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1，公務員「牛市行情」怎麼來的？

　　一年一度，又到2008中央國家機關公務員競考開考時。

　　2005年競考比例37∶1，「中國第一考」之說應運而生。2006年競考比例48∶1，2007年競考比例50∶1，今次競考比例60∶1。

　　對比之下，「中國第一考」何止一個「熱」字了得！

　　競考者有「本、碩、博」應屆畢業生，有已參加工作而執意想跳「龍門」的高學歷者，還有部分在初次求職者眼裡已能較體面生活的公司白領。

　　記得兩年前某中央國家機關報考現場，呈現「博士一走廊、碩士一禮堂、本科一操場」之盛況，創下某熱門職位2765人報名競考的「壯觀」場景。今次，最熱門職位的競考比例3592∶1，再創歷史新高。

　　市場經濟主張擇業自由，經濟學不反對人們選擇做官。國人崇尚做官，素有傳統，從古到今，人們尤其是年輕人千方百計甚至不惜削尖腦袋走仕途，從人的「經濟理性」和「行為理性」出發，不外乎受四大因素驅使：

　　一是獲得穩定收入和相對較優的福利待遇，還有收入和福利穩定增加之預期；二是比其他職業更能獲得社會尊重；三是只要不犯錯（罪），職位受法制的強勢保護，較少丟飯碗之憂；四是擁有大小不等的權力。

　　四大因素，樣樣關乎人之切身利益。尤其是權力，作為最稀缺的公共資源之一，擁有了它，不但前三樣東西得來全不費工夫，在許多時候還能呼風喚雨、點石成金……

　　經濟學把人視作「理性經濟動物」，而只有市場經濟帶來的開放的擇業選擇，才能使人的擇業理性得到日益充分的展現。對今次「中國第一考」60∶1的平均競考比例，以及背後所折射的「千軍萬馬擠官道」之現象，無論作為初次擇業選擇，還是作為二次或三次擇業選擇，對競考者皆無可厚非，社會輿論沒理由求全責備。

　　雖說中國傳統「擇業文化」拜做官為魁首，但「官本位」之歷史承傳亦有曲折。就說改革開放以來，國內就相繼出現過三次起因各異的官員下海潮。

　　改革開放初期，計劃經濟僵化體制被撕開，至1980年代中期，社會資源尤其是各種經濟資源開始按「雙軌制」分切，市場活力初顯，官場外生存發展機會開始呈現，第一波官員下海潮隨之而來，於今回首，當年敢喝「頭口水」者成功者眾。

　　鄧小平南巡講話至1990年代中期，「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擊退姓「社」姓「資」爭論，搏擊「市場」風險大幅減小，第二波下海潮緊隨而至。然而，事後回眸，成功者相對比例不及第一波。

　　新世紀，憲法修正案合法保護私有產權，中國入世外加經濟全球化，市場機會再度集中釋放，又一波下海潮潮起潮湧。但此波———很可能是特定歷史時段的最後一波下海潮，持續時間最短，基本上以本市虹口區區長程光辭職出任印尼富豪林紹良旗下的三林集團中國區總裁為尾聲。

　　前後20年，三次下海潮。歷史「小插曲」之出現，緣於經濟體制轉型、市場秩序不規範、市場競爭不充分、產權不清晰、改革不徹底、政經政商關係邊界模糊等因素帶來的機會與縫隙。歷史「小插曲」之消退，在於體制轉型輪廓漸顯，市場秩序日趨規範，非壟斷行業競爭殘酷，社會保障制度不健全，「官轉商」從2005年起受到黨紀的「三年約束」等等———歸結為一句話，就是機會與縫隙越來越小。

　　潮起潮落，自然規律使然。下海潮消退，「趕考」持續發燒，卻又不是單純的「經濟理性」使然。一個非識者所不易明判的深層原因，在於新的時代背景下，改革和開放的雙重遲滯（還包括二者的「不配套」）所形成的「瓶頸」成了新的市場舞台和新競爭機會降生的桎梏。由是，要想使「趕考」逐步降溫，並出現新的下海潮，惟有加快改革和開放……

加快改革和開放就能解決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