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敬亭事件

　本文在分析了高敬亭在抗日戰爭期間的主要貢獻與失誤，著重從當時的國共關係、黨內鬥爭、宗派主義等角度對1939年高敬亭被錯誤殺害這個歷史事件進行了分析和考察，力圖找出"高敬亭事件"發生的內在因素。
　　
　　高敬亭的一生在中國革命史和中**史上醒目而短暫，他在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和抗日戰爭初期都作出了一定的貢獻，不幸於1939年被錯誤殺害。目前黨史學界對此研究還不是很深入，其中《解放軍將領傳》、《新四軍的組建與發展》等記載了這一事件，四川人民出版社的《被錯殺的將軍》提供了大量老同志的回憶材料，而沒有探討這一事件發生的背景因素和內在原因。
　　本文擬從1939年高敬亭被錯誤殺害這個歷史事件（簡稱"高敬亭事件"）出發，通過對當時歷史鬥爭環境及人物之間關係的分析，試圖為客觀地分析和研究抗戰前期國共兩黨關係、中國共產黨黨內鬥爭及反宗派主義提供一種新的角度和一個新的案例。
　　一、江北新四軍的整頓與"高敬亭事件"的發生
　　1938年1月初，高敬亭擔任第四支隊司令員，與高同時被任命為支隊司令員的是陳毅、張鼎臣和張雲逸。這是高敬亭一生輝煌的時刻。研究高敬亭事件，首先要簡要分析一下高敬亭的革命經歷。
　　高敬亭，1907年生於河南光山縣的一個農民家庭，幼年喪母，勉強讀了六年私塾回家務農，生活極為艱辛，還做過殺豬行的小幫手。在社會的最底層整整生活了二十個年頭后，高在其家鄉參加了農民運動。大革命失敗后血雨腥風的歲月里，國民黨和地主民團殺害了他的父親、妻子及三個兄長，高敬亭從此走上了職業革命的生涯。
　　1929年高加入中共后擔任的第一個職務是鄉蘇維埃武裝委員，就與槍杆子接下了不解之緣。由於作戰勇敢又粗通文墨，加之中共六大后受共產國際影響一再強調領導機關必須配備工農成分的幹部，高敬亭開始嶄露頭角。1930年當選為光山縣蘇維埃主席，不久又升任鄂豫皖特區蘇維埃主席。1931年兼任中共中央鄂豫皖分局常委，1932年又兼任中共豫東南道委書記。1932年11月，張國燾率紅軍主力離開鄂豫皖，鄂豫皖省委決定重建紅25軍，高敬亭先後擔任七十五師政治委員、軍政治部主任。
　　1934年11月，紅25軍遵照中央指向西實行戰略轉移踏上長征的道路。由於時間倉促沒有來得及通知高敬亭，只派鄂東北少共道委書記方少樂送來了指示信。信中鄂豫皖省委責成高敬亭組織鄂豫皖邊區黨的新的領導機構，重建紅28軍，堅持鄂豫邊區的革命鬥爭。1935年2月高敬亭任28軍政治委員（無軍長），並統一領導鄂豫皖邊區的黨政軍工作，開始了異常艱險的三年游擊戰爭。（有關高敬亭的生平參見《解放軍將領傳2》，1986年解放軍出版社，《高敬亭》）
　　高敬亭不僅領導武裝鬥爭很有辦法，而且頗有政治頭腦和政治遠見。西安事變和平解決后，中共中央曾指示周恩來在與國民黨的談判中提出："陝甘以外各省的紅軍游擊隊，一律改民團或保安團。"高敬亭看到中共鄂皖區負責人何耀榜轉來的中央有關第二次國共合作精神的文件后遂決心結束內戰，主動派人與國民黨鄂豫皖地區督辦公署衛立煌將軍聯繫談判，並於1937年7月28日化名"李守義"，以28軍政治部主任身份在最終談判協議上簽字。協議主要內容有：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紅28軍番號暫定為鄂豫皖工農抗日聯軍等。高敬亭在談判中始終保持了高度的警惕，國民黨當局的武力脅迫和利祿引誘均未能得逞，雖接受了國民黨當局授予的番號和任命，但保留了中共中央的最後決定權。這是南方八省游擊隊最早成功的一次談判。[1] 高敬亭在十年內戰的硝煙中出生**，成為中共散布在南方八省各路游擊隊中人數最多、實力最雄的一支。因此，1938年初新四軍組建時他被中央任命為第4支隊司令員。
　　新四軍成立后，中共中央根據抗戰以來在華北取得的經驗對新四軍行動方針作出了明確的指示，即"應利用目前的有利時機，主動的、積極的深入到敵人後方去"，工作的中心任務就是"創立一些模範的游擊根據地"。[2] 毛澤東指出"高率部可沿皖山山脈進至蚌埠、徐州、合肥三點之間作戰"。[3] 根據中央和新四軍的統一部署，第四支隊向皖中、皖東展開。然而，在第4支隊的編製指揮、政治工作、發展方向及幹部任用等方面高敬亭和中央及新四軍軍部之間存在著認識上的分歧。顯然這對民族抗戰的大局和部隊自身的鞏固發展都是極為不利的。
　　1939年，抗日戰爭已經處於相持階段。4月底，為解決第4支隊的問題，新四軍軍部決定葉挺軍長率一批幹部到江北指導工作，整頓江北部隊。葉挺等到達四支隊駐地舒城縣西蔣沖后召開連以上幹部會議傳達中共中央關於四支隊必須向敵後、向皖東發展的指示，[4] 主要目的是執行中央政策，布置四支隊各團東進皖東。5月中旬，新四軍江北指揮部成立，統一指揮江北部隊。此時，四支隊主力除八團已東進敵後外，七、九團繼續東進。
　　這時，高敬亭犯了一個致命的錯誤：命令正在東進途中的七團、九團停止東進。恰恰禍不單行，七團團長楊克志、政委曹玉福逃跑叛變，投靠國民黨桂系頑軍。[5]
　　江北指揮部在一邊發動部隊展開批判"楊、曹叛逃事件"，一邊決定將隨後到達青龍廠的高敬亭拘押審訊，在部隊中展開批判高敬亭的"反高鬥爭"。6月21日致23日，在青龍廠連續三天召開有近千名指戰員參加的公審高敬亭大會，決定對高處以死刑並報國共兩黨中央。6月24日，江北指揮部根據國民黨政府軍委會所謂"奉委座電令，所請將高敬亭處以槍刑照準"的電報將高敬亭處死。[6] 這就是"高敬亭事件"的基本過程。
　　高敬亭在長期鬥爭中是有功於革命的，尤其是臨危受命重建紅28軍，在三年游擊戰爭中，堅持了大別山革命戰略支點，為革命保留了一批幹部和一支革命武裝，是南方八省中唯一的一支正規紅軍，成為革命的一面旗幟。抗戰開始后，高敬亭較早地實行了戰略轉變，在改編談判和率隊挺進皖中抗戰中，是有重大貢獻的。一名在蘇區曾讓國民黨軍聞風喪膽的戰將、蔣介石剿共電文里的"高匪"在民族大敵當前的歷史條件下沒有犧牲在抗日疆場上，對高敬亭個人來說是莫大的悲劇。
　　而後新四軍政治部負責對四支隊進行整頓，[7] 將"反高鬥爭"引導為"肅清高敬亭餘毒"，過分打擊了一些幹部，引起部分幹部和群眾的恐慌，這對四支隊乃至江北新四軍的壯大發展造成了巨大損失。
　　
　　二、高敬亭事件的表層原因質疑
　　中共中央當時並不同意槍決高敬亭，在給新四軍軍部的複電中明確指示："對高採取一些過渡辦法，利用目前機會由軍部派遣一些得力幹部到四支隊工作，以幫助四支隊之改造與整理。"[8] 那麼，為何高敬亭這樣一個優秀的抗日將領會在抗戰相持的緊張階段被錯殺呢？
　　其實這在高敬亭的革命經歷中就埋下了陰影。他不僅一貫擔任正職獨當一面，而且在鄂豫皖根據地受張國燾軍閥作風影響時間較長，軍事領導沒有堅強的黨的工作和政治工作來保障，高敬亭本人在領導作風、工作方法及生活作風方面也存在大大小小的問題。特別是在三年游擊戰爭以來，他與中央失去聯繫，缺少正確的政治路線的指導，對抗戰全局形勢和黨中央的戰略意圖和鬥爭策略缺乏了解，滋長了居功自傲的思想，對中央的指示和一些幹部的任命表示對抗和不滿，存在著嚴重的宗派主義情緒。但這些都不是釀成悲劇的主要原因。
　　依據黨史、軍史學界的一般說法，高敬亭的主要錯誤有以下兩條：1、在執行中共中央關於東進皖東的方針中的錯誤；2、在"楊、曹叛逃事件"上有一定的領導責任；[9] 不過仔細分析一下，這兩條錯誤並不足以將高敬亭這樣重要幹部處以死刑。
　　第一，高敬亭的錯誤，是在複雜的歷史條件下產生的，既有主觀因素，又有客觀因素。其東進不力，主要是由於思想跟不上抗戰形勢及國共兩黨微妙關係的發展，缺乏全局觀念，不理解深入敵後、東進皖東的戰略意義，這是屬於思想認識上的錯誤，理應給予嚴肅的批評教育。
　　第二，至於追究"楊、曹叛逃事件"的領導責任，這在抗戰初期八路軍中也不是沒有先例可循。115師參謀長周昆叛逃，從八路軍總部、北方局到115師沒有人對此事件負責。1938年張國燾乘祭祀黃帝陵叛逃，造成的惡劣影響更大，也未追究個別人的責任。這些駭人聽聞的事件江北指揮部領導人不會不知，照尋常情理不應以此為由並且不報中央批准就擅自開展所謂"反高鬥爭"。
　　第三，按照國共談判達成的協議，新四軍下轄四個旅級支隊，高敬亭是獨當一面的旅級幹部。而在抗戰前期中共中央對軍隊幹部特別是團以上幹部的任免控制得非常嚴格，如1938年三四四旅旅長徐海東因病赴延安休養，時八路軍總司令朱德在該旅視事，與黃克誠商討共同決定提拔團長田守堯任旅長，但被毛澤東與彭德懷否決，致使沒有得到提拔的幹部對黃產生誤會。[10] 中央這樣做，一方面是因為當時紅軍縮編為八路軍、新四軍后一共才兩個軍、三個師、十個旅的編製，另一方面也是防止各個"山頭"的地方、軍隊負責人擁兵自重不聽招呼，培植私人勢力。這些情況江北指揮部應該十分清楚，照尋常情理不應在未接到中央最後決定的情況下草草槍斃高敬亭。
　　三、從大歷史的背景下進行分析
　　從這樣的分析看來，高敬亭事件另有其深層次的原因。事隔六十多年，當事人均已作古，如果我們客觀地、拋棄為尊者諱、為賢者諱的思想來將這一歷史事件放到當時的大背景下來考察，通過對背景環境的分析，可以發現高敬亭事件發生的一些內在因素。
　　（一）高敬亭事件是在國共兩黨關係由抗戰初期的比較和緩而漸趨緊張、惡化的背景下發生的。
　　高敬亭與中央無電台直接聯繫，國共談判后高敬亭曾向中央寫信彙報工作，所以中央對其部情形了解不深，在工作上只是由原鄂豫皖區幹部鄭位三作為中央代錶轉達了一些指示，後由長江局負責指導。而當時國共兩黨的關係非常微妙，第二次國共合作並沒有一個固定的成文的模式與機構。在新四軍改編組建過程中及之後一個時期，在關於高敬亭部的歸屬及作戰指揮問題上，國民黨曾試圖插足控制。
　　1937年10月6日，董必武為高敬亭部改編問題致電毛澤東、張聞天，反映"高（敬亭）取衛（立煌），何（應欽）不便過問"，請示中央同意高部以何種名義如"挺進軍"、"保安隊"、"八路軍補充隊"等，中心問題是想辦法不讓國民黨當局以抗日的名義將這支隊伍拉走，脫離黨的領導。[11] 10月14日，董就新四軍組建事再電中央，認為"以前只有何、衛兩方關係，高部給養、衣服善後等問題感覺糾纏不清，今又加以葉（挺）之關係，自必更加複雜"。[12] 12月27日，周恩來、葉劍英又報告高部要暫歸李宗仁指揮。[13] 1938年5月徐州失守后，葉挺向中共中央請調高敬亭部至皖東發展，並"擬電（國民黨）軍委會請求"。[14] 當時，中共中央對高敬亭部的情況也非常關注。中原局成立后，毛澤東、王稼祥、劉少奇在給項英的電文中詢問："四支隊及八團隊的經費以後歸何處發給？由何轉交？他們歸何處指揮？與中原局關係如何"，[15] 從中可以看出長江局撤銷后中央有意讓四支隊脫離遠在皖南的新四軍軍部，讓中原局指導高敬亭四支隊的工作。事實上後來也的確如此。[16]
　　從以上分析中可見，在國共兩黨關係的夾縫中的新四軍四支隊處於多頭領導之下。地處國民黨統治區域，經費、醫藥等後勤保障尚須"國民政府"幫助，而且名義為"國民革命軍"，在抗戰初期國共關係良好的大環境中，高敬亭很難完全拒絕國民黨方面的干涉與壓力。
　　抗日戰爭相持階段到來后，1939年1月國民黨五屆五中全會制訂了"溶共、限共、防共、反共"的反動政策，國共關係逐漸趨向緊張。中共中央更加強調在統一戰線內部進行鬥爭的必要性。在"楊、曹叛逃事件"發生后，在反對"右傾"的氣氛下高敬亭被冠以"反黨、反中央"和"可能率部叛變投敵"等莫須有的罪名，已是在劫難逃。
　　（二）高敬亭事件是在全黨上下批判王明右傾投降主義的緊張環境中出現的。
　　1938年9月至11月，中共中央在延安召開了擴大的六屆六中全會。全會批判了王明右傾投降主義錯誤，充分肯定了毛澤東提出的獨立自主的抗戰方針，會上王稼祥傳達了共產國際領導人支持毛澤東的指示，毛在全黨的領袖地位更加穩固。會議決定撤銷長江局，建立中原局、南方局，把黨的主要工作方面放在戰區和敵後，大力鞏固華北、發展華中。毛澤東對高敬亭缺乏了解，因為四支隊在長江局撤銷前歸王明指導，與毛澤東和中央沒有直接電台聯繫。王明犯錯誤后，毛澤東對高敬亭難以信任。
　　高敬亭在江北四支隊的所作所為，中央知曉的途徑主要是新四軍軍部電台。1939年3月，新四軍政治部主任袁國平向中共中央報告政治工作時提到："江北四支隊遠離軍部，鞭長莫及，在那裡的工作還不能有把握的作出估計來，更說不上實際的領導。但自張雲逸同志過江后，已能進一步的建立關係，至少八團隊、游擊縱隊及軍特務營已能完全接受黨的領導。至於高敬亭直接領導之第七團，則尚是待決的難題。"[17] 項英在1939年1月致中央電中說："高敬亭仍在現地收編土匪，擴大部隊------自行準備擴為三個團。"[18] 同年4月又在關於江北工作方針及幹部配備致中央電里反映："高敬亭無改變，近日又想將部隊調回後方，曾見廖磊請假。廖准其到後方休息，並給三百元。"[19] 這樣，當毛聽到新四軍軍部對高屢屢不滿乃至嚴厲責難時，高毫不知情，更無法申辯。久之在毛的心目中高敬亭的印象只能是"右傾"和"不接受黨的領導"。
　　其實認為高敬亭在統一戰線問題上一貫右傾，是不符合事實的。高敬亭作為始終堅持武裝鬥爭的一線指揮員，他非常重視堅持黨在統一戰線中的獨立自主和在鬥爭中求團結的原則，與衛立煌的岳西談判堪稱他正確運用統一戰線政策的一大傑作。在抗戰初期，王明提出"一切服從國民黨"的錯誤口號，要我黨在大別山不留一兵一卒。而高敬亭希望在大別山建立抗日根據地，這是很有遠見的正確思想，但被中共安徽工委斥之為"不服從統一戰線，不積極抗日"遂未能如願。[20] 事實上這種說法是錯誤的。1939年12月，中共中原局書記劉少奇曾在中原局擴大會議上指出：大別山未能建立起抗日民主根據地是王明右傾投降主義的"苦力"政策的結果。[21] 這時桂系軍隊已在大別山站穩了腳跟，如果當初以土生土長的第四支隊建立和鞏固大別山抗日根據地，整個鄂豫皖地區的鬥爭局面就將會出現另一種面貌。
　　（三）高敬亭事件的發生新四軍軍部的錯誤指導有關
　　四支隊在黨內的隸屬關係先後有很大變動，高敬亭先後受長江局、新四軍軍部、中原局的領導。特別是新四軍軍部項英在統一戰線問題上存在的右傾錯誤認識對四支隊的發展有著重大負面影響，在關於黨的工作和軍隊工作方面給予四支隊的一些指導意見與中央的指示相左，給高敬亭的領導帶來極大的壓力和干擾。
　　抗日戰爭開始后，中共中央在總結全國特別是華北地區的經驗的基礎上逐漸形成了比較成熟的戰略和策略。中央總的指導思想是獨立自主地開展敵後游擊戰爭，創建敵後抗日民主根據地。1938年5月4日，毛澤東在致項英的關於新四軍進行游擊戰的指示電中明確指出："在敵後進行游擊戰爭，雖有困難，但比在敵前同友軍一道並受其指揮反而更好些，方便些，放手些。"[22] 而項英要求新四軍"要成為正規的軍隊。一切要採取正規的方式"，[23] 江北四支隊"以津浦線為中心積極行動，控制該路，另一部控制淮南路"，對國民黨"行政採取多方幫助"，民運工作應"以合法的合作方式為主，避免單獨活動方式"，"不宜提出創造皖東根據地的口號作號召。否則，使同盟者害怕而對我更防範和限制"。[24] 中央於4月24日發出《關於建立皖東抗日根據地的指示》，明確指出"我黨我軍在皖東的中心任務是建立皖東抗日根據地"，軍事上要"迅速擴大和鞏固我軍民為皖東抗日的主力"，"積極向東向北發展，建立後方，而不是單純的以控制兩條鐵路為目的"，批評了項英的錯誤主張。[25]
　　這時高敬亭在四支隊的工作雖然不能說是不折不扣地貫徹執行了延安中共中央的指示精神，但在政治方向上應該說並未有大的偏差。令人不解的是，高在此時期受到新四軍軍部的嚴厲的批評與政治上的打壓。1939年3月項英在新四軍參謀工作會議上提出"精兵主義"口號，批評四支隊"收繳土匪武裝"，自行設法籌款，發展抗日武裝是"人、槍、款主義"，是無視國民黨"兵役法"破壞統一戰線的冒險政策。[26] 其實，所謂"人、槍、款主義"就是堅決地執行了中央的政策。劉少奇1939年底到達新四軍江北指揮部負領導責任后，曾指出革命就是要招兵買馬，要發展革命武裝，創立根據地，批評了右傾投降主義錯誤。[27] 從中我們既可以看出高敬亭在四支隊並不是完全未執行中央的主要指示，也可以看出他當時所面臨的兩難處境。
　　抗戰前期，中共中央對高敬亭在四支隊的領導沒有給以有力的支持，又缺少政治上、戰略上的直接指導。高敬亭受新四軍軍部的直接指導，受其主要領導人錯誤思想的影響，沒有真正領會到中央的戰略意圖，所以也就沒有執行好中央交付的任務。
　　（四）高敬亭事件是在全黨上下批判張國燾逃跑的氛圍中發生的。
　　1938年4月張國燾叛變逃跑后，中央發出《關於開除張國燾黨籍的決定》，在隨後下發的黨內報告大綱的第三部分著重分析"張國燾何以在統一戰線成立后與抗戰緊張之時脫黨"，並指出黨內有極少人"對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路線表示懷疑與不滿"，"黨就要在清洗這些投降資產階級的動搖分子的鬥爭中來鞏固自己的團結與力量"，同時指出"這種影響是值得我們嚴重注意與十分警惕的"，黨的"政治上組織上的獨立性的保持是絕對必要的"。[28] 當時雖然指出要把張國燾的錯誤與整個紅四方面軍廣大幹部戰士分開來，但對原紅四方面軍幹部的使用與看法上不會毫無負面影響，比如原紅四方面軍三十軍政委李先念歷盡艱險從新疆返回延安后總政治部曾決定讓他到八路軍129師擔任營長職務。[29]
　　高敬亭是原四方面軍幹部，此時又被認為在統一戰線這類原則性問題上犯了右傾錯誤，加上目無領導、對抗中央，所以江北指揮部的部分領導人認為高敬亭的錯誤與張國燾的錯誤源於一脈，相當嚴重，高敬亭也有"逃跑叛變"的可能，故下手不再留情。
　　遺憾的是毛澤東可能當時並不了解下面這個情況。1932年12月底，中共鄂豫皖省委召開緊急會議，研究紅四方面軍主力長征后蘇區的反"清剿"措施，並強烈譴責了張國燾的機會主義領導。會後，省委書記沈澤民和高敬亭等聯名寫了《關於反四次"圍剿"及堅持鬥爭情況給中央的報告》，向中央揭露了張國燾的機會主義錯誤及其嚴重惡果。[30]
　　（五）高敬亭事件帶有一定的宗派主義、山頭主義色彩。
　　毛澤東在七大上指出，革命形成的各個山頭是正常的，要照顧山頭，但不要搞山頭主義。客觀地看，新四軍整編組建過程中存在著大大小小許多山頭。高敬亭在極端艱苦的條件下堅持三年游擊戰爭保存了南方八省唯一的一支正規紅軍，功勞是很大的。鄂豫皖邊區紅軍及游擊隊合編為第四支隊，全支隊共3100餘人，是新四軍4個支隊中人數最多、裝備最好的一個支隊。[31] 但在中共中央東南分局、新四軍軍分會眾多委員裡面卻沒有高敬亭，實踐證明這對領導開展鄂豫皖及江北的抗日游擊戰爭和根據地建設十分不利。中央後來發現新四軍在江南的"發展前途又大受限制，許多大員僅指揮數千人，實不符合其才能之發展的方針……抽調大員及大批幹部到江北"。[32]
　　在新四軍的四個支隊中，一、二、三支隊在長江以南，在國共十年內戰期間受中央指導和幫助很多，與中央聯繫遠比四支隊密切。從大的"山頭"來看，他們屬於中央紅軍留下的種子。而四支隊屬於原來紅四方面軍的範疇。新四軍成立后，中央有一種觀點，認為"新四軍由很多山頭組成，如果不反掉宗派主義，這支軍隊怎麼打仗，怎能團結到一起呢"，[33] 故選派了一批原鄂豫皖幹部如鄭位三、戴季英到四支隊工作。這本來是幫助四支隊整頓的舉措，但是從一些資料中卻可以看出在反宗派主義和山頭主義的過程中帶有一些宗派主義和山頭主義奪權的色彩。1939年4月，新四軍軍部向中央報告："戴（季英）工作有成績，下面已有對高不滿，特別不願回後方，致用各種辦法，首先爭取東進作戰。"[34]
　　中央對高敬亭部既抱很大希望，同時又不是十分信任，提出"用一切力量爭取高敬亭支隊在黨的領導下，使之成為這一區域（鄂豫皖地區）的主力"。[35] 特別是四支隊沒有堅強的黨的領導和政治工作，高敬亭與國民黨方面的一些接觸事先沒有與軍部良好的溝通，又犯了排斥中央派來的幹部的錯誤，使得中央及新四軍軍部對高敬亭的政治信仰產生了懷疑，對其領導作風產生反感，雙方的隔閡日益加深，這就為高敬亭的殺身之禍埋下了伏筆。
　　其實，高敬亭在東出皖中後作戰也是積極勇敢的。1938年5月11日四支隊打響了新四軍挺進敵後的第一仗--巢湖蔣家河口戰鬥，擊斃日軍第六師團巢縣守備隊20多人而自己無一傷亡，揭開了華中敵後游擊戰的序幕。[36] 5月16日蔣介石致電葉挺、項英："貴軍四支隊蔣家河口出奇挫敵，殊堪嘉慰。"[37] 到1939年4月，四支隊各部戰鬥在皖中皖東地區，對日偽軍作戰90餘次，共斃傷日軍1700餘人，俘日軍12人，斃傷偽軍600餘人，俘400餘人，殲滅土匪及反動地方武裝3700餘人，[38] 可以說是戰果累累。在大量殲敵的同時，四支隊自身發展也很快，1939年4月發展到4個團和1個游擊縱隊、1個教導大隊，將近1萬人，展開於皖中和皖東部分地區。[39]
　　1939年江北指揮部其實就是在四支隊司令部之上重疊的一個指揮機構，其指揮的部隊只有四支隊。其後發展的五支隊就是四支隊八團為基礎組建的。1939年4月，項英建議"組織江北前委，雲逸為書記，炳輝、傳珠、駿鳴、林愷、季英、述申為委員，直屬軍分委"。[40] 而高敬亭在江北指揮部及江北前委中無一職務恐怕是不妥當的。
　　高敬亭犯有錯誤，但"楊、曹叛逃事件"后江北指揮部未經中央和新四軍軍部、東南分局同意擅自拘押審訊高這樣級別的幹部是不符合組織原則的。而後在未得到中共中央複電的情況下就草草將高敬亭槍決。共產黨方面的高級將領被國民黨當局電令批複"槍刑照準"而由自己人執行，這在中**史上是沒有第二例的。反映出當時軍部和江北指揮部個別領導人與高敬亭之間的鬥爭是如何的激烈和殘酷。在處理高敬亭問題上，本來沒有你死我活的原則性分歧，只是宗派主義情緒發展到了極致，以莫須有的罪名對高進行"殘酷鬥爭、無情打擊"，乃至肉體消滅。
　　
　　四、結語
　　事後不久，中央發現了新四軍在處理高敬亭問題上的失誤，對此提出了批評。主要當事人葉挺、張雲逸、鄧子恢在事後都嚴肅檢討了自己的責任。葉挺在得知中共中央曾有"對高採取過渡辦法"的指示后心情十分沉重和後悔。[41] 張、鄧二人在一次新四軍軍部會議上討論到這一問題時，都主動承擔了責任。[42]
　　1975年11月30，毛澤東指示重新審查高敬亭一案，1977年4月17日，中國人民解放軍總政治部發出《關於給高敬亭同志平反的通知》，對高一生的歷史功過作出了實事求是的評價，正式宣布給高敬亭平反，恢複名譽。[43] 至此，高敬亭三十八年沉冤得雪。
　　然而，關於高敬亭及新四軍四支隊的歷史研究還有待深入，一些突出事迹如岳西談判、蔣家河口戰鬥缺少研究與宣傳。歷史性的錯誤只有歷史能夠糾正，如果我們從中能夠得到一些啟示的話，比如如何正確開展黨內鬥爭、如何對待黨內的宗派主義等等，那麼這種"惡"也就成了歷史發展的動力了。
　　
　　註釋：
　　[1] 《新四軍的組建與發展》，2001年軍事科學出版社，根據其中資料，西安事變后南方游擊隊最早與國民黨聯繫的是閩粵邊游擊隊，但因領導人何鳴喪失警惕，根據談判結果紅軍游擊隊集中后被包圍繳械，所以那次談判並不成功。
　　[2] 《六大以來》（下），1981年人民出版社，第309頁
　　[3] 《新四軍·文獻》（1），1994年解放軍出版社，第374頁
　　[4] 《中共中央文件選集》（12），1991年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第52頁
　　[5] 《新四軍的組建與發展》，2001年軍事科學出版社，第170頁
　　[6] 《葉挺將軍傳》，1989年解放軍出版社，第327頁
　　[7] 《中共中央文件選集》（12），1991年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第137頁
　　[8] 《解放軍將領傳2》，1986年解放軍出版社，第446頁
　　
　　[9] 《新四軍戰史》，2000年解放軍出版社，第68頁
　　[10] 《黃克誠自述》，1994年人民出版社，第160頁
　　[11] 《新四軍·文獻》（1），1994年解放軍出版社，第44頁
　　[12] 《新四軍·文獻》（1），1994年解放軍出版社，第49頁
　　[13] 《新四軍·文獻》（1），1994年解放軍出版社，第373頁
　　[14] 《新四軍·文獻》（1），1994年解放軍出版社，第376頁
　　[15] 《新四軍·文獻》（1），1994年解放軍出版社，第392頁
　　[16] 《新四軍·文獻》（1），1994年解放軍出版社，第411頁 "中原局既到皖東，四軍江北前委應取消，統一於中原局"，"以後除某些行政上為對外的關係外，一切均歸中原局負責，軍部不指揮江北部隊"。
　　[17]《新四軍·文獻》（1），1994年解放軍出版社，第744頁
　　[18] 吳克文：《被錯殺的將軍》，1989年四川人民出版社，第197頁
　　[19] 《新四軍·文獻》（1），1994年解放軍出版社，第398頁
　　[20] 《解放軍將領傳2》，1986年解放軍出版社，443頁
　　[21] 《新四軍抗戰在安徽》，1995年安徽人民出版社，第101頁
　　[22] 《中共中央文件選集》（11），1991年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第511頁
　　[23] 項英：《一年來作戰的經驗與本軍建軍工作》，載新四軍《抗敵》雜誌第1卷第3號
　　[24] 《新四軍·文獻》（1），1994年解放軍出版社，第397頁
　　[25] 《中共中央文件選集》（12），1991年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第52頁
　　[26] 項英：《一年來作戰的經驗與本軍建軍工作》，載新四軍《抗敵》雜誌第1卷第3號
　　[27] 《新四軍抗戰在安徽》，1995年安徽人民出版社，第101頁
　　[28] 《六大以來》（下），1981年人民出版社，第157頁
　　[29] 《李先念傳》，1999年中央文獻出版社，第317頁
　　[30] 《解放軍將領傳2》，1986年解放軍出版社，第413頁
　　[31] 《新四軍的組建與發展》，2001年軍事科學出版社，第78頁
　　[32] 《中共中央文件選集》（12），1991年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第51頁
　　[33] 《中**史資料》第58輯，1996年中**史出版社，第6頁
　　[34] 《新四軍·文獻》（1），1994年解放軍出版社，第398頁
　　[35] 《新四軍和華中抗日根據地史料選》第一輯，1982年上海人民出版社，第25頁
　　[36] 《新四軍戰史》，2000年解放軍出版社，第62頁
　　[37] 《新四軍·參考資料》（2），1992年解放軍出版社，第60頁
　　[38] 《新四軍的組建與發展》，2001年軍事科學出版社，第107頁
　　[39] 《新四軍的組建與發展》，2001年軍事科學出版社，第110頁
　　[40] 《新四軍·文獻》（1），1994年解放軍出版社，第397頁
　　[41] 《葉挺傳》，1993年河南人民出版社，第341頁
　　[42] 《鄧子恢傳》，1996年人民出版社，第238頁
　　[43] 《新四軍第四支隊簡史》，1984年解放軍出版社，第34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