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關係被忽略的黃金時代

發布時間：2007/05/09 1:25:50 　作者:許知遠

一百年前的世紀末，中國知識分子曾大批東渡日本，尋找改變家國命運的重要鑰匙。在阿倍仲麻呂、鑒真之後，溫家寶提到了孫中山、周恩來、魯迅與郭沫若，也提到了日本在七十、八十年代給予中國的幫助。四月十二日，溫家寶在日本國會的演講，是中國領導人幾年以來最富感染力的外交言辭。對於中日關係，除去一九三一至一九四五年的那場戰爭之外，我們之間還有很多別的記憶。

我們差點就忘記了，即使在一八九四年的甲午戰爭發生后，中日關係還迎來了一個黃金時代。一八九八到一九一零年，是中國政治改革與社會變遷的十年，而日本在中國一連串千年未見的社會革命中，充當了楷模、朋友的角色而非僅僅是對手。

從一八九五年至一八九八年，中國知識分子對日本的態度發生了戲劇性的轉變，它由仇恨變成欣賞，這與明治維新後日本對西方的態度頗類似，失敗激起的學習慾望壓倒了簡單的民族情緒。日本人從英、美、德、荷獲取不同的幫助，而中國人則發現，比起西方，日本是一個更親切、易模仿的國家，日本的傳奇崛起歷程贏得的尊敬超過了它的侵略所致的傷害。

周樹人、周作人兄弟持續一生的對日本的親切感，代表了那一代留日學生的共同情緒。一八九八至一九一一年間，至少有兩萬五千名中國學生前往日本，他們呼吸到一股與故土截然不同的新鮮空氣，「日本政治之善，學校之備，風俗之美，人心之一」給他們留下深刻印象。此外，日本還為這些青年提供瞭望世界的窗口，魯迅對於西方小說的理解很大程度源於日本翻譯版本。這群知識分子移民在一九一一年後，成為中國舞台上最活躍的元素之一。他們翻譯日本書籍、教學，按照日本方式改造中國教育機構。而中國最早一批軍事領袖也同樣受惠於日本的教育，從蔡鍔、閻錫山、李烈鈞到蔣介石。

自一九零一年後，不僅在文化與軍事領域，中國人甚至參照日本模式，改革了警察與監獄系統。這種改革同樣進入司法領域，變革派大臣甚至準備推行日本式的君主立憲制，因為只有這種方式能夠更好地保存王權。

一九七二至一九八九年是中日恢復建交后的另一個黃金時代。因為一個背負負罪感的日本通過實際行動幫助了中國的經濟發展，日本人經常抱怨他們給予中國巨額援助，卻不為中國公眾所知。

而在一九八九年之後，中國經濟的快速上揚，尤其讓日本人感受到中國的威脅，同時雙方也都無法尋找到一個有效的方式來處理昔日的歷史。日本在二十世紀的中國犯下了不可饒恕的罪惡，而即使半個世紀后，中國似乎仍不願意將日本視作一個正常的國家。兩個國家都在進行著振振有詞的相互指責，但在更深層上，兩國表面的仇恨都蘊涵著更豐富的元素。

全面地審視中日兩國的交往史在今天具有彌足珍貴的意義。我們在不斷提醒自己一九三一至一九四五年那段令人憤怒的歷史外，也同樣應反思一八九八至一九一零年的黃金時代。在任何時代與任何國家，仇恨都不能解決問題。喬治·華盛頓兩百年前的表達今天看來仍正確無比：「一個沉湎於對其他民族充滿愛慕或仇恨情緒的民族，會變成某種意義上的奴隸，也就是這種愛慕或者仇恨的奴隸。」

（本文摘自《亞洲周刊》，

謝謝分享。

「一個沉湎於對其他民族充滿愛慕或仇恨情緒的民族，會變成某種意義上的奴隸，也就是這種愛慕或者仇恨的奴隸。」

這就在於宣傳, 七八十年代時, 宣傳中日友好, 後來就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