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 大 師 「牛」 論 解 析

李大師講："有的學員到今天還執著於常人中的民族問題，其實世界上所有的人都是先轉生到中國的，天體大穹中的生命來結緣，第一站就是到中國，所有的人都在中國轉生過，哪是中國，誰是中國人呀？都是中國人大家知道，在中國古代，是沒有國家概念沒有民族概念的，一朝一代，得民心者得天下，上順天意，下順民心，管你朝代是什麼、哪個民族的人統治，所謂的中華民族是中共邪黨強加的一個概念，是根本不存在的，這血統也不一樣啊，滿蒙漢回藏苗多了去了，中華民族這叫什麼民族呀，根本就沒有這麼一個中華民族！".   
       世界上所有的民族，所有人，都是中國人。說這話的人不是瘋子、就是白痴。
   「民族」一詞見於《南齊書》

    20世紀80年代，學者彭英明於漢代學者鄭玄之《禮記註疏》中，發現有「大夫不得特立宗社，與民族居百家以上，則共立一社，今時里社是也」之語。但一覽便知，此處「民族」二字雖前後連綴，但並未組成一個名詞。與此同時，韓錦春、李毅夫等二位專家對「民族」一詞的出處、用法和含義等問題也極為關注，並悉心搜求、研究有年，對相關史料、報刊和書籍進行了認真爬梳與摘錄，取得很多收穫。由於漢文典籍浩如煙海，一直未能在古籍中尋到出處。但終有所獲，他們在中國近代的書刊中，發現多處「民」、「族」二字連用組成一詞之情況，並將其最早出現時間確定為1882年王韜所撰之《洋務在用其所長》。王韜云：「夫我中國乃天下至大之國也，幅員遼闊，民族繁殷，物產饒富，苟能一旦發奮自雄，其坐致富強，天下當莫與頡頏。」而真正具有當今「民族」含義之出處，當屬梁啟超於1899年所撰之《東籍月旦》，中有「日本人十年前，大率翻譯西籍，襲用其體例名義，天野為之所著萬國歷史，其自序乃至謂東方民族」；「蓋於民族之變遷，社會之情狀，••••••及能言之詳盡焉」等語。至於系統介紹西方學術界「民族」之定義，則始於1903年梁啟超撰《政治學大家伯倫知理之學說》，將德人布倫齊利的民族八大特質翻譯引進之時。由於長期搜尋未果，「『民族』一詞不見於中華古籍」之提法被普遍接受。例如，民族學大家林耀華先生就認為：我國「民族」一詞的使用是「受日語的影響，日人用漢字聯成『民族』一詞后，我國又從日語引入」。由牙含章先生撰寫的《中國大百科全書•民族卷》中「民族」詞條綜合當時的研究成果，認為漢語「民族」一詞在我國出現較晚，最早出現時間為19世紀後半葉，普遍使用是在1903年梁啟超將瑞士 德國政治理論家、法學家布倫齊利（即伯倫知理，筆者注）的民族概念介紹到中國以後的事情。我國大型權威工具書《辭源》中亦不見「民族」之詞條，其舶來身份似成定論。
     至2001年，青年學者茹瑩根據其掌握的史料，認定「民族」一詞始見於唐代李筌所著兵書《太白陰經》之序言中，並撰《漢語「民族」一詞在我國的最早出現》，發表於《世界民族》。該文將史料原文予以摘錄，中有「智人得之以守封疆，挫強敵；愚人得之以傾宗社，滅民族」之語。茹瑩認為，此處宗社與民族相對應，同為並列結構，應理解為「社稷」與「民眾」，原意可解釋為「滅國亡族」。這裡的「民族」一詞雖不具現代民族的含義，但是漢語「民族」一詞絕非近代的「舶來品」。漢語「民族」一詞是為中國本土辭彙，其最早出處，或即在於此。
     茹瑩之發現頗具學術價值。筆者亦一向抱定「『民族』一詞來自本土」說，只是苦於無史料支持。十分幸運的是，筆者最近在搜檢史料時，偶然發現《南齊書》列傳三十五《高逸傳•顧歡傳》中，「民族」二字赫然見於紙上，且含義亦與當今「民族」之所指十分接近。其云：舟以濟川，車以征陸。佛起於戎，豈非戎俗素惡邪（耶）？道出於華，豈非華風本善邪（耶）？今華風既變，惡同戎俗，佛來破之，民有以矣。佛道實貴，故戒業可遵；戎俗實賤，故言貌可棄。今諸華士女，民族弗革，而露首偏踞，濫用夷禮，雲於翦落之徒，全是胡人，國有舊風，法不可變。
     此語出自道士顧歡。歡字景怡，一字玄平，吳郡鹽官（今浙江海寧縣西南）人，乃南齊著名道教學者，具體生卒年月已不可考。其上述言論意旨十分明確。「諸華士女，民族弗革」之「諸華」即「諸夏」，對之以「戎」、「夷」、「胡」，「民族」則必指生活於中原及江東地區之漢族無疑。而所謂「士女」即成年男女，他們「民族」尚未改變，卻「濫用夷禮」；「翦落」乃「落髮為僧」之意，「全是胡人」當理解為「認定胡人全都正確」之意。顧歡認為，國家原有風俗，不能輕易改變。
     這裡「民族」一詞之含義，與當前我們經常應用的民族的含義幾乎相同，且在顧歡看來，民族變易之根據，就是「風」（風俗）和「法」（禮法）。說明在當時，以文化本位來區別民族的觀念便已被國人所接受並深入人心。關於「夷夏之辨」之理念，產生於春秋時期。由於不同族屬之間鬥爭劇烈，反映在當時中原華夏族士人階層心靈深處的便是「夷夏之辨」理念的形成。其主要代表人物就是儒家創始人孔子。他從政治統一的觀點出發，在《論語》中強調「夷夏之別」；另一位儒家代表人物孟子則主張「用夏變夷」，即以傳播推行中原文教風習的方式使四夷接受中原文物衣冠、禮儀制度，以將其同化。從此「嚴夷夏之別」的思想成為儒家主要傳統理念之一。到漢武帝時「獨尊儒術」，儒家學說佔據統治地位，而作為儒家重要理念，「嚴夷夏之別」更普及至社會各階層成員之中。顧歡出於道教立場，雖在表面看來似乎是在調和佛道兩教之紛爭，但實際上卻是以根植於中國傳統文化體系的「尊夏卑夷」觀點來抵制佛教，並重視對本「民族」文物、衣冠、風俗、禮法的保持。這就證明，南北朝時期在區別不同民族時，已運用以文化本位為基礎的「華夷之辨」的認同標準。
     《南齊書》為南朝齊梁之間蕭子顯撰，子顯字景陽，乃南齊開國之君高帝蕭道成裔孫，豫章王蕭嶷之子，梁時曾出任吏部尚書，頗具文史才能。其生卒時限大致在南齊武帝蕭賾永明七年（公元489年）至梁武帝蕭衍大同三年（公元537年）之間。其所撰《南齊書》多取材於檀超、江淹等所撰《國史》。而道士李筌主要活動於唐玄宗至肅宗（公元713 761年）之時，因此，《南齊書》中「民族」之出處比《太白陰經》中「民族」一詞出現大致要早200年，且其所指較之後者，與當今「民族」一詞的含義更為接近。
     考慮到《南齊書》作為正史的學術地位，而日本所用漢字、典籍又皆學自中國，因此甚至可以推斷，即使近代中國學術界運用「民族」一詞曾受到日本漢字的啟發，而日本所用該詞是否是直接取自漢典，亦頗值得深思也。
古代中國人和其他很多民族一樣，相信自己生活在世界的中心。居於世界中心的中原地帶是中國一詞的最初來源， 近代以來，「中國」一詞成為民族國家意義上的政治概念。特別是孫中山建立「中華民國」后，「中國」一詞始成為民族國家意義上的法律和政治概念。
    《詩經•民勞》云：「中國，京師也。」；「惠此中國，以綏四方。」
     三國志上說：「若能以吳越之眾與中國抗衡，不如早與之絕。」，
   《史記 東越列傳》云：「東甌請舉國徙中國」。
    《史記•武帝本紀》云：「天下名山八，而三在蠻夷，五在中國」，
    《論語集解》云：「諸夏，中國也。」
           據史料記載：
中國一詞由來
      自戰國時期以來約兩千年間，「中國」（等於「中土」、「中原」）在地理上指的是黃河中下游地區，其他地區不算「中國」。由於「中國」（中原）地區的王朝建立之時間最早，經濟與技術的水準遠較「四夷」為高，華夏文化也一直居於「四夷」之上，是所謂禮儀之邦；戰國策(趙二)將「中國」的實際內容說得極為詳盡：「中國者，聰明睿知之所居也，萬物財用之所聚也，賢聖之所教也，仁義之所施也，詩書禮樂之所用也，異敏技藝之試也，遠方之所觀赴也，蠻楚之所義行也。」所以隨著華夏文明的擴展，也隨著北方游牧民族對「中原」地區的不斷侵入，「中國」一詞逐漸擁有地域、文化和政治的多重意義。
      那麼「中華民族」一詞是怎樣來的呢？
      公認的是：「中華民族」一詞是20世紀初開始出現的，經過一個多世紀的傳播，如今已被廣泛地運用在現實政治生活中。它不是一般的辭彙，既是民族的族稱，又是民族的認同符號，因而蘊含著中國人民深厚的民族情感。但據了解，自「中華民族」一詞問世以後，在不同歷史時期被肩負不同歷史使命的人們賦予不同的內涵，時至今日，學術界對如何闡釋這一概念依然各持己見，爭執不一。
      歷史學者陳連開先生考證說：「中華」一詞，大約在晉代已出現，與「中國」一詞一樣是個多義詞，論地區是指中原，擴而大之及於王朝直接管轄的郡縣地區；論民族主要是漢人；論文化是指中原傳統文化；因此歷史上的少數民族如北魏鮮卑、遼代契丹在接受了傳統的中原文化以後自認為無愧於「中國」和「中華」的稱號。「民族」一詞大約在19世紀與20世紀之交從日文中引進，是指民族與國家同一的含義。在「民族」一詞出現以後，不久就出現了「中華民族」一詞。率先使用 「中華民族」一詞的是梁啟超。
      歷史記載：孫中山提出了民族統一，五族共和，孫中山不僅認定漢、滿、蒙、回、藏同屬「中華民族」，而且要把中國各民族融合同化成一個民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