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姆是情人僱用的秘密偵探

那一刻，她無法形容自己的心情。她勉強張開眼睛，看了看護士懷中蜷成一團的小傢伙，是兒子，她重重地吐了口氣，然後又疲憊地合上眼。她覺得唇邊應該有一絲淡淡的微笑，因為一家完全屬於她的咖啡店已經在向她招手了，可是她又覺得自己似乎沒有微笑的情緒，相反心裡沉甸甸地堵得慌。

    以上那幕發生在1999年6月17日。

    且允許我們隱其姓名，把上文那個剛剛做母親的女人稱為小許。在若干年前，小許及她的「同類」們被我們這個城市用三個字概括著：金絲雀。如今這批「金絲雀中」有很大一部分已經失去了「主人」的恩寵，被趕出了「金鳥籠」；但也有一部分就像小許那樣，非但仍然呆在鳥籠中樂此不疲，還為「主人」們生下了孩子。
  
她們就是我們此刻要描述的特定人群，針對她們如今的狀態，我們暫且給她們一個「升級換代」的稱謂———金母雞。

    財產比兒子更讓人踏實

    2000年10月的一個下午，記者坐到了小許的咖啡店裡，與她進行了一番隨意的對話。

    如果小許不告訴記者她的真實年齡，記者怎麼也想不到眼前這個穿著品牌套裝，留著微卷長發，一臉幹練的女人才二十六歲。當然，不要誤會，小許的皮膚相當光潔，整張臉找不出一道紋或一顆斑，記者之所以會覺得她三十齣頭，完全是因為她的那種神情。

    你很難從這種神情中看出些什麼來，喜怒哀樂，一切的一切都被巧妙地隱藏起來，這樣的老道很難想象是出自一個才二十六的女子。

    「你先坐一會兒，等我把今天下午的帳算完。」說這句話的時候，咖啡店外正是夕陽西下的黃昏時分。

    大約七八分鐘后，小許合上面前的帳本，舒了口氣：「終於算完了，每天都要這樣忙幾次。」

    「為什麼不找個會計呢？」記者不禁發問。

    「這種東西還是自己算心裡踏實，再說我在大學讀的就是會計專業。」小許微微揚起臉，有點自嘲地笑了。

    小許的故事其實並不複雜，讀大學的時候她找了一份在酒店、舞廳做洋酒促銷小姐的兼職。在一家現在已經停業，但當時十分出名的「迪吧」里，她認識了一個叫威森的男人。威森是台灣人，三十多歲，在上海做高檔禮品生意，有點身價。

    「我起初並沒有想過自己將會充當什麼樣的角色，更沒有考慮過做所謂的「金絲雀」，當時就是本能地出於對錢的崇拜，很自然地跟了威森。」小許用很淡的口氣說著這樣的話，手緩緩地用精緻的銀勺攪拌著面前的咖啡，這時她放在桌上的手機響了起來。

    接完電話，小許沖記者笑笑說：「保姆說我兒子午覺醒過來要找我，我叫她把他抱下來。」記者在後面與小許的交談中才知道，小許與兒子、保姆平時就住在咖啡館二樓的一套房間里。

    小許和威森的同居生活過得很平靜，威森時常回台灣，但無論多忙他都不會忘了給小許「生活費」。

   「有時是三千，有時是五千，」小許有點感慨地說「對於一個當時的大學生來說，這已經是一筆很大的數字了。同時他又幫我在學校附近租了房子，因此我覺得特別滿足。」

    在大學即將畢業的時候，小許發現自己懷孕了，當時她正在一家銀行實習，對未來的生活正充滿了憧憬，所以她自然而然地想到：打掉這個孩子。

    可是威森怎麼也不同意，他在台灣雖然已經有了一男一女，但是他再想要一個兒子，他許諾小許：只要她替他生個兒子，他就幫她開一家店，完全屬於她自己的店。

    於是，1999年6月17日，一個男孩出世了，小許給他取名叫旭旭。同年年底，小許的咖啡店開張了。


    「女人吧，有時也挺奇怪的，旭旭出生的時候我並不喜歡他，因為我覺得他是我用來交換理想的一樣東西，可是看著他漸漸長大，慢慢地學著咿咿呀呀，感情就開始濃厚起來。」小許從保姆手中接過兒子，熟練地抱著他。

    「那現在威森還常來上海嗎？」記者忍不住問。

    「隔月會來一次，時間呆不長，一般一個多星期就要走，他現在這裡的生意已經很穩定了，所以多數都交給手下的人去管理。」從小許的臉上，記者看不出她對威森去留問題的意見。「他對旭旭挺好的，每次都不忘記給他買一堆禮物，對旭旭該穿什麼尺寸的衣褲記得也特別清楚。今年6月份，旭旭一周歲生日的時候，他還特地為他開了一個生日會，在一部分朋友和親戚間公開了他和旭旭的關係。」

    旭旭是個皮膚白白，臉圓圓的男孩，因為長得像小許，所以很中看，依偎在小許懷中，他骨碌著大眼睛好奇地東張西望。

    「我現在所有的精力都在這家咖啡店上，因為我知道自己才二十六歲，還是一個要拼搏的年紀，威森幫我開了店以後就不是很定時地給我錢了，所以想要以後長期過富足的生活，我只有依靠這家店了。」小許的臉上沒有記者想象中的「金絲雀」應有的慵懶和茫然，她的臉上全是冷靜與精明。

    「對現在的生活狀態還滿意嗎？」記者本來是想問她以後是否會有結婚的打算，但最終忍了下來。

    「還不錯吧。目前除了愛情與婚姻，我什麼都不缺，我甚至已經有了兒子。」小許的臉上浮起一層難以琢磨的表情。「我相信有了錢就有了一切，所以我不後悔自己所做的每一個選擇，它們都是經過我理智的思考的產物。」

    不知道小許現在所謂的「不後悔」是否能經得起時間的考驗，在幾十年後，她是否仍然能輕描淡寫地稱自己可以沒有愛情，沒有婚姻，沒有一個完整的家庭。還有，她的兒子是否對此也會滿意。

   三個孩子，三個男人

    在沒有見到林林之前，記者就已經對她的故事十分熟悉了，因為但凡知道她故事的人，都覺得那種經歷簡直離奇到古怪與可笑。

    她在古北新區有一套價值一百五十萬的房子，她的銀行存摺上有著七位數的存款，她還有三個孩子，兩男一女。

    她現在跟著一個男人，他是她所有男人中最窮的一個，是浦東一家高級飯店的總廚，月收入剛過萬元。

   認識林林是在徐家匯的一家火鍋城裡，上個月，記者的一個朋友過生日，請了幾個人一起吃火鍋，請來的人中就有林林。林林長得很嬌小，皮膚很白，眼睛很大，衣著很摩登，是那種讓人挺喜歡的類型。


    林林現在的男人離過婚，帶著一個孩子，加上林林又有三個孩子，因此朋友常常嘲弄她家快開託兒所了。每當這時，林林一點也不迴避她的過去，也沒有半點難堪，相反她總是神情囂張地與朋友就這個話題大聲調笑。她一直就是這樣一個放得開的女人。

    「林林不要太結棍哦，生一個小孩存摺上就多一百萬。」飯桌上，一個朋友這樣取笑林林。

    「那儂也去生呀。」林林大笑著回答。

    林林搭識她生命中第一個「大戶」的時候還是一家四星級賓館的前台小姐，那是個四川人，在上海開了好幾家連鎖火鍋店。林林對那個男人還是動過真情的，她曾經幻想那個男人終有一天會和老家的女人離婚，娶她過門，可是這樣的奇迹一直沒有出現。直到她偷偷懷上他的孩子，試圖對他進行要挾時，他也只是冷靜地給了林林一百萬，以作了斷。

    那以後林林明白了一件事，那就是孩子可以用來換錢，卻不一定能成為要挾男人的武器。於是第二次、第三次，林林一次次成為有錢男人的「金絲雀」，也先後替三個男人生下三個孩子。可悲的是，他們都給了她錢，沒有一個人留給她感情和名份。

隨著孩子的增多，林林名下的財產也多了起來，別墅、汽車，一樣都不缺了，可是她心裡沒有一絲快樂的感覺。她把孩子都丟給保姆，自己整天上美容院、健身房，或是找些人打麻將。不用工作就能衣食無憂，也許很多人都幻想這樣的「好日子」，可是林林卻在這種生活中漸漸麻木了一種叫「快樂」的感覺。

    在和林林接觸的幾個小時里，記者明顯發現她常常把「阿拉小張」掛在口邊。雖然記者的朋友一再告訴記者，林林和小張也只是玩玩的，可是記者分明發現林林對小張還是有極大的依賴性。

    「林林到現在對自己小孩到底什麼時候可以上小學還是搞不清楚。」小張把這事拿出來當笑話告訴飯桌上的人。

    「那有什麼稀奇，這些孩子已經挺有福氣的了，有吃有喝，要什麼有什麼，還不夠啊？」林林一邊白小張一眼一邊夾了一筷子菜往他碗中放。

    「那麼多小孩，你們到底準備怎麼辦啊？」終於有人忍不住問。

    「想那麼多做什麼？」林林不耐地回答：「反正現在這樣不是挺好的嘛。」

    於是記者也沒有再多問什麼。

   一個保姆的三種身份

    向來在我們的印象中，保姆就只有一個身份，那就是帶好孩子管好家務。然而在記者近期對一些「金母雞」的採訪中，發現很多「金母雞」家的保姆卻並非這樣「簡單」，比如小祁家。

    生個孩子不是小祁的初衷，堅持要孩子的是她的「供養者」朱先生。

    朱先生是香港人，認識小祁的時候已經四十三歲，結婚多年，膝下有兩個女兒。

    朱先生很認真地對小祁說：「只要你給我生出一個兒子來，我不但養你一輩子，而且會盡我所能讓你過得好。」

    小祁將這句話反覆把玩了許久，終於決心為他生個兒子。說來倒也爭氣，一生便真的生出個兒子來，歡喜得朱先生不知該如何才好。

    於是，按照承諾，朱先生替小祁在上海西區買了一套價值百萬元的房子，同時還幫她請了一個保姆來照顧孩子。

    一開始小祁並沒有意識到保姆阿媛身上還隱藏著朱先生的一番「苦心」，她只是隱約覺得自從保姆上門以後，朱先生對自己的行蹤開始掌握得越來越清楚。幾點去做美容，幾點去打牌，家中來了些什麼人，甚至接到什麼男人的電話……這一切朱先生都會在交談中隱約表露。

    後來，有一件事讓小祁漸漸把疑點集中到保姆阿媛身上。

    有段日子她的一個男牌友似乎對她表示出一定的興趣，在她家打牌時，每次牌局結束都不肯和大家一起走，總要留下來陪小祁多聊上幾句才肯告別。

    不料這樣的情況沒過多久，朱先生從香港回來後到她那裡的當天就找了個機會，有意無意地說：「今天倒沒有約人打牌啊，不是有幾個很聊得來的牌友嗎？」

    「後來我終於知道阿媛除了從我那裡支取一筆保姆費以外，還從朱先生那裡支取一筆偵察費。」說這樣的話時，小祁的臉色已經十分平靜，但是從她不自覺緊握的雙手可以看出，當初發現這一事實的經過一定是曲折而激烈的。

    「於是，在他回香港后，我把阿媛叫到面前，單刀直入地說：『你倒是很聽朱先生的話啊，他到底給你多少錢了，你把我每天的行蹤都向他彙報？』起初，阿媛的臉色一下子變了，口氣也吞吞吐吐起來，可是她堅持不肯承認自己拿過朱先生的偵察費。」小祁緩緩吐出一口氣。

    記者採訪小祁的那天，阿媛也在，她似乎忙裡忙外地操持著家務，看管著孩子，一刻也沒有得閑的樣子。不知道小祁的這番話她是否聽到。

    「直到我答應給她雙倍的錢，讓她以後不再泄漏我的真實行蹤，每次向他彙報的內容都由我來定以後，她才慢慢承認自己的確擔負著向朱先生彙報我行蹤的任務。」小祁顯然對為了自己的「自由」支出一筆「反偵察費」這一舉動感到挺得意。


    朱先生只有小祁為他生的一個兒子，他怕小祁趁他不在上海的時候和別的男人有所糾葛，所以買通保姆來偵察。這種舉動雖然可笑，仔細想倒也符合這種生意人的性格，這本來就是一個各自「付出」與「得到」的遊戲。荒唐，是從遊戲開始時就註定的。

    自從買通了阿媛以後，小祁的感覺好了很多。雖然，目前她並沒有和別的男人偷偷往來的計劃，但是不管怎麼樣，自己的隱私總是通過金錢得到了一定的保障。

    只是，在採訪快結束時，她輕聲嘆道，「我真擔心阿媛是不是什麼時候又要從朱先生手中取一筆偵察反偵察以後的再偵察費。」這句話真拗口，記者馬上又想到，小祁的生活又何嘗不是如此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