舊上海金融界的信用調查

新民晚報       2007-12-02        邢建榕

       近代上海銀行、錢莊放貸，對方可以用實物擔保，也可以用「信用」派用處。問題是，銀行錢莊方面，因缺乏切實的調查研究，難以及時察覺相關變化，等到出了紕漏，已經悔之晚矣。俗話說十賠九不足，而且對方弄虛作假的情況，也時有發生；或起初確實可靠，後來因經營不善，開始耍花腔，鑽空子，銀行防不勝防。
   
    因此，從20世紀20年代初開始，上海金融界認識到，對企業及經營者的經濟實力、經營能力，特別是信用記錄進行調查，尤為重要。
   
    1932年中國徵信所在上海成立，才有了一家專門從事工商企業信用調查的機構，這也是中國第一家金融界聯合舉辦的信用調查機構。
   
壹  銀行界的醞釀
   
    1918年的一天，張嘉璈、李銘、陳光甫等人在上海匯中飯店相聚。這幾人都是鼎鼎大名的新式銀行家，看不慣金融界一些不成文的「老法」。
   
    談到銀行、錢莊的放貸，因為一些工商企業不守信用，銀行又不注意深入細緻的調查研究，致使銀行呆賬比比皆是，張嘉璈大發感慨：「銀行不調查下家信用，只講關係、憑面子、吃回扣，隨意放款，造成無數弊端。」
   
    李銘、陳光甫也吃過這方面的苦頭，表示贊同，認為可以設立一個聯合信用調查機構，專門為銀行進行信用調查。
   
    其時，信用調查機構有五家，全是外國人辦的，其中日本人三家，即上海興信所、帝國興信所、東京興信所；美國人二家，即商務徵信所、中國商務信託總局。
   
    華商信用調查機構，卻一家也沒有。
   
    章乃器，後來鼎鼎大名的七君子之一，當時在浙江實業銀行擔任襄理，已經在金融界嶄露頭角。他對成立信用調查機構極為熱心，也比較有研究。受張嘉璈、李銘、陳光甫等人指派，他與資耀華、張禹九、祝仰晨等一批銀行界「少壯派」一起，商量籌劃成立「合作信用調查機關」。
   
     信用調查機構，即徵信所的職能，究竟是什麼，章乃器有過一番通俗的解釋：「徵信所是一個信用調查機關。比方，甲商人要向乙銀行通融一點款項，乙銀行在允許通融之前，必然要知道甲商人是怎樣的一個人：他的財產有若干？他的事業發達嗎？他的費用太大嗎？他的過去的歷史怎樣？他的品性怎樣？他一向對於欠款的償還，準確而不失約嗎？他的家庭狀況怎樣？他所交的是哪一類的人……乙銀行要等到這種種的問題得到了滿意的解答之後，再斟酌情形給甲商人一個相當限度的通融。經過這種手續的放貸，自然就很穩妥。徵信所的職務，就是代乙銀行解答這種種的問題。」
   
    從日本留學回來的資耀華也說：「銀行界歷來互相保密並非好事，應當有一個從事經濟金融信息諮詢機構，互通聲氣，互相補益。」
   
    可是，當時許多人不知信用調查為何物，不要說一般大眾，就是在金融界，也感到多此一舉，態度消極，故而信用調查機構遲遲未能成立。
   
    張嘉璈、李銘、陳光甫等人不得已，只好先在各自銀行內部成立信用調查機構。資耀華被陳光甫聘為上海商業儲蓄銀行調查部主任，專門負責客戶的信用調查。
   
貳  天津金融風潮
   
    1931年，天津發生了一場金融風潮。這一事件，倒催生了中國徵信所的成立。
   
    事情的經過是這樣的：
   
    天津有一家協和貿易公司，從事進出口貿易，從美國進口汽車零部件，從澳洲進口麵粉，而從國內出口花生、皮毛等農副產品。公司負責人叫奚東曙，是北洋政府執政總理段祺瑞的女婿，因而在天津商界路路通，很兜得轉，各大銀行、公司均趨之若鶩，爭相與其開戶往來。
   
     但這奚大公子，乃是一名紈絝子弟，喜歡擺排場，裝門面，出手闊綽，哪裡真有本事？時間一長，公司因經營不善開始走下坡路，最後竟宣布破產。但在此過程中，各家銀行、錢莊並不了解公司內情，也不作信用調查，僅根據其表象，還有他們精心偽飾的棧單，就大量放款，結果是有去無回，如中南銀行天津分行一家，在該公司倒閉前一天，還放款40萬元，加上以前放出的180萬元，共計損失220餘萬元。
   
    協和公司倒閉后，與之有關的銀行、錢莊均受慘重損失，天津金融市場岌岌可危。
   
     消息傳到上海，各大銀行受到極大震動。在陳光甫等人的鼓動下，大家一致認為，必須馬上成立一家獨立的中國徵信所，可以幫助金融業同行了解金融市場的變化及債務人的信用。各家銀行的信用調查，因為單打獨鬥的緣故，很難形成規模效應，而且各家銀行自行調查，必然花費大量的人力物力，也容易被放款對象鑽空子。
   
    章乃器、資耀華、祝仰晨、孫瑞璜等人經過幾度磋商，徵得張嘉璈、李銘、陳光甫等幾位銀行巨頭的同意后，首先發起成立了一個研究信用問題的學術團體——中國興信所。
   
    中國興信所的目的，在於研究信用調查的方法，促進信用調查的技術，交換信用調查的資料，在時機成熟后，著手組織中國徵信所作為執行機關。
   
    1932年6月6日，中國第一家獨立的信用調查機構——中國徵信所正式成立。
   
    中國徵信所的主要業務是信用調查，包括工商企業、個人的身家、事業、財產和信譽情況等，並將所得資料加以整理，製成報告或出版物，提供各工商企業或委託人參考。
   
    其次是市場狀況調查，對包括金融市場、商品行情、交易狀況等進行分類調查統計，出版《每日商情報告》，並在調查的基礎上編製出版各類工商、金融行名錄、人名錄等資料。
   
     中國徵信所成立后不久，就向各客戶提供了邵萬生商號的經營情況報告書。該店是知名老字號，向來聲譽卓著，但一段時間因經營不善，出現虧空隱患，卻在上海商業儲蓄銀行等數家行庄仍有透支，徵信所在調查中了解到此一情況后，及時通報會員銀行，由於各行庄採取了適當的防範措施，減少了損失，並因此而轉變了部分行庄對徵信所的消極態度。
   
叄  徵信業務的開展
   
    中國徵信所採取會員制，原先發起創辦興信所的中國銀行、中央銀行和交通銀行等大銀行，這時轉為中國徵信所的基本會員。其他陸續加入的銀行、錢莊，則成為普通會員，按期繳納會費。
   
    會員的回報，是可以閱讀徵信所的參考資料，如果有需要，則可委託徵信所進行有針對性的調查，當然另需交納費用。非會員也可委託調查，但費用高出會員許多，會員的調查費用，一般每次僅1元，非會員則在10元左右，英文報告再加4元。
   
    中國徵信所成立后，由祝仰晨擔任經理，下設調查部、文牘部、事務部、行名錄部，每部設主任一人。徵信所後來的業務，大部分就是客戶的信用情況調查，當時懂業務、會調查的人員不多，因此先從外商徵信所聘用部分有經驗的中國職員來所工作，為委託人提供信用調查報告。
   
     徵信所調查人員的素質很高，堪稱百里挑一。應聘者必須具備「商業經驗、流利口才、誠摯態度、機變能力、耐苦精神、商是常識」等六項條件，缺一不可，凡染有賭博、懶惰等不良習氣的人，一概不用。招聘調查人員，也按此六項條件衡量，考試合格者，往往在百分之一左右，可見對調查員的考核相當嚴格。
   
     徵信所人員最多時達七八十人，但專職調查員僅10餘人，每人負責數個行業甚至數十個行業的調查方向。但面對如此大的調查範圍和業務量，人員根本不敷使用，因此徵信所還聘請了大量的特約調查員。許多專跑經濟的記者，也成了徵信所的兼職調查員。一些行業內的資深人士，也受聘擔任諮詢工作，他們往往是業界內的代表人物，對整個行業情況了如指掌，如棉布業的葉笑山、花紗業的穆藕初、綢緞業的蔡聲白、化學業的方液仙等。
   
    徵信所每天收到的委託調查有二三十件，一年內交出的調查報告，約有八九百份，從創辦到1936年7月，共發出調查報告3萬份。
   
     按規範，調查工作須按照調查、複查、審查三步程序進行。對調查對象，不管是否熟悉，也不論好惡，一切從頭做起，對事不對人。為保證質量，調查的人，不知複查的人是誰；複查的人，也不知調查的人是誰，只憑徵信要求，客觀公正，儘力而為。一般信用調查，7天交稿，特急的3天交稿，放款額小的，也是3天交稿，效率極高。
   
    初稿交出后，先複查，再由核查人員嚴加審查，經過這三重手續，一份信用調查報告才算完成。
   
    中國徵信所的個人信用調查報告，內容包括個人簡況、家庭狀況及社會關係、收入及開支狀況、個人信譽等，以王際昌的信用調查為例，可見一斑：
   
     「品性：富有才幹，行跡不儉；生活狀況：衣履奢華，食性優裕，出入以自備之包車代步，交際廣泛，微聞有不良習慣；每年開支：浪費無度，雖進益不菲，仍有入不敷出之虞；現有財產：不治生產，金錢到手輒盡，目下已進入破產狀態。據接近王君者雲，王君進益雖豐，而開支亦巨，目前恐無甚資產。」
   
    儘管王君是美國留學生，還是中央研究院的研究員，但銀行方面接到這樣一份信用評估書，恐怕不會向此人放款吧。
   
    也有相反的事例，口碑不佳者，經過徵信所一番明查暗訪，證實情況並不盡然，等於為其「平反」，銀行放款有了依據，雙方皆大歡喜。
   
肆  從鼎盛到衰落
   
     由於徵信業務的開展，對各行庄切實有益，開辦半年後，徵信所已有基本會員29家，普通會員67家。後來隨著業務範圍的擴大，滬上中外銀行、錢莊陸續加入，截至1935年底，中國徵信所已有會員154家，其中包括30餘家外國銀行及洋行，如滙豐銀行、花旗銀行、卜內門洋行等，均屬會員。在中國徵信所的擠壓下，幾家外商徵信所門庭冷落，相繼倒閉。
   
    從相關材料看，外商銀行或洋行對信用調查的熱情，要超出華商銀行、錢莊，中國徵信所的信用調查委託人，一大半都是外商銀行和洋行。
   
    1935年5月，中國徵信所改組為股份制公司，經選舉產生的董事11人，監事3人，章乃器被推選為董事長。不久，章因參與抗日救亡活動被迫離開金融界，后成為著名的七君子之一，他早年的金融活動卻湮沒無聞，鮮為人知。
   
    章乃器離開后，徵信所改由孫瑞璜擔任董事長，他也是當年的創辦人之一。
   
     抗戰爆發后，許多工商企業或遷往內地，或毀於日寇的炮火。維持下去的工商企業，投機性質日趨濃厚，在這種情況下，信用調查失去了依託，中國徵信所的業務可有可無。戰後，又受官辦的聯合徵信所競爭，相關業務流失大半，勉強維持至上海解放，中國徵信所才宣告結束。其歷年積存的上千卷行業、公司或個人調查報告書，現在全部保存在上海市檔案館，成為近代上海極富歷史價值的一座資料寶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