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國演義》：問天下誰是英雄

按：本文系根據演講整理的南京大學教授潘知常的新著《誰劫持了我們的美感——潘知常揭秘四大奇書》中的第一講，該書已經由上海學林出版社出版。

　說到《三國演義》，大家一定很熟悉。但是，也正是因為這個原因，我就更需要先講幾句題外的話。記得我有一次到南京圖書館去做報告，講的也是《三國演義》。我一上去，看到那麼大的報告廳裡面竟然人滿為患，當時我就說：「看到這麼多的人在寒冬的上午趕來聽我的講座，這確實讓我十分感動。而且，我還看到有不少人因為沒有座位而只能站在後面甚至坐在台階上，這就更讓我十分感動了。不過，在演講的開場之時我還是要先表示一點兒遺憾：我今天所要講的《三國演義》，仍舊是寒冷的，這當然是因為它恰恰是來自中國歷史上最最寒冷的時代之一——三國時代，也因為它本身也恰恰來自一種最最寒冷的美學。因此，我要首先向各位說一聲：抱歉！當然，我也非常希望能夠藉助我的講座給那個寒冷的時代、這本寒冷的書和今天這個寒冷的上午帶來一點兒溫暖。」今天，我對你們也要這樣說。

　　大家知道，現在已經是二十一世紀，新世紀的曙光已經照耀了我們整整七年。但是，只要我們回頭望去，就不難看到，在我們的身後存在著一個漫長的王朝，在我們的心中，也存在著一個漫長的王朝的陰影。這個王朝從公元前221年開始（就是我們所說的秦王朝），一直到公元1912年結束，一共歷時2132年。在這2132年當中，不用我去多加介紹，每個中國人都肯定知道，是經過了許多朝代興衰、也經歷了許多刀光劍影的，但是，假如今天我請聽課的你們回顧一下，然後說出自己所最為熟悉的朝代，相信絕大多數人都會選擇公元3世紀，選擇三國的時代。從公元184年「黃巾之亂」開始，直到公元280年「三國歸晉」止，一共歷時96年的三國時代，確實是我們所有在座的人，所有中國人所最為熟悉的。同樣，在中國歷史上的2132年中，一共有494個皇帝，當然，其中有73個是死後追封的，那也就是說，如果把這73個減去的話，應該是一共有421個皇帝，那麼，假如我現在再請聽課的你們回顧一下，然後說出自己所最為熟悉的皇帝，各位會說出誰來呢？「秦皇漢武」？「唐宗宋祖」？但是仔細想想，對這幾位我們大概也就只是經常聽說而已，例如，在毛澤東的詩詞裡面。如果要論真正比較熟知的，那可能還是要數劉備、曹操、孫權了，當然，曹操生前並沒有稱帝。可是，96年的三國時代其實只是中國五千年文明史的一個瞬間，在中國的2132年的王朝史中也只有區區百年，劉備、曹操、孫權也只是中國的421位皇帝中的一個零頭，但是為什麼就能夠家喻戶曉？為什麼就能夠比中國歷史上的任何一個時代以及其他的皇帝都更引人注目呢？答案我就是不說各位也完全可以猜到，一切的一切都是因為《三國演義》的影響啊。

　　《三國演義》在中國的影響實在是太大了。而要把這個影響講清楚，我覺得只要提到兩個排行榜就足夠了。中國古代曾經出現過兩次關於長篇小說的排行榜，第一次是在明朝末年，被稱為「四大奇書」，其中的第一本就是《三國演義》，接下來是《水滸傳》、《西遊記》和《金瓶梅》；第二次是在清朝，中國的文化人又重新再排了一次，結果是《金瓶梅》出局，《紅樓夢》上榜。不難看出，這兩個排行榜已經充分顯示了《三國演義》的不可撼動的地位，也充分說明了《三國演義》的重要性。

　　說到排行榜，我還要順便插幾句話，從美學貢獻的角度來評價，我倒一直竊以為在清朝的排行榜中應該出局的是《水滸傳》或者《三國演義》，我始終認為《金瓶梅》從美學水平的角度來看，其實是明顯高於《水滸》的，也明顯高於《三國演義》。當然，這是另外的一個問題，今天無法展開。還值得一提的是，最近有人提出，歷史已經又過去了三、四百年，我們是不是應該再重新做一次四大名著的排行榜呢？我看到有人提議，可以把金庸的《鹿鼎記》置換進來，這是否可行？這當然可以討論。可是我覺得，經過了三四百年，尤其是經過了20世紀，經過了共和國的50年，卻偏偏至今也拿不出一部作品來與幾百年前的作品相媲美，就更不要說超過了，這實在令人臉紅，而這也才是最值得討論與關注的問題。不過，這也是題外話，起碼是后話，這裡也同樣不去多多涉及。

　　前面說了這麼多，無非是要強調今天我開講《三國演義》的重要性，下面還需要簡單說明的，是開講《三國演義》的必要性。各位都知道，易中天的「品」三國目前已經紅遍中國，既然如此，我還有必要再講三國嗎？儘管這只是我的課程中的一講，可是否也還是有人會認為我是在趕時髦呢？我要說，對我的美學同行易中天在中央電視台「品」三國，我表示敬意。但是，我一直非常困惑不解的是：一個美學家為什麼要放棄美學的眼光而在電視上去講故事、去說書？要知道，《三國演義》是一部文學經典，因此，從美學的角度看《三國演義》，不正是最必須也最正當的角度嗎？易中天有什麼必要放棄自己已經十分嫻熟的美學武器？有什麼必要放下自己的學術身段呢？更為重要的是，也正是因為易中天以及「易中天們」的「放棄」與「放下」，從美學的角度看三國，反而也就成為一個空白，成為一種必要。而這，也就是我今天開講三國的一個理由。也因此，各位應該能夠想到，在我的講座中，絕對不會沿襲目前盛極一時的講故事的套路，也絕對不會放棄美學的尊嚴。我要尊重你們的水平，不把你們當作兒童，也要尊重美學的品位，不靠出讓美學去貼近市場。簡單說，我，要堅持自己的風格！

　　下面，我想講四個問題：一、《三國演義》寫了什麼？二、《三國演義》回答的第一個問題：導致「亂世」的原因是什麼？三、《三國演義》回答的第二個問題：如何促成「亂世」的結束？四、《三國演義》回答的第三個問題：由誰來促成「亂世」的結束？

一、《三國演義》寫了什麼？

　　「你最不想投胎在哪個時代？」

　　我首先要講的是：《三國演義》寫了什麼？

　　對於這個問題無疑見仁見智，各有各的看法。例如，有人會說，寫了三國大戰，有人會說，寫了劉、關、張等「英雄」，確實，這樣說當然都有道理，不過，卻又都僅僅「登堂」，而並未「入室」。我們不妨追問，在中國，國與國之間、朝代與朝代之間的血雨腥風從未停止，但是為什麼只有三國故事如此引人矚目？同樣，在中國，歷朝歷代英雄豪傑更是風起雲湧，但是又為什麼只有劉、關、張等「英雄」如此令人心動？其中的原因只有一個，這一切的一切都是在「亂世」這個特殊的舞台上展開的。三國是亂世的三國，英雄是亂世的英雄。而且，三國正是因為亂世而成為「三國」，英雄也正是因為亂世而成為「英雄」。

　　事實上，在「三國」與「英雄」的身上，「亂世」，是最為深刻也最為醒目的烙印。我曾經給我的學生提過一個問題：如果讓你再投胎一次，你最願意投胎在哪個時代？我的學生一般都說，那肯定要選擇投胎在唐朝。我聽了很不以為然。我說唐朝固然在中國歷史上是一個很偉大的時代，但是，在中國還有一個更加偉大的時代，那就是春秋戰國。那是一個青春的中國，但是從秦王朝開始，中國就日益頹敗，也日益頹廢了。因此，如果讓我來做這道題，如果讓我再投胎一次，那我肯定選擇投胎在春秋戰國。當然，今天我不會再問你們這個問題，但是我要問你們一個相反的問題。我要問：如果讓你再投胎一次，你最不想投胎的是哪個時代？顯然，答案就是三國時代。我最不想投胎的，就是三國時代。

　　中國的帝國時代是從秦王朝開始的。在此以後，我們可以把中國的帝國時代分為三個時期。第一個帝國，秦漢；第二帝國，隋唐宋；第三帝國，明清。其中，統一的朝代有九個，秦、漢、晉、隋、唐、宋、元、明、清。當然，這並不意味著其中就不存在動亂、戰亂，恰恰相反，事實上倒是「亂」多「治」少。例如秦末，從公元前195到公元前205年的西漢建國初期，共歷十年。人口在秦朝末年是2000多萬人，到了漢初已經死亡了70%。再例如西漢末：公元2年全國人口是5959萬，到了東漢初的公元57年，人口只有2100萬了，死亡了65%。再如唐代的「安史之亂」，死亡人口也將近全國人口的二分之一。不過，這畢竟是局部的，只是動亂、戰亂，而不是亂世。真正的亂世，第一個就是魏晉南北朝、五代十國、（就是現在張藝謀和馮小剛們特別喜歡寫的《滿城盡帶黃金甲》與《夜宴》的年代）、南宋金、元末，等等。其中，以三國的建安開始的魏晉南北朝亂世最為慘烈，一共394年。我們想一想，中國的「文化大革命」僅僅是十年動亂，我們就已經不堪忍受了；中國的抗日戰爭，開始說是八年，後來說是十四年，我們就更已經不堪重負了，但是，這發生在第一帝國結束期的亂世，也是中國的帝國時代所出現的第一次亂世，竟然持續了整整394年。當然，其間也不是沒有瞬間出現的戰時和平時期，但是只有多長呢？錢穆先生在《國史大綱》中統計說，只有十幾年。設身處地想想，如果我們不幸而生存於這個時代，我們將何以為生？又能夠以何為生？家國之痛，民族之哀，中國人說：「寧作太平犬，勿當亂世人」，這真是肺腑之言啊。我過去看過一部外國小說，是馮尼格寫的《第五號屠場》，小說里寫道，主人公所生活的人類社會也遭遇了一場兵荒馬亂的不幸，於是男主角就逃到了其他的星球。外星人問他：你認為什麼最寶貴？這個男主角就說：和平地生活。這也同樣真是肺腑之言。

　　我們不難發現，《三國演義》的問世無疑與亂世密切相關。作為中國的第一部長篇小說，《三國演義》偏偏從歷史題材開始，而且偏偏從亂世開始，顯然都不是偶然的。而且，《三國演義》定稿於明朝，元末四十餘年的亂世無疑也給當時的文人留下了刻骨銘心的感觸。他們對於亂世的反映、反思與反省，也更是恰恰構成了《三國》的內在取向。

　　絕對現場與邊緣情境

　　我計算了一下，一百二十回的《三國演義》中，大多有近九成的內容是寫的亂世。至於這個亂世亂到了什麼地步，我們不妨摘出幾段文字，各位自己看看：

　　先看第一個例子——

　　帝入洛陽，見宮室燒盡，街市荒蕪，滿目皆是蒿草，宮院中只有頹牆壞壁，命楊奉且蓋小宮居住。百官朝賀，皆立於荊棘之中。詔改興平為建安元年。是歲又大荒。洛陽居民，僅有數百家，無可為食，盡出城去剝樹皮、掘草根食之。尚書郎以下，皆自出城樵採，多有死於頹牆壞壁之間者。漢末氣運之衰，無甚於此。[1]

　　皇帝出京逃難，又回到了首都洛陽，一看首都完全被兵燹焚毀。他的政府官員來慶祝他重返首都，是站在哪兒呢？「百官朝賀，皆立於荊棘之中」，就是全都站在荒草里。這就類似皇帝領著他的手下在一個荒地里開政治局會議，連個像樣的桌椅板凳都沒有，只有幾塊兒石頭。當時竟然已經亂到這個地步了。而且我們還可以看到，洛陽的市民「僅有數百家，無可為食，盡出城去剝樹皮、掘草根食之」，洛陽是當時的大都市，是當時我們國家的首都，但是卻只剩下了數百家。而且這數百家的市民連飯也吃不上了，全靠剝樹皮、掘草根兒過活。

　　再看第二個例子——

　　當時叛將郭汜、李傕，張濟與樊稠出來造反，把皇帝圍在城裡，皇帝就說，你們不要打了，你們想要什麼官兒我給你們什麼官兒，你們還是跟我組成一個統一戰線吧。這四個人同意了。我們看一看《三國演義》里怎麼描寫的：

　　（郭汜、李傕，張濟與樊稠）四人各自寫職銜獻上，勒要如此官品，帝只得從之。（第10回）

　　（但是他們還不滿意，皇帝只好又封了二百多人）刻印不及，以錐畫之，全不成體統。（第13回）

　　更為惡劣的是後來郭汜與李傕起了內訌，李傕竟然說：「不須多言！我兩個各不許用軍士，只自並輸贏。贏的便把皇帝取去罷了。」（第13回）皇帝竟然成為政治的第一賭注，這真是中國歷史上的一幕今古奇觀。

　　再看一個例子——

　　皇帝因為不堪董卓的勒索和威脅，寫了一首發牢騷的詩，我們看看董卓怎麼說呢？「怨望作詩，殺之有名矣」。他竟然要對皇帝施加文字獄。大家知道，在中國只有對百姓和知識分子的文字獄，清朝文人的詩里還寫過「避席畏聞文字獄」，對皇帝我們卻極少看到，但是我們在《三國演義》里竟然看到了。

　　最後再看《三國演義》以外的一個數字以及兩首詩歌——

　　一個數字：公元156年時，中國的人口是5000萬，到了公元280年，三國時代結束與國家暫時統一時，全國人口就只剩下了1600萬。這是何其悲慘的景象，相當於我們現在的每一個三口之家都只有一個人能夠死裡逃生啊！

　　兩首詩歌：一首是曹操的《蒿里行》，「白骨露於野，千里無雞鳴，生民百餘一，念之斷人腸」。我想，「生民百餘一」大概不是曹操的文學想象，而應該其實就是三國時代的事實。還有一首是蔡文姬的《悲憤詩》，比較長，只要記住下面幾句即可：「斬截無孑遺，屍骸相撐拒。馬邊懸男頭，馬後載婦女」；「或有骨肉俱，欲言不敢語。失意幾微間，輒言『斃降虜！要當以亭刃，我曹不活汝！'豈敢惜性命，不堪其詈罵」；「或便加棰杖，毒痛參並下。旦則號泣行，夜則悲吟坐。欲死不能得，欲生無一可」；「城郭為山林，庭宇生荊艾。白骨不知誰，縱橫莫覆蓋。出門無人聲，豺狼號且吠。煢煢對孤景，怛吒糜肝肺。」讀完這幾句，我想，你們就不難知道什麼是亂世，也不難進入歷史的絕對現場。

　　顯然，《三國演義》寫的就是「亂世」。《三國演義》就是對於亂世的反映、反思與反省。而這無疑正是《三國演義》最為成功之處。也正是它能夠幾百年來雄居「四大」的排行榜而且沒有被排擠出局的重要原因。

　　為了幫助各位更加深入地理解「亂世」與《三國演義》的內在關係，我想引入一個重要的哲學、美學概念：邊緣情境。這個概念是德國的一個大哲學家雅斯貝斯提出來的，指的是當一個人面臨絕境——例如死亡、失敗、生離死別時的一種突然的覺醒，這個時候，與日常生活之間的對話關係出現了突然的全面的斷裂，賴以生存的世界瞬間瓦解，於是，人們不得不睜開眼睛重新認識這個熟識的世界。用雅斯貝斯的話說，人只是「在面臨自身無法解答的問題，面臨為實現意願所做努力的全盤失敗」[2]時，換一句話說，只是在進入邊緣情境時，才會恍然大悟，也才會如夢初醒。應該說，雅斯貝斯的發現很有道理，也已經獲得了美學家們的普遍認同。而在文學創作中，我們也確實看到了很多類似的例證。例如曹雪芹的從「鐘鳴鼎食」之家淪入「待罪之身」，魯迅的「從小康之家墜入困頓」，都是他們的「恍然大悟」和「如夢初醒」的重要保證。魯迅說：「我以為在這途路中，大概可以看出世人的真面目。」這裡的「迷途」，就也可以理解為我這裡強調的「邊緣情境」。遺憾的是，在《三國演義》的研究中，我還從未看到「邊緣情境」概念的引入。其實，「邊緣情境」正是剖析《三國演義》美學的前提，因為在《三國演義》中「邊緣情境」是雙重的，不但作者是置身「邊緣情境」，而且小說描寫的也是「邊緣情境」。這，就是我在一開始就特彆強調的「亂世」。

　　讓「三國」更有「人味」的演「義」

　　因此，《三國演義》實際也就是中國人在亂世中的「恍然大悟」和「如夢初醒」。這「恍然大悟」和「如夢初醒」就體現在對於亂世的反映、反思與反省上。從這個角度再看《三國演義》，我們才會懂得，我們的前輩為什麼要去「演義」三國。在這裡，我們要注意這個「義」字。在日常生活中，我們一般是講「仁義」，是「仁」與「義」放在一切的，但是一旦進入「邊緣情境」，「仁」與「義」之間的對話關係就出現了全面破裂，處理私德的「孝」與處理公德的「忠」（「孝」的延伸）也出現全面破裂，這個時候，「義」，就成為亂世的精神動力。你看中國人在日常生活的對話關係全面破裂時講的「大義滅親」、中國人在社會生活的對話關係全面破裂時講的「起義」，甚至中國人在放棄了所有的正常的對話關係而被迫做了土匪上了梁山時所講的「俠義」，就會知道，這裡的「義」就正是中國人的「恍然大悟」和「如夢初醒」。在「忠孝」之上，在「仁」之上，中國發現，還存在著一個更為深層、更為根本的「義」。在這個方面，最為典型的，就是關羽「義釋曹操」，這顯然不合「忠孝」的標準，因此往往為後人所困惑不解，甚至作為關羽的一個失誤來解釋，可是，如果看看後人對於關羽這一行為的津津樂道，再想想《三國演義》為什麼要著意刻畫這個細節，就知道其實這正是《三國演義》所推崇的，這就是所謂的「義」。它強調的是：儘管由於主流社會的崩潰，由於國破家亡，「忠孝」已經無從約束每一個人，因為它已經失去了明確的指向性，但是卻還應該恪守一些基本的道德準則，所以「見義」還是要「勇為」，所以仍舊不能因為「背信」而「棄義」，更不能恩將仇報。也就是說，還是要有道德底線，還是要有「人味」。推而廣之，顯然，中國人正是從道德底線——「義」的角度也就是要讓歷史有「人味」的角度著手三國歷史的演繹的。張尚德寫的《三國志通俗演義引》說，《三國演義》這本書是為了要「使天下之人，入耳而通其事，因事而悟其義，因義而興乎感。」就是這個意思。我記得孔尚任在《桃花扇小引》中說過：「場上歌舞，局外指點，知三百年之基業，隳於何人？敗於何事？消於何年？歇於何地？不獨令觀者感慨零涕，亦可懲創人心，為末世之一救。」我覺得，《三國演義》也是這樣，它也代表著中國人在「邊緣情境」中對於「義」的洞察，並且最終「恍然大悟」、「如夢初醒」，「知」中華帝國「之基業，隳於何人？敗於何事？消於何年？歇於何地？」從而「懲創人心，為末世之一救。」

　　具體來說，《三國演義》的「恍然大悟」和「如夢初醒」表現在三個問題上。第一個問題是：導致亂世的原因是什麼？第二個問題是：如何促成亂世的結束？第三個問題：由誰來促成亂世的結束？而且，《三國演義》還自問自答，對於上述三個問題都做出了自己的回答。平心而論，我們必須承認，《三國演義》所做出的，也是中國歷史上的最好的回答。我想，這應該就能夠解釋《三國演義》為什麼一直深受中國人的歡迎，而且一直雄居「四大」的排行榜而沒有被排擠出局了。不過，我不能不說，假如站在今天的美學立場上來看的話，那又必須強調，《三國演義》對亂世的反映、反思與反省實在是非常膚淺，從讓歷史有「人味」（「義」）的角度來反映、反思與反省亂世，其實又是遠遠不夠的。因此，它也仍舊沒有「恍然大悟」，也仍舊沒有「如夢初醒」。更為嚴重的是，《三國演義》對亂世的反映、反思與反省還有一些非常錯誤的地方。對此，魯迅精闢地概括為「三國氣」，他批評說：中國之所以盛行《三國演義》故事，就是因為中國人身上有「三國氣」。這裡的「三國氣」實際就是指的它所推崇的「人味」（「義」）一旦被綁架到歷史的戰車之上，一旦被置身於「敵我」、「好壞」「是非」的價值語境之中，也就反而美醜不分，善惡混淆，不但往往成為罪惡的幫凶，不但往往因為自己的「義氣用事」而不惜將更多的無辜者拖入苦難的深淵，而且往往其自身就是最大的罪惡。遺憾的是，我們卻往往對此有意或者無意地視而不見。

　　而這，也就正是我在後面所要回答的問題。

二、導致「亂世」的原因何在？

　　頂缸替罪的「十人幫」和壞心辦壞事的「憤怒英雄」

　　下面我們來看《三國演義》回答的第一個問題：導致「亂世」的原因是什麼？

　　前面我已經講過，對於亂世的「恍然大悟」和「如夢初醒」是《三國演義》的一個重要美學特色。其實，這個特色在《三國演義》的開篇就已經清楚無誤地顯露了出來：「話說天下大勢，分久必合，合久必分。」這是所有的中國人都非常熟悉的那句話，也是《三國演義》的第一句話，而且，在我看來，這也還是《三國演義》的最最重要的一句話。在這裡，「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就是《三國演義》所把握的「邊緣情境」。它無疑正是中國人所面臨的「自身無法解答的問題」，也是中國人所面臨的「為實現意願所做努力的全盤失敗」。

　　說起來非常奇怪，在全世界的歷史中你都很少看見這樣的現象：分分合合，合合分分，分中有合，合中有分，假分真合，真分假合……而中國歷史上的二十四個朝代卻偏偏就是如此，它使得漫長的中國歷史就類似於一連串的勞而無功的建築工程，剛剛建成又拆毀，剛剛拆毀又去搭建……把一座高樓大廈建建拆拆反覆了二十四次。在2132年裡，中國人的所有努力實際都被付諸東流，中國人的全部熱血實際上也都被虛擲、被浪費了。時間雖然不斷向前，但是一切都只是在循環往複、原地踏步。因此，這分了又合、合了又分的分合之道，實際就蘊涵著中國歷史發展的全部秘密。中國歷史的「好看」就在於此，中國歷史的「悲慘」也在於此。而《三國演義》能夠由此起步，無疑就體現出它的遠遠超出前人與後人的美學眼光。遺憾的是，當《三國演義》代表中國人來睜開眼睛重新認識這個熟識的世界，卻沒有能夠給出正確的答案。

　　導致「亂世」的原因是「失德」，這是《三國演義》所給出的第一個答案。

　　從歷史的角度看，這個答案無疑是膚淺的；從今天的角度看，這個答案無疑是錯誤的。面對亂世就把責任推給貪官污吏，到了盛世就把原因歸於清正廉明，這實際是中國人的一個非常傳統的看法，讓人想起中國的鬼總是要尋找替身、尋找替死鬼這一「中國特色」。看來《三國演義》雖然置身「邊緣情境」，但是它的「恍然大悟」和「如夢初醒」卻仍舊未能免俗。結果，歷史的真相被再一次地掩蓋起來，這使得《三國演義》既深刻但又不太深刻，既好看但又不太好看。

　　以《三國演義》的開頭為例：《三國演義》開始於「英雄的憤怒」，這憤怒來自於兩個方面，社會外部的黃巾軍起義，社會內部的「十常侍」的腐敗。由此，引出了天下的「英雄」。先是劉關張，然後是曹操，然後是孫堅，等等。應該說，這個開頭蘊涵著《三國演義》對於中國歷史的洞察，還是非常深刻的。以黃巾軍起義為例，正如《史記》所說：「天下之患在於土崩，不在於瓦解，古今一也」[1]其中，「土崩」是指農民起義，「瓦解」是指政府內部的腐化和敗壞。意思是說，最重要的憂患就是農民起義。而《三國演義》恰恰就看到了農民起義對於封建王朝的摧枯拉朽的作用。再如「十常侍」的腐敗，大家知道，中國歷史上有幾次宦官時代，「十常侍」的腐敗是中國歷史上第一次的宦官掌權的時代。從公元159年十三個宦官封侯，到公元189年這些宦官一起被殺，一共三十一年。這裡的「十常侍」，仿照我們「文革」時期的「四人幫」的叫法，也可以把他們叫做「十人幫」。《三國演義》能夠把亂世與中國歷史上第一次的宦官掌權的時代聯繫起來觀察，應該說，是很有眼光的。再聯想一下，在《三國演義》之前中國人就已經寫過一本書，《三國志評話》，它的開頭也是寫「英雄的憤怒」，但是卻非常糟糕。它寫的是劉邦建國以後濫殺開國功臣，結果到了三國時代，那些開國功臣就托生為曹操、劉備和孫權等人回來報仇。這就把歷史完全恩怨化、宿命化了。相比之下，《三國演義》揭示，是現實的原因導致了「英雄的憤怒」，已經非常深刻了。不過，如果站在美學的立場上看，那麼我必須要說，這還是非常不夠的。為什麼這樣說呢？我們不妨把目光轉過去，看一看在西方文學中同樣出現的一次「英雄的憤怒」。

　　我要舉的西方文學作品是《荷馬史詩》。各位都知道，《荷馬史詩》所記載的特洛伊戰爭打了十年之久，但是，當荷馬寫特洛伊大戰之時，卻只選擇了其中的五十多天去寫。這確實是一個文學大師的非常卓越的美學眼光。因為在他看來，透過五十多天就完全可以穿過歷史的煙雲，把特洛伊大戰的根本的原因寫清楚。可是，即便是只寫其中的五十多天也還是有一個開場的問題。那麼，他是從哪裡開始的呢？很有意思，和我們的《三國演義》一樣，他也是從「英雄的憤怒」開始。這就是「阿喀琉斯的憤怒」。可是，非常值得注意的是，阿喀琉斯的憤怒既不是因為國家的貪官當道，也不是因為「敵人」的兇殘暴戾，也不是因為江湖恩怨，而只是因為人性的「尊嚴」。他的參加戰爭並不是為了拯救人民於水火，也不是為了匡複正義，而只是因為神預言他會在這場戰爭中喪生，而他偏偏要以自己的自由選擇來向命運挑戰，顯然，這是在呵護人性的尊嚴；他的出場決鬥，也仍舊不是為了要與摯友「同年同月同日死」，而是為了呵護人性的「尊嚴」；同樣，他最後同意赫克托爾的老父把兒子的屍體帶回去，還是為了呵護人性的「尊嚴」。這意味著：西方的荷馬在兩千年前就沒有從戰爭的正義與非正義的角度來寫人，更沒有落入「精忠報國」之類的拙劣圈套，在他看來，重要的不是戰爭，而是人在戰爭中的表現。在戰爭中人距離愛與美更近還是更遠？這才是他所密切關注的。因此，「阿喀琉斯的憤怒」實在是一個非常典範的開場。「阿喀琉斯的憤怒」，在我看來，也實在是一次人性的憤怒、美學的憤怒，更是一次不朽的憤怒。但是，中國的《三國演義》是不是呢？我坦率地說：不是。

　　我們再回頭來看中國的《三國演義》的「英雄的憤怒」。大家可以注意到，《三國演義》中第一個「英雄的憤怒」的細節是寫了誰呢？「張翼德怒鞭督郵」。督郵是一個什麼官兒呢？各位不要一看「郵」就以為是郵政局的官兒，不是的。它相當於市紀委的一個到下面來檢查工作的幹部。張飛認為這個人欺行霸市，尤其是拿劉備太不當一回事，因此就把他痛打了一頓。這個「張飛怒打督郵」的細節十分典型，因為他把黃巾起義的原因和「十常侍」的腐敗都折射了出來。可是跟《荷馬史詩》的「英雄的憤怒」一比，就不難發現，《三國演義》的「英雄的憤怒」明顯地不如《荷馬史詩》的「英雄的憤怒」水平高。與人性無關，也與美學無關，因為，它把「英雄的憤怒」非人性化、非美學化了。貪官污吏只是動亂的結果，但是《三國演義》卻把貪官污吏看做了動亂的原因；因此誤以為「殺盡不平方太平」，於是便大打出手；然而「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貪官污吏偏偏越殺越多，甚至，想殺盡貪官污吏者往往自己就比貪官污吏還貪官污吏；最後，「英雄的憤怒」就演變成一場為殺人而殺人，以「統一」之名行「分裂」之實、五十步笑一百步、小貪官污吏殺大貪官污吏、未來的貪官污吏殺現在的貪官污吏的軍閥混戰。在我看來，這樣的「英雄的憤怒」恰恰就是國家從「動亂」淪入「亂世」的原因之所在，與其說是「好心辦壞事」，不如乾脆就說是「壞心辦壞事」，而且，以後的綿延了394年的亂世告訴我們：這樣的「憤怒」還不如不「憤怒」！

　　其實，出現亂世的原因應該從兩個根源的角度去把握。一個是現實的根源，一個是人性的根源。

　　「搶椅子」的千年遊戲

　　現實的根源是指三國亂世的現實根據。在這方面，我的看法可能會讓各位大吃一驚。在我看來，貪官污吏以及它所導致的黃巾起義確實是亂世的導火索，但是卻並非導致亂世的真正原因。導致亂世的真正原因，事實上是因為當時軍閥混戰的各方沒有一方是真正希望和平的。恰恰相反，他們統統都是希望混水摸魚，都是希望藉助戰爭圖謀不軌，都是希望發戰爭財、國難財的。換言之，三國之所以打成這個樣子，甚至發展到後來又延續了幾百年的軍閥混戰，以至於竟然在394年以後才最終實現和平，是因為當時的所有的軍閥都只想「統一」在自己的手上，而不想「統一」在別人的手上，結果當時的中國就被迫落入了一種誰也不敢先放手而且也絕對不甘先放手的「囚徒困境」，這，才是動亂的根源。至於什麼「有德」，什麼「失德」，什麼「貪污」、什麼「腐敗」，我說一句不客氣的話，那都是狗屁！那些東西只不過是發起戰爭的借口。事實上，在中國歷史上不貪污的官吏實在太少太少，誇張一點說，沒有哪一個官不貪污的，因此，往往都是為了整他才把他弄出來並且說他「貪污」，如果不整他那就根本不會有人說他「貪污」了。再說得更清楚一點，其實中國社會就正是一個產生貪官污吏的社會。對於這個社會來說，產生貪官污吏是必然的，不產生貪官污吏則是偶然的。產生海瑞這樣的人是偶然的，產生「十常侍」這樣的人則是必然的。因此，真正導致亂世的應該是這個社會本身，而不應該是貪官污吏以及它所引發的黃巾起義。何況，我們在小說中已經清清楚楚地看到，在軍閥混戰之前，宦官就已經被整肅掉了，黃巾軍也已經被平定了，即使是如虎如狼的董卓也已經被處死了。亂世顯然還有其更為深層的、更為深刻的原因。要我說，這個原因，就是當時軍閥混戰的各方沒有一方是真正希望和平的。

　　為了更有助於說明這個問題，我推薦你們去看一本書，就是錢穆先生寫的《國史大綱》。在中國，除了司馬遷的《史記》獨步天下，無人可及，我一直都認為，20世紀的中國歷史教科書，錢穆先生的《國史大綱》應該名列第一。各位不妨置諸案頭，經常拜讀一下。相信絕對不會空手而歸。我們這裡所討論的導致三國亂世的原因就是一個例子。在《國史大綱》里，錢穆先生用了「離心勢力的成長」這幾個字，告訴了我們一個令人觸目驚心的事實：「東方的黃巾，乃至西方的邊兵，均已逐次消平。若使當時的士族有意翊戴王室，未嘗不可將已倒的統一政府復興，然而他們的意興，並不在此」，「當時士族不肯同心協力建設一個統一國家」，是因為「他們已有一個離心的力量，容許他們各自分裂」。錢穆先生把這樣一個令人觸目驚心的事實就概括為：「離心勢力的成長」[2]。

　　當時軍閥混戰的各方沒有一方真正希望和平，就正是這「離心勢力的成長」的寫照。

　　那麼，為什麼會出現「離心勢力的成長」這樣一種情況呢？我們有必要回過頭來看看中國社會。

　　我們對中國社會的了解實在太少了。儘管我們的中學也開歷史課，儘管我們的每一屆高考的文科考生也都要考歷史，但是我們對歷史的了解卻真的太貧乏。而目前的清宮戲、明朝熱以及以五代十國為背景的大片等等，更是把我們弄得摸不到東南西北。可是當我們真的去面對生龍活虎、活色生香的中國歷史的時候，就會發現：自己實在是非常茫然，比如說，我們在中國歷史的教科書里經常講階級，也經常講階級鬥爭，還經常講統治階級與被統治階級之間的尖銳矛盾與衝突。可是，當我們用這樣的眼光去看中國歷史的時候，你就會發現，這一切實際都是「屠龍術」。結果是，你不說我倒還明白，你一說我反倒糊塗了。其實，在中國歷史上什麼時候有過階級呢？所謂「階級」主要是在經濟關係的基礎上所產生的政治概念。經濟上首先要獨立然後才有可能產生「階級」，可是，中國哪一個時代的哪一個階層，哪一個人在經濟上曾經獨立過呢？從來沒有啊。其實中國歷史從來就沒有什麼「階級」，而只有「等級」。所謂「等級」，是在政治關係的基礎上所產生的政治概念，也是一個最適合於中國的概念。也因此，在中國一個人的實際地位，也就完全決定於他的「等級」也就是他在政治關係中的地位，這就是我們中國經常講的，他「有權」還是「沒有權」。

　　「等級」的例子非常有助於我們深刻理解中國社會。長期以來，我們經常錯誤地以「封建社會」來定義中國社會，然而實際上中國根本就與「封建」無緣。事實上，古代中國只能被稱之為「專制社會」。什麼叫「專制社會」呢？就是「天下一家」。也就是說，這個社會的奧秘就是一個字：「搶」！大家你爭我奪，大打出手，玩「搶椅子」的遊戲，直到天下歸「一」為止。對此，我們不妨聽聽著名專家的意見：

　　中國的祖先發展到群雄角逐，即由混沌狀態步入文明社會，相當於文獻記載中的黃帝到夏禹這一時期，它最基本的特徵，就是充滿了血腥的戰爭。

　　這些戰爭的結果，就是在戰爭中逐漸形成了暴力中心——逐漸形成一個凌駕於整個社會之上的支配力量——政治統治權力和這個政治統治權力能夠絕對支配的穩定的地理區域。

　　表面看來，戰爭的結果是勝利者一方征服了失敗者一方。實質上，當勝利了的人民從慶賀勝利的歡呼與狂熱中冷靜下來的時候，才發現自己也同時被征服了，甚至在還未征服他人之前就已首先被征服了。

　　「當禹之時，天下萬國，至於湯而三千餘國。」（《呂氏春秋·用民》）西周初年封國400，服國800，到了秦始皇統一全國，已經全部並滅乾淨。

　　全世界的人類在其成長過程中都必不可免地經過一個英雄崇拜時代——一個崇拜英雄的歷史階段，但是如同中國這樣受到最高崇拜的都是專以制服同類著稱的，卻是極為罕見的。[3]

　　十分明顯，作為最高統治者，皇帝無不起源於強權、暴力和殺戮，而且，誰當皇帝，天下就是誰的家產，誰當皇帝，百姓就是他的臣民。正如孟德斯鳩所說：「權力越大，安全越小」，「剝奪者必然有被剝奪的恐懼」，因此他絕對不會允許大權旁落，所謂「卧榻之側，豈容他人酣睡」？！司馬遷已經說得很清楚了，他說：「天下之事無大小皆決於上」[4]。明朝的大學者黃宗羲也說得非常清楚：皇帝視天下為莫大之產業。皇帝自己對於這一點就看得更清楚了。各位都知道梁武帝，這個人和南京關係密切。他是中國歷史上罕見的高壽的皇帝，高壽在歷代皇帝中排名第二，而且八十歲還出去帶兵打仗。可惜最後他死得很慘，是餓死在我們南京的台城的。這也是南京歷史上非常厚重的一頁。可是各位是否知道梁武帝在滅國的時候說了什麼嗎？他說：「自我得之，自我失之，亦復何恨？」江山丟掉了，可是他說沒關係，這個國家不就是我自己的財產嘛，小偷偷了就偷了，強盜搶了就搶了，有什麼了不起呢，沒什麼好遺憾的。而另一方面，既然國家是皇帝的私有財產，那麼皇帝之外的所有人，則顯然都沒有國家的財產份額。那麼，他與皇帝是什麼關係呢？我們知道，古代的官員被稱為「牧」。「牧」，《說文解字》中寫「養牛人也」。《淮南子·精神訓》稱：「夫牧民者，猶畜禽獸也。」因此，他與皇帝的關係也就是主子與禽獸的關係。也因此，百姓沒有任何的權力，而只能向皇帝租了他的土地去耕種，然後再以四種方式去回報。第一種是稅，也就是給皇帝納稅，比如說按照收入的十分之一來納稅，這叫做「什一稅」，這是中國最流行的；第二種是役，也就是給皇帝服徭役，到了農閑的時候，就去修長城，挖運河，還要自己帶乾糧，是白乾的。在這裡我要插一句，中國歷史上老百姓最痛恨的就是這個「徭役」，孟姜女哭長城，實際上就是哭徭役。第三種是賦。皇帝遇到過生日之類的事情，就要向民間下一道聖旨，叫百姓給他送禮。就像現在幹部往往利用「住院」、「生日」來暗示下級送禮一樣。第四種是貢，有時候你還得想辦法拍拍他的馬屁，主動給他點兒土特產之類，這就叫做「貢」。不難看出，不論是「稅」、「徭役」、「賦」還是「貢」，其實就是明火執仗地掠奪、明火執仗地搶。那麼，百姓可以從皇帝那裡得到什麼呢？其實什麼也得不到。即使是盛世，也只是「民享」，也就是享受一點兒安定而已，至於「民治」、「民權」，那是根本連想都不要去想的奢望。在這個國家裡，根本就只有私權沒有公權，只有皇權沒有民權。

　　皇帝永遠算不清的賬：搶多少算多？

　　那麼你們一定會問：我已經等不及了，你講了這麼多的關於中國社會的分析，究竟跟中國頻繁出現的「亂世」有什麼關係呢？跟「離心勢力的成長」又有什麼關係呢？我要說：很有關係。「專制社會」的這個特徵，使得皇帝這個中國社會的掠奪者從來就不關心社會財富的生產與再生產，也不關心社會財富的交換，而只關心社會財富的分配與再分配。可是，究竟掠奪到什麼程度才是社會所可以承受的？究竟掠奪到什麼程度才不至於導致「土甭」和「瓦解」的亂世？應該說，這實在是一個再高明的政治家也無法回答的問題。一方面，是皇帝及其家族的「慾壑難填」，皇權的權力是無限權力，專制社會是一個無限政府，他們的掠奪慾望是沒有辦法克制的。你只有不斷地滿足他。一方面，則是百姓的民不聊生。戰國人李悝在魏國主持變法時，曾算過一筆帳，這筆帳在中國歷史上非常有影響：一夫挾五口，種田100畝，畝產1.5石，計150石。可是，具體的開支是什麼呢？李悝接下來又列出了一份開支表：租稅：十分之一，15石；剩餘135石；口糧：每人每月1.5石，全家全年90石；衣服：每人每年300錢，全家全年1500錢，摺合糧食50石；祭祀：每年300錢，摺合糧食10石。結果，開支缺口為15石。（《漢書·食貨志》）當然，不同時代、不同地區的情況各有不同，但是，說當時的百姓生活水平大體是在15石上下浮動，我想，應該是可以接受的。這樣，問題也就十分明確了。掠奪得少了，皇帝及其家族無疑絕對不能接受，可是，掠奪得多了，百姓又明顯無法承受。我們知道，中國曆朝歷代的官員的工作無非就是給皇帝在「稅」、「徭役」、「賦」和「貢」上出主意而且設法把「稅」、「徭役」、「賦」和「貢」收上來。至於怎麼發展生產，怎麼幫助百姓解決生產中的困難，那根本就不是他們所關心的。可是，他們無法真正左右皇帝及其家族的掠奪。中國的皇帝及其家族往往貪得無厭，但是又永遠計算不出掠奪多少才是合適的。百姓手裡有多少錢他不知道，他從百姓手裡最多能拿多少錢他也不知道。中國有一個極為昏庸的皇帝，都已經國破家亡了，他的手下跟他彙報說：老百姓沒飯吃了。他說，沒飯吃，那為什麼他們不喝肉粥呢？就是這麼昏庸啊。因此，中國的亂世與盛世其實也很容易判斷：搶得少，就是盛世，搶得多，就是亂世，就是這麼回事。因此，橫徵暴斂，例如秦始皇時期的阿房宮、驪山陵墓、長城這三大徭役，就可能導致天下的動亂，甚至導致亂世。

　　一個相反的例子是西方，我們在西方很少看到中國這樣的亂世頻仍，也很少看到中國這樣的動蕩不已，像中國這樣的由一個最落後最貧困的小國——秦國統一中國的情況，更是無法想象。拿破崙、希特勒都嘗試過，但是卻都失敗了。為什麼呢？就因為在西方國家不是皇帝的，國家是國家的。因此它有聯邦制，也有地方自治和分權制衡。多元的力量被用各種各樣的權利去加以制衡。而且，國家向百姓掠奪多少是老百姓能夠接受的，這是可以科學地計算出來的。何況，百姓和國家之間也並非掠奪與被掠奪的關係。這樣的社會，我們就把它叫做民主社會。當然，專制社會與民主社會都不涉及價值判斷，也沒有必要去權衡高低，因為這都是東西方各自的歷史選擇，但是，中國的專制社會比西方的民主社會更容易出現動亂，卻是顯而易見的。

　　不過，實際的問題還要更加複雜。從表面上看，中國的歷史往往表現為：首先是有那麼一個人通過暴力奪取了全國政權，然後他就要全國人養他自己及其全家。後來由於橫徵暴斂（也可能是由於天災人禍或者外族侵略使得百姓無法承受正常的「稅」、「徭役」、「賦」和「貢」），百姓實在承受不了了，於是天下大亂，不過，中國的專制社會容易倒塌但是也容易修復，只要有一個人出來以暴力蕩平天下，社會就可以「歸一」，只是，他又要穿新鞋走老路，逼迫全國百姓養他自己及其全家。這就是中國的「二十四史」。

　　可是，問題並不如此簡單。因為你們很容易想到，如果只是皇帝及其家族的橫徵暴斂，那麼，危機畢竟還是可以預測的，因此也是可以預防的。而中國社會的危機的不可預測以及無法預防之處在於：在中國，這個所謂的橫徵暴斂就是所有人對所有人的橫徵暴斂。換言之，在中國，誰能夠致富，誰不能致富？誰過得快樂，誰過得不快樂？誰過得要風得風、要雨得雨，誰過得要風沒風、要雨沒雨？只有一件事決定，就是——搶。這就是說，在中國歷史上所有的人都意識到了一個事實：搶劫資源，掠奪社會資源，是唯一的生存選擇。它的成本最低，利潤最高。掠奪社會資源而不是想辦法生產社會資源，是這個社會成本最低，利潤最高的方法。

　　我們看幾個在中國發家致富的例子——

　　第一個例子是劉邦，劉邦是我們江蘇的一個普通百姓。他一家在《史記》上都沒名字。父親叫劉大爺（劉太公），母親叫劉大娘（劉媼），他自己也沒有名字，叫劉季，「季」不是名，是在兄弟里的排行，就是劉老三。劉邦是他後來的名字，為什麼叫劉邦呢？朕即國家啊。他不叫劉邦誰叫劉邦呢？整個漢室江山都是他的嘛，他當然應該叫劉邦。這樣一個連《史記》都考證不出名字的人實際只是個「無賴」，可是後來他奪了天下以後卻跟他父親說：你看，你從小就教訓我，說我「無賴」，連一份家業都掙不了，不如我二哥，現在看怎麼樣？是我的家業大，還是我二哥家業大？這個例子，應該能夠讓我們懂得很多東西。

　　第二個例子是呂不韋。我希望大家一定要記住《戰國策》里呂不韋那個著名的關於生財之道的分析。中國歷史上的第一個聰明人，我認為非呂不韋莫屬。呂不韋是個商人，他用他商業的投機學算了一筆投入產出的細賬，他跟他父親說：如果我耕田種地，收益是多少呢？是十倍；如果我做生意呢？收益是多少呢？是百倍；可是如果我要是能夠把一個國家搶到手呢？那收益就是無數倍了。於是呂不韋說：那我就去搶一個國家。這就是中國歷史上真正的生財之道。

　　第三個例子，中國古代有一個學者叫宋翔鳳，他說過一句經典的話：「三代以下，未有不仕而能富者」。也就是三代以下沒有不當官兒就能發財的。明朝有部小說《醉醒石》，它的第八回里，主人公也說了一句話，可以作為前面那句話的註腳，他說：中國的地主因為權力而致富的「十之七」，由於勞動而致富的「十之三」。各位如果到江浙皖一帶去看一看，就會發現，那些深宅子大院兒，都是當官兒者退休回來買的。天天靠從雞屁股後頭摳蛋來發財的，有誰聽說過呢？所以，中國有兩句話，我覺得非常形象：陞官—發財，爭權—奪利。先爭了權才能奪利，先升了官兒才能發財。而毛澤東總結中國歷史的時候，也有一句話說得非常準確，他說中國的地主都是「官僚地主」。中國的地主在前面一定要加「官僚」，先當「官僚」，后當「地主」。

　　這樣一來，中國歷史的根本奧秘就開始暴露出來了：一個人對所有人的橫徵暴斂或許還可以控制，但是所有人對所有人的橫徵暴斂呢？結果，中國社會就成為一個無底的黑洞。而在這當中，官員的腐敗尤其值得注意。在中國歷史上，有兩種人最可怕，一種人是皇帝，他通過戰爭暴力的方式掠奪了全國的社會資源。這我們在前面已經剖析過了。但是在中國還有另一種人，就是政府官員。從表面看，官員只是皇帝的御用工具，但是實際上他們之間是一種利益博弈的關係。打個比方，就是虎狼關係。對於皇帝來說，天下都是他的財產，他想要多少就要多少，他要的太多了，天下就會完蛋，他要的不那麼多，天下就多維持幾天；政府官員呢？他當然深知「搶」的奧秘，因此他也深知，要想賺錢就只有想辦法狐假虎威，假借皇帝的權勢來搭車向老百姓伸手。他本來是幫皇帝辦事的，可是他卻同時也為自己辦事，趁機把自己的掠奪也搭在皇帝的「稅」、「徭役」、「賦」和「貢」之中。

　　結果，我們看到，在皇權以外，在中國歷史上政府的官員都根據自己的利益關係結成了不同的博命集團，也就是掠奪集團。以三國所在的漢代為例：

　　第一種是宦官集團。在羅貫中看來，桓帝時是「禁錮善類，崇信宦官」，靈帝時是「中涓自此愈橫」，（第1回）也就是宦官的權力越來越大。宦官集團利用皇帝的年幼弱小，不了解外面的世界，謊報國情、謊報軍情，然後想辦法騙取權力，進而掠奪國家財產。這個集團在中國歷史上基本上沒有做過好事。為什麼呢？因為它是皇權中最病態和最醜陋的東西的無限放大的結果。而且當宦官的心態都不太正常，見了男人就恨，見了女人更恨，所以最容易出問題。前面我們已經說了，三國的問題就起源於此。東漢的十三個皇帝，有十一個是兒皇帝。有十二個沒有活過四十歲。這就必然導致宦官的干政。而宦官的橫徵暴斂，無疑會大大加重百姓的負擔。

　　第二種是外戚集團。外戚就是皇帝的母族和妻族。母族是母親家的人，是血緣關係；妻族是妻子家的人是姻緣關係。因為重用宗族可能會導致皇位被取代的危險，而重用外戚去不存在這一危險，加之漢代多為小皇帝，是皇太後主持朝政，重用娘家人，顯然並不奇怪。我們在《三國演義》里也不難看到，靈帝死後少帝即位，就出現了外戚何進的輔政。外戚集團的橫徵暴斂，無疑也會大大加重百姓的負擔。

　　第三種是世族集團。三國是個世族大家林立的時代,國家的大部分力量也都控制在各地的諸侯、豪門等世族集團的手中,大部分的人才也來自世族集團，所謂「上品無寒門，下品無世族」。《三國演義》總結說，當時造成亂世的主要是宦官集團，實際並非如此，造成亂世也與世族集團有關。

　　我已經講過，皇權的權力是無限權力，專制社會是一個無限政府，無限政府的擴張慾望、掠奪慾望是沒有辦法克制的。那怎麼辦呢？你只有不斷地滿足他。而不斷滿足的過程當中，那些不同的博命集團又把他們擴張的慾望附加在皇權之上（其實還要加上水滸集團這樣的體制外的博命集團，他們也要對百姓大肆掠奪，這裡暫且不論，參見我的第二講《〈水滸傳〉：誰劫持了我們的美感》）。在中國歷史上，我們會發現一種非常奇怪的現象：皇帝越到民間橫徵暴斂，國庫的銀子就越少，為什麼呢？就是半路打劫的太多了。皇帝越是沒有錢，他就越要到民間去搜刮盤剝，可是他越是到民間去搜刮盤剝，他就越發覺得國庫里的銀子少，為什麼呢？各路官員都把它盤剝走了。這種情況就造成了中國政治非常奇怪的一個情況。誰都搞不好，誰都無法阻止中國社會的崩潰。最典型的，就是朱元璋。其實我們現在真的應該為他一灑同情之淚。朱元璋是中國歷史上最典型的平民皇帝。他只要聽說有誰欺壓百姓，就怒火滿腔（在保護百姓這方面，他和毛澤東的特點很像。所以，毛澤東很喜歡朱元璋）。但是我們發現朱元璋所有的反腐敗措施都失敗了。要知道，他為了反腐敗而搞的運動的規模超過了我們當代中國的文化大革命啊。他對腐敗分子的懲罰嚴厲到只要你貪污幾十塊錢，就要把你「剝皮實草」，就是把你的皮剝下來，裡面放上草，你是縣長我就放在縣政府門口兒，你是市長我就放在市政府門口。一放就放很長時間。可是即便這樣，中國的官吏仍舊前赴後繼地貪腐。朱元璋最後也糊塗了，他說：我已經給你們工資啦，而且還用這麼殘酷的刑罰懲治貪腐，可是為什麼還有那麼多的人前赴後繼地貪呢？他到死也找不到答案。實際上，答案就在於：在專制社會之下的中國社會、中國政府就是一個貪污、腐敗的社會和政府，不貪污、不腐敗就不可能發財。何況，「陞官」就是為了「發財」，「爭權」也就是為了「奪利」。皇帝如此，官員如此，所有的人都如此。所以，在這種情況下，中國就出現了一個我把它稱之為「塔西佗陷阱」的怪現狀，「塔西佗陷阱」是什麼意思呢？古羅馬的執政官塔西佗說過一句話，他說：當政府不受歡迎時，好的政策和壞的政策同樣會得罪人民。一個專制社會也是這樣，當它從根本上逆歷史潮流而動不惜以掠奪作為立身之本的時候，這個政府不論做好事和做壞事，其結果最終也都是一樣的，就是：亂世。

　　在這種情況下，中國「一治一亂」的分合之道也就最終得以形成。

　　孫、劉、曹的獨得之秘：「搶」才是硬道理！

　　弄清楚了在中國頻繁出現的「亂世」的原因，我們接下來再看「離心勢力的成長」。

　　在我看來，「離心勢力的成長」與當時的庶族集團擁兵自重有著直接的關係。前面我已經講到，當時出現的世族形成了特定的世族集團，並且組成了不同的地方豪強。這些豪強類似於各位比較熟悉的文革時期的軍管會的首腦（這就是所謂的改「剌史」為「州牧」）。皇帝讓他們對各地實行軍管，本來是為了遏止動亂，但是他們卻領頭帶兵搗亂。當時因為大多是少年皇帝，國家的最高統治出現失控；由於銅錢的貶值又導致了賦稅的大大加重，於是，動亂也就應運而生。然而在他們看來，動亂的局面，又正是他們可以大撈一把的天賜良機。因此，他們又希望能夠不斷地亂下去。所以，才會出現曹操和袁紹打仗時的一幕鬧劇：曹操一上陣就宣布「吾今奉詔討汝！」袁紹一上陣也宣布「吾奉衣帶詔討賊！」顯然，他們都是在以皇帝的名義趁火打劫。最典型的例子是十八路諸侯討董賊。十八路諸侯討董賊，意味著所有諸侯都開始意識到：舊王朝的秩序已經不復存在。動亂真正開始了。於是，新一輪的勢力新分配拉開了序幕，天下開始了毫無秩序可言的弱肉強食。不過，這些人作為當時漢王朝的精英中的精英，腦子還比較僵化，他們還只是想到你這個皇帝不給我更多的特權，不讓我更多地橫徵暴斂，因此我要跟你這個皇帝要權。但是，他們卻並沒有想到自己要當皇帝。在這方面，可以以袁紹為代表，他出身四世三公的家庭，是高幹子弟。可是也正因為如此，他也就只想到要跟皇帝要權。但是卻並沒有想到自己要當皇帝。這樣的人在當時不在少數。我們可以把他們稱作「袁紹們」。

　　不過，這時還有一些人，例如曹操、劉備、孫權，作為冷眼旁觀者，已經領悟到了中國歷史的奧秘：皇帝輪流作，明年到我家。過去以為皇帝是天子，現在才恍然大悟，其實也無非就是皇帝打仗打得比我厲害，結果把天下奪走了。既然這樣，那麼我為什麼還要幫著皇帝打天下呢？我為什麼不能自己出來打天下呢？「竊國者侯」，原來誰的權力大，誰擁兵自重並且能夠得到天下，誰就是皇帝。五代十國的後晉時代，有位節度使安重榮先生說了一句話：「天子，兵強馬壯者當為之，寧有種耶！」這想必正是這些「冷眼旁觀者」的獨得之秘。

　　在這方面，曹操應該說是一個代表。嚴格說，曹操應該是庶族集團的代表，庶族是一般的中小地主，所謂「寒門」。庶族集團是當時宦官集團、外戚集團、世族集團之外的新興集團。除了曹操，孫堅、董卓、公孫瓚等等也名列其中。這個集團的人與平民相比，受過更多的良好教育，但是與世族集團的人相比，出頭的機會相對較少，例如曹操的老爸，就只好花錢去買官。而且，世族與庶族絕不來往，頑強地保持著「士（世）庶天隔」的界限。但是也正因此，庶族也就更少條條框框，更不受那些虛假的傳統道德的約束。在亂世的血泊中，面對十八路諸侯們的推諉不前，曹操曾經說了一句著名的話：「豎子不足與謀！」（第6回）仔細想想這句話，不難猜測到曹操的內心。由此開始了他試圖建立自己的獨立武裝的嘗試、「天子，兵強馬壯者當為之」的嘗試，這意味著一個奸雄的產生，一個分裂天下、陰謀亂中奪權的奸雄的誕生。確實，在這個方面曹操是很聰明的，最先一下子就看透了中國歷史的這個公開的秘密。而在官渡之戰之後，世族集團也就正式退出了歷史舞台，曹操也從此登上了歷史舞台。

　　當然，劉備也不是世族，也不屬於擁兵自重的豪強。他名為宗室，實為寒門，從小「與母販履織席為業。但是在亂世的血泊中，他也艱難地開始了自己的與虎謀皮的「分一杯羹」的嘗試。也因為如此，《三國演義》的「桃園三結義」在歷史上才格外引人矚目，而且因為給後人以極大啟發而為後人所津津樂道。「桃園三結義」在歷史上是沒有的。如果按歷史上人物的真實年齡排序，關羽應該排老大，當時他們三個年輕人，關羽25歲，劉備24歲，張飛20歲。但是《三國演義》卻把「桃園三結義」隆重推出，這實在是小說的一大發明，也是《三國演義》對中國歷史的一大總結。我不知道你們是否看出了其中的奧秘？《三國演義》要揭示的是，為了掠奪皇權，如果你已經是省長、市長了，當然可以擁兵自重，圖謀把江山搶到自己手上。但是假如你既不是省長也不是市長，假如你連個村長也不是。劉邦不還是個村長嘛？那你怎麼辦呢？《三國演義》的回答是：可以通過「結義」的方式達成政治聯盟，去掠奪天下。所以，劉關張開的這個頭，從表面上看是兄弟情誼，實際上卻是中國人政治結盟的特定方式。所以，對這個劉關張三結義我們不要太看重所謂的兄弟情誼。這完全是一個政治聯盟，所以才會以「死」相邀，強調「同年同月同日死」。而且，我們還可以聯想，劉備這個人特別喜歡結婚，結了一次又一次，而且從來都是政治婚姻。為什麼呢？因為曹操本來就是高官後代、幹部子弟。但是劉備卻出身貧寒，因此他要不斷進行政治結盟啊。還有劉備的到處吹牛，所謂劉家後代，實際上已經差了幾百年了，DNA早就稀釋到千分之幾、萬分之幾了，但是他還是要利用，就是因為他要為自己積累政治資本。當然，他的真正開竅還有待時日，要一直等到被荊州兵馬追殺他不得不馬躍檀溪為止。

　　除此之外，還有孫權。孫家也是庶族。他的前輩孫堅一直是堅持國家統一的，在諸侯聯盟中他也與曹操一樣，始終是最積極的，而且自稱「破虜將軍」。撿到玉璽之後，他也如獲至寶。到了孫策就大不一樣了，他非常果斷地拿這個玉璽去換了兵馬，擁兵自重，開始走上分裂中國的道路。而在孫權時代，他最初也還是藕斷絲連地保持著與國家政府的聯繫，魯肅就與他討論過輔佐漢室的問題，魯肅認為：「漢室不可復興，曹操不可卒除」，而且曹操「北方多務」，因此可以「鼎足江東，以觀天下之釁……然後建號帝王以圖天下」，可是當時的孫權卻不同意，他說：「今儘力一方，冀以輔漢耳。此言非所也。」(《三國志·魯肅傳》)直到赤壁大戰，孫權才抓住吳蜀聯合這一「救命稻草」，徹底走上了分裂國家的道路。

　　另外，三國時代也為當時的不同軍事集團提供了一個掠奪國家資源甚至爭霸天下的基礎，這就是中國的三大經濟中心的開發：黃河中下游地區、長江中下游地區，西南地區，各位知道，除此以外中國的經濟中心還有四個，但是當時都還沒有開發，一個是蒙古地區，一個是東北地區，一個是西北地區，一個是沿海地區。而黃河中下游地區、長江中下游地區、西南地區這三個地區恰恰就是三國時期三國大戰的經濟基礎，也為不同軍事集團擁兵自重提供了經濟可能。

　　而這一切，也就集中體現為「離心勢力的成長」。這樣，我們終於可以斷言：「離心勢力的成長」，就正是三國亂世的現實根源。黃巾軍已經被平定了、如虎如狼的董卓也已經被處死，但是那些世族集團卻希望混水摸魚，那些庶族集團更是渴望亂中獲利。也因此，我們千萬不要再在三國之間強分是非善惡，更不要再在三國大戰中強分正義與非正義，無非就是一些人通過軍事暴力的方式來掠奪國家政權，然後再通過合法政權的方式來加倍地掠奪老百姓，無非就是權力之戰。因此，三國無義戰，曹操、劉備和孫權都是戰爭狂徒。這樣看來，《三國演義》認為中國的亂世是因為「失德」才造成的，就無疑遮蔽了歷史的真相。事實上，中國的亂世是因為中國社會的專制體制所使之然，是因為這個社會的專制體制決定了：有權就有一切，沒權就沒有一切。結果，認識到這一點的人越多，中國就越是動亂不已。如果這已經成為社會的共識，那麼，中國的亂世也就無可遏止了。這，就是中國三國時代亂世的總根源。再說得遠一點，中國394年的動亂史，其實也就是這樣一個中國歷史的公開秘密的淋漓展現。

　　國家：應該站在鐵籠里發話的權力

　　討論了現實的根源，下面再來討論人性的根源。

　　其實，更值得注意的是人性的根源。因為《三國演義》是一本文學巨著，而不是類似於錢穆先生的《國史大綱》那樣的《三國大綱》，因此我們還要關註：《三國演義》從美學的角度是怎麼看待三國的亂世的？這樣一來，我們如果還是僅僅從現實關懷的角度來看待亂世，那就遠遠不夠了，我們還要進一步從終極關懷的角度來看待亂世。如果前面是從對社會有利還是有害、是推動社會進步還是阻礙社會進步的角度來看待亂世，那麼這裡就是要從對人性有利還是有害、是推動人性進步還是阻礙社會進步的角度來看待亂世，這樣，也就必須去考察亂世的人性根源。三國的亂世和人性之間存在什麼關係？三國的亂世是人性的覺醒還是人性的迷失？顯然，作為一部文學巨著，這是一個必須面對也必須回答的問題。

　　遺憾的是，《三國演義》在這個問題上交的是一張白卷。一部中國的著名小說，而且是一部始終高居於「四大奇書」與「四大名著」這樣兩個最高級別的排行榜之中的著名小說，竟然在美學考察剛剛開始的時候就交了白卷，這很有點尷尬，也很有點無奈。但是，這畢竟就是事實。人性的根源的準確把握，是任何一部文學作品進入美學殿堂的起點，《三國演義》在這個地方戛然止步，說明他只是從現實的根源來看待亂世，而且誤以為這就是文學作品的使命。但是，我們卻不能止步於此。下面，我就從人性的根源的角度對三國亂世再做討論。我希望藉助這樣的討論，能夠反過來讓你們看到，因為在這個問題上交了白卷而給《三國演義》帶來的美學失誤是多麼的令人痛心。

　　從人性的根源來看待亂世，首先要弄清楚的問題是兩個。第一個問題是：國家是怎麼產生的？中國有一個傳統的看法，認為國家機器的產生是人性進步的結果。具體地說是因為人類產生以後，隨著文明的發展，所有人都逐漸意識到了要團結起來，於是就有了國家，並且通過國家來進行管理。但是這其實只是一種烏托邦式的想象。在西方，這種烏托邦式的想象也曾經存在。比如說在古希臘的時候，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他們就是這樣看的。他們曾經說：不在城邦中生活的人是動物。這是什麼意思呢？就是說，沒有在國家的管理下生活的人就不是一個文明的人。反過來，也就是說，國家是人類文明的精華。但是經過將近千年的思考，西方人在國家的產生這個問題上終於邁出了重要的一步，他們不再把國家的產生看作人性進步的結果，而是看作人性罪惡的結果。這就是西方最著名的關於國家產生的「原罪」假設：人性的原罪是國家產生的必要條件，這就是結論。也就是說，因為人性的罪惡，人類沒有辦法去自己管理自己，以至於不得不藉助「國家」這樣的工具來限制自己。所以，西方甚至有這樣一種說法，國家是什麼呢？人性的恥辱。它是上帝的一個不情願的賜物，也是對人性的罪惡的補救。當然，一說到「罪」，你們就有點兒緊張，覺得自己怎麼會跟「罪」沾上邊兒？國家又怎麼會跟「罪」沾上邊？不可能的。要解釋一下，這裡說的「罪」不是指的犯法，而是指的「過失」。每個人都生活在有限的世界當中，他沒有辦法了解全部的信息，他也無法預知自己的未來，因此，他就只能事事以自我為圓心來考慮問題，也就是說，每一個人都是自私的。這樣，就難免犯下種種「過失」。這就是所謂「原罪」。可是，這樣就勢必造成混亂，怎麼辦呢？只有用一個公共的規則把大家都限制起來，從而設法避免這一結局。這就是國家產生的人性根源。布希當選總統后發表總統致詞，他說：從此我就被你們關在國家機器的鐵籠子了，我現在就是站在籠子里和你們講話。這就是國家的作用，它要把所有的人都關在國家機器的鐵籠子里。那麼，國家的作用又是什麼呢？國家是工具——一個有用的工具，這才是人類的國家所產生的真實原因。國家的作用是確保社會的和平和秩序。它用外在強制的方式，要求人們必須做什麼和無論如何都不能做什麼。所以，如果要問國家的本質是什麼？我們的回答只能是：正義。任何一個真正意義上的國家都必須保證所有的人在追求的過程中的在「起點」上的平等、在規則上的平等和在機會上的平等。

　　不過，這只是問題的一個方面，如果再從另外一個方面來看，那我們又必須說，國家也有「原罪」。國家儘管非常重要。但是卻畢竟是人類不得已而為之的一個東西。用限制和干預的放肆來實現了它的國家權力。可是，這種方式畢竟是「以惡治惡」。是以「惡」的方式去限制和干預「惡」。這也是國家的「原罪」。所以，人類又要限制國家的作用，不能讓它從有限的工具變為無限的工具。國家只能行使為人民在公共生活所必需的底線權力。人民讓渡少部分的權力給國家，是為了得到更多的權力。比如說每個人碰到紅燈的時候要等一等。這是這個國家對你的限制。但是這個國家不能任意設置紅燈，更不能永遠是紅燈。

　　更為重要的是，既然國家只是人類不得已而為之的一種「以惡治惡」的方式，因此也就不能允許任何人以任何方式來藉助它限制和干預個人。個人的權利神聖不可侵犯。個人的權利是國家所絕對不能干涉的。在這個地方我要強調，我們中國人理解起這個問題來往往比較困難，我們中國人往往會以為國家的利益大於一切，個人的利益微不足道。實際上不是這麼一回事。我看到有學者介紹說，從表面上看，西方在談到國家時也不討論個人，因此這就給我們造成一個誤解，以為西方的看法與我們彼此一致。實際情況當然不是這樣。西方人在談到國家時不涉及個人，完全是因為他們認為個人權利是一個不用討論的前提。任何一個國家都不能侵犯個人權利。就好像你要「拆遷」，我不願意「拆」，那你就不能強迫我「拆」。個人權利對於國家來說，是一個不可越過的障礙，是一個不可動搖的前提。個人是國家得以可能的圓點與基石。是國家的出發點，也是國家的歸宿。個人的權利是不證自明的。但是國家的權力卻需要證明。個人必然是原因，國家只能是結果。也許正是這個原因，有一句名言，我們中國人聽起來往往不以為然，但是西方人卻往往奉為鐵律，有人甚至說，這是幾千年來在西方人的生活中產生影響最大的一句名言。這就是：把愷撒的還給愷撒，把上帝的還給上帝。這句話的意思是什麼呢？就是愷撒的國家只能管理我們的公共生活，但是，我們的個人權利，我們的精神生活是絕對不能交給它管的。那麼，由誰來管呢？上帝的天國。這是西方的一個很重大的貢獻。這樣一來，它就把王冠跟聖壇區別開了。把城堡和教堂區別開了。把騎士和聖徒區別開了，也把靈魂和肉體區別開了。我們在西方經常看到，所有的東西都是二元的。也就是說，它把這些東西都區別開了。至於區別的結果，則是一方面憑藉國家有限地限制了自己的慾望，另一方面又憑藉上帝無限地敞開了自己的精神。

　　第二個問題是：國家是如何可能的？國家是用來限制原罪的，但是它自己也構成了新的原罪。以惡治惡的方式，無疑是以新的罪惡代替舊的罪惡。今天將國家作為拯救手段，天也很可能將國家作為奴役鎖鏈。換句話說，國家機器是一個自然的東西。以自然的力量來遏制自然的力量。就像靠瞎子來帶領瞎子走出黑暗。這樣做的結果就只能是在遏制惡的過程中又造就出新的惡和更大的惡。這樣來看，如果放縱國家權力，那肯定就是人類之禍。人們經常說：絕對的權力會導致絕對的腐敗，確實很有道理，濫用自由就會喪失自由，濫用權力也會喪失權力。如果權力被絕對化，權力的以惡治惡就會成為社會的首惡。最終導致的結果是什麼呢？在人間建立天堂的努力變成了地獄就是人間的現實。

　　那麼，國家是如何可能的？人性的向善使國家的產生成為可能。要遏止絕對的權力，遏制國家的那些罪惡的因素的宣洩，就要靠人性的向善，也就是說，要靠人的不斷向前向上的那種人性的力量來推動國家向前向上。黑格爾曾說過：「東方從古到今知道只有『一個'是自由的；希臘羅馬世界知道『有些'是自由的；日耳曼世界知道『全體'是自由的。」[5]「一個」是自由的、「有些」是自由的、「全體」是自由的，這裡的區別在那裡呢？就在於人性的向善。對於一個國家來說，人性的向善就是必須要使人成其為人，要讓「全體」自由，無論如何不能只讓「有些」自由，最差的是決不能讓「一個」自由。這樣，一個國家就必然難免人性的監督、人性的推動、人性的制衡。至於人性的向善的動力與保證，那無疑是來自於宗教。

　　人性向惡的鼓勵機制：施虐者與被虐者的明推暗就

　　弄清楚了國家是怎麼產生的和國家是如何可能的這樣兩個問題，我們就有可能回過頭來思考從人性的根源來看待亂世的問題了，顯然，在中國，亂世的出現與人性向善的缺席、不斷向前向上的人性力量的缺席密切相關。由於宗教的缺席，在中國並不存在西方那樣一種人性向善、那樣一種不斷向前向上的人性力量。耶穌受難的時候，有一句話讓人倍感親切，他說：我的國不屬於這世界。可是任何一個中國人臨死的時候都說不出這句話，因為在中國人看來，「人死如燈滅」。可是，佼佼者易折，出頭的椽子先爛，人性這樣一種奢侈品、易碎品，沒有宗教的強大支持，肯定是行之不遠的。至於對於國家的人性的監督、人性的推動、人性的制衡，那就更加談不上了。「使人成其為人」，這樣的理想，那更是聞所未聞。真實的一幕是：所有人的放棄自由推動著「一人」之自由的出現。國家權力由於失去了人性的監督，失去了人性的推動。也失去了人性的制衡，結果就從有限的工具轉變為無限的工具，也從有限的權力變成了無限的權力。而無限權力會導致什麼呢？當然是無限的政府，這就是我們在中國看到的「一人之天下」。它意味著「天道」與「天子」的統一，也意味著無限權力和無限政府，其結果，就是永遠的「亂世」與暫時的「盛世」。

　　「合久必分」與「分久必合」曾經令世世代代的中國人莫名困惑，而永遠的「分」與「暫時的」合「則更曾經令世世代代的中國人困惑莫名。亂世，實在是世世代代的中國人心中永遠的痛。而從人性根源的角度，我們不難看到，無限的權力，不但必然導致無限的腐敗，而且必然誘發無限的人性的惡，我在前面已經分析過，國家也有「原罪」，國家是「以惡治惡」，是以「惡」的方式去限制和干預「惡」。國家一旦擁有了無限的權力，國家的以惡治惡就會成為社會的首惡。中國的亂世，正是因此而應運誕生。人性的向善一旦化為泡影，人性的向惡就會成為現實。而假如說人性的向善是行善之淵，那麼人性的向惡就是作惡之源。所有的人都用殘暴來肯定自己，所有的人都在作惡中尋求快感，所有的人都是屈辱的活著，所有的人都是滿懷敵意地看待世界。弱肉強食，「以殺止殺」、「以暴易暴」，為暴力而暴力，為破壞而破壞，為殺戮而殺戮，貪官淘汰清官，劣幣淘汰良幣，壞人淘汰好人。這個時候的中國，就只能「腳踩西瓜皮，溜到哪裡算哪裡」，如果有一個強人或者強力集團出現，就會出現「分久」之後的「合」甚至「盛世」——不過實際上還仍舊是使人不成其為人的「一人」之世，如果沒有一個強人或者強力集團出現呢？那當然就會出現「合久」之後的「分」甚至「亂世」——這是一個無「人」（人民、人性）之世。而無論是「一人」之世，還是無「人」（人民、人性）之世，都絕對不是「有些」之世，更不是「全體」之世。

　　這就正是我們在三國時代所看到的真實一幕。人性向善的缺席，導致了國家的無限權力，而國家的無限權力，又誘發了人性向惡的出場。而且，這是所有人的人性向惡。不僅僅是統治者的人性向惡，而且被統治者的人性也同樣向惡。統治者的人性向惡，這很容易理解。無限權力的存在已經使得他們的人性逐漸泯滅。就以漢家王朝的兩個老祖宗為例，呂后擅自做主，把漢家的第一功臣韓信殺掉，劉邦的反應是什麼呢？司馬遷這個人文筆非常厲害，形容他是「且喜且哀」。好好的一個人以「莫須有」的罪名給殺掉了，他卻是「且喜且哀」，首先是「喜」，然後才是「哀」，可見坐上了九五之尊的寶座，他的人性已經被向惡的取向佔據了上風。王莽篡權的時候，殺掉了自己的三個兒子，還有一個是早夭，如果不是早夭，很可能也要被殺，此外，還殺死了一個孫子、一個唯一的侄子。趙翼在《二十二史札記》評價說：「其意但貪帝王之尊，並無骨肉之愛」。這句話，其實可以看作對於所有統治者的評價。確實，無限的權力需要的無限的向惡，越是人性向善，就越是無法存身。五代十國時候，我們南京的李後主就是輸在了這個問題上。而無限權力的爭奪，那更是比足球場上對於那個滿場滾動的足球的爭奪要殘酷得多，不到最後一人一槍一彈，是絕對不會停止的。而即便是幸運地遇到了「停止」，那也不過是臨時的「叫停」，只是新的一輪無限權力的爭奪之前的靜場。

　　不容易理解的是被統治者的人性也同樣向惡。一般的看法，往往是把亂世的責任推到統治者的頭上，並且會認為只要把他們「除掉」，就會從「天下大亂」走向「天下大治」。可惜，這並非歷史的真實。心理學家告訴我們，虐待狂和被虐狂之間存在一種共同合作的默契關係。統治者作為虐待狂是因為被統治者都是被虐狂。甚至統治者不虐待他還會很不舒服。所以，在亂世中正是被虐狂和虐待狂之間的相互依存導致了統治者無不把「殘忍」當作力量。

　　在這裡，我要順便解釋一下歷史上所謂的「渴望統一」的問題。這是一個美麗的陷阱。千年之後，還是連我們的大導演張藝謀都身陷其中，而且樂不思蜀嗎？看看他的影片《英雄》，就知道他對中國歷史的了解是多麼的膚淺。事實上，在歷史上中國老百姓的渴望統一，只是希望統一於「一人」，而不是統一於「全體」。因此這統一實現的只是「一人」之自由，而並非「全體」之自由。埃·弗洛姆有一本很著名的書，名字就叫做《逃避自由》，在歷史上中國老百姓的渴望統一，就正是在「逃避自由」。因此這樣的選擇實際上還是一種人性的向惡。只不過是自己無力為惡，因此就只好藉助於他人之手來實施而已。而這種「逃避自由」的努力，無疑極大地縱容了統治者之間對於「一人」之自由的爭奪。而且，這種爭奪還因此而尤為慘烈。就像黑社會的老大。你可以發現，凡是寫黑社會的電影的，那個老大都特別厲害，特別兇殘。動不動就「把他砍了！」「把他耳朵割下來！」「把他的手剁下來！」。你會非常困惑：他為什麼會如此兇殘呢？其實，對他來說，這是必須的。他越是殘忍，就越是有力量，而所有的被領導者其實也在下意識里都希望他越殘忍越好。為什麼呢？因為大家都要跟著他混嘛。他要是鎮不住局面，大家全完蛋。何況，對於其他團伙的兇殘，可以使自己所在的團伙間接受益；而對於自己團伙內部的兇殘，則可以穩定隊伍。這對於一個已經完全放棄了自己的自由而依賴於他者的人來說，都是有百利而無一害的事情。

　　當然，我這樣說，有不少人會不服氣。他們會說，畢竟還是好人多啊，難道在統治者和被統治者之中就沒有「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之樂而樂」的人嗎？確實，我也並不否認好人的大量存在，更不否認好人在亂世中所做的努力，但是問題在於，哪怕是這些好人，當他們進入中國社會的渠道，並且不得按照中國社會的潛規則來行事的時候，他們實際上也還是在不知不覺的作惡——儘管他們並不希望后自己的人性向惡。因為他們對於公平正義的期待就算沒還有喪失但也已經被扭曲了。我就舉個張愛玲的例子吧，有一次，在街上，張愛玲看到警察在隨便打人，她特彆氣憤，但是很奇怪的是，她卻沒有去制止，而是幻想說：我一定要想辦法嫁一個大官兒，當個官太太，然後我就可以去「扁」這個警察（《打人》）。張愛玲的幻想其實很有代表性。不是自由的意識，而是權力的意識，已經深入到了每一個人的血肉和靈魂。每一個中國人都在想，自己要擁有權力，然後就去消滅對方。可是每個中國人都沒有想到，正是自己的這一想法。導致了無休無止的動亂。因為事實上每個中國人在下意識里所想的解決辦法都是一個——那就是「我要比你更壞」。例如我們現在所看到的三種電視劇：明君、清官和俠客，實際上就都是代所有的好人實現了他想實現但是卻無法實現的願望。總之，每個人都希望自己更為暴戾，更為強大，都希望通過讓自己更為暴戾和更為強大的方式來消滅惡。但是卻沒有人想到：自己是——在「惡」上加惡。而這樣的惡上加惡，也就導致了惡的惡性循環，或者是你「迫害」我，或者是我「迫害」你，但是種種的改變卻沒有改變一個東西，那就是「迫害」本身；或者少數人「統治」多數人，或者是多數人「統治」少數人，可是「統治」的事實卻從來就沒有改變。而這個從來就沒有改變的「迫害」與「統治」，就正是亂世的人性根源。

　　還回到我們正在討論的《三國演義》，現在我們已經不難看清楚，《三國演義》作為一部文學作品，它本應解釋的，就是上述那些作為亂世的人性根源而存在的種種社會的病態、人性的病態，遺憾的是，我們看到，它交的是一張白卷。更為嚴重的是，它不但交的是一張白卷，而且還在以扭曲的方式引導著世世代代代的後人對於這一亂世的誤讀。以記憶的方式消滅記憶，以歷史的方式消滅歷史，以思想的方式消滅思想。這就是我們所看到的《三國演義》。它所熏陶出來的讀者，也無非都是一些亂世的繼承者與接班人，起碼都是一些亂世的阿諛者與追星族，但卻從來就沒有亂世的批判者與掘墓人。

　　現在，我想我們的結論就很清楚了，《三國演義》認為，造成三國的亂世的根源是「失德」，而在我看來，造成三國的亂世的根源卻是：失愛。亂世的出現與人性向善的缺席、不斷向前向上的人性力量的缺席密切相關，也與對於國家的人性的監督、人性的推動、人性的制衡的缺席密切相關，更與在作為無限權力的「天下」的誘惑下粉墨登場的人性向惡密切相關。

　　這就是我要講的第一個問題。

三、如何促成「亂世」的結束？

　　「喪鐘為誰而鳴？喪鐘為你而鳴。」

　　下面我們來看《三國演義》回答的第二個問題：怎樣促成國家的統一？

　　基於「失德」的歷史判斷，關於怎樣促成國家的統一，《三國演義》理所當然地為中國歷史開出了「藥方」。這就是：「補德」。

　　然而，正確的答案卻應該是：補愛！

　　我們不妨先設想一下，如果我們是一個作家，如果是我們在寫《三國演義》這部小說，那麼，我們會怎樣去考慮這樣一個亂世的統一的問題？唯一的選擇，就是「補愛」！這也就是說，既然亂世出現與人性向善的缺席、不斷向前向上的人性力量的缺席密切相關，也與對於國家的人性的監督、人性的推動、人性的制衡的缺席密切相關，更與在作為無限權力的國家的誘惑下粉墨登場的人性向惡密切相關，簡而言之，就是與「失愛」密切相關，那麼，唯一的辦法就是「補愛」。這也就是說，國家的形成必然是社會中所有個體主動選擇的結果，而這個個體的選擇，則不僅包括了個體的好惡取向，更重要的還包括了這個個體在實現這一取向上的能力，也就是：他究竟以人性的心胸來面對國家還是以非人的心胸來面對國家？因此，對於亂世，也就不是憑藉揪出幾個替罪羔羊、幾個禍國殃民的罪魁禍首而就可以天下太平的。英國有一個學者叫思貝爾斯，他說過一句非常深刻的話，叫做：「什麼樣的人民配有什麼樣的政府」，確實是這樣的。我在前面也說過，統治者的統治方式也往往恰恰就是被統治者所希望的方式。因為不管是統治者還是被統治者，在人性的向惡上恰恰是一樣的。西方有一個學者泰勒，寫了一本書，《第二次世界大戰的起源》，其中講到了希特勒，我覺得講得很不錯。我們現在只要一講到希特勒，往往就痛斥他是個壞人，可是別的就再也講不出什麼了，但是你看泰勒是怎麼講希特勒的？他說，「在國際事務中，希特勒除了是一個德國人之外，他沒有什麼過錯。」他這樣說。很多人都會大吃一驚，在他們看來，希特勒就是個大壞蛋，是他導致了德國的災難和世界的災難。但是如果我們想到：希特勒也是被德國人通過民主選舉的方式選上台的，當時，絕大多數的德國人都是贊成希特勒的，他的得票很高，是高票當選的。你說希特勒是個壞人，那德國人為什麼要選他呢？顯然是因為當時德國的國民心態就是這樣的。在這個意義上，我們如果固持一種區別好人或者壞人的態度、區別好的政權或者壞的政權的態度，我們就永遠結束不了亂世，也只能仍舊停留在「大快人心事，揪出『十人幫'」或者「大快人心事，揪出『四人幫'」的傳統之中。泰勒還有一句話，講得也很深刻：「回顧起來，雖然很多人是有罪的，卻沒有人是清白的。」「沒有人是清白的」，我要強調一下，這才是問題的關鍵。

　　你們可能已經看出來了，這個時候，我們就必然呼喚文學的出場。因為它的使命就是：或者以呈現「失愛」的方式來完成對於「愛」的呼喚，或者是以「愛」「的昭示的方式來激勵對於」失愛「的洞察。文學無法改變政權，但是文學可以改變人性。人性被改變以後，國家就有可能改變。亂世的黑暗在哪裡呢？不在任何一個地方，它就在我們的內心。凡是有人性迷失的地方，就有亂世的黑暗。在亂世，或許有些人是有罪的而另外一些人是無罪的，但是，卻沒有任何一個人是清白的。海明威寫過一篇小說，《喪鐘為誰而鳴》（又譯《戰地鐘聲》），書名是引用的一段非常著名的詩歌中的一句：

　　誰都不是一座島嶼，自成一體；每個人都是歐洲大陸的一個碎片，那廣袤大陸的一部分。……任何人的死亡使我受到損失，因為我包孕在人類之中。所以絕對不必去打聽喪鐘為誰而鳴；喪鐘為你而鳴。[1]

　　我們必須記住，三國亂世的「喪鐘」也是在為每一個人而鳴。遺憾的是，這樣一來，從這個角度寫出的《三國演義》就已經完全不同於羅貫中的《三國演義》。

　　我經常講，人類看待世界的眼光有兩種，一種是功利的眼光，一種是美學的眼光。前者我把它叫做「現實關懷」，後者我把它叫做「終極關懷」。關於前者，你們都很熟悉，關於後者，你們可能就不太熟悉了。其實何止你們，就是很多作家、美學家也是一知半解啊。不過，在人類社會裡，它又始終存在。別的不說，我們就看看馬克思吧。我猜測你們在上政治課、哲學課的時候，已經對馬克思的很多思想都很熟悉了，而這也正是你們對終極關懷有所懷疑的原因。因為你們覺得這樣的關懷在馬克思那裡找不到相應的支持。但是，情況完全不是這樣。馬克思的著作里，人類社會的發展過程大概是這樣的：從無到有，從落後到進步。在上課的時候，老師也會把馬克思對人類社會的看法灌輸給我們，這就是你們都已經很熟悉了的「五分法」，從原始社會到奴隸社會、封建社會，再到資本主義社會，最後進入共產主義社會。這樣的「五分法」顯然是按照現實關懷的角度來看待社會的，而潛在的評價標準，就是社會有所「改變」和「進步」。可是，實際當馬克思從美學的角度看待人類社會的時候，他始終採取的卻並非「五分法」，而是「二分法」。比如說，馬克思說過，封建社會比奴隸社會要進步，資本主義社會比封建社會要進步，但是馬克思卻也說，人類在奴隸社會，也就是在希臘時期所創造的童話，卻是人類永遠不能超越的。顯然，在這個時候，他所看到的就是兩種情況，一種是人性的理想狀態，一種是人性的不完滿狀態，我要提醒一下，馬克思的這一看法對於我們的美學來說，實在是非常重要的。他所提示的，正是我所強調的美學眼光與終極關懷。

　　在講美學的時候，我還打過一個比方：現實關懷和終極關懷的眼光，也可以叫做「秦始皇的眼光」和「孟姜女的眼光」。以長城為例，從「五分法」的眼光，它確實為中華民族的穩定作出了貢獻。我們這個民族，在近代以前從來沒有和西方打過仗，我們始終都是跟周遍的少數民族打仗。我們所抵禦的始終是來自西北方向的少數民族的進攻。你們看一下中國的地圖，長城的分佈正好是在游牧民族和農業民族的分割線上，過了長城，你就不可能種地了，只能跑馬，因為平均降雨量根本不夠，在長城裡面，就可以種地。長城恰巧就把游牧民族阻擋在了門外。所以，從歷史上來說，無論如何，它都是進步的。但是，我們也要知道，在中國歷史上，也有一個非常著名的人物，就是孟姜女，她卻是哭長城的，而且一哭成名。那麼，孟姜女為什麼哭長城呢？為了愛，她是以愛的名義去哭的。因為長城下面畢竟是累累白骨。長城所成就的畢竟是秦始皇的歷史業績，而不是老百姓的幸福生活。孟姜女從這個角度看過去，覺得歷史沒有任何改變，還是一個人性迷失的歷史，歷史還是統治者的歷史。老百姓的生活沒有任何的改變，所以，孟姜女用「哭」來對歷史加以評價。看來，秦始皇看到的永遠是歷史的「鐵與火」，孟姜女看到的卻是歷史「鐵與火」背後的「血與淚」啊。

　　那麼，我們在《三國演義》里看到的是歷史的「鐵與火」，還是歷史「鐵與火」背後的「血與淚」？現在，我們終於可以又回到我們這次講課的對象——《三國演義》。我不得不說，我在《三國演義》裡面確實看到了歷史的「鐵與火」，但是，我卻沒有看到歷史「鐵與火」背後的「血與淚」。而且，為了引起你們的重視，我甚至寧肯用一個誇張的說法，我連一絲一毫也沒有看到。陰謀詭計，王冠易主、生死搏鬥，勾心鬥角，這些都是充斥在其中每一頁的內容，可是其中的哪一行、哪一頁可以作為「愛」的見證或者「失愛」的見證？沒有，根本就沒有。面對亂世，作家只有一個角度，就是去打撈失落了的愛和美。這些愛和美是失落在歷史的夾縫裡、失落在歷史的字裡行間的，文學的使命，則是替我們這個民族去打撈它。而且，如果打撈不到愛和美，那麼起碼也要告訴所有的人，在亂世里，已經沒有了任何的愛與美。可惜，《三國演義》放棄了這個角度，它並沒有去為亂世「補愛」，既沒有在亂世中去反省人性的迷失，也沒有在亂世中去呼喚愛的蒞臨。

　　「帝蜀寇魏」：搶佔道德高地的虛擬快感

　　《三國演義》所做的，只是「補德」。道德，當然也是亂世中的一個約束，但是，道德畢竟又與人類的終極關懷無關，道德是國家的一種基本規範，用以調節和約束人們的行為，也與人性的向善或者人性的向惡有一定的關係，但是從根本上說，它卻並不涉及人性的向善或者或者人性的向惡。因為它並不涉及「使人成其為人」或者「使人不成其為人」這樣一個根本問題。這樣，當我們看到《三國演義》從「補德」的角度去匡救王朝、匡救亂世的時候，我們就應該知道，它已經遠離了歷史。這裡的「補德」，其實只是對於歷史的道德解釋，它把某種道德邏輯虛擬為歷史的邏輯，道德成為歷史演變的內在原因，而歷史成為道德發生的現實結果。但實際上，這個時候道德所滿足的只是《三國演義》的一種心理預期，而不再是歷史的真實了。因為《三國演義》錯誤地藉助於這種方法，把亂世的責任推給了亂世的「失德者」，結果，它順理成章地把人分成了「好人」和「壞人」。這樣一來，「亂世」是誰造成的呢？按照我們的看法，應該是所有人造成的，但是，按照《三國演義》的看法，卻是由某些人造成的。開始是「十常侍」，我們也可以把他們叫做「十人幫」，後來是誰呢？《三國》認為，是曹操。於是，他又順理成章地把曹操和劉備區分開來，成了「帝蜀寇魏」。同樣是對「喪鐘為誰而鳴」的回答，現在不是「喪鐘為所有的人而鳴」，而是「喪鐘為曹操而鳴」，喪鐘為「十常侍」而鳴。對於亂世的如此解釋無疑是非常糟糕也非常錯誤的。

　　至於「補德」，那就更加荒誕了。對世風日下，道德淪喪的總結從來就是中國的一大特點。因此，「補德」也就成為一種老生常談，在亂世中，我們往往不是從人性向善的缺席導致無限權力以及無限權力對於人性向惡的誘發的角度去反省，而只是歸罪於道德淪喪。因此，我們誤以為：只要在剷除道德淪喪者的同時去重塑道德，就可以匡救亂世。這實在是一種天方夜談。事實上，這完全是出於中國人的一個痼疾：道德高估。每一個人對自己都有一種道德高估的傾向。每一個人都把自己放在道德高地上，每一個人在道德上都過高地估計了自己，然後過低地估計別人。這是我們現在在社會上都還會經常碰到的情況，每一個人都覺得：我是好人，他是壞蛋。當我們用這樣一種道德高估的心態去面對亂世的時候，我們就喪失了一種最最根本的終極關懷。這個時候，每一個人就都把自己的責任解脫了。每一個人都在怨天尤人。每一個人都覺得社會和他人對自己不公正。但是，其實他對待別人的時候，他的不公正，遠遠超過了別人對他的不公正。但是，所有的人都仍舊是這樣，仍舊是在批判別人的過程當中開脫自己的罪責，而且通過批判別人來獲得自己的道德優越感。而這也是我們在《三國》裡面經常看到的情況。

　　舉一個簡單的例子，「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這是我們中國人特別喜歡的一句話，可是就在這句話里，我們還是看到了那種未免令人害怕的道德高估的痼疾。其中的關鍵是，中國的老百姓是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而中國的知識分子呢？卻是不停地跑前跑后，一會兒在前面為天下「憂」，一會兒在後面為天下而「樂」，可是，為什麼就不肯進入「憂樂天下」呢？而且，這個「前」和「后」的位置是誰給你的呢？你憑什麼一會兒「跑」前，一會兒跑「后」呢？你不也就是一個草根百姓嗎？難道是「舉世皆濁而我獨清，眾人皆醉而我獨醒」？本來是因為每一個人自身的不完善造成了亂世的不完善，本來是我們所有人都要對亂世的不完善負責，本來是任何一個人都沒有權利去站在道德高地上俯視別人，更沒有權利去用道德的武器剝奪別人的生存權和發言權，可是，我們在這句話里卻都沒有看到。因此，在並不否認這句話在一般的勵志的意義上的正面作用的前提下，我建議：對這句話有必要保持高度的警惕。

　　而從道德的高度對一個政權進行判斷，那就更加糟糕了。因為政治的運轉根本就是在道德之外的，也從不服從於道德的規範與束縛。以道德的標準去評價，這本身就是隔靴搔癢、隔岸觀火，根本無益於任何的亂世興廢。亂世是所有人共同的失誤，不存在什麼好政權、壞政權，好人、壞人，中國實際存在著的就是「搶椅子」的遊戲。幾萬萬人搶一把椅子，最後幾個人搶，最後到一個人把這把椅子坐定為止。中國的歷史其實就是搶椅子的歷史。你們千萬不要去做這樣的道德判斷，最後坐在這般椅子上的，肯定就是好人，你們也千萬不要去做這樣的道德判斷，沒有坐到這把椅子的，肯定就是好人，成敗得失可能與很多東西有關，但是就是跟道德無關。其實，在中國不存在「好」和「壞」，在中國只有「弱」和「強」，只有弱肉強食。例如伍孚刺董卓，「卓問曰：『誰教汝反？'孚就曾瞪目大喝曰：『汝非吾君，吾非汝臣，何反之有？'」可是如果我們從道德的角度去評價，這種中國歷史的深層的奧秘我們就無從把握。當然，這樣做也不是一點好處都沒有。可以供作家自娛自樂，就是最大的好處。從道德入手去考察亂世，有助於作家以道德高估的心態去把握歷史，這個時候，所有的善惡評價的標準已經完全為作為判斷主體的作家所控制了，他有絕對權利去評判別人，例如曹操，例如劉備，可是所有的「別人」都沒有任何的分辯權。於是，作家得以在這個基礎上進行一場紙上的三國大戰的暴力遊戲、道德遊戲。至於世世代代的讀者，則早就以這樣的提示語告誡過自己了，這就是：「聽《三國演義》掉淚——替古人擔憂」。因此，這些讀者關心的從來就不是亂世的興廢，而只是心理的宣洩。身為「一人之天下」的臣民，他們沒有辦法選擇自己的主子，更沒有辦法選擇自己的快樂，但是，這一切都可以在《三國演義》中得到滿足，每個人都可以站在自己的道德高地，去選擇「帝蜀寇魏」，然後，因為已經把把所有人的責任變成了少數人的責任，何況，面對的畢竟完全都是古人，因而，也就可以沉浸其中，去或悲或喜，或恨或憎，從而實現自己的「紙上大快」。只要玩過遊戲機的人，應該都不難想象到這種「大快」究竟是怎麼回事。

　　可是，「補德」固然看來確有千般不妥，「補愛」就真的完全正確，就真的是唯一正確的選擇嗎？

　　還有必要對「補愛」再做說明。前面，儘管我已經講到「補愛」的重要，但是那只是一種理論的說明。為了讓你們有一個更加深入的理解，下面我就結合亂世以及《三國演義》本身，再做一些更加深入的說明。

　　三國皆輸的「囚徒悖論」

　　要對「補愛」有一個更加深入的理解，就必須從中國的社會尤其是中國的亂世的一個特定的現象開始。這就是：生存的恐懼。中國社會有很多東西都是經常掛在嘴邊的，似乎也看得很重，例如天地君親師、三從四德之類，但是其實都是假的，只是為了造造輿論而已，可是有一個東西卻是真正的命脈，儘管對此往往秘而不宣，這就是「生存的恐懼」。生存的恐懼里蘊涵著中國的社會尤其是中國的亂世的全部奧秘。不過，要講清楚這個問題，還要從中國人的口腔期性格開始。

　　在弗洛伊德的人格發展理論里，曾經提到了兩種人格。一種是人格不健全者，他稱之為「口唇期」人格；一種是人格健全者，他稱之為「肛門期」人格。關於「口唇期」人格，弗洛伊德指出，一個小孩兒最早和世界建立的是一種完全的依賴性關係。他是完全依賴大人的。這個時候，他只是用他的「口」來接觸世界，人格還沒有成長，也還沒有成熟。而中國的人格問題在於，始終僵滯於此。人的成長存在一個從「身體」到「精神」的跨越的過程，但中國人人性的發展，始終沒有一個到「精神」的提升過程，始終是橫向的發展，始終處在肉體的滿足的基礎上，因此，也始終是不健全的。這個特徵，我們從中國人對於「吃」的特殊關注就可以覺察了。很有意思的是，中國人對什麼都用「吃」來判斷，讓不讓我吃？讓不讓你吃？讓我吃就是好的，不讓我吃就是不好的。碰著倒霉事，是「吃虧了」，想受點兒鍛煉，是「吃苦」，麻煩纏身，是「吃不了，兜著走」，總之什麼都是用「口」與世界的關係來表達，甚至連人都叫「人口」。那麼「肛門期」人格呢？弗洛伊德說，如果一個人的精神健全了，他就會開始逐漸意識到這個世界是不能夠被他完全佔有的。一個小孩兒認為這個世界就是我的，我只要一哭，父母就要給我東西。我只要一笑，我就能讓父母給我壓歲錢。他完全是用「哭」和「笑」來控制了整個世界。這個時候，他眼中的世界就是自己情緒的投射。這個世界是他可以完全佔有的，而且也必須讓他完全佔有。但是，逐漸長大以後，到了小孩兒進行排便訓練的時候，他會逐漸知道，這個世界並不是自己完全能佔有的，而且還意識到，很多東西你是做不到的。最終，西方通過「肛門期」的成熟，產生了對愛、信仰和美的追求。而中國卻沒有，口唇期的人格永遠要仰食於天，因此也就永遠只能夠跟世界的物質資源、有限資源打交道。而物質資源、有限資源只能是我得你失、我失你得、我全得你必然全失、我全失你必然全得，因此，彼此之間的拼搶、爭奪就是必然的。而「肛門期」的人格可以超出世界的物質資源、有限資源，轉而追求精神資源、無限資源，例如、愛、信仰和美。你佔有的多並不影響我的佔有，我佔有的多也不影響你的佔有，而且，可以雙贏、多贏，不必拼搶、爭奪，而完全可以和諧共存。

　　理想的社會形態是通過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相互幫助和包容來促進社會的發展，從而獲得生存的機遇。可那是因為有愛、有信仰、有美，也是因為有生存的快樂。但是，中國不可能作到，因為在中國沒有愛、沒有信仰、沒有美。因此中國也就沒有生存的快樂，而只有生存的恐懼。你們一定要注意，正是我得你失、我失你得、我全得你必然全失、我全失你必然全得的拼搶、爭奪，使得中國人深深地陷入了一種生存的恐懼。司馬遷總結得很好，「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天下攘攘，皆為利往」。為什麼呢？就是因為有限資源是一個常數，因此，沒有當然想有，有了又怕丟失，想得到的時候最關心的不是「我怎麼得」，而是「我怎麼不讓你得」，要失去的時候最關心的不是「我有什麼失誤」，而是「肯定是你把它奪走」，於是，中國人就無休無止地生存在一種生存的焦慮之中。你看中國的詩文里最典型的就是哭泣，只會哭，懷才不遇要哭，皇帝不重用要哭，每一個人都在哭。這正是生存的恐懼的典型表現。至於拼搶、爭奪，則是生存的恐懼的必然結果。而暴力，就是拼搶、爭奪的最佳方式。

　　所以，中國的二十四史，其實就是中國人掠奪資源的二十四次血腥洗牌。我們仔細看看中國的歷史就可以發現，中國的歷次改革都無不以失敗告終，成功的都是改朝換代的血腥洗牌。它的殘酷程度我們可以以《詩經》里那令人毛髮聳然的8個字來形容：「高岸為谷，深谷為陵。」這裡面不包含中國歷史的進步，也不包含道德的評價，無非就是誰搶到手和誰沒搶到手的不同。但是我們要知道，每一次洗牌之後，就是新的不公平的出現，因此又要出現新的爭鬥，而且這種爭鬥必然是一條路走到黑，絕不妥協的。這就是中國的二十四史，如果不是西方近代的入侵打斷了中國的歷史行程，它將永遠是爭來搶去的繼續下去。其中的前提都是，絕對不能允許別人追求利益的最大化。比如說，我要追求，那你就是壞人；而且，我不追求你也不能追求啊，我不追求，可是你追求了，那還不是等於我失敗了嘛。所以，不管是好人還是壞人，都會被拖入這樣一種「利益最大化」的漩渦。中國有一句話很形象，叫做「防人之心不可無」，為什麼呢？就是因為特有的生存恐懼。你要爭奪，你的生存有恐懼，你不爭奪，你的生存還是有恐懼啊。你不爭奪，可是別人爭奪了，那你睡覺就還是都寢食難安的。很典型的一個例子是所有的中國人在上幼兒園的時候都喜歡講的「狼外婆的故事」，其中告誡的就是：生人就是壞人。為什麼呢？因為我們首先要從防人開始，而不能從信人開始。只要你得了江蘇，我就沒有江蘇可得，這是一個很簡單的問題。所以，中國人在他著眼於有限資源的時候，他肯定首先考慮的就是別人會不會傷害我。每一個人都不得不以，也必須以最壞的惡意來推測別人。這是中國歷史最可怕的一幕。

　　在這種情況下，人與人之間的衝突和競爭，就往往表現為一個著名的「囚徒悖論」。囚徒悖論是什麼呢？有兩個罪犯一起幹壞事，被警察抓去以後，分別關在兩個獨立不能互通信息的牢房裡，然後分別進行審問，在這種情況下，兩個囚徒做出的選擇是什麼呢？或者供出他的同夥，這意味著與警察合作，背叛他的同夥；或者保持沉默，也就是說和他的同夥合作，而不與警察合作。這兩個囚犯心裡都知道，他們兩個都保持沉默，就都會被釋放，因為只要他們拒不承認，警察就沒有辦法定罪。但是警察也很狡猾，他知道他們存在生存的焦慮，於是他們就暗示說：你們中的誰如果揭發了同夥，就可以被無罪釋放，而且還能得到賞金，而你的同夥就會被判重刑。這兩個囚犯怎麼辦呢？雙方都不是傻子，都馬上就想到了：如果我不說而對方說了，那我不就倒霉了嗎？這樣，出於對對方的不信任，他就必須要首先揭發對方。這種首先揭發對方的結果造成的恰恰是彼此互相揭發，結果就是彼此的「雙輸」，都共同進入一個逆反饋和逆淘汰的惡性循環。

　　中國社會就是這樣一個「囚徒社會」。連吳侯把妹妹嫁給劉備，也被懷疑是「美人計」，中國人哪裡還有什麼安全感可言？我不擇手段只是因為擔心你不擇手段，是因為擔心你先下手為強。但是其他人不擇手段是因為什麼呢？也是因為擔心我不擇手段，也是因為擔心我先下手為強。除非你退出競爭，否則就只有不斷地通過使壞以戰勝對手和保存自己。而且，在中國是沒有退路的，退出競爭就意味著死亡和毀滅。因為你沒有地方可躲。所有的人都是「先下手為強」，都是「防人之心不可無」，都是把別人視為自己潛在的敵人和未來的敵人。在這種情況下，所有的人就都成為了人性的囚徒，不管是「治人」者，還是「治於人」者，都扮演著囚徒的角色。所有人對所有人的排斥，所有人對所有人的嫉妒，所有人對所有人的怨恨，所有人對所有人的爭鬥，中國人的天賦，中國人的精力，中國人的時間，中國人的財產，中國人生命創造的能力，都在這種互相猜忌的內耗中被虛擲，被浪費，爭鬥的結果則是滿盤皆輸。《三國演義》不就是「三輸」？三國皆輸。如果你不懂這個「三輸」，那你永遠看不懂《三國演義》。

　　這種生存恐懼在政治上表現為什麼呢？權力恐懼。權力得之於暴力，奉行的是暴力的原則，除此以外沒有任何其他的合法性。結果，每一個得勢者就不能不害怕別人也如法炮製。這樣，掌握權力的人也就每天都處於恐懼之中，權力越大，恐懼越深。中國人經常說：「卧榻之側，豈容他人酣睡」，就是這種心情的描寫。我們看到，歷朝歷代的皇帝，疑心都特別大。為什麼呢？就是因為他處在權力的恐懼當中。孟德斯鳩曾經說：專制政體的原則是恐懼。這確實是很有道理的，看一看中國我們就知道了。在這種情況下，敵人意識就成為最主要的一種意識。到處都是敵人，如果沒有敵人，那就不惜去製造敵人。至於誰是敵人，那就要看運氣如何了。同時，有權力者有恐懼，無權力者也有恐懼。為了死裡逃生，他必須以各種機會用更殘暴的方式推翻統治著，建立他自己的政權。中國最形象的話是「翻身得解放」。對這句話西方人會聽不懂，「解放」不是應該大家一起「解放」嗎？你怎麼是自己「翻身得解放」呢？可惜，中國的「解放」偏偏是，我如果「解放」，你就不要想「解放」了。所以是「翻身」，也就是自己本來在下面，現在是把別人翻在了下面。我們看一看黃巢是怎麼說的：「我花開后百花殺」，這是何等的殘忍啊。

　　我要說，這樣一種生存恐懼實在是人間的大悲大慟，也實在是失愛的標誌，一個有正常美學眼光的作家，必須去也只能去呈現這裡的失愛，以喚起人們對於愛的關注。也正是因為這個原因，我才特彆強調，在三國大戰中的所有人在一定意義上都是罪犯，都是同謀，都是亂世的劣根所在，他們的表現有所不同，只是因為他們所處的位置不同而已，但是沒有一個是喪鐘不為他而鳴的。這實在就是人間的大悲與大慟。作為一個作家，必須先找回這種悲和慟的感覺，必須能夠感覺到別人的悲和慟，也必須能夠感覺到自己的悲和慟，然後，以自己的生花妙筆去為這樣的大悲與大慟作證。你們不難想到，作為文學作品，其實《三國演義》理應從這個角度去寫作，並且使得中國人能因此而獲救。這樣，藉助《三國演義》，中國人也可以恍然大悟：原來對於這個亂世我也負有一份責任，也與我的人性的向惡有關。遺憾的是，《三國演義》卻不是這樣。大悲和大慟並不可怕，可怕的是我們竟然沒有了大悲和大慟的感覺。《三國演義》就是完全喪失了悲和慟的感覺。亂世明明已經大悲大慟到慘不忍睹的地步，但是在《三國演義》這部作品里你卻什麼都看不見。你看見的就是作者心靈深處的麻木不仁。他告訴你的就是「有壞人」，大家都去抓壞人，為此，哪怕是天底下最荒唐、最瘋狂、最無恥的血腥，最惡毒的屠殺與陰謀就都是合理的，不但有人「鞠躬盡瘁」地提出，而且有人「死而後已」地執行，每個人都在以最壞的惡意推測別人，都在勾心鬥角，都在你爭我奪，都在拉幫結派，都在結黨營私。為了最大限度地謀求個體的生存機遇，沒有誰能夠保全清白之身，沒有人可以保全乾凈之手，每個人都不惜訴諸陰謀，訴諸背叛，訴諸投機，訴諸所有能夠想象得到的無恥的方式，處處都是戰場，事事都是武器，人人都是敵人，時時都有陰謀，刻刻都有罪惡，天天都在為了避免「後下手遭殃」而「先下手為強」，在這個意義上，我們看到，《三國演義》不僅沒有「補愛」，甚至也沒有「補德」，我們只能送它四個字：不僅「缺愛」，而且「缺德」！

　　「勝利，是除失敗以外最大的悲劇」

　　戰爭是人性的試金石，也是美學的試金石。《三國演義》跟戰爭有關，甚至可以說，就是中國的戰爭全書，因此，我還有必要專門從戰爭的角度再說幾句。

　　暴力和暴力之間的相遇，暴力和暴力之間的拼搏，最終的結果就是戰爭。暴力是不可避免的，但是暴力也比其他任何現象都更加敏感地牽動著人類的神經。一般而言，人類暴力的出現應該是有底線，有限度的。只有當暴力出於正當防衛或者除惡的時候，它才具有道德的正當性。這是第一點。第二點，即使是用於除惡的目的，暴力的正當性也必須是被限制的。換句話說，只有當非暴力手段已經沒有辦法除惡的時候，才有理由、有權利使用暴力來除惡。這是第一個限制。第二個限制，即使是不得不除惡，也不能成為歌頌暴力的理由。即使在除惡的時候，暴力也還是一個工具，而且是一個不得以而採用的手段。所以，暴力的合理性只是手段的合理性，但是暴力永遠不具備目的的合理性。戰爭也是如此，戰爭有正義戰爭與非正義戰爭的區別，但是所謂的「正義戰爭」也有一個基本的原則：它是以戰爭的方式來制止戰爭，但是絕不能進一步以戰爭的方式獲得國家政權。制止戰爭以後，大家還是要談判、協商、選舉。這是正義戰爭的界限。但是，正義的戰爭也並非就是可以被無條件的加以歌頌的理由。正義的戰爭在文學上也有它的非正義性。因為暴力只是一種手段，暴力永遠不可能成為目的。不能成為人類追求的價值本身。所以，我們知道，戰爭使用暴力的目的是為了獲得勝利，但是，這並不能證明：勝利就是戰爭的合法性。我們不能說：我打贏了，所以，我就是合法的。我們永遠不能這樣說。西方有一個公爵，他在一次大戰的勝利之後，說了一句比這次戰爭更加著名的話：戰爭的勝利是除失敗以外的最大悲劇。確實，哪怕是正義戰爭，它也是除失敗以外的最大悲劇。它也僅僅強於失敗。因此，哪怕就是正義戰爭，也並不值得歌頌，值得歌頌的，是在戰爭中的愛的覺醒、人性的提升。即使是正義的戰爭，文學作品在描寫的時候，也不能僅僅去歌頌怎麼「殺敵無數」，而要去寫在戰爭中人性的變化。比如說，在戰爭中人性是更美好了還是更醜惡了？也就是說，戰爭還只能是愛的見證，或者是失愛的見證，這是我們在寫正義戰爭的時候也必須保持的美學底線。因此，我始終主張，對於戰爭來說，戰爭的美學演義，必須是人性的演義和愛的演義。是有愛的戰爭還是失愛的戰爭？這是我們必須要回答的。文學作品應該面對的是人性和戰爭的關係，是人類和戰爭的關係，而不是正義戰爭和非正義戰爭的關係。

　　《三國》鏖戰：大型屠殺的團體操

　　那麼，《三國演義》裡面的戰爭呢？我必須要強調，三國的戰爭是沒有什麼正義性存在的，既不是一場進步和落後之間不得不打的戰爭，也不是一場抵禦外侮的戰爭，無非是為了生存利益的最大化而在彼此之間的傾軋和爭鬥，無非是為了爭最後一把椅子而去拼個你死我活。比如說曹操和袁紹打仗，曹操說我是奉皇帝的命令來打仗，袁紹說我也是奉了皇帝的命令來打仗。因為皇帝曾經給曹操一個命令要他幫他，然後他又給袁紹一個命令，也要他幫他。結果雙方都是拿著皇帝的紅頭文件打仗。可見，其實沒有什麼正義和非正義。大家都是爭權奪利。因此，「三國無義戰」！而且，也正是這場戰爭中的各方，把中華民族拖向了死亡的邊緣，拖向了悲劇的深淵。因為，我們知道，以血還血，血只能留得更多。因為不到對方流完，你是不可能罷手的。而對方不把你的血放到最後一滴，他也不會罷手。同樣，以暴易暴，得勝的只是暴力。而以殘忍消滅殘忍，它的結果也無非是讓施暴者所使用的暴力手段完全覆蓋最終的目的。在這種時候，暴力一旦成為雙方的自我表達的手段，整個社會就面臨完全的失控了。這就是我們說的「亂世」。當社會失去道德和良心成為一個大的角斗場的時候，暴力就開始迅速地自我複製，迅速地開始蔓延和傳播，中國人就是這樣蹣跚在三國大戰的道路上，這是一條空前慘烈的戰爭兼并之路。顯然，《三國演義》在這樣的「三國無義戰」的人間殘劇中採取「帝蜀寇魏」的或褒或貶的態度，是完全錯誤的。

　　還要討論一下所謂「得民心者得天下」和「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在談到《三國演義》時，很多學者，包括很多中國的政治家特別喜歡說到這個問題，首先我必須承認，這些話從道理上說都是對的，而且在中國歷史上我們也確實看到了「得民心者得天下」和「得道多助，失道寡助」的許多例子，但是，我要說的是，這樣的話不適宜用來解讀《三國演義》。因為，「三國無義戰」！我們設想一下就可以知道，一塊土地上有多股軍閥，今天你來搶一下，明天他來搶一下，最遭殃的是誰呢？老百姓。結果，後來有一股最有實力的也是最兇殘的軍閥，他把其他的軍閥都打跑了，於是他和老百姓說：以後，你們不會被其他軍閥搜颳了，所有的保護費統統交給我。這個時候，這個得了天下的軍閥，他為了得到更大的回報，他當然希望這塊土地上經濟發展。因為這符合他的利益。誰都知道，殺雞取卵是最愚蠢的，他當然希望老百姓能夠安定。再進一步，當這個軍閥有了進一步的實力以後，他不滿足於做小地方的統治者，他要打天下，要打江山、坐江山。這個時候他就要找一面旗幟，比如說「耕者有其田」，比如說「闖王來了不納糧」。然後，把他原來的彼此之間的爭奪、掠奪和傾軋的真面目弄一個道德的旗幟包裝起來，而那些作為弱者的百姓，當多方在拚死爭奪利益的時候，他們當然希望那最後一個搶到椅子的人早一點兒獲勝，為什麼呢？因為他獲勝以後就會轉過身來維護自己利益的最大化，他就要想辦法讓你有一口氣，讓你能夠生產。因為你只有能夠生產，你才能夠把生產出來的大部分給他。如果你又不生產了，他也就得不著了。所以，中國老百姓都是站在這個角度來希望天下統一的。中國老百姓怕的就是天下大亂。總之，三國大戰就是暴力和戰爭的強權博弈。它沒有任何的是非存在。我們絕不能說誰是誰非。更絕不能說誰好誰壞，在「囚徒困境」里博弈到了最後，實在不可控制，於是打成了一場亂仗，這就是三國。至於「帝蜀寇魏」之類說法為劉備臉上貼的那些金，就更是荒誕了。「劉備摔孩子——收買人心」，連老百姓都已經看出劉備並不是「得人心」，而是「收買人心」，我想，我就不必再去多說了吧，否則，那會是對你們的智力的褻瀆。

　　所以，《三國演義》裡面的戰爭既不是人性的演義，也不是愛的演義。它寫打仗，寫的是「將」，它寫權謀，寫的是「相」，生命成為道具。《三國演義》裡面寫來寫去，除了幾個砍砍殺殺的頭面人物，你還看到一個士兵的具體的臉和身體了嗎？你還看到一個士兵的具體的喜怒哀樂嗎？我們確實看到了千軍萬馬，但是，他們都是活動工具，他們沒有面孔，而且，作者也從來沒有描寫任何一張面孔。他們的待遇還不如「文革」時候的樣板戲，「文革」時候的樣板戲還有「匪兵乙」、「匪兵甲」這樣的名字呢。《三國演義》寫的是一種大型屠殺的團體操。這種大型屠殺的團體操對於中國人來說，結論就是一個：英雄越多，百姓越苦。興，百姓苦，亡，百姓苦。所以，中國老百姓才會發出最悲憤的喊聲——寧做太平犬，不做亂世人。就是說，他寧可給最後一個軍閥當狗，他也不願在軍閥混戰亂世里當人了。實在是當不起，成本太高太高。遺憾的是，為了成全「英雄」們的大業，《三國演義》卻還要逼著百姓們繼續當下去。不但要當下去，而且還要無條件地支持軍閥混戰。為此，它甚至為我們塑造了全書裡面少有的一個百姓的形象。這是個獵戶，名叫劉安。因為「大救星」劉備到他家來避難，他拿不出美食野味，於是就把自己的的妻子殺了，用妻子的肉招待劉備。這種軍閥與百姓之間的「魚水之情」，只能令我們作嘔。

　　諸葛亮：戰亂首席策劃師

　　我們來看看諸葛亮。在中國，諸葛亮的名聲太大。如果我們說「丞相」，前面不加「某某」丞相的話，那麼大家很快想到的就只是諸葛亮。所以，我對《三國演義》所塑造的諸葛亮形象的批評你們可能會覺得難以接受。對此我有充分的準備，可是我還是要講。諸葛亮是《三國演義》塑造的核心人物，從第三十七回到第一百零三回幾乎完全就是「諸葛亮傳」，諸葛亮戰無不勝，諸葛亮所向披靡，諸葛亮神機妙算，等等。但是，我們一定要知道，諸葛亮從出山開始一直到最後的七出岐山，都始終是一個內戰的發起者。他是一個戰爭狂，也是中國亂世的戰爭罪人之一。諸葛亮出山後的出名和成功，就是得益於「分裂中國」。在這方面，他是三國時期中國政治家裡最早的覺悟者之一。諸葛亮的《隆中對》實際上就是分裂中國的總策劃書。這樣的「隆中對」對中國社會沒有任何的好處，帶來的也是百年的災難。赤壁之戰更是他一手策劃的歷史悲劇。當時，曹操討伐烏桓已經取得勝利，軍閥混戰的國家也已經面臨著即將由北方統一的大好形勢，就在這時，在諸葛亮、魯肅等人的挑唆下，出現了赤壁大戰，其結果，就是中國的重新洗牌。208年的長江邊，劉備47歲，曹操43歲，周瑜33歲，諸葛亮27歲，魯肅37歲，孫權只有26歲，就是在這些人的手上，整個神州瓜分豆分、山河破碎，歷史也只有繼續維持著三國鼎立的分裂局面。

　　而且，諸葛亮的窮兵黷武正是在三國大戰中蜀國首先滅亡的根本原因。諸葛亮的七出祁山，人們往往總是從將戰爭進行到底的角度去表彰，甚至恨不得他十齣祁山、二十齣祁山才好。可是你們想過沒有？如果要你去七出祁山，而且諸葛亮是統帥，你只是送死的兵卒，或者你父兄是，或者你兒子是，那你還願意說這樣的話嗎？不願意了吧。其實，諸葛亮七出祁山完全就是為了自己爭權奪利，對蜀國根本沒有任何的好處。連他自己都已經承認：「民窮兵疲」，「成敗利鈍，非臣之明所能逆睹也。」諸葛亮竭盡全力七出祁山去北伐，與「興復漢室」無關，而是希望藉助北伐來樹立自己的絕對權威，以便實現劉備白帝託孤時許諾的「君可自取」，最終晉爵封王。諸葛亮自己不就曾經說過？「若滅魏斬（曹）睿，帝還故居，與諸子並升，雖十命可受，況於九（錫）邪。」難得老謀深算的諸葛亮能夠說出自己的心裡話啊。而蜀國亡國的時候，只剩下了九十萬人。《三國志·卷三十六》記載，打下成都后，劉備曾經拿益州的錢財「賜諸葛亮，法正，飛及關羽金各500斤，銀千斤，錢5000萬,錦千匹,其餘頒賜各有差。」但是在四十多年後的263年，蜀國投降時，蜀國國庫金銀的數量，根據《蜀記》的記載，總共也只有各1000斤。諸葛亮就是這樣把蜀國整個兒地弄到傾家蕩產。至於諸葛亮的前後「出師表」，儘管在歷史上聲名顯赫，但是其實卻是他的戰爭宣言書。就類似於他一再要挑起戰爭，蜀國百姓怨聲載道，於是他就在《蜀國日報》發表社論：《論戰爭的偉大意義》，《再論戰爭的偉大意義》，如此而已。「惟坐而待亡，孰與伐之？」「今民窮兵疲，而事不可息」，是誰在「坐而待亡」？肯定不是百姓。顯然，是以諸葛亮為代表的分裂集團不肯「坐而待亡」，因此即便是「民窮兵疲」，也還是堅持「事不可息」，不惜血戰到底。而且，仔細看一下《出師表》你會發現它只有七百多個字，但是其中用「先帝」這樣的口吻就用了十幾個。為什麼呢？就是要教訓阿斗，你知道嗎？是你老爸叫我去奪取全國江山的。我不能不打。然後他頻繁地說，你不應該這樣干，你要那樣干。為什麼呢？還是要教訓他。其實我們看一看諸葛亮在蜀國的表現，就應該知道，他在蜀國的表現是很糟糕的。蜀國滅亡的時候，它的政府官員的比例是最高的。「蜀中無大將，廖化為先鋒」，這是後人對蜀國政權人才缺乏的普遍評價，可是，責任在誰？「吹捧關羽、縱容法正、壓制黃忠、誅死彭羕、殘殺劉封、誤用馬謖、懷恨向朗、冷落費詩、廢黜李嚴、冤斬魏延」，這十宗罪是後人對諸葛亮的指責，是否有些道理呢？諸葛亮死後，蜀國再也不設丞相一職，而且劉阿斗一而再、再而三地反對給諸葛亮立廟，我們從中也應該可以看出點什麼蹊蹺了。因此，諸葛亮個人的魅力與工作態度固然堪稱楷模，但是，他的大節是無論如何也站不住的。

　　與批評諸葛亮相反，有兩個人我倒是覺得應該肯定。一個是劉阿斗。魏兵兵臨城下，他的兒子劉諶勸他說：「臣切料成都之兵，尚有數萬；姜維全師，皆在劍閣；若知魏兵犯闕，必來救應：內外攻擊，可獲大功。」可是他不聽，並且痛斥他說：「欲令滿城流血耶？」（第118回）劉阿斗作為蜀國的皇帝，願意放棄他的榮華富貴投降，使得蜀國的九十萬人沒有生靈塗炭，而沒有拼到最後的一兵一卒，拼到最後的一口氣，還是應該肯定的。劉阿斗是從戰爭的血泊里走過來的，所以，劉阿斗對戰爭的了解其實是非常深刻的。你不要看劉阿斗最後採取了不反抗的做法，在戰爭當中了敗將，但是在人性上，他卻應該是打了勝仗。我們看看他是怎麼勸諸葛亮的：「方今已成鼎足之勢，吳、魏不曾入寇，相父何不安享太平？」（第101回）但是諸葛亮卻一再批駁他，而且叫囂一定要血戰到底。而且，他領導蜀國41年，從傳統的角度看確實伐善可陳，但是從百姓的角度看卻未必不是一件好事，動輒打仗，天天運動，難道只有這樣的領導才是好領導？孟德斯鳩說：「那種歷史記錄讀來乏味的國家是幸福的。」1999年有一位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來大陸，當記者問柯林頓對90年代新經濟的貢獻時？人家怎麼回答呢？「看在柯林頓沒有做過什麼事的份上，給他打個8分吧。」從這個角度看劉阿斗，應該會有一些新的感悟。

　　除了劉阿斗以外，還有一個不錯的人，就是益州的劉璋。這也是老劉家的好人。你們可能還記得，當劉備來打的時候，他也是不打，他怎麼說呢？「不然。吾聞拒敵以安民,未聞動民以備敵也。此言非保全之計。」又曰:「吾父子在蜀二十餘年，無恩德以加百姓；攻戰三年，血肉捐於草野：皆我罪也。我心何安？不如投降以安百姓。」（第65回）《三國志》也記載說：「璋言：『父子在州二十餘年，無恩德以加百姓。百姓攻戰三年，肌膏草野者，以璋故也，何心能安？'遂開城出降，群下莫不流涕。」在這種情況下，我覺得劉璋像劉阿斗一樣，還是有一個正常的有人性感覺的人。你看他說得多麼精彩，起碼比前後「出師表」要精彩！

　　「永別了，武器」：戰爭的墓誌銘

　　俗話說，有比較才有鑒別。為了讓你們對《三國演義》有一個更為準確的把握，下面我還想給你們介紹一些西方的文學名著。看一看西方是怎麼寫的，我相信，會對你們提高美學修養，更深刻地了解《三國演義》起到很大的作用。

　　西方文學名著中寫戰爭最好的，我認為是三本書：《荷馬史詩》、《戰爭與和平》，還有《永別了，武器》。《荷馬史詩》寫特洛伊大戰，寫出了戰爭中的人性眼光。它的戰爭是因為愛情而引起的，堪稱聖戰。這就意味著，戰爭是因為形而上學的原因，因為人性的原因，因為愛的原因，這在中國是從來沒有過的。中國從來都是為利益而戰，為生存恐懼而戰，無聊之極，也庸俗之極。至於後面的兩部作品，我認為則是都從戰爭的形而上學視角出發，但是又做了新的突破。《永別了，武器》突出的是個人角度，寫的是「戰地春夢」。當炮彈呼嘯而過的時候，作品突出的是你的個人感受；當死亡來臨的時候，作品突出的是你的那種恐懼，當作品這樣去透視的時候，就是個人的角度。這個時候你就會說：戰爭不好，戰爭我不喜歡，就是正義的戰爭我也不喜歡，我渴望愛情。這也正是海明威的回答。戰地愛情，這確實是一個很有意思的主題，在中國是「戰爭，讓女性走開，也讓愛情走開」，像貂嬋這樣的人，如果參戰，那就只能去當間諜，但是在西方恰恰不是，是愛神戰勝了死神，因此，《永別了，武器》，才被西方人看作戰爭的墓誌銘。

　　更值得關注的是《戰爭與和平》，因為它與《三國演義》之間的可比性更強。《戰爭與和平》在歷史上號稱是最偉大的戰爭小說。——當然，沒有人這樣說《三國演義》，你們放心，以後更不會有。以後對於《三國演義》的評價只會越來越低。同樣都是形而上學視角，《永別了，武器》突出的是個人角度，《戰爭與和平》突出的是上帝的角度。也就是說，它突出的是對戰爭的評價。

　　下面我舉幾個例子。《戰爭與和平》里有一個人物叫安德烈。他打仗負傷了，躺在戰場上，就在這個時候，他抬頭一看，看見了美麗的天空：

　　在他的上面除了天空什麼也沒有，——高高的天空，雖然不明朗，卻仍然是無限高遠，天空中靜靜地漂浮著灰色的雲。「多麼安靜、肅穆，多麼莊嚴，完全不像我那樣奔跑，」安德烈公爵想，「不像我們那樣奔跑、吶喊、搏鬥。完全不像法國兵和炮兵那樣滿臉帶著憤怒和驚恐互相爭奪探帚，也完全不像那朵雲彩在無限的高空那樣飄浮。為什麼我以前沒有見過這麼高遠的天空？我終於看見它了，我是多麼幸福。是啊！除了這無限的天空，一切都是空虛，一切都是欺騙。除了它之外什麼都沒有，什麼都沒有。甚至連天空也沒有，除了安靜、肅靜，什麼也沒有。謝謝上帝！……[2]

　　我特別想問，在《三國演義》當中，為什麼就沒有這種「無限」的天空。為什麼就沒有這個「安德烈的天空」？我們看到的永遠是「諸葛亮的天空」、「劉備的天空」和「曹操的天空」。那從來都是一個硝煙密布，彈片橫飛的天空，這實在是《三國演義》的一大失敗。

　　再如，看《戰爭與和平》，你會發現，當它寫戰爭的時候，主要是寫出了兩種情況，一種情況是正義的人們突然進入戰爭的時候的那樣一種對戰爭殘酷的覺察，比如說，作者本人一開始就亮明自己的觀點：戰爭是「一個違反人類理性和人類天性的事件」[3]。面對戰爭的情景，他也疾呼：「行啦，行啦，人們。住手吧……清醒清醒吧。你們在幹什麼呀？」[4]沙皇面對傷員，也感嘆：「戰爭是一件多麼可怕的事，多麼可怕的事！」[5]這種當進入槍林彈雨的時候，對那種生命的轉瞬即逝的戰爭的覺察，大家可以試著在《三國演義》裡面去找，我保證你在任何一個環節里都看不到。你看到的永遠就是那種「視死如歸」，就是砍頭像砍西瓜一樣。托爾斯泰寫的是「戰爭」，可他呼籲的是「和平」。但是在《三國演義》里，我們卻不但看不到「和平」，而且也看不到有人去呼籲「和平」。

　　在《戰爭與和平》里，我們還看到描寫正義者一方在參與戰爭以後被戰爭把人們的感情加以提純的過程。例如安德烈的感受：「戰鬥開始了！」「戰鬥開始了！又可怕，又快活！」[6]皮埃爾贊同的是：「現在什麼都不分了……要老百姓都一齊衝上去」[7]，「在集體中死也美麗」。本來大家是天各一方的，在俄羅斯的土地上彼此並不認識。但是當侵略戰爭打入了俄羅斯的土地之後，俄羅斯的人民開始團結起來，這個時候，托爾斯泰就描寫，在正義的戰場上，人們的那種愛的激情，人的感情是怎麼被激發出來的。然後大家投入戰爭的那樣一種熱情是怎麼樣一點點兒高漲起來的。例如皮埃爾在被俘后所發現：「我們總以為，我們一旦被拋出了我們走熟了的道兒，就一切都完了；其實，美好的、新的東西才剛開始」[8]。托爾斯在1854年寫於高加索的日記中也說：戰爭是那麼不公正的一件事情，但是，人類將在戰爭中獲得新生。他斷言，人類「將是這樣，總是這樣，只能這樣」。但是，我們現在如果問一問，在《三國演義》里，我們什麼地方看到了那種跟人類的愛，跟人類的美好感情有關的那種東西？我可以說，在《三國演義》的字裡行間我一點兒都沒看到。頂多是看到劉、關、張那樣一種結義之情。但是超越兄弟之情的人類之愛，在《三國演義》里，我們可以說，一個字都沒有！我們還是沒有看到愛，沒有看到那些「新的，美的，好的」東西，沒有看到那些「將是這樣，總是這樣，只能這樣」的東西。可是對於一個作家來說，他如果不去描寫這些東西，那無疑是他的失職。

　　再看第四個例子，西方人是怎麼評價《戰爭與和平》的呢？我很喜歡赫胥黎的一句話，他說他看了《戰爭與和平》以後的感受是什麼呢？人們讀了托爾斯泰的《戰爭與和平》，就不再是原來的人了。我覺得這是一個很有意思的標準，其實我們也可以想一想，我們讀了《三國演義》以後，我們還是不是「原來的人」？我想，可能我們也不是原來的人了！但是我們和西方作品之間的很大區別在於：我們讀了《戰爭與和平》以後，我們更像一個人了，但是我們讀了《三國演義》以後，我們更不像一個人了——我們更像動物了。這是我們必須關注的角度。看任何一個作品，都要看在看了它以後，是讓你變得更美好了，還是讓你變得更不美好了。是讓你變得更有愛心了，還是讓你變得更殘忍、更冷漠了。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標準。所以，我說真正的快樂只能來自愛和美，而我們文學家能做的也就是讓人們接近愛和美，而且回歸愛和美。如果沒有這樣的對於愛和美的回歸，我們說，人就必然沒有人的尊嚴，人也就必然活得像動物而不像人。這樣的社會，不管是「亂世」還是「盛世」，都不是「人世」。同樣，作為文學作品，《三國演義》也必須讓我們接近愛和美，而且回歸愛和美。可惜的是，它沒有這樣去做。因此，我們一定要記住，不管它寫的是亂世，還是盛世，其實都不是人世。

　　中世紀有一個著名的學者叫奧古斯丁，他說了一句很好的話，我很感興趣，他說：「愛在我們體內造成了一種死亡。因為凡是愛覺醒的地方，罪惡的暴君Ego（我）就死亡」。但是，我們看一看《三國演義》，我們就會發現，在《三國演義》里沒有這種愛。因為在《三國演義》里沒有愛的覺醒也沒有罪惡的死亡。你在《三國演義》里看到愛的覺醒了嗎？在任何一個地方你都沒有看到。那麼，你看到罪惡的消亡了嗎？在任何一個地方，你也都沒有看到。而且，《三國演義》不管怎麼「演義」當時的「三國」，它都永遠沒有辦法面對一個事實，那就是：九十六年三國的分裂。之後又導致了三百年的中國內戰。它的原因是什麼呢？就是因為我們沒有愛的覺醒。結果罪惡就永遠沒有消亡。在一個休戚與共的世界，如果我們靈魂不得安寧，說明我們的良知尚在，如果我們心安理得，說明我們的良知已經麻木。哪怕是對於戰爭的沉默，也是戰爭的同謀，也負有戰爭責任。但是中國卻僅僅以不說為榮。甚至寬慰自己說：「受蒙蔽者無罪」。面對罪惡的歷史，當我們在寫「三國」和我們今天在看《三國演義》時，偏偏都沒有在現場。也就是說，我們到現在都不想去考慮自己和這種罪惡的關係。我們都寧肯做一個不在現場的旁觀者。三國給中國歷史造成了三百六十餘年的苦難，但是卻至今也沒有一個中國人出來道歉，不但沒有道歉，而且到現在還在津津樂道於三國的那些內戰高手，結果，那些遙遠的罪惡就通過歷史的風雲傳到了今天。我們今天的每一個人也都成為罪惡的承擔者。為什麼呢？因為在我們手裡，罪惡仍舊沒有結束。

　　有一個西方人說過一句我覺得很精彩的話，他說：千年易過，德國法西斯的罪孽難消。現在，我也想說：千年已過，三國時代的罪孽至今未消。我們必須認識到這個問題的嚴重性，而且引起深刻的反省。

　　這就是我要講的第三個問題。

四、由誰促成「亂世」的結束？

　　靠得住的「無賴假設」：「主公」是靠不住的

　　下面我們來看《三國演義》回答的第三個問題：由誰來完成統一？

　　由誰來完成統一呢？《三國演義》的回答非常簡單：「有德者」。《三國演義》裡面有一句很著名的話，就是：天下土地唯有德者居之。這也就是說，在這場「搶椅子」的遊戲中，誰應該「搶」到最後一把椅子呢？誰應該是那個廝殺到最後一個的人呢？「有德者」。《三國演義》里著名的詩句你們都很熟悉：「滾滾長江東逝水，浪花淘盡英雄」，「有德者」，顯然就是《三國演義》推崇的英雄。

　　可惜，我要說，這種概括是完全不正確的。實際上只是一個美學的欺騙。或者是一個美學的自我欺騙。因為連羅貫中自己也被自己陶醉了，自己也被自己忽悠了。他覺得他找到了一種走出亂世的道路：在有德者的帶領，就可以得到拯救。但是，事實上這是完全錯誤的。為什麼呢？前面我講了國家的原罪。國家的產生是因為人類太壞了而不得不以國家的方式來約束自己，可是這種約束卻不可能因此就成為最好的東西。恰恰相反，它是最壞中的不壞，也是最壞的選擇中的最好的選擇。但無論如何不是最好，也不是最好的選擇。不過，這還不是問題的結束。西方還有一個說法是值得我們注意的，那就是「無賴假設」。西方人發現：除了國家有「原罪」之外，領導者也有「原罪」。任何一個領導人，你是把他假設成「堯舜」呢？把他假設成「聖賢」呢？還是把他假設成人類最壞的壞蛋？中國人的選擇肯定是前者，但是，西方人的選擇卻是後者。所以，西方所有的法規，所有的法律，都是意在限制這些人的，而不是再給這些人以自由。為什麼呢？因為手握權柄的他最有可能成為壞人。人有了權力最有可能變壞。如果這個權力是不加約束的，那任何一個人都會是壞蛋。而且，這種人一旦變壞，他就會無敵於天下。

　　這樣，如果有人說好人如果當政，社會就不會亂，壞人如果理事，社會就會亂，我們就要馬上意識到，這是完全沒有根據的。而且，這種解釋一旦進入美學，我們就會失去美學的眼光。也就是說，失去在文學作品里深刻地洞察人性，深刻地認識人性的可能。本來，我們可以在文學作品里發現：任何一個人只要他在領導崗位上就很可能成為壞人，於是，我們就去呼籲一種根本的東西，呼籲人性的覺醒，呼籲愛與美的回歸。如果你這樣做，你就會走到《戰爭與和平》的道路上去，但是如果你不這樣做，你偏偏假設說，在領導者里有好人和壞人，我們跟著好人就行了，好人就永遠是好人，壞人就永遠是壞人，那你就會落到《三國演義》的地步。

　　尤其是我們中國人，口唇期的人格、生存的恐懼，對於有限資源的拼搶，諸如此類的特點使得所有的中國人都不是對上帝負責，更不是以愛的名義行動，而是只對自己的小團體負責。一旦進入現實，所有的中國人犯錯誤的幾率無疑是太大、太大了。因為不可能得到更多的東西，因此就更擔心失去手裡本來已經很少的東西。所以，任何一個中國人都可能會出於保全自己的目的而去迫害別人。因為不會失去手裡本來已經很少的東西的前提是：先下手為強。我實在不知道別人會不會害我，我實在不知道別人會不會給我使什麼陰謀詭計。在這種情況下我能夠做的是什麼呢？能夠做的就是首先置別人於死地。因此，實際上歷史上中國人的很多很多的人際矛盾其實都是誤會。但是作為一個中國人卻不得不「弄假成真」。因為只要有一次錯誤地相信了別人，他就會喪生。怎麼辦呢？唯一的辦法就是先消滅別人。《三國演義》中有曹操的非常著名的各種各樣的「殺人」，殺呂伯奢一家、殺管糧官、殺吉平、殺貴妃等等，其實說穿了就是他不得不採取先下手為強的方式來保護自己。意識到了這一點，我們就會知道，在中國的文明的土地上，實際上長滿了野蠻的叢林。這種生存環境的殘酷，使得任何一個中國人連瞬間的人性的清醒都成了一種奢望。每天需要重複的就是一件事情：如何去吃人和如何提防不被人吃。本來，這種整天算計如何去吃人和如何提防不被人吃的人性環境是應該在《三國演義》里受到批判的，遺憾的是，偏偏沒有。不但沒有，《三國演義》還煞有介事地在這些人裡面勉強區分出一些「有德者」，供我們膜拜和景仰。這實在是滑天下之大稽！

　　更有意思的是，《三國演義》還不惜在身高上大做文章，「有德」的劉、張、關一出場，身高分別是「身長七尺五寸」，「身高八尺」，「身長九尺」，呈逐漸上升狀態，但是曹操一出場馬上就把身高降低到了「身長七尺」。這真有點像是兒戲。似乎如果「有德」的話，那就會連個子都在長高。當然，我們如果說得更根本一點兒，那就還應該說，這個「有德」的「德」，事實上還是無德。為什麼呢？我們來簡單看一下中國的歷史就知道了。其實《三國演義》裡面主要是兩種人，一種人我在前面把他們叫做「袁紹們」。就是以袁紹為代表的人們。這些人基本上都是幹部子弟，因為當時在三國的環境下，你如果不是幹部子弟，你是根本沒有當官兒的機會的。它都是世襲制。「袁紹們」都是世襲來的，並且當到了各省的省長、軍區司令和各市的市長、軍分區司令。這批人的基本特點是什麼呢？「渾水摸魚」。這批人的傳統道德約束都比較多，儘管當時已經是天下大亂、黃巾起義了，但是他們從來就沒有想到過要去奪取國家政權，而只是想在裡面漁利，他們想的就是打著維護中央的旗號，起兵鬧事，然後好再陞官和多發財。這就是當時的「袁紹們」。其中甚至也包括董卓。袁紹當時曾經建議董卓說「挾天子以令諸侯」，結果董卓當時就拒絕了。為什麼呢？他認為這個事太不道德。董卓那麼壞，他都不敢。袁紹做聯盟的總司令，但是卻連顏良、文丑都沒有帶來，可見他並不太認真。你再看袁術和呂布打仗的樣子，就更會明白，他根本就不是一個想去篡奪國家政權的人，他完全就是個花花公子：「身披金甲，腕懸兩刀」（第17回），看看那陣勢，不完全就是一個丑角形象？難怪李漁評點《三國演義》時也為他這身打扮而大加譏諷：「形容呆腔甚好」。「腕懸兩刀」？刀吊在手腕上，請問：這是武器還是裝飾？而當時的十幾路諸侯去反漢獻帝，除了曹操一路以外，其他的基本上都是無能之輩，以致曹操發失所望，道理也在這裡。

　　還有一種人，我在前面講了，他們可以說是當時的少有的「清醒」者，這就是「曹操們」、「劉備們」。你們都熟悉這首詩詞：「天下英雄誰敵手？曹劉。」確實如此。而曹操青梅煮酒時僅僅引劉備為「英雄」，也確實是獨具慧眼。宋人葉適認為漢末的敗亡不同其他朝代，其顯著的特色是：「兵民未叛而吏士大夫先叛，此前後所無也。」（《習學記言序目卷二七》）曹操和劉備所扮演的，就是「此前後所無也」的「吏士大夫先叛」的角色。

　　曹操的「奸雄」盤算：「皇帝輪流坐，明年到我家」

　　曹操的「清醒」在什麼地方呢？就在於知道了中國歷史最深刻的奧秘。這個「吾折長子、愛侄，俱無深痛」（第16回）的戰爭發起者之所以成為「英雄」，不是因為他有德，而是因為他「失德」。也就是說傳統的道德他都完全丟掉了。他是幹部子弟，但是卻沒有人承認。因為儘管說起來他父親也是個宦官，但是他父親的宦官是花錢買的。那個是不算數的，而且當時的人都知道他父親的官兒是買的，因此都看不起他。所以實際上沒有人認為曹操是什麼幹部子弟。順便介紹一下，當時三公九卿都可以待價而沽，「富者則先入錢，貧者到官而後倍輸」（《後漢書卷五二·崔駰傳》）。例如你想做個郡守的話，就要拿出二千萬。當時的換算標準是每石一萬錢，據說，其中還有折扣：「以德次應選者半之，或三分之一」（《後漢書卷八·靈帝紀》）。曹操的父親曹嵩，據說就是向西園花錢一億，才做了太尉的。可是也正因為這個原因，曹操也就最不受傳統道德的束縛。這使他得以第一個看清了中國社會的奧秘：天下者，天下人之天下。什麼叫「天下者，天下人之天下」呢？無非就是「皇帝輪著坐，明年到我家」。而袁紹們卻認為，皇帝就是該他劉家人坐的，我只能是多分他劉家一杯羹。而曹操卻最早意識到了，誰手裡有軍隊，誰手裡有武器，誰就可能得天下。最早的時候，有人評價曹操，說「能安之者其在君乎？」，「安天下者必此人也」。如果袁紹聽見這個話肯定很高興，如果董卓聽見這個話也會很高興，因為他們會覺得這樣挺好，以後我不就可以輔佐皇帝了嗎？但是曹操聽到這句話卻並不高興，後來有人就猜透他的意思了，於是給他送了這樣一句非常著名的話——「亂世之奸雄」。這樣的話，如果是別人，那肯定是很不高興了，可是他反而很高興。為什麼呢？因為他已經意識到了「皇帝輪流坐，明年到我家」。

　　曹操的最後一次和袁紹們的合作就是十八路諸侯的向中央請願。是曹操發起的這件事，但是，他覺得他不是真正的幹部子弟，當不了總司令，就讓給了袁紹。結果他發現這十幾路諸侯根本就不行，於是他就和這些人決裂了。臨走時說了那句著名的話：「豎子不足與謀」（第6回）。那麼，他去幹什麼了呢？跑到了山東的一個偏遠的地區，自己出錢組織了一個武裝，而且發明了歷史上很出名的練兵方法——「屯種」。我不要你皇帝的錢了，我也不要你皇帝的什麼委任狀了。我自己干，我自己招兵，我自己養活自己。這是一隻體制以外的自食其力的地方武裝，曹操能夠這樣去做，正是他的清醒。你們還記得嗎？荀文若棄袁紹去投奔他，他說：「此吾之子房也」，這充分表現了他以漢高祖自詡的野心。再往後，就是官渡之戰。《三國演義》寫曹操，可以分成幾個時期。第二到第九回那是曹操的覺悟期，那時候曹操到處聯絡各路諸侯，想辦事又辦不成。後來發現「豎子不足與謀」。第十回到第三十回是他的成熟期。其中官渡之戰是一個決定性的環節。他自己獨立操盤，以幾萬兵就打敗了幾十萬。從此他就開始奪取全國政權了。而他也很不客氣。他說：「天下唯有能者居之」。這個時候的曹操，只要能夠得到天下，什麼道德他都是根本就不放在眼裡的。「寧教我負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負我」，就是他的座右銘。屠城，殺俘，坑降，縱火，擄掠，姦淫，以殺戮為樂，以殺戮為功，都是出自他手。「不仁不孝而有治國用兵之術」者（曹操語），則是他眼中的英雄。

　　劉備的「道德」招牌：把假仁假義偽裝到底！

　　第二個「清醒」者是劉備。對於劉備，歷史上一般都稱他為「有德者」。實際上，這個說法是錯誤的。劉備這個人根本就不是一個「有德者」。跟曹操一樣，他之所以成為「英雄」，不是因為他有德，而是因為他「失德」。呂布臨死前痛斥劉備的：「大耳兒，不記轅門射戟時耶？」「是兒最無信者！」（第19回）應該是可信的。劉備一開始確實強調道德，說：「吾寧死，不為不仁不義之事。」（第36回）而曹操一開始就想清楚了：「寧教我負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負我。」（第4回）但是這只是不得已。原因在哪兒呢？原因在於他始終是站在別人後面的。今天他們弟兄三個投降這個人，明天他們弟兄三個投降那個人，然後每次都是站在人家身後，動輒從別人身後閃出來。例如從公孫瓚的身後閃出來。袁紹賞他一個座位，還要外加說明，「非敬汝名爵，吾敬汝乃帝室之胄也！」（第5回）打「道德」招牌，也是沒有辦法的事。劉備一開始很膽小，他的老師魯植犯了錯誤，然後被紀委「雙規」了。張飛要去救他，他就說：絕不能救。他可不像曹操，一開始就動不動抄刀殺人。後來張飛要殺董卓，劉備也說不能殺。顯然，那時的劉備只是想進入主流社會。很關鍵的是在第二十回。朝廷給劉備任命了一個縣級幹部的官職。劉備總算「具朝服拜于丹墀。」（第20回），也就是說，劉備終於能夠穿上中山裝去開幹部會議了。所以，當時劉備已經很滿足，覺得自己的人生已經成功了。而他的勸說曹操殺掉呂布，很明顯的就說明他還並不成熟，實際如果他已經想自己打內戰的話，讓呂布，採取養虎遺患的方法牽制曹操，才是上策，可是他卻主動替曹操著想，再看他後來叮囑關、張「勿犯曹公軍令」（第19回），說明他還沒有覺悟，而且也非常懼怕曹操。

　　劉備的「覺悟」是從哪開始的呢？荊州。他在荊州時，荊州的蔡夫人和她的兒子要害他，他騎的盧馬飛渡檀溪，這件事是非常重要的。這件事情以後，他發現，原來曹操的路數是對的。也就是說：我今天靠這個，明天靠那個，可是都靠不住。當他的馬從澗上飛過去的時候，他的境界也「飛升」了。所有的舊道德都束縛不住他了。他發現，我也可以自己去建立一支武裝，自己去奪取政權，而不要今天站在誰誰誰後頭，明天又從誰誰誰身後閃出。這個時候，他就最終越過了自己。但是我們一定要知道，這個時候已經是什麼時候了？已經是他參加反黃巾起義的二十年以後了。確實，他的「覺悟」是很晚的了。順便說一句，就在劉備「覺悟」的時候，，曹操也已經到了長江邊上，但是曹操卻放過了劉備去打孫權。因為當時曹操看不起劉備，他認為小子就會站在人家身後，就會假仁假義。但是沒想到劉備這個時候已經變壞了。結果，曹操犯了大錯誤。當時曹操如果把劉備滅掉，也就沒事了。這樣，也就從這時開始，我們發現劉備就開始不要道德了。他就開始「搶」了。而他後來所有的所得也都是「搶」的，都是「無德」的成果。荊州他是搶的，益州也是。人家遇到困難，讓他去幫忙。他就帶著兵進去了。可是進去以後，他就想盡辦法搶了益州。

　　劉備一生有三次失態。這三次失態都是他「覺悟」的表現：當初甚至曹操說他是個英雄的時候，他都沒失態。可是後來他卻三次失態。在荊州是他第一次失態，他跟劉表說了一句很不該說的話，他說：「備若有基本，天下碌碌之輩，誠不足慮也。」（第34回）很明顯，他是在打荊州的主意了，那人家當然就要殺他，結果他逃跑了。第二次、第三次是在奪益州的時候。他開始假惺惺地說，我幫你打張魯，結果劉璋就把他請去了。可是去了以後，他就壓抑不住了。因為他本來就是想滅劉璋的。後來劉璋只給了他一點兒糧草和兵馬，所謂米一萬石，老弱軍兵四千。劉備就不願意了，他說：我幫你打張魯，你就給我這點兒錢和人？不行！於是他就拍了桌子。（第62回）嚇得龐統趕緊說：你不能拍啊，你一輩子都裝得這麼像，這一次還是要裝下去，你怎麼能拍桌子？！結果劉備馬上就意識到了，就掩飾說：哦，剛才喝多了，給得少了就少吧。還有一次是攻打成都攻到了城門下頭，劉備跟手下怎麼說呢？他說，還有什麼比今天更快樂呢？（第65回）結果他的手下又趕緊跟他說：不能這樣講啊，還是要假仁假義地裝到底。於是，劉備就又開始裝了起來。由此，我們看到，劉備的成功就在於他的「失德」，而不在於他的「有德」。

　　劉備的帶百姓逃跑。這一點曾經讓我們中國的後人很感動，說劉備不簡單，每天只逃5公里，儘管曹操以每天100公里的速度追。但是我今天一定要說，中國曆朝歷代的皇帝從來就沒有愛民的皇帝。劉備此舉也不是因為愛護老百姓。坦率地說，這是因為劉備太小器。劉備的小器是經常會表現出來的。例如他得了荊州、南郡、襄陽以後，覺得比周旋於下邳、小沛，亡命於新野、樊城好多了，就曾經心滿意足地想洗手不幹了。建安十四年冬十月，他去東吳結親，一住就是一年，也是又想刀槍入庫，馬放南山。作平原相時，孔融派太史慈去請他出兵救陶謙，他又小器起來，馬上就問：「孔北海知世間有劉玄德耶？」（第11回）李漁曾經用六個字諷刺他：「自負語，骯髒語。」至於他帶百姓逃跑的事情，仔細看看中國歷史你就知道了。漢代時候軍事管理者稱為「州牧」，古代的省長市長，實際就是牧羊人，而老百姓就是他賺錢和賣命的工具。在中國歷史上，我們要知道，中國總是講「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孟子時候就開始講了，「諸侯之寶三——土地，人民，政事。」說明什麼呢？說明在中國當皇帝的人，他手裡的財產有兩個，一個是土地，一個是人口。有了土地就有了財產，土地可以生產出財富。可是有了土地以後還要有人口，因為要有人耕種。所以，中國古代真正的財富就是兩大標誌。劉備一開始什麼也沒有，後來意外地得到了十萬百姓，這就是他的生財之道、他的銀行。我們逃跑的時候能不帶錢嗎？他的錢就是這些老百姓。這是他一生中第一筆意外之財。好不容易才得了一筆錢，能不帶走嗎？因此劉備帶百姓逃跑不能說明他的愛民，只能說明那個時候他的眼界還沒有那麼高。如果是其他的政治家，就不會這樣，就把這些錢扔了算了，逃命要緊。可劉備就覺得，我逃了命沒有錢，這個「命」還有什麼可以逃的呢？所以，他要帶著百姓一起逃。

　　這樣看來，事實上，真正能夠拯救中國的亂世的只有一種人，就是「有愛者」。尤其是站在文學的角度。當文學去寫內戰的時候，當文學去寫亂世的時候，它都只能去讚美一種人，就是「有愛者」。這種人當然不能直接地拯救老百姓於水火，但是這種人可以使一個民族、一個國家長治久安。也就是說，他能夠從根本上解決一個民族的困惑。所以，只有這種人才是真正的三國英雄。也才是我們這個社會的英雄。「天下唯有愛者居之」應該是我們評價三國的一個真正的正面的基本思路，所謂「愛心英雄」。但是，在三國，在中國歷史上，我們從來就沒有看到過這樣的愛心英雄。我們在中國看到的是什麼呢？就是那些靠廝殺起家而且拼到了最後的人，那些最沒文化、最沒愛心而且最殘暴的人，那些戰爭屠夫，我們就把他稱之為：「英雄」。

　　西方精神天空的愛心英雄：摩西、耶穌、特雷莎

　　但是，當我們再一次把目光轉向西方，我們就會發現，西方人在面對亂世、面對動蕩的時候，又是怎麼去推崇自己的英雄的呢？他們的英雄從來就不是戰爭領袖，而是愛的響應者，或者說，是為愛而戰，為愛而生，為愛而死的人。只有這樣的人才可以被稱為英雄。所以，只有對百姓充滿了愛心的人——他可能不是軍事首領，可能也不是什麼總司令，也不是什麼三皇五帝——才有可能是英雄。這說明，中國社會在很長時間內還是生存在「叢林法則」中，還是生活在一種動物法則之中，弱肉強食，強者就是英雄。而在西方，卻已經進入了一個現代文明的世界里，在現代文明的世界里，靠的不是弱肉強食，而是愛心。

　　我們來看幾個例子。一個是特蕾莎修女。她一輩子就是為人類貢獻愛。令人難忘的是，她得了世界大獎，一出門就問，哎，這個獎牌到哪兒可以賣啊？我要去買鞋，送給那些連鞋都沒有的受苦的人，可她自己卻一生都不穿鞋。因此，她到哪個地方去，那個地方對她都非常崇敬。她曾經去過南斯拉夫，當時不是科索沃在打仗嗎？她去了以後，兩邊一聽說她來了，就都馬上停戰，讓她安全走過。因為兩邊都尊她為愛的聖女。一直等到她把婦幼兒童都帶走以後，兩邊才又開打。她死的時候是在印度，印度所有的人都當場下跪，包括總理。她的遺體抬過大街的時候，兩邊兒的樓上的印度人都飛奔下樓，因為哪一個人都不敢站得比她高。沒有人敢站得比她高，因此都飛奔下樓，統統跪在地下，在西方，這樣的人就是大英雄。但是在中國，可能很多人都會看不起她。想想中國的武訓的下場，就不難想象特蕾莎修女在中國的結局會是什麼了。

　　還有一個是摩西。在西方，阿喀琉斯曾經是英雄，在《荷馬史詩》的時代，阿喀琉斯是當時西方的「天下第一殺手」。相當於我們中國三國時代的呂布和趙雲。但是，看一下西方歷史，我們就會發現，《荷馬史詩》的時代畢竟只是西方人的童年時代。那個時候，好勇鬥狠，充滿了殺氣，也是有可能的。但是當西方人進入了一個成熟時代，進入中世紀以後，我們就發現，阿喀琉斯的影子已經沒有了。這種類似於中國的呂布和趙雲的影子，在西方文學里基本上也找不到了。被誰取代了呢？摩西。他是《聖經》推出的第一英雄。摩西是手無寸鐵的。摩西是不帶兵器的。他帶領猶太民族出埃及的時候，是憑藉愛心，而不是兵器。不提青龍偃月刀，也不騎赤兔馬。可是，摩西如果是在中國的三國，他又會是什麼命運呢？

　　第三個。西方有兩個人是很有名的。一個是尼祿。古羅馬晚期的最後一個「愷撒」。另一個是耶穌。我們可以發現，西方人非常一致地推崇耶穌，而不推崇殘暴的統治者尼祿。這就是西方人對於英雄的一種選擇。但如果是中國人，那麼他會推崇誰呢？耶穌只是個木匠，一生沒有什麼作為，只是拯救了一些人的心靈；而尼祿是羅馬皇帝。如果是中國人，他會推崇誰呢？我想，肯定是尼祿。所以，我們可以看出東西方在英雄觀上的一個很巨大的差異。這個差異就是：中國人只承認一種英雄，就是戰爭英雄，也就是「暴力英雄」。這一點孟子在戰國的時候就已經看到了，他說：今夫天下人物，未有不嗜殺人者。而西方人也只承認一種英雄，那就是愛心英雄，

　　「中原代有英雄出，各苦生民數十年。」

　　我們在三國時代看到的，正是這樣一批「嗜殺人者」。這批「嗜殺人者」最後形成了魏蜀吳三家鼎足而立。然而這三家鼎足而立后還是要刀兵相向，毫無寧日。強者卧榻之側，豈容他人酣睡？弱者呢？寧為雞口，不為牛後。強者殺人，弱者也殺人。于右任，大家知道，是國民黨的精英人物。他曾經寫過一首七絕詩：

　　風虎雲龍也偶然，其人青史話連篇。
　　中原代有英雄出，各苦生民數十年。

　　三國英雄不就是這樣嗎？「各苦生民數十年」。而我們現在還在拚命地讚美他們，還在電視上大講特講：曹操是怎麼成功的，諸葛亮是怎麼像炒股票一樣經營自己的。這樣的英雄到底是越多越好，還是越少越好？我想我們每一個人心裡都應該真正有了答案。我最近在看一本書，就是唐德剛先生寫的《晚清七十年》。這本書寫得很不錯。他說，「——我們寫歷史的人，都是英雄崇拜者，坐在皮椅之上，香煙繚繞，滿口大話。你可知道革命功成萬骨枯？製造一個革命英雄，和三、兩個瀟灑風流的高幹子女，要多少斛無辜者的鮮血來加以灌溉？」[1]這是一個老歷史學家的心聲，必須引起我們的高度重視。

　　具體來看，《三國演義》所歌頌的英雄，首先無非是殺人。不過這裡的殺人又與《水滸傳》不同，不是因為打抱不平而殺人，而主要指的是為戰爭而殺人。《三國演義》第七十四回有一個細節，相當於武松故事，寫的是龐德。龐德過去在故鄉時，「與兄同居，嫂甚不賢，德乘醉殺之。」這是一個典型的《水滸傳》里的故事，如果是在《水滸傳》裡面，是肯定要濃墨重彩地寫上幾回的，可是在《三國演義》里卻算不了什麼，一筆帶過。《三國演義》的英雄都是為戰爭而殺人，而且要殺人如麻，要鐵石心腸。在長板坡大戰里：張飛帶病殺開一條血路，救玄德望東而走。卻被曹將文聘當先攔住，玄德罵曰：「背主之賊，尚有何面目見人！」文聘羞慚滿面，引兵自投東北去了。這是《三國演義》裡面少有的一個真實場景。文聘能夠知道「羞慚滿面」，真是難得。可惜，《三國演義》並不以這樣的人為英雄。它推崇的英雄，恰恰都是從來就不「羞慚滿面」的。大家一定都知道一個關於《三國演義》里武將排名的順口溜：「一呂二馬三典韋，四關五趙六張飛，七許八黃九姜維」，後來又改為「一呂二趙三典韋；四關五馬六張飛」。但是不論如何排名，以殺人為主要業績，則是其中的關鍵。可是，人的腦袋並不是西瓜，並不是說砍就砍的。所以，無論如何，以殺人來論英雄是沒有道理的。因此，我不希望看到他們的殺人，而是希望看到他們的因為殺人而「羞慚滿面」，可惜，我沒有看到。可是，在西方的文學名著里，我卻會經常看到。例如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與罰》，他在小說里就描寫了一個大學生拉斯科爾尼科夫，他稟賦著拿破崙式的理想，為此，他不惜殺死放債的房東老太太和她的妹妹。可是，我們看到的是殺人之後的人性震撼，而不再是「手起刀落」、「提頭領賞」。拉斯科爾尼科夫精心設想了殺人的全部細節，沒有任何的疏漏，但是還有最最重要的一點，他卻沒有想到：在殺害別人之前，他已經先殺死了自己。殺人的屠刀斬斷了自己與人類之間「愛」的聯繫，殺人這一行為已經證明了他不再是人類而只是動物，從此他的靈魂再也得不到安寧。甚至，他突然發覺：一切美好的東西都離自己而去，也都與自己再無關聯。在殺死他人之前已經先殺死了自己，這，才是最大的也才是真正的「不幸」。我要說，這才是美學大家！沿著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美學思路，你們再對比一下《三國演義》，相信已經不難發現其中的根本不足了。

　　「運籌帷幄」的英才：他們是用特殊材料製成的人

　　《三國演義》所歌頌的英雄，其次無非是耍陰謀詭計。有人說，戰爭是流血的陰謀詭計，陰謀詭計是不流血的戰爭，確實是這樣。可是《三國演義》所歌頌的就是這樣的「運籌帷幄之中」的英雄。《三國演義》主要寫的不是暴力的力量，而是陰謀詭計的力量。其實《三國演義》寫暴力寫得並不多，寫暴力寫得多的是下面我馬上要講的《水滸傳》，而在《三國演義》里，它主要寫的是陰謀詭計的力量。有時候我會覺得十分奇怪，中國人特別喜歡講「人才」，動不動就呼喚人才。到了龔自珍還說「我勸天公重抖擻，不拘一格降人才」。這可是全世界都沒有這樣的事情啊。為什麼會呼喚人才呢？西方為什麼從來就不呼喚？後來我發現，關鍵就是中國的官場迫切需要。說得更明白一點，中國的官場需要耍陰謀詭計的人。需要非常熟悉官場規則的這些人。而這些人不「呼喚」是不可能出來的。所以，只有在中國這種情況下，才需要這種「特殊材料」製成的人——用陰謀詭計的「材料」製成的人。因為中國是一個「人治」社會，所以，它特別需要這些人才。而中國的動亂更需要這樣的耍陰謀詭計的人才。中國有一句話叫「老不看《三國》」，很有道理。「老不看《三國》」的意思就是說，一個人到了老年，他肯定已經學到很多陰謀詭計了，你再去看《三國演義》，那就應了中國的四個字——老奸巨滑。所以，到了老年就不能再看《三國演義》了。這說明，中國人也知道《三國演義》裡面突出的甚至也不是暴力的力量，而是陰謀詭計的力量。勾心鬥角，陰謀詭計，它是亂世之因，也是亂世之果。當然，「陰謀詭計」作為一種軍事謀略，也並不應一概反對，然而，我們在《三國演義》裡面看到的卻是作為生存態度、生存理念、生存觀念的「陰謀詭計」，這無疑是必須加以反對的。我們看到，《三國演義》里的英雄沒有一個有人味，沒有一個有愛心，他們都是靠陰謀詭計起家，也是靠陰謀詭計誤國的。比如說曹操有一個很有意思的細節，有一次打仗，他到陣前叫囂說：你們不是想看看我曹操什麼樣嗎？我鼻子眼睛跟你們都一樣，只有一條跟你們不一樣，就是我的陰謀詭計比你們多。這真是實話。我覺得曹操這個人倒是盡說實話。他不像劉備那麼虛偽。再看孫堅的例子。他得到了皇帝的玉璽，結果被其他軍閥陣前追索。我們來看看他的表演：

　　堅指天為誓曰：「吾若果得此寶，私自藏匿，異日不得善終，死於刀箭之下！」（第6回）

　　你不服還真是不行，這些英雄說起假話來就是這樣的面不改色心不跳啊。黃石公的《軍勢》說中國政治只用四種人：「使智，使勇，使貪，使愚」。看看《三國演義》，我們就可以知道，他總結的完全正確。所以，在《三國演義》里，從一開始就公開強調不要光明正大，而要耍陰謀詭計。因此，《三國演義》里所有的「英雄」都是鬼頭鬼腦的，沒有一個不是這樣。你們一定都還記憶猶新，《三國演義》里的第一計就是「王司徒巧使連環計」，這是陰謀詭計的第一計：美人計。「美人計」是利用了人類最本能的本性去施展陰謀詭計，也就是性競爭的意識。動物之間你挑逗它們一下，大王、二王之間也會殺得鮮血淋漓。我覺得，這是不是象徵著《三國演義》一開始就從重演動物的人性倒退開始呢？至於那形形色色的陰謀詭計，《三國演義》里每頁都是，我看到網上有人做了個歸納，我把它下載在這裡：

　　反間計，二虎競食計，驅虎吞狼計，疏不間親計，聲東擊西計，攻其不意計，苦肉計，糧草誘敵計，驕兵計，空城計等。實例如，李肅說呂布，謀董賊孟德獻刀，匿玉璽孫堅背約，王司徒巧使連環計，呂奉先乘夜襲徐都，賈文和料敵決勝，吉太醫下毒遭刑，劫烏巢孟德燒糧，決漳河許攸獻計，郭嘉遺計定遼東，郭夫人隔屏聽密語，玄德用計襲樊城，荊州城公子三求計，蔡夫人議獻荊州，諸葛亮火燒新野，孔明用智激周瑜，孫權決計破曹操，群英會蔣干中計，用奇謀孔明借箭，獻密計黃蓋受刑等。

　　具體的我也不去一個個介紹了。反正大家知道，在《三國演義》里，除了陰謀詭計，除了砍腦袋像砍西瓜一樣，我們也看不到別的。那麼，我們也就會知道，在《三國演義》里，根本就沒有真正的英雄。

　　要講陰謀詭計，我不能不再講諸葛亮，諸葛亮是陰謀詭計的大師。諸葛亮實際上就是靠耍陰謀詭計出家的。諸葛亮一出來就先用「水」，後用「火」。中國有首著名詩歌，叫做：「國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幸虧作者跟諸葛亮不在同一個朝代。諸葛亮一出來，不但要「國破」，而且連「山河」也要「破」了，叫他這樣一弄，生態環境肯定是很糟糕啦。我過去一再說過，在中國打仗要帶軍師，這是世界奇聞，全世界哪個地方打仗要帶軍師呢？大概只有中國吧，可是中國為什麼要這樣做呢？就是因為這種陰謀詭計會使得戰爭成本更低。也會使得戰爭更為經濟。因此中國才發明了這種東西。美軍到越南打仗，美軍總司令回國以後看到了中國的《孫子兵法》，不禁感嘆說：我要是在去越南之前看了《孫子兵法》，我就知道怎麼對付越南人了。說到底，無非是誰最壞，誰的人性喪失得最多，誰的詭計就越多。徐庶就比不了他的朋友諸葛亮。為什麼呢？徐庶對他的老母還講點兒人性。如果是諸葛亮，他肯定不去。如果是劉邦，他還會說：哎，我跟你拜過把子兄弟，你要把我老爸煮了來吃，那你也分我一碗肉。劉邦就這麼耍賴。可徐庶就輸在他還有點兒人性。如果一點兒人味兒也沒有了。曹操還能弄到他嗎？你看看諸葛亮多狡猾，徐庶多笨。跑到劉備的陣營里去了，還不知道把老媽帶去，結果被程昱抓住了這個弱點，諸葛亮跑到劉備的陣營里，第一件事就把他全家九族都弄走了。曹操打到諸葛亮的家鄉，第一件事就是要誅諸葛亮的九族，可是一族也找不著。諸葛亮的陰謀詭計就是這麼厲害。

　　說到這裡，我要為呂布說幾句公道話。《三國演義》不以他為英雄，可是我倒並不覺得他是個壞人。「人中呂布，馬中赤兔」，這個來自草原的「天下第一殺手」實在是太天真了，他曾說：

　　「誓當殺此老賊，以雪吾恥！」允急掩其口曰：「將軍勿言，恐累及老夫。」布曰：「大丈夫生居天地間，豈能鬱郁久居人下！」（第9回）

　　這樣的口吻，讓我們感受到了他的坦率。而且，後來李、郭破關的時候，他也沒有扔下王允逃命，而是喊上他一起走，並且還是一通「苦勸」。這也讓我們看到他的人性。像關羽那樣嘴上說把什麼都還了，但是赤兔馬卻不還的事情，我想象，呂布畢竟是干不出來的。像劉備那樣幾次把老婆都丟掉的事情，我想象，呂布也是干不出來的。當然，他先後投靠過七位主人：丁原、董卓、王允、袁術、袁紹、張楊、劉備，給人的感覺是見人就恨不得拜為義父，而且給人的感覺是到處投靠，但是劉備就不是這樣嗎？他也投靠過呂布、曹操、袁紹、劉表、孫權，而且幾次拋棄妻子家室。陳壽評價說：「呂布有眾虎之勇，而無英奇之略，輕狡反覆，唯利是視。自古及今，未有若此不夷滅也」。「輕狡反覆，唯利是視」，當時的人無不如此，倒是有「勇」無「略」說到了要害，說白了，就是他這個人還不夠壞，還太誠實，還沒有學會虛偽，而且只想憑本事吃飯，沒有想打內戰，沒有想到要建立自己的根據地，更沒有想過問鼎九五，自以為用在草原上的那一套就可以馳騁中原，可惜，這裡是中原而不是草原，「自古及今，未有若此不夷滅也」，結果身敗名裂。

　　德國哲學家舍勒認為：就整個人類而言，將『狡詐'、『機智'、『工於心計'的生活方式發展到無以復加的，總是那些內心最為恐懼，最為壓抑的人種和民族。[2]這個總結實在精闢！《三國演義》裡面的英雄，就正是「那些內心最為恐懼，最為壓抑的人」。而這些陰謀詭計的英雄給我們民族帶來的，也主要是負面效應。剛才我說到了歷史學家唐德剛，還是在《晚清七十年》里，他說，慈禧太后這個人不怎麼識字，但是她把《三國演義》背得滾瓜爛熟，為什麼呢？因為這裡面有一整套的陰謀詭計。還有她的前輩多爾袞，在進關的時候，他也不怎麼識漢字，但是他的教科書就是《三國演義》。再看我們的東鄰日本，甚至把《三國演義》捧為商界聖經。這種商界聖經能夠用於商業競爭，用於經濟實踐，但是，我就要追問一個問題：為什麼日本人沒有用它來做愛的聖經？為什麼日本人沒有用《三國演義》來進行愛的實踐？原因很簡單，在《三國演義》裡面的任何一行，任何一個字，任何一個標點符號，都與愛無關。我在很多場合都說過，一個民族只能用愛的乳汁哺育這個民族。這個民族的教育一定要是愛的教育。但是我們在《三國演義》里看到的偏偏是仇恨的教育。這真是太遺憾、太遺憾了！

　　「問天下誰是英雄？」一個有待重新追問的問題

　　我們知道，英雄應該是一個時代的代表。他是製造規則的人，也是打破規則的人，但是不論是「製造」還是「打破」，他都應該代表著人性的向前與向上，都應該給人類以愛的激勵、給人類以美的慰藉。剛才我講到了托爾斯泰的《戰爭與和平》。《戰爭與和平》里有一個知識分子叫比埃爾，他不是戰爭中的英雄，但是他卻代表著人類的良心，因此在人們的眼裡，他才是一個真正令人敬重的英雄——愛心英雄，並且能夠給人以愛的激勵和美的慰藉。小說里有一個美女娜達莎就曾這樣跟自己的朋友介紹他：

　　「我說，瑪麗，」娜塔莎說，突然從她臉上露出瑪麗亞公爵小姐好久沒看見的頑皮的笑容。「他變得是那麼乾淨，光彩，新鮮，就好像剛從浴室出來似的，你明白我的意思嗎？」[3]

　　我不想掩飾自己的感覺，我必須說，每次看到這句話，我就會哀嘆不已。我在《三國演義》里翻來覆去地找，顛來倒去地找，字里字外地找、行里行間地找，但是最後我還是只能痛苦地宣布，在《三國演義》里我找不到這樣「乾淨，光彩，新鮮」人，找不到這樣「就好像剛從浴室出來似的」人，找不到這樣能給我們帶來清新的感覺的人。我們在《三國演義》里只能學到陰謀詭計，只能學到殺人如麻，只能學到對於人類尊嚴的蔑視、對於人性本身的蔑視。「動物兇猛」，這就是我們在《三國演義》裡面所看到的所謂英雄的真實面貌。

　　魯迅先生說過：「中國人向來就沒有爭到過『人'的價格，至多不過是奴隸」；而這奴隸又分為「暫時做穩了奴隸」和「想做奴隸而不可得」[4]兩種，這話確實精闢。從表面上看，《三國演義》所歌頌的都是威名顯赫的「帝王將相」，可是一旦揭開他們的面紗，我們所看到的真實面孔卻是：「奴隸」。而且還只不過是「暫時做穩了奴隸」。遺憾的是，他們對此卻渾然懵懂不知，竟然還自以為已經從「奴隸」成為「將軍」，更遺憾的是，我們也對此渾然懵懂不知，竟然也世世代代詠嘆起「滾滾長江東逝水，浪花淘盡英雄」。

　　還是再聽聽魯迅先生是怎麼說的吧：「我們極容易變成奴隸，而且變成奴隸以後還萬分歡喜。」[5]

　　《三國演義》，就是那些「暫時做穩了奴隸」者在「變成奴隸」以後「還萬分歡喜」的自白。

　　「問天下誰是英雄？」看來，對於《三國演義》來說，這還是一個有待重新追問的問題！

中國的亂世與盛世其實也很容易判斷：搶得少，就是盛世，搶得多，就是亂世，就是這麼回事。

意味深長！



淋漓盡致~~稍後繼續看！謝謝分享！

大致看了一下, 不太喜歡, 好多廢話而且把自己的觀點強加到別人身上.

蘿蔔, 青菜 更有所愛.
jvmpzh , 以前我們還登過幾篇他的文章, 有興趣你可以看看.

http://www.backchina.org/main/sh ... &extra=page%3D2
http://www.backchina.org/main/showthread.php?tid=582090

是的呀.  男生都喜歡來個: 問天下誰是英雄,  而且最好是亂世英雄.

沒有亂世, 哪裡來的"真英雄"

你說他分析得比較片面也好, 你說他分析得角度比較新也好, 反正各花入各眼.

我覺得三篇潘知常的文章比較喜歡那篇談論魯迅的
http://www.backchina.org/main/showthread.php?tid=582090

雖然有點像Blue Ivy 提到「好多廢話而且把自己的觀點強加到別人身上.」

但是...嘻嘻~~裡面也蠻多東西看哦，譬如教授潘知常所說以下的話，意味深長~~似是而非...又似非而是...

事實上，在中國歷史上不貪污的官吏實在太少太少，誇張一點說，沒有哪一個官不貪污的，因此，往往都是為了整他才把他弄出來並且說他「貪污」，如果不整他那就根本不會有人說他「貪污」了。再說得更清楚一點，其實中國社會就正是一個產生貪官污吏的社會。對於這個社會來說，產生貪官污吏是必然的，不產生貪官污吏則是偶然的。產生海瑞這樣的人是偶然的，產生「十常侍」這樣的人則是必然的。因此，真正導致亂世的應該是這個社會本身，

嘻嘻~~又譬如不是先生說一套講一套~~如果不是呢...哪侵略伊拉克從何而來呢?~~

布希當選總統后發表總統致詞，他說：從此我就被你們關在國家機器的鐵籠子了，我現在就是站在籠子里和你們講話。

多漂亮；)

很多問題想不清楚，可能也不用想清楚。。。

所以，不參與評論了。。。

但還是收藏，謝謝N版！

說得不錯

說得不錯, 有新鮮感, 但是戰爭總是殘酷的, 倒是日本人更應看看這篇文章, 多發揚他們的愛, 就沒有屠殺了!至少少死很多人, 但日人就是樣樣都要搶, 搶到了還殺人, 潘教授該如何解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