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盛頓觀察 「世界無法忽視中國」

　從吸納中國參加伽利略衛星定位系統工程，乃至為對華軍售解禁而同華盛頓發生「口水仗」，歐洲在眾多方面對中國的態度和政策明顯與美國不同。歐盟不僅是中國最大的貿易夥伴，也在同中國發展政府間最緊密和最全面的合作夥伴關係。僅2004年，至少有7位歐洲國家領導人訪問了中國，中法進行了聯合海軍演習，英國更在幫助中國訓練維和人員方面功不可沒。歐洲國家的部級官員大多同中國有所接觸。2005年的接連兩個月內，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和總理溫家寶分別踏上歐洲大陸。

　　「美國和歐洲看中國的眼光極為不同。歐洲看中國，他們看到的是一個大國，而歐洲的理念是，如果這樣一個大國致力於和平，那麼這一地區就會穩定。因此，歐洲對中國崛起自然的反應是在中國身上做工作，加強同中國的相互依賴，然後將中國帶往歐洲想要的方向。」斯德哥爾摩國際和平研究所(SIPRI)所長艾利森·貝爾斯（Alyson Bailes）在接受《華盛頓觀察》周刊「與思想者對談」欄目的專訪時說，「美國卻不同。當美國看到一個地區中有一個大國存在，他的本能反應是將這一大國看作是自己的敵手，因此美國會不遺餘力地同中國周邊的小國加強合作，來禁錮和壓制中國的發展和影響力。」



　　同是中國崛起，歐洲視角和美國視角截然不同



　　面對威脅時，歐洲國家的態度是，「我們將幫助他們改變」，「我們可以讓他們洗心革面」。歐洲的這種自信來源於其在近現代史中有過的徹底改造敵國的經驗。從咄咄逼人的奧匈帝國到氣勢洶洶的納粹德國，無論它們曾多麼囂張一時而具進攻性，「歷史的終結」是，他們都成為歐洲穩定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對於威脅，美國的第一個反應是『我們要把你們從地球上抹平。』而當歐洲在處理威脅時，其慣常的思路是加強相互依賴。因為歐洲認為，如果相互依賴真正建立起來，雙方關係自然會穩定下來，歐洲便可以接著採取改造對方的行動，」貝爾斯說。

　　對於中國，歐洲的視角還有兩個獨特之處。歐洲已經看到，雖然中國是一個正在崛起中的大國，尚不能充分表達自己的利益訴求，但是中國願意約束自己。

　　「歐洲認為，中國在同越南和東南亞國家的交往歷史中學到一個教訓，那就是中國需要自我約束，才能避免周邊小國對自己感到恐懼。歐洲國家看到這一點，認為中國的這一認識對於地區關係和平發展孕育了機遇。」貝爾斯對《華盛頓觀察》周刊說，「另外，歐洲認為過去同中國打交道的經驗已經證明，中國一旦簽署國際條約，就不會打破承諾。歐洲認為，這是更好地防止中國使用武力的可取之道。美國卻不容易看到這一點，而寧可利用自己『獨大』的地位來結成種種地區安全同盟，將中國周邊國家拉在一起，以備不測。」

　　從和平崛起，到和平發展，以至於後來的和諧世界，中國使用不同語言，儘力強調的是自己非軍事性發展的意圖，在國際舞台上盡量使用的也只是軟實力。更為重要的是，中國證明自己願意接受包括條約在內的多邊制度性束縛，這不僅是讓中國自己避免在經濟崛起之後爆發軍事衝動的有效途徑，更是讓歐洲放心同中國全方位接觸的基點。當然，退一步說，歐洲付得起對中國採取懷柔政策的代價，因為此歐洲非彼歐洲，歐洲並沒有在擔負美國目前對韓、日及台灣地區所持有的安全義務。

　　「美國在東亞地區所擁有的安全義務、地位和利益，多少同100年前的歐洲在亞洲的情況有所相同。殖民歷史－－那些過去的壞時光－－既是歐洲在東亞歷史中不可抹殺的一部分，也是他們對東亞懷有罪惡感的原因。美國目前必須要肩負更困難的工作，」貝爾斯說。



歐洲和美國，漸行漸遠？



　　歐洲曾是美國在冷戰時期結成鐵杆的同盟，然而從歐洲人對9·11事件后美國的單邊主義以及伊拉克戰爭的詬病，到前美國國防部長拉姆斯菲爾德更曾公開嘲諷「舊歐洲」，惹上離間歐洲的嫌疑，讓人不禁懷疑大西洋兩岸關係的明天是否仍然陽光普照。

　　貝爾斯認為，歐洲同美國在處理國際事務時的本能反應非常不同。歐洲一體化已經進行了50多年，對歐洲國家產生的巨大影響是，使歐洲人看到了一個建立於共同法律之上、高於國家主權和法律的國際秩序的可能。同美國相比，歐洲國家更傾向於接受基於法律之上的國際關係，也更願意為了一個更大的、更好的目標而接受自我束縛。

　　「歐洲國家對於兩次世界大戰，尤其是納粹對猶太人的大屠殺，在歐洲土地上發生有強烈的歷史罪惡感，因此沒有歐洲人覺得他們可以想幹什麼就幹什麼。這是歐洲同美國在國際事務中最起碼的不同，」貝爾斯對《華盛頓觀察》周刊說。

　　貝爾斯對美國2008年後回歸理性仍然抱有希望。她指出，根據美國的歷次民意調查，多數美國人同意美國更多地加入國際多邊條約，加強以國際合作的渠道來解決爭端問題，希望美國從伊拉克撤軍。這都意味著，如果布希政府下台，美國是有可能回到正途上去。

　　美國和歐洲面對的一個雙方都不願明說的問題，就是新歐洲為什麼向美國走近？對於致力於歐洲一體化進程50年的大多數歐洲人來講，美國區分新舊歐洲，甚至拉新歐洲打舊歐洲，無疑讓他們覺得芒刺在背。

　　美國正在與包括波蘭和捷克在內的部分中東歐國家進行談判，商討建立導彈攔截基地的問題。華盛頓計劃在波蘭建立導彈發射裝置，在捷克建立雷達系統。美國在中東歐國家部署導彈防禦系統的計劃不僅讓俄羅斯大為不滿，也在歐洲內部引起了激烈的爭論。甚至有評論家認為，這一問題有可能導致歐洲的分裂。

　　「事態發展至今首先是北約的錯。」貝爾斯說，「冷戰後，雖然歐洲進行了政治上的『東進』，政治控制範圍向東擴展，但是北約並沒有進行戰略和軍事實力上的跟進。比如，核武器部署沒有向原東德、波蘭、匈牙利、捷克以及波羅的海沿岸國家擴展。北約最早這樣做的一個歷史原因是捷克極力反對在本國領土部署核武器，但是事情如此發展，主要原因是北約有意為之。事實證明，這樣的做法給歐洲其實帶來的是更多的風險。」

　　如果任何歐洲國家遭到核武器的攻擊，歐洲將訴諸於集體防禦。然而，對於一個來自俄羅斯的傳統威脅，歐洲國家之間並沒有相互的安全保障。北約尤其對新歐洲國家倡導的是，「把你最好的部隊派到阿富汗去吧！」

「這無疑是『定時炸彈』，因為『新歐洲』國家某一天一覺醒來，開始擔心『誰來保護我？』這時候，美國正好拿著擬好的軍事計劃插進來，新歐洲國家當然樂意洗耳恭聽。」貝爾斯對《華盛頓觀察》周刊說，「『新歐洲』國家害怕俄羅斯。他們加入美國的導彈防禦計劃尤其激怒了俄羅斯，讓這些國家更感到岌岌可危。所以，新歐洲加入美國的導彈防禦系統部署基本是一個壞主意。」



軍控40年，世界大不同



　　回顧過去40年的軍備控制歷程，貝爾斯認為冷戰時期世界軍控發展的成果既不完美，也不徹底。關於核武器的限制，僅僅限於美國和蘇聯，而不針對其他三個核武國家（英法中）。世界軍控的另一個失敗是，全球性的軍備控制條約只對大規模殺傷性武器，以及地雷等低技術武器進行了限制，而對於經常決定戰爭輸贏的大型武器裝備，比如坦克和火炮，以及衝突中常常引發更大傷亡的小型武器，比如槍支，沒有全球性的限制公約。貝爾斯認為，這是因為1995年以來世界大國沒有把精力和注意力放到加強和維護世界軍備控制的成果上。

　　后冷戰時代，俄羅斯關注的是如何最大限度地保持和加強在前蘇聯地區的控制和影響力，而美國真正關注的威脅不再是大國強國，而是已經或者試圖獲取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的弱小國家和恐怖分子。由此，超級大國不再把控制另一個大國的軍備發展當作自己的主要任務，世界面臨的任務也由此從軍備控制轉移到防擴散上來。

　　「事實上，反恐是北半球富國的議程。對於世界上絕大多數的發展中國家來說，對於絕大多數的窮國人民來說，是戰爭而非恐怖主義在致他們於死地。世界原來面對的任務並沒有消失，只是被富國篡改了，」貝爾斯對《華盛頓觀察》周刊說。

　　貝爾斯對世界軍控歷程的另一個批評是，布希政府當政的美國在防擴散問題上提倡區分「好人」和「流氓」，將國際條約拋在一邊，對謀求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的 「流氓」國家進行不同處理，比如對伊拉克進行軍事征服，對利比亞收買，同朝鮮討價還價。其邏輯是，如果「流氓」願意躲過軍備控制條約束縛，那麼為什麼拿這些條約來束縛「好人」呢？美國為首鼓吹的這一邏輯使得后冷戰時代的世界所面臨的軍控任務尤其難以完成。

　　「美國這樣做，並沒有使得武器擴散停滯不前，而是把它們推到了不同方向，一個非傳統的方向，」貝爾斯說。



話說SIPRI



　　斯德哥爾摩國際和平研究所(SIPRI)是1966年由一對帶有左派傾向的瑞典夫婦創立的。其在成立之初，不僅致力於對瑞典以及歐洲事務的研究，更是立志要超越冷戰、東西方衝突的範圍來研究國際事務。研究所有55名工作人員，每年出版一本被廣為關注的產品－－SIPRI年鑒。貝爾斯解釋說，年鑒的編寫隊伍不僅包括SIPRI研究人員，還有世界各地的專家，比如2006年的SIPRI年鑒部分由美國世界安全研究所（WSI）之下的防務信息研究中心（CDI）的兩位專家特里薩·赫金斯（Theresa Hitchens）和托馬斯·渥拉斯科（Thomas Vlask）撰寫。SIPRI年鑒中文版目前由中國軍控與裁軍協會研究中心（最近改名為國研所軍控與防擴散中心）主任滕建群翻譯出版。

　　2006年，SIPRI成立40周年。2007年，英國人貝爾斯將在不久后從SIPRI所長的崗位上卸任，轉到冰島繼續她的職業生涯。SIPRI新所長將由中國問題專家季北慈（Bates Gill）擔綱。季北慈在加入斯德哥爾摩國際和平研究所之前在美國戰略與國際研究所工作，擅長研究中國軍力和艾滋病問題。

　　 「SIPRI選中季北慈，一個重要的背景原因是他是美國人，而美國本身仍是世界大國政治的重要力量；而更為重要的是，季北慈對中國發展走向有深入的研究和了解。我們希望他的到來將大大加強SIPRI對於中國的研究，因為中國在崛起，世界無法忽視中國，SIPRI無法忽視中國，」貝爾斯最後對《華盛頓觀察》周刊說。（作者 陳雅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