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漢：吳敬璉和楊奎松兩位教授打架了 - ZT 啥時候打的架？

吳敬璉和楊奎松兩位教授打架了

老 漢




昨天剛讀完黎陽寫的《「左派」、右派、兩面派》 的文章，今天又看到楊奎松的文章，看來像黎陽寫的兩面派這類人物真不少。有些人只要個人利益的需要，就可以造出一個根據來。吳敬璉教授說，「改革開放以來，中國黨政領導針對「左」的路線下，分配的平均主義極大地損害了人們的生產積極性和抑制了經濟效率提高的嚴重情況，提出「效率優先，兼顧公平」的方針。」這裡攻擊的顯然是毛澤東時代的平均主義，「平均主義」極大地損害了人們的生產積極性和抑制了經濟效率提高的嚴重情況，造出這條「平均主義」的謊言，其目的是要說明國營企業效率低，養賴漢，需要打破大鍋，砸爛鐵飯碗，為了提高效率，不養賴漢，需要大批國營企業人的工人下崗。楊奎松也是教授，年齡比吳敬璉教授輕一點，他說毛澤東時代的工資差距不僅比現在大，比國外的資本主義國家也大，根本不是平均主義。按照他的說法，再加上吳敬璉教授的差距出效率的理論，過去的效率應該很高很高。那麼與吳敬璉教授下面的一句話又發生了嚴重的矛盾，「中國黨政領導針對「左」的路線下，分配的平均主義極大地損害了人們的生產積極性和抑制了經濟效率提高的嚴重情況，提出「效率優先，兼顧公平」的方針。」根據楊奎松教授的論據正確，那麼中國黨政領導是錯誤地估計了形勢，根本不存在「左」的路線，積極性、效率都很高，改革也就失去了依據 。看來吳敬璉和楊奎松兩位教授打架了。

但是左派再有理，話語權不在你手裡，你講的再有真理，也不讓你公開發表，不讓你爭論。所以說一切要以右派說了為準，」說你是，你就是，不是也是，說你不是，你就不是，是也不是。」 楊奎松教授說得對，「必須先解決權利平等問題。沒有權利的平等，就會存在種種弊端，也就不存在任何真正意義上的分配公平，更不要說什麼分配平均了。」老百姓連平等的話語權都沒有，還能有什麼分配上的平等。精英們的胃口很大，他們已經得到了老百姓得不到的許多權利，但他們還不滿足，還要權利平等， 他們還想要……

2007．8．31．

魯迅說過：「『左翼』作家是很容易成為『右翼』作家的。」「這樣的翻著筋斗的小資產階級，即使是在做革命文學家，寫著革命文學的時候，也最容易將革命寫歪；寫歪了，反於革命有害，所以他們的轉變，是毫不足惜的。」

豈止是作家文學家，其他人又何嘗不如此。許多如今出名的右派自由派，當年可都是「左」得出奇的主兒。

——比如，是誰最先「發明」的那個58年「大躍進」中最有名的口號：「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產」？不是毛澤東，不是劉少奇，不是鄧小平，而是——胡績偉。身為當時「人民日報」的副總編，提出了這一口號，發了社論，狂熱鼓吹主觀唯心主義，「左」不「左」？

然而就是這麼一個當時「左」的發狂的主，後來搖身一變就把一切責任全推給了別人：「國家赤地千里、餓殍遍野的慘象完全是我們黨造成的。」——你發明鼓吹的「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產」算不算在內？不提。此公如今又成了「民主鬥士」，開口閉口「黨史從頭起就應該改寫」、「只有突破共產黨一黨專政的統治，才能使我國最終成為一個真正的民主國家。這是歷史的潮流，也是幾十年的慘痛教訓。新一代的黨的領導人必須有這種覺悟」、「毛氏王朝那幫厲行專制獨裁的當權人物，從根本上一錯再錯、錯上加錯地堅持一黨專政的統治，把黨內外真正抱有民主思想，真正有志於民主事業的各界優秀人物一批一批地打壓、摧殘下去，並在各種名目下的政治運動中，受到「無情打擊」和「殘酷鬥爭」。他們千百次所說的「無產階級民主比資產階級民主高千百倍」的所謂「列寧主義原則」，在理論上是偽科學，在事實上是大騙局」、「我把所謂社會主義道路比喻為『古道』，把共產黨一黨專政的體制比為『瞎馬』，把毛朝末代的核心領導比作『狂人』。大家看吧：騎著一匹瞎馬，沿著古老道路堅持走下去的狂人，面臨的已經是深谷絕壁！如果還不懸崖勒馬，當然只能是粉身碎骨了」……從極「左」到極右，夠典型的吧？

——又比如，當初是誰最先「發明」的「兩個凡是」？就是那個「改革開放論壇理事長」、「中共中央黨校常務副校長」、號稱「黨內一支筆」的鄭必堅——此公當年信誓旦旦「凡是毛主席作出的決策，我們都堅決維護；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們都始終不渝地遵循」，如今則滿臉諂笑向美國人搖尾乞憐：「面對這樣的共產黨……美國有什麼可以擔心的呢？」而美國國務院第二號人物佐利克則公開誇獎鄭必堅：「我很高興地認識這麼一位有識之士。他在中國經歷巨變的時刻通過中央黨校這個論壇影響了很多官員的觀念。」——從「兩個凡是「到「在中國經歷巨變的時刻通過中央黨校這個論壇影響了很多官員的觀念」，算不算從極「左」到極右？

——更有名的應該算是吳敬璉。此公今天號稱「吳市場」、「學者的良心」，當年呢？

吳敬璉女兒寫的《我和爸爸吳敬璉》一書披露了以下事實：

吳敬璉「大義滅親」，跟當了「右派」的父母堅決「劃清界限」，毫不留情「揭發批判」。

吳敬璉「文革」中是「五．一六」分子（「五．一六」是文革中以炮打周總理、大鬧打砸搶而聞名的一個組織）

吳敬璉積極參與了批判孫冶方。（1964年組織批判孫冶方，吳敬璉是最得力的棍子手，用棍子學術模式（包括個人人身攻擊）進行對孫冶方的批判。）吳敬鏈后又同樣的方式猛批自己的老師顧淮。

吳敬璉當初「左」到了家，教訓老婆不許坐沙發，說無產階級都坐凳子，你為什麼要坐沙發？而吳敬璉更不止一次對全家人宣布：「一個人不應該有兩件以上的襯衫。」他對女兒往鉛筆盒、橡皮上寫名字很反感，「不要把這麼一點點小東西都變成『私有財產』」

有人或許爭辯說這些都是「文革」那個特殊歷史時期的事，不算數。那麼「文革」之後呢？

號稱「吳市場」的吳敬璉在十二大開過之後的1983年還在起勁地批判「市場經濟」，大罵「從計劃經濟改變為市場經濟」的主張是「同20世紀二三十年代社會主義論戰中以米塞斯和哈耶克為代表的反社會主義派的觀點相似」。（吳敬璉：《論社會主義的計劃經濟屬性和商品經濟屬性》，《工業經濟管理叢刊》1983年第9期）

當年「左」得出奇，如今右得抓狂；當年「大義滅親」的「無良心」成了今天的「吳良心」；當年起勁批判「市場經濟」的「無市場」成了今天「言必稱市場」的「吳市場」；當年連沙發、第二件襯衫都斥為「資產階級生活方式」的極「左」，如今則右得連資本主義國家都不能容忍——一方面作為國家證券委的評審委員，一方面擔任推薦公司上市業務的券商董事：這種「制度性腐敗」在西方國家都是絕對不能接受的犯罪行為——真是「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不是我不明白，這世界變化快」。

不過「左」也好，右也罷，其實都是表面現象。不管如何變來變去，其實「萬變不離其宗」——謀私利。什麼「學者的良心」、「理性思維」，全是信口開河；滿嘴的仁義道德，滿肚子的男盜女娼；說是為民請命，實際全是假公濟私。普通老百姓愁的是買不起房子，人家愁的卻是自家的停車場不夠大，放不下五六輛汽車。俗話說「狡兔三窟」，人家護照隨時都備上五六本，比狡兔更狡。所以說所謂「左」派右派其實全都是兩面派。只要有利可圖，需要「左」就「左」，需要右就右，根本沒有一定之規。正如魯迅所說：「無論古今，凡是沒有一定的理論，或主張的變化並無線索可尋，而隨時拿了各種各派的理論來作武器的人，都可以稱之為流氓。」「所以外面雖然好像突變，其實是並非突然的事。倘沒有應具的條件的，那就是即使自說已變，實際上卻並沒有變，所以有些忽然一天晚上自稱突變過來的小資產階級革命文學家，不久就又突變回去了。」

有些人開口閉口罵批判「主流精英」的人是極「左」、「文革餘孽」。其實真正的極「左」、「文革餘孽」往往恰恰正是這些「主流精英」：當年鬧極「左」，如今變極右，從頭到尾一個兩面派。不信翻翻這些人的老底子，歷史地看，全過程地看，保證一目了然。

「左派」=右派=兩面派不是什麼新鮮發明，「古已有之」。既然如此，為什麼偏偏總是這種人吃香？簡單得很，「上有所好，下必甚焉」。當權的喜歡兩面派，兩面派怎麼可能不吃香？

那為什麼當權的喜歡兩面派呢？只能有兩種解釋：要麼是蠢貨，要麼自己也是兩面派——看不出兩面派而用之者是蠢貨，明知其為兩面派還偏要用之者則是更大的兩面派。這就叫「臭味相投」。

「兩個凡是」的發明者是紅旗雜誌的主編熊復，一個終身以「批判資本主義」為使命，卻在下台前從未見過資本主義一面的「紅色專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