紐倫堡審判60周年：關於一場改變了世界的審判

【譯者按】《南德意志報》最近連載刊登了紐倫堡審判六十周年的系列報道及評論，我覺得一些看法和觀點非常有意義，選譯了部分文字譯出。供讀者參考。

　　第一部分

　　邪惡的可恥結局

　　驚悚的傳譯：阿諾·漢博格法庭親歷納粹頭目的辨白——他們怯懦的陳述使他驚詫

　　約翰·開普

　　走下美式軍用吉普車，滿目瘡痍。這就是他一直恨並念著的家鄉。他不知道多年來使他魂牽夢縈的究竟是什麼，也不知道等待他的將會是什麼。「我根本什麼也沒有去想，」他說，「我整個人都變得空蕩蕩了。」這是一個陽光明媚的星期一，1945年5月27日。這一天，阿諾·漢博格回到了他在紐倫堡的故鄉。

　　他站在普拉爾廣場，一個舊城門的廣場前，抬頭仰望著帝王城堡。曾經被工場，尖頂山牆和成片的屋檐瓦頂所擋住的視線現在倒是自由了。剩下的只有瓦礫和廢墟。這就是他的家鄉，一度拋棄了他的家鄉，被捲入了屠殺的家鄉。他只是屠殺的倖存者：1935年，在戰爭爆發后的幾天，他憑著一張過道艙的船票逃往巴勒斯坦。瓦礫和廢墟就是這座城市留存下的全部，這座註定成為——現在已經成為了邪惡象徵的城市；一座1935年以《反閃米特人法》而出名的城市，其臭名如凱因斯馬一樣昭著；一座猶太人的仇敵，尤利烏斯·施泰歇爾的城市，此人所著的《風暴》為奧斯維辛和泰布林卡做足了聲勢。即使在這樣一座城市，施泰歇爾及整個第三帝國的領導階層也能為自己辨白。這還是漢博格所想不到的。

　　誰都不願承認，我有罪

　　他82歲了，但並不看得出他的年齡。他是以色列文化協會駐紐倫堡的代表，個頭不大，肩膀仍然還很寬闊。在猶太老年人之家旁有他的一間辦公室，但是誰也沒想過，他也是當地居民的一員。多年之後，在紐倫堡檢察院600號大廳猛地再見那些給歐洲帶來死亡和毀滅的人時的感受清晰地撞擊著他的心頭。

　　1961年，阿道夫·埃里希曼。那個如會計師般精確計算著恐怖事件的人，「最終解決猶太人問題」的組織者，站到了法官面前。那一套關於正義與邪惡的陳詞濫調老調重彈？「我不知道」，漢博格說。陳詞濫調？這並不是他要說的。他要一吐為快的是可鄙，是無賴的申述和詭辯，那些曾經是數萬人生與死操控者如今的慘怛相。「這可是我一點都想不到的，我從來沒想過，他們竟會是這種膽小鬼。」

　　戈林，他從孩提時代就在紐倫堡見過，那時這還是很危險的，因為猶太人不準靠近「偉大的」納粹行軍。「一個穿著誇張制服的，肥胖的，自我吹噓的傢伙」。施泰歇爾，甩著鞭子，騎在馬上「像只孔雀似的在城市裡耀武揚威」，曾在1938年「水晶之夜」后強調，「所有德國城市都不容許猶太人的存在」。好吧，現在他們都坐在那兒了，施泰歇爾，戈林，所有那些人，坐到了聯軍特別軍事法庭的法官面前。「誰都不願承認，我有罪，誰都沒有勇氣說，是的，那正是我們所計劃的，那時我也在一旁。」漢博格說，「昨天他們還是不可一世的大人物，到了600號大廳里，就變成這樣一群可憐蟲了。」

　　現在輪到的是證人奧托·奧倫多夫。這個特別行動隊的首領，曾經在後方屠戮了90000人，因為對他來說，命令無論如何都是命令。「他自己本人甚至意識不到有罪。」

　　年輕的漢博格，穿著英國軍服，作為一名戰鬥者回到了家鄉。他的父親早先就教導過他，不要逆來順受，不要忍氣吞聲，「嘿，衝上去！」像大多數當地人一樣，漢博格一家原是在一家小型軍火廠工作的。1933年，這個年輕的男孩子不得不離開學校：他摁著一個同學的腦袋往牆上撞，因為他罵他「猶太佬」。漢博格參加了沙漠中的戰鬥，那裡，希羅奈卡領導著對抗埃爾溫·隆美爾的沙漠軍團的鬥爭。1942年他一度看守德國戰俘。他們並不知道，他聽懂了他們所說的每一句話。「那些人對他們的勝利充滿了信心。」但未來的勝利屬於他。

　　漢博格作為猶太軍旅中的一名士兵回到了歐洲。他親眼目睹了德國國防軍（1935－1945）在義大利投降。隨後，冒險一般地偷偷越過防線，進入到被封鎖的德國。有一個近乎奇迹的驚喜在等待著他。自1939年，被猶太復國主義青年團從這個國家驅逐出去以後，他就再也沒有聽到任何關於他的父母的消息了。他不得不認為他們已經不在人世，正如他那被一輛火車拉往了東方的姑姑一樣。他穿過廢墟中的紐倫堡，前面是他被毀壞了的家。在猶太人和平之家裡他找到了一個熟人，他指給他停放屍首的大廳。在那裡，他的父母搞到了一個安身之處，兩人都還活著。他們叫喊著，當他們認出他，他們長大的，穿著解放者軍裝的兒子。「簡直難以相信，我們真的又見面了。」

　　其實他們什麼都知道

　　由於父母的緣故，他留了下來，沒有去以色列。1945年，在600號大廳里，他多次目睹了對頭號戰犯們的審判。那時他已報名參加了聯軍法庭，是作為一名審判的翻譯工作者在此工作的。審判一直持續到1949年，那些被暴露出鮮為人知的事件進程和「特殊情況中的人性」的淵藪糾纏著他，使他久久不能釋懷：

　　衝鋒隊和空軍的醫生，在囚犯們身上試驗人體耐寒能力。他們把赤裸的女囚犯投進冰水裡幾乎凍僵，然後進行復甦嘗試。他們在空軍的斗室里試驗人的頭蓋骨究竟能承受多大的壓力。他們在每天的報告中（「現在的工作是，把人在空氣中冰凍」）都在向拉文布呂克集中營索要新的犧牲者。他們也可能會把工作地點放在達豪集中營，因為那裡傳來了那些無此實驗權利的人要求得到「研究工作的原材料」的呼聲。他們的報告結尾簡簡單單的寫著：「然後他就咽氣了。」

　　不，當他讀到，聽到這一切，看到這些兇手現在不系肩帶，面無血色地坐在被告席上的時候，他一點都沒有勝利的滿足感。直到現在他都不能明白，是什麼驅使他們犯下如此罪行的。「他們自己也曾經是孩子，在一個文明的國度成長，念過書，和其他人一樣。」

　　紐倫堡人民法院「向我們展示了在20世紀人類都做得出些什麼。」漢博格說，「首先就沒有給那些相信絕對權利的人本身以行為準則的自由。」在他看來，特別軍事法庭是一個獻給正義的祭禮，只有武力才能使正義得到伸張，雖然極端，卻是絕對的必經之路。是的，想到那些在英軍空襲中死去的人們他就難受。1945 年1月2日，他少年時代的紐倫堡在空襲的大火中化為了灰燼，彷彿它從不曾存在過。炸彈不長眼睛，它不認得誰有罪，誰無辜。這就是戰爭和法律的不同。

　　蘭開斯特轟炸同樣也摧毀了蓋世太保的辦公室，包括運輸車和如山的鐵證——那裡面詳細記錄了納粹政府怎樣在他們走向毀滅的時候還一絲不苟地策劃著，如何把紐倫堡最後一批猶太人送往死亡。在這最後一批人中，阿諾·漢博格的父母也在其列。

　　直到今天，他都是一個在道義上毫不含糊的人，信仰嚴謹的教區代表，反對新老納粹的戰士，堅定的社會民主主義者（從1972年開始，他就是市議會的一員）。他熱烈擁護一個新紐倫堡的誕生，一座競爭與人權即博愛共存的城市，並為這樣一座城市的建設出謀劃策。一直以來他都認為，特別軍事法庭的判決太溫和了，因為它並沒有把所有被告都送上絞刑架，因為多尼茨只被判10年，阿爾伯特·施皮爾只被判20年監禁，而有三個被告竟是作為自由人離開600號大廳的。漢斯·弗里徹，那個通過收音機煽動，挑唆民眾的人，漢博格問，真的可以就這麼一走了之？「我認為，他們根本不配就這麼輕易地被放過。」不過現在他的看法有所改變，也許內心深處他永遠不願這樣，但至少可以出於理解。「事後看來，這樣比較好，」漢博格說，「法官們是純粹從個人的罪過上去進行判決的，這樣，從一開始就堵住了那些關於『勝者的正義』的謠言。」正因為這樣，國際法從紐倫堡開始，向前跨出了決定性的一步。

　　那麼那些德國人，那些和他生活在同一座城市的市民們，他們怎麼看呢？許多人對那些日復一日被審判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的罪行表現出訝異。對於這一點，漢博格從心底表示輕蔑。同他的坦率相反的是，他們甚至沒有誠實的勇氣。大家一味地推拒，就是不肯接受或者承認：紐倫堡真的有過納粹嗎？「這真使我無法忍受。」戰後，漢博格這樣說。

　　他們其實什麼都知道，早在戰前就都知道。許多事情：就像還是一個孩子的他，某一天突然失去了所有朋友；就像早在1933年：黨衛軍把他的叔叔，一個強壯的男人，拖進一家客棧，赤條條的綁在桌子上用椅子腿抽笞他，他們後來把他扔到了大街上，他活下來了，在1941年死在路邊的一所房子里。漢博格就在 1933年的醫院裡見到過他，「他渾身上下沒有一處不是青一塊紫一塊的。」；就像1938年的焚燒猶太教堂。

　　戰爭過去幾十年了，他仍然要問每一個如此「健忘」的紐倫堡人：「我的姑姑那時上哪兒去了？就是那時，你們不是說自己並不曾『目睹』什麼，也沒什麼事情好『明白』的嗎？難道她是去了北厄爾尼，去了那裡的海濱浴場？」

　　可是不，她不在北厄爾尼。她在猶太人的大批押放中被帶到了伊茨比加，再也沒有從那裡回來。如果阿諾·漢博格真能為人理解，那麼紐倫堡至少應該承認並接受一點：那些對這種大批押放負責的人非常清楚知道他們都幹了些什麼；而且任何託詞都無法為這樣的罪孽辯護——如果我們能假設，這世界上存在一個法官。

　　「我的心在痛」

　　1945年11月20日，起訴書震撼了大廳里的聽眾——而案犯則「挖掘出不折不扣的美國式幽默」

　　羅伯特·普洛勃斯特

　　「作為個體，他們的命運對這個世界並不重要。但這些被告曾經代表了一場暴力的浩劫。這浩劫，即使在這些被告本人化為齏塵的多年後，陰影仍將在地球上四處遊盪。因此，我們現在的行為被賦予了極其崇高的意義。」（美方檢察長羅伯特·約翰遜的開場白）

　　「全體注意，現在開庭！」1945年11月20日上午10時3分，紐倫堡費爾特大街100號。主訴官的聲音第一次迴響在檢察院600號大廳。所有人都肅然起立了。法官們走了進來。在IMT(國際特別軍事法庭)前站著21個「頭號戰犯」，即納粹政權所剩的最高頭目。美國翻譯官燕妮·萊斯特「十分驚訝」： 「最初印象使我十分震驚：這些罪犯們看上去都那麼無害而平凡。我本以為會看到一雙雙沾滿鮮血的手的。」這一天，全世界都在凝神注視著紐倫堡。一場「世紀大審判」開始了。

　　被告們在木製長椅上坐成前後兩排，審視著法官，起訴人，旁聽席上的媒體和觀眾以及玻璃罩后的書記和翻譯官，目光安靜而專註。赫爾曼·戈林這天穿的是一件淺灰色帶金扣的制服式外衣。在報界明晃晃的閃光燈下，有幾個被告戴上了墨鏡。只有魯道夫·黑斯，原希特勒代理人，一身別無他物。他在看一本從監獄圖書館借來的書。

　　以原告身份出席的有：國際軍事法庭，美利堅合眾國，法蘭西共和國，大不列顛及北愛爾蘭聯合王國和社會主義蘇聯。就是這個盟軍，經過長達數年的戰鬥，在剛剛過去的1945年5月，最終迫使納粹政權無條件投降。納粹案犯極其盟友說這個審判是「勝而為王者的正義」。美方主訴羅伯特· 約翰遜卻說：「在這個護欄前，真正的起訴者是人類文明。」

　　起訴人承受著巨大的時代壓力。他們決不願這一切變成尋開心式的「爆料性媒體炒作」，他們所想的，只是儘可能完善地向這21 個被告中的每一個證明他們在整個「第三帝國」的罪行中所必須承擔的罪孽。儘管盟方早在1943年10月的莫斯科會談上已就納粹戰俘的處罰問題達成共識，但留給具體的審定的時間還是太少了。1945年5月初，美國總統杜魯門任命聯邦法官羅伯特·約翰遜為總檢察長。約翰遜首先依賴於筆錄資料：「我們所要做的是，通過使人信服的證據澄清使人無法相信的事實。」事實的審定與審判同步進行。燕妮·萊斯特回憶說：「我們的士兵通過各種渠道，不斷地把新的材料帶到紐倫堡。這些材料來自四面八方，從礦山，從檔案館，從監獄，從原先的德意志帝國的各方各面。整個國家社會主義政權的一舉一動就這樣逐漸露出水面。納粹的確是這方面的行家裡手。」1000多人投身於起訴工作中。

　　約翰遜開始發言了：「尊敬的法庭，人類歷史在這裡第一次通過法律程序審理和平的罪人。我們之所以特別要這樣做，因為它所要昭示的是一個明確而不言而喻的義務。我們將要對其進行宣判和懲處的罪行是精心策劃的，邪惡的，帶來的是毀滅性的後果。人類文明無法容忍對這樣一些罪行的漠視。」起訴方將所有罪行分為四類：

　　1．參與戰爭陰謀策劃罪（有悖和平和人類的罪行）

　　2．毀壞和平罪（侵略戰爭的策劃，操備和實施）

　　3．戰爭罪（對被佔領區人民的屠殺，虐待和流放，對戰俘及人質的屠殺和虐待，對城市的劫掠和摧毀）

　　4．反人類罪（戰前及戰爭期間對無辜平民的虐殺，滅絕和奴役及其他無人道行為，包括出於政治，種族或宗教原因的迫害）

　　美國作家多斯·帕索斯在他為《生活》周刊撰寫的《紐倫堡日記》一書中總結了起訴書中最令人揪心和恐懼的章節：「當檢察官提到了反猶的罪行時，所有人都屏住了呼吸。」約翰遜安靜而簡練地繼續著對那些瘋狂之舉的描述，直到結束。有時，他的申訴中彷彿帶著訝異，就好像他不願相信或證實自己所宣讀的文件似的。這是一個理性而正直的人的呼聲，他所發現的罪行使他不寒而慄。納粹頭目們，嘴都扭歪了，直直地瞠視著法庭明亮的燈光。也許，他們終於頭一次用全世界評判他們的眼光來打量他們自己。

　　起訴書於10月18日正式送到了它在柏林的被控告者手中。這份起訴書長達10頁，宣讀它用了一整天。作家埃里希·凱斯特目睹了審判的全過程，他寫到：「我的心在痛，為那些我親耳所聞而痛。」

　　筆錄被告的發言如：

　　開特爾：「對一個士兵來說，命令就是命令。」

　　多尼茨：「不折不扣的美國式幽默。」

　　黑斯：「我記不起來了。」

　　第二天，所有被告都公開聲稱自己「無罪」。

　　在罪孽的鏡子中

　　很快，德國人就不想聽到任何關於紐倫堡所揭露的事了。

　　約翰·開普納 羅伯特·普洛斯特

　　兩隻赤裸的小腳，怯生生地向著射擊手一步步挪去。金黃的沙灘上，那一雙小小的，凍得發紫的腳格外醒目。孩子可是還微笑著的嗎？他孤伶伶地，置身一人朝前走去。沒有一隻手臂可以倚靠，也沒有手伸出來攫住他。射擊手把子彈推上了膛… …孩子邁步到了深坑的邊緣。他那小頭一會兒轉向這邊，一會兒轉向那邊 -- 然後，緩緩地耷拉下去，撲落作小小的，柔軟的一堆。天下雪了。一個射擊手俯身在孩子的上方。這小東西就這樣在失去知覺的狀態下被殺死了。這就是所謂的「仁慈」。（漢斯·朔爾茨《在施皮爾的綠色沙灘上》）

　　紐倫堡檢察院600號大廳里的被告長椅，很久沒再坐上納粹了。1951年5月的一天，一個小小的德國代表團拜訪了美國陸軍駐德總司令，托馬斯·漢迪。弗朗茨·布呂歇爾，波恩內閣發言人，遞交給這位美國人一封信。又一封請求寬大處理的信——對蘭德斯堡的囚犯們，比如對奧托·奧倫多夫，一個頭上記著上萬筆血債這樣的兇手的寬大處理。漢迪將軍只是提高了聲音：「您是在玩一場危險的遊戲。」然後，這個小小的團體就被禮貌地請出了大門。

　　1951年，大遺忘的時期開始了。紐倫堡特別軍事法庭已是明日黃花，同它一切消逝的還有德國人照向自己罪孽鏡子中的心態。歷史學家諾伯特·弗萊，在其著作《往昔的政治》中做了一番詳細描繪：「那些原被深刻而鮮明提出來的問題，關於德國人攻擊性的劣根性，關於他們的所作所為有多麼野蠻而瘋狂……如今都被擠走了。」時代在變，冷戰的序幕徐徐拉開。戰勝者有了他們新的要考慮的問題，昨日的戰敗者變成了明日的盟友。在這樣的背景下，關於奧倫多夫和其他六名死囚的爭論其實是一場「平反」的暴亂。

　　審判廳里的恐怖

　　奧托·奧倫多夫，特別行動對D隊的總司令，作為證人，1946年1月3日第一次出現在紐倫堡審判廳中（他是在後來的審判中被起訴並判處死刑的），報告發生在烏克蘭的大滅絕行動。他說得冷酷而簡練，沒有絲毫負罪感——可正是因為這種冷酷和簡練才使得他的講述帶給整個大廳的恐怖那麼真實而生動。法庭報告是這樣記錄的：

　　美國審訊官亞門：您知道有多少人死於特別行動隊的「清除」，也就是說在您的指揮之下嗎？

　　奧托：根據上級指示，從1941年6月至1942年6月，據報約有90000人被清除。

　　亞門：是把男人，婦女和兒童都統計在內的數據嗎？

　　奧托：是。登記過後，猶太人就被集中起來，再被帶往處決地。所謂處決地通常是一個坦克掩體或者天然的大坑。處決是由軍隊統一按照相關命令挨個執行的。也有一些行動隊首領們沒有採用軍隊的方式，而是把他們一個一個從後頸射殺掉的。

　　亞門：聽說您是反對那種處決方法的？

　　奧托：我反對。因為它對犧牲者和執行者雙方面都是一種精神上的重負。

　　以上這些供述被作家漢斯·朔爾茨作為基調，用在其作品《在施皮爾的綠色沙灘上》一書中。該書於1955年出版並聳動了大眾視聽。那時，納粹罪行到了何等令人髮指的程度，隨著審判每一天的進程愈來愈清楚地彰顯。達豪，布亨森林和貝爾森山集中營的慘狀在公眾中引起了強烈反響。特爾福德·泰勒，總檢查長羅伯特·約翰遜的助理，寫到：「正如許多人一樣，被告們自己也從來沒有看到過這些畫面。影響是巨大的。活者悲慘的生活狀況和成堆赤裸的，被推土機推進萬人坑的屍體展現出了觸目驚心的一幕。」亞馬·沙赫特拒絕觀看。只有儘管失憶卻仍承認有行為責任能力的魯道夫·黑斯說：「終於看到些有意思的東西了。直到現在我都無聊得要死呢。」這句話被埃里卡·曼原封不動地在其審判報告中引證了下來。黑斯的辯護律師不想為他辯護：「我的委託人越早被送上絞架越好。」

　　對德國人來說，紐倫堡是一次精神上的震撼。許多原先僅僅是道聽途說，忽略的或被矢口否認掉的，在這裡都變成了聲文並茂的事實。審判的每一天都為他們豎起了一面罪孽的鏡子。

　　1946年1月3日，原衝鋒隊司令迪特·威斯利塞尼供述了與大屠殺組織者阿道夫·埃希曼之間的一場談話：「我完全清楚，這樣一道命令將奪走上萬人的生命。我對埃希曼說，上帝保佑，我只希望我們的敵人永遠不要有機會用我們今天處理他們的方式來對待德國人民。埃希曼認為我不應當這麼充滿感傷，他說這不過是一道命令，命令就得被執行。」

　　一位目擊者敘述了一場「清理猶太居民區」：「街道上，看見了成打的屍體，男女老少都有。在一個屋角躺著一個不滿一歲，頭骨開裂的孩子。」

　　1946年4月16日，原奧斯維辛集中營總司令，後來居然還受到國防部委任的魯道夫·霍斯出現在審判廳中。他感情毫不波動地承認，在奧斯維辛「至少有25萬人」被帶進了毒氣室，還繪聲繪色地描繪了最後的犧牲者之路。

　　在這段時間舉行的為數不多的幾次民意調查中，可以清楚地感覺到民眾對法庭公佈於天下的事實震驚到何等程度。大多數人都認為1946年6月19日的判決必要而公正。但這種震驚並沒有持續多久。目前，對劊子手的清算與復仇只是戰勝者們的事。可當1949年後，這些兇手完全被交給德國人自己處理的時候，他們又無意去做那些他們原先想做而不能做的事了。寬恕和大赦的浪潮已經襲來。

　　大屠殺，東方的恐怖，文明的摧殘，對人們來說，所有這一切都只是戰爭所帶來的眾多不幸中的一部分不幸，還有轟炸，饑饉，流放呢！難道「所有德國民眾，從根本意義上講」，不也屬於受難者之列，正如本身就是納粹支持者的台奧多·施台策爾，施萊蘇益格-荷施太因州第一任州長，所說的那樣嗎？早在1945、 1946年冬，哲學家卡爾· 賈斯珀就已在一次有關德國民眾的講座中道出了自己的憂慮：「人們縮小了自己的眼界。大家再也不願聽什麼罪孽呀，歷史呀，這種生活該結束了。人們要從痛苦中擺脫出來，要生活，而不是苦思。」1947年，紐倫堡審判尚在進行之時，心理分析家C·G·榮格寫到:「今天的德國正如一個喝醉酒的人。第二天頭疼腦脹醒來時，根本不知道自己都幹了什麼，也不想知道。」

正義全球化

　　漫長的學習過程：國際刑法還沒有取得勝利，但它在發展。

　　赫爾伯特·普蘭特爾

　　「我從來沒有指使或容忍過誰去殺人。對這種勾當我一無所知。同時我也沒有那種制止它發生的權力。」這句話絕類米洛舍維奇的自我辯白。2002年2月起，這位前南斯拉夫總統就得在海牙特別軍事法庭前就其民族的血雨腥風為自己辯護。他像一名起訴者，而不像一名被告，反而粗暴地盤問起作為證人敘說他們孩子慘遭殺戮的科索沃農民。這位被告表現得那樣無辜，把這個控訴都倒了過來：有罪的人不是他，有罪的是別人。這一點在法庭上竟至遭到不理解，令這位被告常常 「感到很不愉快」。這已經是第22次，審判為了這個原因而不得不暫告休庭了。不過事情仍在繼續。

　　「我從來沒有」，這句話，盧安達前總理讓·堪班達在撤消其供述時也用過。他於1998年同樣因參與民族屠戮被聯合國在阿路沙（坦尚尼亞）的盧安達特別軍事法庭判無期徒刑。這是意義重大的一天：歷史首次，一位政府總理因為犯罪被判刑。希特勒是開槍自殺的。尼古拉齊奧塞斯庫沒有經過刑事訴訟就被殺死了。「正義正在走向全球化。」讓·堪班達的判決書下達時，坦尚尼亞法官威廉·塞庫勒這麼說。這實在是一句大膽的希望之辭，因為正義是在以蝸牛的速度走向全球化的。

　　「我從來就沒有」，這句在前面出現的話源自於1946年，赫爾曼·戈林。這位希特勒的空軍總司令在國際軍事法庭對頭號戰犯們的審判中如是說。他話音剛落，大法官就說：「法庭會認真考慮上述陳述的。」

　　萊比錫，1921年：正義全球化的首次嘗試

　　紐倫堡審判其實已是歷史上藉助法律手段迫使那些指揮國家的「精英」們承擔罪責的第二次嘗試。在它之前，1921年的萊比錫審判才是初涉。這頭一次的嘗試落了一個可悲的結果。本來，在凡爾賽和約中，德意志第二帝國是有義務交出德皇及985名其它戰犯的。總統霍威格，陸軍元帥興登堡，將軍魯登多夫都在其列。「絞死德皇！」英國媒界叫嚷著。但，和約歸和約，真正的引渡卻是沒有的。經過與聯軍的磋商，德國終於使其同意：上述罪者們將由帝國法庭在萊比錫進行審理。而在萊比錫，真正被傳喚的只有10名下層軍官，其中還有6名被無罪釋放。

　　因此這一次在紐倫堡，盟軍司法機關索性緊握大權：十二名死刑，七名監禁（包括無期徒刑），三名無罪釋放——不過，法律程序也並非無懈可擊：審判的章程 1945年8月才在倫敦被確定下來，也就是說，一切不幸都發生了以後。這甚至不符合最基本的法學準則：一樁罪，竟只有當其發生，並被確定觸犯了刑律時，人們才能對其實施懲罰。紐倫堡最重要的意義，也是最大的成果在於定下了三項堪稱經典的「紐倫堡罪行」：策劃侵略罪，戰爭罪和反人類罪。

　　主訴羅伯特·約翰遜認為，紐倫堡的判決同樣應該落到另外一些人頭上，「褫奪權力為自己服務，並招來災難，致使世界之大，竟再找不到一個寧靜的所在」。這是他作為起訴者的熱望，是戰後的熱望——也是所有人類的共同期待。

　　審判過後的兩年，1948年8月10日，聯合國會議作出了對人權的具體闡釋。它被公布的那一天，參與了聯合國創建工作的法國外交官海賽爾，也是布亨森林集中營的倖存者在日記中寫到：「這也許是我一生中最動人的一刻。毋庸置疑，這將是國際社會最後一次意見如此統一的時刻了。他說對了。之後的冷戰像一塊沉重的墓碑一樣壓制著世界刑法的發展。對德國戰俘的審判本是一個輝煌的開端，卻在其後半個世紀卻都沒有下文。

　　1946年，仍在廢墟中的紐倫堡已經開始了它的重建。刑律的發展仍然滯步不前。儘管世界上任何一個法庭都會判定納粹罪犯大大觸犯了民權，懲罰還是僅僅只限制在了少數幾個案犯身上；阿道夫·埃希曼，克勞斯·巴比，還有其他一些人。假如這些戰俘們又能夠破例被自己的國家判處的話，那麼，一切又會像美國少尉威廉·卡利事件一樣，那就是一個學習了1921年萊比錫榜樣的好模式。卡利，1968年下令對越南一座村莊中300多人進行大屠殺，1971年被美國判終身監禁，僅兩年後就藉助全國的反對聲浪，在再審中被無罪釋放了。

　　這就說明：僅僅通過本民族本國家的刑律就想使這些「精英」們為自己的行為承擔後果，是很難實現的。至少，統一后的德國司法已經很鮮明地擺明了自己的觀點：一項罪行是不會僅僅通過罪犯本人就變成無可厚非的「國家行為」的。但一個國家的司法機關終究不能去奉行其他國家的犯罪政治，因為其法庭畢竟很難輕而易舉的就完全擺脫掉來自國外的影響。

　　推動了國際刑法又邁出新的一步的是聯合國1993年對南斯拉夫，1994年對盧安達特別軍事法庭的任命（兩法庭都下屬安理會）。另外，1998年在羅馬經各國代表會談決議通過，並依照紐倫堡原則自2003年運行的世界最高刑事法院，也是令人欣慰的進步。現在終於能夠通過合法的軍事手段來解決對全人類的犯罪侵害了。反人性的行為，比如在處理國際事務時卻把爭端引向無辜平民這一類卑鄙行徑，也只有這樣才能受到懲處。

　　紐倫堡帶來了什麼呢？紐倫堡說：國家的罪犯再也不能只在上帝和歷史前贖罪就了事了。納粹政權並不是火星人建立起來的。竊鉤者誅，竊國者諸侯，紐倫堡第一次叫這樣的如意算盤落了空，把一個普通的謀殺犯交給法庭去審理判刑，卻將一個要對上萬條生命負責的戰犯送到國際會議上去「討論」。在紐倫堡之前，一切都是這樣的：只有對一名普通兇手的審核和判處，人們才需要謹小慎微——如果說罪犯的風險高達百分之九十的話，那麼叫一個民族的罪人承擔罪責的風險則是零。

　　至此，公正就取得勝利了嗎？遠遠沒有。世界刑律最高法院，儘管對聯合國秘書長科非·安南來說是一件「希望的饋禮」，對美國的政治家們，如前參議院議員傑斯·赫姆斯者，卻是一個「怪物」。世界刑律最高法庭有一個強有力的敵人；美利堅合眾國。儘管作為其總統的杜魯門1945年也曾極力推崇過創建聯合國，今天的美利堅卻在千方百計地阻撓世界法庭的工作。總統布希甚至簽署了一項法律：為了「解救」那些在海牙被起訴和關押的美國公民，必要時可以對荷蘭動用武力。這個「美利堅成員服務和保護行動」被批評家們一針見血地稱為「赤裸裸的侵略」。

　　伊拉克的特別法庭

　　不容許自己頭上有更高的權威，決不屈從於任何權力，哪怕是來自於獨立的，世界性的法庭，這一點早已深深紮根於美國這個超級大國的意識中。原議員赫姆斯也曾非常坦率地對一些早已過去多年的舊事表示出憂慮：「假如當美國軍隊進軍巴拿馬時就有了特別軍事法庭，會對我們作出怎樣的判決呢？當我們的士兵進軍格拉納達，或者當我們轟炸特里波塞斯，如果那時就有這一切，又會怎樣？」緊接著這位參議員強調：「我們就得在怪物成長起來並威脅到我們之前把它掐死。」今天的美國人，多虧了阿布監獄那樣的刑訊，在世界法庭前站得穩穩噹噹舒服極了。

　　參議員赫姆斯現在是退休了，法庭卻沒退休——美國總統布希的抵拒一直都是毫不手軟的。薩達姆·海珊，按理說該是受到世界法庭的起訴的，他卻沒能這樣。這樣一項和世界法庭一同誕生的決議在伊拉克如在美國一樣，幾乎沒有人投票批准。現在豎在薩達姆眼前的是伊拉克特別法庭，其法官全是受過美式教化，由美國精心挑選出來的。這一群人將要進行的審判，德國法學史專家烏維·維瑟爾說，「將是一場類似於萊比錫審判的一場表演秀，只不過是結果相反罷了。」那裡，確定的是無罪釋放，這裡是判決。

　　儘管如此，海牙的最高國際法院和世界法庭仍是對抗以上這種「滑稽劇」的一件強有力的武器。正由於它們實實在在地存在著，那些成天把「人權」掛在嘴上，鼓吹其「人道干涉調停」的政客們才能在光天化日之下受到鞭笞。如果說歷史的確教給我們了些什麼，那麼就是：權力必將帶來膨脹，權力得被約束，得被分散，得受到控制。最高國際法庭正是為這樣一種世界理念而搖旗吶喊的。又回到羅伯特·約翰遜。他殷切盼望著，藉助國際法這個武器，「把每一場全人類權力和命運的戰爭掐死在搖籃中」。為了這個夢想不再是一場泡影，我們還有一段很長的路要走。

　　鮮活的證據——法官的判決，被起訴者的反應

　　羅伯特·普羅斯特

　　「審判過去了，正義該得到滿足了吧？突然間，人們對這樣的公正似乎又隱隱地感到了失望。一定會是這樣的，因為，想想這樣一場戰爭的結局，任何一種懲罰都不為過。「（美國記者瑪莎·戈爾霍恩）

　　「希特勒的政府是由這樣一群人物組成的：一位既對他自己一手創建的蓋世太保毫不知情，又想都沒想過屠猶行動的2號人物（戈林）；一位只代希特勒傳達命令，本人卻連這些命令讀都沒讀過的無辜的3號人物（黑斯）；一位對當前局勢和外事同樣一無所知的外交部長；一位陸軍元帥，只對國防軍（1935－ 1945）下達命令而已，從沒考慮過他的這些命令會帶來什麼樣的後果；一位安全廳總長，確信他的蓋世太保和衝鋒隊員只不過在做著與交通警察同樣的事。」6 月26日，檢察長羅伯特·約翰遜在其結束語中，是這樣諷刺性地總結了被告們的陳詞的。「如果您想說這麼一群人物無罪，那就無異於在說，根本不曾有過戰爭，一個人也沒有倒下，一切罪行都是子烏須有。」

　　7月31日，被告們做了最後陳詞。阿爾伯特·施皮爾總算——這夥人當中唯一的一個——說到了也曾參與過罪行。他談到「當你是領導集團的某一名成員時」，談到「集體的罪責」，這種「集體罪責」只對「原則上的」，而並不對具體事情負責。即便這種坦白也是因為他聰明才這麼做的。2005年展示的資料顯示，納粹牽扯到施皮爾的罪責，遠比他試圖想讓大家相信的深重得多。

　　法俄兩國起訴者弗朗采斯·德·門松和羅曼·魯登科要求對所有戰犯判處死刑。英國的哈德利·肖克羅斯認為所有人都犯有謀殺罪，但主張區別對待。只有約翰遜沒有明確表態。此後，法庭休庭了一段時間。只有四位法官中有三位取得一致意見時，判決才能生效。蘇聯代表伊奧娜·尼基申科強烈要求對所有被告的死刑判決，並闡述了她與眾不同的理由。

　　9月30日，判決終於公布了。法庭對納粹反人類罪的評價是「無論其程度還是其詳情細節都是聳人聽聞的」。希特勒是沒法單個挑起一場戰爭的。他需要國務活動家，軍事顧問，外交家和經濟學家的合作。如果這些人是明確其目標並為其提供了幫助的話，那他們就是參與了這項由他們親手締造的罪惡。

　　觀察家喬伊·海德克寫到：「多數被告在宣判時顯得無動於衷。即使通過望遠鏡也很難觀察到他們明顯的表情。凱特爾像截木頭一樣筆挺地坐著。卡騰布魯納下顎微微顫動。羅森伯格心不在焉地抱著兩膝。弗里克，一直一動不動，只是在被念到名字時才急遽地一抽，挺直了身子。弗朗克令人難以察覺地輕輕搖著頭。施泰歇爾雙臂交叉，被提到自己時，特意強調地靠在椅背上，顯出一副悠閑自在的神態，他可終於放棄了整個宣判過程中早先那種橡膠般的蜷縮姿態。

　　對每個被告的判決是不同的：十二個死刑，七個十年至終身監禁，三個無罪釋放。尤其是無罪釋放遭到了公眾一致的不能接受。

　　10月1日14時50分，法官們最後一次踏進了600號大廳。被告們被一個一個傳喚進去，聽取他們的最終判決。拍照被禁止。首先輪到的是戈林：「被告赫爾曼·威廉·戈林，根據起訴書上您的各項罪行，國際特別軍事法庭判處您絞刑。」法官勞倫斯爵士讀到。每個最終宣判都只用去幾分鐘。海德克：「鐘面上的銀色指針指向了15點40分。法庭不出一聲地悄悄引退。它在世界史舞台上的活動結束了。」

　　在整個審判過程中密切關注了被告們的美國心理學家古斯塔夫·吉爾伯特，描述了被告們聽完判決后各自回到牢房裡的反應：施皮爾認為他的20年有期徒刑已經「足夠抵消罪行了」，多尼茨則因為10年監禁而完全目瞪口呆，當初他指揮潛艇進攻時可是乾淨利落，眼睛都不眨一眨的。被判處死刑的人那裡又是另一番景象：弗里茨·騷克爾哭了，亞瑟·塞斯－因考特冷笑，阿而弗雷德·尤多說：「死刑，好啊。反正得有人為此付出代價。」另外，絞刑可是對他這樣一名士兵的大不敬，他想被槍決。

　　死囚們在10月16日 深夜被送上了絞架。戈林在執行前服毒自殺，逃開了行刑者之手。被判監禁者被帶往施潘道爾監獄。

　　10月4日，《南德意志報》的威廉·蘇斯金的寫下了如下的話：「我們德國人沒有借口可找。審判以其嚴峻，其冷靜，其迫切，沒給我們留下一絲一毫迴避的餘地。審判敦促我們經受住考驗，找准自己的位置。它在觀望著，在人類命運這場大棋局中，我們的下一步又將會怎麼去走。如果我們漫不經心，無動於衷或者不作任何回答的話，我們就真的完了。」這些話在今天還有意義。

by ：周睿睿 編譯

[ 本帖最後由 廣南子 於 2007-12-8 08:01 編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