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及拒絕「新七大奇迹」的限度

長城參選「世界新七大奇迹」，得了第一名，付出的努力不小，但羊肉沒吃著，反惹一身臊。埃及金字塔不為利誘的高貴氣節，顯襯出我們的渺小與俗氣，很多人為長城趟了這麼一池混水而覺恥辱。

事情的生髮與埃及古文物最高管理文物委員會有關。要不是他們「不屑」，斷不會有我們的「臉紅」。有人因此大做文章，向埃及金字塔致敬，認為他們的自信飽滿簡直令我們無地自容。埃及的「不屑」讓我們明白，「新七大奇迹」評選是純粹的商業活動，基金會用簡訊、紀念品、門票、轉播權導演了一出「體面」的頒獎儀式，耍了21個「新奇迹」入圍者，但只有埃及成了唯一的聰明者。長城捲入這場選秀活動，自貶氣質，不自信的心態令人蒙羞。

用埃及的不屑批駁長城屁顛屁顛申請「新七大奇迹」的人，稱的上金字塔的fans。他們不吝讚美，把埃及榜樣化、崇高化、神聖化，對中國長城學會不爭氣的表現簡直要甩上幾拳。客觀地說，這種恨鐵不稱成鋼的比較多少可以促成長城保護單位自省，讓國民認清自己不自信的頑性，但金字塔的fans似乎忘了形。埃及拒絕商業選秀的引誘，其實成就了另一番名聲，它甚至獲得了比「新七大奇迹」更多的關注。七個不動產分享打折的名聲，而埃及卻獨享毫無瑕疵的魅力與氣質，如果這是一種獲取名聲的策略，埃及可謂天才。對埃及的拒絕行為，我們固然可以來一個「金字塔禮讚」，甚至用它去嘲笑「新七大奇迹」集體無知。但是我們同樣要問，埃及可以拒絕商業選秀，那它會不會拒絕官方選秀？旅遊可以是商業行為，也可以是官方行為，埃及可以因拒絕商業選秀而保持清純，但能不能也會因拒絕官方選秀而保持清純？

在商業與官方帶給文化遺址的危害方面，後者其實更值得警惕。商業有時並不罪惡，它同樣有理性，商業理性在於為了資本盈利的連續性，它需要展示基本的信用，這表現在保護遺址不受破壞，對人工開發的合理把握，保持生態原貌，等等。而官方也有可能為了開發遺址的價值，而無視保護，或者為了照顧遺址的原生態，乾脆不管不問，任由它消失。別國的情況尚不清楚，單以中國論，我們根本無資格說「新七大奇迹」評選商業味過重，所以應當拒絕。反對商業化，也應當反對官方對遺址進行壟斷，實施過度開發，反對商業化，也要反對官方把遺址當作個人珍品，國人不得入內的關門主義。

拒絕有時是一種美德，但這種美德卻有限度。在拒絕獲獎的道德美感方面，埃及拒絕之舉甚至無法與讓·保羅·薩特相比。薩特在1964年《拒領諾貝爾獎聲明》中寫道「我的拒絕並非是一個倉促的行動，我一向謝絕來自官方的榮譽。一個對政治、社會、文學表明其態度的作家，他只有運用他的手段，即寫下來的文字來行動。作家應該拒絕被轉變成機構，哪怕是以接受諾貝爾獎這樣令人尊敬的榮譽為其形式。我不願被機構化，無論東方或是西方。」幾乎可以猜測，如果是商業評選，薩特也會拒絕，倒不是因為商業評選低級，而是因為機構化不是官方的特產，只要是獎項批發商，無論商業或官方，薩特都會選擇逃離。商業和官方都有自私性，都有將人和事物工具化的可能，我們要保持獨立和自由，保護自己不被破壞，理應拒絕一切讓我們工具化的可能。

埃及拒絕「新七大奇迹」評選，也許可以映襯出我們的淺見，但並非就是對遺址人文情節的可貴堅守。不論是否在官方那裡掛號，那些承載了人類文明印記與歷史滄桑的遺址都應進入人們的視野，被景仰與尊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