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歷史研究的若干難點熱點問題 之一：陳獨秀問題

（作者韓鋼，湖南人，1958年10月出生。北京師範大學研究生畢業。現為中共中央黨校中共黨史教研部教授）

編者的話： 歷史的敘述脫胎於神話傳說。在各種文體中，只有神話的自圓其說不容置疑，因為它不必在現實中求證。在蒙昧閉塞的遠古時期，它往往被用來證明統治者受命於天的合法性，亦使族群獲得認同。我們從官方史學的論述中，仍可辨認出這類遠古的遺跡。
在這個開放的時代，這類有關權力起源的神話，既然打著歷史的招牌，就不得不在求證中受到考驗，結果可想而知。
從歷史上看，為迎合一時的政治需要，官方史學一次又一次地塗抹歷史（從「開天窗」到「換頭術」，從吹捧「處理決定」到讚揚「平反決定」），每次都要加蓋上「歷史決議」的封印，為歷史規定標準答案，好像如此一來，歷史就會以最稱心如意的方式固定下來。結果常常是墨跡未乾，就又不得不拆開重來……
造成如此尷尬局面，官方史學有兩大難言之隱。一是治本朝史的束縛，它面對的是一脈相傳的家族，雖然路線方針政策今昔霄壤，是非善惡功罪朝夕徑庭，敘述起沿革，史家卻只能「裝修」，絕不能「新建」——「裝修」也得小心，「承重牆」是碰不得的；二是信息時代的挑戰，文明日進，知識普及，信息共享，傳統的封閉思維及手段越來越不合時宜了。
顯而易見，官方史學已經不能滿足現實對它的要求。它現在的功能與其說提供記憶，不如說提供遺忘。這樣做的結果，就是它自己被邊緣化，被遺忘，陷入失語或半失語的狀態。
與官方史學的式微形成鮮明對照的是獨立研究的興起。這一興起是前瞻性的，它反映出更深層更廣闊的歷史潮流：思想領域的開放以及獨立思考的權利。
相對於「政治上正確」，獨立研究更在乎歷史真相；相對於「歷史辯證規律」，它更關注尋常的邏輯；它的判斷並不建立在高深的歷史目的論之上，而是建立在普通人的良知之上。與其說它想建立一部能自圓其說的歷史，不如說它開放了這一領域：有共識，卻沒有統一的標準答案，並且隨時準備容納和探討不同的觀點和新的發現。在這裡， 「說法」一次次被質疑，「結論」一次次被顛覆，引起關注、探索和討論，真相不斷地大白於天下，歷史被重新發現，重新敘述……我們從韓鋼教授的文章中可以體會到這一眾聲喧嘩的生動局面。
我們感謝韓鋼教授，他使我們了解了這一領域獨立研究的進展。恢復歷史的公正有賴於獨立研究者們的努力，而只有在歷史公正的基礎上，才能建立起現實的公正。         
   

       -----------------------------------
中共歷史研究的若干難點熱點問題     
                                                           韓  鋼
-----------------------------------

上個世紀八十年代以來，中共歷史的研究大大地拓展了，很多問題的研究比過去要深入得多。一是第二個歷史決議對一些重大歷史問題重新作出結論，一些長期被定論的歷史問題在高層領導人及相關機構和專業研究人員共同努力下重新得到評價；二是中共歷史的研究出現民間化趨勢，從主流意識形態剝離出一個民間研究的學派，產生了許多新的研究成果。

一、陳獨秀問題
一九四九年以後，官方對陳獨秀是基本上否定的。除了給他扣上右傾機會主義和右傾投降主義的帽子以外，對他在新文化運動當中的作用都從來不提，從來不講他一九一五年創辦《青年雜誌》（後來改為《新青年》），他在新文化運動中的作用從來不反映。只講李大釗、毛澤東，李大釗的作用當然重要。最早提出陳獨秀問題是在一九七九年。一九七九年、一九八〇年發了一些文章，重新肯定陳獨秀在新文化運動當中的作用。
陳獨秀一共有五頂帽子——叛徒、漢奸、托派、右傾機會主義和右傾投降主義。八十年代中期，首先摘掉的是「漢奸」的帽子。「漢奸」的帽子最早見於一九三六年二月份的《救國時報》，有人說「中國的托派是拿著日本人津貼的漢奸」（但是沒點陳獨秀的名字）。十月份，伍平在《救國時報》發表文章，說「陳獨秀就是拿著日本津貼的漢奸」（伍平是誰？我不清楚）。《解放》周刊、《群眾》周刊和《新華日報》也發表了一些文章。最厲害的是康生在一九三八年一月份的《解放》周刊發表的文章《剷除日寇偵探民族公敵的托洛斯基匪徒》，這篇文章有兩萬多字，是針對陳獨秀寫的。該文實際上是根據蘇聯的肅托精神來的，因為當時蘇聯正在公審托洛斯基分子拉迪克。文章前一部分講蘇聯的托洛斯基分子，后一部分講中國的托洛斯基分子。康生文章的依據就是一九三六年伍平的文章。開始陳獨秀沒說話，武漢大學校長王星拱等八人聯名質問《新華日報》和《群眾周刊》，說你們有什麼根據說「陳獨秀是拿著日本人津貼的漢奸」？這個事鬧得中共很被動。《新華日報》還不認錯，發了一篇短評，毫不講道理地說陳獨秀就是漢奸。後來陳獨秀自己要訴諸法律了，周恩來委託徐特立去做陳獨秀的工作，才平息了這件事情。研究者根據文獻材料，把陳獨秀「漢奸」的帽子給摘掉了。事實上，不僅說陳「漢奸」毫無根據、子虛烏有，而且相反的，陳獨秀髮表了許多關於抗日的言論和主張。《毛選》原來的版本在《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策略》中有一個註釋，原來的註釋說托陳取消派是說托洛斯基分子、漢奸，一九八六年出版的《毛澤東著作選讀》，那個註釋改了，就是原來托陳取消派是日本漢奸，是根據蘇聯審判托洛斯基分子的錯誤結論得出來的，等於就給翻過來了，這頂帽子就給摘掉了。
緊接著就是「叛徒」的帽子，更是子虛烏有。所謂「叛徒」，一個是抽象地說他在大革命時期，把領導權拱手讓給了國民黨新右派，出賣了革命；還有就是說他一九三二年被捕，被關到國民政府監獄，做了叛徒。他一共被關了五年，一九三七年出來的，期間沒有發生任何因為陳獨秀的被捕而使中共首腦機關或其他機關遭破壞的事情。相反倒是出獄以後，蔣介石一度邀請他出任教育部次長，被他拒絕。所以，這頂帽子在八十年代初期也摘掉了。
「托派」這頂帽子沒法摘，因為他確實當過幾年的中國托派領袖。關於「托派」的帽子，從蘇聯解密的文件來看，托洛茨基都要平反。如果不帶價值判斷的話，陳獨秀肯定是托派領袖，他確實當過幾年托派領導人，後來因為托派內部矛盾，也被開除了。
最後剩下的兩頂帽子就是「右傾機會主義」和「右傾投降主義」。這兩頂帽子摘得非常艱難，從八十年代中期一直摘到現在，筆墨官司打得非常多，為此成立了陳獨秀研究會。陳獨秀研究會影響很大，自動參會的人每年都在增加，這個研究會包括相當一批研究黨史的人，大家紛紛為摘掉陳獨秀最後兩頂帽子打筆墨官司。陳獨秀研究會還辦了一個內部的刊物，前年被取締了。
最近幾年，學術界關於陳獨秀的研究突破更多，這是由於蘇聯的檔案大量被解密，國際共運的檔案大量被披露。過去給陳獨秀扣帽子的時候，說陳實行「右傾投降主義」，向國民黨新右派讓步，比方說國民黨二大、中山艦事件、整理黨務案，這叫三大讓步。其實這些事件的經過非常複雜，共產國際及其代表、聯共中央及其顧問在其中起了關鍵性作用。有研究者統計，從一九二四年國民黨一大召開（國共合作開始），一直到一九二七年國共分裂，在這三年多的時間裡，僅聯共中央發布的關於中國革命問題的決定、指示就有一百二十二個，聯共中央政治局召開的關於中國革命問題的會議七百三十八次，這還不包括共產國際執委會的文件和會議。這表明，原來加在陳獨秀頭上的所謂向國民黨新右派退讓的政策和主張，其實來自共產國際、聯共中央、蘇聯顧問、共產國際代表，而不是陳獨秀自己的主張，相反，陳獨秀跟共產國際一直有不同的看法。所以一些研究者認為給陳獨秀扣上這兩頂帽子毫無道理。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在二〇〇一年出版的《中國共產黨簡史》中給陳獨秀摘掉了一頂帽子——右傾投降主義，保留了一頂——右傾機會主義。但仍有研究者強烈批評這部《簡史》：為什麼還給陳獨秀戴「右傾機會主義」的帽子？二〇〇二年出版的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編著的《中國共產黨歷史》第一卷的修訂本，還是保留了「右傾機會主義」的帽子。但是有些研究者已經把它摘掉了，在他們編寫的中共歷史著作中，已經不再說陳獨秀是「右傾投降主義」，連「右傾機會主義」都不提了。這個筆墨官司沒完，現在還在打。
陳獨秀研究步履艱難，一波三折，恐怕跟意識形態主管部門以及主管意識形態的領導人有關。八十年代出了《陳獨秀文章選編》（上、下兩卷），一九八三年《中共黨史資料》第一期發表了陳獨秀《金粉淚》五十六首（在南京監獄寫的詩）。有關領導人就警告說「對陳獨秀的宣傳不要過分」，一九八三年「清污」時，黨史界的精神污染列為第一號的就是這兩件事，說為陳獨秀評功、擺好、翻案。         
陳獨秀研究會除了研究陳獨秀問題外，對當代中國歷史包括現實政治和社會有很多尖銳的議論。它有個內部刊物，很多人在公開的媒體發表不了的，都在那裡發，針砭時弊的言論很多，後來還上了網。這就觸怒了某些人，這恐怕是這個研究會被撤消的關鍵原因。
陳獨秀演研究還有一個更重要的方面，就是陳獨秀晚年政治思想的研究。陳獨秀晚年對斯大林模式的反思，非常深刻。
陳獨秀到現在為止不能平反，有人說是中共歷史上第一大冤案、最大的冤案。近代史研究所的研究員陳鐵鍵先生專門寫過一篇文章，說北京東黃城根的五四紀念浮雕，是貽害子孫、誤人子弟的一個東西，在那裡面居然沒有五四運動的旗手陳獨秀，兩個最大的頭像是李大釗和毛澤東，連陸宗輿、章宗祥都有一個小頭，居然沒有陳獨秀！這是反歷史的。但實際上學者的研究已經大大地突破了官方的界限。到現在為止這是一個難點，也是一個熱點，還在不斷的有文章，主要就是爭取最後摘掉陳獨秀的右傾機會主義帽子，徹底平反。

thank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