齊戈：柳斌傑的「智慧」和出版署的權利

龍新民下課了，到了他該去的地方。說是待遇不變，可權利卻少了許多。對於龍（前）署長下台的原因，一說是因為年初那場禁書風波，惹了麻煩，壞了和諧；一說是在當署長前的任上，與一些不乾不淨、不明不白的事情有些瓜葛。真假如何？無關大局，且不論它。總之，他是下台了。人們出於肆意禁書的憤慨，都覺得龍（前）署長是因為禁書事而遭罷免，這樣多少給大家出口惡氣。於是心中一陣竊喜：你看，此人作惡多端，總算是報應了。活該！雖然有點阿Q精神，但在專制的土地上沒有阿Q精神如何扛得過去？於是，我們就象Q哥那樣高興了一時。何況，龍新民通過年初這場禁書風波，客觀上幫著揭開了紀念「反右運動」五十周年的序幕，從這個意義上講，倒真是值得我們高興的。

    柳斌傑上台了，面對公眾，他施政綱領中有這樣一句話：多用智慧，少用權利。受慣了極權壓迫的人們，於是就幻想：這新署長可是開明的，你看，他都不喜歡掄起權利的棍子打人。即使那些對柳斌傑不報幻想的人，也最多用「民主秀」來質疑他。其實，出版署作為一級政府職能部門，當然有他的權利，也有行使權利的責任。權利的使用沒有多用或少用的問題，只有該用還是不該用。用還是不用，唯一的標準就看你合法還是不合法。這裡只有一個要害，就是你出版署的權利究竟有哪些？這些權利在那部法律有明確的規定？控制選題生死的權利是誰給你的？把持書號發放的權利是誰給你的？審查所有的出版物的權利是誰給你的？肆無忌憚的禁書、封殺作者的權利是誰給你的？如果你說不清楚你的權利的法律依據，權利對你就不是少用或多用，而是你根本沒有資格說這個問題！所謂的法律依據，必須在憲法的框架之內，與憲法不相抵觸才能作為有效的依據。什麼會議記錄、某某高層的批示，這類的東西能不能作為法律依據，雖然我們局外人很難說得清楚，但柳斌傑署長也未必敢說清楚。

    據我所知，我國至今為止，除了憲法對公民的言論和出版自由有明確的法律條文，著作權法對版權有明確的法律條文， 2001年國務院的出版條例對出版的資質等有所規定，其他關於言論和出版的法律根本沒有。就拿那個國務院的《出版條例》來說，我們也看不出出版署有壟斷書號、把持審查、控制選題和禁書、封殺作者的權利。如果這些都成為你出版總署的權利，乾脆就成立個獨此一家，別無分號的出版總集團，你們自己獨斷專行就是。在此我們不禁要再次問問這位柳斌傑署長，你的權利究竟有哪些？你都不清楚自己的權利範圍，你的多用或少用從何談起？以其昏昏，使人昭昭，糊塗官妄出糊塗言，你還奢談什麼智慧呢？如果你真有什麼智慧，那就是從這些字裡行間，你能看出限制言論、封殺作者的權利來，我等愚鈍，則是看不到的。

    其實你那個所謂「智慧」，你知我知，心照不鮮而已。說穿了，不過是出手不露痕迹，整人不留外傷。年初的禁書風波，烏蘇林署長不就是這樣乾的嗎？開會不發文字通知，電話告知就去；傳達不準記錄，記在心頭即是。偷偷摸摸，神神秘秘，儼然一副地下工作者的樣子，哪裡有點執政黨的風度？柳斌傑署長的「多用智慧」，該不會比烏副署長的操作更神秘，更不敢見人？其實，出版署的最重的責任就是要維護公民的言論和出版自由，繁榮出版事業；你最大的權利就是用法律武器，對這些傷害公民言論和出版自由的行為做鬥爭。如果你反其道而行之，以限制言論和出版自由為宗旨，你那個權利與其少用，不如不用；而那個要多用的「智慧」，不過是多出些歪點子，再搞些鬼名堂罷了。聰明反被聰明誤，反誤了卿卿性命。文革十年浩劫，原中宣部老部長陸定一首當其衝。九死一生的他，出獄后反思原中宣部的工作，他在北京醫院對於光遠說過的一句話：「我們中宣部十幾年中，無非是整完這個人之後接著再整另一個人。」 （于光遠：《我在中宣部工作時對周揚的一些了解·窗外的石榴花》，作家出版社，1997年版）這個反思歸納起來，不外兩個字：「整人」。以此對照出版署的作為，總不能說你的責任就是「禁書」嘛！與其如此，不如把出版署改為禁書或封殺署。如果柳斌傑署長始終抱著那個控制、把持、限制為宗旨，那麼出版的繁榮，中華文化的復興，都不過是空話一句。無論你的「智慧」還是你的「權利」，都不能為這個時代所容。反之，出版署能夠堅定不移地維護公民的言論和出版自由，為中華文化的復興，為出版事業的繁榮作出自己的一份努力，智慧二字你才能消受得起。

(5/22/2007 4:14)

出版署能夠堅定不移地維護公民的言論和出版自由，為中華文化的復興，為出版事業的繁榮作出自己的一份努力，智慧二字你才能消受得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