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談報道房產官商勾結：我只報了六分黑幕

青年周末




日前，新華網曝出黑龍江某地市房地產商與官員勾結內幕 ◎圖片來自網路



　　◎文/本報記者 徐英


　　房地產商的暴利從何而來？「聘政府工作人員當『開發顧問』、在土地費上做文章、少交基礎設施配套費、送錢物『擺平』政府官員后逃避項目抵押金、『套』住銀行獲得貸款、僱用『黑社會』成員強行拆遷……」


　　這些是7月11日，新華網「新華視點」里的文章《黑龍江一房地產商自爆官商勾結內幕》的內容。文章經各大網站轉載后，網友在指責官商勾結時，亦有人質疑，「報道的內容是不是編的？」


　　新華社黑龍江分社記者程子龍坦言，報道中曝光的內幕僅為自己調查真相的6成。原來，程子龍在收到舉報材料后，趕到報料人所在城市了解情況。在與報料人詳談之後，並沒有聽信一家之言，仍對相關細節與當地的相關部門進行了核實。採訪中，程子龍還接到了些「不客氣」電話。


　　報料人百頁檢舉材料爆出房地產交易黑幕


　　拒絕向省建設部門提供報料人信息


　　自從文章發表了之後，黑龍江省有關建設部門給我打電話，讓我透露事情的發生地及相關情況，他們要調查了解有關違規問題，以便向建設部交代。我回絕了，因為我必須保護報料人的人身安全，除非是紀檢部門介入嚴查此事。


　　有這樣的擔憂很正常，報料人檢舉的是黑龍江某地市的主要官員，黑龍江省建設部門是很難單獨查處這些官商勾結問題的，我把想法跟省建設部門溝通，他們正在研究。


　　為了保護報料人的安全，在這裡，我不會說明我採訪報料人以及當地官員的具體時間、地點。


　　收到百頁舉報材料


　　還是在今年春天，我收到一份快遞：一個特別厚的文件袋，裡面裝了一份厚達百頁的舉報材料，50多頁自訴，還有附上的證據材料。


　　看完整個材料之後，我覺得事情讓人非常震驚：報料人原本也是一個開發商，後來因為不滿拿錢賄賂官員、擺平銀行以及找黑社會搞強制拆遷的做法，被合伙人踢了出來，在後來的幾個建設工程中，他也受到欺負，他感到實在無路可走。


　　這些內容是我從來沒有聽說過的，包括如何搞定官員和銀行領導，以及裡面的一些細節。


　　雖然素材不錯，但對於我們記者而言，卻非常棘手，因為房地產交易的黑幕光靠一個舉報材料根本就說不清楚；另外我要是把材料中涉及的所有問題都核實一遍，至少需要花上幾年時間，我也沒這個權力，沒這個能力。一個地方政府官員的腐敗問題，我只是一名記者，既不是執法部門，也不是紀檢部門，只憑個人的力量無法調查清楚，即便能查出來，也不一定被承認。這讓我一直猶豫，這個選題能不能做，要怎麼做才能保證它能發表出來？


　　最後，我還是報了這個選題給分社領導，在采編例會上，領導同意了，領導告訴我一定要嚴肅認真地採訪，保證事實絕對真實可靠，因為新華社是不允許有失實的稿件的。


　　約見報料人


　　按照報料人留下的聯繫方式，我跟他聯繫，告訴我要去他所在城市，約他見面嘮嘮嗑。


　　在那個城市採訪，我把時間分成兩段，白天我要採訪，晚上，我就把報料人約到我住的賓館里詳談。約在我住的地方，我們都有安全感，畢竟這個事對於他來說是天大的事。


　　他是一個看上去挺樸實的中年人，個頭大概175公分吧，穿得也很普通。在之前的幾次電話聯繫中，報料人已經給我留下了不錯的印象，見面之後更是覺得他是一個很誠實，很中肯的人，與印象中開發商的樣子一點都不相符：說話不很社會化，出手也不是那麼闊綽。


　　開始嘮嗑之前，我把醜話說到了前頭：「我這次不是為你解決什麼問題而來，而是你把問題說開了，能為國家做點貢獻。你考慮好，什麼能跟我說，不能跟我說的，我寧願不寫。」他答應了。他開始回憶，描述這些年來自己的遭遇，有時會因為記憶的不清晰有些停頓，等回憶清楚后再說出來。在哪個環節送了錢、哪個環節送了物這些細節他講得很清楚，包括錢送給了哪個單位哪個人、對方叫什麼、什麼職務，送了多少錢等等。


　　為了保證萬無一失，我全程都用了錄音。對於我沒有聽清楚的地方，我會讓他重新說一遍。第一次交談之後，我又讓他按照我想了解的脈絡又重複了一遍。


　　有報料人主動抖料，手裡還有他提供的材料，這個採訪看似容易，但揭露這樣的黑幕，僅以報料人的說法和提供的證據還不夠，畢竟這只是一家之言，我需要核實。在核實採訪中，我採取了與被批評者見面的方式採訪：對方違規的，他投訴中涉及到的內容，我都採訪了。為了保證這些報料最起碼是事實，不是杜撰，我還去實地看了違規拿到了房產證的樓盤。


　　規劃部門：檔案拿不出來


　　怎樣核實，問誰，怎麼問？我考慮了很久：在地方上，人們對於消息的敏感度是我們很難想象的，如果因為我的採訪不謹慎，暴露了報料人，對他，可能會是滅頂之災；對我，也會使採訪進行不下去。


　　兩天的時間裡，我跑了當地的規劃部門、消防部門、當地的法院(開發商在法院有其它糾紛訴訟)、該房產所在地的區政府以及當地的房屋質量監督管理辦公室。


　　在這些採訪中，有些部門非常配合：房屋質量監督管理辦公室的工作人員明確告訴我，我所詢問的房屋項目沒有經過竣工驗收，但已拿到了房產證。


　　有些部門直到現在也沒有給我答覆：比如我到規劃部門去了解情況，我直接找到該部門的負責人，告訴他想查一下「某某項目是否經過規劃許可、審批？」


　　負責人表示「會全力配合我的採訪」，不過要「查一下檔案」。之後又告訴我「檔案拿不出來」，說找到后給我答覆。不過直到今天，我仍舊沒有得到規劃部門的反饋。包括消防部門，也是這樣。


　　區長：不能接受採訪


　　報料人所說的開發項目就在該市的某區，我決定直接跟該區的區長那裡了解情況。在區政府的樓下，門衛就把我攔了下來，讓我先跟當事人聯繫。於是，我在收發室給區長打的電話。


　　第一通電話打通后，當我表明自己是在調查「某某某房地產項目的問題，想了解一下區里包括區長是怎樣看待這個事情的，為什麼會這麼做？」區長表示，「沒有時間啊。」讓我先和宣傳部門聯繫。


　　跟區宣傳部溝通之後，我又給區長打電話。剛開始，他並不直接拒絕我，直到打了幾次電話后，他很乾脆地告訴我，「不能接受採訪」。「這個問題如果區里不答覆的話，我就到市裡採訪，讓他們給我一個答覆。」或許是這句話起了作用，區長雖然拒絕了我的採訪，但他派了另一名工作人員接受我的採訪。這也算是當地政府的一個態度。


　　實際上，我只問了「為什麼政府部門要幫助開發商來搶房子」的問題，這個問題和我調查的問題並無直接關係，只是間接地印證了開發商有違規行為。


　　成稿前接到「不客氣」電話


　　只要不發稿，會感謝我


　　採取迂迴的方式做這個調查，倒不是我怕事。在我調查回來之後，成稿之前，我接到熟人的電話，當然多是來求情的，也有詢問採訪情況的。


　　對於這樣的電話，我也不直接拒絕或者應承下來，「這個情況按照我們對新聞的理解，寫作的要求，我們去處理稿子和這件事情，我們不能因為人情或者關係方面去做這個新聞，或者不做新聞，我不能這麼做」。這樣的事，在以前的採訪中，我也碰到過。他們的話說得更露骨呢！直接就恐嚇我「不想活了，是不是活夠了。」


　　求情的電話至少也有5個，都是表示，「稿子如果不發，忘不了你的好處」或者「以後表示感謝，能不能關照一下」等。 實際上，這些話對我來說，不能說沒有壓力，並不是我害怕，因為我還要生活在這樣的群體里，還要生活在這個城市裡，不過，為了正義，為了履行一個新華社記者應盡的責任，我不怕我的朋友不理解我。


　　稿子只寫了事實的6分


　　稿子出來后，影響很大，正面的、負面的評論都出來了。新浪網上的評論我也看到了。有人說我寫的東西是編出來的，我只能付諸一笑。採訪時我就怕人家說我是編的，為了保證報道的真實性，我只寫出了採訪中獲得的訊息中的6成。事情比我報道出來的還要嚴重，還有揭露開發商偷稅漏稅的情況，我沒有寫進去。我有採訪筆記和錄音，第一手的材料我也掌握著。


　　這篇報道的風險也是顯而易見的。的確，報料人披露賄賂當地的主要官員和銀行領導這部分內容，我沒有辦法和當事人進行核實。這些我只能一筆帶過，報道也沒有表現出具體的細節，比如賄賂了誰，拿什麼賄賂。不是因為風險，我也不怕什麼風險，這就是我為什麼以自述的形式來做這篇報道。如果以調查的方式來表現，它的影響可能更大，風險也就更大。當然，靠我自己的力量，也很難調查出來，我只能期待著有關部門能認真查處此事。


　　記者手記


　　這次做「採訪痕迹」，在操作手法上與以往並無二致。在發現有價值的選題的時候，第一時間聯繫記者，然後跟他們聊一聊採訪過程中遇到的阻力、挫折或者是有意思的故事。


　　在為讀者展現出一個個故事的同時，記者也能從同行那裡獲得更豐富的採訪經驗，這次亦是獲益良多。在看到新華視點刊發的《黑龍江一房地產商自爆官商勾結內幕》一文後，記者馬上和該文作者程子龍聯繫，他是新華社黑龍江分社的記者。


　　程子龍表示不能接受記者採訪，因為單位有規定不能隨便接受記者採訪。在記者多次努力后，程子龍終於同意，從同行角度來說，他可以和我聊一聊。


　　於是，從聊一聊中，記者又多了一層認識，如何降低報道風險：碰到報料，記者不該只聽信一家之言，必須與當事方進行核實，在成文時，更是需要注意，只寫自己有十足把握的內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