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官員腐敗的道德代價

中國官員腐敗的道德代價
[鄭永年]

中共黨內官員腐敗的嚴重情況已經是路人皆知了。黨內大規模的腐敗是從上世紀九十年代初開始的。儘管歷屆領導人都強調反腐敗的重要性，歷年也有不同形式的反腐敗運動，但不可否認的是，腐敗的深度和廣度越來越甚。

　　到今天，腐敗似乎已經廣為中國社會所接受。這不是說中國社會已經學會了容忍官員的腐敗，而只意味著社會對官員的腐敗無能為力。

　　現在，如果人們說某一官員很清廉，不腐敗，就會感到驚奇。而當某位官員（無論其級別有多高）因為腐敗而清除時，也不足為奇，因為在人們的心目中，這些官員理應受到清除。

社會對腐敗冷漠

　　社會對官員腐敗的無能為力和冷漠就是這裡要討論的黨政官員腐敗所包含的道德代價。官員腐敗已經在執政黨和人民之間、政府和人民之間、社會成員之間造成了負面的道德衰敗。

　　這種道德衰敗如果不能有效阻止，對執政黨及其政府的影響就會是致命性的，就是中共領導人所意識到的「亡黨亡國」。

　　很多人對道德力量對執政黨及其政權的重要性的認識並不總是清楚的。可以把道德的重要性置於執政黨及其政權的政治合法性來考量。

　　任何政權的合法性可以分為兩個部分，一是硬力量部分，包括對國家機器尤其是暴力的控制和壟斷、維持一個穩定的社會秩序、向社會提供必要的服務等。另外一方面就是軟力量，包括建立一套對社會成員有吸引力的意識形態、清廉政府、道德權威等。這兩種力量互為依賴，缺一不可。

　　在西方多黨制國家，儘管表面上看，執政黨及其政府的主要議程是向選民提供比其他政黨更好的政策和服務，但執政人物及其所代表的政黨或者其他組織的道德權威也是選民的重要考量。

　　也就是說，選民在不同政黨之間作選擇的時候，不僅要看該政黨所提供的政策，而且也要看這些政策背後的道德含義和代表該政黨的候選人的個人道德。

　　選民的選擇、開放的媒體和政府內部的制約，這一系列制度性因素保障著西方政治人物和政府官員維持在一定的道德水平上。

　　執政黨及其政府的道德權威在發展中國家尤其具有重要性。在發展中國家，因為革命等因素，往往形成一黨執政或者一黨獨大的政治格局。在那裡，執政黨不僅僅是國家經濟社會發展的最強有力的推動者，而且也是道德的象徵。

道德權威維繫政權命運

　　執政黨道德權威的重要性也可以從一些被推翻的政權的案例中看出。在發展中國家，一些政權具有很高的能力推動社會經濟的發展，提升國家的政體現代化程度。

　　在亞洲，典型的就是菲律賓和印尼。菲律賓在上世紀六七十年代的社會經濟發展被世界各國所看好。印尼在蘇哈多期間也取得了驚人的經濟建設成就。但無論是菲律賓的馬可斯和印尼的蘇哈多都沒有逃過被「人民力量」所推翻的命運。

　　原因很簡單。儘管他們在推動國家社會經濟發展上有貢獻，但嚴重的腐敗和腐蝕吞食了政權的道德權威。人民平時對政權的腐敗無能為力，但一旦機會來臨，就毫不猶豫地自主地組織起來，推翻腐敗的政權。

　　政權的腐敗在近年來越來越頻繁的顏色革命中更是扮演了一個導火索的角色。

　　中共高層對執政黨及其政府的道德權威的重要性是有清醒的認識的。從毛澤東以來的中共歷屆領導人都把反腐敗和「亡黨亡國」聯繫起來。

　　這些年來，執政黨一方面推動社會經濟的發展，另一方面也在努力重建執政黨的道德權威。在江澤民時代，中共在強調「依法治國」的同時也提倡「以德治國」。

　　近年來，胡錦濤也在強調「八榮八恥」的道德觀。這些舉措一方面反映了黨內因為腐敗而道德衰落的事實，另一方面也表明領導層復興執政黨道德權威的努力。

　　但可悲的是，中國社會對這些舉措似乎表現出異常的冷漠。的確，在一個以錢為本、以利益為導向的社會，道德成為人們譏笑的對象並不奇怪。然而，悲觀的是，另一方面，利益已經成為各種社會關係的核心，但利益並非社會的黏合劑。

　　西方自由主義在突出個人利益重要性的同時，也強調道德在社會整合中的重要性。強大社會組織，尤其是宗教組織，在向社會的各階層提供道德力量過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很多保守政黨一旦掌權，也不惜動用政權的力量重塑社會道德。

反腐主體牽涉法律與社會

　　中國過去近30年的改革開放已經造就了一座利益大廈，但因為缺少道德黏合劑，這座利益大廈並不鞏固。中國社會的人與人之間、階層與階層之間存在著互不信任，甚至是互相敵視。同樣的問題也在不同程度上存在於黨、政府官員和社會成員之間。

　　如果執政黨官員幹部的道德衰敗不能阻止，如果執政黨的道德權威不能復興，那麼即使有持續的社會經濟發展，執政危機也隨時會發生。

　　從這個角度來看，也就很容易理解為什麼中共要成立專門組織來預防腐敗。

　　根據中共《黨章》，共產黨應當是社會的先進分子，是社會的領導力量。如果社會的這個部門腐敗了，那麼整體社會就不存在任何凝聚力。要整治腐敗和復興執政黨的道德權威，就首先必須治黨。

　　但是，整治黨內腐敗就不能僅僅依靠黨本身。很多年來，儘管出台了很多反腐敗的舉措，但過於重視腐敗的「內部消化」，就是在執政黨內部加以解決。

　　例如，黨政官員出現了腐敗，往往是先黨內處理，后移交給國家法律。

　　再者，黨內處理往往佔有相當長的時間，而法律處理則是往往是「短、平、快」。這種方式應當加以改變。其社會效果就是黨站在法律之上，法律只是黨的紀律的附庸。

　　給外界的印象就是一對矛盾：黨一方面反腐敗，但另一方面黨似乎也能充當腐敗的保護傘。如果一旦發現黨政官員的腐敗，法律就能馬上介入，情況就會不同。這樣做，既有利於法治建設，也幫助人們的法治觀念的確立。

　　「內部消化」也不利於社會的參與。今日中國社會對腐敗的冷漠和無能為力是社會沒有有效的參與機制的產物。官員的腐敗並非一天兩天之內造成的，越來越多的腐敗案例表明，這些官員的腐敗是有很長的歷史的。

　　正是「內部消化」機制使得這些腐敗官員照樣「帶病上崗」，照樣官運亨通。如果讓社會來參與，就很容易防止這種情況。讓社會參與反腐敗的另外一個正面作用就是讓社會對黨政官員的清廉負有責任，賦予他們公民責任感。

　　相反，如果社會對腐敗持續感覺到無能為力，那麼一旦演變成為人民的力量，社會和執政黨及其政府之間的關係就可能成為一種對抗關係。

　　要重建執政黨及其政府的道德力量，就必須走出目前主要依靠「內部消化」的格局。反腐敗不能僅僅停留在黨內。黨內紀律固然重要，但隨著時間的推移，這種「內部消化」的局限性也越來越明顯。

　　反腐敗的主體應當是國家的法律和社會的參與。應當再三強調的是，這樣做不僅僅是為了更有效地反腐敗，更重要的是道德重建。

·作者是英國諾丁漢大學中國研究所教授、研究主任

[ 本帖最後由 東方邪 於 2007-10-10 15:23 編輯 ]

在中國自89之後，國人對腐敗就變的冷漠，同時對政治也變的冷漠。
固然換來了安定，但冷漠絕對不是件好事，如果老共先生不警覺，僅僅以為靠高壓可以治理國家的話，秦始皇夠厲害的，硬硬不過始皇帝吧。
中國人的民族性是，忍耐力夠厲害，爆發力也夠厲害。
元朝對漢民族的侮辱可謂登峰造極，但是反國過來在世界範圍內讓蒙古族遭受滅頂之災的，也恰恰是中國的漢人。
如果有機會不改進的話，共產黨最後恐怕比國民黨輸的要慘，看看蘇共的例子。
人心是壓不服的，冷漠其實蘊涵著巨大的危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