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所原副所長徐景安：見證改革

《經濟觀察報》11月26日刊登了對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所原副所長徐景安的專訪，摘編如下。
　　
　　第一次參加中央決策會議
　　
　　我記得是1980年初在中南海，由李先念主持召開國務院財經會議。這是我第一次參加中央的決策會議。從晚上7點開始，開了一個半小時，大家都不談正題，在那兒東拉西扯。我很著急，到8點45分，李先念說話了。他說：「這個稿子我看了兩遍，都沒有看懂。」我心想，這下完了！他都沒看懂，怎麼通得過啊！緊接著，李先念指著柳隨年我們這一些人，說：「他們是中國共產黨黨員，我相信他們是對黨負責的。所以，我建議，這個文件還是先發下去試行。」就這樣，通過了！中央的最高決策就這麼定下來了。

　　徐景安似乎覺察到了記者的驚疑，笑著解釋說：「現在想想，當時會上，沒有任何人提反對意見，也沒有任何人表示贊同，是可以理解的。來參加會的人，對怎麼改革，改什麼呀，沒有思考過，要他們怎麼說啊？弄出一個總體規劃來，要他們表態，真是難為他們了。但是這個稿子，能得到小平、陳雲的認可，像國家計委、財政部這樣的權力部門也沒有反對，應該說是不容易的一件事了。」
　　
　　住房問題
　　
　　八十年代中期，中國改革四面出擊，延續了數十年的「國家包下來」的城市住房制度，就是其中一個重要戰場。

　　當年新華社內參刊登的一篇報道，至今讓徐景安耿耿於懷：上海住房緊張，僑眷手裡有錢也買不到房。香港來了一個商人，對市政府說，只要劃一塊地給他，就可解決這個難題。政府正為這事頭痛，就給了他一塊地。他從香港請了一個設計師，畫出圖紙，就在報紙、電視做廣告，預交房款，在規定時間交房。結果房子被僑眷一搶而空。他請施工隊建房，自己就回香港了。就這樣，他沒掏什麼錢，大撈了一筆，還為上海解決了一個老大難問題。報道最後說，這件事為什麼我們自己不幹，讓一個香港人做呢？

　　1984年5月，徐景安在《試論我國的經濟發展戰略》一文中提出「變住房無償分配為補貼出售、優價出售和全價出售」，「變低房租為半價、全價房租」，「公有住宅折價出售」，「住宅建設產業化」。他曾經兩次與國務院有關領導面議，主張提高房租不是為了彌補虧損，而是立足於把房子賣掉，即房租提高到使買房比租房合算。
　　後來，國務院成立住房改革領導小組，徐景安是領導小組成員之一。

　　改革總是伴隨著爭議，如今「買不起房」已成住宅商品化的一大罪狀。徐景安認為，住房改革以後，住房水平明顯改善。但他也承認，今天的確還有不少人買不起房。「事情就是這樣，有利也有弊。明白過來了，也出了問題。」徐景安感慨地說，「土地轉讓、房地產開發中產生了一批新的暴發戶。利用出讓土地不公開、不規範、不公平的制度漏洞，官商勾結，大發橫財，加劇了兩極分化、貧富擴大、權力腐敗。土地的巨大收益沒有納入預算，也成了各級政府的小金庫，公款吃喝、公款旅遊、公款買車大都從這裡開支。看，腐敗再次與改革同時俱進。那麼，住房制度要不要改呢？是明白好還是不明白好呢？」
　　
　　1987年上書建言
　　
　　1979年的《關於經濟體制改革總體設想的初步意見》說「實行計劃調節和市場調節相結合」。1980年《關於經濟體制改革的初步意見》的提法是「生產資料公有制佔優勢、多種經濟成分並存的商品經濟」。1982年《經濟體制改革的總體規劃》改為「生產資料公有制存在商品生產和商品交換的計劃經濟」。 1983年《關於當前經濟體制改革的幾點意見》的提法是「以計劃經濟為主、市場調節為輔」。1985年《關於體制改革總體規劃研究的彙報提綱》確定為「有計劃的商品經濟」。
　　這些提法為什麼總是變來變去？徐景安一針見血：「上述提法的改變，關係多少部門的生死存亡以及權力的分配啊？」

　　1983年10月，徐景安關於實行「政企分開」的觀點被指責為「精神污染」。意識形態的爭論一直在繼續，到1986年下半年進入一個高潮，改革有停頓下來的危險。

　　1987年3月，徐景安與人聯名寫信給最高領導人，信中直言：「高舉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和堅持改革開放兩面旗幟，反對『西化』和『僵化』兩種錯誤傾向，是我黨今後長期的任務。當前，突出反對『西化』傾向是必要的。但從總體上需要對兩種傾向的實際危害作出切實的估計。」結論是：「改革需要強大的輿論開路和強大的政治力量支撐，才能克服困難，勝利向前。」

　　1987年10月，中共十三大報告提出了「國家調節市場，市場引導企業」。徐景安認為，這意味著中國經濟改革的市場取向得以確立，儘管此後仍然遇到許多困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