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共產主義與毛澤東的崛起

王若愚
中國的共產主義與毛澤東的崛起

作者：(美)本傑明·I·史華慈      

　導 言
　　本書旨在從中國共產主義運動的相關的學說框架及其內部的政治關係方面，考察它在一個特定時期內的歷史。由此，從促進運動發展的「客觀的」社會和政治環境方面或者從運動對群眾的影響方面研究，不是該書的主旨。本書也不對可能有利於運動發展的那些中國傳統文化因素作任何詳細的論述。無需贅述，這些方面都不能彼此孤立地研究。當然，不了解中國的客觀環境或它的文化遺產，就不可能理解在中國形成的馬克思列寧主義信條與現實之間的矛盾衝突，或中國共產黨內各派之間以及中國共產黨與莫斯科之間的政治關係。雖然是這樣想，然而我們仍然感到應當將我們的注意力集中在一個至今被特別忽略的領域我們意識到有一些人，他們可能傾向於懷疑這樣一個考察的價值。對於那些談論社會學的、經濟學的、地緣政治學的、歷史哲學的假想的奧林匹亞頂峰的人來說，在中國發生的一切似乎都不可避免地源於「客觀形勢」。對這樣的人來說，共產主義運動領導人思想的先見似乎是過於空談事實的表面，而他們之間政治關係的細節似乎是不值得研究的過於小的話題。
　　當然，否認客觀環境先驗的重要性是絕對愚蠢的行為，所有的政治活動一定是與實踐客觀形勢所賦予的任務有關的。然而，我的確堅決反對那種主張「形勢」自動引起結果的萬物有靈論。無論任務完成與否，其中的方法和取決於任何其他因素一樣，也取決於最終承擔完成任務責任的那些人的思想、意圖和抱負。中國的共產主義者以他們特有的各種預設，已實現了應付這些艱難險阻的責任，我以為，在決定未來客觀情況方面，這是一個至關重要的因素。
　　此外，我們並不打算孤立地考慮學說，而是把它看作是由活生生的人形成並改變的，是在具體情況下起作用的，是受各種動機驅動的學說。在中國出現的情況當然不是共產黨領導者現成學說和意圖的簡單結果，它更有可能是這些學說和意圖與這些領導者所處形勢之間矛盾衝突的結果。但是，忽略了領導人的學說又是忽略了這一矛盾衝突中一個決定性的因素
　　自相矛盾的是，那些對意識形態問題極端鄙視，除了「客觀」因素之外拒絕考慮任何因素的人，經常付出的代價之一就是對意識形態的主張特別天真。正是因為他們拒絕考慮學說問題，他們經常傾向於接受完全是空洞的形式語言的意識形態主張的表面。只有通過研究學說與行為之間的矛盾衝突，才能夠學會區分已經死的教條與依然活的信仰
　　然而，需要進一步反對的是，在關注少數領導者的思想和意圖的過程中，我們忽略了這些事實：我們在中國所目睹的一場廣泛的群眾運動，是一次群眾自發起來的運動，而領導者僅僅是這些民眾要求和願望的代言人。現在，雖然我們確信中國共產主義運動是在人民運動的高潮逐漸擁有了權力，但是這並不意味著共產黨的領導權本身是人民意志的象徵性體現，或者它的所有的活動都是人民願望的表現。有充分的理由認為，特別是在共產主義信條里，基本的歷史性決策將由政治領袖而不是由群起的民眾做出。

第一章 馬克思—列寧主義在中國的興起

　　鑒於1919年之後馬克思—列寧主義在中國的迅速傳播，人們驚奇地發現，在俄國革命前的幾年裡馬克思主義本身在中國很少引起關注。之所以驚奇是因為一小部分西方化的中國知識分子在當時受到了各種來自西方學說的影響，並且這些在西方似乎是不同時期的理論，在中國呈現為同一時代理論的各種變異形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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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青年》在1915年之後成為中國先進知識分子的絕對喉舌，如果我們仔細閱讀其中的評論，我們會發現對亞當?斯密、尼采、米勒、托爾斯泰、赫胥黎、達爾文、斯賓塞、羅素、孟德斯鳩、克魯泡特金以及許多代表人物的討論。*然而，我們找不到對馬克思的討論。這個忽略不能解釋為純粹的無知**，也不能解釋為害怕任何的「激進主義」。因為在總體上擺脫中國傳統和過去的過程中，這部分知識分子就傾向於接受西方所給予的最「時興」的和最極端的解決問題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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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布倫斯基、塞繆爾?斯麥爾這些名字幾乎像那些偉大人物的名字一樣經常出現。把許多西方思想家介紹給中國知識分子的日本人，在開始時，對於翻譯著作的選擇是完全不加區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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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Z xh*Ug 　　** 陳獨秀的文章《法蘭西人與近世文明》（《新青年》，1915年，第一卷，第四期，第2頁。）已經提到卡爾?馬克思。他的名字出現在下面一段：「十九世紀之初，此主義復盛興於法蘭西。聖西門（Saint?鄄Simon）及傅里耶（Fonrier），其最著稱者也。彼等所主張者，以國家或社會，為財產所有主———其後數十年，德意志之拉薩爾（Lassalle）及馬克思（Karl Marx）；承法人之師說，發揮而廣大之———財產所有制雖不克因之遽廢，然各國之執政及富豪，恍然於貧富之度過差，絕非社會之福；於是謀資本勞力之調和，保護工人，限制兼并」。換句話說，馬克思和其他社會主義者的貢獻在於他們幫助工業領導者具有了更社會化的意識。

馬克思—列寧主義在中國的興起(2)

　　我認為，在考慮如中國這樣的國家裡在思想上和政治上分明的小的群體與民眾之間的關係問題上，應該避免兩種過於簡單化的觀點。一方面，一種傾向認為，由於這些群體已經學會了用外國的思維方式思考問題，因此他們完全與民眾脫離，而且與民眾沒有任何關係。對於那些持有這種觀點的人來說，必須指出，即使這些人向國外尋求解決方法，他們並不能完全脫離他們所生長的環境以及他們所身處的形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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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一方面，還有一種傾向認為，亞洲西化的知識分子政治家的聲音完全是被明確表達的群眾的聲音。這個觀點忽視了，這些知識分子的思想在多大程度上既受到他們信奉的外國哲學的影響又受到他們自身抱負的影響。因此，我們認為，從總體上看，這些群體與民眾的關係不是單一的而是相互矛盾的，他們在通常情況下與民眾相關聯，然而，在很大程度上，他們與民眾又是疏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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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6c j l0V-` 　　至於民眾物質和經濟需要之外的願望，除了我們進入中國農村與它的居民生活在一起之外，如何能知道呢？當然，或許在渴望擺脫當時的悲慘境況之外，民眾對於他們希望過上的那種生活是完全困惑的。無論事實如何，我們理應以一種謙遜的客觀的態度探討這個問題。如果就「群眾的願望」這個說法而言，我們完全意指民眾的政治領袖知道什麼是民眾最需要的，政治領袖將使他們自己的願望成為民眾的願望，那麼，我們就這樣說說吧，但是不要滿足於感情上的言語。我們知道民眾希望擺脫他們當時的悲慘境況。然而，不了解情況，我們無權說中國的民眾希望在中國再造一種底特律或馬格尼托哥爾斯克（magnitogorsk）的模式。但是，我們卻能夠很好地研究他們的領袖的抱負和願望。"tQ5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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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f#_bn;bo 　　因此，我認為，在中國我們目睹的不僅是一次民眾自發的奮起，而且是一個充滿活力的新的統治集團逐漸掌握權力。它們是兩個既相關但又獨立的事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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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有些人來說，這個研究似乎過多地涉及馬克思列寧主義派生形式的細枝末節。首先，應該注意到，這種理論的具體的細枝末節，構成了中國共產黨領導人生活的環境、呼吸的空氣。如果我們沒有對它形成一些認識，我們就會完全不了解中國共產黨領導人的精神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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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更重要的是，只有抓住了學說的細節，我們才能嘗試判斷哪些學說內容仍然是行動的推動力量，哪些學說內容已經成為掩飾學說危機的過時的贅詞。 C4X-O^}+Z Qg MP 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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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體上，我們的觀點是，儘管傳統的馬克思主義表面上是「成功的」，它在東進的過程中———進入它最初假設所沒有預料的環境———仍然經歷了一個緩慢但持續的瓦解過程。這個過程伴隨列寧本人已經走出了一段距離，並且如果他活的時間更長，這個過程可能走的距離更遠。在最初的學說中，有機聯繫的不可分離的內容伴隨著列寧已經被分離並且被彼此孤立。當然，這個過程伴隨著斯大林走得更遠，並且這個研究的目的之一就是表明這個過程如何由中國共產黨的經歷再推進了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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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j 　　誠然，這個過程的每一步都受到強大的「正統意志」（與有關集團的權力利益密切相關）的約束和抵消。無論何時環境最終導致了一個先前學說沒有預料的行動方針，就會盡一切努力證明這種行動實際上是預先設想的，然後新的合理解釋就會構想出來，以使新的經驗與精心構築的一貫正確和始終高明的外表相一致。另一方面，只要政治行動看來與正統信條相一致，這些信條就被認為是神聖的，不容置疑的。


馬克思—列寧主義在中國的興起(3)

　　這個研究的結論是，毛澤東的政治戰略不是在莫斯科預先計劃好的，甚至在這個戰略最初明確時莫斯科仍然認為是與神聖不可侵犯的正統信條相違背的，只是形勢的壓力才最終導致莫斯科對這個新經驗給予了合理解釋的外表。!aY-\r)f4t6J~)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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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這個結論是可靠的，那麼它對克里姆林宮與中國共產黨的關係這個極其複雜的問題有何影響呢？如果毛澤東主義戰略不是在莫斯科預先計劃的，如果毛澤東的領導不是直接由莫斯科選擇的，那麼，在考慮這個問題時就要考慮一些歷史因素的作用。然而，必須強調莫斯科與中國共產黨的關係與取決於過去繼承下來的因素一樣，相當有可能取決於當時和後來的一系列因素。9c!jq6Ibi4sS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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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一方面，這個結論的確更直接地對使馬克思列寧主義成為一種預先計劃他們宏偉的全球戰略，並且不給出人預料的偶然事件留有餘地的不可思議的科學的大量斷言產生了影響。正統的斯大林主義歷史學正在極力將中國共產黨的成功描述成是斯大林的自我預知和巧妙計劃的結果。奇怪的是，這個虛構信念已經被許多認為自己是克里姆林宮最仇恨的敵人的人所接受，甚至強調。然而，我們堅信，中國共產黨的失敗與成功一樣，常常是未曾預先計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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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m;HW|'O{J 　　低估蘇維埃領導者的精明或他們對於自身目的的執著追求都是絕對愚蠢的行為。另一方面，承認他們的自我形象是依據絕對正確的歷史科學進行活動的超人的「社會工程師」同樣是危險的。我們不能低估這個形象對於不顧一切地尋找救命稻草的大多數近代人的吸引力。我們必須記住，這個形象對於那些反對克里姆林宮的人來說是沒有影響的，並且不相信它能夠在一個仍然充滿不可預知的偶然事件的世界里派上用場。9l'X,eS W\"l

　　
馬克思—列寧主義在中國的興起(4)

　　對於這個忽略的解釋，我認為，由於中國的知識分子專心於自身的處境———中國的處境———前列寧主義形式的馬克思主義對他們來說是最不相關的。［１］因為在列寧主義的主張出現之前，由於歪曲的解釋和明顯的忽略，所有人似乎都清楚馬克思預期資本主義的滅亡是在它的最高度發達時期*，「在它們所能容納的全部生產力發揮出來以前，是絕不會滅亡的」部門。［2］因此，歐洲的馬克思主義運動將它的注意力始終放在工業化的西方。在馬克思有關世界「落後地區」的分散的論述中沒有提及這些地區在即將發生的資本主義向社會主義的轉變中起主要作用。在原始積累時期這些地區是商業資本殘酷剝削的場所；在工業資本主義時期我們猜想，資本主義不久將把這些地區納入「文明」的軌道，並且以它自身的形象重新塑造他們。**$WUe,t(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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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即使在馬克思主義運動中處於完全左傾立場的普列漢諾夫在他的《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問題》（1928年，紐約，106頁）一書中也指出：「在目前歷史呈現為全部極為重要的革命性變革正在最發達的國家醞釀，並且我們認為這個變革將通過暴力實現……這就是正在西方而不是俄國進行的歷史運動。」Vs5U(Z!v@x

2D9F{N9L$j T Q 　　** 馬克思分散地提及這個問題，其中有下面一段關於加利福尼亞黃金的發現所產生的影響，它是在《新萊茵報?政治經濟評論》上的一篇文章中，「加利福尼亞黃金源源不斷地流過美國和亞洲的太平洋海岸，將那裡未開化的民族捲入世界貿易體系，納入到文明世界中來」。%HhZ(gX9i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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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這個重要劇情是在資本主義的發源地而不是在落後地區上演的。總之，這就是前列寧主義的馬克思主義運動的觀點。列寧在試圖使馬克思主義適應俄國現實過程中採取的創新和變通，在當時並不廣為人知。在當時沒有提及組織完善的由職業革命者領導的人數少的無產階級能夠在「落後地區」掀起世界革命，沒有提及「落後國家」在世界革命中的戰略作用或托洛茨基設想的「用社會主義的方法完成前社會主義的任務」的可能性。簡言之，前列寧主義的馬克思主義沒有與中國知識分子自身處境直接相關的啟示。Z+S/ny1_b*D:v}j 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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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溯馬克思列寧主義在中國的興起，我想不出比密切注意中國共產黨建立前的那幾年裡李大釗與陳獨秀的思想歷程更好的方法了。他們不僅是中國共產黨真正的建立者，馬克思列寧主義在中國的發起人，而且也是完全西方化的知識分子中僅有的幾個無可爭議的領袖之一。他們與他們北京大學的學生———五四運動中的學生———之間的關係很難按照西方的學生與教授的關係去理解，它實質上更接近於中國傳統的聖人—弟子關係。因此，毫不誇張地說，他們對於當時局勢的反應，在某種程度上代表了全部先進知識分子的感受。f%kB jvV^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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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l)n%V\'K 　　《新青年》評論的創辦者陳獨秀［３］在1919年之前致力於一種建立在「民主與科學」兩大基石之上的相當和諧的哲學。從否定方面講，這個哲學完全摒棄所有形式的中國傳統文化———佛教的、道教的和儒教的。佛教和道教以其徹底地反世俗的傾向使中國幾個世紀失去活力，儒教則將個人窒息在家庭和社會責任的網路的關係中。［４］最終的結果是，面對西方的挑戰，中國處於被動、停滯和無力的境地。應對這個挑戰的方法只能從西方本身去尋找。如何解釋西方突然迸發的活力，它的精神和物質動力是什麼？西方有而東方沒有的究竟是什麼？按陳獨秀的看法，答案非常清楚———民主與科學。這裡可能值得注意的是，作為一個中國傳統的叛逆者，作為一個執著的「現代主義者」，陳獨秀並不傾向於從18世紀前的任何事物中探索西方的奧秘。在這點上他準確地反映了全部先進知識分子的心態。



馬克思—列寧主義在中國的興起(5)

　　那麼陳獨秀的民主的觀念是什麼呢？它本質上是曼徹斯特自由主義的概念。由於除去了傳統加於個人的桎梏，給予了個人追求進步的利己主義的自由，並且以法律保障這個自由，民主解放了個人的活力。［５］陳獨秀充分意識到現代西方的許多成就存在於富有成效的經濟活動領域，並且他相信除去了儒教的桎梏，解放了個人的活力，就能夠在中國產生相似的結果。這裡需要注意的是，他所信奉的那種個人主義不是浪漫主義者無政府主義的個人主義，而是受經濟驅動的曼徹斯特自由主義的個人主義。從某種意義上說，它是一種受社會驅動的個人主義，因為按照陳獨秀的看法，個人的解放將使中國社會得到新生。人們不能不相信個人必須維護社會秩序才能夠證明自身合理性的古老的儒家情感依然無聲無息地潛藏在這一切的背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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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獨秀關於科學的作用的觀念使人們首先想到了俄國無政府主義者的這一觀念。像俄國無政府主義者一樣，陳獨秀視科學為武器，為瓦解傳統社會的腐蝕劑。當然，他意識到了科學在征服自然中的動力作用，但是他特別感覺到科學是反「迷信」的武器。與無政府主義者一樣，陳獨秀的解釋導致了他將科學等同於某種形式極其原始的自然主義。［6］通過用科學的權威高聲宣布物質的原子是唯一終極的實在，陳獨秀很快破除了「禮儀信仰」的全部基礎以及佛教和道教的神秘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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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MUE 　　簡言之，這就是陳獨秀希望以此改變中國社會的哲學方案。它建立在同時代西方一種極其樂觀的觀點之上，並且充滿樂觀地相信啟迪的全部過程以及民主政治形式的移植將在中國的土地上創造出相似的奇迹。1R9e8SM!A

1I&gR},f d 　　李大釗*是根本不同性情的人。當陳獨秀偏重於關心具體的社會和文化問題時，李大釗就以偏重思辨哲學而著名。在他任北京大學歷史系教授時期，他就形成了一個似乎是中西因素奇特組合產物的含糊但意義重大的「體系」，人們可以發現這裡李大釗重複了釋迦牟尼和屈原**以及愛默生和黑格爾的思想。這個體系的要點體現在兩篇文章《青春》［7］和《今》［8］中，它們寫於不同時期，但說明的基本上是同一個主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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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r{p5F({r+{ 　　* 李大釗，1888年生於河北省，在北洋大學法律管理學院學習政治經濟學。後來在日本的早稻田大學專攻政治經濟學。在剛回國時他擔任了北京大學圖書館館員（1918年毛澤東成為該圖書館的一名工作人員），1920年他成為北京大學歷史系教授。在這一時期，他幫助陳獨秀和胡適編輯《新青年》，還幫助學生社團編輯《新潮》評論。1920年年底他與陳獨秀共同建立了中國共產黨，並且後來被視為中國共產黨北方局的實際領導人。1927年4月在蘇聯大使館被張作霖的部隊逮捕，並被立即處決。他曾經作為一名中國共產主義運動的傑出先驅者受到崇敬。%qn6N`D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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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屈原，楚懷王（前332—前295年）時的大臣，他是非常典型的忠臣。然而由於宮廷內的陰謀詭計，他受到懷疑並遭到流放。在長篇抒情詩《離騷》中，他傾吐了對天命和宇宙的不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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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大釗說，「實在」是無始無終無窮無盡的連續變化。從絕對方面講，這個實在的運動過程是一個絕對的過程。然而，從相對一面講，實在表現為無數分立的現象（中國傳統哲學中的「萬物」）。單個的人自然是相對的現象世界的一部分，因此像所有其他現象一樣是短暫的。然而他的「自我」是絕對實在的一部分，因此「自我」是永恆的。「自我」是宇宙，宇宙即「自我」［9］雖然任何地方都沒有明確地說明，但是這裡暗示了這個絕對實在是絕對精神。貫穿實在的運動過程的是一個由此每個現象都走向它的反面的二重性原則。「於是有生即有死，有盛即有衰，有陰即有陽，有吉即有凶，有青春即有白首，有健壯即有頹老」［10］。


馬克思—列寧主義在中國的興起(6)

　　至此，李大釗的哲學完全在極其古老的中國思維方式範圍之內。這裡人們可以發現，儘管經常使用西方哲學術語，李大釗仍然是重複屈原、佛教、道教的思想。然而，正是在這一點上李大釗與過去徹底決裂，愛默生鮮明的樂觀主義及西方「先進的進化論」理論開始顯露出其權威性。雖然上述實在的觀點總是帶有悲觀意味，總是導致人的有限生命是毫無意義的信念，但是在李大釗看來，實在的觀點開始與積極的樂觀主義相結合。)O,l8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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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雖然現象世界似乎是一種毫無意義的連續變化，雖然青年與老年，生與死似乎是彼此相繼毫無意義的重複，但是它的中心，宇宙是永遠年輕的。「宇宙無盡，即青春無盡，即自我無盡」［11］。這個永恆的青春超然於現象世界的所有變化。「蓋天之行也以其動」［12］。;R_0Py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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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大釗哲學另一個新奇的特點是他的時間概念。談論「無窮變化」、「不停變動」的哲學通常否認現在時刻的存在。但是李大釗卻說「有的哲學家說，時間有『過去』與『未來』，並無『現在』。有的又說，『過去』、『未來』皆是『現在』。我以為『過去未來皆是現在』的話倒是有些道理」［13］。「因為『現在』就是所有『過去』流入的世界，換句話說，所有『過去』都埋沒於『現在』的裡邊」［14］。正是在現在，宇宙的青春的精神不斷實現自我更新。作為世界精神一部分的人類精神也在現在具有了自我再生和擺脫過去已死的夢魘的力量。這個哲學的樂觀主義色彩，由於李大釗接受了先進的進化論的主張而進一步增強。宇宙不僅具有自我更新的力量，而且具有在一個更高層次上———在永遠絢麗的「現在」自我更新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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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儘管這個思想大部分是受愛默生思想的啟發［15］，仍然極為重要的是李大釗並沒有抬高個人。對愛默生來說，世界精神的實現在於個人的活動，對於李大釗來說，個人的意義只存在於世界精神中。關於這一點重要的是，要注意李大釗是一名歷史學教授，他略懂德國哲學史，他由此形成了與歷史發展動力的個人作用觀點相對的歷史發展動力並非人的作用的觀點。中國傳統的思想與黑格爾的思想都為他從容地接受馬克思主義思想的這個方面作了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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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G8o1GH-A%C4E? 　　儘管李大釗的思想具有思辨的特質，我們依然很快發現，像陳獨秀一樣，當務之急———中國的困境對於他的觸動比起尋找哲學真理對他的觸動更直接。李大釗的全部哲學基本上是他對於指責中國是一個沒有更大發展前途的僵死文明的言論的反駁。中華民族與所有民族一樣，能夠擺脫過去的夢魘，體驗現在的新的青春。「吾之國族，已閱長久之歷史，而此長久之歷史，積塵重壓，以桎梏其生命而臻於衰蔽者……然而吾族青年所當信誓旦旦，以昭示於世者，不在白首中國之苟延殘喘，而在青春中國之投胎復活」［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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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何產生這種再生呢？在這個問題上李大釗是含糊的，他沒有像陳獨秀那樣致力於一個完整的社會改革方案，他沒有依靠個人或明確的社會經濟方案產生再生，而是依靠歷史過程本身。按照他的觀點，中國當時是世界歷史進程的一部分，作為現代世界特徵的所有巨變和戰爭，必定是一場中國必然參與其中的巨大的全球再生來臨前的劇痛。由此，李大釗以一種熱切期望的態度期待未來，代替了致力於尋找明確的解決方法。


馬克思—列寧主義在中國的興起(7)

　　在這裡通過對陳獨秀和李大釗的比較，我們發現，他們在毫不妥協地反對中國傳統文化上是一致的，他們都期待西方理論上的指導，並且都不加批判地接受這個指導。然而，當陳獨秀在民主和科學中找到中國問題———社會的、政治的和文化的———明確的解決方法時，李大釗的思想依然停留在宇宙視角上，盼望某種宇宙解放的行動。我們毫不驚奇，李大釗是第一個接受十月革命的救世主啟示的人。/jnz/O.K` Q&R
　　扼要地，這就是1919年前陳獨秀和李大釗思想的主要特點。然而，如果我們想要了解在1918—1920年期間他們思想的急劇變化，我們必須將注意力轉向他們生活的壓抑的社會環境，以及外部局勢的影響。因為必須強調，李大釗和陳獨秀都不是悠閑的思想家，都沒有時間也沒有願望深入思考終極問題。更確切地說，他們是拋棄了中國傳統的解決方法而正渴望向西方尋求新的解決方法的、對自己國家的處境有著深刻責任感的人。因此，理解他們思想的發展（即使在哲學範圍內）不能離開當時直接的政治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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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2BqRo?F h 　　至1919年，辛亥革命的失敗已經變得日益明顯，孫逸仙領導的國民黨已經四分五裂，「一盤散沙」。共和國的思想、立憲的思想並沒有使孫逸仙的後繼者重整旗鼓，同時，也沒有嘗試在群眾中宣傳這些思想。袁世凱之死留下了權力真空，權力被轉移到各軍閥手中，具有諷刺意義的是，這些軍閥操縱了全部立憲機構。正如陳獨秀在1919年悲哀地寫道：「中華民國的假招牌雖然掛了八年，卻仍然賣的是中華帝國的葯，中華官國的葯，並且是中華匪國的葯。」［17］世界列強仍然繼續侵蝕中國的政治經濟生活，而日本的「二十一條」充分說明了中國的軟弱無能。同時，貪婪的軍閥、地主、高利貸者的橫徵暴斂以及家庭手工業的衰落，造成農民階級逐漸陷入貧困的深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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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獨秀曾經希望，中國參加第一次世界大戰就會擺脫積襲已久的惰怠，開始民主與科學之路。［18］這個希望不久也破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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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Y pa5N:S 　　正是在這個最令人沮喪的氣氛中，列寧在俄國奪取了政權並宣布了他的救世主的啟示。雖然在遙遠的彼得格勒發生的事件在中國知識界立刻引起了震動這種說法是極其不準確的（特別是自從列寧最後勝利佔領白宮之後就一直受到懷疑），但是有一個人，即李大釗立即響應了列寧的啟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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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李大釗1918年10月寫的《布爾什維主義的勝利》一文中［19］，我們已經發現，他抓住俄國十月革命作為他正在等待的真正宇宙解放的行動。他解釋說：「原來這次戰局終結的真因，……對於德國軍國主義的勝利，不是聯合國的勝利，……是Bolshevism的勝利……因此所有國家的界限，所有階級的差別，所有自由的阻礙都將被打破。」［20］宇宙的永恆的青春精神通過這一行動擺脫了過去的陳跡。用他最喜愛的春、秋作隱喻，李大釗大聲疾呼：「俄國的革命，不過是使天下驚秋的一片桐葉罷了。Bolshevism這個字，雖為俄人所創造，但是他的精神，可是二十世紀世界人類人人心中共同覺悟的新精神的勝利。」［21］)\e"R}6Xw+Lyn

(z)K,Li:}X 　　然而，有意思的是，雖然李大釗接受了俄國革命的救世主的主張，但他還不是一個任何嚴格意義上的馬克思主義者。同一篇文章《布爾什維主義的勝利》指出了「人類的歷史，是共同心理表現的紀錄。一個人心的變動，是全世界人心變動的徵兆」［22］。換句話說，他依然認為歷史過程是世界精神的運動，他依然沒有將「黑格爾顛倒的世界顛倒過來」。用馬克思的話說，他依然是一個「唯心主義者」。在這點上他似乎沒有認識到，接受布爾什維克的啟示包含著接受它的學說基礎。


馬克思—列寧主義在中國的興起(8)

　　陳獨秀對俄國革命的反應相對較慢，他太堅信他的民主與科學的方案，以至於被發生在彼得格勒的事情弄得不知所措。由此，在刊登李大釗歡慶布爾什維主義勝利文章的同一期《新青年》上也刊登了陳獨秀的一篇文章《克林德碑》［23］。似乎是在熱切等待1918年巴黎和會休戰協定期間，北京民眾藉此機會拆毀了為在義和團運動中被殺的德國公使克林德而建的紀念碑。這座紀念碑的存在長期以來被愛國的中國人視為一種恥辱。陳獨秀利用這個機會提出了他對此次事件及義和團運動本身的意義的看法，他說克林德碑的確是中國的一個恥辱，但是是中國人自己招致的恥辱。義和團運動背後的力量是道教的迷信觀念，佛教超自然的幻想以及儒教權力主義者的奴性。不幸的是，這些力量仍然主宰著中國人的生活，並且仍然是進步的障礙。他總結說：「現在世上有兩條路：一條是向共和的科學的無神的光明道路；一條是向專制的迷信的神權的黑暗道路。我國民若是希望義和拳不再發生，希望像克林德碑這樣可恥的紀念物不再豎立，到底是向哪條道路而行才好呢？」［24］當然，他在這裡表達的觀點與其說接近馬克思，不如說更接近於伏爾泰，因為沒有提及外來帝國主義無論如何是難辭其咎的———即沒有試圖進行「階級分析」。像伏爾泰一樣，陳獨秀在他的國家傳統文化明顯缺陷中發現了他的敵人，並且像伏爾泰一樣，他大聲疾呼「我感到羞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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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雖然如此，對於俄國革命的興趣在全部中國知識分子中逐漸深化。如果在立即接受俄國革命啟示方面，李大釗是獨自一個人，那麼在對俄國革命興趣方面，他不再是獨自一個人。在一個長期以來對中國知識分子具有特殊吸引力的大國，由一小群人完成的歷史巨變的壯觀場面*———西方自己進攻自己的壯觀場面———不會不喚起最廣大範圍內人們的最廣泛興趣。由莫斯科發起的對西方資本主義文明的進攻，不一定以它們影響西方保守者的同樣方式影響傳統思想的中國人。相反，有證據表明，它在許多人中引起了某些補償的熱情。*贊同西化的知識分子（除了一些如陳獨秀那樣更極端的代表之外），對西方既是所有啟迪的源泉也是中國衰落的根源這樣的事實感到極大的困窘。然而，現在有可能從一個西方的角度評價和批判資本主義的西方。結果是，當孫逸仙捲入獲取政治權力的實際鬥爭時，他不能不對列寧的成功特別感興趣。有一些證據表明，在中國共產黨真正建立之前，孫逸仙就領會了列寧的政治哲學。**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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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G5Hq,~U} 　　* 中國人很早時候就表現出對俄國的興趣。19世紀著名翻譯家林紓將托爾斯泰的著作譯成文言文，偉大的改良者康有為被彼得大帝的個性所吸引。特里悌亞可夫（Treti-akov）在他的《談實話，一部中國的聖經》一書中生動地描述了俄國文學對20世紀初中國年輕人的吸引力。《新青年》上也有大量屠格涅夫、托爾斯泰及其他人的譯著。這種特殊的吸引力無疑源於中國與俄國形勢的某些相似性。中國的知識分子像俄國的知識分子一樣，脫離農民群眾及他們傳統的生活方式，以至於俄國文學中所描寫的俄國知識分子的內心矛盾完全直接地說到了他們心裡。此外，兩國都遭受了一大堆相似的政治弊病。因此，在俄國進行的任何重大的政治變革，無論它的性質如何，都不可避免地被思想上政治上鮮明的中國知識分子以極大的興趣予以研究。

馬克思—列寧主義在中國的興起(9)

　　* 陳獨秀在他的《五四運動的評價》一文中，提到在俄國革命之後，最大的保守黨進步黨開始用社會主義的字眼攻擊軍閥。,W#T)gL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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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在俄國革命之前，孫逸仙就形成了他的政治教導理論中政府的傑出人物統治論觀點，他主張「中國人幾個世紀處在專制的統治之下，長期的精神奴役的痛苦不會立刻治癒。政治教導階段在他們的頭腦中去除這種落後的陳腐觀念」。在這個教導時期，相當於列寧的「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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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o/K$b t a'hX K 業革命者」的是那些起到啟蒙和創造作用的孫逸仙稱為「先知者」的人。孫逸仙所說的「先知者」是像傳說中疏通九河的大禹和修建長城的秦始皇那樣的人。鑒於這些觀點，毫不懷疑，即使在1923年會見俄國代表之前，孫逸仙就聚精會神地關注列寧的政治方法。列寧建立在群眾支持基礎上的黨的紀律的概念以及精英分子革命的說法似乎正是孫逸仙概念中所缺少的。因此斷言，早在陳獨秀或李大釗之前，孫逸仙就把列寧主義當作一種政治組織方法來理解並不為過。據汪精衛說，在十月革命后，孫逸仙立即給列寧發去賀電。參見Yasushi Okubo，Thirty Years of Chinese Communism（1949 Tokyo），p.31。A2tBD)DiG^7B2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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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俄國十月革命的這種廣泛興趣最早的具體表現之一，就是1918年春天在北京大學成立的馬克思主義研究會。［25］李大釗很快認識到，人們完全忽略俄國革命救世主的啟示可能依據的學說假說，就不可能接受俄國革命的救世主的啟示。研究會就是在他的請求下建立的；同時，儘管陳獨秀似乎並不積極參與研究會的活動，他仍然以北京大學文學系主任的身份對研究會給予了默默支持。研究會的成員主要是學生，其中許多人如張國燾和當時還是北大圖書館工作人員的毛澤東，後來都在中國共產主義運動中起了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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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R(z%ug} G*c[ ~6R 　　然而，在開始時，研究會似乎只是它的名字所揭示的，是研究由於俄國十月革命而變得如此重要的那個學說的研究會。刊登在1919年5月出版的《新青年》馬克思主義專號上的研究成果充分說明了這一點。我們驚奇地發現，這個專題討論中不是充滿了激烈的派別之爭，而是充滿了審慎和冷靜的學術爭論。李大釗在其中發表了《我的馬克思主義觀》，較之《布爾什維主義的勝利》，寫作態度更冷靜。他在文章開頭坦率地表露了他研究馬克思主義的動機，其文如下：「我平素對於馬氏的學說沒有什麼研究，今天硬想談『馬克思主義』已經是僭越得很。但自俄國革命以來，『馬克思主義』幾有風靡世界的架子，德奧匈諸國的社會革命相繼而起，也都是奉『馬克思主義』為正宗。『馬克思主義』既然隨著這世界的大變動，惹動了世人的注意，自然也招了很多的誤解。」［26］仔細閱讀這篇文章會驚奇地發現，它基本是反馬克思主義的。李大釗不願放棄他的人類精神是人類歷史中具有創造性的主導力量的觀點。他沒有把俄國革命本身當作人類精神的創造性潛能的明證來歡迎嗎？他願意承認經濟因素在人類發展中起了重要作用，但是除非經濟結構的變化同時伴隨人類精神的轉變，否則經濟結構的變化將是毫無結果的。（他與馬克思主義的經濟結構的變化本身將產生人類精神的轉變的觀點不同。）此外，在文章最後的分析中，李大釗指出，馬克思主義本身是時代的產物。在19世紀前，宗教和政治是歐洲社會的主導力量。然而，隨著工業社會制度的興起，經濟因素開始起主要作用，而宗教和政治被拋到背後，正是在這個社會環境中，馬克思的歷史唯物主義觀點產生了，因而它們必然被認為是時代的產物，當歷史進入新的時期，這些觀點自然會被取代。簡言之，這些就是直至1919年5月李大釗關於馬克思主義的觀點。


馬克思—列寧主義在中國的興起(10)

　　在《新青年》馬克思主義專號一期上刊載的其他文章，大多數是在客觀地介紹馬克思主義學說，其中許多在語氣上是高度審慎的。人們從這些文章中很難得出馬克思主義研究會的確是中國共產黨的前身這樣的印象。%[]HK T'n$b#D9O7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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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簡言之，我們發現，在五四運動爆發之際，李大釗毫無保留地接受了俄國革命救世主的啟示，但是儘管他感到有責任研究這個啟示的學說基礎，他仍然沒有接受它。而陳獨秀雖然以極大的興趣注視俄國革命的局勢，他仍然固執地堅持他的民主與科學的信仰。然而，1920年底，陳獨秀、李大釗都堅定地站到了馬克思列寧主義陣營，並且還有一群當時追求每一種令人信服的學說細節的學生弟子追隨他們。9J y2rC L%No/k1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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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此看起來，1919年至1920年的五四運動時期是他們思想發展最重要的時期。當然我們知道，這個時期在中國學生分子中積聚的民族主義火焰終於燃燒起來。北京政府對日本壓力的妥協態度以及在凡爾賽威爾遜體系的暴露是最終引發一場抗議示威形式的激烈反抗運動的導火索。儘管我們說李大釗、陳獨秀是學生一代的精神領袖，儘管他們經常被說成是五四運動的領袖，仍然極為明顯的是，他們在引起1919年學生一代愛國主義的反抗精神方面所起的作用很小。正如我們看到的，雖然他們都為自己國家的問題全力以赴，但是他們都沒有期待一個民族主義的解決辦法。他們在某種程度上都是以天下為己任傳統的繼承者；是對純粹民族主義熱情並不敏感的思想傳統的繼承者。外來帝國主義始終是他們生存環境的一個抹不掉的特徵，但是，他們都並不傾向於從帝國主義那裡尋找中國困境的主要原因。陳獨秀在他所有的著述中都暗示了如果西方能夠剝削中國，那麼中國自己要負責，西方的活力本身是值得模仿的良好品質。另一方面，李大釗總是從宇宙角度思考問題，尋找普遍的解決辦法。他一直認為中國的再生一定是世界再生的一部分。的確，在歡迎布爾什維克革命中，他明確表達了消除國家界限，建立聯合的全人類的信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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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我們所應看作的1919年學生一代愛國主義的啟示源泉，不是李大釗和陳獨秀以及他們同時代的人。*這一代總體上是與李大釗、陳獨秀一代完全不同性情的。從總體上看，學生一代所受的中國古典文化教育很少，並且表面上學生一代更熟悉西方思想體系。他們不用繼續與在陳獨秀、李大釗著作中經常感受到的古典教育的情感糾葛作鬥爭。因此，他們更易於受到在歐洲特別是日本興起的狂熱的愛國主義熱情的感染。y*o'u!Bb?U1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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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學生界應該排斥的日貨》（《新青年》，第七卷，第二期）文章中，陳獨秀特別指責民族主義情緒的學生過分的沙文主義，「中國古代的學者和現代心地忠厚坦白的老百姓，都只有『世界』或『天下』的觀念，不懂得國家不國家。如今只有一班半通不通自命為新學家的人，開口一個國家，閉口一個愛國；這種淺薄的自私的國家主義愛國主義，乃是一班日本留學生販來的劣貨（這班留學生別的學問絲毫沒有學得，只學得賣國和愛國兩種主義）。現在學界排斥日貨的聲浪頗高，我們要曉得這宗精神上的輸入的日貨為害更大，豈不是學生界應該排斥的嗎？」


馬克思—列寧主義在中國的興起(11)

　　事實上，作為北京大學文學系主任的陳獨秀越來越深地捲入了他的學生們的民族主義行動中，以一種他一生中特有的道德勇氣，在學生們與北京政府的衝突中堅定而忠實地支持學生們，甚至為他們被捕入獄。正是由於這件事以及他在新文化運動中的領導作用，他後來以五四運動領袖而聞名。然而，事實上，就五四運動的民族主義和政治方面講陳獨秀稱不上是領袖。或許說正是他的學生們的行動最終迫使他開始直面帝國主義的全部表象，並最終導致他拿起了列寧的武器。V?J P:u"@

(RD[@$J.vK;~7nGh7N 　　然而，雖然迫使陳獨秀傾向列寧的影響力在1919年已經出現了，但是這些影響力的作用被一股強大的反影響力———杜威的社會哲學延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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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羅素和杜威分別於1919年和1920年在北京大學的演講，在那個時代的思想啟迪方面絕非不重要的事件，這兩個人在五四運動的思想啟迪中的親自出現，所產生的影響很難用「訪問教授」的詞語表達。雖然羅素的影響被證明是有限的和短暫的*，但是杜威教授**則如果不是在中國社會哲學領域，那麼就是在中國科學哲學領域的思想史上留下了持久的影響。然而，確切地講，正是這個社會哲學被陳獨秀用來支持他的被大大動搖的民主信仰。在「社會哲學與政治哲學」的演講中，杜威教授概括了民主的概念，它在深度和廣度上都超過了陳獨秀對這個詞的任何理解。他立即意識到民主沒有在中國紮根的原因可能是中國對整個概念的誤解———誤解也包括他本人。不久，在《實現民主的基礎》（1919年11月）一文中他虔誠地接受了杜威教授更為寬泛的民主概念。_`0Z o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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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伯蘭特?羅素關於中國印象的描述見他的《中國問題》（Prob-lem of China）。中國許多前衛的知識分子被他們所認為的盧梭在中國傳統文化中尋找有用東西的荒謬傾向所激怒。:qc0H'^ ?5t

0y*}ZB*ia 　　** 約翰?杜威在北京停留期間的形象記述見他的Letters from China and Japan （New York，1921）。他在北京期間作了如下演講：1）社會哲學與政治哲學；2）教育哲學；3）思維方法；4）我們時代的三位哲學家（伯克森、盧梭、詹姆斯）；5）關於倫理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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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Co&H8t6wH+A5YO 　　陳獨秀大聲疾呼：「我相信政治的民治主義和社會經濟的民治主義，將來都可以在中國大大的發展，所以我不灰心氣短，所以我不抱悲觀。」［27］如果民主失敗了，那麼是因為中國人只是從上層統治階級強加的政治制度方面考慮民主。杜威充分說明了「法律產生事實的力量小，事實產生法律的力量大」［28］。民主必須具有一種草根一樣的社會基礎，它必須是人們生活內容的一部分，必須從每個村莊、每個城市街區開始。只要人民作為一個整體還沒有完全具備民主態度，沒有參與到民主生活進程中來，有關內閣制、議會制甚至集權制度與聯邦制度的討論都是不現實的。對於那些連起碼的人民主權含義的概念都沒有的政黨，以及在共和招牌後繼續搞專制主義老一套的軍閥是不能寄予任何希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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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 　　在過去，中國在專制官僚政治統治下，它除了稅收和司法職能外與人民很少有直接關係，政府這種薄弱控制的一個積極影響就是，它使得各種地方互助會和鄉村互濟會得以產生。雖然這些組織遠比不上人民主權的現代目標，但它們的確為中國的草根民主提供了一些歷史根據。


愚馬克思—列寧主義在中國的興起(12)

　　這裡我們注意到，在中國傳統的公共機構中發現積極要素的傾向是陳獨秀思想中一個相當新奇的特徵，而這種傾向本身可以追溯到杜威教授更為公正地評價了傳統的作用的影響，這個特徵隨著陳獨秀轉向馬列主義而完全徹底地消失了。Y:a0T)c*^+v,hHjk

A`E)\K Mx 　　杜威教授使陳獨秀的注意力轉向了經濟民主問題，由此陳獨秀特別提議建立以每個村莊為單位的遍及全國的工業組織。在這些組織中，人民將最終享有自己的發言權，民主將從這些組織擴大到政府的最高層。我們有些驚奇地發現，直到1919年12月陳獨秀仍然沒有認識到設立生產者和管理者分離獨立的組織才是合理的。「一般商界的店東店員，工界的老闆夥計，地位都相差不遠」［29］。在1920年年底才看出只有工人階級和資產階級的陳獨秀，在1919年12月還認為資本主義工業在中國社會是一支微不足道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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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此很明顯，工人階級的興起並不是使陳獨秀走向共產主義運動的原因，然而，即使當陳獨秀試圖將杜威的公式用於中國的現實的時候，列寧主義世界觀的反向力量已經開始產生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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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0p@Do%B)o 　　與西方社會民主主義的領袖不同，列寧在比較早的時期就開始致力於「落後地區」的問題。尤其作為一個從政治行動方面考慮問題的人，他意識到了世界「落後地區」初期的民族主義本身可以用作實現世界革命的力量。由此，他在1916年2月的「社會民主」一文中寫道：「我們不僅要堅決實行我們全部的最低綱領，而且要立即逐步開始鼓動目前尚處在沙俄壓迫下的人民以及所有亞洲的殖民地和獨立國家（印度、中國、波斯等等）起來反抗。」［30］當然，這一政策在列寧主義著名的帝國主義理論中可以找到其理論框架。列寧主義的帝國主義理論為中國知識分子展現了一幅龐雜的充滿紛爭的世界圖景，在這一理論中，「落後地區」所遭受不幸的全部責任幾乎都被歸咎於國際金融資本。［31］1919年這幅圖景的大致輪廓似乎足夠簡單了，一方是資本帝國主義列強集團，另一方是代表了勞苦大眾以及所有受壓迫民族和殖民地利益的工農蘇維埃國家。1919年的世界圖景似乎最準確地反映了當時所發生的事件，難道同盟國在凡爾賽會議上沒有聯合支持日本帝國主義嗎？難道蘇聯在加拉罕問題上沒有完全站在中國一方嗎？*'Zr1E-b+C6hxQ

_k(^~U,g 　　* 不能低估加拉罕協定在中國產生的影響。1920年5月的一期《新青年》刊登了協定的翻譯件以及來自全國各組織團體的贊同意見。見《對於俄羅斯工農政府通告的輿論》。這些組織有：全國報界聯合會，全國學生聯合會，全國各界聯合會，中華實業協會。在通告中加拉罕說：「我們不要僅僅援助工人，而且還要援助中國人民……每個民族無論大小都應該完全自治。我們宣布所有在革命前沙俄與中國和日本或同盟國簽訂的秘密條約從今以後全部廢除。」然後，他特別指出廢除所有給中國主權造成危害的不平等條約。「我們從今以後放棄所有前沙皇俄國政府通過侵略方式獲得的中國滿洲以及其他地方的領土。……總之，從今以後我們放棄前俄國在中國獲得的所有最惠國待遇……如果作為我們的通告的結果，中國人民希望成為自由的民族，擺脫巴黎和會上所安排的使中國成為第二個印度和朝鮮的厄運，那麼我們熱切地希望中國人民與蘇聯的農民、工人以及紅軍進行共同的事業，為自由而奮鬥！」來自各組織的聲明都充滿了最熱烈的感激，並且所有這些組織不顧各自的不同政見都一致公認，蘇聯的這一舉動是一個新時代的開始。


馬克思—列寧主義在中國的興起(13)

　　李大釗甚至在1919年五四運動之前就已經信服了這個紛爭的景象，把它想像為過去已死的幽靈與人類的自我新生之間的鬥爭。在1919年五四運動之後，陳獨秀也開始感到這個景象的強大吸引力。M"v9a.B9h}AT

&k4w/b)|.h,Z,Yk"lv 　　杜威教授在北京大學的演講中已經清楚地表示他反對人類政治、經濟難題的包羅萬象的解決辦法，他將人類經歷看作是單個問題的海洋，明確指出對於人類問題唯一科學的方法是「依據時間、地點的要求尋找解決問題的具體方法」。8f |dP+`: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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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確切地說陳獨秀向西方尋找的正是這種包羅萬象的解決方法。儘管他在《實現民主的基礎》一文中所概括的民主方案的實現相反需要長時期的平淡而單調的工作，他還是希望「民主與科學」具有西方技術的效用。它需要知識分子「到群眾中去」，對群眾進行政治教育，幫助他們按民主的路線組織起來。還需要知識分子完全的自我奉獻精神，在沒有希望立刻得到引人注目的結果的情況下甘願盡到一種適當的職責。它是一種陳獨秀和他的學生們都沒有準備承擔的職責，也是一種中國傳統文化中沒多少先例的職責。事實上，列寧主義也要求到群眾中去，並且在隨後的幾年裡指引許多青年學生投身事業獻出生命。然而，它給予俄國知識分子的是在充滿即將如願以償的希望氛圍中承擔引人注目的領導者的職責，它要求知識分子去鼓動群眾、組織群眾，然後領導由此形成的組織。後來孫逸仙發現，「深入到群眾中去」的模式與他的精英主義主張不謀而合。1920年12月陳獨秀的一段陳述大意是說「政治革命是要出於有知識有職業的市民，社會革命是要出於有組織的生產勞動者」［32］。表明在這一點上他清楚地理解了列寧主義的含義。不必贅述，像列寧一樣，陳獨秀意識到社會革命必須以政治革命為先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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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Wx5r4tA]/m+r 　　刊載了陳獨秀《實現民主的基礎》一文的同一期《新青年》，也記載了他思想轉變的第一個跡象。陳獨秀在對時局的各種評論中，大聲疾呼：「都是說Bolshevik擾亂世界和平，天天在那裡侵略弱小國家的土地利益的各強國是不是擾亂世界和平？反對Bolshevik的渥木斯克政府，居然無理拿大炮來打我們的軍艦，又拿中俄條約來抗議蒙古取消自治，恐怕正是反對Bolshe?鄄vik的先生們出來擾亂世界和平。」［33］對列寧主義的世界圖景的深切感受不久抹去了杜威影響的所有痕迹。@[ w$_"HP9S/[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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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0年9月陳獨秀已經完全接受了馬克思列寧主義，標誌李大釗接近馬克思主義學說的那些哲學困惑也不再是他實現最後跨越的障礙。「民主與科學」失敗了，杜威教授的方案需要數年自我奉獻的單調工作才能實現，即使那樣也沒有任何全部如願以償的希望。最後，這裡是一幅激烈的紛爭的對抗與完全如願以償的希望交織在一起的生活圖景。更重要的是，它所面對的戲劇情景是一幕全球的戲劇情景，最終將中國帶入世界歷史的舞台。$YL7WH f[#R(Wx9r

&m^V&U4a 　　促使陳獨秀走向馬克思列寧主義陣營的局勢和環境同樣也幫助了李大釗在有關馬克思主義問題上戰勝了最後的猶豫。然而，在1919年12月發表在《新潮》評論上的一篇題為《物質變動與道德變動》的文章［34］中，我們仍然看到李大釗的思想矛盾的跡象。在文章中李大釗試圖將他的人類良知力量的狂熱信仰與馬克思主義學說調和一致。他重申他的信仰「道德心的存在卻是極明了的事實，不能不承認的」，以及「我們心中自然而然發出一種有權威的聲音」［35］。然而，道德情感的來源不必追溯到任何超自然的本源，而是存在於人類在生存鬥爭中發展起來的社會本能之中。由此他以他的特有的社會達爾文主義觀點（這是一個與赫胥黎的觀點以及其他歐洲社會達爾文主義的觀點激烈對抗的觀點）解釋了道德情感的起源。



馬克思—列寧主義在中國的興起(14)

　　然而，雖然道德情感本身可以用「達爾文主義」來解釋，但是各種各樣的倫理系統的明確內容只有用生產方式的變化才能解釋。人的確可以做事沒有責任感，但是他對於他的責任的概念是由他生活的經濟制度決定了的。#w5B?L_)f

Y8_ h d)C&S2c;k 　　正是在這個觀點上，李大釗最終與馬克思達成一致。當然嚴格地說，馬克思主義並不否認道德情感的存在與宗教和藝術一樣，道德也屬於人類社會意識形態的上層建築。但是強調在一定社會中傳播的道德觀念實際上是那個社會行動的依據，則是忽略了馬克思主義的一個基本概念，即在前社會主義社會中人自身異化的概念。在前社會主義社會，人的全部意識形態活動的作用就是使人看不到自身的真實存在。由此，儒家道德並不是中國封建社會中行動的有效依據，而是社會的意識形態的表現，它用來掩蓋行動的真正本質。C{GCO/p

E7O e m*uK 　　李大釗由於在生物學領域而不是在社會學領域尋找他的道德情感的基礎，從而更進一步背離了馬克思主義。儘管馬克思喜歡在他的概念與達爾文的概念之間尋求比較，他仍然並不接受達爾文主義者用生物學術語解釋社會現象的傾向。義大利馬克思主義理論家拉布里奧拉（Labriola）明確地攻擊社會達爾文主義為社會現象的解釋派（出自《歷史的唯物主義觀念》一文）。社會事件的解釋必須在社會環境中尋找。 IY:y8`fu4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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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受了布爾什維克革命的救世主的啟示而自願與馬克思主義達成一致之後，李大釗可以毫無顧忌地盡情宣稱自己是馬克思列寧主義者了。在他的《唯物史觀在現代歷史學上的價值》［36］一文中，他宣布自己的徹底轉變。儘管有學術性標題，這篇文章背後仍充滿了一種憤怒和反抗的思想。雖然《布爾什維主義的勝利》一文，是他對新生力量的熱情歡迎，但這篇文章代表了他對所有惡勢力的徹底否定。和陳獨秀的情形一樣，1919年和1920年的局勢（國內的和國外的），使他內心極度痛苦，以至於拋棄所有的保守思想。Hw w @&?.sMz M#s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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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時李大釗坦白地說，所有前馬克思主義的歷史理論都是統治階級用來迷惑人民的工具，只有歷史唯物主義概念為我們提供了未來新生活的可能性。他並不試圖將這個新的思想觀念作為一種欺騙手段與新近宣稱的人類良知自由的信仰相調和。他並不試圖回答他在1918年表述的有關馬克思主義的疑問。由於他已經將自己與新生力量聯繫在一起，他就不由自主地接受了有關這些新生力量的學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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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k@4@1}5ZeHrm 　　在討論李大釗、陳獨秀轉向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發展過程中，我至此還沒有討論中國勞工運動對他們思想的影響，對一些人來說，這似乎是一個明顯的遺漏。當然我們知道第一次世界大戰為中國工業提供了一個發展的契機，並且隨之而來的是工人階級的異軍突起。我也知道五四運動伴隨的是中國工人階級自覺性的成長，工人階級產生之時正值世界上「工會主義」運動高度發展，正值讚揚工人階級的社會主義和無政府主義哲學在全世界盛行，因此，從產生之日起它就受到這些影響。我們還知道在中國共產主義運動早期，中國勞工就是它的龐大的跟隨者，然而，仔細閱讀李大釗、陳獨秀的著作，看不出中國工人階級興起本身是他們思想轉變的一個重要因素。更準確地說，是列寧主義將他們的注意力引向了中國工人階級而不是中國工人階級將他們的注意力引向了列寧主義。在《布爾什維主義的勝利》一文發表之前李大釗從未提到這個問題，而正如我們所看到的，陳獨秀直到1919年12月還認為產業工人階級是中國社會一個微不足道的因素。這並不是暗示陳獨秀、李大釗在1920年之後對中國產業工人悲慘生活狀況的關注是不真實的；然而，它確實表明中國工人階級運動從一開始就存在外來思想的根基。*

馬克思—列寧主義在中國的興起(15)

　　* 1920年5月的一期《新青年》幾乎完全是勞工問題的專題，其中刊登了李大釗的《五一運動史》一文以及陳獨秀的《勞動者的覺悟》的講話。陳獨秀在講話中要求勞動者認識到自己在社會中的重要性，並且準備管理社會。列寧主義的影響由此看來十分明顯。W6Cl K@'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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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轉向馬克思主義陣營過程中，李大釗和陳獨秀都帶動了他們所有的學生，毫無疑問這些學生都是受到他們絕對知識權威力量的影響的，在他們直接影響下的人中有張國燾、瞿秋白、李漢俊、毛澤東和周佛海，這些人都在後來發揮了重要作用。當我們試圖追尋其中一些人在五四運動醞釀時期的思想發展時，我們發現，他們輕信有說服力的每種學說。我發現，當時俄國文學專業的學生瞿秋白翻譯了托爾斯泰的著作［37］，周佛海的確自認為是一個社會主義者，而實際是英國式的工會社會主義者，他說國家社會主義只不過是用新的官僚政治矇騙長期飽受官僚主義之苦的中國民眾，至於馬克思主義，他認為它是單方面的唯物主義，並且贊成伯恩斯坦對馬克思主義學說的修正。［38］據毛澤東自己講，像一些在法國的中國知識分子一樣，他曾經一度受無政府主義的影響。**李大釗喜歡的學生之一張國燾，是李大釗在中國馬克思主義研究會早期的合作者，並跟隨他的老師轉向共產主義運動。作為北大圖書館館長李大釗的館員，處於學術活動邊緣的毛澤東深受這位導師的巨大影響，李大釗無疑是他接觸共產主義運動的第一推動力。*`%MmD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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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參見埃德加?斯諾：《紅星照耀中國》，151頁。也好像是毛澤東當時受到了波及很廣的聯省自治運動的很大影響。在組織和領導方面都活躍的湖南「新民學會」的綱領中一個目標就是湖南「獨立」。李昂在《紅色舞台》一書中指出，甚至到1921年毛澤東仍然是一個狂熱的湖南愛國者，他喜歡將湖南在中國的作用與普魯士在德國的作用相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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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2l$Xc 　　* 毛澤東承認李大釗和陳獨秀對他的決定性影響，他說：「在李大釗手下任北京大學圖書館館員的時候，我很快對馬克思主義產生了興趣，在這方面的許多興趣也得益於陳獨秀……陳獨秀堅定的信仰在或許是我一生中的重要時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被李大釗和陳獨秀的權威帶入共產主義運動中的一些人不久就與運動發生了矛盾。另一些人如毛澤東不久證明他們自己比李大釗或陳獨秀能更好地理解作為嚴格行動綱領的列寧主義的含義（也可以這樣說孫逸仙）。然而，毫無疑問李大釗和陳獨秀確是中國的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之父，是中國共產黨的創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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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麼，回顧陳獨秀、李大釗的思想發展我們看到他們從自覺的反傳統傾向出發，都向西方尋找真理。儘管他們的思想傾向不同，他們都傾向於那種提供包羅萬象的萬能的解決方法的世界觀。李大釗含糊但樂觀的思辨哲學的觀點為他接受布爾什維克革命的救世主的啟示作了準備，而隨後局勢使他的信仰達到如此堅定的程度，以至於他不久實現了與所有哲學保守思想的決裂。陳獨秀將他全部希望寄托在自由的民主與唯物的科學的結合上。然而，他的熱情，急躁的天性，不久就因「無神的共和主義」的無法實現而受挫。他的挫折曾經一度歸結為約翰?杜威的民主概念的寬泛定義。然而杜威的單調的漸近的方案，不能以其單純的二元論和對革命知識分子引人注目職責的許諾長時間地抗拒列寧主義世界圖景中令人眼花繚亂的紛爭。**

馬克思—列寧主義在中國的興起(16)

　　** 毛澤東在他的官方傳記中提到他曾經對埃德加?斯諾說：「從這時起（1920年）我越來越相信，只有在群眾行動中產生的群眾的政治力量才能實現革命性變革。」毛澤東在這裡沒有提到列寧主義政治行動準則的唯一一個重要因素，即群眾的行動必須由一個高度訓練有素的黨的精英分子領導。!Tc5mW B8dd7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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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此，正確的說法是馬克思主義是在救世主的啟示以及列寧的具體政治綱領之後進入中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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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k |.U.Eq!g 　　［1］陳獨秀在給主張社會主義的記者的回信中，特別指出社會主義根本不適合一個像中國這樣非工業化的國家。見《通訊》（《新青年》，第二卷，第五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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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a:g&W1I!w8D Ve 　　［2］《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83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X4w2w6Nb

m?tJK 　　［3］Benjamin Schwartz，「Biographical Sketch，Ch』en Tu-hsiu，Pre- Communist Phase」，Papers on China，Harvard University 1948，Ⅱ，p.168.QxR K0Em.j$b
Lq_0\N
　　［4］Ibid.，p.193，n.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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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K#v 　　［5］Ibid.，p.195，n.12.v O4e#^b t/`

Rq4x2xT:x 　　［6］Ibid.，p.196，n.16. b6U!h9A8y:IAGUa

([5eU G u,y"Q2} 　　［7］參見《新青年》，第二卷，第一期。.l/I&a/r_%E#I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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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參見《新青年》，第四卷，第四期。,t/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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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參見《新青年》，第二卷，第一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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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1］［12］《新青年》，第二卷，第一期。,twHWk8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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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14］《新青年》，第四卷，第四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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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多處明確提到愛默生。P8To1^,n)R#?

!WD_%q%Ic)u%B 　　［16］《新青年》，第四卷，第四期。 J y7n_Uro(dz(nD
-l-i6^1k V1Mc5g-L2H
　　［17］《實行民治的基礎》，《陳獨秀文章選編》（上），430頁，北京，三聯書店，1984。N [ W}.y9Gm/Z

Q w!x6g,st;J
　　［18］參見《新青年》，第三卷，第一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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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載《新青年》，第五卷，第五期。關於這個問題還有他的另一篇文章《庶民的勝利》，表達了同樣的主題。0N iux\/Dy"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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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布爾什維主義的勝利》，《李大釗文集》（上），598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c'Sk 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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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z{o.c
　　［21］同上書，603頁。T9_9uFh7A-@Rx K

%G;Gaa-LjU/L 　　［22］《庶民的勝利》，《李大釗文集》（上），595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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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24］陳獨秀：《克林德碑》（1918.11.15），見《新青年》，第五卷，第五期。/p7n9P+f-s-k^

sWm'Vcp Kc 　　［25］Hatano Kanichi，Saikin Shina Nenkan（New China Yearbook）（Tokyo，1935），p.1 597.
!F4? Re!}~
_] eS!A(Q:]+S 　　［26］李大釗：《我的馬克思主義觀》，載《新青年》，第六卷，第五期。{*M0p3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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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f9BZ
　　［27］《實現民主的基礎》，載《新青年》，第七卷，第一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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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zqD CA"H0z'di0? 　　［28］［29］《新青年》，第七卷，第一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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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See，David Shub，Lenin，A Biography（New York，1948），p.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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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參見《列寧選集》，2版，第2卷，730～845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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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新青年》，第八卷，第四期。xNO~Z(H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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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新青年》，第七卷，第一期。 F0KD6Vs1D)ij;A0n

R3H0R;c2x#dX+L 　　［34］載《新潮》，第二卷，第二期，1919年12月。《新潮》評論是北京大學學生出版的刊物，它存在時間雖短但影響很大。在五四運動高潮時期任編輯的是傅斯年。

［35］同上書，207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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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2F x2B d/t2? 　　［36］參見《新青年》，第八卷，第四期。nD$E1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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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參見《解放與改造》，第五卷，第二期，1920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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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d 　　［38］參見《解放與改造》，第二卷，第一期，1920年1月。又見第七期，1920年4月。

中國共產黨的建立

中國共產黨的建立(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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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陳獨秀已經完全獻身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時候，他似乎並沒有意識到，在這個獻身中所涉及的令人困惑的問題。曾經令整個一代俄國馬克思主義者困惑的「資本主義階段的不可避免性」的全部問題，曾經長期困擾列寧的如何對待民族因素的問題，對陳獨秀來說似乎是並不存在的。畢竟，確切地說是逃避了曾經如此強烈地吸引他的作為所有惡的根源的資本主義與作為所有善的前兆的社會主義之間明確的對立所導致的複雜性。Q#FCi*RY2R

'@{|&xu _ 　　由此，在1920年6月，我們發現陳獨秀直言不諱地說：「我以為世界上只有兩個國家：一是資本家的國家，一是勞動者的國家，但是現在除俄羅斯以外，勞動者的國家都還壓在資本家的國家底下。」［1］這段陳述表明，陳獨秀並不知道列寧正在竭盡全力將「落後」地區的民族主義熱情投入到世界革命中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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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獨秀有關資本主義階段及資產階級作用的觀點同樣是簡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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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1920年後半年，羅素和一名中國年輕的記者張東蓀，在上海年輕的社會主義者中掀起了一場激烈的爭論。他們主張中國所有災難的根源在於貧窮和生產力低下，這隻有通過工業化而不是通過「空談主義」［2］才能夠緩解，然而，許多人可能站在倫理立場上反對資本主義。看起來好像是只有資本主義才可以實現這樣的工業化。9x]#Q|'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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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1p8Q8m S,j9o 　　這些爭論激怒了陳獨秀和他的年輕弟子。他激烈地反駁道：「發展教育及工業是頂重要的事，這是不待討論的。但是有一件要討論的事，就是還仍舊用資本主義發達教育及工業，或是用社會主義？我個人的意見，以為資本主義雖然在歐洲、美洲、日本也能夠發達教育及工業，同時卻把歐美、日本之社會弄成貪鄙、欺詐、刻薄、沒有良心了；而過去的大戰爭及將來的經濟的大革命都是資本主義之市場，這是人人都知道的。幸而我們中國此時才創建教育、工業。在資本主義制度還未發達的時候，正好用社會主義來發展教育及工業，免得走歐美、日本的錯路。」［3］他拒絕對剝削的外國資本主義與進步的民族資本主義加以區別，他說：「資本主義果然是好的，無論中外都應該歡迎；若是壞的，無論中外都應該反對……只有勞動團體能夠達到中國獨立之目的。所謂中國資本家都直接或間接是外國資本家的買辦，只能夠幫著外國資本家來掠奪中國人。」［4］ Hx"P,F)w N?*X9F)E$gv

#{oV7? J#s.^bx 　　雖然如此，陳獨秀的對手迫使他面對馬克思主義中的「資本主義階段」問題。他的回答非常簡單：「俄羅斯共和推倒了封建半年便被社會主義代替了，封建和社會主義之間不必經過長久的歲月，這是一個很明顯的例子。」［5］他的對手還迫使他不情願地承認：「吾黨遇著資本階級內民主派和君主派戰爭的時候，應該幫助前者攻擊後者；後者勝利時，馬上就是我們的敵人……吾黨決不屑學德國的社會民主黨，利用資本階級的政治機關和權力作政治活動。」［6］u5@.X({)gE

C#T/d5j+~ 　　由此我們發現，在服從第三國際教導之前的這個短暫時期里，陳獨秀的觀點最好被說成是「原始托洛茨基主義者的」。在托洛茨基主義作為一個值得注意的理論出現之前，陳獨秀應原本是一個本能的托洛茨基主義者，只是缺少托洛茨基天才的理論推理。只是想到資本主義的暗無天日，他才獻身了社會主義，只是對被迫區別外國資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感到惱火，他才獻身了普適的、救世主的信條。


中國共產黨的建立(2)

　　在情感上說，陳獨秀的基本觀點與列寧的基本觀點很接近，或許並不為過，列寧的一生都在與對他自身馬克思主義正統信仰的詰難作鬥爭。然而，沒有證據表明，列寧贊成陳獨秀對中國和俄國做簡單比較的嘗試。儘管高度讚揚了落後地區活躍的潛在力量，列寧仍然傾向於在總體上把沙皇俄國———一個資本主義已有所發展，人數少但充滿活力的無產階級已經出現的世界帝國———與帝國主義的受害者、現代產業工人階級如果不是根本也是幾乎不存在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地區，嚴格區分開。在1912年，列寧還在嘲笑對中國跨越資本主義的可能性看法同樣感興趣的孫逸仙的「小資產階級社會主義」［7］。然而在十月革命之後，當列寧焦急地搜尋地球上世界革命跡象的時候，他的看法開始變化了。十月革命對亞洲年輕的知識分子的深遠影響，以及在印度和中國工業化社會制度的最初跡象，正在喚起其他可能性的希望。由此，雖然在1920年6月《論殖民地與民族問題》文章中還承認「各國共產黨必須幫助這些國家的資產階級民主解放運動」［8］，但是過了一個月，在聽取了印度年輕的共產主義者羅易樂觀的報告后，列寧表達了這樣的希望：「如果革命勝利了的無產階級對它們進行系統的宣傳，各國蘇維埃政府盡自己的能力給它們幫助，那麼，說落後民族無法避免資本主義發展階段就不對了。」［9］然而，將要注意的是，這種可能性是基於假定「蘇維埃政府」已經存在的基礎上的，或換句話說，是基於假定世界革命已經在擁有大城市的幾個國家取得成功的基礎上的。闡述了這種可能性之後，列寧又回到了他的論題，在半殖民地地區，「共產國際應當同殖民地和落後國家的資產階級民主派結成臨時同盟，但不要同他們融合，甚至當無產階級運動還處在萌芽狀態時，也絕對要保持這一運動的獨立性」［10］。這個看似清楚的論述在隨後的幾年中圍繞「暫時的」、「獨立的」這些詞的含義出現了多種解釋。然而，無論這個論述多麼意義含糊，它都很難證明陳獨秀對於中國完全自由地選擇走資本主義或是走社會主義道路的信念是正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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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陳獨秀似乎還沒有意識到仍然阻礙通向社會主義道路的巨大困難，那麼他同樣沒有意識到黨在列寧主義體系中的作用。在陳獨秀1920年的著作中，我們發現他與無政府主義者和自由主義者的激烈辯論，卻很少討論共產黨的組織原則。畢竟，陳獨秀和他的弟子們都不是過著俄國式的職業革命者的生活，讓他們意識到他們應該起到的作用還需要一些時間。正是在第三國際的代表魏金斯基、優林和馬林的幫助下，陳獨秀和他的弟子們才開始對列寧主義黨的組織的概念有所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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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陳獨秀於1919年離開北京的逆境前往上海更自由的環境時，他還沒有達到這樣的認識。在上海也和在北京一樣，五四運動在知識分子中激起了狂熱的行動，來自西方的每一種令人信服的「先進的」學說在上海知識分子中間都會找到一派支持者。陳獨秀由於在北京五四運動中的英勇表現而極大地提高了的威望，不久就使他成為上海這座城市裡知識分子生活的中心。若干無政府主義者、孫逸仙的追隨者知識分子戴季陶，以及各種各樣的「社會主義者」不久都聚集到他周圍。［11］陳獨秀與他們進行口頭上的辯論，但似乎很願意在實際中與他們共事。他的觀點很明確，「有良心的學者」所面臨的任務是組織和教育工人階級。［12］他似乎願意與所有那些贊同這個觀點的人共事。由此，我們發現，陳獨秀最終於1920年8月組織的「社會主義青年團」是一個由無政府主義者、馬克思主義者甚至「反儒家學者」組成的鬆散集合。［13］在北京對黨組織的含義比陳獨秀可能知之更少的李大釗也組織了一個由6名無政府主義者和2名共產主義者組成的勞動小組。*


中國共產黨的建立(3)

　　* 《中國共產黨簡明史》，出自《蘇聯陰謀文件彙編》第二卷分冊，4頁。這些是1927年張作霖在搜查蘇聯使館時沒收的文件。雖然經常指責所有這些文件都是偽造的，但是對其中一些文件仔細調查並沒有證實這個說法。凡是能夠用其他記述核實「簡明史」的記述的地方，每一處都證明了它的正確性。)n-a4Y~#qc0Yf%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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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J `Nz%] 　　然而，1920年6月一個新的因素出現了，即共產國際代表魏金斯基的出現。魏金斯基被共產國際遠東局派到中國，他在北京會見了李大釗，並且被李大釗介紹給了在上海的陳獨秀。魏金斯基在上海建立了他的總部，並且立即開始了建黨的任務。完全可以設想，與陳獨秀的多次會面魏金斯基都是為了向他解釋共產黨不是致力於組織勞工的一般性任務的「有良心學者」［14］的某種鬆散集團。雖然如此，最終在魏金斯基的財政支援下於8月成立的社會主義青年團，如我們已經指出的那樣，是一個十分模糊不清的集團。這種對最反列寧主義的非正統的寬容可能反映了魏金斯基可以將這些盲目的、年輕的激進分子中許多人轉變成共產主義者的想法，不然它可能只反映了外國人沒有能力辨別一群中國年輕的激進分子觀點上的細微差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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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h NI DL CO 　　例如，我們發現這些年輕人之一———孫逸仙的親密合作者戴季陶———甚至在1919年陳獨秀轉變之前就接受了馬克思主義。他與另一名孫逸仙的親密合作者胡漢民都在1919年年底開始在國民黨的機關報《晨社》上發表有關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文章。*然而，他們是通過完全不同的途徑接受馬克思主義的。正是列寧主義的帝國主義理論中民族主義的含義，由於它適合中國，才將他們吸引過來。正是列寧主義關於一個掌握權力的、訓練有素的精英群體的主張，使孫逸仙的傑出人物統治論理論明確化，才吸引了他們。1920年2月戴季陶指出「至於說到『革命事業』非是要革命者的團體成為有力的團體不可。……這就是二十世紀『科學的組織之革命軍』」［15］。對戴季陶、胡漢民來說，最重要的問題是獲得一個獨立而強大的國家。由於沖淡了階級鬥爭因素的重要性，他們真正感到馬列主義可以作為他們民族主義方案的思想基礎。［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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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919—1920年期間出版的一期《改造》刊載了戴季陶和胡漢民大量關於馬克思主義的文章。這裡我們找到了中國和日本現代思想獨特特點之一的保守主義馬克思這種特殊現象的起源。雖然1919年10月的文章《用馬克思主義的觀點研究中國歷史》是在中國傳統思想中發現馬克思列寧主義先兆的開拓性嘗試，但是1919年11月胡漢民的《歷史唯物觀批判之批判》一文比我們能夠在李大釗或陳獨秀的著作中所能發現的任何論述都更徹底地討論了這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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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J9`b T,C 　　從這個基礎出發，戴季陶有可能參加社會主義青年團的活動，甚至與陳獨秀合作在青年團中成立一個「馬克思主義研究小組」。然而，正是在此時共產國際開始宣布其領導地位，陳獨秀與戴季陶之間出現了分裂。堅定的民族主義者戴季陶片刻也不能容忍外來力量對中國共產黨內部事務的干涉。鑒於這個觀點，戴季陶由「共產主義者」到極端的「反共產主義者」的轉變似乎並不像表面上所表現的那樣徹底。重要的是，戴季陶後來與共產主義者的一些辯論仍然使用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內容。


中國共產黨的建立(4)

　　無論如何，在魏金斯基的指導下，陳獨秀的知識進展很快。1920年9月召開了一次會議，討論在明確的共產主義思想基礎上成立真正的共產黨。［17］清除不同意見者的工作開始了。由於在不同意見者中最不服從的是無政府主義者，因此我們發現在1920年年底和1921年年初，陳獨秀的著述多數是針對這些否認「強權拿他來救護弱者與正義，排除強者與無道，就不見得可惡了」［18］的年輕人的。至1921年5月，陳獨秀對這些年輕人令人惱火的反對意見越來越不耐煩，以至於他大聲疾呼：「近來青年中頗流行的無政府主義，並不完全是西洋的安那其，我始終認定是固有的老莊主義的復活，是中國式的無政府主義。」［19］由於對陳獨秀來說，沒有什麼比中國人生活中道家的清靜無為的傳統更令人討厭的了，因此這個指責足以反映出他的憎惡。然而，他沒有意識到他輕易相信善心的精英分子本身可能反映了他如此堅決否認的儒家傳統的影響。或許害怕國家權力的無政府主義，本質上將在中國保持一種孤立的發展，而相信掌握在「適當人手裡」的國家權力能夠將人們帶入一個美好的社會的馬克思列寧主義，將贏得廣泛和持久的認可的事實本身就反映了中國人生活中儒家思想傳統的恆久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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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6T.|] xuBe ?f s 　　在與羅素的追隨者、無政府主義者、「社會民主黨人」、民族主義者及其他一些人激烈的爭論中，最終湧現了未來中國共產黨的堅強核心。在1921年初，陳獨秀接到廣東軍閥陳炯明的邀請，為他所佔據的廣東省改組教育制度。陳獨秀抓住這個機會，開始在廣州進行建黨的組織活動，並且很快就組成了一個以陳公博和譚平山為中心的黨小組。在北京，李大釗也組成了一個類似的小組，其中包括張國燾、何孟雄、羅章龍和鄧中夏這些後來的著名人物。在湖南省，由於大量的組織活動而頗有些聲譽的毛澤東，據他自己講，早在1920年冬季就在馬克思主義理論和俄國革命影響下開始致力於組織勞工的活動。［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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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E;n"Jm 　　至1921年7月，在北京、上海、廣東、湖南表面上有了共產黨，為黨的第一次代表大會召開創造了條件。由少數人參加的這次「代表大會」在上海法租界的一所女子學校秘密召開。然而，會議的討論被租界巡警發覺而中斷，會議代錶轉移到南湖船上結束了剩下的任務。這次代表大會沒有保存下來任何記錄。［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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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RZsH/o-Y}q)` 　　當我們查看與會者的名單時［22］，我們有些震驚地發現，即使這個人們堅信不疑的共產黨員的核心中仍然包括陳公博和周佛海的名字，後來證實他們接受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動機與其說接近陳獨秀那些人，不如說更接近戴季陶那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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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外，我們有一份中共第一次代表大會討論的報告，如果它是可靠的，它將表明這個共產主義的堅強核心仍然是十分表面的。這個報告指出「代表大會上並沒有取得一致意見。陳獨秀提出的必須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人民政府的提議被認為有些過於激進……李漢俊的建議與眾不同，主張派代表去德國和俄國考察德國和俄國革命相關的優點。他得到了陳公博等一些人的支持」［23］。此次大會上加入共產國際的問題甚至沒有提出。



中國共產黨的建立(5)

　　由此看來，這些年輕人中許多人信奉共產主義仍然是非常暫時的和表面的事情。他們仍然是五四時期的年輕人，試驗各種學說但沒有篤信一個。他們以先前接受基爾特社會主義，托洛茨基主義或博愛理論的同樣的態度接受共產主義。列寧主義的帝國主義理論，加拉罕提議以及由十月革命而在世界範圍內激起的救世主的希望，只是營造了一種有利於接受共產主義學說的情感氛圍。只有通過艱苦實踐，他們才會明白在思想和行動上全部信奉的含義以及鐵的紀律的含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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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頗為重要的是，從後來事件來看，毛澤東可能是這些早期黨員中少數幾個憑藉經驗意識到列寧主義是一種組織方法，而不單純是另一種學說的人中的一個。雖然他與李大釗和陳獨秀的接觸使他了解了馬克思主義學說，但是他在湖南組織活動的經驗使他認識到「只有在群眾行動中產生的群眾的政治力量才能實現革命性變革」。當然，這個見解是列寧主義方法的重要內容之一———不單純為實現革命性變革———而是為獲得權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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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儘管黨的建立者們的思想各式各樣，黨的第一次代表大會仍然標誌著他們在知識上邁出了重要一步。在俄國顧問幫助下，在陳獨秀的領導下（他沒有出席代表大會），中國共產黨當時開始明確為一個政治實體。據波多野說，第一次代表大會上討論了黨的組織問題，成立了黨的機構以及由陳獨秀任書記的中央委員會。［24］然而，黨自己制定的主要任務是組織勞工同盟。雖然我們發現在有關建立由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人民政府」的必要性上有些含糊，但不容置疑的是，陳獨秀把組織勞工看作黨的最重要的任務。因為共產黨是工人階級政黨，因為工人階級是實現社會主義的工具，所以其他所有的都是次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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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F` \c9K 　　鄧中夏在《中國工人運動簡史》一書中指出，在代表大會之後不久，黨成立了一個「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目的是組合自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以來出現的所有分散的、鬆散的勞動團體。［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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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
])~0R8p l 　　1922年的事件表明，在建立了行動綱領和「到群眾中去」的路線之後，陳獨秀這位昔日的大學教授和他的學生追隨者們，以巨大的熱情投入到黨的這個任務中。中國共產黨的影響在鐵路工人工會中的迅速擴大，由年輕的天才組織者李立三在漢冶萍鑄造廠組織的共產黨員領導的工會，以及「勞動組合書記部」在5月於廣州召開的第一次全國勞動大會上贏得的領導地位，一定完全出乎意料地保持了陳獨秀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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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kDrVV 　　當然，事實是中國共產黨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於組織中國產業工人的時機已經成熟。事實也確實如此，正如後來事件所證明的，「勞動組合書記部」以及稍後建立的全國總工會都沒有他們壯大的外表所顯示的那樣緊緊抓住中國工人。鄧中夏抱怨，黨對工人的直接影響甚微，由於工人還沒有準備好加入共產黨，黨在吸收工人黨員上努力甚小。由此看來，「書記部」是附加在工人身上的一個工具———一個只要它能為工人贏得好處，就會受到歡迎的工具，只是一個與工人沒有多少密切聯繫的工具。［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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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在1922年，所有的跡象都顯示出在共產黨領導下的一場巨大的工人運動高潮。陳獨秀可以自由地沉浸在他的社會主義提前實現的美麗夢想中，如果任他自行其是，那麼陳獨秀將繼續盡他作為一名黨員的全部力量去完成這個唯一的使命，是完全可能的。



中國共產黨的建立(6)

　　［1］《對於時局之我觀》，載《新青年》，第八卷，第一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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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b*s6L"O-j/{!Z 　　［2］《關於社會主義的討論》，載《新青年》，第八卷，第四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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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B"MT F(l? C 　　［3］陳獨秀：《關於社會主義的討論》，見《新青年》，第八卷，第四期。 G%fSH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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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T8qS8i9q 3\ suKW4u

9YbI @Z6_\ 　　［4］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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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hc*s#S3\}wO 　　［5］陳獨秀：《國慶紀念的價值》，見《新青年》，第八卷，第三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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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g}.j.] 　　［6］陳獨秀：《對於時局之我觀》，見《新青年》，第八卷，第一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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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z;|+d{ 　　［7］Lenin，W.「Demokratie und Narodniktum in China，」Ausgewahlte Werke（Berlin，1937），Ⅳ，321.Eu1_H+Zf3F @:V}T?

Ag4t*Z$Cf EcJ$A 　　［8］列寧：《民族與殖民地問題提綱初稿》，見《列寧全集》，2版，第39卷，164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wj3p+N+m u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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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同上書，233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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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列寧選集》，2版，第4卷，275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SQ `y5\7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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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方路：《清算陳獨秀》，引自《陳獨秀評論》（1933年 北京），66頁。"C~U6JMmN#V

3r_ O u$t2ZR 　　［12］《社會的工業之與良心的學者》，載《新青年》，第八卷，第三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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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方路：《清算陳獨秀》，引自《陳獨秀評論》（北京 1933），66頁。4SZ,V#xo!X*z%v` F

zXz/geNW;N-u 　　［14］Hatano Kanichi，Saikin Shina Nenkan（New China Yearbook）（Tokyo 1935），p.1598. l)J8~+eB`

yCu'cWrw_ 　　［15］《致陳競存論革命的信》，《建設》，第二卷，第一期。} `X Ec
M o$D$z*E!Y8o8~
　　［16］戴季陶：《從經濟上觀察中國的亂源》，《建設》，第一卷，第二期。8d;A?{hE+{7m4TbZ

}_/S7J1j4A;o9pu 　　［17］Hatano Kanichi，Saikin Shina Nenkan（New China Yearbook）（Tokyo，1935），p.1 598.N+E"L{0\
x \ @+G:O
　　［18］《談政治》，載《新青年》，第八卷，第一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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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陳獨秀：《中國式的無政府主義》（1921年5月1日），見《獨秀文存》，611頁，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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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斯諾：《紅星照耀中國》，155頁。#Y8Z_)~ F"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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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Hatano Kanichi，Ajia Mondai Koza（Lectures on Problems of Asia）（Tokyo，1935），Ⅱ，pp.23-24."`2U T1e,` |9_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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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Hatano Kanichi，Ajia Mondai Koza（Lectures on Problems of Asia）（Tokyo，1935），Ⅱ，p.24.波多野列舉了陳公博、包惠僧、李漢俊、李達、張國燾、劉仁靜、董必武、陳譚秋、毛澤東、何叔衡、周佛海、汪精衛和鄧恩銘的名字。幾乎同一時間，周恩來、蔡和森和李立三在法國成立了黨小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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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中國共產黨簡史》，626頁。~ @.e5t-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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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陳獨秀：《告全黨同志書》，見《中共黨史參考資料》（第5冊），中國人民解放軍政治學院黨史教研室編，393～394頁。4?m4[m!~6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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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鄧中夏：《中國職工運動簡史》，19頁，延安，1943。5L[E9i#lwO

/^PD2b.C!D-cw 　　［26］同上書，46頁。

國共合作的序幕

國共合作的序幕(1) N/|ga4t1A0LyZk2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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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o4pQGQ 　　在克里姆林宮，對於重大政策的考慮完全是另一種傾向。正如我們所看到的，除了可能發生的世界革命之外，列寧本人對落後地區共產黨即刻革命成功並不樂觀。此外，從共產國際第四次代表大會上拉狄克尖刻的話語判斷，中國共產黨在莫斯科並不享有很高的聲譽。在1922年11月召開的陳獨秀親自出席的這次共產國際代表大會上［1］，中國年輕的代表劉仁靜爭辯說，香港罷工已經表明「共產黨在群眾中的宣傳工作是能夠獲得很大成就的。由此可見，共產黨和前幾年它還只是一個派別和一個教育組織時的情況相比，今後將會取得很大的發展」［2］。X;}2\]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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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苛刻的反駁中，拉狄克叫喊著說：「同志們，不要把事情看得太美好，不要過高估計你們的力量。中國同志在這裡站出來發言說：我們已在整個中國牢固地紮下了根。我卻不得不說：尊敬的同志！在工作開始時感到自己有足夠的力量來進行這一工作，這是好的。但是畢竟應當看到實際的情況。……在廣州和上海工作的同志很不懂得同工人群眾相結合。……那裡有許多我們的同志把自己關在書齋里，研究馬克思和列寧，就像他們從前研究孔子一樣。……同志們，你們必須懂得，無論是實現社會主義的問題，還是建立蘇維埃共和國的問題，在中國都沒有提上日程。……但是我們的任務仍舊在於……組織年輕的工人階級；二，使它對資產階級分子的客觀革命力量採取明智的態度，以便組織反對歐洲和亞洲帝國主義的鬥爭。」［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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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拉狄克關於共產黨員沒有發動群眾的指責顯然是不公平的，因為正是在1922年期間中國共產黨在這個方面取得了重大進展。然而，拉狄克社會主義和蘇維埃共和國都還沒有提到議事日程的講話，可能正是針對1920—1922年期間陳獨秀所持的這種觀點。克里姆林宮在當時沒有意向把它在中國的所有希望都寄托在年輕的不成熟的中國共產黨身上。蘇聯需要亞洲的同盟者———有力的同盟者———不僅僅是中國共產黨的學生和教授。它在尋找同盟者過程中也不過於需要技巧。早在1920年，蘇聯政府就把希望寄托在吳佩孚身上，藉助克里姆林宮劃定階級的特權，吳佩孚從一個封建軍閥轉變成了一個資產階級民族主義者。［4］後來，當馬林會晤了孫逸仙后開始對國民黨的潛力有所印象時，克里姆林宮的興趣就轉向了國民黨那裡。［5］b'YY+P]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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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理論範圍內，在亞洲尋找同盟者的這個迫切需要不可避免地導致了重新強調「資產階級的民族主義」，強調與「資產階級」聯合的必要，以及在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地區資本主義發展階段的必然性。事實上，在俄國，列寧早在1905年就認為繞過資產階級與農民階級聯合完成資產階級革命是可能的。然而，在一個由帝國主義控制的國家裡，必須聯合儘可能眾多的階級反對共同的敵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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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戰略和理論表述自然使黨內的那些人———包括堅信「社會主義已經提到議事日程」的陳獨秀在內感到震驚。拉狄克講話中特彆氣憤的語氣使我們發現的一份原始材料中的記述顯得可信，這段記述聲稱，1922年中國黨內極力抵制這個表述。［6］這份原始材料指出，北京共產主義小組在這個問題上分裂為兩派，蘇聯大使積極支持由鄧中夏和李大釗領導的較「溫和派」，「溫和派」自然是接受「資產階級民族革命」觀點的一派。反對派由陳獨秀支持，包括張國燾、羅章龍和何孟雄。據同一段記述稱，只是由於共產國際施加了強大的壓力，陳獨秀才最終被說服接受了這個說法。畢竟，他是在一種啟示希望的情緒中投入共產主義運動的。世界革命和社會主義在中國的實現似乎都是即刻。然而，此時他被告知社會主義不會即將來臨，他將不得不再次與民族主義的勢力妥協。這是一個需要某些調整的重新定向。

國共合作的序幕(2)

　　正如他先前被迫放棄「科學與民主」將拯救中國的簡單希望一樣，他當時被迫放棄1920年的啟示———即社會主義在迫不得已與這些邪惡妥協之前將清除所有邪惡勢力的希望。他只能這樣想，失去了即刻成功的希望，換來了學說上的一致。此後，他的學說著述正好適應了前列寧主義的馬克思主義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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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m^;B!tH7o;| 　　無論如何，清楚地知道陳獨秀如此不願接受的是什麼是至關重要的。在1922年6月「中國共產黨對時局的第一次宣言」和「中國共產黨第二次全國大會宣言」（1922年7月召開）中一系列概括的主張體現了新方向，大意是說中國仍然在帝國主義統治下，而且「帝國主義的列強既然在中國政治經濟上具有支配的實力，因此中國還是處于軍閥官僚的封建制度把持之下」［7］。封建制度的存在阻礙了中國資本主義制度的興起，而且在「無產階級未能獲得政權之前，依中國政治經濟的現狀，依歷史進化的過程，無產階級在目前最切要的工作，還應該聯絡民主派共同對封建式的軍閥革命」［8］。「第一次宣言」還建議，召開一次會議以形成一個所有民主團體的聯合戰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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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這些意味著中國共產黨已經認可了最終出現的國共聯盟形式嗎？所有這些聲明與陳獨秀許多年後的爭辯，即他曾經激烈反對馬林於1922年8月提出的國共聯盟形式相矛盾嗎？這裡許多東西要根據「聯合陣線」一詞的含義確定。毫無理由認為「聯合陣線」對陳獨秀來說不是意味著追求某種共同目標的獨立政黨的合作。事實上，「第一次宣言」列舉了一連串中國共產黨有可能與國民黨合作的共同目標。d+l%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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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一個「第一次宣言」依然充分清楚地闡明「中國共產黨是無產階級的先鋒軍，為無產階級奮鬥和為無產階級的革命黨」［9］。「第二次全國大會宣言」補充說：「無產階級去幫助民主主義革命，不是無產階級降服資產階級的意義……中國共產黨是無產階級政黨。他的目的是要組織無產階級，用階級鬥爭的手段建立勞農專政的政治，剷除私有財產制度，漸次達到一個共產主義的社會———工人們要在這個民主主義聯合戰線里，不至為小資產階級的附屬物，同時又能為自己階級的利益奮鬥。」［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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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Gfe? I/k 　　由此，黨在表面上接受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特定政黨代表特定經濟地位的階級，以及階級不會彼此融合的概念。陳獨秀怎麼會預料到馬林的意見竟是「國民黨不是一個資產階級的黨，而是各階級聯合的黨」呢？［11］沒有理由認為，在第二次代表大會上使用的「聯合陣線」一詞不是應該意味著在某種總的民主框架內與國民黨有限的合作。C|u1Q1nc@ y,f R 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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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那時共產國際代表達林正與孫逸仙討論尋求國共聯合。似乎是儘管孫逸仙對蘇聯懷有剛剛建立起來的熱情，事實證明他仍是一個完全不妥協者。據陳獨秀說：「他只許中共及青年團分子加入國民黨，服從國民黨，而不承認黨外聯合。」［12］然而，來自莫斯科的國共在一定基礎上合作的壓力似乎並沒有減弱。yGSqx(d:Z"L

D e3JJA^ 　　正是在這個背景下，馬林突然決定於1922年8月在杭州召開一次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特別全體會議。所有記述都稱，這次會議非常出人意料。據陳獨秀的記述說，馬林提出了一個動議，由於「國民黨不是一個資產階級的黨，而是各個階級聯合的黨」，因此共產黨員應該加入國民黨，因此工人階級應該進入國民黨並將它轉變成一股革命的動力。陳獨秀指出他和李大釗、蔡和森、高軍宗都激烈反對馬林的建議，理由是「黨內聯合乃混合了階級組織和牽制了我們的獨立政策」［13］。馬林於是利用共產國際的權威，中國共產黨領導人被迫服從了黨的紀律。一份日文的記述補充說，陳獨秀甚至給列寧發了一份電報，抱怨說：「國民黨內存在很大的思想混亂，其原則極其模糊，共產黨員加入國民黨將是非常令人苦惱的。」［14］


國共合作的序幕(3)

　　這裡必須注意到，陳獨秀對這次會議的記述是在許多年後他最焦慮地捍衛自己的名聲反對李立三領導權時寫的。由此，或許有理由懷疑陳獨秀的記述可能是有目的的。此外，很難找到外部證據證實或否定陳獨秀的記述。［15］可以利用的有限的文獻，大多出自正統的斯大林主義者之手，其時陳獨秀是國共合作的首要合作者已經成為正統歷史的一個定論。雖然如此，正統歷史學家華崗的記述指出：「當時黨雖尊重國際的提議，而大多數同志只贊成民主革命的聯合戰線，對於加入國民黨的組織十分懷疑。」［16］陳獨秀的名字沒有出現在這個記述中，但是在這裡陳述的問題與陳獨秀記述中所提到的問題是完全一樣的。)_i)y:X2I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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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正是問題關鍵所在，雖然我們有理由相信陳獨秀甚至完全不情願地服從了這個可能性，但是主張與「資產階級」聯合，甚至與國民黨組成聯合戰線是一回事，而主張共產黨員真正加入國民黨是另一回事。畢竟，「資產階級」是一個有些模糊和抽象的實體，而國民黨是一個與陳獨秀及其支持者有著長期交往的十分具體的政治家團體。北京的知識分子與孫逸仙之間的關係從來沒有中斷過。唯有陳獨秀的態度總是冷淡和冷漠的。我們知道，即使他青年時在日本期間，他就與他視為狹隘反滿的同盟會［17］綱領格格不入。在他後來的著述中，他總體上傾向於鄙視中國的各政黨。在1918年他寫道「當拋棄以一黨勢力統一國家的思想」［18］。在1919年12月他寫道「擁護共和的進步、國民兩黨人，都不懂得民治主義的真相」［19］。在那個時期，當陳獨秀輕視民族主義時，孫逸仙卻強調民族主義高於一切；當陳獨秀致力於根除中國傳統的任務時，孫逸仙卻試圖在中國傳統中為他的綱領找到依據；當陳獨秀視所有軍閥為中國三大痛苦根源之一時，孫逸仙卻與軍閥妥協。3z j&~e@

*?"] K9gn4uU.rW 　　在國共聯合的表述之後寫的一篇文章中，陳獨秀直言不諱地指出：「我始終承認中國國民黨在辛亥革命是失敗了；至少除剪了一些辮子和掛上一塊民國空招牌外，別無所謂成功。」［20］然後，他接著列舉國民黨過去的缺點：（1）「推翻滿清」的狹隘口號；（2）單純依靠武力；（3）妥協傾向，他說「即使孫逸仙都過於傾向妥協」。他在文章結尾表達了對於國民黨將在今後克服這些過去錯誤的希望。D
?(Z@%i(eFS

u0zv-^B 　　即使當時就要求建立聯合陣線，6月10日的「第一次宣言」還是強烈地批評了國民黨，它不滿地指出：「中國現存的各政黨，只有國民黨比較是革命的民主派，比較是真的民主派……但是他們的黨內往往有不一致的行動及對外有親近一派帝國主義的傾向，對內兩次與北洋軍閥攜手。」它還指出：「國民黨為保存他在民主革命上的地位計，這種動搖不定的政策，實有改變的必要。」［21］hP$I-P(p0Y4J,hv

(D8t j}/Q+Iw 　　鑒於這種態度，陳獨秀及許多中央委員會其他成員完全驚愕地看待馬林的提議似乎不是完全不可信的。此外，除了他們對待國民黨和孫逸仙態度的問題之外，馬林的提議似乎完全使這些剛剛開始吸收馬克思列寧主義哲學主要信條的人們感到困惑。［22］在馬克思列寧主義相關理論框架中，政黨只是集中體現了特定經濟地位階級政治權利的政治上層建築。列寧主義的「黨」的概念，由於強調共產黨與工人階級的組織關係，如果有什麼不同的話，則是深化了馬克思主義的這個方面。事實上，在1920年列寧敦促英國共產黨進入英國工黨。然而，他特別否認這樣會引起階級混亂，理由是英國工黨是一個真正無產階級政黨，它只是缺少無產階級的正確領導。［23］然而，在俄國，理所當然地認為軍校學生（cadets）代表資產階級，後來，當布爾什維克宣布代表工人階級時，孟什維克被認為代表小資產階級。無論如何，在中國，隨著「四個階級的聯合政黨」概念的出現，黨和階級的組織關係的全部概念就受到了挑戰。當時它表現為，國民黨被認為是一個處於其他三個階級之上或之外地位的自治的政治組織，正如托洛茨基在1921年5月諷刺的話所說：「階級來來往往，但是國民黨永遠繼續」［24］。

　　然而，無論陳獨秀的記述反對的是什麼，中央委員會都被迫接受馬林的提議。在全體會議之後不久，李大釗受到國民黨忠實成員張持的邀請加入國民黨。李大釗回復說，在允許他保留共產黨員身份的條件下，他才會加入國民黨。由於在廣州失去權力而態度更加容忍的孫逸仙同意了這個條件。［27］儘管兩黨之間的聯合直到1923年《孫文越飛聯合宣言》發表之後才正式形成，但是聯合的方式已經確立了。共產黨員以個人身份加入國民黨，但是共產黨繼續保持其獨立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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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IQ9e rQ{2W%l
!e(B$c0mRp'R@%N 　　［1］Hatano，Saikin Shina Nenkan，p.1 600.(y9Y,I(Dt'_/r

VB!NE.l,aJ2Y 　　［2］The Fourth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Internationale（London，1922），p.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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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Ibid.，p.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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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See article of Vilensky in Izvestiya of October 9，1920；quoted in Pasvolsky』s Russia in the Far East（New York，1922），p.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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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xe4L 　　［5］On the interview between Marin and Sun see Okubo Yasushi，Chūkyō Sanjūnen（Thirty Years of Chinese Communism），p.31.
"s8ygL} nx&_$u
&C!K9b,U*o 　　［6］方路：《清算陳獨秀》，引自《陳獨秀評論》（北京 1933），68頁。T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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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Ti erh-tz』ü ch』uan-kuo tai-piao ta-hui hsüan-yen」（Manifesto of the Second Congress），quoted in Chu Hsin-fan，Chung-kuo Ko-ming yü Chung-kuo She-hui Ko Chieh-chi（The Chinese Revolution and China』s Social Classes）（Shanghai，1930），p.260.

　　［8］Declaration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on the Political Situation in China，translated by Steiner from Novyi Vostok，no.2（1922），p.6.
　　［10］Chu Hsin-fan，p.278.-
　　［11］Ch』en Tu-hsiu，Kao Ch』üan-tang T』ung-chih-shu（A Letter to Our Party Comrades），Hoover Library，Chinese Collection，p.4.
　　［12］Ibid.，p.3.
　　［13］Ibid.，p.4
　　［14］Hatano，in the compilation by Obikawa Tsunetada，Shina Seiji Soshiki no Kenkyū（Tokyo，1933），p.88.
　　［15］自從中國新民民主主義時期開始，就極其缺乏中共早期歷史的文獻
　　［16］Hua Kang，Chung-kuo Ta Ko-ming-shih（History of the Great Chinese Revolution）（Shanghai，1932），p.447.
　　［17］「Ch』en Tu-hsiu ti sheng-p』ing chi cheng-chih chu-chang」（Ch』en Tu-hsiu』s Life and Political Views），Ch』en Tu-hsiu P』ing-lun（Discussions Concerning Ch』en Tu-hsiu），p.175.0~M!v$~}


　　［18］《目前中國的政治問題》，載《新青年》，第五卷，第二期

　　［19］《實行民治的基礎》，載《新青年》，第七卷，第一期。
　　［20］「Hsin-hai ko-ming yü kuo-min-tang」（The Revolution of 1911 and the Kuomintang），from Chung-kuo Ko-ming Wen-t』i Lun-wen-chi（A Collection of Articles on the Problems of the Chinese Revolution）（Shanghai，1927），p.271.
　　［21］Declaration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on the Political Situation in China，p.4.s.
　　［22］馬克思—列寧主義的主要經典直到當時很少被翻譯成中文。
　　［23］Lenine，「Discours sur l?蒺adhesion des Communistes au Labour Party，」
　　［24］Leon Trotsky，Problems of the Chinese Revolution（New York，1932），p.52.!
　　［25］Ibid.，p.52.
　　［26］Ch』en Tu-hsiu，Kao Ch』uan-tang T』ung-chih-shu（Letter to Our Comrades），p.3
　　［27］Okubo，Chūkyō Sanjūnen（Thirty Years of Chinese Communism），p.25.

斑竹真厲害看的書真不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