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明高：中國經濟轉型離我們有多遠？

來源: 中國經營報

       編者按：2007年製造了太多的懸念。股市的過山車顛倒眾生，同時CPI之高亦讓人不堪承受其重。經濟高速增長的盛宴中，普通民眾能夠分得幾許？貨幣現象與政策悖論困境何在？漸進改革與休克療法孰善孰惡？本報記者在北京專訪了花旗銀行中國首席經濟學家沈明高博士，探討經濟轉型之道。

結構性扭曲愈演愈烈

       這種從計劃經濟延續而來的增長方式的一個弊端就是偏向生產而輕視消費。

       《中國經營報》：又到年關，我注意到你在最近指出，2007年將是中國最近十年來經濟增長最快的一年，也是宏觀調控這一根弦綳得最緊的一年，該如何理解這一總結？

       沈明高：我認為在經濟轉型中已經出現了重要的變化。我們從上世紀90年代初就開始講經濟結構調整、刺激內需等問題。但是這些問題在過去只是一些單個事件，也一直不是大問題。比如，去年年初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曾列出了十一大產能過剩的行業，但是這些行業的上市公司的股票卻都是今年漲得最好的——有色金屬、鋼鐵等。再比如，2004年經濟出現過熱，投資增長較快，但是當時通過一些政策措施的調整也就解決了，經濟照樣保持了快速增長。

       以往結構失衡帶來的問題往往並不嚴重，甚至看不到問題，所以強調結構調整給人「狼來了」的感覺，但是今年以來事情已經在起變化，「狼」可能真的已經來了。存在多年的老問題，如流動性過剩和信貸或投資增長過快，不但沒有改善反而有惡化的趨勢，此外，又添了兩個新問題，即資產價格上漲過快和通貨膨脹高位運行。這可能意味著，由於結構扭曲帶來的一些貨幣現象有顯性化的可能，以後可能會愈演愈烈。

       《中國經營報》：你指出明年可能是結構性調整或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從口號變為切實行動的一年，那麼是否意味著你上述提到這些累積的獨立事件到了一定程度，有爆發的可能性？

       沈明高：明年經濟可能面臨三大不穩定因素：美國經濟增長的大幅度放緩甚至衰退，資產市場出現大規模調整，以及通貨膨脹進一步惡化。除了美國經濟是外生性因素，其他兩個都是內生的，源自經濟結構失衡和轉型的緩慢。在目前的情況下，很難把通脹的壓力、資產價格的上漲、信貸或投資的快速增長當做一個個單獨的事件來看，因為解決了一個問題往往以另一問題的惡化為代價。

       如防止資金向資產市場轉移過快，需要提高利率，改變銀行存款實際利率為負的局面，但如果銀行存款利率提升過快，資金迴流到銀行，就有可能引發銀行的放貸衝動，同時還會引起熱錢加速流入的擔心。調整結構最根本的是刺激消費，但消費需求的增長又會帶來通脹的壓力。再比如，控制信貸、提高能源價格或限制「兩高一資」企業的發展可以抑制投資，但在抑制一些投入品價格上升的同時卻可能導致相關產品的價格上漲。如此等等，調整結構與結構扭曲帶來的一些貨幣現象之間出現了衝突，有人形象地稱之為「壓下葫蘆漂起瓢」。也就是說，政府政策的選擇範圍和空間受到擠壓，難以出台有效的政策措施，結果可能是行政干預大行其道。

       《中國經營報》：這種結構性扭曲的問題，你覺得是不是增長方式的問題造成的呢？這麼多年我們的經濟增長表面看起來一帆風順，下面卻藏有著隱患，你覺得我們經濟增長方式最大的問題在哪裡呢？

       沈明高：應該是的。簡單來說，我覺得目前最大的問題確實就是消費相對不足的問題；再深層次分析，國內老百姓沒有從根本上真正分享經濟增長的好處。這種從計劃經濟延續而來的增長方式的一個弊端就是偏向生產而輕視消費，最重要的原因在於從整個經濟制度的根本設計來說是有利於國家，有利於生產，卻不利於消費者。

       今年比較特殊，房地產市場和股票市場的火暴帶來了一定的財富增長，但是因為這些投資的風險太高，這些收入的增長與一般工資收入增長是兩碼事。在股市中掙的10萬元與工資收入的10萬元，看上去都是10萬元，但是含金量是不同的，股市投資背後的風險遠遠大於工資所得。國外的研究表明，如果消費者覺得財富收入越穩定，由此產生的財富效應對消費增長的支持作用就越大。即使同為資產價格上漲，在加拿大， 1%的金融財富的增加對消費的影響基本可以忽略不計，但房價上漲1%卻可以帶動消費增長12%。

       《中國經營報》：現在是年關，監管層再次收縮信貸，這種類似行政性的信貸控制措施能夠達到預期目標么？目前經濟的結構扭曲又該如何矯正？

       沈明高：今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上提倡「貨幣政策從緊，財政政策穩健」。可以預見，財政政策必然在結構調整上扮演一個重要的角色。短期之內很難實行擴張性的財政政策，否則將引發通貨膨脹。首先可以減少原來支持工業生產的開支，加大公共政策開支，比如既然可以以發行特別國債的方式來為中投公司融資，也可以以同樣的方式為社保醫保融資。

       在不考慮擴張性財政政策前提下，可以考慮對財政支出結構加以調整，比如取消對企業補貼，而增加對消費相關或公共品相關的投資，達到鼓勵消費的目的。

       目前面臨的流動性過剩、信貸高漲與資產價格高漲、通貨膨脹等貨幣現象，行政手段能夠起到一定的干預效果，但是很難從根本上解決問題。而且如果信貸控制過緊，受影響最大的是吸納大量就業的中小企業。在目前情況下，風險最小的方法應該是儘快加大人民幣的升值幅度，匯率政策若是不主動，貨幣政策便很難主動並奏效。儘管歷史不能假設，但如果今年人民幣相對於美元的升值幅度達到10%，那麼目前情況就不會那麼嚴重。

民眾應分享經濟增長成果

       一個國家財富在國家和居民之間的分配決定了這個國家的儲蓄率水平。

       《中國經營報》：出口，投資，消費是拉動經濟的三匹肥馬，但是現在仍舊是一匹瘦馬兩匹肥馬，投資與出口已經成為肥馬，消費還是一匹瘦馬。刺激消費如此之難，難在何處？

       沈明高：這個問題存在已久，但原來還不是很嚴重。我個人認為，公共服務的市場化和資產的貨幣化是導致消費這匹馬越來越瘦的根本原因。公共服務的市場化和資產貨幣化開始於上個世紀90年代後期，距今還不到10年時間。公共服務的市場化，將政府原來大包大攬的福利體系改為通過市場化的方式來調節，目的是提高效率，如住房市場化、教育收費等。市場化最重要的一環是市場定價，但結果是主要服務的價格在政府定價的基礎上全面上升。市場化又推動了主要資產的貨幣化，資產價格大幅度上漲。

       然而，市場化和貨幣化的過程並不是對稱推進的，政府推進公共品的市場化之後，減輕了政府的負擔，也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效率。但同時，政府積累的大量資產卻沒有經過重新再分配，或再分配的程度有限。因此，市場化和貨幣化的結果是：一方面，個人需要承擔原來政府免費或低價提供的公共服務，支出增加；另一方面，大量資產仍然集中在政府手中，政府是資產貨幣化的最大受益者。這兩者之間的不對稱使得家庭或個人的購買力相對下降。

       《中國經營報》：關於貨幣化導致所有權偏向國有或者集體所有制這點，是否就意味著普通民眾其實沒有從貨幣化過程中獲得好處？

       沈明高：是的，在貨幣化的過程當中，如果你的收入增加不夠快，趕不上價格增長的速度，也就是說你的購買力相對下降了。目前，隨著金融市場的發展，貨幣化的進程在加快。

       以2000年前後住房市場化為基本的切割點，住房市場化、醫療也部分市場化、教育開始收費等等，都是與人民生活息息相關的保障，這些服務本來屬於公共品。隨著貨幣化的進程，不僅是資產還包括服務、公共品的貨幣化、資源的貨幣化都交織在一起。公共品的貨幣化對消費者是不利的，因為它的目的是市場化，市場化的目的是使得公共品的供給增加，但是市場化過程沒有完成之前，公共品的供給不但沒有增加反而不足，導致價格增加。一方面公共品是原來從國有、國家壟斷向市場化的過程；另一方面，從自然資源、財富的角度，它的所有權沒有變化。

       所以，在貨幣化的過程中如果所有權與公共品同時釋放是可以解決問題的。回到計劃經濟的邏輯上來，計劃經濟是政府掌握資源，政府提供保障；現在的問題是政府把它的義務市場化了，但是權力仍然在它手裡。這個問題反映到經濟上來就是一個結構的問題。在這種情況下，老百姓對未來不能確定，只有依靠更多的儲蓄來平衡未來的消費，而儲蓄更多支持了投資增長和出口擴張，這是我國結構失衡的最基本特點。從國外的情況來看，中國於2001年末加入世貿組織是重大的利好，如果中國沒有加入世貿組織，可能還是處於通縮的狀態，產能過剩的問題很難在短時間內依靠國內消費來消化。加入世貿組織剛好使得中國傳統的經濟增長方式走上了極致，甚至已經有點衝過頭（overshot），現在可能到了一個轉型的時刻。

       《中國經營報》：在經濟高速增長的背景下，你認為老百姓沒能充分享受成果的深層次原因何在？你又有什麼改進的建議？

       沈明高：在過去五年，以名義GDP衡量的經濟保持了14%左右的增長，人均工資水平增長大概也是14%，但是中國老百姓平均年收入水平增長卻低於14%，這主要是因為所謂財產性收入或者投資收入的增長遠遠低於整個經濟的增長速度。那麼，在中國投資的回報或財產的回報究竟應該是多少才合理呢？除去今年的特殊情況，我認為從長期來看應該與經濟增長的速度相一致。如果低於這一水平，那麼家庭資產相對於整個經濟來講就會縮水。但目前中國的投資者很尷尬，在經濟快速擴張下缺少能夠參與其中的手段和途徑，鮮有回報與經濟增長速度相適應的投資產品。一方面貨幣化，一方面投資收益低，國內的民眾只能選擇儲蓄，減少消費，這也是刺激消費比較困難的深層次原因。

       很多人提倡通過收入再分配來刺激消費，但是我認為在目前的利益格局下，財富再分配比收入再分配更為重要、務實。當然財富再分配不是一項容易做的工作。目前，財富再分配有三個辦法：一是國有企業上市；二是發行公司債或地方政府債；三是資產證券化。從廣度與深度完善金融市場，可以部分起到財富再分配的作用。

       當然，有人更願意用文化、傳統或習慣來解釋中國的高儲蓄率。但在經濟學看來，這些都是內生性的，用這些原因來解釋高儲蓄率有用現象解釋現象之嫌。我的一個假說是，一個國家財富在國家和居民之間的分配決定了這個國家的儲蓄率水平。例如，在美國，幾乎所有的財富都掌握在個人手裡，美國居民的儲蓄率也是世界上最低的之一，而同為西方工業化國家的法國，國家通過國有企業的方式掌握較多的財富，相應地，法國居民的儲蓄率也較高。

       《中國經營報》： 你談到財富再分配的一些手段在長期來說意義重大，但是我感覺在目前的博弈格局下民眾還是處於相對弱勢。比如中石油，被套牢的也是散戶居多。一些初衷良好的政策在實施中很容易變調，你怎麼看待這個問題呢？

       沈明高：這裡是有一個股票定價的問題。如果定價過高，不但沒有讓老百姓分享好處，反而成了上市公司圈錢的手段，不但對消費沒有幫助反而有害。當然，隨著市場的開放，定價也必須是以市場為基礎的。中石油內地IPO之後大幅度連續下跌可能是一個特例，長期來說持有中石油應該是可以享受經濟增長的好處，但是我們也可以看出，以國有企業發行股票進行財富再分配的風險是很高的，而通過發展公司債市場的方式風險就小了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