說。

    要寫毛澤東思想的歷史，毛澤東思想形成的過程。……現在這一次，要正確地評價毛澤東思想，科學地確立毛澤東思想的指導地位。就要把毛澤東思想的主要內容。特別是今後還要繼續貫徹執行的內容，用比較概括的語言寫出來。"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毛澤東同志是犯了錯誤的。在講到毛澤東同志、毛澤東思想的時候，要對這一時期的錯誤進行實事求是的分析。

    第二，對建國三十年來歷史上的大事，哪些是正確的，哪些是錯誤的，要進行實事求是的分析，包括一些負責同志的功過是非，要做出公正的評價。

    第三，通過這個決議對過去的事情做個基本的總結。還是過去的話，這個總結宜粗不宜細。總結過去是為了引導大家團結一致向前看。爭取在決議通過以後。黨內、人民中間思想得到明確，認識得到一致，歷史上重大問題的議論到此基本結束。最後，鄧小平同志強調：

    總的要求，或者說總的原則、總的指導思想，就是這麼三條。其中最重要、最根本、最關鍵的，還是第一條。①

    這是一次關鍵性的講話。後來，鄧小平又找耀邦、喬木和我談了一次，提出了一個重要原則：講錯誤，不應該只講毛澤東同志，中央許多負責同志都有錯誤。……不要造成一種印象，別的人都正確，只有一個人犯錯誤。從這以後，一直到《決議》通過之前，中央領導同志不論是同起草小組談話，還是在會上講話，都反反覆復強調要按照鄧小平提的三項基本要求辦。以後稿子又改了好多次。這個時候，小平同志的工作不像後來那麼忙，每次稿子送到他那裡，都看，都想，都提意見。大多把喬木和我找去，講他的意見。我把他的意見記下來，回來向起草小組的人傳達。有的還在書記處研究室傳達。每次傳達以後，都由衛建林幫助整理。前前後後，鄧小平發表意見有十五、六次，後來我整理成十一次，其他幾次或者不那麼重要，或者有相同的意見合併到一起了。後來，我整理的東西全部交給了中央文獻研究室，底子都沒留。編《鄧小平文選》時，選了其中的九次，有兩次沒選。

    3《鄧選》未選的兩次談話

    《鄧選》未選的兩次談話，我查了一下，一次是1980年8月1O日，小平同志找了胡耀邦和我，主要談了兩件事。一件是陸定一寫了一封信，建議"要作歷史問題的決議，需要把這些年來的路線鬥爭編一本書"，"不然，有些人將來要翻案的"。小平同志認為："所謂有些人將來要翻案，無非是翻主席的案，只要我們把主席的功講夠了，講得合乎實際，我看翻也不容易翻，至於他的錯跌，太明顯了。對主席來說，缺點、錯誤畢竟是第二位的。有這句話就行。主席的功好講，比如在黨的建設上，主席就有很多的創造，從延安時期到進城以後，一直發生作用，是很見效的：延安整風時期，全黨的氣氛好得很，問題解決了，大家放下了包袱，保證了抗日戰爭、解放戰爭的勝利。(我插話說：歷史問題決議這一稿中，毛澤東思想部分寫得比較充分，大概有一萬五千字)那好。(我又說：這一稿中對主席的錯誤也寫得比較厲害了)那不要緊，文字上、措詞上還可以琢磨嘛。比如我說：主席後期給我們帶來了許多不幸，用這樣的語氣就比較柔和。錯誤不只是主席一個人有我們這些人也有錯誤。"

    接著談了他對在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的講話稿的修改意見。

    另外一次是1981年3月9日，小平同志和我的談話。他說：

    送給我的歷史決議的歷史部分，看過了。總的講，決議稿對缺點錯誤講得多，成績講得少，鼓舞人們提高信心、提高勇氣的力量不夠。問題最大的是「文化大革命」前十年部分。現在稿子的調門不符合原先設想的方針。看完后，給人的印象是錯誤都是老人家一個人的，別人都對。我說過多次了，不能說成別人都對，只有一個人是錯誤的，這個人就是毛主席。歷史不是這樣的。這不符合實際。那時的錯誤，大家都有責任，主要是因為當時我們沒有經驗。"文化大革命"十年，錯誤寫得差不多了。應該承認，老人家還是看到了黨的缺點錯誤，還是想改正，但是他對情況估計錯了，採取的方法錯了，因而給黨和國家造成了嚴重的危害。中心是對老人家的評價問題，是毛澤東思想的歷史地位問題。錯誤講過分了，對毛主席和毛澤東思想的評價不恰當，國內人民不能接受，國際上也有相當一部分人不能接受。現在稿子是兩萬七千字，不要壓縮了，三萬字也可以。爭取早一點修改好，早一點召開六中全會。對歷史問題的評價定下來了，有了統一的認識，就可以集中精力向前看。

    4 鄧小平談怎樣處理"大躍進"的歷史

    《決議》稿中有一段寫關於「大躍進」的歷史。怎麼也寫不好。因為「大躍進」在人們的腦子裡是損失很大的，人們擺脫不了這個印象。寫來寫去，都是缺點或錯誤。有一次我和喬木說：盡講缺點，不寫成績，這段時期的歷史寫不好吧。喬木說：唉呀，不寫缺點通不過啊，造成這麼大危害，不寫，怎麼說服黨內外呢？應該承認，這段歷史確實難寫。後來總算勉強搞出來了一個稿子，但仍脫不出當初的基調。送到鄧小平同志那裡，他還是不滿意。後來，鄧給我們出了個主意：首先講成績。這十年取得了什麼成績，然後再講缺點、錯誤。這樣，稿子的面貌有了改觀，總算解決了問題。

    5 區分毛澤東晚年錯誤和毛澤東思想

    關於「文革」的危害和毛澤東的錯誤，更是一個大難題。在徵求意見時，有各種各樣的說法。其中最典型的就是王若水的說法，他主張不要寫毛澤東思想了，只寫毛澤東的思想，這樣就可以既包括他正確的思想，也包括他錯誤的思想。後來，好不容易想到了應該把毛澤東的晚年錯誤和毛澤東思想區別開來的方法。毛澤東思想是正確的，而他晚年犯了錯誤，這個錯誤不但違反了馬列主義，而且也違反了他自己的一貫思想——毛澤東思想。怎麼出來一個「晚年錯誤」的說法呢？記得在一次討論《決議》草稿時，胡喬木根據鄧小平的幾次談話提出了一個方法：我們現在要把毛主席晚年這些思想上行動上的錯誤同毛澤東思想加以區別，加以對照，對毛澤東思想加以肯定，對毛主席晚年的錯誤的理論和實踐加以批判。喬木這樣一區分，這個關鍵的難題就迎刃而解了。在這一點上，周揚是不贊成的，我記不得他的原話了。

    6 陳雲的意見

    整個《決議》稿子出來后，在比較大的範圍內廣泛徵求意見。1980年1O月12日，中共中央辦公廳發出組織《關於建國以來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草稿)討論的通知。隨通知發了《關於建國以來若干歷史問題決議(1980年10月供黨內高級幹部討論稿)》，要求15日前發到各省、市、自治區。中央辦公廳組織的這次討論開始時預定參加人數是4000人，實際參加的人數比原定的要多，加上當時在中央黨校學習的1500多名學員，大約有5600多人。但一般還是稱"四千人討論"。這次討論，從1O月中旬先後開始，持續了一個多月，到11月下旬結束。這是一次規模空前的大討論，是黨內民主的大發揚。

    關於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的評價問題，仍然是討論的熱點，爭論的焦點。陳雲同志看了這個決議稿，發表了一個重要的意見。他認為關於解放前的那段沒幾句話，不行。他說：只講解放以後的毛澤東哪些正確、哪些錯誤，這怎麼能確立毛澤東的歷史地位呢？必須把歷史上--黨成立以後，毛澤東對黨所做的貢獻加以肯定，才能在這個問題上使人家看了以後信服。這樣，大家就會得出結論，毛澤東的歷史地位是自然形成的嘛，不是做文章的人寫的嘛。陳雲同志的意見把確立毛澤東的歷史地位的問題解決了。

    小平同志很同意這個意見。他把我找了去跟我說：前天我去看陳雲同志。陳雲同志對修改決議稿又提了兩條意見。一是專門寫一篇話，講講解放前黨的歷史，寫黨的六十年。六十年一寫，毛澤東同志的功績、貢獻就會概括得更全面，確立毛澤東同志的歷史地位，堅持和發展毛澤東思想，也就有了全面的根據。二是建議中央提倡學習，主要是學習馬克思主義哲學，重點是學習毛澤東同志的哲學著作。陳雲同志說，他學習毛澤東同志的哲學著作，受益很大。歷史決議中關於毛澤東同志對馬克思主義哲學的貢獻，要寫得更豐富，更充實。結束語中也要加上提倡學習的意思。

    鄧小平同志要我把這個意見轉告起草小組。

    7關於粉碎"四人幫"后的四年

    四千人討論的另一個熱點，是要求把粉碎「四人幫」以後四年這一段寫到《歷史決議》中去。這也是一個很費斟酌的問題。發給大家的稿子，關於這個問題只寫了6行100多字：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幫"以來，特別是經過了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四中全會和五中全會，我們黨確立了馬克思主義的政治路線、思想路線和組織路線，開闢了光明燦爛的新的歷史發展時期。對於這四年多來我們黨所取得的成就、存在的問題和面臨的任務，即將召開的黨的第十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將做出詳盡的論述。

    其實，起草小組在9月下旬省、市、自治區書記座談會後，就對這四年做了一個基本總結，並且增加到《決議》草稿中了。1O月10日，胡喬木把新增的這一段送常委審閱。

    這一段的內容大致是：1976年1O月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團的勝利，從危難中挽救了黨，挽救了革命，使我們的國家進入了新的歷史發展時期。從這時開始到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前的兩年中，廣大幹部和群眾以極大的熱情投入各項革命和建設工作。揭發批判江青反革命集團的罪行，清查他們的反革命幫派體系，取得了很大的成績。黨和國家組織的整頓，冤假錯案的平反，開始部分地進行。工農業生產得到比較快的恢復。教育科學文化工作也開始走向正常。黨內外同志越來越強烈地要求糾正"文化大革命"的錯誤，但是遇到了嚴重的阻礙。這固然是由於十年"文化大革命"造成的政治上思想上的混亂不容易在短期內消除，同時也由於當時擔任黨中央主席的華國鋒同志在指導思想上繼續犯了"左"的錯誤。華國鋒同志是由毛澤東同志在1976年"批鄧"運動中提議擔任黨中央第一副主席兼國務院總理的。他在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團的鬥爭中有功，以後也做了有益的工作。但是，他推行和遲遲不改正"兩個凡是"(即"凡是毛主席作出的決策，我們都堅決維護，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們都始終不渝地遵循")的錯誤方針；阻礙1978年開展的對撥亂反正具有重大意義的關於真理標準問題的討論；拖延和阻撓恢復老幹部工作和平反歷史上冤假錯案(包括"天安門事件")的進程；在繼續維護舊的個人崇拜的同時，還製造和接受對他自己的個人崇拜。1977年8月召開的黨的第十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在揭批"四人幫"和動員全黨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方面起了積極作用。但是，由於當時歷史條件的限制和華國鋒同志的錯誤的影響，這次大會沒有能夠糾正"文化大革命"的錯誤理論、政策和口號，反而加以肯定。對經濟工作中的求成過急和其他一些"左"傾政策的繼續，華國鋒同志也負有責任。很明顯，由他來領導糾正黨內的"左"傾錯誤特別是恢復黨的優良傳統，是不可能的。

    這一段大概是一、二千字。提交給常委審批。七位常委除華國鋒外，都表示同意。華國鋒認為這段沒有經過常委會討論，不贊成加上。華國鋒還援引了毛澤東在七大上的做法，說七大隻總結抗日戰爭以前的經驗，抗戰以後的事不做結論，毛主席這樣做的理由是：抗戰還在進行中間，現在做結論還不是時候，要等到抗戰以後再做，因為是關於歷史問題的決議嘛。從這事來看，華國鋒這個人還是很敏感的。華國鋒雖只一個人，但他當時是黨中央主席。鄧小平和胡耀邦都說，既然華國鋒不贊成，這一段先不加，等到四千人討論之後，如果大家覺得需要加，再加上也不遲。因此，發給四千人的討論稿這一段只有6行。最後說：粉碎"四人幫"以後四年多的歷史，留待將來十二大做詳盡的論述。

    我們知道這段稿子的來龍去脈，所以，在向全黨印發歷史決議的徵求意見稿時，要大家發表意見：這一段寫好還是不寫好？

    徵求意見稿一發下去，我先在中國社會科學院黨委常委會上作了一個發言，系統地講了一下粉碎「四人幫」以後，華哪些事做得不對，講了約半天。後來又在中辦黨委和中直機關工委講了一次，講了三個多小時。

    我在社科院、中直系統講的主要內容有八條。1，肯定粉碎"四人幫"的勝利，華國鋒同志有功。以下七條都是講他的錯誤：2，華國鋒同志從來不說"文化大革命"有什麼錯誤，毛澤東同志在"文化大革命"期間理論、路線有什麼錯誤。3，直到1977年三月工作會議，華國鋒同志還繼續肯定1976年的"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4，堅持搞"兩個凡是"，實際上就是堅持毛澤東同志晚年的那套錯誤的理論、路線、政策。5，搞新的個人迷信。6，粉碎"四人幫"后，陸續解放了一大批幹部，這是做得好的，但是一些重大冤假錯案被壓下來，華國鋒同志沒有主動解決。7，1977年三月工作會議前後，混淆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造成一批新的冤假錯案。8，在經濟工作中搞高指標。因此，我認為，粉碎"四人幫"以後四年，是應該在歷史問題決議中給予總結的。實事求是地分析三中全會以前黨的工作的成績和黨的路線的錯誤，高度評價三中全會在我黨歷史上的重要意義，肯定三中全會以後黨所重申和確立的馬克思主義的思想路線、政治路線和組織路線，都是完全必要的。

    李維漢同志聽說我有這麼一個發言，就叫他的秘書來找我，希望能把我講的意見提供給他所在的那個組。爾後，李維漢又把我的發言在他所在的組傳達了。這樣，華為什麼主張不寫，多數人為什麼主張寫，華在粉碎「四人幫」以後究竟有哪些做得不好，就傳得相當寬了。不過，地方上的同志可能還不知道。

    現在回過頭來看，我當時對華國鋒的評價，其中也有若干意見有欠公允。這樣說吧：為了拱倒一個人，不論是大人物，還是小人物，就把他的差錯統統列上，其中有些並不是政治原則上的問題，講一下也可以，但講得過於上綱了。

    經過全黨四千人的大討論，吸收上來的意見中，地方上贊成寫上這段歷史的也不少，故而把這段寫上了。這就成了後來決議的這個部分。應該講，這對於華能否繼續當黨的主席成為一個關鍵。在這個問題上，包括對華的評價，能夠得到多數人的同意，就為後來解決華的問題，在政治上、思想上奠定了一個基礎。

8 中央政治局會議決定最高層人事更動

    從11月1O日起，開了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會議討論的一個重大問題是中共中央最高層的人事更動。這次會連續開了九次，開到12月5日。會議開得非常嚴肅，鄭重其事，對華做出評價，提出批評。政治局委員、候補委員都發了言。發言的人個個都贊成華不能再當主席了，退下來，保留副主席職務。他自己也同意退下來。會議做出了決定，華不當主席，換成胡耀邦。

    我們列席會議的，沒有發言權，聽會。討論中涉及到《中央政治局會議通報》的一個提法(關於華國鋒從粉碎"四人幫"到1980年4年中前兩年工作中錯誤的提法)，華表示了一點不同的意見，喬木同志就這個問題做了專門的發言。

    會上最動人最感人的是葉帥的發言。葉帥講，他一直是支持華國鋒同志的，英明領袖也是自己讓寫的社論。吳冷西、胡繩跟我講過，「毛辦」宣傳華，是葉的意思，不是汪東興的意思。葉帥在這次會上講，在毛主席去世之前，他對「文革」、「四人幫」和毛主席的一些做法有不同意見、不滿意，但那時投鼠忌器，你一批評「四人幫」，就免不了會影響到毛主席，這裡面包括別人對毛主席的看法，還包括毛主席對批評「四人幫」的人的看法，主席會認為：你們批「四人幫」，是因為我重用他們。所以那時特別有顧忌。主席臨終時，政治局的成員去告別，一個一個進去，一個一個出來。都見完了之後，主席還清醒，又示意葉帥進去。這時主席眼睛盯著葉帥，想說話，但說不出來了。葉帥講：我知道主席的意思，這是給我以重託，而華國鋒那時當了第一一副主席、代理主席了。正因為如此，主席逝世后，我把維護華國鋒同志，當作履行主席的臨終囑託。由此看來，我這個人有封建思想的殘餘，好心，但效果不好。說到這裡，葉帥的眼淚唰唰地流下來，聲音都變了，對自己做自我批評，動了感情啊！

    這次中央政治局會議形成一個中央文件，即1980年12月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通報》。這個通報對歷史決議的討論同解決人事變動的關係作了明確說明："在討論《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討論稿)》的過程中，無論中央直屬機關、中央國家機關或軍隊系統，都有多數同志提出要對建國以來歷史的第四階段進行認真的總結，指出華國鋒同志在粉碎'四人幫'至1980年這四年特別是這四年的前兩年工作中一些重要錯誤，很多同志要求對他所擔負的職務進行調整。中央常委認真地考慮了這一問題，對華國鋒同志進行了批評和幫助，並認為改變他的現任職務是必要的。"最後中央政治局通過決議：向六中全會建議，同意華國鋒同志辭去中央主席、軍委主席的職務；向六中全會建議，選舉胡耀邦同志為中央委員會主席，鄧小平同志為軍委主席，在六中全會上繼續選舉華國鋒為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副主席。到十二大，整個中央領導層都改變了。華的副主席去掉了，政治局委員都沒保留，只保留一個中央委員。這時中央組織機構有書記處，不設黨中央主席而改設總書記，胡耀邦當了總書記。

    9 鄧小平表示不考慮胡耀邦的新方案了

    到1981年2月上旬，經過反覆討論、修改，準備提交給六中全會討論的決議稿子搞出來了，篇幅壓縮到三萬七八千字，送中央常委審閱。

    胡耀邦同志看后認為這種思路不行，提出是不是由他也組織一個班子來起草一個決議稿子。此事報告了小平同志。小平同志說：好嘛，兩個攤子，各搞各的嘛。胡耀邦於2月13日、17日兩次召集起草小組主要成員開會，提出修改《決議》的新方案。3月初形成一份鉛印的《口頭彙報提綱(草稿)》，決議的題目擬改為《關於建國以來的黨的若干歷史問題和歷史經驗的決議》。

    我即把耀邦同志的新方案報告小平同志和在外地休息的喬木同志。

    胡喬木同志不贊成這個方案，認為歷史決議既要總結經驗教訓，又要對歷史事件的是非作出判斷，按耀邦同志的這個方案，可能會寫成總結經驗的報告或宣傳鼓動的文章。

    鄧小平同志這時看過我們送呈的《決議草案》稿子，3月9日找我去談。主要內容前面已經說了。對胡耀邦提出的新方案，鄧小平表示：第二個方案不考慮了。



二 主持《中國共產黨章程》的修改工作

    這是1980年初進行的。起革人員以書記處研究室的同志為主，也吸收了其他單位的人，如宣傳部的朱通。大約搞了兩、三個月。草稿寫成後由喬木同志修改，然後在小範圍里徵求意見，又作了些修改。十一屆五中全會討論了《中國共產黨章程》修改草案，會後發給全黨徵求意見，為十二大修改黨章做準備。五中全會還討論和通過了《關於黨內政治生活的若干準則》，這是由陳雲同志和中紀委那裡提供的。討論通過後作為正式的文件和規定，在全黨頒布、執行。黨章草案經十一屆五中全會討論后，我在鐵道部黨校、社科院以及科教系統等作過多次介紹，並整理印發了一個材料，題為《關於黨章修改的介紹》。

    十一大通過的黨章，無論在內容上和結構上都很不完善，有的條文仍然沿襲了「文化大革命」中的一些錯誤提法。這次黨章修改草案，不但恢復了七大、八大黨章的優點，而且根據新的經驗、新的情況，在內容上作了很多新的補充。我認為新黨章有如下幾個要點：

    其一，黨章修改草案有個總綱。以往黨員宣誓時都要承認黨的綱領和章程，但在過去黨章里關於黨的綱領這個問題沒有說清楚。這次的總綱遵照科學社會主義學說，用比較概括的語言，寫了我們黨的基本綱領、目標以及怎樣實現我們的目標，我們黨不同於其他政黨和團體的主要特點是什麼，說明中國共產黨是為最高理想——實現共產主義而奮鬥的政黨。這次還把「四項基本原則」正式寫入黨章，作為新黨章的一個重要內容。對不同意"四項基本原則"的若干錯誤意見也進行了批評。

    其二，關於黨員的權利和義務，也是重要的內容。張春橋主持了九大黨章的修改，只講黨員義務，不寫權利。記得當時黨章修改稿出來之後，上海的筆杆子、王洪文的秘書肖木，還有袁木等幾個人去徵求陳雲同志、鄧穎超同志的意見。陳雲同志、鄧穎超同志都提出：為什麼黨章只講黨員的義務，不講黨員的權利？後來，陳雲同志對我說：當時我們兩人都說，黨員不能只盡義務，沒有權利啊！結果肖木、袁木等人把我們訓了一通。因此，陳雲同志對我兼任中宣部長后要把袁木調到中宣部非常不贊成。這件事，經過調查核對澄清了。實際上訓人的是肖木，不是袁木，袁木當時一句話沒講：十大通過的黨章，關於黨員權利和義務，相應的條款沿襲下來沒有變。十一大時，華國鋒做了彌補，恢復了關於權利與義務的條款，但不能說很完善。

    這次修改，對黨員的義務寫得更高了。如：義務中的第一項「學習」，除了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外，增加了「學習黨的路線、方針、政策和決議，學習科學文化和業務。」第二項，「堅持黨和人民的利益高於一切，個人利益服從黨和人民的利益，吃苦在前、享受在後。克己奉公，絕對不得假公濟私，損公利私」。第三項，「百折不撓地執行黨的決定，服從組織分配，積極完成黨的任務，自覺遵守黨的紀律和國家的法律，嚴格保守黨和國家的秘密，堅決保衛黨和國家的利益。」第四項「維護黨的團結和統一」，根據「文化大革命」以來的經驗，這一項加進了「堅決反對派性，反對一切派別組織和小集團活動，反對陽奉陰違的兩而派行為和一切陰謀詭計。」第五項，「對黨忠誠老實，言行一致，不隱瞞自己的觀點，不歪曲事實真相；切實開展批評和自我批評，勇於揭露和糾正工作中的缺點、錯誤，支持好人好事，反對壞人壞事」。第六項。「密切聯繫群眾，向群眾宣傳黨的主張，遇事同群眾商量，虛心聽取並及時向黨反映群眾的意見和要求，幫助群眾提高覺悟，維護群眾的正當權利和利益」同過去的黨章相比，這一項加重了分量。第七項，"在生產、工作、學習和一切社會活動中起先鋒模範作用，帶頭維護社會秩序，發揚社會主義新風尚，提倡共產主義道德。"第八項，"為了在保衛祖國和人民的利益，在一切困難和危險的時刻挺身而出，英勇鬥爭，發揚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精神。"

    黨員不但要履行義務，也享有權利。必須懂得如何正確地使用黨員權利。這一項比以前寫得更充分了。這就聯繫到「四人幫」垮台以後批「四人幫」時的一個問題，當時喬木找到了馬克思對權利和義務關係的論述，沒有權利的義務和不盡義務的權利在馬克思主義者看來是不存在的。馬克思主義認為：盡了義務也就應享受權利，要享有權利也必須盡義務。這從理論上，對黨員的權利和義務的修改提供了依據。我們也是遵循這一點修改的。新黨章不僅比張春橋主持起草的那個有了根本的變化，而且比十一大通過的黨章更加完善了。與黨員的義務一樣，黨員的權利也是八項：(一)"參加黨的有關會議，閱讀黨的有關文件，接受黨的培養和訓練"。(二)"在黨的會議上和黨的報刊上參加關於黨的政策問題的討論"。（三）"對黨的工作提出建議和倡議，"（四）"在黨的會議上有根據地批評黨的任何組織和任何黨員，向黨負責地揭發、檢舉黨的任何組織和任何黨員違法亂紀的事實，要求處分違法亂紀的黨員，要求罷免或撤換不稱職的幹部"。(五)"行使表決權、選舉權，有被選舉權"。(六)"在黨組織討論決定對黨員的黨紀處分或作出鑒定時，本人有權參加和進行申辯，其他黨員可以為他作證和辨護。"(七)"對黨的決議和政策如有不同意見，在堅決執行的前提下，可以聲明保留，並且可以把自己的意見向黨的上級組織直至中央提"。(八)"向黨的上級組織直至中央提出請求、申訴和控告，並要求有關組織給以負責的答覆"。這項內容，九大、十大、十一大的黨章都沒有。

    黨章修改草案中關於黨員權利的部分，是在充分考慮到「文化大革命」期間黨員的權利遭到侵犯、甚至遭到踐踏的情況下起草的。這次修改，又專門寫了兩款：「任何一級黨的組織商至黨的中央機關都無權剝奪黨員的上述權利。」「黨組織的負責人或任何其他黨員如果有不尊重黨員的這些權利，應當受到批評和教育；如果嚴重侵犯黨員的這些權利，應當受到紀律處分。」

    其三，這次黨章還增加了關於幹部的標準，即對於黨員幹部的要求，這次黨章作了六條規定。這是以往黨章所沒有的。在徵求意見時，有人提出，既然規定了黨員的權利和義務，又何必再專列條款規定幹部標準呢？不如合併或取消。後來經過斟酌，認為還是留下的好。因為黨員和幹部終究有不同的標準。

    其四，關於黨內民主生活，新黨章也比過去提得好了。其中規定在黨的會議上，黨員有對各種問題充分發表意見的權利，有權利批評黨的任何一級領導乃至中央領導，並有權向任何一級乃至中央提出自己的意見。這當然只是條文，實際執行不一定能真正做到。但提出這一條是一大進步：例如，在「文革」中，很多事情都可以稱之為反黨，包括對支部書記有意見，都可算為反黨，更不要說對中央領導幹部了。在黨組織討論決定對黨員給予處分或作出鑒定時，新黨章規定了：本人有權參加和進行申辯。有權利保留自己的意見。有權向上級申訴。關於紀檢問題，我們的草案是想由中央對下一級紀檢實行領導。在討論時，人們不贊成這種垂直領導，還是要實行同級黨委的領導。看來決定實行雙重領導。十二大通過的黨章規定："黨的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在黨的中央委員會領導下進行工作。黨的地方各級紀律檢查委員會在同級黨的委員會和上級紀律檢查委員會的雙重領導下進行工作。"同時還增加了一個意思：即中央和省可對下級黨組織管理的問題，做出處分的決定。其中規定："中央和地方各級紀律檢查委員會，要經常對黨員進行遵守紀律的教育，作出關於維護黨紀的決定；檢查和處理黨的組織和黨員違反黨章黨紀和國家法令的比較重要或複雜的案件，決定或取消對這些案件中的黨員的處分；受理黨員的控告和申訴。"另外，在"四人幫"時期，把有關共青團是黨的助手、後備軍的內容刪掉了，這次重新恢復。

    這個黨章草案，在1982年9月召開的十二大正式通過。黨章通過之後，中央就把修改憲法的事提上日程了。這個工作是由彭真同志主持的，我沒有參與，喬木擔任憲法修改委員會秘書長，做了許多工作。

   

三 參與制定中央關於幹部退休制度、廢除領導幹部職終身制的文件

    關於改革黨和國家的領導制度，鄧小平同志曾提出要廢除領導幹部職務終身制。1979年7月29日，小平同志在接見海軍黨委常委擴大會議全體同志時的講話中就提出"我們將來要建立退休制度" ②。經過討論、醞釀，到1980年這個問題成熟了，由中央制定了一個關於幹部退休制度的文件，即4月23日中共中央通過的《中共中央關於喪失工作能力的老同志不當十二大代表和中央委員候選人的決定》。這是廢除實際上存在的幹部職務終身制和逐步更新領導班子的一個重要步驟。1980年8月18日，鄧小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作了題為《黨和國家領導制度的改革》的講話。8月31日，政治局討論通過。關於幹部退休制度的文件也是由我們研究室搞的。由我主持起草、修改、定稿。初稿是由蘇沛起草的。陳雲提出，退休年齡分成兩類：解放前、解放后；解放前，應該稱"離休"，解放后，稱"退休"。離休的保留原工資，還有工齡補貼，比在職時生活還好一點。區別離退休，成為這個文件中最引人注意的一點。離休幹部政治上保留原來的待遇，不能降低，生活上要做到比離休以前還從優。這個原則應該說是好的，但實際執行起來不一定盡如人願。



四 參與修改中宣部《關於三中全會以來的宣傳工作向中央的彙報提綱》

    中宣部起草的這個關於宣傳工作的文件，送到中央，陳雲同志很重視。因為這時發生了波蘭團結工會鬧事、要把波共搞下去的事件。陳雲看了中宣部的文件，結合波蘭的局勢，說了兩句很有名的話：經濟搞不好要翻船，宣傳工作搞不好也要翻船。他要我們根據波蘭的教訓和他這兩句話的意思。對中宣部文件進行修改，修改的地方還不少。

    正式文件於1980年9月19日中央轉發下發。發下去以後，遇到了一個關於自發組織的問題。那時周揚已到中宣部當副部長。他主張要給這些自發組織以合法地位。據林默涵說，在文代會上周揚還提出：自發組織應成為文代會的團體會員。由於林默涵、劉白羽等反對。才沒有搞成。後來，根據小平、陳雲同志的指示，胡喬木起草了一個維護社會安定、保障經濟調整暫行條例的稿子，其中包括取締非法組織和非法刊物。可是書記處討論時把它否定了，提出要搞"結社法"、"出版法"。喬木不同意書記處的意見，於1981年1月24日給鄧小平、陳雲、胡耀邦、彭真寫信說，如果採取制定"結社法"、"出版法"一類的辦法來對付非法組織、非法刊物，要求他們登記，很可能被這些反黨分子鑽了空子我們還不知道。陳雲見了這封信之後，把我和喬木找去，對我們講：無論如何不能讓所有的秘密的或半公開的組織和刊物登記，要讓它們處於非法地位，禁止它們活動。後來，才有了1981年2月20日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處理非法刊物非法組織和有關問題的指示》。這是十二大之前的重要事情。


五 協助鄧小平起草《黨和國家領導制度的改革》講話稿

    鄧小平同志1980年8月18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的這篇講話稿，是非常重要的一個文件。其要點和問題都是小平同志自己提出的。起草工作由我主持。：州己處研究室滕文生、鄭惠、衛建林參加。

    小平同志要我到他那裡，跟我講了這篇講話的一些要點，然後回來起草。反來複去修改，確實用了心思。

    這裡值得注意的有幾點：一是反對封建主義殘餘。這是小平同志提出的。當初李維漢同志找小平，說：毛、劉、周、朱，他們政治上反封建很徹底，但在思想上都免不了孔孟思想殘餘的影響，肅清封建主義殘餘的任務，他們未能完成，現在寄希望在你的身上，希望你能完成這個任務。小平同志聽了這個話很高興。在這以前，聽說鄧小平對李維漢很反感。這次談話以後，鄧小平對李維漢的印象變了：後來就發生了一個問題：究竟是以批判封建主義為主，還是以批判資產階級思想為主？

    這時，發生了這麼一件事：華國鋒在總政提出政治思想工作要「興無滅資」。於是，總政對內對外都宣傳這個口號。我們看到他們重提「興無滅資」，不贊成，因為這是「文革」時期流行的口號。在有些場合我們批評了這個口號。結果韋國清(當時任總政主任)生氣了，在軍隊內部說：鄧力群反對"興無滅資"，我們在部隊里宣傳"興無滅資"是報告鄧小平同志得到同意的。韋國清後來也對鄧小平講了這件事。所以，在小平同志這篇講話中，談到關於封建主義、資本主義時說，總政提出"興無滅資"，這個文件我看過，當時沒有注意到這個文件有不妥之處，現在看來應該承認這是個缺陷。這是一個插曲。後來的處理是：封建主義要批判，資本主義也要批判，究竟什麼是批判重點，則要看不同的時間、地點、問題、部門來決定。在修改鄧小平這篇報告的過程中，小平同志說：封建主義的影響在黨內主要是家長制，毛澤東同志的家長制，毛受封建主義的影響表現在他在黨內實行家長制，走向個人獨斷。在這個方面，為表達好這個意思，我們用了一番心思。鄧小平講：不是不要集中，問題在於過分。小平同志這樣說，當然是對的。可是，一個人，即使是一個偉大人物，要完全實踐自己的言論，可不是件容易的事啊。

    給官僚主義畫像這一段，我們也很用了一點心思。現在來看，這個像畫得比較好。當然要克服這樣的官僚主義，也不容易，很難。

    鄧小平還提出一個重要思想，我們的國家是黨領導下的無產階級專政的社會主義國家，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是表現在多方面的，但主要的是表現在三方面：經濟上有利於發展生產力，逐步改善人民的生活，這是社會主義優越性最主要的表現；政治上有利於發展社會主義民主，加強社會主義法治；組織上有利於培養適應實現四個現代化的人才，發現和破格使用這些人才。

    這個稿子寫好后，喬木又做了修改。喬木加了個總的帽子，講改革黨和國家領導制度及其他制度的目的，「是為了充分發揮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加速現代化事業的發展。」對鄧小平提出的在經濟上、政治上、組織上三個方面主要應當實現什麼樣的要求，加以發揮，寫了一段活：「我們要充分發揮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當前和今後一個時期，主要應當努力實現以下三個方面的要求：(一)經濟上。迅速發展社會生產力，逐步改善人民的物質文化生活；(二)政治上，充分發揚民主，保證全體人民真正享有通過各種有效形式管理國家、特別是管理基層地方政權和各項企業事業的權力，享有各項公民權利，健全革命法制，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打擊一切敵對力量和犯罪活動，調動人民群眾的積極性，鞏固和發展安定團結、生動活潑的政治局面；(三)為了實現以上兩方而的要求，組織上迫切需要大量培養、發現、提拔、使用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比較年輕的、有專業知識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人才。"講了這兩段話后指出："黨和國家的各種制度究竟好不好，完善不完善，必須用是否有利於實現這三條來檢驗。"應該說喬木改得很好。

    對於應該改革什麼，具體的意見，都是鄧小平提出來的。如，廢除領導職務的終身制；成立過渡機構——顧委；國務院系統應有自己獨立的工作系統，不要事事問黨中央。小平同志的這些意見都很好。過去，包括國家機關的工作，都要由黨中央下命令，然後省委、地委照此辦理。從那以後，國務院的事自己處理，寫文件，不由黨中央出面了。

    關於企業的領導制度當時設想了幾種方案。如管理委員會下面的廠長負責制、黨委領導下的廠長負責制、董事會領導下的廠長負責制，要改變目前一切由黨委說了算的做法，要加強廠長的責任。廠長負責制的幾種方案要根據情況而定，這些提法，思路比較寬，不拘一格。在鄧的這篇講話中，原來有廠長負責制那麼一段：後來書記處研究室的同志和經委袁寶華到下面去搞試點，把黨委領導下的廠長負責制改成廠長負責制，搞試點的結果是大家都不贊成。因此，此文第一次公開發表時，把廠長負責制這段刪掉了。後來，彭真抓廠長負責制，搞了「三加強」，即加強黨委領導，加強廠長負責，加強職代會的作用，才把原來講的那段話重新恢復了。

    小平同志的這篇講話，其實質是針對華國鋒的，為華的下台做準備，尋找理論根據。我們當時沒領會到這點。從文字上看不出，他也沒和我們講。這篇講話稿搞到一定程度后，由喬木進行修改。喬木在修改前，找了很多部門談話。他的修改，不是從文字到文字，而是從內容上做了很好的補充、解釋。這種做法不錯。

    這篇講話當時是由華國鋒領導的政治局通過的。華國鋒看沒看出講話的實質，不得而知。其他人對此只是當做一種專論來對待，反應也不敏銳、不強烈，這裡的內容與現實有什麼關係？究竟要解決什麼大問題？好像沒有人發表這方面的意見。過了若干年，著手進行政治體制改革的時候，趙紫陽抓這件事，胡耀邦也抓這件事，才對這篇講話予以重視，成為他們進行政治體制改革的一個理論根據。

六 準備鄧小平一九八○年十二月在中央工作會議上的講話

    還有一篇特別值得提出的重要講話稿，就是小平同志在1980年12月中央工作會議上的講話。

    1980年12月中下旬召開的中央工作會議，主要討論經濟形勢和經濟調整問題。12月16日會議開始時，陳雲同志講了一篇話《經濟形勢和經驗教訓》。12月25日會議最後一天，鄧小平同志也講了一篇話，表示"完全同意陳雲同志的講話"，提出"這個講話在一系列問題上正確地總結了我國三十一年來經濟工作的經驗教訓，是我們今後長期的指導方針。"這篇講話的中心是"貫徹調整方針，保證安定團結"，體現了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精神。這篇講話收進了《鄧小平文選》第2卷，標題也就是《貫徹調整方針，保證安定團結》。這個講話是小平同志要我幫他準備的，我組織了一些人來搞，最後也經過喬木修改。喬木修改得最多的、最重要的是思想工作。提出四種精神，即："要教育全黨同志發揚大公無私、服從大局、艱苦奮鬥、廉潔奉公的精神，。堅持共產主義思想和共產主義道德。"

    這是「鄧陳合作」最明顯、最確定的一個標誌。在三中全會以前，「鄧陳合作」主要是在政治方面。陳支持鄧出來工作，鄧支持陳恢復了副主席的職務。鄧陳配合合作，批評「兩個凡是」，為「天安門事件」平反，解放思想，撥亂反正，實現偉大的歷史轉折。此後，「鄧陳合作」主要在經濟工作方面。1979年，陳提出"調整、改革、整頓、提高」的八字方針，其中"調整"是關鍵。這時鄧對陳提出的調整方針，給予全力支持。1979年4月中央工作會議，經過爭論，總算通過了調整方針。在實際工作中，有的部門和地方貫徹了，但從全國來講，調整方針貫徹不得力，問題並未解決。到1980年11月底先開了中央政治局常委和書記處會議，接著12月召開中央工作會議。陳雲講了一篇活《經濟形勢和經驗教訓》；鄧小平講了一篇話，就是《貫徹調整方針，保證安定團結》。趙紫陽、胡耀邦他們完全贊成。從此之後，三中全會以後的比例失調的調整問題才真正得到解決。到1981年，經濟才開始正常發展。所以，在這一時期的經濟工作上，鄧是支持陳的。可以說，從粉碎"四人幫"后的1976年底至1980年底，這四年裡鄧和陳合作得很好，在思想路線、政治路線、組織路線的制定和實施中互相配合、互相支持。


七 個體、私營經濟的出現和我的態度

    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在經濟問題上，表現出來的突出問題，在城市就是就業問題，而且越來越嚴重。在那時，國有企業的富餘人員有20％一30％。而每年還有新生勞力幾百萬，很難安置。當時批"文革"、批"四人幫"，面臨的一個急需解決的問題，就是下鄉知青1700萬人的回城安置問題。他們都是在"文革"期間上山下鄉的。現在否定"文革"，批評毛主席，就涉及到上山下鄉問題。在北京，對上山下鄉，有各種各樣的看法。。最尖端的代表是于光遠，他說上山下鄉是歷史的反動，而且還提出理論根據：歷史的進程是把農村中日益增多的勞動力(農民)逐漸轉成工人，而我們卻反其道而行之，把城裡的人趕到農村去，農村人口不但沒有減少，反而增加了，因而是歷史的反動。在這種思想影響下，領導失去了控制，於是知青不斷涌回城市。北京青年回來遊行、請願，上海青年也從新疆回上海請願，還出了幾個頭頭，打出一些橫幅，說毛澤東是最大的暴君啊，等等，他們卧軌、堵火車，要到北京請願。生產秩序、社會秩序、工作秩序都被攪亂了，成為當時一個重大的社會問題。

    面對當時這種情況，我們研究室也感到問題嚴重，不正視、不解決不行。因此經常和勞動部門的康永和交換意見。勞動部門也吸收了一些年青人進行培訓，然後幫他們介紹和安排工作。勞動部系統還創辦了勞動服務公司。因為國營企業安置不了那麼多人，我們建議允許個體經濟存在和發展，並且想辦法發展集體經濟來吸收勞動力。當時也確實有很多清規戒律，如有的集體經濟不但沒有勞保、醫療，他們的工資還低於國有經濟。

    在和勞動部門交換意見的過程中，我在有的場合中發表了自己的意見。我認為主要是要發展集體企業，同時也要允許個體企業存在、發展，要允許這些企業工資高於國有企業。因為很多安置在集體企業的人不安心，工資少，勞保、醫療待遇較差或沒有，都希望企業升級。而事實上，搞企業升級是不可能的。

    隨著農村包產到戶的出現，我也開始注意這方面的問題，並轉發了有關雙包到戶的材料。如安徽省肥西縣搞包產到戶增產幅度很大的材料，就是由我們書記處研究室送給鄧小平同志的。鄧小平在5月31日發表"關於農村政策問題"的談話時，肯定了肥西縣的包產到戶和風陽縣的大包干。

    隨著包產到戶的推廣和貫徹，剩餘勞動力的問題就更加突出了，一些有本事的人，如專業戶，重點戶，紛紛出現。這些在1980年以前已有所表現，到了1980年就成為無法迴避的問題。當時不開放個體經濟不行了。問題在於允許個體經濟存在的同時，要引導他們向合作經濟發展，這個工作沒做，是個缺陷。但在那時即使制定了這樣的政策，也實行不了，個體經濟的出現和發展勢不可擋。而要允許個體經濟存在，就勢必發生階級分化。私營經濟就是在個體經濟的基礎上產生的，也是必然會產生的。

    我當時對私營經濟和僱工剝削的出現，並不持反對態度，而是主張對這個問題要進行調查研究，了解這個東西出來以後會產生什麼新問題，新問題出現后，領導上要幫助解決些什麼問題。我所關注的是這方面的內容。而趙紫陽、胡耀邦、萬里就是主張放，放手讓個體經濟和私營經濟發展。我提出要做調查研究，胡耀邦說這是從概念出發。我們做了一點調查研究，卻被認為是錯誤的。我們曾經想召開全國各省市研究室主任會議，一起來研究個體和私營經濟的發展情況，研究出現的新問題，商討如何做調研，出了些簡報。胡耀邦看了這些簡報，說，如果這個會議一開，就是給下面一個暗示，中央的政策要變。我和研究室的同志，對於私營和個體經濟的態度就是上面所說的。對包產到戶，接觸了許多材料后，我堅持兩條：一是堅持土地公有；二是要研究和關注生產責任制的多種形式，不要只注意家庭聯產責任制。對於前一條，情況比較好，因為實踐證明這一條不可動搖；對於后一條呢，包括後來多種形式的發展，沒有引起更多的重視。我想，這與全黨愛颳風有關，一旦一個東西被肯定，不管條件適合與否都照搬。如果當時能了解清楚生產責任制有多種形式，有不同程度的公有製成份，那就可能會出現在的情況要好一些。


八 城市改革的兩類試點

    關於城市改革，書記處研究室和經委袁寶華進行了兩類試點。一類是廠長負責制的試點，在東北、北京、天津搞了好多個企業。當時想改變黨委領導下的廠長負責製為廠長負責制，但試點的結果是沒有人贊成，其中理出之一是取消了黨委集體領導，就沒有地方掛鉤了，脫鉤了。例如在過去，由市委、區委來領導廠黨委，國家和黨中央的政策經過各級黨委到了基層了；以後工廠取消了黨委，由廠長負責了，上不著天，下不著地，由誰來管我們啊。這就發生了問題，試驗的結果得出一致的結論：不贊成。這樣，鄧小平同志《黨和國家領導制度的改革》中那段關於廠長負責制的話，在發表前就只好刪掉了。

    另一類試點是由訪美后引發的。1979年訪美，我們發現儘管他們所得稅很高，最高至40％一50％(瑞士這些地方比他們還高)，但企業交了所得稅後，終究還有部分盈利，數量還不小，可用於擴大再生產。了解了這個情況后，回來后就考慮到我們的統收統支體系，連折舊費都統收，更新改造也都統一支出，這個辦法有問題，太死了。回來后，就和經委袁寶華那裡一起試驗利改稅。同時和財政部吳波商量，他們在柳州全市實行利改稅。這些試點證明效果是好的。這就為後來利改稅，改變統收統支的辦法做了準備，起了好作用。


九 為企業生產經營制度改革培訓幹部

    訪日(1978年10月到11月)、訪美以後，就考慮到我們企業的生產經營制度改革的問題。有兩個突出的問題，一個是統收統支，一個是企業只管生產不管經營。那時從中央到地方有一個強大的批發系統。每個工廠生產出來的產品都由這個批發系統收購，甚至調撥，然後批發系統轉向零售。批發系統成為中間環節。工廠生產出產品，交給批發系統，它的任務就完成了。究竟這個產品或商品到了消費者那裡有什麼反映，工廠可以不管。這樣一對照，我們感到這個制度不改不行。工廠不但要管生產也要管經營，不但要管生產過程，也要參與流通過程。上述訪問及經驗對我們企業的改造起了積極的作用。我們從日本回來，就成立了質量管理委員會，接著又成立了企業管理協會，為了研究這方面問題，推廣有關的經驗，經委組織了幹部輪訓班。介紹國際經驗，並結合我們自己的經驗。商量我們哪些工作可以改進，哪些經驗可以吸收。這方面工作做得很好，先是省部級，輪訓了一遍，然後擴大到企業和廠長。幾年一直堅持這樣干。辦廠長輪訓班這是企業管理協會成立以後最有成績的一項工作。一些大廠廠長都參加了這樣的輪訓班和學習班。

    結合這樣的學習和討論，書記處研究室編出了兩本東西，一本是《陳雲文稿》——那時只從解放后編到1956年，以後又編了1956年至1962年的；還有一本就是馬克思《資本論》的摘編本《馬克思主義再生產理論》。這在前面已經說到。兩本書同時在參加企業管理協會輪訓班的幹部中進行學習和討論，起了很好的作用。國外的經驗有了，我們自己的經驗也有了，又有了理論的指導，對再生產過程是怎麼回事，應注意些什麼問題，對各種平衡關係，如陳雲同志的四大平衡，馬克思的生產資料生產和生活資料生產要達到平衡，應該怎麼看待，怎麼處理，有了比較清楚的認識。


十 宣講《陳雲同志文稿選編》

    在這個基礎上，我在1980年11月下旬到12月上旬，在中央黨校講了四次，總的題目是"學習陳雲同志的經濟思想"，介紹和學習《陳雲同志文稿選編(1956年一1962年)》。講的題目有：《經濟建設和人民生活必須兼顧》、《在安排好生產的基礎上安排基本建設》、《建設規模要和國力相適應》、《計劃工作和綜合平衡》、《經濟體制改革的設想》等。1981年3月中共中央黨校出了一本小冊子《向陳雲同志學習做經濟工作》。編文集時去掉了第一部分和最後一部分，③上舉五個部分作了修改，分五篇收進了《鄧力群文集》。

    講過以後，我聽到一些反映。一是王惠德他們辦了一個宣傳部門干訓班，聽了我講的課，于光遠聽到一些學員的反映，表示不同意我的意見。但他的意見究竟是什麼，我也沒問。另一個反映是：不知什麼人向薄老謊報軍情，說我在宣傳陳雲著作時，稱讚陳雲，批評薄一波。薄一波對此很重視，特地把我在黨校的那個講稿拿去看了，發現根本沒有這回事。

    還有人反映到鄧小平同志那裡，說我在中央黨校宣傳陳雲思想。為此，在一次小會上，小平同志對姚依林同志講：聽說鄧力群在黨校講課，說要學習陳雲思想，這不對嘛，學習仍應是毛澤東思想嘛。他讓姚依林轉告我，以後再不要這樣提了。小平同志還說：我本人還要和鄧力群講，以後不要再講陳雲思想。實際上，我根本沒講陳雲思想，不知是什麼人傳到小平同志那裡去了。

    不過，從我的講話中看得出來，認為經濟工作搞得好的是陳雲同志，這是確實的。我講到：經濟一遇到困難，毛主席就把他請來；困難一過去，又讓他靠邊站。

    吳江在他那本《十年的路》里說我在講話中說：陳雲掌握了經濟規律，毛澤東不懂經濟。根本不是那麼回事。吳江說，他建議我在整理講話記錄稿時把這個意思刪掉。吳江還說，我接受了他的意見，把有關的意思刪掉了。實際上，他根本沒有給我提出過那樣的意見，我也沒有刪掉我認為陳雲同志經濟搞得好的那些話。

   

十一 擁護、支持胡耀邦

    胡耀邦同志當總書記、黨中央主席，我是全心全意擁護的。我也盡我自己的力量支持他的工作，給他一些幫助。這就要說到1980年前一兩年的事。那時，話劇《女賊》、《假如我是真的》這兩個戲不是很受"歡迎"嗎？這兩個戲的傾向是不好的。後來，召開一個劇本座談會，胡耀邦要在這個會上發表意見，他找到我，讓我幫助他準備稿子。我專門組織研究室的同志，把馬克思他們論述流氓無產者的文章、觀點收集起來，供他參考。馬克思他們的主要觀點是：革命以前，我們不能依靠流氓無產者，革命成功以後，更不能崇拜、宣揚這些人。耀邦同志認為這點對他有幫助。後來，他在這個座談會上的講話反映不錯。

    耀邦同志很熱心搞經濟，而且很想搞得高一點、快一點，因此他就要批評妨礙他搞多、搞快、搞大的一些思想和主張。他有一次和我交換意見，他說：在計劃工作里的綜合部門有一種觀點必須批判，即消極平衡論，應該主張積極平衡論。我聽到這個意見之後，就和他講：你這個意見，不是新意見。實際上，毛主席在五六十年代，就和陳雲同志爭論這個問題。毛主席說陳雲是消極平衡論，毛主席自己主張積極平衡淪。胡聽到這個話后，噢了一聲，很驚訝，他不知道此事。這不奇怪，因為他那時沒有接觸過經濟工作。我又說：「大躍進"運動之後，毛主席已不再堅持自己的觀點了。其實陳雲同志的平衡論也不是消極平衡論，而是考慮："到底是以短線平衡，還是以長線平衡？"按著長線去平衡，怎麼也平衡不了。按著短線平衡也不是消極平衡，認定了某幾種產品是短線，如實地了解這些情況之後，還是要採取積極的辦法，例如鋼材、水泥和木材是短線，了解了之後，還要採取積極的態度去增加生產，只要有可能，就儘可能多生產。這是一個表現。另一個，除了自己增加生產外，還可以考慮增加進口。能進口多少。就進口多少。這不又是一種積極的態度和做法嗎！在採取了這些積極的做法之後，來平衡我們的各種產品和部門。這樣做之後，我們有些長線東西，就富餘出來了，等到下次有條件還可再用嘛。或者增加出口嘛。我說：陳雲同志的短線平衡是這樣一個意思，把它當做消極平衡，不符合他的原意。我還向耀邦介紹了恩格斯的哲學論述，其內容大體是整個天體是平衡的，相對來講是靜止的，而實際上平衡中間有很多不平衡，靜止中間有很多運動。我請他看看這些有關的論述。後來有一次他對我說：在這個問題上你對我的幫助很好，是原則性的幫助。

    耀邦同志熱衷於生產目的的討論，和于光遠搞在一起，走偏了方向，把大寨的先治坡、后治窩也批了，把大慶的頭頂青天、腳踏草原，有條件要上，沒條件創造條件也要上，也批了。後來，我向他反映了這方面的情況。生產目的的討論當然應該搞，應該搞清楚生產目的，但不能這麼搞嘛。

    還有一件事，1980年搞經濟特區，開了第一次經濟特區工作座談會。會前他和我交換意見，說他準備在會上講話。我向他建議：在發言以前，最好先把毛主席1937年11月《上海太原失陷后抗日戰爭的形勢和任務》那篇講話好好看看。主要意思是：沒搞起來之前，主要是要批評、防止"左"的和僵化的思想，搞起來之後就要注意右的傾向。我向他講，毛主席那時的經驗，對我們的改革開放和經濟特區建設也有指導意義。後來他在會上作了一篇講話，主題是：要做一個堅定、清醒、有作為的馬克思主義者。這篇講話應該說講得不錯。

    在1980年以前，乃至1981、1982年反對精神污染之前，我同胡耀邦同志之間的關係應該說是很好的，我們合作得很好。他在有些問題上做得不妥，我可以毫不客氣地向他指出來。他在任總書記之前是中央黨校的副校長。叫我去做副教務長，找我談話，我沒有同意。他認為我是不願意做汪東興的部下，所以不願意去。當了總書記以後，他不想再當中央黨校校長，找宋任窮，宋不願意。有一次開會，我提出王震可以當，後來報告了陳雲，陳雲同意，同時提議讓蔣南翔當副校長，協助王震。他們倆合作得很好。陳雲寫信給蔣，要求蔣"把我們的黨校要辦成像廣東黃埔軍校那樣」。中央黨校辦了《理論動態》，吳江協助，發了一些好文章。其中有一篇是談關於解放幹部的問題。胡耀邦在這方面做得很好。有一次，警衛局長問：毛主席批了的也平反嗎？胡耀邦說，只要錯了統統解放。

    1980年，我發現有糖尿病，住院檢查，先念同志來看我，耀邦同志也來看我。他一進門，我說：你怎麼也來了。他說：別人有病，我可以不去看，你老鄧有病，我不能不來看。那說的是真話。他這番話，說明我們之間的關係確是好的，那不是應付的，是真誠的。因為我擁護他當總書記，幫助他考慮一些問題，幫他做一些文字方面的工作。他講了話，作了整理，都讓我和喬木看看。我們也一直是積極地幫助他修改，他一般也是採納我們的意見進行修正和補充的。這種關係一直到他被免除總書記職務。說我要把他拱倒，這是沒有的事，我從來沒有這種想法。但我們之間有不同意見，那是真的，而且愈到後來愈尖銳。


十二 為《論共產黨員的修養》翻案

    1980年2月，十一屆五中全會給少奇同志平反、恢複名譽。我寫了一篇為《修養》翻案的文章：《真理的聲音是窒息不了的--駁<《修養》的要害是背叛無產階級專政>》，發表在1980年6月23日的《人民日報》，收入《鄧力群文集》第一卷。這篇文章在當時的影響還不小，反映也還好。我寫這篇文章很主動，很有寫作激情。一是對少奇同志本人受到這麼大冤屈很同情；二是對《修養》本身的遭遇，它的曲折的命運，感到不平；三是對王力、關鋒對《修養》的前後變臉很生氣。當時少奇同志編《文選》，我親自聽到他們兩人不止二次稱讚《修養》：王力是這樣的，關鋒也是這樣。關鋒是搞中國古代哲學的，其中也包括研究孔孟之道。他還替劉少奇辯護，說《修養》引用孔孟的話是經過少奇同志改造了的，這不是孔孟思想。"文革"前，他們不止一次這麼講。"文革"一來，聽到毛主席要批判《修養》，他們就來了個一百八十度的轉變。我覺得他們這種作法無非是為了自己，為了上去，不惜迎合吧。我對這種為了個人私利，翻臉不認人的行為，很生氣。所以我當時不是因為少奇平反了，可以寫這樣一篇文章了，而是出自內心創作的衝動吧。這裡面也聯繫到對毛主席的印象。因為在延安時，把《修養》選成整風文獻之一，不是少奇同志和其他同志的意見，而是主席自己的意見。怎麼到了"文革"一來，就完全變了，說《修養》的要害是背叛無產階級專政，我很不理解。這個命題當然不是毛主席的，是關鋒他們擬的，傳出來是講《修養》不講階級鬥爭。我聽到以後，就常常想這個問題。那時不是早請示、晚彙報嘛，要背誦老三篇嘛，幾乎每次背誦時，我都要發生一種懷疑：老三篇也沒講階級鬥爭啊，卻每天都要背誦；而那個《修養》沒講階級鬥爭就被說成是背叛。這些我都很不理解。

    究竟是什麼引起毛主席批《修養》呢？我一直在思考這個問題。在最初的《修養》中，引列寧《左派幼稚病》時，刪掉了列寧關於無產階級專政的話，那是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那時毛主席在《新民主主義論》中還寫過批駁無產階級專政的話。1962年對《修養》重新修改定稿時，沒有人想起把這些當時刪掉的話加上。對此，我們這些人是有責任的。修改、定稿后，當時吳冷西當《人民日報》總編輯，搶著登。我想，這可能會成為觸動毛主席的因素。因為當時毛主席重提階級鬥爭，強調階級鬥爭要年年講，月月講，天天講。而《修養》卻反其道而行之。除此之外，找不到什麼理由，因為《修養》是整風時毛主席親自選中作為整風文獻的。因為有上面說的這一條，毛主席就可以說，過去民主革命時，可以容忍啊，現在已進入社會主義社會，我又重提階級鬥爭，你這時再版，還是把列寧關於無產階級專政的話砍掉，是什麼意思？是故意和我作對嘛。當然這裡說的是我的一種推測。批劉可以批其他的嘛，為什麼要找自己肯定的來批，又批得那麼厲害。我覺得過分了。因為有這種激情，有這種創作的衝動，所以，《真理的聲音是窒息不了的--駁(《修養》的要害是背叛無產階級專政>)這篇文章是有感而發，不是一篇應景文章，現在來看也還站得住。


十三 一篇別具一格的悼詞

    我在田家英追悼會上致的悼詞，是一篇別具一格的悼詞。悼詞中，敘述、悼念田家英的好處、優點是如實的，同時在悼詞中也指出、批評他的缺點。這是以前的悼詞中沒有過的，以後的悼詞也沒有發現這樣寫。送給胡耀邦看，他把批評田家英的文字還加重了一點，他對這篇悼詞很欣賞。宋任窮看了也很稱讚，他說：所有的悼詞都說好，只有這個悼詞也說不好。後來還叫衛建林就這一點寫了一篇評論，在《人民日報》發表了。想提倡一下悼詞、生平不要說得太滿，不要只說好話，更不要說假話，同時也說點不好聽的話，批評的話，當然也得是善意的，要與人為善來進行批評。但實際上沒有起到這個作用，也無法起到這個作用。在這點上，他的家屬能夠接受，這很不容易。章蘊老大姐還對董邊說：寫悼詞怎麼還寫批評啊。董邊思想境界高，她同意、並接受了這篇悼詞。

    註釋：

    ①鄧小平：《對起草(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的意見》。《鄧小平文選》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1O月版，第291頁至第293頁。

    ②鄧小平：《思想路線政治路線的實現要靠組織路線來保證》。《鄧小平文選》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10月版，第193頁。

    ③第一部分題為："陳雲同志是我國經濟工作的傑出領導者"；最後一部分題為："陳雲同志是實事求是的模範"。

一九八一年的兩件大事和日常工作




一 宣講《歷史決議》

    1981年，我主要做了兩件大事。第一件是宣講《歷史決議》和十一屆六中全會精神，第二件是主持起草趙紫陽的政府工作報告。

    先講第一件大事。

    1981年6月27日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了《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這個歷史決議，是從1980年延續下來的，一直進行著討論、修改，費了很多心思，直到這次全會通過。鄧小平在29日的閉幕會上作了比較高的評價。他說："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真正是達到了我們原來的要求。這對我們統一黨內的思想，有很重要的作用。"還說："相信這個決議能夠經得住歷史考驗。"

    六中全會通過這個《歷史決議》稿以後，還對中央主要領導成員進行了改選和增選。一致同意華國鋒辭去黨中央主席和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職務的請求。到這時，可以說華的問題已完全解決了；從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重新確立馬克思主義的思想路線、政治路線、組織路線的任務全部完成。

    十一屆六中全會之後，我的事情就是到處演講。講剛通過的《歷史決議》和會議精神。關於《歷史決議》，在全會中間，我在西南組講過一次，反映較好。六中全會秘書組立即把它列為「六中全會參閱文件八」，印發給參加會議的同志。全會結束之後，我在中央黨校系統地做了一次介紹，又在駐京部隊師以上幹部會議上做了介紹，又在團中央講了一次，又在黨史徵集委員會回答了幾個問題。6月21日至7月30日，專門到河北演講。組織了一個班子，其中有吳江、袁木、李洪林、胡德平。這是胡耀邦給的任務。

    那個時候，河北省兩個省委書記(第一書記金明和第二書記江一真)之間的矛盾非常尖銳，勢同水火，各把一攤，誰也不服誰。他們那裡從省委到地委，都是老同志，誰也不讓誰。胡耀邦給我的任務是：把《歷史決議》的精神傳達給他們，不必去介入他們的內部爭論，用《歷史決議》的精神幫助他們達到思想上的統一。

    我們到河北之後，了解了一些情況。聽到的最主要的反映是，省委大院多數幹部對鄧小平不滿意。理由是：在粉碎「四人幫」之後，在社會上、在省里出現「非毛化」，掀起一股否定毛主席的思潮。多數省委幹部認為：非毛化的背景就是鄧小平。了解了這個情況，我們就分頭宣講《歷史決議》，傳達六中全會精神。我在省直機關傳達，袁木在石家莊市，吳江到保定市，基本上每個地委都有人去。我們都有共同的提綱，帶的材料也比較多。我講的次數最多，連續講了四次(每次或半天或整天)，後來又回答了一-次問題。河北省錄音整理得很好，幾乎是一字不漏，大約有7萬字。現在再來講，也講不了那麼仔細、實在和準確了。因為那時剛親身經歷過，參與了起草和討論。

    講的內容大致如下：首先講中央的人事變動。華為何要下來，用事實說話，華不下來不行。然後講《決議》起草的指導思想。針對下部思想狀況，著重地、有針對性地回答：究竟鄧小平是不是非毛化的後台。原原本本地講鄧小平在《決議》起草過程中的十六七次談話、講話。他對《決議》的寫法提出三條原則，其中「最重要、最根本、最關鍵」的一條就是：「確立毛澤東同志的歷史地位，堅持和發展毛澤東思想。」他說：「不僅是今天，而且今後，我們都要高舉毛澤東思想的旗幟。……對毛澤東同志、毛澤東思想的評價問題，黨內黨外和國內國外都很關心」。"講錯誤，不應該只講毛澤東同志，中央許多負責同志都有錯誤。......不要造成一種印象，別的人都正確，只有一個人犯錯誤。"他一而再、再而三地進行闡述、發揮，對各種模糊認識和反對意見，反覆進行嚴肅而又耐心的說服教育，自始至終都堅定不移，毫不動搖。用這個說明鄧小平同志對毛主席和毛澤東思想的態度，同那些自由化分子全面否定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是完全不同的。這樣講，很解決問題。

    講過總的指導思想后，又分段介紹了《決議》的內容。最後是由他們在聽完以後提出一些問題，我逐一作回答。這些內容整理成兩篇文章：《中央起草歷史問題決議的指導思想》、《問題和回答(六則)》，已編入《鄧力群文集》第一卷。這些講演不是照本宣科，是根據大家提出的問題，以自己的理解，使用自己的語言和說法來講，來進行回答的。這兩篇東西同介紹鄧、陳指導起草歷史決議的那個材料比，更能體現我的認識，是我的作品吧。前面那個材料是傳達性的，作為研究歷史有參考價值。這兩篇東西是講我自己的理解，用自己的語言表述出來。從中也可以看出，《歷史決議》發表以後，幹部中間有些什麼疑問。

    從河北回來以後，我形成了一個想法，同耀邦同志談了。我說：在幹部裡面，認為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中央搞非毛化，這種看法影響很大，要用事實來回答這個問題。河北和石家莊的經驗表明，把鄧小平的歷次講話、論述、包括答記者問，原原本本地給幹部擺出來，這樣最解決問題。胡耀邦同意我的看法。於是，著手做了幾件事。

    第一，總政把我引證的鄧小平講毛澤東及毛澤東思想的問題的十多次講話，都整理出來，經我看過後，印發軍隊，作為學習《決議》的一個重要的參考文件。

    第二，由喬木同志負責，著手編輯《鄧小平文選》。這件事情也是我從河北回來后首先提出的。報告了小平同志，得到同意后就開始工作。後來，編選工作交給了文獻研究室，選文、編目、修訂多次，並經過他本人審閱。

    第三，我們書記處研究室主編了一本《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重要文件選編》，經文獻研究室核對以後印了出來。編這幾本書，在那一段時期里，對黨的思想建設起了很好的作用。

二 起草《政府工作報告》

    第二件大事，是為趙紫陽起草《政府工作報告》。

    1980年2月，中央全會增選趙紫陽為中央政治局常委。8月，在五屆人大三次會議上，趙替代華國鋒當總理，趙便調到北京。1980年人民代表大會上關於1980、1981年兩年國民經濟計劃安排的報告是姚依林做的，趙沒有做。到了1981年，趙當總理已一年了：需向人代會亮相了，這次會上要由他出面做政府工作報告了。這個報告，由我負責組織人起草。

    1 胡喬木對精神文明建設部分作了修改

    我們採取了流水作業的方法。第一輪，由國務院研究室袁木、計委研究室王忍之組織幾個人搞出一個稿子，把上屆人大以來，主要是趙紫陽當總理以後講過的一些意見，陳雲講過的意見(這一年多裡面中央主要是陳雲講得多，鄧講得不多，先念也講得不多)，還有國家計委在編製和執行國家計劃中問遇到的問題、醞釀的意見，綜合起來寫一個稿子。寫好一部分就送給我，我就組織馬洪和梅行及研究室其他幾個人，請他們搞第二遍。我們第二遍搞完了，又交給林澗青搞第三遍。第三遍回來，我又同梅行、馬洪和王忍之從頭到尾改一遍，然後再交給林澗青在文字上整理一遍。前後用了大約一個月時間，把稿子搞出來了。然後交給那時在杭州的喬木再看一遍，做些修改。喬木對有關經濟的部分基本沒改，他主要是對精神文明的部分做了修改和調整。他把精神文明建設分成兩大部分：一部分為文化建設，包括教育、科學、文化、藝術、衛生、體育事業的發展規模和發展水平；一部分為思想建設，包括政治思想和倫理的發展方向和發展水平。由於複雜的歷史原因和現實原因，這一方面的問題正在更加突出，成為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要通過有效的宣傳教育工作、思想政治工作和其他多方面的工作，通過進一步發展社會主義民主和健全社會主義法制，使我們的社會成員愈來愈廣泛地樹立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思想、道德風尚和勞動態度，樹立高尚的思想情操、生活方式和審美觀念，樹立自覺的守法精神和高度的組織性紀律性，堅持個人利益和局部利益服從整體利益，眼前利益服從長遠利益，一切為了社會主義的四個現代化，一切為了社會主義祖國。

    這個稿子與葉帥國慶30周年講話比較，大大前進了一步。1979年葉帥講話第一次提出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的概念。他說："我們要在建設高度物質文明的同時，提高全民族的教育科學文化水平和健康水平，樹立崇高的革命理想和革命道德風尚，發展高尚的豐富多彩的文化生活，建設高度的社會主義精神文明。"1980年12月中央工作會議把建設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列為重要議題討論。鄧小平在講話中把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概括為兩個基本內容："所謂精神文明，不但是指教育、科學、文化(這是完全必要的)，而且是指共產主義的思想、理想、信念、道德、紀律、革命的立場和原則，人與人的同志式關係。"這是一個進步。

    到了十二大，對於精神文明建設的闡述又進了一步，提出「社會主義精神文明是社會主義的重要特徵，是社會主義制度優越性的重要表現」的新論斷，形成了關於兩個文明關係的新看法：「物質文明的建設是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不可缺少的基礎。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對物質文明的建設不但起巨大的推動作用，而且保證它的正確的發展方向。兩種文明的建設，互為條件，又互為目的。」至此，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的內涵得到基本確定和全面闡述。這本來是一個很好的事。可是到了1986年，胡耀邦在講精神文明建設時，就把以共產主義思想為核心刪掉了，把精神文明建設的重點搞成是公共道德。後來的事實證明，這是對十二大的一個大倒退。這個問題，後面再細說。

    喬木的稿子回來后，我們又稍稍做了些調整，其間每個稿子都送給了趙紫陽。可以說，從頭至尾，一直到他講，他沒有在其中加任何一句話。當然，由他講出來，也就反映和表述了他的一些好的意見。這個報告可以說是趙的就職演說吧。

    2 重點和中心是經濟建設的十條方針

    當時已提出到本世紀末要翻兩番——這好像是鄧首先提出的。前十年是打基礎——這是陳雲提出的，即把各種比例關係調整好，以便為後十年做好準備。也有一種說法是：前十年打基礎，后十年起飛或騰飛。這個報告的重點和中心是講今後經濟建設的方針，共十條。這十條在今天來看，也是站得住的，經得起時間的檢驗。這十條的主要內容是：

    第一條，依靠政策和科學，加快農業的發展。原來不是講加快農業的發展一靠政策，二靠投入嗎？這時加上了科學，後來變成一靠政策，二靠科學，三靠投入。

    第二條，把消費品工業的發展放在重要地位，進一步調整重工業的服務方向。以農輕重為序，這就把三者的關係說清楚了。

    第三條，提高能源的利用效率(一直到今天仍有這個問題)，加強能源工業和交通運輸業的建設。指出能源、交通是當前經濟發展中的薄弱環節。我國國民經濟今後能不能保持較快的增長速度，能不能出現一個新的發展局面，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能源、交通問題能否得到恰當的解決。

    第四條，有重點、有步驟地進行技術改造。充分發揮現有企業的作用。過去，擴大再生產主要靠建設新廠，這在奠定工業化基礎的時期是必要的。現在已經有了幾十萬個工業交通企業，今後擴大再生產必須主要靠技術改造，充分發揮現有企業的作用。不要一股勁地搞外延性的增長。

    第五條，分批進行企業的全面整頓和必要的改組。為了發掘現有企業的潛力，提高經濟效益，增加財政收人。必須整頓和完善經濟責任制，改進企業經營管理；整頓勞動組織；加強勞動紀律，嚴格執行獎懲制度；整頓財政紀律，健全財會制度。這是特別要做好的幾項工作。

    第六條，講究聚財、生財、用財之道。增加和節省建設資金。增產節資的潛力是很大的，事在人為嘛！

    第七條，堅持對外開放政策，增強我國的自力更生的能力。我們要利用兩種資源，首先是國內資源，其次是國際資源；開拓兩個市場，首先是國內市場，其次是國際市場；學會兩套本領，一是管理國內經濟的本領，二是開展對外經濟貿易的本領。這是胡耀邦在他的對外貿易的文章中首先提出的。

    第八條，積極穩妥地改革經濟體制，充分有效地調動各方面的積極性。我們按照服從調整、促進調整、配合調整的要求，在農業、工業、財貿等領域，在所有制形式、計劃管理形式、經營管理形式、分配形式等方面進行了一些改革。

    第九條，提高全體勞動者的科學文化水平，大力組織科研攻關。這是一項極為重要的帶根本性的建設。我們的教育、科學的發展還是很落後的，教育、科學和國民經濟其它部門之間的比例也是很不合理的。如果不解決這個問題，四個現代化就無法實現。

    第十條，從一切為人民的思想出發，統籌安排生產建設和人民生活。持續地提高社會生產力，逐步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是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根本目的。總的來說，就是把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在處理生產建設和人民生活關係時，首先保證人民生活的基本需要，這是今後必須堅持的原則。

    3 胡趙分歧與鄧陳合作

    在這個報告以後，或者是在這個報告期間，胡耀邦陸陸續續地找各個部委談話。也不知他是有意還是無意，反正他的談話精神和趙的報告是兩個調子。胡就是要快，就是要高速度。胡、趙在經濟建設方面的分歧就是從這時開始的。胡一直這樣繼續下去，鼓吹高速、快上，他在會上講了這樣一個道理：我們這些人幹不了幾年了，要用這幾年多於點事，多承擔點責任，以便為下面接班的人——他點名講是胡啟立，少留點包袱。我們給他們背起來，他們接班時就少點包袱。而不要採取相反的方式，我們能幹的也不幹，或者能幹的也不多干，結果使他們乾的時候，肩上有一大堆包袱。在趙紫陽做政府工作報告前後，特別是到了1982年，要起草十二大報告了，此時爭論明朗化。表現在胡耀邦與喬木起草小組的爭論上。本來這個報告要與趙的報告銜接起來，胡耀邦就說：你們這個報告是以效益壓速度。胡主張把速度放在第一位。提出："到本世紀末，我國經濟建設的總的奮鬥目標是：在不斷提高經濟效益的前提下，力爭使全國工農業的年總產值翻兩番，即由1980年的7100億元增加到2000年的28000億元左右，使人民的物質文化生活達到小康水平。"

    從1977年至1984年這一段工作搞得好，鄧小平、陳雲的配合合作是一個重要的決定性的因素。起草《決議》和解決華的問題，以及逐步解除華的權力，要趙接替華的總理職務，要胡耀邦接替華的主席職務，鄧接替華的軍委主席職務。在這些問題上，鄧、陳合作得很好，意見是完全一致的。在解決華的問題上，他們是互相配合的。前不久，朱佳木還說到：在解決華的問題時，胡耀邦稍微客氣些，還想給華在領導集體中保留一個位置(十一屆六中全會時華保留副主席位置)，鄧、陳不同意。在調整問題上，1980年直至1981年鄧是支持陳的。到了1983年，情況發生了變化。在1980年調整以後，經濟增長指標定在3-4％，所謂"保四爭五"，後來都完成了，而且超額比較多，實際到了7-8％。到了1983年，鄧小平就說：老是這樣，指標定得很低，超額完成那麼大的幅度，這樣不好。這樣，鄧就有點回過頭來對"保四爭五"的指標有所懷疑了。這個東西出來以後，我和房維中對鄧1983年的這個講話做了一點文字上的調整，使之能和以往的調整銜接起來，不致互相矛盾。從這以後，鄧、陳的矛盾就逐步顯露出來。最主要的差別是：一個急於求成，一個穩步前進。愈到後來，愈加明顯。


三 日常工作十一件事

    除了上面講的兩件大事，1981年處理的日常工作也不少，主要有十一件事。

    1 參與解決民族矛盾問題

    (1)胡耀邦闖了一個亂子

    1980年12月，胡耀邦、萬里到西藏，闖了一個亂子。當時他們了解到中央補貼給西藏的錢每年5、6億元，80％用於在西藏的漢族幹部，包括在西藏進行工業交通等各種事業建設的漢族職工。這本來是很自然的，要搞工廠、修路只能用這個錢啊，從事工廠生產和修路建設的漢族工人工資也只能用這個錢啊，但胡卻錯誤地作出結論：中央一年給的5、6億元錢，80％用在西藏的漢族幹部。為了使中央的補助真正用於藏族人，要把80％的漢人從西藏撤出來。另外，本來陰法唐在那裡工作得很好、很深入，工作中或許會有點"左"的東西。胡就抓住這點進行批判，同時，陰法唐在搞土改時從農奴中培養起來、提拔起來的藏族積極分子和幹部也一起挨批，使得這些積極分子抬不起頭來。

    後來趙紫陽派伍精華去西藏，伍是彝族人，出身很好，但接受了胡、趙的影響，去了西藏后，專走上層路線，和廣大的藏族幹部都不沾邊，影響很不好。直至胡錦濤去了之後，原藏族積極分子受壓的狀況才得到糾正。

    (2)"紀要」與"電報」

    當時在全國影響最大的是80％的漢族幹部要從西藏撤出。這個消息一傳到新疆、內蒙......跟著就發生了類似問題。特別是新疆，那時的書記是汪鋒。1980年時，搞防蘇備戰，汪對戰爭形勢估計得很嚴重，驚慌失措。在伊犁邊界，要很多漢族幹部往東撤，縣級以上幹部都要回內地。有些漢族幹部樂得回去，而少數民族幹部中有民族主義思想的則乘機鼓噪要擠走漢族幹部，成為一種風潮，而江鋒同志又只是依靠少數幾個人，既得罪了漢族幹部，又得罪了少數民族幹部，在新疆鬧得不可開交。到了1980年，新疆的區黨委擴大會議都開不下去了。

    沒辦法了，胡耀邦就把他們找到北京開會，搞了個紀要。其傾向是壓漢族幹部、抬民族幹部。這個紀要一傳達，雙方的矛盾更加激化，會也開不下去了，他們來電報向中央請示怎麼辦。不知趙和胡是否商量過，趙找到我說：新疆問題，搞得這麼僵，他們來了個報告，要中央給他們回電。於是，趙叫我起草了一個複電。這裡比較公道地講了一下漢族幹部、解放軍所起的作用，還講到新疆黨組織成立以後漢族幹部所起的作用，強調民族幹部和漢族幹部要互相尊重、互相團結。這個電報到了那裡，反應各異，民族幹部比較冷淡。這樣就形成所謂民族幹部要「紀要」，漢族幹部要「電報」。問題解決不了，後來要我負責起草一個新疆問題的決定。當時用了比較多的時間來搞這個東西，但後來因文件太長，實際上沒用上。

    到了這個時候，胡耀邦感覺到在民族問題上出了毛病，要收拾這個局面，於是提出「兩個離不開」。在醞釀過程中，我聽說(沒看到文字)，原來的紀要上他講過在新疆問題上，黨中央只要三個權：國防權、外交權、內政否決權。即除了國防、外交歸中央管外，新疆自治區範圍里的內政都由你們決定。決定了以後，中央只有這一點權，即看到有哪些不妥當，可行使否決權，其他事情都由你們決定。我就問胡，在民族地區怎麼能夠做出這樣的決定呢？除了三個權，其他都由民族自治區自己管，這怎麼行呢？他和我說，這不是他說的，這話是萬里說的。

    這件事情後遺症太大了，很長時間都沒有安定。後來新疆又出了一件事：我們要提鐵木耳，新疆要提司馬義；中央採取了一個措施，即把司馬義調到民委當主任，當時烏魯木齊有一、兩千人(民族人員)上街擁護司馬義。在這種情況下，王震出了個主意：汪鋒不能再呆下去了，要調出，把王恩茂調回去，又調谷景生去當區黨委第二書記。從此之後，新疆的局勢才逐步穩定下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