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名中國女工撼動日本研修生制度

11月20日《南風窗》作者田磊

       2004年初，李紅慧得知，上海外經集團正在大量招募赴日縫紉女工，李紅慧就跑去離老家泰興不遠的上海外經集團靖江市五洲對外經濟技術合作有限公司(以下簡稱靖江公司)報名參加考試。李紅慧並不十分清楚，自己前往日本的身份是「研修生」。按規定，每個研修生在日本最長可呆滿3年，按照字面上的規定，計算下來，3年以後能有人民幣20萬元左右收入。

　　「20萬對於我這樣一個縫紉工來說，在國內3年，是不可能賺到的。」李紅慧希望多攢些錢，為自己的女兒將來能夠接受更好的教育。2004年12月，在交納了報名費、學習費、差旅費等各種費用3萬多元之後，李紅慧終於獲得了赴日打工的資格，她跟公司簽訂了正式的赴日研修協議書。

　　2004年12月18日清晨，李紅慧坐上了飛往廣島的航班，同行的是其他76 名中國女工。飛機降落在廣島機場，77個人直接被一輛大巴拉到了廣島東部的福山市。在福山車站，她們被分開，分別被10多個工廠主領走。李紅慧、沈曉梅、繆秀琴3個來自蘇北的姑娘分到了DNS株式會社。一下車，老闆中山貴史就收走了3人的護照、證件等個人物品。

　　「一進工廠，我們都大吃一驚，都說日本很先進，沒想到還會有這麼破的工廠。」李紅慧說。DNS株式會社事實上是一家日本鄉村家庭小作坊，主要負責牛仔褲生產中的一道工序，為福山市的其他大型制衣廠提供半成品，老闆一家6口人經營著這個小工廠，廠里一共雇傭了11個工人，3個年紀大的日本婦女和8個年輕的中國研修生。福山的農村布滿了這樣的家庭作坊，每年都招募大量的外國研修生作為主要的勞動力，其中，絕大多數是中國女工。

　　工廠里的生活比在中國艱苦很多。每天早上從8點開始上班，一直到晚上10點半休息。日本人對於效率的要求異常苛刻。沈曉梅說，「我們那個老闆尤其如此，他簡直不把我們當人看。他規定，上下班前後一個小時內不準上廁所，上午只能上一次，下午只能上兩次。」

　　小車間里裝了3隻攝像頭，用來監控工人是否偷懶，剪指甲、打瞌睡、上廁所時間過長，都會被老闆在辦公室里看到，從而遭到訓斥。因為害怕被辭退從而被遣返回國，拿不到一分錢，所有的女工從來沒有人敢對老闆的訓斥表示過異議。在沈曉梅的日記本上，她清楚地記下了每一天的加班時間，其中最多的一個月是2007 年的3月份，一共加了251個小時。按照日本法律，加班工資最少也是每小時600多日元。可是，研修生加班每小時只能拿到300日元，後來漲到330日元。

　　2007年1月1日，中山貴史帶著8名女工到福山市政府辦理居留證手續。在市政府的大廳里，負責簽證的工作人員桌子上放著一張中文字樣的廣告單，上邊寫著：如果你在日本國遇到什麼煩惱，請撥打電話××××××。回到宿舍后，李紅慧打通了這個電話，對方稱自己是北京人，日本名為細谷雪子。聽了李紅慧的遭遇后，細谷雪子很震驚：「這是奴隸般的強迫勞動，在日本怎麼會發生這樣的事情呢？」她說，中山家的做法是違法的，這些話給了李紅慧很大的鼓舞。新年過完之後，李紅慧找機會跑去福山市政府，找到了細谷雪子。細谷拿了很多日本勞動法規的中文宣傳資料給她，讓她帶回廠里給女工們分發、講解。看了這些資料，她才明白，老闆的很多做法都是違背日本法律的行為。

　　當天晚上，帶著這些資料回到宿舍后，李紅慧號召大家一起起來跟老闆鬥爭。可是，第二天一早，老闆就知道了她們的行為，說她們意圖逃跑。李紅慧3個馬上坐電車跑到了市政府，去找細谷雪子。很快，中山貴史也追到了市政府，要把3名逃跑的女工帶回工廠。

　　市政府工作人員沒有讓中山貴史帶走3人，而是把她們安置在鄉談室。細谷雪子很快介紹她們認識了日本人武藤貢，他是福山蒲公英工會的事務局長。接下來的一個多月里，武藤貢與中山貴史展開了激烈的交鋒。

　　一直到5月24日，武藤貢帶領3人在福山市召開新聞發布會，邀請了各大媒體、市勞動局等機構參加，將3人在DNS株式會社的遭遇公之於眾。中山家終於低頭認錯，退還了3人400多萬日元，並且為她們買好了廣島飛往上海的機票。

　　2007年5月30日，在返回中國的飛機上，3名女工欣喜若狂，但是，她們的麻煩並沒有結束。回到家一周之後，她們就分別收到了法院發來的傳票。原來，靖江公司已經將3人告上法庭，要求每人按照原先簽訂的合同，賠償公司20萬違約金。9月6日，靖江市人民法院做出一審判決，駁回了靖江公司要求3名女工各賠償20萬的訴訟請求。

　　在這場官司進行的同時，日本社會對於研修生制度的檢討也展開了激烈的交鋒，NHK、《朝日新聞》等各大媒體都對3名中國女工的抗爭故事做了大篇幅的報道。像李紅慧這樣的中國研修生，在全日本約有10萬人。日本各大媒體的輪番報道，也把持續了10多年、問題叢生的「外國人研修技能實習制度」，擺在了日本公眾面前，在日本政府各部門間引起了激烈的存廢之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