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蘇簽訂互不侵犯條約:蔣介石請求蘇聯出兵參戰

2007-04-27 　　　　　　　《百年潮》　

1938年6月，在德國軍事顧問即將從中國撤出的時候，27名蘇聯軍事顧問和專家抵達中國。11年之後，蘇聯顧問重返故地，不過他們的使命已不再是支持中國革命，而是幫助中國抵禦日本的侵略和擴張。

眾所周知，蘇聯軍事顧問的到來並不是蘇聯援華抗日的開始；1937年8月中蘇兩國簽訂了互不侵犯條約，此後不久蘇聯就向中國提供了大批軍火，並派遣志願空軍人員來華作戰。今天，許多人可能會想當然地以為，中蘇關係史上的這重要一幕會伴隨著熱烈友好的氣氛；可事實上，當時這一切都是以低調進行的。

中蘇簽訂《互不侵犯條約》的曲折

蘇聯軍事顧問第一次來華服務是在中國大革命時期。那時，蘇聯同中國的關係相當奇特。1923年至1924年間，蘇聯在支持和援助孫中山領導的南方革命政權的同時，又與北京政府建立了外交關係。

1927年，蘇聯對華關係遭到雙重挫折。4月，蔣介石在北伐中途公開實行反蘇反共政策，致使蘇聯與即將取得全國政權的國民黨之間的關係破裂。幾乎與此同時，北洋軍閥張作霖在北京強行搜查蘇聯駐華大使館，引起蘇聯政府的嚴重抗議並撤回駐華代表。不過，蘇聯當時並未宣布與中國斷交。直至1929年7月，中蘇兩國因中東鐵路發生衝突，雙方關係才完全斷絕。

1931年九·一八事變之後，日本佔領中國東北，同時也威脅到蘇聯遠東地區的安全。共同的敵人促使中蘇兩國重新接近。1932年12月12日，兩國恢復了中斷幾年的外交關係。但是，雙方的矛盾和互不信任依然存在，這就使得中蘇關係的調整舉步維艱。

一個關鍵性的問題是兩國是否需要簽訂一個互不侵犯條約。事實上，在同蘇聯秘密商談復交問題時，南京政府出於內政方面的考慮、特別是「剿共」的需要，就提出要首先簽訂一個互不侵犯條約，然後再復交。這一違反常理的要求遭到蘇聯斷然拒絕。此後，南京政府才被迫同意無條件復交。1933年5月，中蘇兩國開始就簽訂互不侵犯條約問題進行磋商，但不久便因蘇聯向日本出售中東鐵路等問題而擱置。南京政府認為，蘇聯已經侵犯了中國的權益，在這種情況下籤訂互不侵犯條約毫無意義。

1935年後，面對日本向華北的不斷擴張，南京政府不得不再次調整對蘇政策，準備實行「聯蘇御日」的方針。為此，蔣介石陸續派人向蘇方試探，希望兩國越過互不侵犯條約，直接簽訂一項互助條約。但是，蘇聯政府堅持只能簽訂互不侵犯條約，並表示願意在簽訂這一條約之後向中國提供軍事援助。

究竟是簽訂互助條約還是簽訂互不侵犯條約，中蘇兩國政府在這一問題上的分歧,反映出雙方在處理相互關係時的重大疑慮。蘇聯政府擔心，如果簽訂互助條約很可能會把蘇聯拖入對日戰爭，而南京政府正想把抗日重擔轉嫁到蘇聯身上；同時，蘇方還擔心，如果沒有一項互不侵犯條約作保證，那麼一旦中國抗戰失利，國民政府對日立場軟化，中日甚至可能簽訂一項反共協定，聯手對付蘇聯，出現「讓中國用我們的武器打我們」的局面。而從南京政府的角度來看，互不侵犯條約並不意味著蘇聯有不可推卸的援華義務，反而可能影響英美對中國的援助，並引起德國的不滿。

1937年4月，鑒於形勢日趨嚴峻，蘇聯駐華大使鮑格莫洛夫建議立即開始中蘇互不侵犯條約談判，但南京政府仍然猶豫不決。盧溝橋事件發生后，7月8日，蔣介石在廬山召見立法院院長孫科和外交部長王寵惠。蔣對他們說，如果事態擴大，爆發全面戰爭，那麼「最關鍵的因素」就是與蘇聯達成協議，由蘇聯供應軍事裝備並締結中蘇互助條約。此時，蔣介石想要的仍是一個互助條約，無奈蘇聯態度堅決，國民政府實際已別無選擇。

1937年8月21日，中蘇兩國終於簽訂了《中蘇互不侵犯條約》。8月30日，這一條約被正式公布。為了不致引起列強的猜疑和日本的敵視，蘇方宣稱「這一條約並沒有在現時針對某一國的含義」；中方則向各國保證，條約的目的在於「實現中蘇鄰邦的和睦相處」，並無它意。

在中蘇談判的過程中，儘管蔣介石一再表示，他不能容忍將中蘇互不侵犯條約與蘇聯的軍事援助掛鉤；但事實上，正是這個條約奠定了蘇聯援華抗日的政治基礎。《中蘇互不侵犯條約》簽訂后，蘇聯立即採取積極行動援助中國。蘇聯的戰略目標十分明確，即通過中國的有效抵抗來拖住日本，使其無力侵犯蘇聯遠東地區。

蘇聯軍火援華與三筆對華信用借款

在中蘇簽訂互不侵犯條約之前，國民政府就已迫不及待地向蘇聯發出了軍事援助請求。8月14日，即淞滬抗戰打響的第二天，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張沖以蔣介石的名義向鮑格莫洛夫提交了一份軍火供應合同草案。在這份合同草案中，國民政府要求蘇聯迅速提供350架飛機、200輛坦克與236門大炮，並要求蘇聯向中國派遣飛行員、航空技師、炮手與坦克手以訓練中國人。

中蘇互不侵犯條約簽訂后，國民政府立即派出以軍事委員會參謀次長楊傑率領的中國軍事代表團赴蘇尋求援助。為掩人耳目，這個代表團對外稱「考察蘇聯實業團」。代表團出發前夕，蔣介石親自召見楊傑談話，給他布置的任務是：促進蘇聯參戰，也即是促成中蘇互助協定，最低希望為「俾蘇方源源接濟我軍用品」。

對於中方援助軍火的要求，蘇聯迅速作出反應。中國代表團於9月8日抵達莫斯科，受到隆重的接待。據楊傑日記所載：蘇方「對於所需各物，盡量一次給與，且開價極低，一切願望中國勝利之熱誠處處表現」。

蘇聯向中國提供的第一批飛機和軍火物資在1937年10月至1938年2月陸續運到中國。主要有軍用飛機297架、各式火炮290門、坦克82輛、汽車400輛及各類零配件和大量槍支彈藥，總值為485，574，436美元。僅此第一批，蘇聯提供的飛機、火炮、坦克等重型武器就超過了德國。蘇聯提供的這批武器，有些款式較老，性能較差；但也有一些是蘇聯所能提供的最好裝備，如T－26型坦克。

抗戰期間，蘇聯援華軍火的絕大部分是利用蘇聯對華信用借款支付的，這樣的借款共有三筆：

第一筆對華信用借款為5千萬美元，於1938年3月1日在莫斯科商定。有關條約規定，信用借款用於向蘇聯購買軍工業產品與工業設備，實際上是購買中國在戰爭中急需的飛機、大炮等軍火物資。由於此前蘇聯已開始向中國提供軍火，所以條約規定借款自1937年10月31日算起，利息為年利3％，自1938年10月31日起，分5年償還，每年償還1千萬美金。條約還規定，信用借款與利息，中國以蘇聯所需之物品與原料償還，主要是茶葉、桐油、藥材、皮革、羊毛、絲、棉花、銻、錫、鋅、鎳、鎢、紫銅等。

蘇聯第二筆對華信用借款仍為5千萬美元，於同年7月1日在莫斯科商定，條約規定中方從1940年7月1日起5年內償還。一個有趣的細節是，前一次和這一次信用借款商定后並未立即簽字，原因是中方代表楊傑遲遲沒有收到簽約的全權證書，所以直到1938年8月11日，這兩筆信用借款才正式簽訂。

蘇聯最後一筆對華信用借款為1.5億美元，有關條約於1939年6月13日在莫斯科簽訂，條約規定中方自1942年7月1日起10年內償還借款。后兩次信用借款的使用、利息和償付辦法與第一次基本相同。

以上三筆蘇聯對華信用借款總計為2.5億美元。這三筆貸款中方實際使用了多少？中外史學對此一直說法不一。中國社科院近代史所學者李嘉穀，利用中方檔案並參考俄文資料進行多年研究之後，基本澄清了這個難題。李嘉穀得出的結論是：中方前後共分9次動用這三筆借款。其中，第一、二筆借款總計1億美元，分5批動用，至1939年9月1日全部用完。第三筆信用借款，自1939年9月1日至1942年間，動用4批，總計略超過一半。蘇德戰爭爆發后不久，蘇聯對華第三筆信用借款的使用便告停止。這樣，中國在抗戰中實際使用的蘇聯信用借款約為1.73億美元。

蘇聯不僅向中國提供優惠的信用借款，還以大大低於當時國際市場的價格向中國提供武器軍火。據顧維鈞回憶錄記載，1939年，孫科第二次訪問蘇聯歸來后說，他從莫斯科得到了一筆新的1.6億盧布的貸款，按國際價格，這相當於4億盧布，因為蘇聯給中國訂貨所定的價格特別便宜。例如，每架飛機的價格折算成美金僅3萬元，裝備每一個中國師的費用僅合中國貨幣150萬元。這些條件都是由斯大林元帥和蔣介石委員長互通電報商妥的。

英勇的蘇聯援華空軍志願隊

在中國抗戰的大部分時間裡，在中國領空的作戰主要是由外國飛行員承擔的。最先以蘇聯空軍志願人員為主力，後來以美國空軍志願人員為主力，其間參戰的還有英、法等國的少數空軍志願人員。

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時，中國空軍約有作戰飛機300架。當年8月中旬「淞滬抗戰」開始后，明顯處於劣勢的中國空軍進行了殊死戰鬥，雖然取得了初戰勝利，但終究實力不濟。至11月底，中國空軍僅存作戰飛機30架左右，完全喪失了作戰能力。在國民政府向各友好國家發出緊急援助的請求后，只有蘇聯政府迅速作出回應；最有實力的美國此時採取了「袖手旁觀」的政策，而在戰前建立中國空軍的過程中，美國一直是最重要的角色。

最初交中國使用的飛機是蘇聯政府從蘇聯空軍中緊急調撥出來的。由於中國方面在機場和航空油品方面存在不少困難，蘇聯的第一批飛機於10月22日才飛抵中國西北地區，比原計劃有所推遲。隨同來華的蘇聯空軍志願隊是一個殲擊機大隊和一個轟炸機大隊，共計254人。蘇聯空軍志願人員來華后立即擔負起兩項任務：一是直接參加對日空戰和轟炸，二是培訓中國飛行員和航空技師，重建中國空軍。

1937年12月1日，在南京保衛戰的關鍵時刻，蘇聯空軍志願隊的第一批25架И-16型殲擊機抵達南京機場。當天，即在隊長普羅科菲耶夫的率領下五次升空作戰，共擊落日軍轟炸機6架，自己無一損失。在最初幾天的戰鬥里，蘇聯空軍志願隊除擊落日軍十餘架轟炸機外，還在上海港擊沉了日軍一艘巡洋艦及兩艘運輸船。

此後，蘇聯空軍志願隊又在上海、南京、武漢、蘭州、西安、重慶、成都等地多次執行空中作戰任務，給日本空軍、海軍及地面部隊以重大打擊。其中，對日軍震動最大的是對台北的奇襲。1938年2月23日，波雷寧率領10架蘇聯轟炸機由漢口起飛奔襲日軍台北空軍基地。由於完全出乎意料，當蘇聯轟炸機隊抵達台北基地上空時，日軍的高射炮沒有開火，殲擊機也沒有升空；蘇聯轟炸機隊得以準確地將全部炸彈傾泄在機場和港口的目標上，隨後又順利地安全返航。據中方當日獲得的情報，這次空襲擊毀了機場上約40架飛機，擊沉和擊傷了一些船隻，破壞了機庫和港口設施，燒掉了三年的油料儲備。震驚之餘，日軍機場警備司令剖腹自殺。事後，日本政府免除了台灣行政長官的職務，並將軍事基地主任撤職並送上法庭。此後，在為期四個月的武漢會戰中，蘇聯空軍志願隊也發揮了重要作用。

曾擔任蘇聯空軍志願隊轟炸機群指揮員的斯柳薩列夫回憶說：「可以毫不誇張地說，戰爭第一階段，在中國上空的戰鬥中，我們的飛機和我們的人是突襲日本空軍的主力軍。只要提一點就夠了，在戰爭的頭幾個月里，我們的殲擊機飛行員在空戰中擊落了日軍飛機一百餘架」；「我們機群的60人中，只有16人返回祖國。」

當蘇聯空軍志願飛行人員在空中英勇作戰的同時，蘇聯教官也為中國培訓了大批的空軍業務骨幹。據蘇聯學者統計，中國空軍中，經蘇聯教練員訓練的飛行員1045人、領航員81人、無線電射手198人、航空技術人員8354人。據中國軍方統計，從1937年8月至1940年，中國空軍共擊落擊毀日機931架，其中1938年為409架。這一戰果無疑是中蘇兩國空軍人員共同努力的結果。

從1937年秋季至1939年夏季，先後來華的蘇聯空軍志願人員（包括航空技師）總計有七百多人。他們當中有二百多人為中國人民的自由獨立獻出了生命。據統計，蘇聯空軍志願人員在華人數最多時是1939年10月，達425人；最少時是1940年6月，僅48人。1939年夏季，歐洲形勢日趨緊張，蘇聯空軍志願人員分批回國。以後，只留下少數蘇聯空軍顧問和教官在蘭州、伊寧等地繼續從事對中國空軍人員的培訓工作。

難以施展才幹的在華蘇聯軍事顧問

隨著蘇聯援華規模的不斷擴大，1938年6月，國民政府又向蘇聯提出派遣高級別軍事顧問來華工作的請求。這個請求是蔣介石經駐蘇大使楊傑直接向斯大林提出的。蔣特別提到，希望曾在中國工作過的加倫將軍能再次來華；但是，加倫在肅反中被誤殺，此時已不在人世。對於中方的新要求，蘇方很快作出反應，當月即派遣27名顧問來華。

抗戰期間，蘇聯派往中國的軍事總顧問前後共四任，最初由1937年11月來華的蘇聯使館武官德拉特兼任，此後擔任這一職務的是切列潘諾夫（1938年8月至1939年8月），卡恰諾夫（1939年9月至1941年2月）和崔可夫（1941年2月至1942年2月）。蘇聯軍事總顧問隸屬於最高統帥部，在總顧問之下建立了覆蓋國民政府軍隊各戰區、各兵種的顧問機構。派遣來華的軍事顧問都是蘇軍中比較優秀的軍官，具有較高的軍事理論素養和較豐富的作戰經驗。

蘇聯軍事顧問的工作主要是兩大項，訓練國民政府軍隊和參與重大戰役作戰計劃的制定和實施。由於戰爭初期中國軍隊損失慘重，訓練、補充低級軍官和各兵種技術骨幹就成為當務之急。蘇聯顧問根據實戰需要，採取分層次、分兵種的訓練方法，力爭在短期內提高中國軍隊的素質。特別是在空軍、炮兵與坦克兵等技術兵種中，蘇聯顧問和教官的作用更是不可替代。

根據蘇方史料，至1939年10月在華軍事顧問已達80人，至1941年初更增加到140人。從1937年至1942年間，先後來華工作的蘇聯軍事顧問有三百多人，而蘇聯軍事顧問、專家、技術人員加上志願飛行員等總數大約有五千人。經由蘇聯顧問和教官培訓的中國軍校各類學員大約有九萬人。

1938年至1941年間，蘇聯軍事顧問參與了中國正面戰場幾次重大戰役作戰方案的制訂，但蘇聯顧問的建議很少被國民政府軍事當局完全接受。

在1938年夏秋舉行的武漢戰役中，剛剛來華的總顧問切列潘諾夫發現中國軍隊採用的是落後的被動防禦，於是向蔣介石提出了一個積極的防禦的計劃。可惜這個計劃只是在消極防禦失利后才被部分採納，未能起到多少作用。

1941年夏秋，中國軍隊發動了反攻宜昌的作戰。在發動反擊之前，蘇聯總顧問崔可夫用了三個星期時間深入前線作實地考察，最後與第六戰區司令長官陳誠商定了作戰計劃並報蔣介石批准。然而，在戰役進行的關鍵時刻，蔣介石卻下令停止進攻，結果是前功盡棄，宜昌得而復失。

唯一的例外是緊接反攻宜昌展開的第二次長沙會戰。這一次中國軍事當局完全接受了蘇聯顧問制定的作戰方案，使日軍遭到重創，被迫北撤，暫時放棄了南進的企圖。

總的來看，蘇聯軍事顧問同國民政府軍事當局之間保持著比較良好的關係，儘管蔣介石從未像信任德國人那樣信任蘇聯人。由於有比較豐富的在華工作經驗，蘇聯顧問十分注意工作方法。

一個十分典型的例子是第二次長沙會戰。在制訂作戰計劃時，蘇聯顧問深知蔣介石和他的將領缺乏進攻勇氣，但並不當面指責，而是耐心說服，爭取他們的支持。長沙會戰告捷后，蘇聯顧問立即退到幕後，「彷彿不存在一樣」。當蔣介石興緻勃勃地邀請所有在華軍事使團團長同他一起乘專機飛往長沙視察戰場時，崔可夫以身體不適為由謝絕了蔣的邀請，並命令所有的蘇聯顧問不得參加這次「檢閱」，為的是讓蔣介石及其將領獨享全部勝利的榮譽。正如一位在華蘇聯顧問所說，「經驗表明，顧問在某種程度上應是外交家」。

蘇聯在援華過程中謹慎地避免觸及中國內政中的敏感問題，最重要的一點是堅持將全部援助都給以蔣介石為首的國民政府。據說，援華初期，蘇聯曾考慮贈予中共領導的八路軍一些武器。無論有無此事，蔣介石對此極其敏感。他曾幾次致電在莫斯科的楊傑和孫科，要求他們對任何「以俄貨直接由俄接濟共黨之說」，必須「嚴詞拒絕，切勿贊同」。

對這個問題，斯大林的態度也是十分現實的。在崔可夫來華前夕，斯大林曾直截了當地對他說：照理，中國共產黨要比蔣介石對我們來說更親近些。照理，主要援助應該給予他們。但是，這種援助看起來是向一個與我們保持外交關係的國家輸出革命。中國共產黨在國內的地位還不鞏固。蔣介石則有美國和英國的援助。毛澤東是永遠得不到這些大國的支持的。由於有蘇聯的援助加上英美盟國的援助，蔣介石即使不能打退日本的侵略，也能長期拖住它。

蔣介石請求蘇聯出兵

斯大林的戰略是讓中國拖住日本以避免日蘇戰爭，而蔣介石對蘇政策的最高目標是促請蘇聯參戰。為此，國民政府做出了持續不斷的努力。蔣介石本人也曾兩次急迫地要求蘇聯出兵。

第一次是在1937年10月至11月間。當時，淞滬會戰正處在僵持之中，而九國公約組織即將在布魯塞爾召開會議討論中日衝突。10月22日，蔣介石致電駐蘇大使蔣廷黻詢問蘇聯的參會方針，他十分關心的問題是「如會議失敗，我國用軍事抵抗到底，蘇俄是否有參戰之決心，與其時間」。11月11日，斯大林接見楊傑、張沖，就中方請求蘇聯參戰問題作出鄭重答覆。他說：「蘇聯希望日本削弱，但目前蘇聯尚未到與日開戰時機。」兩周以後，蔣介石又親自致電斯大林，呼籲蘇聯「在當前的關鍵時刻」出兵，「給中國以生存的幫助」，「挽救東亞危局」。自然，這一呼籲毫無作用。

第二次是在1938年夏秋之交。當年7月，蘇日軍隊在中蘇邊境張鼓峰一帶發生衝突。8月，中日軍隊在武漢地區展開了另一場大會戰。此時，蔣介石再次向蘇聯提出締結互助條約的問題，實際是藉此敦促蘇聯儘快出兵。9月中旬，蘇聯外交人民委員會答覆說，只有出現以下三種情況蘇聯才能參加對日作戰：（1）如果日本進攻蘇聯；（2）如果英國或美國參戰反對日本；（3）如果國際聯盟責成太平洋地區各國參戰反對日本。這實際是明確拒絕了蔣的要求。

很難說蔣介石究竟對蘇聯出兵抱著多大期望，但在困境之中他肯定對此難以割捨，哪怕只有一絲可能。此後，1939年5月至9月，蘇、日軍隊在滿蒙邊境諾門坎發生了大規模衝突。蔣介石再次燃起了蘇聯參戰的希望。但是，這次更大規模的衝突最終也和平解決了。

1941年，多方面原因促使中蘇關係迅速趨於冷淡。1月，中國發生了國民黨軍隊圍殲中共新四軍的「皖南事變」，這使得蘇聯不得不出面干預，並以停止援助來向蔣介石施壓。4月13日，在看清日本已無意北進之後，蘇聯與日本簽訂了《中立條約》。6月22日，蘇德戰爭爆發。此後，蘇聯已無暇東顧。

蘇聯軍事援華的結束

1942年2月，蘇聯軍事總顧問崔可夫奉召回國，這可以看作是蘇聯援華抗日政策告一段落的標誌。此時，中美已經結盟，蔣介石也不再打算繼續邀請蘇聯顧問來華。事實上，仍有一些蘇聯顧問和專家留在中國，直至1944年5月由於新疆問題引起中蘇關係惡化，蘇聯政府才將他們全部召回。

作為中蘇關係上的重要一幕，這段歷史有不少值得人們玩味之處：

當時，中蘇之間的合作是以抵禦日本侵略擴張的共同戰略利益為基礎的，但合作對兩國政府來說都是權宜之計。鑒於以往第一次合作的教訓，新的合作有明確的限度，合作雙方都謹慎地提防對方損害自己更根本的利益，蔣介石擔心蘇聯會藉機干預中國內政，而斯大林則擔心中國會把蘇聯拖入對日戰爭。因此，中蘇合作的形式也比較簡單，基本限於蘇聯向中國提供軍事援助，而儘可能不涉及其他領域的問題。

就蘇聯當時的國力而言，斯大林相當慷慨，他給予中國的軍事援助是及時的、大量的。綜合考慮各種因素，可以認為，蘇聯在1938年至1940年間向中國提供的軍事援助與美國後來在1942年至1944年間向中國提供的援助大致相當，如果不是更多的話，而且國民政府得到這些援助也未像後來獲取美國援助那樣頗費周折。

中蘇之間的這次合作，對蘇聯來說完全達到了預期的目的；對中國來說畢竟是在抗戰最孤立、最危險的階段得到了外來的巨大援助。斯大林的精明體現在他對援華目標的把握上，他的目標明確而有限，就是要讓中國有能力拖住日本。當蘇聯免除了日本進攻的顧慮之後，雙方的合作實際上也就結束了。此後，蘇聯淡出中國。

蘇德戰爭結束后，蘇聯按照雅爾塔協定於1945年8月出兵中國東北地區，加速了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結束。蘇聯也由此重新獲得了在中國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