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人在美國法庭勝訴的典型案例----賀梅撫養權之爭

貝克家死在自己劍下：賀梅報告
  
多維社記者呂賢修報導／「在電視上，賀梅說自己不是中國人，不喜歡中國人。但試想：她長大后，如果還帶有這樣的觀念，她會快樂嗎？能有尊嚴地生活嗎？」郭登問。

編者按：

1999年，多維曾是第一家披露賀梅案的華文媒體。8年來，多位記者、編譯，至少已為此案發表數十萬字的專稿。多維的讀者，幾乎可說是一路伴隨著賀梅成長，也共同挂念著賀家的喜怒哀樂。

2007年7月24日，賀梅終於回家了。3天後，做為全世界第一家走進賀家的媒體，多維近距離紀錄下這珍貴的點點滴滴。即日起，多維獨家連載這份1萬4千字的近距離觀察報告。

郭登律師：最黑暗的日子

賀家有兩位律師，在此案中，他們不收分文，協助奪回賀梅撫養權。西格（David Siegel），在2002年2月加入；至於郭登（Richard Gordon）則在03年9月加入，兩人都是猶太後裔。郭登，1946年出生於麻州劍橋，大學主修社工，擔任律師32年，專長家庭法。他對多維分析：

這個案例，是很典型的在撫養權爭奪官司中，小孩的權益受到忽視。從加入這個案子開始，我最在意的，就是法官禁止賀家與賀梅接觸，甚至連安排有心理醫生在場的見面，都不被接納。這麼多年來，賀梅與親生父母完全隔離，但沒有指派監護人維護賀梅的權益。最後，撫養權判給了陌生的親生父母，無形中傷害了孩子。也導致今天，許多人認為，回賀家不符合孩子最佳利益的爭議。


06年，郭登獲大孟斐斯華人聯合會頒發人權獎，他深受感動。（多維記者呂賢修攝）

在美國，父母權之所以被視為至高無上，是因為孩子的尊嚴。在電視上，賀梅說自己不是中國人，不喜歡中國人。但試想：她長大后，如果還帶有這樣的觀念，她會快樂嗎？能有尊嚴地生活嗎？

根據聯邦最高法院法官的意見，終止父母權，就像是民事訴訟的死刑（civil death penalty）。也因為如此，我們都認為，貝克家會用盡所有可能留住賀梅。但此案最特別的是，最高法院全體大法官一致同意翻案。這在美國的最高法院案例中，是很不尋常的。即便有再高的正當性，通常仍會有1、2位大法官持不同意見，也足見這個案件有多強。

記得在上訴法院，我們準備充分，認為一定能獲勝。但法官的判決，不但將撫養權判給貝克家，還終止了賀家的父母權。那是我們最黑暗的一段日子，我們是律師，卻感覺如此無能為力。法官的判決如此極端，我看到判決意見書時，只想挖個洞鑽進去。但當天已經安排了記者會，西格拉著我去。他說「我們虧欠賀家，我們是他們唯一的希望，不能表現出軟弱。」我相信他說的話「當我們回頭看那段最黑暗的日子，勝利會格外甜美。」

多數情況，父母權被終止，比如父母吸毒，小孩被嚴重忽略、虐待。但貝克家選了最輕的一條：未探視孩子4個月，將領養案變成終止父母權。這個案子，從青少年法庭開始，但在技術上繞過青少年法庭，變成民事訴訟。當初貝克家想走偏門，藉此得到撫養權。最後，卻也因為被最高法院認定不具正當性，賀家得到最終撫養權，而且有權決定孩子與誰接觸。貝克家最後連探視權都沒有，失去一切，等於死在自己的劍下（Lived by the sword, and died by the sword）。

我與西格不同，他相信從賀梅走進貝克家的第一天開始，貝克家就處心積慮地想佔有賀梅，但我儘力不往這想。因為我也是領養父母，10年前，我從俄國領養了一個孩子，我知道，如果突然要我割捨自己領養回的小孩，我會不顧一切地維護。

賀梅是在美國文化中成長，她當然會排斥這突然而來的中國文化。透過心理醫生及監護人，現在法院也在觀察，如果賀梅適應良好，相信以後會有更多類似的判決。但如果不是，可能法院會變得更保守。這是這個案例的重要性。

上訴過程中，媒體幫了大忙。媒體的報導，掀起了大量的支持言論，給了我們很大的鼓舞。否則，單憑我們兩個律師，是很難走完全程的。而案件結束至今，我每天都收到11至20封電子郵件，其中有人想幫助賀家，也有許多人從法律角度，表示自己的看法。然而，就像這個案子最吸引我的，沒有人是真正中立的。我告訴賀氏夫婦「不要擔心外界對此結果的看法。你們要做的，是確保賀梅快樂地與你們生活在一起，這才是最大的挑戰。」

我不認為這件案子里，有任何人是邪惡的。包含雙方家庭、律師及法官，他們只是各自對這件事有很強的認知。在法庭上，我發現許多人對中國的無知，認為因為一胎化政策，很多孩子被拋棄在街邊。我不願暗指任何人有種族偏見，但我想說：這是田納西，種族偏見是永遠的議題。

貝克家曾說，過去他們是受律師誤導，才採用各種手段爭奪撫養權。我不相信，因為即便是今年1月，最高法院判決后，賀紹強的第一份公開聲明，都說他希望賀梅能得到兩個家庭的愛。但緊接而來，貝克家卻不斷藉法律程序，希望終止賀家團聚。在我看來，如果貝克家真的愛賀梅，為何不展現誠意，化干戈為玉帛，最起碼還能與賀家維持友好關係。也是因為這種顧慮，賀家至今不敢讓賀梅與貝克家接觸。至於對方律師，我自始至終不了解他的動機。我不知道他是否有意從政，或想藉此案提高自己的聲望。但我猜測，因為長久與貝克家及賀梅相處，他對賀梅也產生一定的情感。失去賀梅，他也會很痛苦。

在整個過程中，我們感覺像是賀家的保護者。記得今年賀家第一次有機會與賀梅見面時，羅秦打電話給我「理查，妳能幫我看孩子嗎？」當然，我馬上趕了過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