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論快樂――讀《論 快 樂----錢鍾書》后感

初論快樂――讀《論 快 樂----錢鍾書》后感  

文章來源: 兩隻手  



有些話題，我是輕易不敢碰的，覺得太高深，自己的體驗還太少太少。雖然這並不說明我對於其他自己寫過的東西就懂得多。例如，快樂。

我總是認為物質決定意識的，對於快樂也如此。人的所謂臭皮囊（佛教的說法吧），是物質。而快樂，則是精神。物質決定意識。臭皮囊決定快樂是否產生。一個心理和生理健康的人，大約是更容易體會到快樂的感覺的。但大多數人並不如此。大多數人都或多或少地存在著心理或者生理上的問題。不能體會到快樂。

我一向認為我是心理上有些問題的人，佛羅醫德的精神分析是講究追述到幼年期的（幸虧他沒有追述到零歲方案上），嚴格地說，我不知道我的幼年期如何度過，從記憶中搜集不到，只能從一張照片上看見自己原來很胖――這倒是我近年來一直追求的目標，標誌著我永遠的反潮流和逆反心理――照片上我盤腿坐著，光著身子。但是記得事情之後，就彷彿是上學，象所有那個年代的小農民一樣，離家求學，在餓著肚子的漫長而又漫長的求學路上掙扎著成長。我記得自己在考初中的時候曾經威脅我的小兄弟們，如果考不上我就殺人然後自殺。我說給他們聽的意思是讓他們聽我的，有點兒象黑社會的老大。我現在的記憶中當時只是說說，但是說說也許真的會變成現實，不過幸運的是我考上了。我的考學一直很順利，不知道是幸運還是不幸。

話扯得遠了，人在回憶自己的光榮歷史――也許並不光榮――的時候，永遠都是多嘴的。後來我到了大學，進了一個我的方言不能通用的學校，陷入了無聲的孤獨當中，這種孤獨延續了整個大學，但是那時候似乎從來沒有崩潰，並且畢竟還有同鄉存在，在那裡，讀到了台灣人的一本書《羅蘭小語》，抄了許多上面的句子，雖然我後來並沒有溫習，但是卻牢牢記住了羅蘭給煩惱者的建議：多出去運動運動，多晒晒太陽。人類的快樂給太陽也有很深的聯繫。

也就是說，運動帶來快樂。這似乎從人那裡也能找出來吧。我來到發貼子的時候正是人生的一次低谷――或許只是我自己假想的低谷――，截止到現在，我依舊沒有走出這種低谷，所以文字當中，不可避免地流露出許多苦悶和難解的憂鬱，然而實際上，寫在這裡的文字還是比較不憂鬱的，最憂鬱的時候，人是不能活動的，並且會深刻地體會哀莫大於心死的感覺――我又說遠了，祥林嫂似乎總是想告訴每個人她的痛苦，只可惜大家其實都不愛聽，因為大家說：家家都有一本難念的經。痛苦的重複只能延緩時間沖洗痛苦的速度。而後悔，據劉德華在《忘情水》中說，是最傷最痛的。

在我漫長的發貼生涯里，給我回貼的不在少數，我基本上都是看的。其中一個印象比較深的是一個名字叫運動女孩的回復。大意是批評我竟然妄言，居然把自己和梵谷相提並論，要知道，梵谷的向日葵是一種瘋狂中依舊朝著太陽的。我對她的印象是洋溢著陽光的力量――這也正是運動和陽光的好處。從她的名字看，她應該是熱愛運動的。

後來在野村證券的大樓邊上看到了聞名的《向日葵》，終於體會到了梵谷那種瘋狂的生命力。用心理學術語講，他的躁狂症也不輕。不過可能沒有尼采嚴重。但是這幅畫，確實給我以震撼的生命力。

我的一個朋友去了美國，他的乒乓球打得非常好，交遊廣泛，在學校是英語社團的團長。他給我最深的印象就是樂觀向上，他的大笑至今還回蕩在我的耳畔。在美國，他也很快融進了當地社會，他向我驚嘆：黑人的運動素質真了不得，百米居然跑了n秒（我記不太清楚了），我在的這個小鎮子就出了好幾個過n秒的，要知道，在北京也沒有幾個過n秒的。他這些話讓我深感他已經融入了美國社會。更有甚者，他告訴我他新近的強項，他參加了當地社區的網球比賽，還打入了八強。在國內的時候他可從來不打網球，他只打乒乓球，是校隊的成員。問他怎麼回事兒，他說這兒打網球不花錢。這位一直熱愛運動熱愛交遊的朋友留給我的永遠是充滿陽光的精神。這些，應該得益於他的熱愛運動――我以為。

錢鍾書的《圍城》給人的感覺是一如既往的灰色。在我所謂的憂鬱症的周日，坐在公園的長椅上重讀，那種灰暗讓我幾乎窒息，真後悔自己從國內沒有帶來幾本催人奮進的小說――也不知道有沒有，似乎所謂的文學家們也大多是以摧毀人的樂觀為己任的，莎士比亞說：是死還是活，這是一個問題。雨果在《巴黎聖母院》里描述了一個痛苦不堪的敲鐘人。還有一個作家（忘了名字）寫了一個《局外人》（很切合在國外漂泊並且不能融入當地社會的遊子心情），而司湯達，還是讓於連走上了斷頭台。中國人的書里多的是平凡的世界和一地雞毛。而美國的書則更多冒險和生活的勇氣，例如海明威的《老人和海》，《讀者》裡面也永遠洋溢著這種精神。當然，任何事情都不可能絕對，中國書也有《活著》的催人淚下的毅力（？），雖然作者並沒有打算解釋為什麼要活著。

說了這麼多書，大約可以用魯迅給後代的遺訓做結尾：不要做文。我曾經在有些時候類似地想：不要讀書。錢鍾書也許就是讀書讀得太多了，所以才如此灰暗。但老子似乎也讀書不少，老子是書記官，類似於現在的圖書管理員，但是老子的書似乎沒有這麼灰暗，所以從層次上，總是覺得錢鍾書還是落了下乘，當然，這是我斗膽的陋見，我的水平，還不足以評論這位學貫中西的一代鴻儒。還有另外一個想法就是：不要有太多情感。感時花濺淚，恨別鳥驚心。這種文人的多愁善感還是不要的好，倘若衣食無憂也許可以學學林黛玉的多愁多病身，但是作為受過共產主義洗腦的人來說，還是多實踐多行動的好――據說，企業家的三大素質之一，就是行動力（其他包括思考力，忍耐力）

錢鍾書在《論快樂》中提到的天上一日，地下一年的說法，用以說明天上活得快樂，地下是痛苦，這似乎在宗教故事裡都是如此，例如下邊一則：

據說上帝那裡，一分鐘是地上的一萬年，一塊錢是地下的一萬塊。一個虔誠的信徒（天知道他是不是為了錢才那麼虔誠），禱告說：上帝啊，你那麼仁慈，就給我微不足道的一塊錢吧？
上帝說：好的，請等一分鐘。

看來涉及宗教，大約都是要讓人間受苦，死後享樂的。為了度過這漫長的痛苦的一生，需要幽默，所以西方人非常重視幽默，在選擇終生伴侶當中，這一項甚至能超過許多其它項排在首位。而受這種文化熏陶的王曉波，在自己的文章里也大量選擇讓人捧腹大笑的材料。我曾經讀過他的一篇文章，居然把學驢叫堂而皇之地寫了一大篇，當時笑倒了，不過也驚異居然這樣也可以。而在網上，大家也爭相以能編寫笑話而洋洋自得――人生苦短，何如開顏？日出東海落西山，愁也一天，樂也一天，何如高高興興？然而宗教卻大多只是給人類一個虛擬的天堂作為蘿蔔，卻要讓人拉一生的大車。

所以即使是現在，即使在異國他鄉我已經陷入了萬劫的煉獄（它的名字大約叫憂鬱症吧），即使我認識許多教會的朋友，即使我知道加入教會是在異國他鄉大多數遊子的選擇，我依舊拒絕加入。

我相信共產主義的看法，因為我以為，共產主義是提倡把人間變成天堂的，而所有的宗教都只提供虛擬的天堂。或許，我所說的共產主義已經與通行的共產主義大相徑庭。這個且不管它。

毛澤東可謂是樂天派的典型，而他，是共產主義的追求者。雖然他的許多政策並非英明，但是他那種快樂，感染我相信共產主義，即使是盲從。耶穌給人以受難者的形象，最近關於耶穌的電影也儘是痛苦和痛哭。而馬列主義的戰士似乎不如此。這是淺見――你大可以說我被中共洗腦了。人生在世，哪能不洗腦呢？人在江湖，怎能不帶刀呢？一笑。

[c]論快樂

作者：錢鍾書 [/c]


      在舊書鋪里買回來維尼（Ｖｉｇｎｙ）的《詩人日記》（Ｊｏｕｒｎａｌｄ』ｕｎｐｏ　ｔｅ），信手翻開，就看見有趣的一條。他說，在法語里，喜樂（ｂｏｎｈｅｕｒ）一個名詞是「好」和「鐘點」兩字拼成，可見好事多磨，只是個把鐘頭的玩意兒（Ｓｉｌｅｂｏｎｈｅｕｒｎ』ｔａｉｔｑｕ』ｕｎｅｂｏｎｎｅｄｅｎｉｅ！）。我們聯想到我們本國話的說法，也同樣的意味深永，辟如快活或快樂的快字，就把人生一切樂事的飄瞥難留，極清楚地指示出來。所以我們又概嘆說：」歡娛嫌夜短！」因為人在高興的時候，活得太快，一到困苦無聊，愈覺得日腳像跛了似的，走得特別慢。德語的沉悶（ｌａｎｇｗｅｉｌｅ）一詞，據字面上直譯，就是「長時間」的意思。《西遊記》里小猴子對孫行者說：「天上一日，下界一年。」這種神話，確反映著人類的心理。天上比人間舒服歡樂，所以神仙活得快，人間一年在天上只當一日過。從此類推，地獄里比人間更痛苦，日子一定愈加難度；段成式《西陽雜俎》就說：「鬼言三年，人間三日。」嫌人生短促的人，真是最快活的人；反過來說，真快活的人，不管活到多少歲死，只能算是短命夭折。所以，做神仙也並不值得，在凡間已經三十年做了一世的人，在天上還是個未滿月的小孩。但是這種「天算」，也有佔便宜的地方：譬如戴君孚《廣異記》載崔參軍捉狐妖，「以桃枝決五下」，長孫無忌說罰得太輕，崔答：「五下是人間五百下，殊非小刑。」可見賣老祝壽等等，在地上最為相宜，而刑罰呢，應該到天上去受。


　　「永遠快樂」這句話，不但渺茫得不能實現，並且荒謬得不能成立。快過的決不會永久；我們說永遠快樂，正好像說四方的圓形，靜止的動作同樣地自相矛盾。


　　在高興的時候，我們空對瞬息即逝的時間喊著說：「逗留一會兒罷！你太美了！」那有什麼用？你要永久，你該向痛苦裡去找。不講別的，只要一個失眠的晚上，或者有約不來的下午，或者一課沉悶的聽講――這許多，比一切宗教信仰更有效力，能使你嘗到什麼叫做「永生」的滋味。人生的刺，就在這裡，留戀著不肯快走的，偏是你所不留戀的東西。


　　快樂在人生里，好比引誘小孩子吃藥的方糖，更像跑狗場里引誘狗賽跑的電兔子。幾分鐘或者幾天的快樂賺我們活了一世，忍受著許多痛苦。我們希望它來，希望它留，希望它再來――這三句話概括了整個人類努力的歷史。在我們追求和等候的時候，生命又不知不覺的偷度過去。也許我們只是時間消費的籌碼，活了一世不過是為那一世的歲月充當殉葬品，根本不會想到快樂。但是我們到死也不明白是上了當，我們還理想死後有個天堂，在那裡――謝上帝，也有這一天！我們終於享受到永遠的快樂。你看，快樂的引誘，不僅像電兔子和方糖，使我們忍受了人生，而且彷佛釣鉤上的魚餌，竟使我們甘心去死。這樣說來，人生雖痛苦，卻不悲觀，因為它終抱著快樂的希望；現在的賬，我們預支了將來去付。為了快活，我們甚至於願意慢死。


　　穆勒曾把「痛苦的蘇格拉底」和「快樂的豬」比較。假使豬真知道快活，那麼豬和蘇格拉底也相去無幾了。豬是否能快樂得像人，我們不知道；但是人會容易滿足得像豬，我們是常看見的。把快樂分肉體的和精神的兩種，這是最糊塗的分析。一切快樂的享受都屬於精神的，儘管快樂的原因是肉體上的物質刺激。小孩子初生了下來，吃飽了奶就乖乖地睡，並不知道什麼是快活，雖然它身體感覺舒服。緣故是小孩子時的精神和肉體還沒有分化，只是混沌的星雲狀態。洗一個澡，看一朵花，吃一頓飯，假使你覺得快活，並非全因為澡洗得乾淨，花開得好，或者菜合你口味，主要因為你心上沒有掛礙，輕鬆的靈魂可以專註肉體的感覺，來欣賞，來審定。要是你精神不痛快，像將離別時的宴席，隨它怎樣烹調得好，吃來只是土氣息，泥滋味。那時刻的靈魂，彷佛害病的眼怕見陽光，撕去皮的傷口怕接觸空氣，雖然空氣和陽光都是好東西。快樂時的你一定心無愧怍。假如你犯罪而真覺快樂，你那時候一定和有道德、有修養的人同樣心安理得。有最潔白的良心，跟全沒有良心或有最漆黑的良心，效果是相等的。


　　發現了快樂由精神來決定，人類文化又進一步。發現這個道理，和發現是非善惡取決於公理而不取決於暴力，一樣重要。公理髮現以後，從此世界上沒有可被武力完全屈服的人。發現了精神是一切快樂的根據，從此痛苦失掉它們的可怕，肉體減少了專制。精神的鍊金術能使肉體痛苦都變成快樂的資料。於是，燒了房子，有慶賀的人；一簞食，一瓢飲，有不改其樂的人；千災百毒，有談笑自若的人。所以我們前面說，人生雖不快樂，而仍能樂觀。譬如從寫《先知書》的所羅門直到做《海風》詩的馬拉梅（Ｍａｌｌａｒｍé），都覺得文明人的痛苦，是身體睏倦。但是偏有人能苦中作樂，從病痛里濾出快活來，使健康的消失有種賠償。蘇東坡詩就說：「因病得閑殊不惡，安心是葯更無方。」王丹麓《今世說》也記毛稚黃善病，人以為憂，毛曰：「病味亦佳，第不堪為躁熱人道耳！」在著重體育的西洋，我們也可以找著同樣達觀的人。工愁善病的諾凡利斯（Ｎｏｖａｌｉｓ）在《碎金集》里建立一種病的哲學，說病是「教人學會休息的女教師」。羅登巴煦（Ｒｏｄｅｎｂａｃｈ）的詩集《禁錮的生活》（Les Vies Encloses）里有專詠病味的一卷，說病是「靈魂的洗滌（puration）」。身體結實、喜歡活動的人採用了這個觀點，就對病痛也感到另有風味。頑健粗壯的十八世紀德國詩人白洛柯斯（B.H.B rockes)第一次害病，覺得是一個「可驚異的大發現（Eine bewunderungsw rdige Erfindung）」。對於這種人，人生還有什麼威脅？這種快樂，把忍受變為享受，是精神對於物質的最大勝利。靈魂可以自主――同時也許是自欺。能一貫抱這種態度的人，當然是大哲學家，但是誰知道他不也是個大傻子？


　　是的，這有點矛盾。矛盾是智慧的代價。這是人生對於人生觀開的玩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