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與明史研究專家吳晗的《朱元璋傳》

《朱元璋傳》，是明史研究專家、曾擔任北京市副市長的吳晗的一部史學專著。正常來說，這樣一部著作應該與毛澤東不會有太大關係。但事實上，這部書中小到個別人物命運走向的資料探尋，大到全書總體基調，都受到了毛澤東相當大的影響。這些影響，在《朱元璋傳》中留下明顯的痕迹。

    一

    1943年,在昆明西南聯大任教的吳晗,應友人的約請，用兩個月的時間，編寫出一本
《由僧缽到皇權》（又名《明太祖》）的歷史通俗小冊子。編寫這冊書的目的，與吳晗當時的經濟狀況有很大關係。當時吳晗在敘永分校，到昆明的來迴路費支出，弄得他幾乎傾家蕩產。他的家鄉淪陷於日軍鐵蹄下，母親和妹妹衣物蕩然無存，無以為生；此時國統區內的物價又天天上漲。在實在沒有法子支持下去時，友人來約稿，對方給的稿酬不低，有1萬元。吳晗後來說：「抵得上半年多的薪水，於是不能不欣然同意了。」這筆錢先拿到手3000元，吳晗立即寄了2000元回家，以解燃眉之急；餘下1000元，便作了妻子的醫療費。

    據吳晗後來在1964年的說法，此書寫作還有另一個原因：「由於當時對蔣介石集團反動統治的痛恨，以朱元璋影射蔣介石，雖然一方面不得不肯定歷史上朱元璋應有的地位，另一方面卻又指桑罵槐，給歷史上較為突出的封建帝王朱元璋以過分的斥責、不完全切合實際的評價。」可以說，是經濟和政治兩方面的因素，促使吳晗寫出了這樣一部小書。

    這本小冊子後來先後出了兩個本子。一為《由僧缽到皇權》，二為《明太祖》。之所以分出兩冊，經濟因素佔得甚大。多出一次，稿酬可以多得一些，這是當時無可迴避的現實。《由僧缽到皇權》中，有明顯借古諷今的內容。書中第四章，題為「恐怖政治」。從史料入手，討論了胡惟庸、藍玉等朱元璋一手製造的冤案，揭露了朱元璋大量誅殺臣屬的情形。朱元璋在位時，文字獄尤為嚴重。吳晗運用史料，列舉出大量例子，對這種黑暗的統治方法及手段，給予了強烈的批判。吳晗還揭露了朱元璋組織錦衣衛這樣的特務組織，鎮壓威懾各級官員及百姓的情況。書中寫道：在各種場合――「在軍隊中，在學校中，在政府機關中，在民間，在集會場所，甚至交通孔道，大街小巷，處處都有這樣的人在活動。」這與當時的國民黨形成了鮮明比照。

    《由僧缽到皇權》寫於抗日戰爭的烽火時期。當時資料匱乏，連一些基本的書如《明太祖實錄》、《高皇帝文集》等也找不到。幸好吳晗素來有積存卡片的習慣，有一些重要的資料零星地記在上面；更主要的，吳晗對明史相當熟悉，這就使他有可能在短時間完成這部不失閱讀興味的小冊子。儘管如此，吳晗畢竟具有嚴謹的治學態度，不久后就對此書表示不滿。他決定回到北平后，在史料充裕的情況下，將此書重寫一次。1946年，清華大學遷返北平，第二年，吳晗便開始了對《由僧缽到皇權》的全面改造。由於資料豐富，這次書的篇幅也增加了將近一倍。為與前書有所區別，這個改造本使用了《朱元璋傳》這個書名。

    二

    毛澤東與吳晗開始發生聯繫，正是因為這本《朱元璋傳》。1948年8月，此書初稿寫定時，吳晗響應中共中央關於召開新政協的號召，從北平輾轉前往解放區，《朱元璋傳》原稿也被他隨身攜帶。同年11月，吳晗來到當時中共中央所在地河北省平山縣西柏坡，在這裡，他受到了毛澤東與周恩來的親切會見。

    在交談中，毛澤東詢問吳晗最近有何著述，吳晗便將這部手稿交給毛澤東閱讀。毛澤東向來愛好博覽群書，於是在百忙之中，抽暇開始閱讀這部書稿，閱讀中有了感觸，還「特別約（吳晗）談了一個晚上」。這次約談當然是圍繞這本書來的。給吳晗特別深刻印象的，是毛澤東「除掉指示出書中許多不正確的觀點以外，特別指出彭和尚這一條……」顯然，這次約談對吳晗震動很大，以至他在1950年2月發表的《我克服了「超階級」觀點》一文里，還鄭重地認為：「（談話）給了我極深刻的階級教育，挖出了我思想中的毒瘤，建立了我為人民服務的觀點。」

    那麼，毛澤東指出的「彭和尚」是怎麼回事呢？彭和尚是指元末民間組織彌勒教的首領彭瑩玉。他借傳教之際，組織力量，後來拉起了起義隊伍，成為首領。但起義成功后，他便不見了，史料上也不見有什麼記載。當時的吳晗，對自己參與政治活動，也認為是應社會一時之需。他曾與聞一多相約，「等到民主政治實現，便立刻退回書齋，去充實自己，專心著作」。所以，他認為彭瑩玉和尚「功成身退」，是很了不起的。在《朱元璋傳》一書中，對「彭和尚」的結局，他便發出這樣的讚歎：

    「彭瑩玉可以說是典型的職業革命家，革命是一生志氣，勤勤懇懇播種、施肥、澆水、拔草。失敗了，研究失敗的教訓，從頭做起，決不居功，決不肯佔有新播種的果實。第一次起義稱王的是周子旺，第二次做皇帝的是徐壽輝，雖然誰都知道西系紅軍是彭和尚搞的，彭祖師的名字會嚇破元朝官吏的膽，但是起義成功以後，就煙一樣消失了，回到人民中間去了。任何場所以至記載上，再找不到這個人的名字了。」

    毛澤東是政治家、革命家，對歷史人物有自己的立場和見解。他當時對吳晗說：這樣堅強有毅力的革命者，不應該有逃避的行為……毛澤東還有這樣的判斷：不是他自己犯了錯誤，就是史料有問題。在退回《朱元璋傳》原稿時，毛澤東還特地給吳晗附上一函，除了肯定書的優點，還從整體上談了對該書存在問題的閱讀感受：

    辰伯先生：

    兩次晤談，甚快。大著閱畢，茲奉還。此書用力甚勤，掘發甚廣，給我啟發不少，深為感謝。有些不成熟的意見，僅供參考，業已面告，此外尚有一點，即在方法問題上，先生似尚未完全接受歷史唯物主義作為觀察歷史的方法論。倘若先生於這方面加力用一番工夫，將來成就不可限量。謹致

    革命的敬禮！

    毛澤東

    十一月二十四日

    吳晗字辰伯，「似尚未完全」的「完全」二字下，加有著重號。雖然毛澤東提出建議，但由於當時工作匆忙，吳晗已來不及對全書進行大的改動了。這部稿子，大致還按原來的樣子，在第二年4月，由在上海的三聯書店印了出來。

    三

    幾個月之後，吳晗與錢俊瑞等人，受中共中央委託，對北京大學、清華大學進行接管。吳晗被任命為清華大學歷史系主任、文學院院長、校務委員會副主任等職。同年11月，他又當選為北京市副市長。此時的他，也難以返回書齋，過他所嚮往的讀書生活了，所以，1950年初，他對自己的思想進行了較全面的檢討，寫出了《我克服了「超階級」觀點》一文。文中除了對自己成長經歷、求學以及做學問過程進行回溯分析外，對毛澤東指出《朱元璋傳》中的具體問題，也在思想上做了檢討：

    「我和（聞）一多都具有知識分子的潔癖，孤高自賞，脫離群眾。自以為清高，其實是逃避，自以為超階級，其實並不如此，在我的《朱元璋傳》里也濃厚地透露出這樣的思想。

    我寫一個元朝末年的革命組織者領導者彭和尚，一輩子做宣傳、組織工作，是西系紅軍的領導人，他堅強不屈，領導人民鬥爭，跌倒了舐舐血爬起來又前進。但是到徐壽輝起義成功以後，他突然不見了。我對這個人讚嘆不已，認為功成不居，不是為了做大官而革命，真是了不得的人物。

    當然，我很中了《史記》的毒，吃了張良的虧。但是司馬遷張良不能替我負責，我得對我自己負責任。」

    其實，吳晗的這些缺點，是中國傳統知識分子大致都有的，也算不得什麼過錯。但是，面對當時如摧枯拉朽的革命形勢，這樣的想法就顯得有些不合時宜。吳晗之所以這樣說，除了性情因素，也是時代潮流推動所致。

    對於毛澤東當時對「彭和尚」結局的推斷，這篇文章也有了回應：「果然，在回到北京以後，再細翻《明實錄》，居然查出，又過了多少年，彭和尚被明朝軍隊所擒殺。這樣看來，他並沒有逃避，一直革命到底，鬥爭到底。」「在我的書裡面，不但看法是錯誤的，連史料也是不完備的。」

    如此看來，這部《朱元璋傳》就有按照毛澤東的指示，重新予以理解和修改的必要了。在與毛澤東交談和讀到毛澤東的信之後，吳晗開始了對「歷史唯物主義作為觀察歷史的方法論」的學習。他細讀了列寧的《國家與革命》，認識了國家的意義、階級的意義；他還認真閱讀了《毛澤東選集》，對馬克思主義如何與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相結合，有了進一步的體會；他尤其感到，從毛澤東的著作里，他「懂得了辯證法的運用」。通過這些學習，他說：「我不再讚歎彭和尚了，我已經應人民的徵調，在北京市人民政府服務。」

    在這段時間裡，吳晗一面緊張工作，一面思考。從「讚歎彭和尚」的功成身退，到進政府為人民服務，這中間有了很大的轉變。所以，吳晗並未立即開始動手修改《朱元璋傳》，而是「蹉跎」了5年。到了1954年4月，吳晗才下定決心，擠出時間，按當時的思路和對毛澤東指示的領會，開始重寫《朱元璋傳》。

    這是第三次修改這部書了。因工作繁忙，吳晗斷斷續續用了一年的時間，將書稿修改完成。可是，面對時代的進步，吳晗反倒沒有信心起來。所以，這次修改稿並沒有正式出版，而是油印了100多本，分送給各方面專家及朋友，以聽取意見，當初提出意見的毛澤東當然在其中。

    當時反饋回來的意見，多和時代潮流相關。很多學者指出這個本子用馬克思主義歷史觀分析得還不夠。對此書分量最重的意見，自然來自毛澤東。毛澤東認為：朱元璋是農民起義領袖，是該肯定的，應該寫得好點，不要寫得那麼壞（指朱的晚年）。

    這，也許是吳晗始料未及的。

    吳晗當初寫這部書，除經濟原因外，政治上就是為了「影射蔣介石」，借古諷今，指桑罵槐。既然如此，對朱元璋的描寫，怎麼會好得起來？何況朱元璋後來誅殺大臣，禍害百姓，用錦衣衛等特務手段製造社會恐怖，大興文字獄，迫害知識分子的情況，正史、野史均有充分記載，這也是吳晗當初選他出來作為反面人物，以諷時世的基點。可眼下，毛澤東提出這樣的意見、建議，幾乎有著使《朱元璋傳》基點動搖、傷筋動骨的味道。

四

    以階級關係、階級矛盾的眼光分析不夠，再加上毛澤東的被吳晗概括為「對朱元璋這個歷史人物的評價也不夠全面」的意見，使吳晗十分為難。以他當時的觀念，以他所受到的嚴格的歷史學研究方面的訓練，一下子要將這些意見建議消化、吃透，並立即改正過來，顯然有太大的困難。

    此書對史料的運用大約已經很充分了，現在主要是思想、角度，就是如何來看待和運用這些史料的問題，這的確使吳晗更難措手。因此，等到下決心修改《朱元璋傳》時，已是再度「蹉跎」了9年之後的1964年。

    1964年2月，生病休假中的吳晗，開始了對該書的第四次改寫。因為時間充裕一些，每天都可以動筆，經過兩個多月，《朱元璋傳》終於定下稿來。

    在定稿的「自序」中，吳晗還談到了重寫這本書的目的：「是想通過對這個具體人物的敘述，了解這個人物所處的時代；通過對這個具體人物的總結，提供對歷史人物評價的標準、尺度……」

    那麼，這個定本，與先前的本子相較，有哪些明顯地修改呢？在《由僧缽到皇權》這個小冊子里，吳晗對朱元璋一手製造的胡惟庸、藍玉等冤案，做了詳細地揭露；記錄了他以此誅殺臣屬就達5萬人之眾，以致「殺得全國寒心，出現了人人戰戰兢兢」的局面。此次改定本中，雖然仍存留下被殺的重要大臣名單，及其他被濫殺的大致人數（10多萬人），但卻對朱元璋的這一行為做了一番「矛盾分析」：「貴族地主對人民的非法剝削，對皇朝賦役的隱蔽侵佔；淮西集團對非淮人的排擠、打擊；軍事貴族可能發生叛變的威脅；相權和君權的矛盾，這些內部矛盾的因素隨著國家機器的加強而日益發展，衝突日益嚴重，最後達到不可調和的地步。」還說：「他用流血手段進行了長期的內部清洗工作，貫徹了『以猛治國』的方針，鞏固了朱家皇朝的統治。」儘管如此，讀《朱元璋傳》，內中展示的隨意誅殺官員乃至百姓的作為，仍讓人觸目驚心。在這一點上，吳晗仍堅守了一個歷史學家的史德。

    對於毛澤東要把朱元璋「寫得好點」的建議，吳晗雖然做了小幅的調整，仍很難得出朱元璋是個好皇帝的結論。只是在結尾的總體評價中，吳晗才運用當時人們熟悉的兩分法，宏觀上將朱元璋做了一番肯定：「和歷史上所有的封建帝王比較，朱元璋是一個卓越的人物。他的功績在於統一全國，結束了元末20年戰亂的局面，使人民能夠過和平安定的生活；在於能夠接受歷史教訓，對農民做了一些讓步，大力鼓勵農業生產，興修水利，推廣棉花和桑棗果木的種植，在北方地多人少地區，允許農民儘力開墾，即為己業，大大地增加了自耕農的數量；在於解放奴隸，改變了元朝貴族官僚大量擁有奴隸的落後局面，增加了農業生產的勞動力……在於嚴懲貪官污吏，改變了元朝後期的惡劣政治風氣……這些措施都是有利於農業生產的發展的，有利於社會的前進的，是為明朝前期的繁榮安定局面打了基礎的，是應該肯定的。」

    最後，他對朱元璋下了這樣的定論：「 如上所說，朱元璋有許多功績，也有許多缺點，就他的功績和缺點比較起來看，還是功大於過的。他是對社會生產的發展、社會的前進起了推動作用的，是應該肯定的歷史人物。在歷代封建帝王中，他是一個比較突出、卓越的人物。」

    五

    1965年2月，這本吳晗費了很大心血修改成的《朱元璋傳》，終於再次由三聯書店印出，可時間距前次出版已過了10多個年頭。對於素稱快手的吳晗來說，個中意味大約也頗難一一道明。

    該書出版后，由於文筆生動簡練，史料紮實，受到廣大讀者的歡迎。當然，吳晗首先會給毛澤東送上。雖然與毛澤東最初提意見、建議相隔很久，但畢竟盡最大可能按照他的思路做了調整，所以，毛澤東也表示了讚許。可以說，在中國史學專著里，受到毛澤東如此直接和深入影響的，《朱元璋傳》大約是首選之作。

    當然，這部書仍然是吳晗的著述。作為一個受過嚴謹訓練的明史專家，他還是對毛澤東的建議做了長時間的思考，而並不貿然落筆。這從毛澤東提意見后，此書久久不能修訂出來的過程可以看出。雖然有毛澤東對朱元璋是農民起義領袖，應該肯定和寫得好點的意見，可吳晗仍將朱元璋暴虐的一面寫得相當充分。對他大量殺人，大興文字獄，運用特務手段威懾人民的行為，仍一一運用史料，予以展示。這也保持了作為歷史學家的自主認知和判斷。這也許是《朱元璋傳》在數十年之後，仍然能作為史學專著立住腳跟、經受住歷史檢驗的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