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an Sandage(1926-)是當代最偉大的觀測宇宙學家,是類星體(Quasar)的發現者之一,曾被《紐約時報》稱作宇宙學的「老先生」(Grand Old Man)。Sandage 原有猶太血統,五十歲的時候才成為基督徒。他說,「神的本性特徵不會在任何科學發現里找到,人必須到聖經里才能找到。」當人問他,「一個人可以同時是一個科學家,又是一個基督徒嗎?」,他說,「我就是一個。」他還說,「這個世界所有的部分,以及這些部分之間的關聯,都是如此複雜,以至於不可能出於隨機……我確信,生命的存在、生命的秩序、各種有機體放在一起,實在是太精妙了。」
威廉湯姆生(William Thomson, 封爵 Lord Kelvin,1826-1866)是英國熱物理學家,他因確立了熱力學並精確陳述熱力學第一定律(由焦耳所提出)和第二定律而聞名於世。絕對溫度的單位被稱為「開爾文」(Kelvin,K),是紀念他發現絕對溫度。開爾文說,「環繞我們四周,都有強烈證據顯示有智慧和恩慈的設計……無神論何等荒唐,我實在不能用言語去形容。」他看不出科學和聖經有任何抵觸。他相信,「有關生命的來源,科學……正面肯定創造的大能。」
湯普生(Joseph J. Thomson,1856-1940)是劍橋大學的卡文迪許物理學講座教授,他因氣體電傳導性的研究,測出電子的電荷與質量的比值,獲一九○六年諾貝爾物理獎。至今劍橋大學的卡文迪許實驗室的門上仍舊用拉丁文刻著「敬畏主是智慧的開端」(箴九10)。近年新建的卡文迪許實驗室的門上仍舊刻著這樣的話,只是換成了英文,先後有十多位諾貝爾獎獲得者在這裡工作學習過。湯普生曾經在《自然》雜誌上發表文章說,「科學上每一個進步都加深(我們的)感覺,神的工作實在偉大!」
布勞恩(Wernher von Braun,1912-1977)是現代火箭技術的先驅。他曾領導研製了四級Jupiter火箭,把美國第一顆人造衛星探索者一號送上天。他的團隊促成Saturn五號火箭,把宇航員送上月球。布勞恩認識,科學永遠不能滿足魂的需要。他寫到,「我很難理解,為什麼一個科學家不能領會,在宇宙的背後有一位超越理性的存在,也無法理解,為什麼一個神學家會否認科學的進步。科學和宗教不是獨立的,也不是對抗的,它們息息相關……沒有任何科學上的理由可以證明,在我們現代世界里,神不能保持同樣一個地位,也就是在人類用望遠鏡和回旋加速器來研究神的造物之前,祂即擁有的地位。」
Charles H. Townes(1915-)因為激光的發明獲得一九六四年諾貝爾物理獎,他曾經作過麻省理工學院的院長。他不僅是一位卓有成就的科學家,也是一位敬虔的基督徒。在他的自傳《推波助瀾》里,他說,「你可能會問我,神是從哪裡參與這個過程(註:激光的發明),這個問題沒有意義。
如果你信神,就不存在哪裡的問題,祂無所不在……對我來說,神不僅是個人的,也是無所不在的。祂是能力的源泉,因著祂,我大不相同。」Arthur Schawlow(1921-1999)因為對激光波譜研究的貢獻,獲得一九八一年諾貝爾物理獎,他是Charles H. Townes的同事和妹夫。他曾經說,「幸運的是,我們有聖經,特別是新約聖經,其中用可接受的人的語言,講到很多關於神的事。」
William Phillips(1948-)因為運用激光冷卻及捕捉原子的方法所做出的貢獻,獲得一九九七年諾貝爾物理獎。在宣布他獲獎以後的新聞發布會上,他說,「神給了我們一個難以置信的迷人世界來居住其中,並且探索其奧秘。」Phillips 是個敬虔的基督徒,在教會中帶領讀經聚會。
Francis Collins 創立定位克隆的方法,發現了數種疾病的致病基因,如囊性纖維化、神經纖維瘤病、Huntington 氏病。他現任國家健康研究院人類基因組研究所所長,所領導的人類基因圖譜的研究工作,被稱作最偉大的生物學研究之一。在一次採訪里,Collins說,「我稱自己是個認真的基督徒,也就是相信基督死而復活的真實性,而且把它應用到日常生活里,不只是當作星期天早晨所談論的話題而已。我接受這個信仰比很多人晚,二十七歲的時候才信主。那時候,我已經對遺傳學感興趣了,擔心我對科學的興趣會和我的信仰發生衝突……但是,對我這樣一個相信人格化神的人來說,對於這樣能發現一些前人從不知道,只有神知道的奧秘的機會,是絕不應該放棄的。對於不信的人來說,我想,不會有這樣的經歷,因為這種機會不只帶來科學上的欣喜,實際上也是一種(對神)的敬拜。」
在華人傑出科學家中,至少有兩位基督徒。崔琦(Daniel C. Tsui,1939-),因分數量子霍爾效應獲得一九九八年諾貝爾物理獎。邱成桐(Shing-Tung Yau,1949-)因在微分幾何學上的貢獻,一九八二年獲得數學最高獎菲爾茨獎(Fields Award)。
Helen B. Warner Prize for Astronomy (1957)
Eddington Medal (1963)
Gold Medal of the Royal Astronomical Society (1967)
National Medal of Science (1970)
Henry Norris Russell Lectureship (1972)
Bruce Medal (1975)
Crafoord Prize (1991)
Named after him
1543 年5月24 日,新出版的哥白尼著作(《天體運行論》(Revolutions of the Heavenly Bodies))送到了哥白尼手裡,奄奄一息的他幾個小時以後就離開了人世。至此,人們甚至不能相信死亡可以保護哥白尼。他的墓碑上沒有留下關於他畢生工作的紀錄,沒有提及他的偉大發現,這說明似乎存在著一種擔心,即他的屍體會成為復仇的對象。直到30年以後,才有一位朋友敢在他的墓碑上寫下一篇紀念他的發現的碑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