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在伯頓和瓊斯看來,陶津的動機並不像他所說的那麼高尚。一個很明顯的事實是:法案通過後僅一個月,陶津就與從法案中獲益的醫藥行業接觸,尋求成為他們在華盛頓的首席「說客」的機會。眾議員任期屆滿後,他如願以償,當上了美國藥物研究機構和製藥廠商協會(Pharmaceutical Research and Manufacturers of America)主席,懷揣200萬美元年薪正大光明地為醫藥行業在華盛頓進行遊說。
現任眾議院能源和商業委員會(House Energy and Commerce Committee)主席、民主黨人約翰‧丁格爾(John Dingell)表示,如果沒有諸多說客的努力,那些對醫藥行業有利的議案根本不可能全部順利通過。「為了使《醫療保險現代化法》通過,醫藥行業至少僱傭了1千名說客為他們奔走,」丁格爾說。他甚至認為,這份長達1,000多頁的法案根本就是那些說客們草擬出來的。
正是由於國會的禁令,使得醫保機構喪失了與醫藥公司進行討價還價的權利,同時也被剝奪了他們為美國多數老年人爭取低價藥品的機會。相比之下,美國老兵們則要幸運得多。由於退伍軍人事務部(U.S. Department of Veterans Affairs)能夠與醫藥公司就價格問題進行談判,老兵們就能夠享受到低價藥品。美國家庭在2007年1月份對最常用的20種處方藥的價格進行調查後發現,醫保範圍內的老年人適用的價格比老兵們要高出近60%。而根據美國未來研究所(Institute for America's Future)在2007年4月發佈的調查報告,如果允許醫保機構與醫藥公司直接談判,那麼美國每年可以節省高達300億美元的醫保資金。
面對強大的醫藥遊說勢力,或許我們只能說,不是國會在醫保問題上「無能」,而是他們面對的敵人──共和黨及其背後的醫藥行業勢力過於厲害。然而,眾議院議長、民主黨人南希‧佩洛西(Nancy Pelosi)表示,民主黨將繼續「戰鬥」,直到「老年人能夠用上支付得起的處方藥」。而醫保權利中心(Medicare Rights Center)、公共市民(Public Citizen)等民間組織業已開展了一項名為「真相是最好的醫藥」的運動,揭露美國高藥價背後的權錢交易的骯髒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