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青要許廣平給魯迅伸冤

《魯迅與我七十年》     周海嬰

        母親早就認識戚本禹。那是1962年初，她收到戚寄自中南海秘書室的一封私人信件，大意是他讀了母親的《魯迅回憶錄》，有一些感想，打算寫一篇《魯迅與群眾》的文章，因為「毛主席說過，魯迅是最平等待人的」。為此希望母親提供一些材料，「我想拜訪您一次，請您給我一些指示」。母親對人一向是熱情的，她答應與之交談。戚來訪的那天，我正在廣播事業局上班。但事後知道，他就有關魯迅研究提了幾個問題，母親一一作了答覆，僅此而已。

　　直到1966年5月下旬，一個星期日的上午，我正休息在家，戚本禹忽然打來電話，說有要事來面談。來到我家后，他只簡單地傳遞一個訊息：江青要母親立即到上海去。至於去上海乾什麼，他沒有明說，只講「到了那裡就會知道」。

　　從上海機場出來，便有上海市委交際處的人來接，汽車一路開到了錦江飯店。房間似乎早就定妥，是遠離旅客的第10層。客房為單間，放有兩架單人床。接待的幹部交待：不要下樓、外出、打電話。吃飯自會有人按時送到房間來，每餐都在房間里吃。臨走留下一個電話號碼，說有事可以打電話給他。

　　我們母子倆好不容易忐忑不安地挨到傍晚，那人來通知，讓我們到樓下的錦江小禮堂去。他把我們領入落座后，便即告退，這時忽見這空曠的窗帘密封著的大房間里端坐著一個人，她就是江青。

　　江青開口先道了辛苦，隨後突然問我母親：你要不要給魯迅伸冤？我聽后吃了一驚，並從母親表情中看到，她也對這句話大為震驚。江青接著說：你們把筆收起來，不要記錄，這次請你來，是讓你把三十年代的冤屈吐一吐。你回房間去好好想一想，不要害怕，有什麼冤屈都寫下來。什麼時候寫好，交給工作人員。接著籠統地講了幾句形勢。還說我們這次被召來上海，中央是知道的。我們一頭霧水，絲毫也不明白這是怎麼回事，心裡又緊張，也不敢提問什麼。末了她說，今天就談到這裡。你不要出這個樓，不要找這裡的朋友，外邊不安全，也不要向外打電話，這件事對誰也不要說。交待過這幾句，便起身送我們走了。

　　母親和我恍恍惚惚地返回房間，晚餐送來了，但我們自始至終不知在吃些什麼。飯後，母親跟我說：父親在三十年代是有氣的，這些都在他的文章里表達出來了。他的病和死，我們是有疑問的，連叔父周建人一直也在懷疑。只是講到「冤屈」這層意思卻又從何而來？不知道江青所說的「冤屈」究竟指的是什麼？又是怎樣程度的冤屈？真是難以捉摸！這天晚上，我見母親一直在床上輾轉反側，沒有睡好，想必是整夜在搜索枯腸吧。我理解母親的苦衷，雖然她內心不願意，但是既已應召而來，看來不交出點什麼，是斷然過不了關的。

　　第二天上午，工作人員送來四份中央文件，說是只准看不許摘抄。文件之中記得有：《林彪同志委託江青同志召開部隊文藝工作座談會紀要》和《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通知》(即「5·16」通知)，母親和我急匆匆地讀了一遍，仍然如在雲霧裡弄不清底細，只覺得這是毛主席的號召，要緊學緊跟。但這些都不及細細捉摸，眼下最重要的是回憶和寫出材料來交卷。母親經過一天苦苦思索，叫我鋪開紙，由她口述我記錄，就這樣邊憶邊寫邊擦汗，搞了一天。到晚上，母親疲憊地擦拭著額上的虛汗，表示再也挖不出什麼「冤屈」來了。我又不能幫她什麼，只能暫停休息。隨後，母親將我記錄的稿子拿去修改，直到深夜才完成。次日由我謄抄，成稿10頁。材料前附了半頁給江青的信(簡訊括弧里的字是我添加的，得到母親的認可)：「感謝您借給我閱讀的(四份重要)文件，現在看完了(懂得不少事，真覺得必須把社會主義文化革命進行到底！)，特此奉還。這幾天有關三十年代的前後回憶了一番，搜索枯腸，只記得了這麼一些(沒保留寫下)，不知能供您參考與否？若有不妥處，希望把意見指出，以便修改。」

　　母親把這份材料封好交給工作人員，同時向他提出要上街走走。中午有了迴音，只允許到友誼商店去購物。隔了一天，又通知見「首長」。仍是這個地方、這個陣勢，邊上仍然沒有旁人，空空蕩蕩，只有江青在座，她開門見山講：「材料看了，時間嘛已經過去很久了，沒有什麼新的東西！也許你知道得不多。那你馬上就回去吧！我叫人去買飛機票。這次來上海不要告訴別人。」

　　在這風平浪靜的1966年5月，我們母子和全國人民一樣，在對即將發生的一切毫無預感的情況下，急匆匆而神秘兮兮地去了一趟上海，領受這樣一個特殊的任務。對於母親奉命寫的這份材料，我一字不漏地予以公布，此中的是非曲直，我不想多說什麼，相信讀者會有自己的結論。而對於我來說，重讀舊文，感慨萬千，不禁又憶起當年母親苦思冥想時的煩難和無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