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去的中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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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08月29日 09:00中國青年報

浙江學者傅國涌對上虞白馬湖畔的春暉中學思慕已久。20世紀20年代初，夏硏尊、朱自清、豐子愷、朱光潛等人曾在那裡任教，留下了中國近代教育史上的一段風流。對做過鄉村中學教師的傅國湧來說，那是他心嚮往之的地方。

2005年夏天，他終於來到這所「夢中出現過」的學校。剛剛放了暑假，校園裡空蕩蕩的，招貼欄上墨跡猶新的是高考成績光榮榜，文理科分數排列儼然。傅國涌猛然感到，這裡已不是當年那個洋溢著創造樂趣、以求知為最終目標的春暉，而是全封閉教學、以考分決高下的春暉。他清楚，「當然這不是春暉的悲哀，普天之下莫不如此，春暉不能倖免」。他來這裡只能憑弔歷史：「古人說物是人非，如今恐怕是物也非、人也非了。」

北京大學教授陳平原研究晚清歷史，涉及到當年轟動一時的一件事。杭州一位滿族婦女惠興創辦貞文女學，卻因民眾冷漠而面臨倒閉的危險，於是她吞服鴉片自殺，希望以此喚醒大家對新教育的支持。各界為其精神所感動，募集資金，繼續把這所學堂辦下去，並更名為惠興女學堂。上世紀50年代后，這所學校更名為杭州十一中學，及至90年代又改回惠興中學的名稱。

陳平原曾專門去踏訪這所中學，可惜校方沒能保存多少校史資料。在他看來，這樣有歷史、有故事的老中學，有必要認真發掘、清理自家的傳統。

然而無論是春暉還是惠興，那些只為少數學者珍視的辦學傳統，常常難以進入公眾視野。傅國涌注意到，當下有關老大學的書籍已不少了，但有關老中學的書籍卻難得一見。

這或許與人們頭腦中固有的對中學的偏見有關。陳平原就曾被問到：一般我們覺得中學最主要的事情就是考上大學，關注中學的歷史和文化環境，對一個人的作用有多大呢？研究中學的歷史和對老中學的記憶，對我們今天有什麼意義呢？

這讓傅國涌感到失望。他認為，中學自身須有清楚的定位，它不是通往大學的輸送帶上一個機械的環節，不是大學的預備學校，不是大學生生產流水線，而是應有自己基本的獨立價值。比如要讓每一個學生的人格得到陶冶，知識得到訓練，視野得以開拓，即使不再升學，作為一個人，他的文明素養，他對世界的認識，對社會人生的理解，也都在這個階段初步得以成型。

面對今天的中學教育，傅國涌擔憂，「一個人一旦錯過了中學時光，要想再補救確實就有點晚了。」他很贊同在一次《中學人文讀本》的座談會上，歷史學者雷頤的發言。雷頤說，一個人在中學階段所讀到的東西，會溶進生命，化入血液，而到了大學階段、成年以後讀的，往往只能作為知識存在。

曾有記者問傅國涌：「你心目中理想的中學應該是什麼樣的？」他不假思索地回答：「我理想的中學已經不需要虛構，不需要想象，它們曾經存在過了，在不太遙遠的歷史中，在20世紀前半葉。南開中學、北京師大附中、揚州中學、春暉中學、天津耀華中學……還有許多並不知名的中學都是我心目中理想的中學。」

「一個老師、一所中學如果不能給予學生在人格、精神上的影響，就不可能是好老師、好中學，無論其創造多高的升學率。」傅國涌篤定地說。

痛感於此，他收集老一輩知識分子的舊文新作，編了《過去的中學——人生最關鍵階段的教育和學習》。書中，透過許多老輩人的回憶，人們恍然發現，不僅那些百年名校有許多可圈可點之處，就是散落在全國各地的普通中學，無論公立、私立，還是教會中學，「都一樣富有特色和個性，一樣卓有成效，培養出了許多民族精華」。

理想的中等教育，是全人格的教育，決非何種職業之準備

1901年成立的北京師大附中是中國最早創辦的公立中學之一。從1922年始，北京高等師範學校（即北京師範大學前身）教授林礪儒兼任北京高師附中主任（即校長）長達10年。在他治下，學校率先推行六三三學制（初中高中各三年），對中國中等教育革新有開拓之功。

林校長就任附中主任的演說《我的中等教育見解》中，批駁了中學教育不過是通往大學的一道橋樑這樣的謬見。他提出，「中等教育其自身就是目的，決非為將來某種專門之準備」。所以，「中等教育的任務就是引導少年人格之放射線到各方面去。例如文學的陶冶，並非要把少年立刻造成一位名家，也不是準備將來賣文討飯，乃是要引導他的人格的活力往文學方面去。科學的陶冶也不是要養成科學家或準備做農工，乃是要引導他的人格的活力往科學方面去。藝術的陶冶也是一樣的理由。……我認定理想的中等教育，是全人格的教育，決非何種職業之準備。要全人格的陶冶受得圓滿，那麼將來個性的分化才算是自然的。若有人問我中學畢業生做什麼，我就說也不為士，也不為農，也不為工，也不為商，是為人：也可為士，也可為農，也可為工，也可為商。」

師大附中當年出了兩個學生，一個陳舜瑤，一個池際尚，很好地詮釋了林校長的這段話。陳的各科成績都極出色，老師們常誇她為附中十幾年中最好的學生。大家都以為她將來定能成為大科學家。誰知，抗戰期間她在重慶成了周恩來的秘書，在周手下工作直到全國解放。陳舜瑤的同班同學池際尚，在學生運動中非常活躍，所有人都以為她將來會成為一個革命家，結果她後來卻成了著名的地質學家。

畢業於師大附中的哲學史家、北大教授張岱年說，自己永遠忘不了林校長1924年對全校學生的一次演講。其中講到德國哲學家康德的三大律令中，最重要的一條就是把人人都看作目的，不要看作手段，並認為這是康德的大發現。今人感慨：校長對著全體中學生大講康德哲學，不知該慨嘆教的人水平高呢，還是聽的人程度深。

師大附中《校友會會刊》當年發表紀念馬克思的文章，國民黨當局要抓人。林校長毅然站出來，說不能由學生負責，「是我們教師沒有仔細審查稿，我們要做檢查」。

張伯苓任南開中學校長，留下近代教育史上的一段佳話：陶行知在南京辦的曉庄師範被封，陶本人遭通緝，被迫出國。他寫信給張伯苓，希望其子陶宏能到南開中學讀書。陶行知的教育思想和辦校方法，與南開截然不同。但張伯苓面對陶行知的託付，欣然答應，讓陶宏免費入學，絲毫不顧忌通緝之事，也不擔心陶宏把曉庄的思想帶到南開來。

除了有擔當，老中學校長往往還有讓賢的風度。茅盾回憶過自己在湖州中學求學的一段經歷：一日，久未視校的校長沈譜琴突然召集全體學生講話。沈校長說自己做校長多年，對教育卻實在是外行。旋即鄭重介紹與他同來的一位矮胖老人，「這位錢念劬先生，是湖州最有名望的人。錢先生曾在日本、俄國、法國、義大利、荷蘭等國做外交官，通曉世界大勢，學貫中西。現在錢先生回湖州來暫住，我以晚輩之禮懇請錢先生代理校長一個月，提出應興應革的方案。」

教育家經亨頤，一生歷任浙江第一師範學校、春暉中學和省立寧波四中校長。1920年創辦的私立春暉中學，是他經歷多年對「政府摧殘教育」、「亂我清凈教育界」之不滿后，依其「以哲人統治之精神自謀進行」的思路辦學。這所中學，寄託著經亨頤的教育夢。如今，他與夫人的墓碑仍立在校園內。

中學校長之任，曾經代表著有識之士的一種教育理想。天津耀華學校校長趙君達是哈佛大學的法學博士，回國后先為北洋大學教授，但他一直有志於基礎教育。耀華學校創立后，他辭去大學教職應聘為校長，希望按自己的意圖辦一所完整的中小學。在許多耀華學生看來，這本身就體現了過人的膽識和理想主義。

趙校長治校極嚴，每天早晨都在大門口迎接師生，8點鐘上課鈴響過後就關校門。遲到者只好在大門外站到第一堂課後再放行。據說有一次校長自己遲到，他也堅持不讓門房開門，在門外等了一個鐘頭。

天津淪陷后，利用耀華地處英租界的條件，趙君達接納不能隨南開大學遷往內地的南開中學的學生，使大批學生不致失學。同時，他拒絕按日偽旨意更換教科書。1938年夏，趙在早晨散步時遭暗殺。耀華師生視校長之死為以身殉職、殉國。

好校長治下的好中學，甚至能為好的大學校長奠定教育理念的基礎。當過華中理工大學校長的中國科學院院士朱九思多次提及揚州中學給予他的深刻影響：「我很幸運，青少年時上的中學是當時很好的一所中學——江蘇省立揚州中學。當時的社會輿論是『北有南開，南有揚中』。我在揚州中學接受了6年教育。這所學校一個突出的優點，就是文理並重。……我中學時代母校的辦學模式，給了我終身難忘的印象，成了我思想深處辦學的一個重要榜樣。」

在朱九思的記憶里，揚州中學的好，首先好在教師水平高。校長周厚樞，留學美國，在麻省理工學院取得碩士學位，「他最大的功勞就在於聘請了一批好教師，不僅從本地聘，而且從江南聘，因為江南不論在經濟上還是文化上都比揚州所在的江北發達。不僅主課教師要聘好的，而且音、體、美各科教師也要聘好的」。

名報人徐鑄成早年就讀於無錫的江蘇省立第三師範（當時此類師範學校為中學程度）。學校第一任校長顧述之規劃設計了制度和辦學方針，定校訓為「弘毅」，取意於「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這些給徐鑄成的感覺是，開闊了學生的眼界，立志於做一個於國於民有用的人。學校的各科教師，都是顧校長精心挑選的，國文教師錢基博、錢穆等人，尤為一時之選。

北京101中學的前身晉察冀邊區聯合中學，僅存在3年，卻頗值得注意。它與解放區所辦的其他培訓式學校完全不同，是一所準備全國解放后同國統區中學接軌的正規中學，所以各門課程幾乎都有。校長郝人初能比較自由地實行他的教育思想，沒受到外來干預。他用人主要看專業水平，不拘泥於一般的「歷史問題」。這種信任教師、從不干涉教學的氣度，被學生稱為「頗有蔡元培先生的遺風」。

當教育傳達出對學生的善意、信任和關愛時，喚醒的是學生的向學之心和向善之志

朱自清曾任教於春暉中學。一次，學生王福茂寫了一篇作文《可笑的朱先生》。其中寫道：「他是一個肥而且矮的先生……近右額的地方有個圓圓的瘡疤……最可笑的，就是他每次退課的時候，總是像煞有介事的從講台上大踏步地跨下去，走路也很有點滑稽的態度。」朱自清不以為忤，反而在這篇作文下面畫了許多雙圈，並在課堂上讀給大家聽，贊其是一個榜樣，描寫人讓人讀後如見其人。

研究過春暉中學校史的張清平評價：當教育傳達出對學生的善意、信任和關愛時，喚醒的是學生的向學之心和向善之志。

北京師大附中的數學老師程廷熙，鼻子大，又有些鷹鉤，學生給他起外號「程大鼻子」。學生對他的教學非常佩服，但有時也跟他開小小的玩笑。一次，某生上課前在黑板上畫了程先生的側臉像，特別突出了大鼻子。全班擔心程先生進來會大發雷霆，誰知他站在講台前，對著黑板端詳了好一會兒，笑了笑，操著他那皖南口音評論道：「嘴太小，鼻子太彎。」同學們哄堂大笑，緊張氣氛一下子鬆弛了。

夏硏尊曾留學日本，先後在復旦大學任教、在暨南大學任中文系主任，並在開明書店出任過編輯所長，然而他在春暉教書時期，卻對學生說：「我是只配教教初中的。教高中就不勝任了。」後來朱自清應聘到春暉任教，還未到校，夏硏尊就向全班宣布：「朱自清先生就要來校了。朱先生學問比我好，他來后請他擔任你們二年級的課。我仍教初一年級。」

同樣在春暉，訓育主任匡互生初到校。晚飯時學生們照例進入食堂（教師另有食堂），卻見一位身穿長衫，方臉濃眉，兩眼炯炯，身材中等結實的人，進來坐下。大家都驚異地看著他。「先生，這是學生食堂。」「啊！我叫匡互生，和大家第一次見面，我和同學一起吃。」他操著濃重的湖南口音說道。

讓朱自清快樂的是，當時的春暉「邀集了一批氣味相投的朋友執教」。朱光潛在春暉教英文，與朱自清身材相似，性情相投，許多人以為他們是兄弟。朱光潛的第一篇美學論文《無言之美》，就是在朱自清、夏硏尊的鼓勵下寫成於春暉的。

陪都重慶時期，南開中學的國文老師孟志蓀，畢業於金陵大學外文系，學的是西洋文學，幾十年教的，卻是中華文學。他那一口略帶天津口音的普通話，給南開學生打下紮實的國學基礎，儒、道、墨、法諸子均有所涉獵。學生回憶，聽孟老師教書真是如沐春風。

南開中學從初一到高三，國文課教材均自編，孟志蓀為主編者之一。當時蔣介石欣賞的王陽明，一篇也未入選，而曾國藩家書只選了一篇。時人評價，從這裡可看出孟夫子沒有絲毫媚骨，「在那個高壓時代，這是多麼難能可貴」。

當時南開還曾出過一個關於偏科的故事。其中所透露的，不僅是學生的才華，更有中學老師的風采。南開學生謝邦敏富有文學才華，但數、理、化成績不佳。1941年畢業考試時，他物理交了白卷，但心有不甘，即興在卷上填詞一首，調寄《鷓鴣天》。物理老師魏榮爵水平之高、態度之嚴謹，校內有口皆碑。他評謝的卷子，也在上面賦詩一首：「卷雖白卷，詞卻好詞。人各有志，給分六十。」於是謝邦敏順利畢業，並考入西南聯大法律系，畢業后先在北大法律系任助教，後任職法院，成績斐然。

史學大家錢穆就讀常州府中學堂時，國文老師童斐平日里莊嚴持重，步履不苟，同學以道學先生稱之。然每逢上課，童先生便判若兩人，「善詼諧，多滑稽，又兼動作，如演文明戲」。講《史記·刺客列傳》中荊軻刺秦王，他會夾著一卷地圖上講台，邊講圖窮而匕首見，邊翻開地圖。圖窮，果然有一把小刀。他拿起刀，擲向教室後面的牆壁，竟入壁而不落。然後開始繞講台疾走，效追秦王狀。

學校崑曲選修課也由童斐教導。錢穆隨他學吹簫。後來，「遇孤寂，輒以簫自遣，年逾七十，此好尚存，實為生平一大樂事，則乃伯章師當年之所賜也」。

名律師張思之至今仍感念60餘年前的一堂中學語文課。抗戰時四川三台的國立十八中，東北大學教授傅庚生應邀來校教國文課。那堂課講李清照的《聲聲慢》，詩意濃濃，闡發精微，使張思之為之迷醉，也開啟了他終生對宋詞的愛好。

張思之回憶，高二時的英語課，老師是英譯《紅樓夢》四家之一，分譯了二十回。課上，他笑著告訴學生：即使是薛蟠的幾句歪詩，也難譯得傳神。張思之仍記得這位老師低吟懷念初戀情人的詩作時的哀怨聲調，「他讀英文詩真有味道」。

晉察冀邊區聯中時，國文老師給藍英年和同學們講李後主的詞：「簾外雨潺潺，春意闌珊。羅衾不耐五更寒。夢裡不知身是客，一晌貪歡。」在當時環境下，這讓學生們覺得簡直不可思議。2004年，藍英年和同學去看望這位國文老師，問他當時怎麼會講這個。他答，雖然有顧慮，但還是大膽選了，因為「你們應當知道中國文化的精華」。

衡量一所中學好不好，主要不是看它的佔地面積、校舍樓房、先進儀器之類

清華大學老校長梅貽琦曾留下名言：「所謂大學者，非謂有大樓之謂也，有大師之謂也。」傅國涌套用這句話：衡量一所中學好不好，主要不是看它的佔地面積、校舍樓房、先進儀器之類，而是看它能在多大程度上吸引、凝聚最優秀的老師，能在多大程度上培養出具有獨立思考能力的學生，開啟他們的心智。「與這些關乎到教育本身目的的指標相比，那些只能讓平庸之輩、趨附之徒用來自豪、自誇甚至作為進身之階的硬體，都將失去重量」。

曾有記者問陳平原：縱覽這一百多年的歷史，一所優秀的中學最珍貴的品質是什麼？陳回答，一是培養學生良好的交流與對話的能力，一是形成豐富多彩又別具一格的校園文化。

他解釋說，現在的中學生，不少書讀得很好，但缺乏與他人溝通的能力。學生出了問題，我們常在思想道德上找原因，其實好多時候是心理障礙。健康的心理狀態、良好的人際交往，還有審美以及愛與被愛的能力等這些對人生影響極深的因素，大都是在中學時代形成的。

之所以強調校園文化，因為中學是養成氣質的地方。陳平原在台灣大學授課時，同事教他辨認哪些是建國中學的男生、北一中的女生，往往很准。那是台灣最有名的男校和女校。大陸其實也一樣，好中學的學生，大都有一種特殊的氣質，這是校園文化熏陶的結果。「不能說哪個中學或哪些風格最好，但好中學一定是有個性的。」陳平原說。

當年南開校門側，懸一大鏡，鏡旁鐫刻箴詞曰：「面必凈，發必理，衣必整，紐必結，頭容正，肩容平，胸容寬，背容直；氣象：勿傲，勿暴，勿怠；顏色：宜和，宜靜，宜庄。」學生出入，知所儆戒。哈佛大學校長伊利奧博士（Dr．Elliot）來校參觀，見南開學生儀態與在其他學校所見者不同，很好奇。張伯苓於是領他到鏡旁，將箴詞詳加解釋。

著名指揮家李德倫上世紀30年代就讀於北京師大附中。他把「附中味兒」總結為附中多年來積累形成的校風，「這個校風就是濃厚的學術空氣、文化氣息、好學精神、文雅而富於幽默的談吐和愛好體育健康活潑的作風，不死讀書，而是生氣勃勃，具有廣闊的視野」。他在校運會上參加長跑比賽，最後一個跑下來，結果得了個「堅持獎」。

陳平原覺得，一個百年老校，和一所剛創立的新學堂，感覺就是不一樣。這個不一樣，除掉有形的建築，更重要的是學校的風格，「所謂的『傳統』，不是三五年就能夠形成的」。

傅國涌在春暉中學校內還能見到經亨頤的銅像和墓碑，在校外也還能見到夏硏尊住過的「平屋」和豐子愷住過的「小楊柳屋」，但他能觸摸到的，卻只是歷史的記憶。

當年，夏硏尊在這裡實踐「愛的教育」。假日學生出門，他會殷殷地拉著叮囑：「勿吃酒！銅鈿少用些！早些回校！」

春暉最大的兩間教室，是美術教室和音樂教室，豐子愷任美術、音樂老師。蔡元培在春暉的演講中肯定和讚美了這裡的「美的教育」。唱著「碧梧何蔭郁，綠滿庭宇，羽毛猶未豐。飛向何處？乘車戴笠，求無愧於生。清歌一曲，行色匆匆」這樣的畢業歌離開校園的春暉學子，會擁有怎樣的精神世界和心靈？

豐子愷第一幅公開發表的水墨漫畫「人散后，一鉤新月天如水」，便作於春暉任教期間。只是，他們那一輩人真散去后，意境已經不再。

俞平伯在春暉旁聽了朱自清的一堂國文課，認為「學生頗有自動的意味，勝第一師範（浙江一師）及上海大學也」。其實，當年許多中學培養出來的學生，水平之高、見識之廣、思力之深，在今天看來近乎「匪夷所思」。

學者散木讀了1932年北京師大附中學生刊物《附中新聞》上一篇名為《剿匪》的短評，驚訝於這些中學生的見解。把它和一年後發表於大刊物《自由言論》上留美教授彭文應寫的《剿民乎？剿匪乎？》相較，他覺得，幾乎找不出什麼差距。

胡適入上海澄衷學堂時，還叫胡洪馬辛。因讀《天演論》，用「適者生存」的「適」，取表字「適之」，並偶用「胡適」作筆名。1910年考取留美官費時正式用胡適的名字。就這樣一個中學生，讀梁啟超的學術思想史，缺了幾個部分，失望之餘，「自己忽發野心，心想我將來若能替梁任公先生補作這幾章，豈不是很光榮的事業」。「這一點野心就是我後來做《中國哲學史》的種子」。

歷史學家蔣廷黻回憶，他在上湖南湘潭的教會學校益智中學時，西洋史課上讀過麥爾斯所著《通史》中譯本后，便「認為我應該研究整個西方世界的進步情形」。念書之外，他和同學常做白日夢，其中最重要的一種是救中國。「我們幻想許多使中國富強的方法，還把工作分配好，我常任軍事領袖，其他同學有的從事教育，有的從事財政，有的從事農業」。

重慶南開中學內，結社、演出、辦壁報、時事辯論賽、社會名流演講，不一而足。經濟學家吳敬璉闡釋了南開教育之所謂的「高貴」：「我雖然只在南開念過兩年書，但南開給予我的基本訓練方面的影響，卻是極其深遠的。除語文、數學等功課外，從邏輯思維、語言表達，『公民』課上關於如何開會、如何選舉、如何表決的訓練……都使我終身受用不盡。『高貴』，指的並不是生活上的奢侈和安逸，也不是目中無人和頤指氣使，而是對德、智、體、美四育並進的高素質要求」。

「我們從當年重慶南開中學的學生回憶中，可以真切地感受到，他們在那裡受到的教育，在許多方面，足以給他們一生提供精神的支撐，成為他們未來生命中一個不能缺少的支點。」傅國涌評論。

中學的歷史，本身就是中國現代化進程的一個重要環節

歷史學家呂思勉曾任教於常州府中學堂，是錢穆的老師。1941年錢穆到常州拜望老師，呂思勉領他參觀常州府中學堂舊址，已改為常州第五中學。呂思勉讓錢穆對在校學生百餘人發表演講。錢穆告諸生，此學校四十年前一老校長，帶領其四十年前一老學生，命其在此講演，「今日此一四十年前老學生之講辭，乃求不啻如其四十年前老校長之口中吐出。今日余之講辭，深望在場四十年後之新學生記取，亦渴望在旁四十年之老師長教正。學校百年樹人，其精神即在此。」

在後輩研究者眼中，這是對中學校史極生動的詮釋。陳平原認為，中學的歷史，本身就是中國現代化進程的一個重要環節，它的得失成敗，是和這一百多年中國的現代化進程聯繫在一起的。這裡所說的「中學」，既包括具體的某某中學，也包括作為整體的中學教育。

在談到當下中學校史教育時，陳平原說：「對於大學生來說，個人的記憶和學校的歷史，二者容易勾連起來。至於中學，似乎缺乏這種努力。」

而當進行這樣的努力時，陳平原明確提出，要超越為了校慶募捐這種狹隘的思路。他說，不要只強調出過多少部長、院士、作家，而要挖掘有趣的故事和教育理念，比如教學方式的變革，教材的演進，師生之間的交流等，以便進一步反省今天的中學教育。

他特別提醒了兩個問題。其一，關於歷史記憶的有效性與局限性，談論五十年前甚至一百年前的中學，很容易美化它，因為留下來的、能夠被記憶的，大都是美好的東西。其二，著名的老中學往往對校史比較熱心，只有十幾二十年歷史，或排名比較靠後的中學則往往不太熱心。其實，歷史有長短，名聲有大小，任何一所中學，都有值得驕傲的過去。不外是藉助「講古」這一活動，讓學生們觸摸歷史，了解自家的傳統。任何老中學都是從年輕中學成長起來的。

那時候的中學是用來「育人」的，而今是用來「育分」的。那時候的教師的大家風範，如今也就是在這些「憶當年」的文章中存在了。

但是這也不完全賴老師不好：一是49年後的極其嚴酷的政治環境（樓主文中提到的老蔣那會兒的「高壓環境」，相比之下真是小意思了），二來也是如今全社會只重考分、高考錄取率、而不中學生真才實學造成的後果，家長、政府、老師都有責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