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不盡的李叔同

第一部分：  
我在《弘一大師羅漢畫集》中有一篇附論，開頭是這麼寫的："李叔同（弘一大師）以其無上的智慧和卓越的才華創造了現代中國獨特而偉大的文化奇觀。這奇觀像永恆聳立於雲天的高山，似無邊而深邃的湛藍大海，誘人琢磨、令人嘆為觀止！"當時我寫這樣的句子，自然是為了引出將要解說的那些新發現的、精妙絕倫的弘一大師繪畫作品。其實，我以為這些話同樣很適合用作本書的"導言"。  

前言

不久前，我在《弘一大師羅漢畫集》中有一篇附論，開頭是這麼寫的："李叔同（弘一大師）以其無上的智慧和卓越的才華創造了現代中國獨特而偉大的文化奇觀。這奇觀像永恆聳立於雲天的高山，似無邊而深邃的湛藍大海，誘人琢磨、令人嘆為觀止！"當時我寫這樣的句子，自然是為了引出將要解說的那些新發現的、精妙絕倫的弘一大師繪畫作品。其實，我以為這些話同樣很適合用作本書的"導言"。

世上已有很多關於李叔同（弘一大師）的研究著作和各類評介性讀物，我本人也寫過不少。在上述各類著作和讀物中，研究論著有之，傳記有之，書畫集有之，文學作品有之，史料文獻亦有之，如此等等，世上自從有了李叔同（弘一大師）這樣一位極具光彩的人物后，幾乎在各個歷史時期中，人們都十分樂意對其大加談論。然而，談說的話題窮盡了嗎？非也！說不盡的李叔同--這是我今天悟出的道理。此正如人們同樣可以說"說不盡的魯迅"、"說不盡的巴爾扎克"、"說不盡的莎士比亞"……一樣，李叔同屬於世界文化星空上一顆耀眼的巨星，無論從何種角度評說、演繹，他都具有永恆的意義和價值。

就人物研究而言，無非有兩種途徑是最基本的，即實證性的考述與理論性的探討。我個人既不重實輕理，也不重理輕實，我希望我們的李叔同（弘一大師）研究界能實理並重，相得益彰。然而，我仍要引述我在《弘一大師羅漢畫集》附論中的結尾文字："高山仰止的弘一大師，無論從何種角度講都是一座豐富多彩的寶庫，要想探得其美其真其善，首先需要高度的務實精神，首先須存其真，然後才能求其理。在這樣一位極具個性色彩、空前也許是絕後的文化偉人面前，任何脫離實證而自以為是的思辨都是可笑的。我以為面對這樣的一座大山前言，弘一大師的研究者們應該更為踏實些才好，先作些艱苦的實證工作，然後再用理論去闡發他，只有這樣，'理論'才不至於'灰色'，而生命之樹自然常青。"我當時寫這樣一個結尾，主要是針對長期以來研究界無視李叔同（弘一大師）藝術行為的多樣性，一味人云亦云叫喊弘一大師出家后所謂的"諸藝皆廢，惟書法不輟"而言的。今天，我仍要藉此再強調的是，不唯弘一大師"書"與"畫"的問題如此，有關大師的生平、行持等許多方面都還有需要研究者用心探究的課題。我希望能通過這部《說不盡的李叔同》，多角度地向讀者說一些李叔同（弘一大師）的史（實）、行（持）、事（跡）、性（情）。這是中華書局對我的要求，也是我本人的願望。

作者

2005年6月30日


【鄉關何處】

李叔同1880年農曆九月二十日生於天津。這毫無疑義。但說到李叔同的祖籍究竟在哪裡，就有不同的意見了。

如今大多數有關李叔同的史傳文字中均說他的祖籍為浙江平湖。主要的理由是李叔同於1898年奉母攜眷客居上海，於1902年在杭州鄉試時是以"嘉興府平湖縣監生李廣平"的名義參加的，而李叔同赴日留學歸來的第二年，即1912年，赴杭州的浙江省立兩級師範學校（后改名為浙江省立第一師範學校）任教，仍在履歷表上填寫浙江平湖。此後，夏丏尊、姜丹書等同事在介紹李叔同的文章中亦沿用此說，以致被普遍採納，此不贅述。

問題的提出

我對此問題提出過自己的看法，認為李叔同的祖籍不會是浙江平湖。我是浙江人，從感情上講當然希望李叔同的祖籍就在浙江平湖。然而，浙江平湖居然從未留下任何有關李叔同家族的痕迹，故引起了我的質疑。我當初對此說提出質疑，理由有二：

李叔同家族中人對此說不願認同。李叔同的侄孫女李孟娟在《弘一法師的俗家》一文中說："我聽郭氏老姨太太對我們家裡的晚輩們講過，說李家的祖上是由山西遷來的，靠串街賣布為生。……我還聽家中的老保姆們講，說我六七歲時有山西人來天津認宗續譜……。"李叔同次子李端先生說："其實，我從小就聽老人們說，我們祖上是從山西洪洞縣大槐樹下，隨燕王歸北移民至天津的。"

第2節：鄉關何處

天津徐廣中老人說：他祖父徐耀廷生前為李家賬房先生，知道李世珍為建立山西會館而捐過錢。

此二點見徐星平先生《關於李叔同籍貫》一文。

既然李家人不認同浙江平湖之說，那為什麼李叔同要在鄉試時以"嘉興府平湖縣監生李廣平"的名義參加呢？又為什麼來杭州任教后還在履歷表上填寫浙江平湖呢？這就需要探討。祖籍山西說基於對浙江平湖說的質疑，我當時以為這是與李叔同為了要在杭州就近應試有關，亦或是他有意久居江南。既然在鄉試時以"嘉興府平湖縣監生"資格應試，他到杭州任教后在履歷表上又填寫浙江平湖，則是一種將錯就錯的行為。我當時寫道："據考察李叔同虛言家世或虛寫地名的情況並不止於一次。例如，1906年10月4日日本《國民新聞》有記者訪李叔同的《清國人志於洋畫》一文，文中記者問：'您日本《國民新聞》上刊載的採訪李叔同的文章，其中有李叔同虛言的內容。"您的雙親都在嗎？'李叔同答曰：'都在。'問：'太太呢？'答曰：'沒有，是一個人，26歲還是獨身。'其實那時李叔同的雙親皆已故世，他也早在18歲時跟俞氏結婚。再如，李叔同在俗時的學生，音樂家劉質平先生在《弘一上人史略》一文中也說：'所寫地名、山名、寺名、院名，有曾住者，有未曾住者，有寺名院名臆造者，有全部臆造者，均與筆名同時決定。'這種情況的發生，或許跟李叔同的性格有關，這裡暫且不論。"我至今仍認為自己的這一段文字沒有什麼原則上的問題。因為李叔同是人，而不是神。既是人，就應該有他自己的性格。當然，這種虛言虛寫的所作所為只能是一種旁證，說明李叔同有可能會在祖籍的問題上虛設，而不是一個確鑿的證據。我當時之所以會認為李叔同的祖籍是山西，是基於李家人的陳述。


李叔同當年在天津縣學就讀時寫的文章此後，有關李叔同祖籍問題的探討文章就多起來了。有人不同意我的觀點，也有人提出了李叔同的祖籍就是天津的觀點，更有人目前正在默默地作著艱苦的考證工作。王勇則先生《山西會館系列碑的發現與李叔同祖籍研究》一文認為：李家賬房先生徐耀廷曾對其孫徐廣中所說李叔同的父親曾為建立山西會館捐錢之事，無法從新發現的山西會館系列碑中證實。儘管作者也知道系列碑上沒有記載不等於李家就一定沒有捐錢，但還是認為："儘管上述考證無法得出一個明確的結論，至少在缺乏李叔同祖籍山西一說的史料證據之前，單憑李叔同後人的一些回憶是不足以作入史載的依據的。"如果李叔同後人的一些回憶還不能作為依據，那麼人們還可以作進一步的研討。王勇則先生在文中又說："《弘一法師年譜》的作者林子青先生從40年代就致力於李叔同生平研究。他所做的年譜通篇也見不到支持李叔同祖籍山西洪洞一說的隻言片語，倒是有關浙江平湖說的依據比比皆是……"接著，作者就開始分析我在《天心月圓·弘一大師》中的說詞，認為"這實在是太牽強，真有點猜想之嫌了"。

林子青先生從40年代就致力於李叔同生平研究，他在弘一大師李叔同研究領域確實做了大量的工作。我們尊敬林子青先生，但是，一個基本的事實是，權威在每一個問題方面並不都是正確的，所以林子青先生的一些著述和所編書籍，難免也存在一些錯誤。我在《弘一大師考論》一書中對此有所涉及，有興趣的讀者可以參見，這裡不一一舉例。

至於我在《天心月圓·弘一大師》中說到李叔同有虛言之行為，這是客觀事實，並非"猜測"。倘若要說"猜測"，應該先去研究李叔同為何"虛言"，或者先去研究劉質平為何作那樣的記述，我只是引用文獻而已。所以，若想將問題研究清楚，重要的是證據。我承認當時認為李叔同的祖籍在山西是依據李家後人的回憶。但如今研究者要否定此說，也應該拿出此等回憶無甚意義的理由才是。

問題的深化

李叔同的祖籍是否是天津，或山西，或浙江平湖，這是一個可以探討的問題。

況且研究是在不斷深化，不斷發展的，新的材料也是在不斷被發現的。我非常贊同就此問題繼續進行深入地研究和探討。

[ 本帖最後由 Blue Ivy 於 2007-12-5 05:24 編輯 ]

第3節：李叔同的家世

天津說章用秀先生在《李叔同的籍貫考》一文中，認為李叔同的祖籍既不是山西，也不是浙江，而就是天津。文章說："學界及李叔同親屬曾以李叔同'就近應試，權宜之計'來否定其籍貫為浙江平湖之說，自然有它的道理的。而我以為斷定李叔同的籍貫不是浙江平湖，還可以從李叔同的家世及其父輩的經歷來考察。從天津史志中的有關李叔同父輩李世珍的傳記上看，尚無一處標明李家來自浙江平湖或其祖輩是浙江平湖的，而都將其載入天津之列。更為明顯的是，李世珍在科舉考試的記錄中均寫著他的籍貫是直隸天津，而且每次應試他都是作為天津籍人出現的。"作者列舉了民國年間津人修訂的《天津政俗沿革記》、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乙丑科會試題錄》、1980年出版的《明清進士題名碑錄索引》等文獻，用以證明其觀點。作者也認為："至於李叔同在南方偶爾稱自己是浙江平湖人，很可能是出自便於與江浙人溝通、有利於在江南立足這一點來考慮的，或者是一種將錯就錯的行為，現在看來，尚不足為憑。"作者又認為："也有人據李叔同親屬回憶前輩人的說法，說李叔同的祖輩來自山西省洪洞縣大槐樹下，我認為這也有可能。不過，若以此斷定李叔同的籍貫是山西洪洞亦為不妥。因為在明代山西洪洞一度是移民落腳點和分配點，來自山西洪洞並不能確定他就是洪洞縣人。"為此作者的觀點是，既然查不出李叔同的祖先來自何方，為什麼就要將其定為天津以外的省份呢？我十分欣賞章用秀之文的文風，有理有節，與人探討--因為這本身就是值得人們探討的一個重要問題。

浙江平湖說此外，為了證明李叔同的祖籍是浙江平湖，目前有學者列舉了一些"證據"。比如，在《李叔同印存》中有一些涉及地名的閑章，印文有"平湖後生"、"江東少年"、"吳郡子弟"和"家住蕭山潘水間"等等。為此，沈繼生先生在2000年9月10日的《福州晚報》上曾發表了一篇題為《弘一法師祖籍地辨正》的文章，文章說："但是，'家住肖山潘水間'一方的印文，令人產生疑慮。肖山是否浙江的肖山（蕭山）縣呢？而'潘水'又是何處呢？2000年4月，浙江'平湖市弘一法師紀念館'籌建處的學人陳宰先生到福州訪問我，欣喜地告訴我，經過他的實地調查，對此方印文的解讀得到了結論，原來大師更具體、更準確的祖籍地應該是'平湖市乍浦鎮李家埭（染店鎮）'。而染店鎮上有一條200米長的肖山街，附近有一條潘水溪，溪上有一座潘水橋。證據確鑿。他還送我一份實地調查報告。說明'李叔同祖籍山西'之說應予排除。"

其實，一個人若要說自己家住何方，一般應該用地名而不會用街名。再則，沈繼生先生只知其一而不知其二。因為浙江蕭山（目前為杭州的一個區）也有一座"潘水橋"，橋在當地的"潘水小區"，潘水小區過去就叫"潘水"。橋下之"水"為南門江的一段，名字就叫潘水。難道人們能據此又說李叔同的祖籍是在蕭山嗎？《李叔同印存》中的印章有一些是李叔同自己的印，有一些則是李叔同為別人刻的印。故以上所列印存並非全是李叔同自己的印章，有的就是為朋友刻的。比如，印存中有"顧印"、"蕭山顧氏"等印文。陳慧劍先生《弘一大師金石學作品初考》一文考證，此系李叔同為顧叔度所刻。顧叔度既為"蕭山顧氏"，那麼為什麼不能認為"家住蕭山潘水間"亦是李叔同為其所制的閑章呢？故此，用《李叔同印存》中的印文來說明李叔同的祖籍是沒有意義的。

沈繼生先生在《弘一法師祖籍地辨正》一文中還講道，之所以將李叔同的祖籍地定在浙江平湖，其中的一個理由是："光緒二十二年（1896）夏，那年李叔同17歲，天津名士唐靜岩為書鐘鼎篆隸各體書件24幀貽李，大師刊行成冊，封面題籤《唐靜岩司馬真跡》，下作'當湖李成蹊署'（李叔同別號成蹊）。"王勇則先生在《山西會館系列碑的發現與李叔同祖籍研究》一文中先引述了林子青《弘一法師年譜》的一段話："大師在俗世系，其遠祖已難詳考，原籍為浙江平湖，一說在山西。1964年余在京曾親問其侄李聖章麟玉，亦云有此一說，但未知確為何處。又謂大師廿三歲在滬時，為應浙江鄉試，便於報考，乃預納監生浙江嘉興府平湖縣籍。浙江平湖，古名當湖，大師17歲時，其師唐育厚為他作書法範本《唐靜岩司馬真跡》題籤時，他已自署'當湖李成蹊'，故似稱原籍浙江'平湖'為妥。"然後說："的確，李叔同17歲時，尚未去過南方，如果浙江平湖不是他的祖籍的話，相信他不僅不會知道這麼一個小地方，而且也不會知道其古稱的。"

第4節：戀母情結


唐育厚《唐靜岩司馬真跡後記》的落款為："時丙申夏月，湖陵山樵唐育厚撫於頤壽堂。"丙申乃1896年，說明《唐靜岩司馬真跡後記》作於該年，而該年李叔同確實還沒有到江南，從情理上講，當時他還不會考慮到為在浙江參加鄉試而自署為當湖人。但是學者們忘記說明（或曰考證）一個關鍵的問題，即李叔同究竟何時在該封面上題籤？唐育厚的後記作於1896年，就一定認為李叔同將其成冊也是這一年嗎？2000年10月出版的《李叔同--弘一法師影志》第7頁有《唐靜岩司馬真跡》封面的照片。照片上有收藏者題寫的文字。從文字的表述中可知題字者認為此為"光緒丙申"由李叔同印行。至於題字者的這個結論系由何依據得出，則無人詳考。倒是這張照片的文字說明提供了一個自相矛盾的說法："1899年，李叔同為津門書法名家唐敬嚴（又作靜岩）刊行《唐靜岩司馬真跡》，並作題籤，落款'當湖李成蹊署'。"1899年時，李叔同已在上海，自然有可能為在浙江參加鄉試作著"輿論"準備了。由於《李叔同--弘一法師影志》一書中的年代系用阿拉伯字表述，所以"1899"有可能系"1896"之誤。即便如此，還是沒有提供李叔同於1896年題籤的證據。再即便將來有學者提出了關於這方面的證據，也同樣不能解決問題。因為，研究李叔同祖籍問題，還有另外的思路。

以母親的籍貫為祖籍說我認為，有可能李叔同母親的籍貫為浙江平湖。我之所以這麼設想，也是有依據的。

第一，李叔同的孫女李莉娟曾從前輩口中知道其曾祖母來自南方（具體是何地不明）；

第二，李叔同在加入杭州西泠印社時寫的小傳中說："哀公傳：當湖王布衣，舊姓李，入世三十四年，凡易其名字四十餘，其最著者曰叔同，曰息霜，曰壙廬老人，富於雅趣，工書嗜篆刻。少年紈絝子，中年喪母，病狂，居恆鬱郁有所思，生謚哀公。"李叔同生母姓王。李叔同的愛母情結人所共知，他一度願意以母姓為己姓，所以稱作"當湖王布衣"（李叔同一直未取得功名，故稱布衣）。所謂"舊姓李"，表示父係為李氏。小傳中不說自己的父親，卻有"中年喪母"之言。這說明當時的李叔同在寫這份小傳時的戀母情結仍十分之濃（雖然李叔同對自己的父親也有感情）。

有關李叔同母親的祖籍可能在平湖的說法至少在20世紀90年代初就有了。徐星平先生在1992年9月出版的《李叔同研究》第一期上曾有《關於李叔同籍貫》一文，文中轉述他人之言："有人函告，李母王氏傳說為平湖人。"不過徐星平本人在文章中並不同意此說。徐星平先生寫此文是在1992年，而李叔同致葉舟之函手跡（其中有李叔同自寫的小傳）是於1998年在《收藏家》雜誌上披露的。如此說來，今天討論李叔同母親的籍貫，以往的傳說和李叔同的小傳當聯繫起來一併考慮了。所以，李叔同當初把自己母親的原住地視為自己的祖籍也是可能的。因為這樣既符合他對母親的感情，又可以就近在浙江參加鄉試，兩全其美，何樂而不為？如果這個研究思路值得注意，那麼即便李叔同為《唐靜岩司馬真跡》題籤的時間是在1896年，同樣可以從李叔同在籍貫問題上願意從母的做法上獲得解釋。因為，如果李叔同母親的籍貫確為平湖的話，她當會告訴自己的兒子李叔同，而李叔同何時開始將自己母親的籍貫視為自己的籍貫是可以隨時決定的。


綜上所述，李叔同祖籍究竟在哪裡？這仍是一個可以探討的問題。我們希望這個問題能夠儘早得出一個合理的解釋。研究者也應該以事實為根據。商榷是應該提倡的，但切勿在缺乏確鑿證據之前對別人的觀點輕易作出否定。在如今質疑研討階段，沿用陳說亦非不可。如今浙江平湖興建了李叔同紀念館。建設者自然是將弘一大師的祖籍視為平湖。如果事實是如此，當然再好不過。其實即便有朝一日研究證實李叔同的祖籍不在平湖，也無大礙。因為紀念弘一大師李叔同是全中國人的事。即便是在國外設立這樣的紀念館，又何嘗不可呢？

第5節：聲色情場


【聲色情場】

"天涯五友"李叔同剛從天津到上海的時候賃居在法租界的卜鄰里。他年少才盛，舊學新知又一應俱全，駐足上海不久即加入了"城南文社"。城南文社是一個以切磋詩詞文章為目的於1897年秋成立的藝文團體。其組織者就是曾肄業於上海龍門書院的袁希濂，文社每月活動一次，地點在許幻園的豪舍城南草堂。文社的課卷專請精通宋儒理學，又長於詩賦的張孝廉評閱，並確定成績。李叔同加入文社后，立即顯示了出眾的才氣，第一次參與就獲得了第一名。城南草堂的主人許幻園（1878～1925），江蘇松江人，擅長詩文。家中富有，為人也慷慨，一度是上海新學界的領袖人物，經常舉辦懸賞徵文活動。自從李叔同到上海以後，只要參加徵文，其成績必名列前茅無疑。許氏慕其才華，於1899年春末讓出城南草堂的一部分，請李叔同一家搬來同住，從此兩人結為摯交。經常在城南草堂聚會的除袁希濂外，還有江灣蔡小香、江陰張小樓二位，他倆也都是當時上海文藝界的知名人士。這五位才子年歲相差無多且意氣相投，遂決定結成金蘭之誼，號稱"天涯五友"，並攝一影紀念。許幻園的夫人宋貞曾有《題天涯五友圖》詩五首，其中詠李叔同的一首是：


李也文名大似斗，等身著作膾人口。

酒酣詩思涌如泉，直把杜陵呼小友。


這首詩形象地表現李叔同當時在上海的境況，他沉浸在詩文唱和之中，少年意氣，瀟灑無羈。

城南文社，城南草堂，"天涯五友"，這一段時期的生活顯然給李叔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以至於多少年後的李叔同仍對此表示了難忘之情。他有一首《清平樂·贈許幻園》，詞曰：


城南小住，情適閑居賦。文採風流合傾慕，閉門著書自足。陽春常駐山家，金樽酒進胡麻。籬畔菊花未老，嶺頭又放梅花。


他也有《戲贈蔡小香四絕》，其中兩首是這樣的："眉間愁語燭邊情，素手摻摻一握盈。艷福者般真羨煞，佳人個個喚先生。""輕減腰圍比柳姿，劉楨平視故遲遲。佯羞半吐丁香舌，一段濃芳是口脂。"如此公子哥一般的生活寫照，恰好說明了"天涯五友"當時在藝文活動之餘的另一個側面。他們的這段經歷，不僅在當時令他難忘，就是後來他到了杭州任浙江省立第一師範學校藝術教師時仍有這種情感的影子。

"天涯五友"之間的友情是真誠的，同時又是令他們彼此留戀的。即便是李叔同於1901年暫時離滬北上，他也要在《南浦月·將北行矣留別海上同人》流露出這樣的情懷：

楊柳無情，絲絲化作愁千縷。惺忪如許，縈起心頭緒。誰道銷魂，儘是無憑據。離亭外，一帆風雨，只有人歸去。


1926年夏，早已出家的李叔同到上海時也曾專程到過城南草堂舊址，當他知曉當年的城南草堂已變成念佛的"超塵精舍"后，便又留下了"真是奇緣，那時候我真有無窮的感觸啊"的感慨。

事實上李叔同除了寫詩文外，還參與書畫活動。1900年春，他與友人就在上海組織了"上海書畫公會"，交結了許多名畫家。他自編過《李廬印譜》和《李廬詩鐘》。這正是他20歲的年頭，藝術成績如此，使他自己也願意表白"二十文章驚海內"了。

結識風塵女

李叔同雖然是"二十文章驚海內"，但他很快明白這隻不過是一紙空文；眼見得八國聯軍攻陷津京，清政府簽訂了空前屈辱的《辛丑條約》，只留得"新鬼故鬼鳴喧嘩"，嗚呼，這恰是："感慨滄桑變，天邊極目時。晚帆輕似箭，落日大如箕。風卷旌旗走，野平車馬馳。河山悲故國，不禁淚雙垂。"滿腔憂憤無處發泄，他玩起了寄情聲色的人生遊戲來，也就是十分自然的事。

李叔同的這一段生活插曲，時間應該不長，到了1901年秋他入南洋公學后，他已經自覺到脫離這種生活的必要性。而從可查證的文獻分析，他至少應該在1902年秋即已對公子哥的生活有了擔心。1902年秋，李叔同有一封寫給許幻園的信，其中寫道："……小樓兄在南京甚得意，應三江師範學堂日文教習之選，束金頗豐，今秋亦應南闈鄉試，聞二場甚佳，當可高攀巍科也。××兄已不在方言館，終日花叢徵逐，致迷不返，將來結局，正自可慮。專此，祗頌行安！不盡欲言。"這封信里寫到了在南京頗為得意的"小樓兄"（即"天涯五友"之一的張小樓），但更值得注意的是"××兄已不在方言館，終日花叢徵逐，致迷不返，將來結局，正自可慮"這段話說明李叔同已決心放棄"花叢徵逐"的生活。

第6節：退出中懷有同情



退出中懷有同情

當然，放棄聲色情場的生活，並不意味李叔同對閣樓女子們缺乏個人之間的情感，


名妓李蘋香（右）況且李叔同交往的應該多是藝妓。比如，1912年李叔同在杭州任教的時候寫過一首歌曲《早秋》，這長短句"仿詞體"歌詞中，他盡情發泄過他的情感：


十里明湖一葉舟，城南煙月水西樓。幾許秋容嬌欲流。隔著垂楊柳。

遠山明凈眉尖瘦，閑雲飄忽羅紋皺。天末涼風送早秋。秋花點點頭。


當年臨水西樓陽台上的隔柳嬌容，想必如今也不知不覺中姿色逍逝了吧！明湖輕舟，傍晚涼風，你也一定跟我懷著同樣的感情，無奈而又坦然的送去一個又一個春秋……

放棄聲色情場的生活，也不完全意味李叔同對情場生活的抵觸。比如，1904年的時候，李叔同曾為鑠鏤十一郎著的人物傳記《李蘋香》寫了序言。李蘋香是當時上海的名妓，有才女之稱。李叔同為《李蘋香》一書作序，多少是在感懷當初與她的交往。此外，李叔同還有數首書贈李蘋香的詩，而李蘋香也有詩作贈與李叔同。

不必為賢者諱

需要指出的是，對於李叔同這一段寄身聲色情場的生活，許多研究者和李叔同的景仰者常常自覺不自覺地迴避或乾脆否認。經常可以遇到這樣的情況：如果在一個研討會上有學者提到李叔同的這段歷史，必有人站出來與之辯論，其情緒之激動難以用言語表達。其實這真是不應該發生的事情。李叔同不是生活在真空之中，他也是李叔同赴日留學前的演劇照


人，凡人均會有性情方面的多面性，況且當時他還生活在清末的那個亂世之中。且不談那樣的生活對於當時每一個佳公子來說是否屬於正常，僅從李叔同為《李蘋香》一書寫的序便可知他當時對這樣的生活是贊同的，即便是偶爾涉足。

遊戲歸遊戲，寄身也只是暫時。他的藝術造化使他不甘心僅浪跡於聲色場上、藏身於藝妓們的閨閣之中。早在少年時代，李叔同就是一位戲劇愛好者，在秦樓楚館、歌台舞榭，經常可以看到他的身影。他結識了許多京劇名角：孫處、楊小樓、劉永奎，而對梆子坤伶楊翠喜的演藝又格外欣賞，以致隔三岔五必去捧場。在1905年秋赴日留學之前的上海期間，李叔同至少票演過兩齣戲，即京劇《蠟廟》和《白水灘》。他在《蠟廟》中飾黃天霸和褚彪，在《白水灘》中飾穆玉璣。


【執教一師】

位於杭州貢院前的浙江省立兩級師範學校的前身是建立於1899年的養正書塾。李叔同來該校任教的第二年即1913年，校名改為浙江省立第一師範學校。目前浙江省立第一師範學校舊址（今為杭州高級中學）為浙江省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藝教：不經意的因緣之果

李叔同到日本學習藝術，顯然是有意做一個藝術家。他從事藝術，本不是為了做一名藝術教師。他的學生吳夢非曾在《一代名師》中回憶了李叔同對他說的一句話："我在日本研究藝術時，自己萬萬沒有料到回國後會當一名藝術教員的……"但他確實還是做了教師了，也許就在這個時候，他在現實生活中已意識到擔任藝術教師這一職務，同樣可以為中國的藝術事業大顯一番身手。回國以後，李叔同先是在天津執教圖畫。到上海后，他在楊白民主持的城東女校任教文學、音樂。《太平洋報》創刊后，他有了幾個月的辦報經歷（這段經歷可以看作是他以另一種形式在普及推廣藝術）。他到杭州從教，在浙江省立第一師範學校從事了六年左右的藝術教師工作（包括在南京高等師範學校的兼職），直至出家。

李叔同到浙江省立第一師範學校任教，客觀上乃《太平洋報》停刊，恰也正逢國內缺乏藝術教師。他的同事姜丹書先生在《弘一大師永懷錄·傳一》中說過："方清之季，國內藝術師資甚稀，多延日本學者任教。余先民國一年受聘入是校，而省內外各校缺乏藝師也如故；於是校長經子淵氏，特開高師圖畫手工專修科，延聘上人主授是科圖畫及全校音樂。上人言教之餘，益以身教，莘莘學子，翕然從風。"李叔同的到來，可謂給當時的藝術教育界注入了活力。當然，李叔同到浙江省立第一師範學校任教也是有條件的。馮藹然在《憶畫家潘天壽》一文中記述了這樣一段軼事："經校長以留日同學情誼，懇李來兼任美術、音樂，他提出設備條件，是每個學生有一架風琴，繪畫室石膏頭像、畫架等不能有缺。校長以為在學校缺錢、市上缺貨的情況下，風琴每人一架的要求，實嫌過高。李叔同先生的答覆是同學出去教唱歌，不會彈琴不行。教授時間有限，練習全在課外，'你難辦到，我怕遵命'。經校長想盡辦法，弄到大小風琴二百架（夠要求的半數），排滿在禮堂四周、自修室、走廊上，再請他來看過。"此段軼聞或有誇張之處，但至少可知李叔同對藝術科的教學是很認真的。在李叔同的主持下，浙江省立第一師範學校校園內的藝術氣氛十分濃厚。他的弟子豐子愷對此的描述是："……我做中小學生的時候，圖畫、音樂兩科在學校里最被忽視。那時學校里最看重的所謂英、國、算，即英文、國文、算術，而最看輕圖畫、音樂……因此學生上英、國、算時很用心，而上圖畫、音樂課時很隨便，把它當作遊戲。"豐子愷接著說："然而說也奇怪，在我所進的杭州師範里（即現在貢院前的杭州第一中學的校址），有一段時期情形幾乎相反：圖畫、音樂兩科最被看重，校內有特殊設備（開天窗，有畫架）的圖畫教師，和獨立專用的音樂教室（在校園內），置備大小五六十架風琴和兩架鋼琴。課程表裡的圖畫、音樂鐘點雖然照當時規定，並不增多，然而課外圖畫、音樂學習的時間比任何功課都勤；下午四時以後，滿校都是琴聲，圖畫教室里不斷有人在那裡練習石膏模型木炭畫，光景宛如一藝術專科學校。"

第7節：碩果累累私心大慰

碩果累累，私心大慰

這一所本不是藝術專科學校的學校之所以要被看成是"藝術專科學校"，這當然是由於李叔同的緣故了。商務印書館於1914年曾出版過《黃炎培考察教育日記》，其中在談到浙江省立第一師範學校時曰："其專修科的成績殆視前兩江師範專修科為高。主其事者為吾友美術專家李君叔同（哀）也。"如今回顧李叔同在浙江省立第一師範學校六年的藝術教育實踐，至少有四個方面的成就值得人們記取，同時這四個方面的成就也是他對中國藝術教育的重大貢獻。

首先，李叔同在浙江省立第一師範學校期間做出了幾項開創性的藝術教育業績。主要表現在：

參與創辦《白陽》雜誌。1913年，浙江省立第一師範學校校友會發行《白陽》雜誌，其創刊號封面由李叔同設計，全部文字，也由他用毛筆書寫石印。他把自己所作的《春遊》三部合唱曲、《今世歐洲文學之概觀》《西洋樂器種類概說》等等一併發表在刊物上。這種廣泛介紹西洋藝術的做法，在當時國內藝術教育界是一個創舉。《白陽》上有李叔同《白陽誕生詞》，曰："技進於道，文以立言。悟靈感物，含思傾妍。水流無影，華落如煙。掇拾群芳，商量一編。維癸丑之春，是為白陽誕生之年。"

?創作並提倡現代木刻。李叔同應該是近代中國較早創作並倡導現代木刻的人。他的學生，藝術教育家吳夢非先生在他的《"五四"運動前後的美術教育回憶片斷》一文中作了這樣的證明："我們的課外組織有'漫畫會'、'樂石社'（研究金石雕刻）等，並出版《木板畫集》，這是自畫、自刻、自己印刷的作品，其中有李叔同、夏丏尊等的木刻。"結合中國美術史，吳夢非的回憶告訴人們，在李叔同作為藝術指導的藝術團體里就已有木刻創作了，並且還出版了《木板畫集》。這就證明李叔同是近代中國較早的木刻藝術倡導者和作者之一。李叔同的這項具有"先鋒性"的工作在以往經常被人們忽視。所謂"漫畫會"、"樂石社"是李叔同發起並組織的藝術團體。"樂石社"是一個研究書法篆刻的藝術團體，主要成員有李叔同、經亨頤、夏丏尊、費龍丁、堵申甫等，此外還有一些學生。"樂石社"出版過作品集，大部分現存於日本的東京美術學校（由李叔同寄贈母校，為人們研究該社保留了珍貴的資料。我國民間亦有流傳）。

寫作《西洋美術史》。同樣在吳夢非的這篇文章里還披露了這樣一條信息，即李叔同在浙江省立第一師範學校時還寫過一本《西洋美術史》。吳夢非本人曾在老師出家后提出過出版的建議，未獲同意，以致原稿散失。如此說來，李叔同至少是中國較早寫《西洋美術史》的人。如果李叔同（當時的弘一法師）同意出版，或許又是中國第一部西洋美術史著了。

人體美術教學的提倡者和執行者。李叔同是中國最早提倡人體美術教學，並最早使用人體模特進行美術教學的教師。（后詳論）

其二，李叔同在浙江省立第一師範學校任教時期，創作了一批堪稱中國學堂樂歌典範的校園藝術歌曲。

李叔同在浙江省立第一師範學校任教時期可謂是他的學堂樂歌創作的黃金時期。無論從創作數量和歌曲的藝術水平上看，李叔同這一時期的歌曲作品，皆是他歌曲創作中的精品（據《李叔同--弘一法師歌曲全集》統計，此期間創作的歌曲共29首）。在創作手法上，他擅長借景抒情；在配曲方面，他又喜歡採用歐美流行曲調，像《西湖》的作曲者就是蘇格蘭的亞歷山大?C?麥肯齊（1849～1935）。

誠然，也有不少曲譜是李叔同本人創作的，如《春遊》《留別》《早秋》等。但就李叔同而言，他顯然對作歌詞更感興趣。他在這一時期的歌曲作品中，無疑要數《送別歌》影響最大，直到今天，其歌詞"長亭外，古道邊，芳草碧連天……"還在無數中國人的嘴邊吟唱，並被視為20世紀中國藝術歌曲的代表作之一。

李叔同作歌，講求淡雅脫俗，追求意境，因而感動了大批青年學子。豐子愷在《中文名歌五十曲》序言中就竭力把他的這位老師讚揚了一番："西洋名曲所以傳唱於全世界者，因為它們都有那樣優美的旋律；而李先生有深大的心靈，又兼備文才與樂才，據我所知，中國能作曲又作歌的樂家，也只有先生一人。"讀過中國近代音樂史的人大凡都知道，李叔同作為中國近代音樂教育啟蒙者之一，他所創作的樂歌委實感動了整整一代人，潤澤了大批青年的愛美之心，陶冶了人們崇高的情操。

第8節：父親式的教育

其三，在浙一師時期，李叔同將人格教育與藝術教育緊密結合，體現了一個真正藝術教育家的風範。

學生們常說李叔同的教育是"父親式的教育"。這樣的說法雖是相對於夏丏尊先生"母親式的教育"而言的，但其中所蘊涵的意義遠非如此。

從表面上看，李叔同在教育教學過程中始終體現著"溫和"與"認真"的特性。比如豐子愷說："對學生態度是和藹可親。從來不罵人。學生犯了過失，他當時不說，過後特地叫這學生到房間里，和顏悅色、低聲下氣地開導他。態度的謙虛與鄭重，使學生非感動不可。"

才情加人品構成了李叔同的人格力量。他的才情自然使眾多學生折服，許多學生也在他的教誨指導下成了一代英才。同樣，他的人品與藝品更令他的學生們終身難忘，且從中受益匪淺。以豐子愷為例。應該說，李叔同在《白陽》雜誌上發表的附有插圖的

藝術理論文章（此為印刷體排印稿）

豐子愷在校期間得到了李叔同的悉心指教，並在繪畫、音樂方面打下了堅實的基礎。然而，李叔同並未忘記留給學生更重要的東西，即一顆藝術家的心靈。在李叔同看來，擁有一顆藝術家的心靈，是形成藝術人格力量的首要條件。在李叔同的案頭，有一本明代劉宗周所著關於古來賢人嘉言懿行的《人譜》，並且還親筆在封面上題寫了"身體力行"四個字，每個字旁加一個紅圈。他經常對豐子愷說一些書中有關做人與藝術的準則。他把其中"先器識而後文藝"的意思講給豐子愷聽，要求他首重人格修養，次重文藝學習，要做一個藝術家，必先做一個好人。他認為一個文藝家若沒有"器識"，無論技藝何等精通圓熟，亦不足道。所以他告誡豐子愷："應使文藝以人傳，不可人以文藝傳。"為此，豐子愷這樣領會："我那時正熱衷於油畫和鋼琴技術，這一天聽了他這番話，心裡好比開了一個明窗，真是勝讀十年書。從此我對李先生更加崇敬了。"李叔同出家時，把《人譜》送給了豐子愷，而豐子愷則時時銘記恩師的教誨。此書後毀於抗戰炮火。但豐子愷於逃難途中在成都的舊書攤上見到一冊《人譜》，立即買下，一直保存在身邊。因為受過李叔同教誨的豐子愷懂得：有藝術的心而沒有技術的人，雖然未嘗吟詩作畫，但其人必有芬芳悱惻之懷，光明磊落之心，而為可敬可愛之人。若反之，有技術而沒有藝術的心，則其人不啻一架無情的機械。李叔同對另一位高足劉質平的培養也是首重"器識"，后重"文藝"的。1915年秋，劉質平病休在家，心情苦悶。李叔同則用《論語》一類的古人修養格言來開導他；劉質平留學日本后，李叔同時時寫信告誡他為人處事的準則，而當學生生活發生困難時，李叔同更是像父親一樣省吃儉用，及時接濟。這就是李叔同的人格，簡言之：李叔同的人格力量是崇高德性與非凡才情兼備--滲透著深廣愛心、體現著博大胸懷的崇高德性與非凡才情的兼備。

其四，為中國培養出了一批優秀藝術家和藝術教育人才。

所謂桃李滿天下，這是李叔同自己直言不諱的。為師者，解惑授業也！這方面他做到了，而且做得十分出色。他的魅力使學生心悅誠服。李叔同出家后在書信中說過："任杭教職六年，兼任南京高師顧問者二年，及門數千，遍及江浙。英才蔚出，足以承紹家業者，指不勝屈，私心大慰。"李叔同本人對自己的所作所為一般是不會滿足的。然而他卻在培養藝術人才方面自感欣慰了，而且是"私心大慰"！可以想見，李叔同對自己的教育教學成績是何等地滿足。

事實就是如此。我們今天無需進一步考證李叔同當年的學生中究竟有多少人成才。僅就藝術人才方面而論，我們列舉出豐子愷、劉質平、吳夢非、潘天壽、李鴻梁、曹聚仁等幾個人的名字就足夠說明問題了。從歷史角度看問題，如果一個人的作用能影響歷史軌跡的話，那麼這個人就可謂是"重量級"的舉足輕重的人物了，李叔同就是這樣的人物。比如，如果沒有李叔同，肯定就沒有後來的藝術大師豐子愷、潘天壽。沒有豐子愷、潘天壽，中國的漫畫史、國畫史等就必不是現在這個樣子了。從這層意義上看，李叔同為中國藝術、藝術教育又作出了卓越的貢獻。

第9節：美術教學的開創者


以上是對李叔同在浙江省立第一師範學校任教時期的藝術教育實踐所作的初步回顧，所談四個方面的內容均還有深化和探討的空間和必要，有些方面還可以得出進一步的結論、引出更有意義的話題，此不一一詳述。但關於李叔同首用人體模特進行美術教學的創舉，有必要作進一步的闡述。

用人體模特進行美術教學的開創者

與一二十年前人們普遍認為劉海粟先生首開中國人體美術教學之先河的情況不同的是，如今有關中國誰最早使用人體模特進行美術教學的問題已有公論，即開創者為李叔同。其地點就是在浙江省立第一師範學校。其實劉海粟先生本人早就承認了這一點。1981年3月6日香港《新晚報》載有西維《雜文二題》，其中《大師》一題是作者寫訪劉海粟先生的，文中說：


我忽起心念一動："大師年輕時該和蘇曼殊認識的吧？"

"當然認識！"

"那麼弘一大師李叔同呢？"

啊，提起這個民初的一代名士高僧，老畫家眼中竟閃動起異樣的光芒，微微激動地扭頭向夫人說："她知道李叔同呢！--我們是很好的朋友。他出家苦修律宗，一次到上海來，許多當上高官的舊相識熱情招待他住豪華的房子，他都拒絕了，情願住在一間小小的關帝廟。我去看他：赤著腳穿雙草鞋，房中只有一張板床。我心裡難過得哭了；他卻雙目低垂，臉容肅穆。我求他一張字，他只寫了'南無阿彌陀佛'……"

1914年，李叔同在浙江省立第一師範學校採用人體進行美術教學，開中國人體美術教學之先河。後排右二站立者即為李叔同。

大師性格中極惹人爭論的，是他"平生喜交政界權要"（引者按：此指劉海粟）；然而老人談起故友當年扮"茶花女"如何漂亮、削髮前如何風流倜儻，如何首用人體寫生……那種孩子氣的興奮之情，又豈有一絲沾光炫耀之情？

"近代人中，我只拜服李叔同一人--蘇曼殊只是聰明而已。李叔同畫畫、書法、音樂、詩詞樣樣都高明，我卻比他少了一樣--演戲！"快人快語，壯哉，大師！


由此可見，劉海粟先生本人不僅承認中國最早使用人體模特進行美術教學的是李叔同，而他本人還對李叔同懷有一腔敬意。此外，劉海粟還在1925年10月10日《時事新報》的《人體模特兒》一文中說："溯自民國四年（1915）3月，上海美專有西洋畫科三年級生一班，依學程上之規定，有人體模特兒之實習……雇幼童充之……是為中國有人體模特兒之嚆矢。"此文寫於1925年，當時他還不知道李叔同已在1914年使用了人體模特進行美術教學，故有"嚆矢"之說。但這裡至少可以說明，劉海粟使用人體模特進行美術教學的時間是在1915年。

劉海粟所在的上海美術專科學校的人體寫生課不過我們如今不敢確認李叔同當年在浙江省立第一師範學校是否使用過女性人體模特進行過美術教學。如果沒有的話，那麼應該認為中國最早使用人體模特進行美術教學的是李叔同，而首先使用女性人體模特進行美術教學的則是劉海粟了。

然而，李叔同首用人體模特進行美術教學的時間究竟是那一年呢？目前有二說。一說是1913年，如《弘一大師全集七·佛學卷（七）、傳記卷、序跋卷、文藝卷》附圖第五幅的文字說明："1913年，在浙江兩級師範學校教授裸體寫生時，與學生合影。"再如徐星平在《弘一大師》一書附圖第十幅的文字說明："1913年李叔同（右中立者）在浙江第一師範學校教人體寫生課。"另一說是1914年，如秦啟明編《弘一大師李叔同書信集》的附文《名士·藝術家·高僧--李叔同面面觀》，文中說："李叔同於1914年在浙一師開設此課，這是中國近代美術教學中的創舉。"再如金梅著《悲欣交集·弘一法師傳》一書中的附圖第八幅的文字說明："1914年在浙江第一師範學校教授裸體寫生時與學生合影"。我以往由於未對這個問題作深入的研究，所以在撰寫有關弘一大師李叔同的文章時，每每涉及此事，一般均在基本同意"1914年之說"的同時附上"1913年之說"。如今我就此事專門作了進一步的史料考證和採訪，證明李叔同首用人體模特進行美術教學的時間確是1914年而非1913年。我的證明材料仍是上文提到過的李叔同的學生吳夢非先生在1959年第三期《美術研究》上的《"五四"運動前後的美術教育回憶片斷》一文。文章說："李叔同先生教我們繪畫時，首先教我們寫生。初用石膏模型及靜物。1914年後改用人體寫生。本文所附照片便是我們第一次用真人作模特兒練習寫生的留影。我們這一班學生有二十多人，如周玲蓀、金咨甫、朱酥典、李鴻梁、朱藹孫等。"（吳文後附李叔同首用人體模特進行美術教學的照片，並特別註明是1914年。此即如今常見的那幅以男人體背面為主體的照片）吳夢非是李叔同到浙一師任教后教的第一屆學生，他所述"本文所附照片便是我們第一次用真人作模特兒練習寫生的留影"當真實可靠。為了慎重，本人於2000年3月7日專門採訪了吳夢非先生的女兒，中國電子琴學會副會長吳嘉平女士。吳女士查得其父生前手稿，手稿上明確指證此照片第二排左起第三人即是吳夢非本人；而我們如今在這張照片上也能辨別出後排右起第二人即是李叔同。這樣，問題應該是清楚了。吳夢非先生是李叔同所教的第一屆學生，是李叔同首用人體模特進行美術教學的親自參與者，而他發表文章時所附的照片上又有他本人，故可確定李叔同首用人體模特進行美術教學的時間是1914年。此當不會再有疑問了。

第10節：虎跑斷食

【虎跑斷食】

杭州自古就是一塊佛土。許多歷史上的名賢，諸如白居易、蘇東坡、林和靖等都在這塊佛地與佛教有著很密切的關係。近代的蘇曼殊也是如此，每當他在生活中遇到挫折，他都會到杭州來潤澤一下自己的心靈。李叔同怎樣呢？且看他自己在《我在西湖出家的經過》中的表白：


杭州這地方，實堪稱為佛地，因為那邊寺廟之多約有兩千餘所，可以想見杭州佛法之盛了……當民國二年夏天的時候，我曾在西湖廣化寺裡面住了幾天，但是住的地方卻不是出家人的範圍之內，那是在該寺的旁邊，有一所叫作痘神祠的樓上。痘神祠是廣化寺專門為著給那些在家的客人住的。當時我住在裡面的時候，有時也曾到出家人的地方去看看，心裡卻感覺得有意思呢！


夏丏尊生於1886年6月15日，浙江省上虞縣（今上虞市）松廈鄉人，小名釗，名鑄，字勉旃，1912年改字丏尊。他的祖上一度經商，其父倒是一位秀才。夏丏尊有兄妹六人，他行三，是兄妹中惟一的讀書人。夏丏尊15歲那年中秀才，16歲奉父命赴上海東吳大學的前身中西書院深造，半年後返鄉，17歲入紹興府學堂讀書。1905年，19歲的夏丏尊負笈東瀛，入東京宏文學院，兩年後考入東京高等工業學校，因未領到官費，遂於1907年輟學回國。回國后，任教於浙江省兩級師範學堂。



夏丏尊先生像夏丏尊在浙江省兩級師範學堂任日文翻譯后不久，先後還任舍監、司訓育，併兼授國文、日文。1912年，對於兩級師範和夏丏尊本人來說都是歷史性的一年。因為就在這一年，注重"人格教育"，力主以"勤、慎、誠、恕"為校訓，提倡"德、智、體、美、群"五育並重的經亨頤先生接替了校長之職，而就在這一年的秋天，經亨頤為了加強學校的藝術教育，從上海請李叔同來校執教。李叔同的到來，無疑給夏丏尊的生活注入了許多新鮮的活力。

有人說，夏與李原本在日本時就已經相識了。例如他倆的共同的同事姜丹書先生在一篇文章中就提到："元年秋，李先生叔同亦來任教習。李與夏，故為留東學友，相交尤契。"然而姜氏所言並不確切。因為夏丏尊本人在《弘一法師之出家》一文中明確講過："我和弘一法師（俗姓李，名字屢易，為世熟知者名曰息，字曰叔同）相識，是在杭州浙江兩級師範學校（后改名浙江第一師範學校）任教的時候。"

他倆相識雖不算很早，可一旦相遇，便意氣相投、情同手足。對此，夏丏尊自己倍感榮幸，他承認：在這所學校里，李叔同"和我相交者近十年，他的一言一行，隨時都給我以啟誘"。他折服於李叔同的"神力"，以為"李先生教圖畫、音樂，學生對於圖畫、音樂，看得比國文、數學還重。這是有人格作背景的緣故。因為他教圖畫、音樂，而他所懂得的不僅是圖畫、音樂；他的詩文比國文先生的更好，他的書法比習字先生的更好，他的英文比英文先生的更好……這好比一尊佛像，有后光，故能令人敬仰。"

夏丏尊雖是一位憂國憂民且具有一副古道熱腸的人，但也正如他自己所以為的那樣，在那個時候，他身上的少年名士氣息已殲除殆盡，只想在教育上做一些實際的工作。因此，從另一個角度上講，他並不熱衷於政治。他跟李叔同一樣，並不願參與社會政治活動。1912年，社會上一時盛傳要進行普選。夏丏尊不願當選，便改名"丏尊"，以代替讀音相近的"勉旃"，有意讓選舉人在填寫"丏"字時誤寫為"丐"而成廢票。當然，此後並未真的實行普選，但他的性情則由此流露無遺。

李叔同比夏丏尊長六歲。但他倆氣味相投，加上李叔同比之於夏丏尊多少顯得豁然，而夏丏尊比之於李叔同又多少顯得老成，所以，他倆幾乎沒有什麼年齡上的隔閡。有一幅《小梅花屋圖》上的題跋頗能說明他倆的性情和友情。當時李叔同住在學校的宿舍里，而夏丏尊則住在城裡的彎井巷。夏丏尊在那裡租了幾間舊房子，由於窗前有一棵梅樹，遂取名叫"小梅花屋"。"小梅花屋"里掛有李叔同的朋友陳師曾贈的《小梅花屋圖》一幅，圖上有李叔同所題《玉連環》詞一首，詞曰：

第二部分：

夏丏尊本不是詩人，而李叔同則把他譽為詩人，這裡也多少是指他的氣質人品了。舊時西湖湖心亭1913年的一天，李叔同和夏丏尊雇了一隻小船到西湖中的湖心亭里去喝茶。這是他倆尋求清靜的一種法門。這天他倆要躲避的是來學校演講的一位所謂的社會名流。喝茶時夏丏尊對李叔同說："像我們這種人，出家做和尚倒是很好的。"誠然，對於夏丏尊來講，他的這種話不過是口頭上說說而已，像他這樣一個對待校務和學生什麼都要愁一愁、憂一憂的人，哪能做得如此灑脫呢？

第11節：一首《金縷曲》


屋老，一樹梅花小。住個詩人，添個新詩料。愛清閑。愛天然。城外西湖，湖上有青山。


夏丏尊也有自己題寫的一首《金縷曲》：


已倦吹簫矣。走江湖、飢來驅我，嗒傷吳市。租屋三間如鋌小，安頓妻孥而已。笑落魄、萍蹤如寄。竹屋紙窗清欲絕，有梅花、慰我荒涼意。自領略，枯寒味。此生但得三弓地。築蝸居、梅花不種，也堪貧死。湖上青山青到眼，搖蕩煙光眉際。只不是、家鄉山水。百事輸人華髮改，快商量、別作收場計。何鬱郁，久居此。


夏丏尊就是這樣一位多愁善感之人。他也曾想超脫一點，嘗刻一印曰"無悶居士"。他此時才二十幾歲，本不該有多少愁悶，而欲自勉"無悶"，多少說明他的心中早已是悶悶矣（他還有一個號曰"悶庵"）。李叔同倒是覺得他的這種性格頗為可愛。夏丏尊本不是詩人，而李叔同則把他譽為詩人，這裡也多少是指他的氣質人品了。


舊時西湖湖心亭1913年的一天，李叔同和夏丏尊雇了一隻小船到西湖中的湖心亭里去喝茶。這是他倆尋求清靜的一種法門。這天他倆要躲避的是來學校演講的一位所謂的社會名流。喝茶時夏丏尊對李叔同說："像我們這種人，出家做和尚倒是很好的。"

誠然，對於夏丏尊來講，他的這種話不過是口頭上說說而已，像他這樣一個對待校務和學生什麼都要愁一愁、憂一憂的人，哪能做得如此灑脫呢？

在學校里，負責管理學生宿舍的舍監一職是一個吃力不討好的苦差，誰都不願意承擔。而夏丏尊會自告奮勇提出兼任。一段時期，學校缺乏國文教師，又是他主動要求擔當。有一次，一個學生在宿舍里丟了一些財物，大家猜想可能是某一個同學偷的，可又沒有證據。身為舍監的夏丏尊自感責任在身，為此愧悶不已。他向李叔同求教，問他處理此事有什麼好的辦法。豈料，李叔同的好辦法竟是要他自殺："你肯自殺嗎？你若出一張布告，說作賊者速來自首。如三日內無自首者，足見舍監誠信未孚，誓一死以殉教育。果能這樣，一定可以感動人，一定會有人來自首。--這話須說得誠實，三日後如沒有人自首，真非自殺不可。否則便無效力。"

夏丏尊當然是不能按李叔同說的去做的，於是就向他笑謝，而李叔同自然也不會去責備他。夏丏尊知道，這樣做在一般人眼裡無疑太過偏激，可李叔同提出來則是真心的流露，全無虛偽之意。跟李叔同比起來，夏丏尊深感自己的感化力不足。因為在他看起來，自從李叔同來校教圖畫、音樂以後，這兩門原先並不被學生看好的課一下子成了學校里的熱門課程，幾乎把全校的學生都吸引了過去。於是他得出這樣一個結論："這原因一半當然是他對於這二科實力充足，一半也由於他的感化力大。"

無意的誘因

李叔同對出家人的生活感興趣，可他身為教師，雖然內心與西湖的空山靈雨頗能契合，但幾年來，他倒還是全身心地投入在實際的教學之中，生活也就相對的穩定。然而，這種相對的穩定終於還是在1916年夏日的一天給動搖了，其客觀原因，當與夏丏尊有著直接的關係。

李叔同的斷食地點杭州虎跑定慧寺山門


這一天，夏丏尊在一本日本雜誌上看到一篇題為《斷食的修養方法》的文章。文章說斷食是身心"更新"的修養方法，自古宗教上的傑出人物，如釋迦、耶穌等都曾實行斷食修鍊。還說斷食可以改去惡德，生出偉大的精神力量，並且又列出了實行斷食過程中的種種注意事項和方法，繼而介紹了一本專講斷食的參考書。

夏丏尊讀了日本雜誌上的斷食文章后，覺得很有趣，一時興奮，就把它介紹給李叔同。李叔同不看倒也罷了，可這一看，就被迷住了。在此後兩人的閑談中，彼此都有"有機會時最好把斷食來試試"的話。像這樣的話，在夏丏尊看來不過是說說罷了，作為一種戲言，隨之也就忘得一乾二淨。可李叔同不然。他是一個凡事都認真的人，雖然無意去做釋迦、耶穌那樣的聖人，但既然這篇文章中說斷食有許多好處，為何不去試試呢？李叔同在《我在西湖出家的經過》中是這樣表白的："我於日本雜誌中，看到有說關於斷食的方法的，謂斷食可治療各種疾病。當時我就起了一種好奇心，想來斷食一下，因為我那個時候患有神經衰弱症，若實行斷食后，或者可以痊癒，亦未可知。"

[ 本帖最後由 Blue Ivy 於 2007-12-5 05:24 編輯 ]

第12節：探覓另一種人生


李叔同下了決心。但在學校，他沒有聲張，只是私下裡為此作著準備，就連夏丏尊，他也沒有告訴。

虎跑斷食

李叔同實行斷食的地點是在杭州的虎跑。虎跑有大慈定慧禪寺，俗稱虎跑寺。該寺由唐開成二年（837年）僧欽山建，名資慶。大中八年（854年），改大慈。當時僧寰中居此，得泉，寺名始著。咸通三年（862年），寰中入寂，建塔曰"定慧之塔"，僖宗御制塔贊，並以塔名配寺，曰"大慈定慧寺"。定慧寺在此後的歲月里，曾屢毀屢建。

李叔同在虎跑的斷食實行得很順利。他的原意只是來試試斷食后的感覺，並無其他更多的期望。可他這回親臨寺院，對僧人的生活更加親近起來。他經常看見有一位出家人從他的窗前輕輕地走過，每至此時，他都會羨慕其與世無爭的超凡氣象。有時他會向僧人借來佛經看，企圖在經書中探覓另一種人生。

李叔同在斷食期間有《斷食日誌》，日誌非常詳細地記錄下了他在斷食期間的生活細節。李叔同出家前將《斷食日誌》交給同事堵申甫保存。1947年，陳鶴卿居士將其謄清並發表於《覺有情》雜誌第7卷第11、12期。發表時陳鶴卿有一按語："此為弘一大師於出家前兩年在杭州大慈山虎跑寺試驗斷食時所記之經過。自入山至出山，首尾共二十天。對於起居身心，詳載靡遺。據大師年譜所載，時為民國五年，大師三十七歲。原稿曾由大師交堵申甫居士保存。文多斷續，字跡模糊，其封面蓋有李息翁章，並有日文數字。茲特向堵居士借謄，並與其詳加校對，冀為刊播流通，藉供眾覽。想亦為景仰大師者所喜閱，且得為後來預備斷食者參考也。後學陳鶴卿謹識。"

該日誌所記的幾處時間值得一錄：

"丙辰嘉平翌日始。斷食后，易名欣，字叔同，黃昏老人，李息。十一月廿二日，決定斷食。禱諸大神之前，神詔斷食，故決定之。"

"卅日晨，命聞玉攜蚊帳、米、紙、糊，用具到虎跑。……午後四時半入山……因明日始即預備斷食，強止之。"

"十二月一日，晴，微風，五十度。斷食前期第一日。"

"十八日，陰，微雨，四十九度。斷食後期最後一日。"

日記最後寫道："十九日，陰，微雨，四時半起床。午後一時出山歸校。"

這樣，便可得出李叔同斷食的全部經過，即：

1916年農曆十一月廿二日（1916年12月16日）李叔同決定斷食；農曆十一月卅日（1916年12月24日）入虎跑；丙辰嘉平一日（1916年12月25日）起斷食；丙辰嘉平十八日（1917年1月11日）為斷食最後一天；丙辰嘉平十九日（1917年1月12日）李叔同返校。故他的斷食時間，準確地說是1916年12月25日至1917年1月11日，前後共18天。如果加上他入山和返校的兩天，共20天。

按照李叔同的慣例，他一般是在每周周末回上海一趟，跟居留在上海海倫路家中的日籍夫人團聚，然後於星期日下午返杭州。他寧可自己辛苦奔波，卻從來不無故請假。在夏丏尊看來，李叔同每個星期六都是要回上海的，那麼年假時也必定如此了。所以這回夏丏尊以為一切如常，學校的公曆年假一放，就自管回上虞老家。可假滿返校時，一貫準時歸來的李叔同卻沒有人影。一天、兩天、十天，直到兩個星期後才發現李叔同一副清癯消瘦的模樣回來了。直到這時，夏丏尊才恍然大悟，原來這位仁兄是背著自己獨自到虎跑去實行斷食了。他為此驚異地問："為什麼不告訴我？"

李叔同的回答是："你是能說不能行的。並且這事預先教別人知道也不好，旁人大驚小怪起來，容易發生波折。"

夏丏尊聽了此言，除了苦笑之外，竟也答不出一句話來。他後悔早先介紹李叔同讀那篇文章，有了這一回，還不知將來再發生什麼樣的事呢！


李叔同斷食后留影對於這次斷食，李叔同在《我在西湖出家的經過》中是這樣評價的："我住進去以後，常常看見一位出家人在我窗前經過，即是住在樓上的那一位。我看他卻十分地歡喜呢！因此就常和他來談話，同時他也時常拿佛經來給我看。……這回到虎跑寺去住，看到他們那種生活，卻很喜歡且羨慕起來了。我雖然在那邊只住了半個多月，但心頭十分愉快，而且對於他們吃的菜蔬，更喜歡吃。……這一次我到虎跑斷食，可以說是我出家的近因了。"

第13節：西湖出家


李叔同在斷食期間，經常寫書法。自以為筆力非但未減，反而更順暢了。心境要比平時靈敏，頗有文思。他自己說過：斷食以後，"心地非常清，感覺非常靈，能聽人所不能聽，悟人所不能悟"。斷食結束后，李叔同拍了一張照片，侍者聞玉有題字："李息翁先生斷食后之像，丙辰新嘉平十九日，侍子聞玉敬題。"李叔同自稱斷食十七日（應該是虛指），他寫過一幅"靈化"，題記是："丙辰新嘉平入大慈山，斷食十七日，身心靈化，歡樂康強。書此奉酥典仁弟，以為紀念。欣欣道人李欣叔同。"


【西湖出家】

李叔同於1918年正月十五日這天皈依了佛教，並為正式出家積極作著準備。他的生活，正如他的學生豐子愷在《為青年說弘一法師》中所說"日漸收斂起來"了。他的同事夏丏尊在《弘一法師之出家》一文中痛悔自己當初的作為：


李叔同出家前與弟子劉質平（左）、豐子愷（右）合影留念在這七年中，他想離開杭州一師有三四次之多，有時是因為對於學校當局有不快，有時是因為別處來請他，他幾次要走，都是經我苦勸而作罷的，甚至於有一個時期，南京高師苦苦求他任課，他已接受了聘書了，因我懇留他，他不忍拂我之意，於是杭州南京兩處跑，一個星期中要坐夜車奔波好幾次。他的愛我，可謂已經超出尋常友誼之外，眼看這樣的好友因信仰的變化要離我而去，而且信仰的事不比尋常名利關係可以遷就。料想這次恐已無法留得他住，深悔從前不該留他。他若早離開杭州，也許不會遇到這樣複雜的因緣的。

看到李叔同如此"世味日淡"的模樣，有一次夏丏尊急了，不經意就脫口說了一句憤激之言："這樣做居士究竟不徹底。索性做了和尚，倒爽快！"

李叔同聽了此言並未介意，卻是笑顏相對。夏丏尊哪裡知道，他早有這個打算了。


出家經過

1918年農曆七月十三日，李叔同告別了任教六年的浙江省立第一師範學校，正式出家為僧。

李叔同決意出家后，遂將平日所用物品和書籍作品等分贈友人、學生。出家前的一個晚上，李叔同寫了《薑母強太夫人墓誌銘》石碑碑文，碑文末有"大慈演音書"的落款（李叔同皈依后釋名演音）。此事須追溯到1917年春。當時姜丹書之母患胃癌逝世。姜丹書即請李叔同為其母書寫墓誌銘。李叔同雖在口頭上答應了，但卻遲遲沒有動筆。一直到一年多后，李叔同在出家前的一天晚上，方才恭敬地點燃一支紅燭，寫下了他在俗時的最後一件書法作品。寫完后，他當即將毛筆折成兩截。翌晨，李叔同即出家為僧，姜丹書聞訊趕到李叔同房中時，早已是人去樓空，惟見殘燭一支，斷筆兩截，再有的就是端放在書桌上的《薑母強太夫人墓誌銘》。李叔同如此舉動，加上"大慈演音書"的落款，這幅墓誌銘恰到好處地說明是李叔同在俗時的絕筆。


李叔同出家前夜所書之《薑母強太夫人墓誌銘》這篇墓誌銘後來被姜丹書託人模勒在石上，製成了寬67公分，高63公分，厚12公分的石碑，碑中實計549字。其書法乳魏碑，氣度雄深雅健，實可謂達到了化百鍊鋼為繞指柔的境界，可謂直取魏室的上乘之作。

對於李叔同出家的緣由，姜丹書曾問過李叔同。在為大雄書局1943年出版的《弘一大師永懷錄》所寫的"傳一"中姜丹書寫到了他與李叔同的一段對話：


上人之將為僧也，余曾問之："何所為？"曰："無所為。"曰："君固多情者，忍拋骨肉耶？"則答曰："譬患虎疫死焉，將如何？"


姜丹書聽了李叔同這般答語，便也無辭。他覺得李叔同的出家並非厭世，更非欺世，實在是由於參透了人生，飄然出世，正所謂返璞歸真。

姜丹書是李叔同的老友，同校共事多年，又同居一樓，故他對李叔同在俗時的許多生活細節了如指掌。他還寫過一篇《追憶大師》，文中為讀者提供了許多這方面的軼事，為人們了解李叔同的全貌很有幫助，這裡節錄一段：

第14節：別妻疑案

上人少時，甚喜貓，故畜之頗多。在東京留學時，曾發一家電，問貓安否。

上人相貌甚清秀，少時雖錦衣紈絝，風流倜儻，演新劇時好扮旦角，然至民元在杭州為教師時，已完全布衣，不著西裝；上唇略留短髭，至近出家年份，下顎亦留一撮黃鬍子，及臨出家時，則剪幾根黃鬍子包贈日姬及摯友為紀念品，及既出家，當鬚髮剃光而成沙門相矣。

上人走路，腳步甚重；當為杭州第一師範同事時，與余同住東樓，每走過余堂時，不必見其人，只須遠聞其腳步聲，而知其人姍姍來矣。

上人平日早睡早起，每日於黎明時必以冷水擦身，故其體格雖清癯，而精力頗凝練，極少生病。


姜丹書小李叔同五歲，無論是在人品上還是在學問上他都對李叔同非常敬重。他倆為多年之同事，且敬禮叔同，交誼在師友之間。

姜丹書原籍江蘇溧陽，1885年生，曾在南京兩江師範學堂就讀圖畫手工科，畢業后即赴杭州浙江兩級師範學堂任教，他與李叔同是當時校內僅有的兩名專任藝術教師。1962年6月8日，姜丹書因突發心肌梗塞逝世，享年78歲。

在李叔同出家之前，並沒有忘記把出家的決定通知自己在留學日本時的母校--東京美術學校。《東京美術學校校友會月報》第17卷第1號（1918年7月7日）刊載了一封李叔同寄自杭州的信：


拜啟：

仲夏綠蔭，惟校友諸君動靜安豫為頌。不慧近有所感，定於七月一日入杭州大慈山定慧寺（俗稱虎跑寺）為沙彌。寺為臨濟宗，但不慧所修者凈土。以末法眾生障重，非專一念佛，恐難有成就也。寺在深山之中，郵便不通。今系通信處在杭州第一師範學校內李增榮方。


草草。


六月廿五日李岸法名演音號弘一


校友會諸君博鑒


此信用中文書寫，只是在整體上表現出日本書信的格式。如果沒有新的發現，這應該是李叔同給日本母校的最後一封信了。寫此信時，李叔同預計自己將在農曆七月一日出家，而最終決定出家的時間則是農曆七月十三日。

別妻疑案

在李叔同初出家時，有一段公案至今還困擾著研究者，即李叔同出家后與日妻告別之問題。



楊白民（坐者）與家人合影黃炎培是李叔同在上海南洋公學時的同學。有感於徐半梅於1957年1月7日在《文匯報》上發表的《李叔同先生的一個特點》一文，黃炎培也於當年的3月7日在《文匯報》上發表了一篇題為《我也來談談李叔同先生》的文章。黃炎培的這篇文章引來了一個爭議。文章說："叔同出家首先在杭州的西湖，經過了幾年，叔同的夫人到上海，要求城東女學楊白民夫人詹練一和我當時的夫人王糺思伴她去杭州找叔同，走了幾個廟，找到了，要求叔同到岳廟前臨湖素食店共餐。三人有問，叔同才答，終席，叔同從不自動發一言，也從不抬頭睜眼向三人注視。飯罷，叔同即告辭歸廟，雇一小舟，三人送到船邊，叔同一人上船了。船開行了，叔同從不一回頭。但見一漿一漿盪向湖心，直到連人帶船一齊埋沒湖雲深處，什麼都不見，叔同最後依然不一顧，叔同夫人大哭而歸。"

從情理上講，黃炎培先生的這段敘述也是可信的，因為當事人中就有黃炎培當時的夫人王糺思女士。然而，這一段史記卻被李叔同的侄孫女李孟娟在《弘一法師的俗家》一文否定了，認為此事不確。這就令人想起了李叔同的另一位日本夫人。黃炎培所說會不會指的是日本夫人呢？如果是的話，則又涉及到弘一大師另一位好友楊白民了。

李叔同出家以後，曾托友人將其日妻送回日本。其日妻不能接受，並找到李叔同在上海的老朋友楊白民。她向楊白民表示：日本的和尚是允許有妻室的，為什麼李叔同要送她回日本呢？楊白民只好以中國佛教界的情況向她解釋。最後她提出，要到杭州去見一見李叔同，並請求楊白民立即帶她到杭州去。

楊白民無奈，只好帶著李叔同的日妻來到杭州，安頓下來后，他隻身先到虎跑寺去通報。李叔同見日妻已經來了，也就不好迴避，於是同意會面。會面的地點在杭州西湖邊上的某家旅館里。楊白民自管去散步，留下了這一對平日相愛的夫妻。交談過程中，李叔同送給日妻一塊手錶，以此作為離別的紀念，並安慰說：

"你有技術，回日本去不會失業。"

第15節：事誠可敬行不可法

會面結束后，李叔同就雇了一葉輕舟，離岸而去，連頭也沒有再回顧一下。日妻見丈夫決心堅定，知道再無挽回的可能，便望著漸漸遠去的小船失聲痛哭。此後她就回日本去了，從此再無任何消息。

以上這段往事的述說者恰是楊白民之女楊雪玖。豐子愷之女豐一吟在《我所了解的弘一法師》一文中轉述了這則故事。黃炎培是李叔同在南洋公學時的同學，而楊白民則又是李叔同的摯友。源於他們二人的故事想必應該是有可信性的。對於人物的生平事迹，在沒有更充分確鑿的證據發現之前，最好不要輕易否定，當然，存疑是可以的。

楊白民在近代中國的教育史上是有建樹的人物。1902年，他自費赴日本考察教育，尤其對日本的女子教育感觸頗深。次年，他回到上海，開始籌劃自辦女子教育的方案，並在自己的家裡辟出一地充作學校，自任校長。這所學校就是後來頗有小名氣的城東女學。李叔同剛從天津遷到上海居住的時候就結識了楊白民。李叔同在日本留學的時候，楊白民也曾利用再度赴日考察的機會與他相聚過，交談中似乎很有一點將來一起共事的設想。此後，他倆的交往逐漸增多。楊白民在自己的學校里辦有遊藝會，有時還出版遊藝會的會報等資料。他經常把這些材料寄給遠在日本的李叔同，而李叔同也將自己的作品寄給城東女學的遊藝會，參加藝術作品展覽。1911年，李叔同從東京美術學校畢業后回國。他回國后不久就應楊白民之請，一邊在《太平洋報》作編輯，一邊就在城東女學任教國文。而在此前夕，李叔同就已為城東女學的校刊設計了封面，並把自己的一篇談藝術的文章寄交楊白民，並在校刊上刊登。

李叔同也在《太平洋報》上經常報道城東女學的消息，短短四個多月，就發表了有關城東女學的消息22篇。李叔同到杭州任教后，仍經常與楊白民有書信往來，楊白民也曾來到杭州看望過李叔同。他倆有如此深厚的感情，可知李叔同出家后，其日妻找到楊白民，並要求一起到杭州也就是很自然的事了。

"事誠可敬，行不可法"

對於李叔同的出家，當時浙江省立第一師範學校校長經亨頤的內心也是十分矛盾的。經亨頤（1877～1938），字子淵，號石禪，晚號頤淵。1900年，他因參與通電反對慈禧太后廢光緒帝，被通緝避居澳門。1903年，他赴日本留學，入東京高等師範學校數學物理科。1925年後，他投身國民革命，歷任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國民政府常務委員、國民政府教育行政委員會委員、代理中山大學校長、北京高等師範學校教授等職。他的一生很有特點，即早期參與政治，留日歸國至1925年這段時間投身教育；然後又參與政務，晚年再回復教育。

李叔同是經亨頤從上海請來的。李叔同任教浙江省立第一師範學校后，他倆彼此之間關係亦十分密切。後來，經亨頤去上虞任春暉中學校長，1928年他又與夏丏尊、豐子愷、劉質平等人募款在白馬湖畔築一精舍供弘一大師李叔同常住。從他撰寫的《華嚴集聯三百跋》里可以看出，經亨頤對弘一大師確是很尊敬的。他是這麼寫的：


……余曩任浙江師範於民國元年，聘上人掌音樂圖畫，教有特契。藝術之交，亦性理之交也……迨七年秋，毅然入山剃度，身外物盡俾各友，余亦得畫一幀，永為紀念……


然而，這只是經亨頤作為弘一大師朋友的一面。李叔同出家時，他是浙江省立第一師範學校的一校之長。教師中出現李叔同皈依、出家之事，他不能不在學校里有所表示。好在浙江古籍出版社於1984年出版了浙江圖書館藏稿本《經亨頤日記》，而日記起迄時間又恰好是在李叔同出家前後，其中所記有關李叔同的部分，值得作一介紹。


1917年2月4日記：


晴而有雲，太陽時現，又甚寒。上午赴校，與李叔同論畫。近得蕭俊賢寫梅花一幀，余謂天資尚不及朽道人。但時人之舉，如蕭君已列上乘，此外，如吳待秋亦尚可……

第16節：人格圓滿說


從這段日記中可以看出經亨頤與李叔同相處十分融洽和諧，但還體味不出李叔同的出世思想。其實此時的李叔同已經常去杭州虎跑寺習靜了。日記中所講的"朽道人"即李叔同的好朋友，著名畫家陳師曾。

1918年4月7日記：


陰，晴。八時，李叔同偕上海城東女學校長楊君來談，攜有學生書畫成績，索余題署，稍坐即去……


這裡提到的"楊君"即楊白民先生。他是李叔同的上海好友。李叔同出家前，很長一段時間裡是把他自己留在上海的日籍妻子托給楊白民照顧的。此時李叔同即將出家。楊白民此時來杭州，除了經亨頤日記中所透露的信息外，恐怕總也與李叔同的信佛、出家有關係。


1918年6月30日記：


……下午五時又至校，校友會為畢業生開送別會，余述開會辭，隱寓李叔同入山，斷絕之送別，非人生觀之本義……


1918年7月8日記：


……晚間與金甥稚（此次畢業后寓余處已數日）談李叔同入山事……


這兩則日記寫於李叔同離校出家前夕，日記所述內容正是李叔同決意出家披剃后校園中的氣氛寫照。而在7月10日的日記中，經亨頤記錄了他自己對此事的態度：


晴。九時赴校行終業式。反省此一年間，校務無所起色。細察學生心理，尚無自律精神，宜稍加干涉。示範訓諭之功，固不易見，以空洞人格之尊，轉為躐等放任之弊。漫倡佛說，流毒亦非無因。故特於訓辭表出李叔同入山之事，可敬而不可學，嗣後宜禁絕此風，以圖積極整頓……

看得出來，李叔同的信佛、出家，在學校里是引起很大反響的，以致使經亨頤也為"漫倡佛說"而決心"嗣後宜禁絕此風"了。據浙江省立第一師範學校1918年秋季新生沈本千先生回憶說，他當時在學校時經亨頤校長也在全校大會上訓話，並以"李先生事誠可敬，行不可法"為辭來告誡學生。沈本千入校時李叔同已經出家，可見經亨頤這個決心是很大的，以致他不斷地在告誡學生。平心而論，作為一校之長，經亨頤的態度無疑是可以理解的。所謂"可敬而不可學"，這本身也表明了他自己對李叔同出家的同情。

令人遺憾的是，由於7月11日是學校放暑假的的第一天，經亨頤在記完這一天的日記后便沒有續記下去，直到10月17日他才重新開始寫日記。人們現在對李叔同出家時學校里的情況不得而知，若經亨頤當時在學校里，並繼續寫日記的話，那就一定能為後人留下更多的寶貴史料了。比如，現在人們對李叔同出家當天是誰送行的有兩種說法。這兩種說法來自兩種不同的資料。一是嘯月在《弘一大師永懷錄·傳三》中所說，李叔同離校那天謝絕了其他人的送行，只帶著替他挑行李的校工聞玉同往；二是豐子愷在《為青年說弘一法師》一文中說當時是由他和葉天底、李增庸三個學生送行的。

人格圓滿說

至於李叔同的出家原因，這是許多人都想了解的。對此，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理解，研究界也有過一些不同的觀點。其實，就李叔同的出家而言，不僅僅現今是人們探討的問題，就是在當時也是社會上議論的一個熱門話題。仁者見仁，智者見智。李叔同本人在《我在西湖出家的經過》一文中講述了他出家的客觀經過，可謂十分詳盡。但他並沒有道明其在主觀上的原因。這就引得眾人諸說頻出，可謂竭盡鑽研之能事。我個人認為，除非發現李叔同本人的"供詞"，否則其"研究"結果不是徒勞的，就是不完整的。反之，若不對李叔同的出家作出較為可信的解釋，就像對待歷史上許多高僧一樣--人們並未要求一定要回答他們是為何出家的--這似乎也不行。因為李叔同畢竟是李叔同，他的影響實在是太大了，今人有對他出家作出一種比較合理的解釋的要求。就我的本意而言，李叔同是一個個體，


沈本千作《弘一大師雲遊圖》他出家的真正原因也只有他這個"個體"才最清楚。我們可以用歷史唯物主義和辯證唯物論對一個時代中出現的某種社會思潮作出解釋，可以就近代中國歷史上某一類知識分子的信仰作出歷史的詮釋。但這都是針對某一種思潮、某一個群體而言的，並不能完全適合某一個個體，更況且人除了社會性外，還有其自然性。所以，我們只要弄清楚他出家的客觀經過就可以了。但我若果真如此處理問題，讀者或許不會同意。這樣說來，我只能就自己的一種傾向性的認識作一闡述，並與讀者商討。

我傾向於豐子愷的"三層樓說"，也可以叫作"人格圓滿說"。1948年11月28日，豐子愷為廈門佛學會作過一次題為《我與弘一法師》的演講。在這篇演講中，豐子愷說："我認為他的出家是當然！"為何這樣說呢？豐子愷接著發表了他的見解：

第17節：'人生欲'非常之強

……我以為人的生活，可以分作三層：一是物質生活，二是精神生活，三是靈魂生活。物質生活就是衣食。精神生活就是學術文藝。靈魂生活就是宗教。"人生"就是這樣一個三層樓。懶得（或無力）走樓梯的，就住在第一層，即把物質生活弄得很好，錦衣肉食，尊榮富貴，孝子慈孫，這樣就滿足了。這也是一種人生觀。抱這樣的人生觀的人，在世間佔大多數。其次，高興（或有力）走樓梯的，就爬上二層樓去玩玩，或者久居在這裡頭。這就是專心學術文藝的人。他們把全力貢獻於學問的研究，把全心寄託於文藝的創作和欣賞。這樣的人，在世間也很多，即所謂"知識分子"，"學者"，"藝術家"。還有一種人，"人生欲"很強，腳力很大，對二層樓還不滿足，就再走樓梯，爬上三層樓去。這就是宗教徒了。他們做人很認真，滿足了"物質欲"還不夠，滿足了"精神欲"還不夠，必須探求人生的究竟。他們以為財產子孫都是身外之物，學術文藝都是暫時的美景，連自己的身體都是虛幻的存在。他們不肯做本能的奴隸，必須追究靈魂的來源，宇宙的根本，這才能滿足他們的"人生欲"。這就是宗教徒。


豐子愷認為："……我們的弘一法師，是一層一層的走上去的。弘一法師的'人生欲'非常之強！他的做人，一定要做得徹底。他早年對母親盡孝，對妻子盡愛，安住在第一層樓中。中年專心研究藝術，發揮多方面的天才，便是遷居在二層樓了。強大的'人生欲'不能使他滿足於二層樓，於是爬上三層樓去，做和尚，修凈土，研戒律，這是當然的事，毫不足怪的。做人好比喝酒：酒量小的，喝一杯花雕已經醉了，酒量大的，喝花雕嫌淡，必須喝高粱酒才能過癮。文藝好比花雕，宗教好比是高粱。弘一法師酒量大，喝花雕不能過癮，必須喝高粱。我酒量很小，只能喝花雕，難得喝一口高粱而已。但喝花雕的人，頗能理解喝高粱者的心。故我對於弘一法師的由藝術升華到宗教，一向認為當然，毫不足怪。"按照豐子愷的認識，李叔同的出家，完全出於"腳力大"者對人生追求的自然漸進，是一種人格的完滿和升華。豐子愷還認為："藝術的最高點與宗教相接近。二層樓的扶梯的最後頂點就是三層樓，所以弘一法師由藝術升華到宗教，是必然的事。"

之所以說豐子愷的論斷是比較符合李叔同性格發展的趨勢，這倒不是將豐子愷的觀點視為評判藝術與宗教的真理，而是說以這樣的觀點來審視弘一大師這個個體較為貼近實際。以下分幾個層面展開分析：

首先，李叔同是一位注重人格感化的教育家。他強調"文藝應以人傳，不可人以文藝傳"（見豐子愷《先器識而後文藝》），用豐子愷在《我與弘一法師》中的話說："因為李先生的人格和學問，統治了我們的感情，折服了我們的心。他從來不罵人，從來不責備人，態度謙恭，同出家后完全一樣；然而個個學生真心地怕他，真心地學習他，真心地崇拜他。"豐子愷又在《為青年說弘一法師》中說："他是實行人格感化的一位大教育家，我敢說：自有學校以來，自有教育以來，未有盛於李先生者也。"出家后的李叔同仍是如此。他在《南閩十年之夢影》中說："要曉得我們出家人，就是所謂'僧寶'在俗家人之上，地位是很高的。所以品行道德，也要在俗家人之上才行。"

其次，李叔同是一個萬事皆認真的人。豐子愷在《李叔同先生的教育精神》一文中引述夏丏尊對弘一的評價是"做一樣，像一樣"。豐子愷進而解釋說："李先生的確做一樣像一樣：少年時做公子，像個翩翩公子；中年時做名士，像個名士；做話劇，像個演員；學油畫，像個美術家；學鋼琴，像個音樂家；辦報刊，像個編者；當教員，像個老師；做和尚，像個高僧。李先生何以能夠做一樣像一樣呢？就是因為他做一切事都'認真地，嚴肅地，獻身地'做的緣故。"李叔同出家刻苦研究佛學自然是事實，但只要聯繫到他當初在抵制洋貨運動中連寬緊帶都不用的認真態度，繼而聯想到歐陽予倩遲到五分鐘而不得一見的事，那麼人們就不會奇怪當李叔同在夏丏尊那裡看到介紹斷食的文章后一步一步按照要求去實行的執著精神，就不會奇怪他在杭州虎跑寺里見到出家人的生活后內心充滿興趣而又一步一步研究佛教直至出家的行為軌跡。這原本就是他性格的必然發展趨勢。

第18節：孤雲野鶴一心念佛

李叔同曾將自己的出家行為視為生死大事。這生死大事是什麼？那就是李叔同在物質、精神生活都滿足了之後，要去探究靈魂的來源、宇宙的根本。正是有了如此弘志，他才把財產、子孫、名利等視為身外之物，把學術文藝也看成暫時的美景，甚至以為自己的身體也是虛幻的存在。如果不是為了探究人生根本的問題，李叔同沒有理由去過苦行僧般的生活。他完全可以依仗自己的名聲，藉機自樹一幟，可在佛門中謀求一個顯赫的地位。然而李叔同沒有，他既不曾高樹法幢，廣收徒眾，示現大法師的威儀，也不曾發起什麼佛教團體；既無佛門中之職銜，也沒有黨政要人、聞人大亨做他的徒弟、護法。他是那樣淡泊，孤雲野鶴，一心念佛。

所以，我們與其說李叔同的出家是諸種客觀原因造成的，還不如說他的出家是主觀性格促就的。這樣說並不等於完全無視李叔同對當時中國社會狀況的態度。在那種民族屈辱、內外交困、民不聊生的社會現實面前，有些人遁入空門可能是一種人生幻滅、悲觀厭世的表現。但對有些人來講，比如李叔同，他並不認為人生是無意義無價值的，相反，在喧囂的塵世之外，仍有積極的追求所在。從這層意義上講，李叔同從沒有把佛門看作人生幻滅的標誌，他的行為仍是一種超越世俗價值觀的悲壯的追求人生價值的表現。他嚮往佛教世界的深廣宏大，他在那裡面找到了屬於他自己的而不是別人的歸宿。事實或許就是如此，一切善意、惡意的在客觀因素上猜測都是徒勞的。


【慈溪之行】

20世紀20年代末至30年代初，弘一大師曾多次往來於浙江慈溪的金仙寺、五磊寺和伏龍寺之間。在這期間，他創作歌曲、書寫佛經、講律說法的經歷一直為人們樂於談論，然而，有關弘一大師的此段歷史尚須作實證性研究考辨，以有益於對弘一大師生平的準確把握。


慈溪金仙寺金仙寺、五磊寺和伏龍寺

金仙寺位於浙江省慈溪市鳴鶴場鎮，依峙山，臨白湖。該寺始建於梁大同年間（535～546年），初名精進庵。宋治平二年（1065年）賜額金仙寺。

五磊寺位於慈溪市五磊山。這裡溪谷幽深，翠蓋連綿，風光十分優美。五磊山主峰（史稱望海峰）海拔424米。據清雍正《慈溪縣誌》："五磊寺，吳赤烏間有梵僧那羅延結廬修靜，唐文德間僧令建，名靈山禪院。"這說明，五磊寺始創於三國時代。宋大中祥符初年（1008年），敕賜寺額"五磊普濟院"。明永樂年間，冊定全國寺院名稱，五磊普濟院改名為五磊禪寺。五磊寺有講經之傳統，故又稱五磊講寺。清順治二年（1645年），姚宗文、馮元飈、沈宸荃等應寺僧如胤、性常及鳴鶴鄉紳檀越之請，出面請天童寺住持、臨濟宗第三十一世道忞禪師任五磊寺住持。順治三年（1646年），道忞禪師率徒達變、拙岩到寺，僧尼善信，聞名雲集。每逢講經弘法，聆者輒千眾。五磊寺雖也和其他古老寺院一樣，在歷史上屢有興廢，但到了民國時代，該寺也還稱得上是浙東名剎。

慈溪金仙寺遠眺

伏龍寺位於慈溪市東之伏龍山。伏龍山原屬鎮海，今屬慈溪，是一座在海邊上單獨突起的小山丘。伏龍寺創建於唐咸通三年（862年），寺背山面海，風光頗佳。寺曾毀，目前已在復建之中，其中大雄寶殿已竣工。

首到金仙寺

弘一大師在慈溪，最先到的是金仙寺，時間當為1930年秋。金仙寺主亦幻曾有《弘一大師在白湖》一文載於1943年大雄書局出版的《弘

?金仙寺前的白湖一大師永懷錄》上。文章一開頭就說："弘一大師在白湖前後住過四次……大概第一次是在十九年的孟秋。以後的來去，亦多在春秋佳節。"弘一大師這次是從白馬湖到金仙寺的，但早先他在溫州的時候就已有心來此。亦幻法師文中有記曰："他因為在永嘉得到我在十八年冬主持慈溪金仙寺的消息，他以為我管領白湖風月了，堪為他的煙雨同伴，叫芝峰法師寫一封信通知我到白湖同住。"果然，這回在金仙寺，弘一大師與亦幻法師的住所相鄰。亦幻法師回憶說："我那時真有些孩子氣，好偷偷地在他的門外聽他用天津方言發出誦經的音聲，字義分明，鏗鏹有韻節，能夠搖撼我的性靈，覺得這樣聽比自己親去念誦還有啟示的力量，我每站上半天無疲容。"亦幻法師是一個寺主，卻偷偷地躲在一位客人的門外聆聽其誦經的聲音--這是一個何等的場景！也許，這就是弘一大師的魅力了。

第19節：芝峰法師慈鑒

其實弘一大師自己是十分謙虛的。這一年的農曆十月十五日（1930年12月4日），天台靜權法師來寺宣講《地藏經》和《彌陀要解》。弘一大師未缺一課，而且還在靜權法師演繹到孝思在中國倫理學上之重要的時候，弘一居然當著眾人之面哽咽泣涕如雨，令全體聽眾愕然驚懼，就連靜權法師也不敢再繼續往下講。據亦幻法師介紹，他後來知道這是弘一大師追思母愛的一種天性流露。弘一大師山色組圖之一


靜權法師本次講經一直到農曆十一月廿日（1931年1月8日）結束。此後，弘一大師便也離開金仙寺。農曆十一月廿六日（1931年1月14日），弘一大師給性願法師寫過一封信，信上說道："在金仙寺聽經月余，近已圓滿。擬於明日往溫州度歲……"這一年弘一大師在金仙寺也講律。所講內容是三皈與五戒。課本是他自著的《五戒相經箋要》，講座就設在丈室里。當時正在寺中講經的靜權法師曾懇切地要求參加聽講，卻被弘一大師婉言謝絕了。謝絕的原因同樣是弘一大師的自謙。

編創《清涼歌集》

1931年初夏，弘一大師第二次來到金仙寺。不久，他就去了五磊寺。農曆九月，他又一次到了金仙寺。這段時間，他做了一件對他來講具有特別意義的事情，即編創《清涼歌集》。

早在1929年的時候，夏丏尊和劉質平曾在白馬湖嘆息當今作歌者難得，一任靡靡之音的俗曲流行，長此下去，一代青少年學子將振作不起精神了。他們以為弘一大師出家太早，要是再晚幾年，還可以多作一些學堂樂歌。弘一大師明白他倆的意圖，出乎意料地表示願意再為青年學生作歌。夏丏尊和劉質平欣喜萬分，遂請求他儘早作歌。這次在金仙寺，弘一大師果然寫成了"清涼歌"五首，這便是：《清涼》《山色》《花香》《世夢》和《觀心》。


弘一大師手書之《山色》歌弘一大師將五首"清涼歌"寫成之後，感到歌詞文義略顯深奧，非一般青年學生所能解。於是他決定請芝峰法師代撰歌詞的註釋，書曰：


芝峰法師慈鑒：

音因劉質平居士諄諄勸請，為撰《清涼歌集》第一輯。歌詞五首，附錄奉上，乞教正。歌詞文義深奧，非常人所能了解。須撰淺顯之註釋，詳解其義。音多病，精神衰頹，萬難執筆構思；且白話文字，亦非音之所長。擬奉懇座下慈憫，為音代撰歌詞註釋，至用感禱……


弘一大師又在信中詳細述說了作歌詞的意圖和註釋的要求："此歌為初中二以上乃至專科學生所用。彼等罕有素信佛法者，乞准此程度，用白話文撰極淺顯之註釋，並令此等學生閱之，可以一目了然。註釋中有不得已而用佛學專門名詞者，亦乞再以小註解之。註釋之法，以拙意懸擬，每首擬先釋題目，后釋歌詞。釋題目中，先述題目之大意，后釋題目之字義。釋歌詞中，先述全首歌詞之大意，次略為分科，后乃解歌詞之字義也。"

不久，芝峰法師的回信表示樂意代撰釋文。於是，弘一大師把歌詞又交與劉質平及其弟子分別作曲。劉質平等人在作曲時也十分認真，反覆推敲，每有設想，也都要徵得大師的意見后才決定。

弘一大師手書之《世夢》歌


劉質平等為歌曲推敲、試奏之時，弘一大師也主動關心譜曲的進度，不斷去信詢問。此後在出版上又遇到了資金問題，弘一大師又寫信提示道："開明、世界（現蔡丏因任編輯事）及佛學書局，皆可印行，不需助印費。仁者僅任編訂校對之事，即可成就也。"經過幾番周折，《清涼歌集》終於在1936年10月由開明書店出版。

弘一大師又一次到金仙寺是在1932年春。這次他是要發心教人學習南山律。此事因緣，當聯繫到弘一大師與五磊寺的關係。

1930年秋，弘一大師首次到金仙寺的時候，五磊寺主就因了他的名望想在寺中創辦南山律學院。農曆十月十二日（12月1日），弘一大師給蔡冠洛的信中說道："五磊寺主等發起南山律學院，余已允任課三年。（每年七個月，舊曆二月十五日至九月十五，余時他往。）明春始業。經費等皆已就緒。自今以後預備功課，甚為忙碌……"福建人民出版社1992年9月第一版之《弘一大師全集八·雜著卷、書信卷》將此信註釋為"1931年10月12日，慈溪五磊寺"（此指農曆）。其實此信應該寫於1930年農曆十月十二日才對。因為後來弘一大師赴五磊寺任課，因故與五磊寺主不歡而散。后五磊寺主又因故請弘一大師復還五磊寺，弘一大師遂與之於1931年農曆十一月十九日（12月27日）訂下契約。弘一大師在此信中說得很清楚："明春始業。"如果此信寫於1931年，那麼"明春始業"當是1932年春始業，後來的變故亦應是此後的事，而簽訂契約必不會是1931年農曆十一月十九日了。故此信應寫於1930年，寫信地點應在金仙寺。因為此時他還在聽靜權法師講經。根據前述弘一大師於1930年農曆十一月廿六日致性願法師信，靜權法師講經"近已圓滿"，他決定於農曆十一月廿七日往溫州。而弘一大師致蔡冠洛信中稱"半月之後"往溫州，當是他在寫信之時的預計。目前在一些有關弘一大師的書中，一般未說明弘一大師於此年到過五磊寺，如果以上對弘一大師致蔡冠洛書信的時間鑒定成立，那麼他也有可能在這一年就已到過五磊寺，或在金仙寺與五磊寺方面談妥了講律事宜。

第20節：弘一大師在白湖

1931年初夏，弘一大師到了五磊寺。他這一次來，自然是為了辦南山律學院。然而，他的這次嘗試沒有能夠成功。關於此事，目前文獻記載說法不一。亦幻法師在《弘一大師在白湖》中說："在'九一八'那年的秋天，弘師想在距離白湖十五里路的五磊寺創辦南山律學院，我應主持桂芳和尚之約，同赴上海尋找安心頭陀，到一品香找朱子橋將軍籌募開辦費，當得一千元由桂芳和尚攜甬。因為這大和尚識見淺，容易利令智昏，樹不起堅決的教育信念，使弘師訂立章程殊多棘手……故等我回白湖，事情莫名其妙地老早失敗了，弘一法師亦已喬遷寧波佛教孤兒院。"可以肯定，弘一大師這次離開五磊寺是與寺方在如何辦學方面意見不合，遂飄然離去。

弘一大師對於此事顯然十分氣憤，他說："我從出家以來，對於佛教向來沒有做過什麼事情。這回使我能有弘律的因緣，心頭委實很歡喜的。不料第一次便受了這樣的打擊。一月未睡，精神上受了很大的不安，看經念佛，都是不能。照這情形看來，恐非靜養一二年不可。"他又在給胡宅梵的信中說："余近二月來，因律學院事牽制逼迫，神經已十分錯亂不寧。披閱書籍，往往不能了解其義（昔已解者，今亦不解），幾同廢人。現擬靜養治療，未知能復元否。"

但是困難並不能使他後退，他又說了："雖然，從今以後，我的一切都可以放下，而對於講律之事，當復益精進，盡形壽不退。"

確實，他在五磊寺講律未成，但仍撰了《南山律苑雜錄·征辦學律義》八則，對近代傳戒不如法的情況，以問答體裁，辨明傳戒本義。大師的撰述，由以下兩則可見諸一斑：

問："百丈清規，頗與戒律相似，今學律者，亦宜參閱否？"

答："百丈於唐時編纂此書，其後屢經他人增刪，至元代改變尤多，本來面目，殆不可見。故蓮池、蕅益諸大師之說，今未及檢錄，唯錄蕅益大師之說如下文云：'正法滅壞，全由律學不明。百丈清規久失原作本意，並是元朝流俗僧官住持，杜撰增飾，文理不通。今人有奉行者，皆因未諳律學故也。'"

問："今世傳戒，皆聚集數百人，並以一月為期，是佛制否？"

答："佛世，凡受戒者，由剃法和尚為請九僧，即可授之，是一人別受也。唐代雖有多人共受戒者，亦止一二十人耳。至於近代，唯欲熱鬧門庭，遂乃聚集多眾。故蕅益大師嘗斥之云：'隨時皆可入道，何須臘八及四月八？難緣方許三人，豈容多眾至百千眾也。'至於受戒之時，不足半月即可受了，何須多日。且近代一月聚集多眾者，只亦令受戒者，助作水陸經懺及其他佛事等，終日忙迫，罕有餘暇。受戒不須多日，所最要者，和尚於受前受后應負教導之責任……。"


弘一大師在寫了"清涼歌"后曾接到廈門廣洽法師的來信，邀請他到閩南去。這時候大師也念及在閩的諸位法侶，就決定由上海乘海輪南下。但在上海的時候，弘一大師的朋友們都覺得目前時局不定，日本人的動作，大小都是有可能的，於是再三勸阻，建議靜觀一些時日。弘一大師赴閩不成，來到寧波白衣寺。這時，五磊寺主又找上門來。岫廬在《南山律學院曇花一現記》中說："棲蓮和尚見事情弄糟，情急智生，又往寧波白衣寺懇求法師。果然……欲到廈門去過冬的法師，在上海住了一星期，又隻身回五磊寺來了。他大概是想到：既不能從心辦學，不免對不起良心和素志，徒然拘束，不如走回來與棲蓮和尚作徹底的解決。"這便有了一份契約的誕生。這份契約由弘一大師提出口頭問話，棲蓮和尚根據自己的答覆寫成，並請亦幻、永睿兩法師作見證人。

他們的約定有十項：


一、於五磊寺團結僧伽，恭請弘一法師講毗尼，不立律學院名目；

二、造出僧材之後，任彼等分方說法，建立道場，以弘法為宗旨；

三、暫結律團，在法師講律期內，無有院長、院董名稱；

四、大約幾年可以造出講律僧材，隨法師自為斟酌；

雖然我不是佛教徒, 但對於李叔同, 豐子愷這師徒二位非常推崇. 他們值得敬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