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十一人案」平反曲折歷程

1975年，鄧小平主持中央工作。在中央政治局的一次會議上，小平同志說：六十一人的問題必須解決。把那件事的責任歸咎於他們是不公道的。
   
    然而，由於「四人幫」搗亂作梗，這個問題不但沒能得到解決，而且中央專案組及郭玉峰主持的中央組織部還再次派人對這些同志進行威脅，強迫在北京已被解除「監護」的老同志離開北京：安子文去了淮南，劉瀾濤去了安慶；與「三六」專案毫無關聯的彭真，也被勒令去了陝西。他們還勒令薄一波去河南南陽，並派來了河南省公安廳的三個人要押著去。薄一波堅決不從，並再三抗議，才被勉強留在北京。
   
    專案組的人警告薄一波：「你講這個問題(指1936年出獄經過)，一定要避開『毛主席、黨中央知道』。你不講，對你有利；講了就對黨不利，對你自己也不利。如果你照我們的意見辦，將來我們解決你的問題時可以從寬考慮。」
   
    對薄一波的這類警告或「提醒」，不止三次五次。
   
    對劉瀾濤等人，專案組的人也是這樣說：「不要寫1936年履行手續出獄的事『中央同志都知道』。你要把這一歷史事實抹掉，重寫。」
   
    粉碎了「四人幫」，尤其在1977年7月黨的「十一大」恢復了鄧小平的原有領導職務之後，薄一波等人及其親屬子女再次申訴要求平反這個重大錯案。
   
    1977年11月11日，當年曾向獄中黨支部轉達過黨中央指示的當事人孔祥禎，此刻也再次向黨中央寫信說：「為了給國民黨統治時期的監獄送信一事，我受了八年監禁、兩年下放，身已癱瘓，現猶未痊癒。幸由葉副主席批准我今年回京，現在北京醫院治療。在我九死一生之際，常有一事，使我耿耿於懷，日夜難忘者，即對北平軍人反省院一些幹部出獄的事實，不能使組織上和群眾徹底明了當時的情況，實在心常戚戚。為何這樣說呢?因為張聞天早死，柯慶施去世，徐冰身亡，殷鑒早殞；而親身經歷其事者，只我一人，我若不說，誰還能詳細說出來這件事情的經過呢?」孔祥禎在信中還特彆強調：「這不是我個人的問題，而是事關幾十個幹部政治生命的大事，若不及早報告中央，一時個人命盡，真會使我死不瞑目，遺憾九泉了!」
   
    接著，孔祥禎在信中還把1936年北方局如何提出、黨中央如何批准、柯慶施如何布置給李葆華和徐冰、徐冰又如何通過他兩次給獄中黨支部傳達黨中央指示，以及後來薄一波等人出獄的經過，等等，都作了詳細的令人信服的說明。
   
    但是，中央專案組和郭玉峰為部長的中央組織部的一些人依然冥頑不化，又一次逼迫薄一波離開北京城。薄一波也照樣堅決不去。正在這無法調和的相持中，耀邦到了中央組織部。他覺得，必須迅速掀掉扣在薄一波等同志頭上的這口大黑鍋。對此，中央專案組的某些人卻大為震怒、大發脾氣：「現在的翻案風如此猖獗，都翻到我們的頭上來啦，這還了得?」

了得不了得，先打開一個小小突破口
   
    恰巧，這時與「六十一人」密切相關的一封申訴信，經過鄧小平、汪東興的批示轉到了中央組織部。
   
    申訴人是位女同志，名叫王先梅，「六十一人」之一王其梅的遺孀。
   
    王其梅當年離開敵人監獄才二十二歲。「九·一八」事變他十七歲，在北平讀大學參加了共產黨領導的反帝大同盟，擔任支部書記；1933年1月加入共青團，同年7月轉為共產黨員。黨組織派他去從事兵運工作，他就毅然離開大學，去國民黨軍隊當伙夫、車夫、勤務兵、馬弁，積極發展軍人黨員。1935年「一二·九」運動中，他擔任北平學聯交際股長，奔走吶喊於街頭巷尾，不久被叛徒出賣而被敵人逮捕入獄。1936年秋天出獄后，他奉黨的派遣，去開闢豫東根據地，建立黨的地下組織和發展抗日武裝，歷任區委書記、縣委書記、特委宣傳部長；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中，歷任特委書記、地區黨政軍委書記、地委書記、旅政委、軍分區政委和司令員、師政委、軍副政委；新中國成立后，歷任十八軍副政委兼進藏先遣支隊司令員和政委，首先率部解放昌都進入拉薩，隨之被調回昌都兼任十八軍後方司令部政委和昌都地區分工委書記，指揮部隊修建川藏公路；「文革」前，他又擔任中共西藏自治區委員會書記和西藏軍區副政委。
   
    雖然王其梅功高位顯，但他一直艱苦樸素，對文恬武嬉驕奢淫逸之風深惡痛絕。1955年實行軍銜制后仍十分注意節儉，除買書和接濟困難同志外，他從每月三百多元工資中省下二百元。雖然他與王先梅已有五個孩子，需要撫育，而他認為讓孩子們自幼多吃苦，有好處。「三年災害」期間，他將五年來節省下的一萬多元全部獻給國家，以解國困於分毫。據認為，這是當年有此義舉的惟一高幹。

在幹校，孩子們也服從分配，打魚、割草、放鴨子、喂牛、種地、挑百來斤重的大糞桶，派啥幹啥，但同工而無酬。他們的父親含冤去世后，周總理批准給每個孩子每月十五元撫養費，西藏軍區卻拒不執行，他們六年未見分文。他們全家燒水做飯，只能去附近鋼廠撿煤渣，也被幹校的連長說成「太丟人」!這樣，孩子們常常清晨五點外出打魚，直到傍晚才回家，在外挨餓十二個小時。
   
    1973年5月，江西幹校撤銷，按規定，沒工作的孩子應隨父母回北京，王先梅才把孩子們帶回北京。周總理再次批示，才開始發給這些孩子的生活費。但輕工部仍未能對這些孩子一視同仁，而將他們的戶口，轉去河北固安縣五七幹校。後來，大男孩掌握了製作和修理大小提琴全套工藝，並會修理鋼琴做道具，報考海政歌舞團，文化素養、藝術技能、個人歷史等等全部合格，只因其父在「三六」專案中一直懸而未決，而未被錄取。小女兒在外地讀初中，年年都是三好生，到北京讀高中，又被評為三好生，並被選為團支部書記、優秀團員。在天安門廣場先後召開的毛主席追掉大會和粉碎「四人幫」慶祝大會，學校其他各班的團支部書記和支委都參加了，惟獨她這個團支部書記不能去，也因其父是「三六」案成員。
   
    歷遭如此許多不平事，王先梅心境很難平靜。1977年12月8日，她向小平同志寫了申訴信，信中簡單敘述了孩子們的遭遇，接著說：
   
    「我曾於上月多次找總政治部有關單位，同時也寫報告給總政治部領導同志並報中央領導同志，如實反映了上述情況，並明確表示：對於我愛人的問題，我和我的子女堅決遵照黨組織對他的結論正確對待，同時懇切地要求黨組織能使我的子女得以享受黨的政策範圍內的政治權利，不因其父的問題受到影響，以便發揮他們的特長。」
   
    「黨早有政策，出身沒有選擇的餘地，『重在表現』。但一些地區和單位在具體執行中，政策往往不能兌現。十年來，在我們的現實生活中，常常遇到不少實際問題而得不到解決。根據黨的政策和孩子們的現實表現，我感到對他(她)們說服無力，我和孩子們的心情都十分沉重。」
   
    經過一翻輾轉投遞，此信到達鄧小平面前已是12月25日。鄧小平當即批示：「請東興同志批交組織部處理。王其梅從抗日戰爭起做了不少好事。他的問題不應影響其家屬子女。建議組織部拿這件事做個樣子，體現毛主席多次指示過的黨的政策。」汪東興看了也接著批：「請耀邦同志閱辦。毛主席歷來有指示，應區別對待，不能歧視。」
   
    12月31日中午，耀邦才看到了黨中央兩位副主席閱批過的這封申訴信。他立即找了幾位同志研究並決定：應把這個問題的解決，當做徹底平反「三六」大案的突破口。
   
    當天下午三時許，耀邦委派的中組部一位副局長王建梅和王盛湖兩位同志，找到了右安門王先梅家的兩間房，傳達了兩位副主席的批示和耀邦的囑咐。王先梅和她的子女都激動得流著淚，一再表示感謝黨中央對他們的關懷；黨中央領導同志的批示，從政治上解放了他們。當問到還有什麼要求時，王先梅說：對王其梅的結論應該重新做。至於我自己，組織上已經十年沒讓我工作了，我要求儘快恢復工作。另外按黨的政策，應該給孩子們出路，夠參軍條件的，就該讓他們去。

1978年元旦后不久，王先梅回到了輕工部，擔任科研室外事處長，仍做外事工作；大兒子被批准參軍，去了海政文工團；學醫的二兒子，去了北京市政府附近的椿樹醫院；小女兒考上了北京醫學院。
   
    1978年2月18日，《人民日報》發表了為王先梅及其子女落實政策的消息和《王先梅同志寫給中央領導同志的信(摘要)》，並發表了該報評論員文章：《落實幹部政策的一個重要問題》。
   
    評論員文章說：當前落實黨的幹部政策，必須扭轉寧肯「左」一點的錯誤傾向。有的同志受「四人幫」流毒影響，不敢正視事實，搞過頭了也不肯糾正，把正確落實黨的政策看做是「右」的表現。他們不了解，對待一個人的政治生命，對一個人的正確處理和妥善安排，不光是一個人的問題，而會牽涉到周圍許多人和影響到一大批人。這關係到黨的路線和政策，關係到黨的事業，我們要一絲不苟，認真負責，積極主動去解決。

這組消息、信件摘要和評論員文章的發表，並經中央電台的多次廣播，引起廣泛反響。各地給中央組織部、《人民日報》和王先梅個人的信件紛紛而至。熟知「六十一人案」的人認為，對王其梅同志家屬和子女的政策的落實，評論員文章又說了那樣的一大段話，說明康生們蓄意製造的「三六」大案的平反昭雪已指日可待，劉少奇冤案的平反也只是遲早的事。
   
    然而，人們對這種事常常想得太天真。
   
    一天，耀邦向主管中央級重大案件的汪東興和中央辦公廳的一位副主任又一次寫信提議，是不是把包括「三六」專案在內的這些重大案件統統轉交中組部複查處理的時候，汪東興等人仍然不以為然。他們說：只能把中央專案組第一、第二、第三這三個辦公室對一些案件的審查結論交給中組部，而有關的旁證材料、審訊記錄、被審查人的申訴等等的文書檔案，仍由中央專案組保管。同時，耀邦與中組部同志的這些舉動，都一一被人傳到了汪東興等同志那裡。後者覺得，有必要予以釜底抽薪。
   
    上文談過：1978年6月9日，汪東興和紀登奎、吳德，曾找耀邦與陳野蘋談過話。那次談話，中央專案組第一辦公室的幾個人也在座，他們單刀直入地談了「六十一人」問題。
   
    汪東興說：中央專案組的第一辦公室和第三辦公室，是「文革」剛起步時黨中央決定成立的，由華國鋒同志和我們三個人(指汪本人和紀登奎、吳德)直接負責的。這兩個辦公室的案子，都是經過毛主席批定的。現在應繼續貫徹毛主席的指示，也要貫徹華主席的指示。「六十一人」的問題是經過毛主席和黨中央批准才定案的，不能隨便翻過來。還有彭德懷、陶鑄等人的問題，也不能隨意翻過來。所以，關於這些案子，還是原來的那句話：結論材料可以交給組織部，而文書檔案不能交。另外，關於一、三辦的所有其他案子，屬於人民內部矛盾的，也可以交給組織部；屬於敵我矛盾的，都不能交。
   
    第一辦公室的人更盛氣凌人。他們一位姓范，來自海軍某部門；一位姓楊，來自陸軍某個學院。他們以命令的口氣對耀邦和陳野蘋說，中組部不得為「六十一人」翻案，並說，帥孟奇(深受大家尊敬的帥大姐)的「叛徒」案也絕對不能翻。
   
    耀邦明白：這實際上是開他的批判會。他先洗耳恭聽，然後才開始答辯。他說：真正的材料都在文書檔案里。比方說，這個案子緣何而起?調查所得的旁證材料究竟如何?結論中所引用的材料是否有失偏頗?我們今天複查這些案件，比方「六十一人」的案子，那個「啟事」是有的，但這個「啟事」是怎麼來的?只有摸清這些背景，才能真正地分清是非功過，分清組織與個人的責任。「六十一人」問題，早在「七大」時就已做過正式結論。當時我們很多人都在延安，記憶猶新。事隔三十年，為什麼又要翻開這本已經一清二楚的舊賬?對這本賬，康生本人也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他是惟恐天下不亂，蓄意整人，抬高自己，渾水摸魚。
   
    耀邦最後說：中央專案組第一辦公室、第三辦公室的案子，幾乎都是「叛徒」、「特務」之類的敵我矛盾，哪有什麼人民內部矛盾?為了對黨對同志負責，我們的意見還是交給組織部複查，還是統統交。
   
    當然，這個要求不可能被汪東興等人所接受。
   
    如是，就必然帶來這樣一個大難題：這許多所謂的「結論」，無非仍然是按照康生等人當年設下的框框，仍然肯定這些同志是「自首變節分子」，是「叛黨」、是「劉少奇招降納叛組織路線的一部分」，全都開除黨籍、撤銷黨內外一切職務、給予一二百元多少不等的生活費，已被迫害而死的就聽其死去。
   
    對於汪東興、張耀祠和中央專案組的這種態度，胡耀邦沒有再對他們說什麼。因為不少人都知道，中央專案組是由怎樣的一些人組成的。其中開始審查「彭羅陸楊」案，后又加進「六十一人」案的中央專案組第一辦公室副主任，恰恰就是薄一波擔任晉冀魯豫軍區副政委兼太岳軍區政委時的一位老部下——太岳軍區所屬第一縱隊下面的一個團的政治處主任。「文革」開始十多年來，他在林彪、康生、「四人幫」的指使下，對他的老首長薄一波及其他許多老一輩革命家竭盡迫害之能事。
   
    「四人幫」的猖狂時代一結束，仍在冤案陰影籠罩下的薄一波為了給這位步入歧途的故舊創造一個回心轉意的餘地，特地拜託當年同在太岳軍區的另一位老戰友去向這位故舊捎了口信，希望他利用撥亂反正的大好時機一改舊習多做好事，向新的黨中央提供全部實情。

沒想到，這位聽了口信的故舊一下從沙發上蹦了起來，氣急敗壞地說：「這不可能!『六十一人』的案件永遠翻不了!這是中央定了的，毛主席批了的!」
   
    耀邦和許多同志還知道，瞿秋白同志的遺孀楊之華大姐直到病重垂危之際，中央專案組的有關人員才假惺惺地宣布對她「解除監護」，送往北大醫院治療。送到醫院不久，楊之華大姐就含冤死去……
   
    這對耀邦等人來說，雖痛心疾首但並不感到驚奇，他們知道，一些專案人員在辦「專案」過程中，是如何殘酷迫害許多老革命的。別的不說，單以賀龍元帥專案組為例，在這個「主案組」之下，還設有十幾個「分案組」：總參的王尚榮專案組，雷英夫專案組；總政的金如柏專案組，李貞專案組；裝甲兵的許光達專案組；通信兵的陳鶴橋專案組，樊哲祥專案組；工程兵的譚友林專案組；北京軍區的廖漢生專案組；成都軍區的黃新廷專案組，郭林祥專案組；武漢軍區的楊秀山專案組；新疆軍區的張仲翰專案組；空軍的成鈞專案組，向黑纓專案組；國家體委的榮高棠專案組，等等。這些被「專案」的對象，都曾是不同革命歷史時期賀龍同志的老部下，其中絕大部分是賀龍同志統率的紅二方面軍、八路軍一二○師和晉綏軍區的老幹部。另有一位是昆明軍區司令員秦基偉，據說就因為秦基偉的夫人曾是西南軍區的保衛幹部，是賀老總為他們牽線做媒的，秦基偉也由此而被關押在一個部隊農場長達七年之久。
   
    這些專案組，其兇殘冷酷狡詐猶如中世紀的宗教裁判所，刑訊、逼供、誘供和製造偽證成了公開的秘密：北京軍區政委廖漢生的專案人員在他的床頭吊了一個三百瓦的大燈泡，不交代「賀龍乞降通敵情況」，就折騰得他整宿整宿不能睡覺；總參作戰部長王尚榮被整天罰站，不準解小手，硬逼他交代所謂的「賀龍罪行」；裝甲兵副司令員頓星雲拒絕參與誣陷賀龍和許光達，被專案人員猛一拳打瞎了一隻眼；成都軍區司令員黃新廷通宵達旦罰跪，半邊臉被抽打得黢青烏紫，骨瘦如柴，便膿流血；工程兵副司令員譚友林被連續幾晝夜地突擊審訊，險些死於獄中……

一位將軍被打得通身劇痛實在沒法忍受，被迫接過紙筆，按專案人員的口授，寫下了賀龍在洪湖根據地大部分失手后，曾與蔣介石派去湘鄂川黔邊區誘降的「特使」熊貢卿「議妥」叛變的條文，儘管賀龍當年及時向黨組織做了彙報，併當眾公審槍決了熊貢卿，根本沒有所謂的「議妥」叛變的影兒。數日後，又有一位賀老總當年的老部下被屈打成招，「證明」賀老總當時之所以叛變未遂，是因為遭到紅三軍廣大指戰員的強烈抵制和反對，出於無奈才殺了熊貢卿。
   
    在所謂的賀老總「現行問題」上，賀老總的一位老部下也未能忍受住專案人員的殘酷折磨而信口胡謅，說賀老總為研究「兵變」先後八次召開「黑會」，著重研究如何在各大軍區和各軍兵種安插親信奪取領導權，以及掌握控制部隊等問題，並將兵變時間確定在10月1日，第二天這位骨頭欠硬的人翻供，專案組便對他進行更加兇狠的批鬥，叫做「打他的態度」；這位軟骨症患者幾次翻供均被一一打了回去，專案組非要他「假話真說」不可。接著專案組按他的「坦白交代」提審了另外兩個所謂「參加黑會」的人。酷刑之下，這兩位也分別承認到「會」了，但參加會議的時間和地點，都與那位軟骨症患者的「坦白交代」捏不到一塊兒。
   
    但主案組「分析」認為：肯定開過「黑會」。這麼大規模的兵變計劃，不開會各軍區、各軍兵種怎麼統一到位?因而要求所屬所有分案組一律以那位軟骨症患者的「坦白交代」為準，「兵變」時間統一在10月1日。
   
    歷史就是這樣被強暴編造的。從此各分案組競相大打出手，只求目的而不擇手段。一位瘦小體弱的將軍已被罰站二十三個小時了，渾身一軟便栽倒了。一個塊頭很大的專案人員走上前，擰住他耳朵將他拎將起來，可手一松，他又像一攤泥似的癱軟下去。一旁的好幾個專案人員衝上去用翻毛大皮鞋猛踢他的小腿，疼得他抱住腿滿地亂滾哇哇直叫，直到他喊了聲「我交代」，那疾雨般飛踢來的「翻毛腳」才收住勁。一個專案人員將一枝筆往他手裡一塞，誘供說：「好好坦白，那天是個節日!」
   
    「五一?」
   
    「媽的，不對!」
   
    「那就是『七一』?」
   
    「還不對!再想想，是個很大的節日!」
   
    「那就是『八一』了!對，『八一』建軍節，我們軍隊的重大節日!」

「還是不對!不過差得不很遠了，再給你三十秒鐘考慮!」
   
    「難道是『十一』?」
   
    「唔，到底是哪天?說!」
   
    「『十一』，是『十一』!」
   
    「好吧，那你寫下來!」
   
    專案組人員認為這是「鬥爭的需要」，不以為恥!
   
    被迫害得最苦最慘的是裝甲兵司令員許光達大將。那些打手故意將麵條倒在樓梯上，逼迫許大將趴下去舔了吃，並放肆地呵斥說：「你中央委員有什麼了不起?你大將有什麼了不起?我們想什麼時候斗你就什麼時候斗你!」他的專案組組長、裝甲兵保衛部的某位副部長，在審訊時攥緊拳頭帶頭朝許光達當胸一拳，打手們紛紛赤膊上陣，幾次打得許光達心臟病發作昏死了過去。在場的醫生將他弄醒，打手們接著再打，直打得他內傷累累，卻不見出血。打手們打得他站不住了，就把他按在藤椅上打。有一次，一個狗熊般粗壯的漢子飛起一腳，將許光達連人帶椅踢翻，然後又把他揪將起來扔回椅子里，鮮血浸透了他的白襯衣和被強行扒掉領章的軍裝。
   
    專案組還對許光達施行車輪式滾動審訊。一次，身高一米八以上的一個姓黨、一個姓都的兩個大塊頭，一左一右地反擰住許光達的胳膊，將他的腰摁彎了九十度，主審人硬要他承認是「賀龍兵變總參謀長」，許光達據理力辯，堅決不承認，那個姓黨的打手一拳又一拳地猛打許光達的腹部，邊打邊狂叫：「我乾脆讓你白刀子進去紅刀子出來算了!」
   
    姓黨的打累了，姓都的上，同樣邊打邊叫罵：「你過去說我是小貝利亞，老子今天就打你這個老傢伙!」直打得許光達口中的鮮血順著嘴角往外流。
   
    許光達的身體終於被徹底摧垮了!1968年11月到1969年1月入院治療六十天，仍受審七十九次，被逼寫所謂的交代材料二十五份；又一次住院八十一天，受審二十九次、逼寫材料二十九份。1969年5月23日，許光達已報病危，專案組仍加緊審訊。5月31日，即許光達悲辭人世的前三天，人已卧床不起，專案組還將他拖下地向毛主席的像請罪!1969年6月3日晚十時二十分，許光達在既無醫護人員看護、又未獲准親屬陪護的情況下，慘死於病房廁所的馬桶上!只隔六天，即1969天6月9日，被折磨得骨瘦如柴不成人樣的賀龍元帥於上午八時送到三○一醫院，於下午二時也離開了人世……
   
    這些，都是如此這般專案組的罪惡記錄!!

1973年12月21日，毛澤東在接見參加中央軍委會議同志的談話中坦率承認：「我看賀龍同志(被)搞錯了，我要負責任呢!」對賀龍「要翻案呢，不然少了賀龍不好呢」，「不過這個人經常身上有武器」。
   
    1974年9月，鄧小平恢復工作時，賀老總的冤案終於得以昭雪。1975年6月9日——賀老總辭世6周年，周恩來代表毛澤東和黨中央參加了賀老總的骨灰安放儀式，對賀老總作了高度評價，再次肯定「賀龍同志是一個好同志」。這也等於為受「賀龍專案」株連的所有受害者恢復了名譽。但是「四人幫」和搞專案的一些人，竟然把周總理抱病參加的賀老總骨灰安放儀式誣稱為「復辟翻案的典型」。時至1978年的此時此刻，胡耀邦要求將中央專案組的一切檔案材料轉到中央組織部統一複查處理的當兒，有關專案組的一切違背黨的傳統精神的黑暗內幕，對胡耀邦和中組部的老資格來說，又早就不是什麼秘密。對如此專案組的一些人，在平反冤假錯案上，你還能抱什麼「善哉善哉」的指望么?耀邦斷然決定：對這些重大案件複查平反，中組部只能另起爐灶!
   
    耀邦一回到中組部，立即把干審局及政策研究室的一些同志請到自己的辦公室說：「有個案子，你們敢不敢翻?」
   
    「實事求是。」人們都這樣回答。
   
    「可是要擔大風險的喲!」
   
    「再大的風險，」有人說，「還能超過『四人幫』的?」
   
    耀邦說：「對，要有這份勇氣!」
   
    耀邦說：按照黨的一切工作都要實事求是的原則，就是對偉大領袖晚年搞錯了的事，也應該予以糾正。有些人硬扛著「兩個凡是」牌子不放，堅持一錯到底。針對這種態度，我們能不能這樣說：「凡是不實之詞，凡是不正確的結論與處理，不管是什麼時候、什麼情況下搞的，不管是哪一級什麼人定的、批的，都要實事求是地改正過來。簡單地說：就是用『兩個不管』的矛，去對付『兩個凡是』的盾!請大家議議行不行?」

大家說，應該這麼辦，這既符合歷史唯物主義精神，又簡明有力。這時，耀邦才向大家談了這次與汪東興等人的正面交鋒，並下達了準備「另起爐灶」的動員令。
   
    但為穩妥起見，耀邦覺得有必要首先取得葉劍英、鄧小平的支持。一天，他向中央負責人彙報平反冤假錯案、落實幹部政策工作時，反映了「六十一人案」中許多人及死者親屬要求複查的強烈願望，並表示中組部準備進行複查。
   
    不久，鄧小平又接到了有關「六十一人案」的兩封申訴材料。6月25日，他在其中一封材料上批道：這個問題總得處理才行。這也是實事求是問題。」7月4日，華國鋒也指示胡耀邦：「六十一人的問題要解決，由中組部進行複查，向中央寫個報告。」耀邦隨即指定干審局副局長賈素萍等四位同志，全力投入這項工作。
   
    耀邦說：作為專案工作的一個重要環節，那個「結論」所依據的有關材料，都是中央專案組已經整理好了的。真正有重要價值的實事求是的東西，恰恰是戴著有色眼鏡的人們最不屑一顧的。他們可算是做到了各盡所能地「各取所需」，把被立案的人置於「永世不得翻身」之地而後快。事實上，一個重大的案子，究竟是何原因搞起來的，這必須查清楚。在搞的過程中，中央專案組當然也做過一些調查；但那是「各取所需」的調查。他們所需要的，如獲至寶；他們認為不合「口徑」的，就不會寫到結論上去。而這沒被寫到結論上去的一些真實情況，如果光看那個「結論」是看不出其一絲痕迹的。所以，我們這「另起爐灶」，就必須下工夫對能夠提供原始材料的地方和人都走訪一遍，看看這些事情的來龍去脈究竟是怎麼回事。這樣，才能還歷史事實之本來面貌，才能分清哪些是當事人自己應該承擔的責任，哪些責任應是組織領導方面承擔的。這樣，才能真正地是非分明，對黨對同志高度負責。
   
    說完，耀邦又叮囑他們：此案關係重大。為減少阻力，先不宜聲張，要審慎、精細、踏踏實實地調查研究，珍惜每份資料，爭分奪秒，爭取三個月複查完畢，寫上複查結論，在黨召開十一屆三中全會時拿出來。
   
    談完話，正好吃午飯，耀邦也拿著自己的碗筷，和大夥邊走邊聊地向大食堂走去。他說：如果不把「兩落實」(指落實幹部政策，落實知識分子政策)抓得緊緊的、搞得美美的，我們的黨和國家就不會揚眉吐氣。而落實幹部政策、平反冤假錯案的最大突破口，就是對薄一波、劉瀾濤、安子文、楊獻珍這些同志的特大錯案的平反昭雪……
   
    進了大食堂，賣飯的大師傅一眼瞅見胡部長排在大老遠隊尾，連連大聲招呼：「胡部長!您靠前來；您工作忙，靠前來!」耀邦說：「大家都忙啊!你就順著來吧!」


耀邦買完飯，像往常一樣，與大家圍在一起邊吃邊聊。耀邦說：現在很多人都知道我們這兒又是「黨員之家」了。既然是「黨員之家」，我們就要形成這麼一股風氣：多跑門可羅雀的寒門，少走車水馬龍的大戶。一句話：多走冷門，少走熱門。
   
    「老賈，」他轉臉對坐在一旁的賈素萍說，「你能不能先抽空去看看薄一波?」
   
    這不用說，以後當然也該去看看劉瀾濤、安子文等人。雖然六十年代初，耀邦從湖南調往西北局擔任第三書記兼陝西省委第一書記之後，為制止時任西北局第一書記的劉瀾濤在「四清」運動中的「左」傾路線對農村廣大基層幹部的無情打擊和殘害，曾被劉瀾濤整了又整，整得很不輕；但是他很欣賞的「以天下為量者，不計細恥；以四海為任者，寧顧小節」的那種品德，不是光要別人去學習和實踐的，他仍然決心為包括劉瀾濤在內的「六十一人案」的徹底平反而勇往直前……
   
    賈素萍，一位忠誠幹練的老同志。革命戰爭年代，她就擔任過太行兵工廠的黨委書記。她急忙答應耀邦：「這就去。」
   
    當天下午，賈素萍一行四人就去探望了無家可住而臨時棲居於西直門外國務院第二招待所的薄一波。在第二招待所傳達室，賈素萍一見這位鬚眉皆白，被「造反者」打傷了一段脊椎骨而直不起腰的老者，便十分熱情地上前問候，並伸出手：「薄一波同志，您好!」薄一波頓即感動得涕淚交流。十多年來，不少的紅衛兵、專案組無數次地對他調查審問，從不稱他為「同志」，也不通報單位姓名，更沒有任何稍稍過得去的結果；而此刻站在面前的中組部派來的賈素萍等四人，不但親親熱熱地稱他為「同志」，還說明是奉耀邦部長的委託特地前來探望他的，所以他激動異常。

「今天我們先來看看您，聯繫一下。」賈素萍說，「請您根據自己的健康狀況，找個時間，我們再來聽取您的意見和要求。您看怎麼樣?」
   
    「不，」薄一波興奮而急切地說，「我的身體很好，不必另約時間，今天就談行不行?」
   
    邊說著，薄一波就把賈素萍他們請到自己的房間，一口氣談了七個多小時，一吐十多年來的悲憤和夙願。
   
    從此，賈素萍一行四人冒著盛暑，在京城到處奔走。他們找到了與「六十一人案」有關的周仲英、馬輝之、劉有光、朱則民、孔祥禎等多人並逐一交談。孔祥禎在交談中指著自己已經殘廢了的雙腿說：「過去紅衛兵和專案組的人多次來，口稱調查，可是比審訊還凶。我說的都是真實情況，他們全不信，還要逼著我在他們寫好的誣陷的結論上簽字；我不幹，他們就整我，把我的雙腿都整殘廢了。他們後來再找我『調查』時，我就不再同他們談一句話，給他們吃閉門羹!這次你們來了，我衷心歡迎……」
   
    8月上旬，賈素萍一行飛到了安徽合肥。一下飛機，江淮的炎熱使他們好像突然掉進了蒸鍋一樣，但他們還是立即前往安慶，在一間小平房裡找到了劉瀾濤 。這位原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一書記從西安被揪到北京，關押審訊了八年。1975年5月28日，他雖然被從監獄中開釋出來，但專案組仍把「叛徒」帽子扣在他的頭上，不給他自由，不許他和任何親友見面，並逼迫他「下放」安慶。為此他寫了一首小詩：「一九七五五二八，十年出禁總作罷。雲海蒼茫君何往，黨是親娘神州家。」以表明對黨對人民的赤子之志。現在見到了「黨員之家」派來的人，讓他傾述他們當年在敵人的監獄中與敵人的鬥爭，以及他的一家在自己人的「文革」中的悲慘遭遇，富有理智而堅強的劉瀾濤不禁熱淚滾滾。他熱誠地要用自己在院子里種的菜豆角親手做菜，招待賈素萍一行。賈素萍說任務緊，婉言拒絕了劉瀾濤的盛情，又僕僕風塵地趕到淮南去見安子文。
   
    被幽禁於淮南的安子文，面對他在「文革」前做了十多年部長的中組部來的同志倍感親切。他回想「文革」中被揪斗、被踢打擰掐，遭受過許許多多的迫害與凌辱，以及康生們強加的「叛徒」罪名，原以為人們早把他忘得一乾二淨，或仍然對他歧視敵視，誰知賈素萍一行不僅帶來了部分同志的關懷與問候，還帶來了平反冤案的希望。他剎那間苦屈難訴，嗚嗚痛哭不已。
   
    賈素萍一行結束了在安徽的調查訪問，又快馬加鞭地趕到山東、天津和吉林，然後再折往西安，去訪問一位年過七旬的知情人。連續數月，他們走訪了「六十一人案」中所有受迫害而仍健在的同志，研究了他們及其家屬子女的一摞摞申訴材料，查閱了中組部保存的這些同志檔案中的各人有關出獄經過的自敘，調閱了大量敵偽檔案，走訪了1936年擔任我們黨北平市委書記的李葆華、黨的「七大」期間熟知代表資格審查情況的中組部幹部科長王鶴壽和晉冀魯豫代表團的另一位副團長王從吾，並請他們都寫了書面證明材料。

「文革」伊始擔任中共中央東北局書記的宋任窮，也寫了證明材料，證明周總理當時曾給他一個電話，讓他這樣回答「揪叛徒戰鬥隊」的紅衛兵：「趙林(中共吉林省委書記)的出獄問題中央是知道的」，不能讓小將們在這個問題上胡亂髮難。
   
    張聞天同志的老伴劉英也寫了一份材料。她在材料中認真回憶當年張聞天作為黨中央總書記，是如何與毛澤東、任弼時等中央領導同志研究批准了劉少奇的那個建議，並給劉少奇回電的。
   
    中組部同志的調查研究緊湊而大有成效，直累得賈素萍心房纖顫，患了心臟病。寫證明材料的同志也爭分奪秒。1978年8月21日，悶熱的夜晚，于光遠汗流浹背地跑到仍是「摘帽右派」的曾彥修住處，急急如律令地說：「快快快，關於『六十一人』的問題，耀邦要我們趕快寫出證明材料。就是1948年春節，劉格平請吃飯之後，康生對我們談的那段話。」
   
    曾彥修一聽，連忙攤開紙，揮汗疾書。寫完，兩人簽了名，于光遠拿了就走，連夜送到耀邦家。
   
    耀邦連忙挑燈夜讀。這一段時間，耀邦不但常常夜讀這類送到家的材料，而且賈素萍等人每次調查歸來，他都立即聽取他們的彙報，認真閱讀他們寫的每一份調查材料，在這些材料上先後批寫了這樣一些字句：「這份材料很有用」，「這份材料很說明問題」，「送中央常委閱」，「根據這些充分的複查材料，可以起草報告提綱啦」。

1978年9月，中共中央辦公廳向全黨發出通知，在中南海懷仁堂召開全國信訪工作會議，研究如何處理日益增多的申訴信和上訪人員，如何落實政策才算執行毛主席的正確路線。
   
    這個會議，是胡耀邦剛到中組部時就向中央建議舉行的。汪東興遂讓耀邦主持會議，並在開幕式當天作主要講話人。
   
   
    明眼人看得出：這將是一場面對面的決戰。
   
    正因為這是一場面對面的決戰，歷來不愛宣讀講稿，而習慣於旁徵博引、嬉笑怒罵皆文章的胡耀邦，這次卻特別請來政研室和干審局的一些同志研究並協助起草講話稿。在研究中，有人提出耀邦最好不要去，理由是：「人家正要找你的碴兒呢，你還送到門上去?」
   
    耀邦說：這正是廣泛動員平反冤假錯案的最好時機，是踏破鐵鞋也難找的最好講壇，我們絕不能放過。我們永遠記住這八個字：堅持真理，旗幟鮮明。尤其在有關黨和人民利益的是是非非上，贊成什麼，反對什麼，更要明確表明自己的觀點，那種不講原則，「你好我也好」的庸俗腐朽氣，是同我們黨的性質水火不相容的。大家所以同意用「兩個不管」去針對「兩個凡是」，我想大概都有這樣的意思，就是不能再搞個人崇拜了。我相信我們的黨總有一天將會作出這樣的歷史性決議：永遠永遠地嚴禁個人崇拜。因為一搞個人崇拜，就根本談不上什麼民主，談不上實事求是，談不上解放思想，就必然要搞封建復辟。其危害之烈，莫此為甚!司馬遷在《秦始皇本紀》中說過：「秦俗多忌諱之禁，忠言未卒於口，而身為戮沒矣!故使天下之士，傾耳而聽，重足而立，鉗口而不言，是以三主失道。忠臣不敢諫，智士不敢謀，天下已亂，奸不上聞，豈不哀哉!」林彪、「四人幫」們搞了這麼多年的個人崇拜，對全黨全國造成的危害之大之重之深，難道還不夠嗎?
   
    耀邦說到這兒，在座的有人說：您說的都很對。但是現在，人家既然一直強調「兩個凡是」，就會說我們這是「砍旗」，而且在「真理標準」文章出來時就已經這樣大說特說了。對這種謬論的反駁，我們也得想得周全些。
   
    說得對。耀邦說：關於如何正確對待毛主席，我們與「兩個凡是」論者是有原則區別的。對待完整準確的毛澤東思想和正確的思想路線，我們一定要遵循不變；對毛主席晚年的錯誤，則絕對不能延續不變。否則，就是對黨對人民的不忠。
   
    這次談話后，一連數日，在中組部的部長辦公室，耀邦都抽出一點時間，向政研室的苗楓林等同志口授全國信訪會講話的主要內容，委託苗楓林起草講話稿。
   
    對耀邦的這個講話，苗楓林認為非同小可，很可能引發一場激烈爭論。因而在起草過程中，他盡量把觀點闡述得十分周密而無懈可擊。等把稿子弄好送給耀邦過目時，他又一次勸阻耀邦：「最好等時機成熟了再講。」耀邦一聽，不免有點氣，說：「你們這些人就是謹小慎微。」苗楓林請耀邦再考慮一下，耀邦義無反顧地說：「怕什麼!就是下油鍋，也總得有人下嘛!」
   
    這一邊，人們忙忙碌碌，心情歡暢；另一邊，有人氣得咬牙咯咯響。
   
    9月11日，就在全國信訪會議即將召開之際，剛剛印出了復刊第一期的《中國青年》雜誌，刊有《破除迷信，掌握科學》的特約評論員文章，就遭到了查禁。因為，文內有這樣的小插題：


林彪、「四人幫」是現代迷信的製造者；
   
    現代迷信是新長征路上的一大障礙；
   
    站在破除現代迷信的前列。
   
    文章提醒廣大青年：階級鬥爭的規律和現實告訴我們，科學與迷信的鬥爭是長期存在的；不但現代迷信妖霧未散，今後也很難完全避免再出現借「高舉」以營私的政治騙子，很難完全避免以更新更巧妙的形式出現的現代迷信。為堅持真理而勇敢鬥爭、不怕犧牲的大無畏精神，是永遠需要的……
   
    很顯然，這也是犯了「兩個凡是」、「永遠高舉」的大忌的。汪東興火急下令禁止發行。有些火爆不服氣的青年人急得沒法，把這篇文章和《春風吹又生》的復刊詞貼上了西單民主牆，還有人搬請共青團中央的元老鄧(穎超)大姐出面表示深切關注這件事。一位開國老將軍也為這件事給《人民日報》的一位同志打了電話，這位同志回答說「是汪(東興)副主席執意要這麼干」。氣得這位老將軍把電話一摜：「什麼副主席?」這時，汪東興才很不情願地，為這本青年男女廣泛喜愛的雜誌的發行開了綠燈。《人民日報》立即轉載了《破除迷信，掌握科學》一文。

9月18日，全國信訪工作會議如期開幕。耀邦從從容容地走上了懷仁堂講台，並發表了那篇講話。台下掌聲連連。他一回到中組部，一直提著心的苗楓林，急忙迎上去問耀邦的秘書張耀光：「講得怎麼樣?」張耀光回答了三個字：「很對勁!」耀邦說：「這是我平生第一次照本宣科。」
   
    「照本宣科」，還是出了事!按規定，大會秘書處應該立即把耀邦講話全文登上會議《簡報》。但是，等《簡報》發下來，許多代表都傻了眼：耀邦講話的精髓——用「兩個不管」針對「兩個凡是」的內容——被刪得一字不剩。接著，續出的《簡報》連篇累牘，借用某些會議代表之口，對耀邦的講話進行了一系列批評指責。其中據說是來自河南省的代表說：胡部長的講話也太離譜了!連毛主席定的案子都要否定，也太不尊重毛主席了!
   
    負責會議日常事務的，是中央辦公廳的一位副主任兼中央警衛局局長。按說，他沒有權力刪改主持會議的中組部部長的講話。耀邦遂找這位副主任兼中央警衛局局長問：「你這是何用意?為什麼要刪去這句話?」這位同志說：「這是汪(東興)副主席讓刪的。」耀邦轉身就走，沒說第二句話。
   
    會議閉幕，汪東興同志作了會議總結講話。他又直接面對全體代表宣告「兩個不管」的說法不妥。散了會，9月25日，耀邦找汪東興等同志討論這句話究竟有何不妥。被詢問的同志中有人反問耀邦：
   
    「如果是毛主席批的定的案子，你怎麼辦?」
   
    耀邦說，「我相信：如果他老人家還健在，也會恢復他一貫倡導的實事求是的。所以對他老人家過去批的定的被實踐證明了的冤假錯案，我們都應該平反改正。」
   
    對方又有人說：「『不管什麼時候、什麼人批的定的』，這說法未免太大而無當了!如果這說法可以成立，那麼國民黨時代定的冤假錯案，難道也得由我們去平?」
   
    耀邦即刻把這種挑釁也頂了回去：「國民黨都被我們推翻了，他們搞的冤假錯案就自然而然地都被平掉了嘛!」
   
    對方啞然。
   
    過了些日子，中組部的《組工通訊》發表了耀邦的講話全文，完全恢復了「兩個不管」。
   
    經過耀邦一系列委婉加強勁的鬥爭，「兩個凡是」的陣地越來越狹小，「兩個不管」的洪流節節壯大。到最後，汪東興等人不得不把中央專案組管轄的所謂「大案、要案」，全都轉交中組部重新複查。1978年11月20日，中組部向中央報送了《關於「六十一人案件」的調查報告》。這《報告》列舉了大量經得起檢驗的歷史事實后說：
   
    我們認為，「文革」中提出的所謂薄一波等「六十一人叛徒集團」是不存在的，是一個錯案。遵照偉大領袖毛主席關於「有反必肅，有錯必糾」的一貫教導，我們對這一重大案件的結論和處理意見是：


(一)薄一波等同志在敵人的反省院對敵鬥爭的表現是好的。出獄時他們在敵人擬好的「反共啟事」上捺手印，並發表在當時平津的報紙上，是執行黨組織的指示。當時北方局的決定並不只是劉少奇個人的意見，參與決定這個問題的還有柯慶施等當時北方局的領導同志。1936年，張聞天同志是中央的總書記。他的批複應該看做是代表中央的。許多同志說明，毛主席(事後)曾向他們表示中央知道他們出獄的經過，這一點應該認為是可信的。中央和北方局根據當時華北民族鬥爭和階級鬥爭形勢以及薄一波同志等在反省院的表現，指示他們可以履行敵人規定的手續出獄，以便為黨工作，這是組織上當時在特定的歷史條件下採取的特殊措施。現在沒有理由也沒有必要去重新審議當事人和北方局指示；即使認為這個指示有什麼不妥，那麼責任也只在於指示者，而不應歸咎於指示的執行者。
   
    (二)對那些根據黨組織的指示，在敵人擬好的「反共啟事」上捺手印並登報后出獄，在文化大革命中被錯誤處理的同志，應該恢復其黨籍，恢復其原工資級別，酌情安排適當工作。因這一問題而使其家屬、親友受到株連和錯誤處理的，也應改正過來。已經去世的，應做好善後工作。
   
    (三)在這批黨員中，有被捕后，在入反省院以前敵人審訊時，有自首變節行為，或有其他政治錯誤，對這種人，應根據其問題的性質情節輕重，另作結論。至於薄一波、安子文等同志說的，在六十一人中，有少數人不是根據中央和北方局的指示而是自願發表「反共啟事」出獄的，對這種人，應當加以鑒別，另作結論。
   
    (四)對薄一波、劉瀾濤、安子文、楊獻珍等同志工作中的錯誤，包括嚴重錯誤，應當實事求是地另作結論。
   
    1978年12月16日，作為中國共產黨又一個重大歷史轉折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的前一天，中共中央發布了「中央同意中央組織部《關於『六十一人案件』的調查報告》的通知」，要求各級黨委向所屬全體黨員和黨外群眾廣泛傳達。
   
    隨之，在中央工作會議和十一屆三中全會上，對為數寥寥的「兩個凡是」論者作了最後衝刺之後，一向對黨對人民耿耿忠心的彭德懷元帥的「廬山沉冤」也被昭雪於天下；陶鑄也與薄一波等人一起，從「叛徒」的桎梏中被解放出來……
   
    歷史的尊嚴不容褻瀆!經得起反覆檢驗的真理才能無敵於天下!華國鋒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十一屆三中全會上宣布了這一系列決定。雷厲風行的胡耀邦即刻回到「黨員之家」研究部署，迅速從外地接回健在的同志，處理好含冤而死的同志的善後；有些同志病老傷殘，不便行走，組織部的同志一一前往拜訪，加緊解決他們的困難。這一切，都如胡耀邦所一再叮囑的：快刀斬亂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