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代中國民族企業競爭力的現狀與提升 一

［摘 要］當代中國在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為主體、非公有制經濟並存發展的背景下，已經形成起國有企業為主導、其他所有制類型企業同時存在並共謀發展的民族企業結構。民族企業競爭力現狀如何？如何快速而有效地提升民族企業競爭力？客觀、科學地釐析這些問題，對於推動建設高水平的「小康」社會，在實現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化的同時全面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有著特別重要的意義。

　　［關 健 詞］當代中國；民族企業競爭力；現狀

　　就近代以來的工業文明社會而言，企業不僅是一個單純從事生產經營活動的經濟單位，而且還是社會構成要素中的基本組織細胞。從前者看，企業的存在與發展當然直接關係到社會物質文明的發展水平；而從後者看，企業的存在與發展及其模式、企業的競爭力水平等又同民族生存與發展、民眾生活與福祉、國力狀況與國家穩定以及社會發展前景等等戚戚相關。尤其是在當今世界處於競爭劇烈之複雜變局的狀況下，以這樣一種宏闊的視野，既居安思危、又充滿希望地分析研究當代中國民族企業競爭力的現狀及其所造成的原因，進而思考如何提升中國民族企業競爭力，並以之為有力契機，推動建設高水平「小康」社會的進程，在實現中國社會主義現代化的同時全面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等無疑具有特別重要的意義。

第一節 民族經濟存在與發展的意義

　　當今世界，民族經濟的存在與發展還有沒有意義？或者說，究竟還有沒有民族經濟存在與發展的必要？在西方盛極一時並為我國一些「著名」經濟學者所認同的新自由主義經濟學認為，市場經濟全球化的絕對力量已經通過世界性市場（包抬世界一體化的商品市場和勞動力市場等）、世界性生產基地、世界金融體系、跨國貨幣流通體系的建立（如新生的歐元）、資本國際、普遍有效的稅制調控方式（如「托賓稅」）、全球信息網路與計算機的普遍運用及由之而造成的種種結果等主要方面得到日益充分的展示。這一實質性和根本性的經濟全球化運動與文化全球化浪潮（如迪斯尼、好萊塢為代表的娛樂文化，可口可樂、麥當勞為代表的飲食文化，以及以人權、民主、自由、博愛、平等為核心觀念的政治一一道德價值理念等等）桴鼓相應，匯合成一體，營造出一種「新自由主義」的景象。這種景象似乎在告訴人們世界「大同」彷彿真的降臨人間了。受這種思想影響，國外的一些政治家和理論家認為世界上任何國家、地區或民族的發展道路都必須與「新全球主義」趨同，因為只有世界「一體化」的發展才能使我們「轉入一個新的文明」（戈爾巴喬夫即力倡此說）。我國也有些人士在以浪漫主義的情調呼喚擁抱已經到來的「全球化時代」，主張我國應該毫不猶豫地立即融入世界經濟「一體化」的浪潮之中。依此，民族經濟的存在和發展就沒有什麼意義可言了。

　　其實，新自由主義者所津津樂道的「全球化」或世界經濟「一體化」的進程並非始於今日，而是早在19世紀40年代前就已開始了。馬克思、恩格斯早在1847年發表的《共產黨宣言》中即已指出了當時自由資本主義全球化的趨勢，說：

　　「大工業建立了由美洲的發現所準備好的世界市場。世界市場使商業、航海業和陸路交通得到了巨大的發展。這種發展又反過來促進了工業的擴展。」 「不斷擴大產品銷路的需要，驅使資產階級奔走於全球各地」，「它必須到處落戶，到處創業，到處建立聯繫」。「資產階級，由於開拓了世界市場，使一切國家的生產和消費都成了世界性的了。」

　　這是資本主義商品貿易全球化階段的景象。這種全球化的資本主義商品貿易，並不是在真正自由、平等競爭基礎上進行的，而是具有著強烈的殘酷性，散發出濃烈的血腥氣味。譬如，十九世紀全球化最突出的特點是以英國為代表的歐洲資本主義國家在世界範圍內的大規模拓殖，用武力摧毀了亞洲、非洲、南北美洲的古代文明中心，把這些曾一度（有的甚至是長期）繁盛的地區性文明中心納入到其勢力控制範圍之內，又把西方資本主義制度、生活方式、價值觀念等強行施加於這些地區，從而逐漸確立起西方中心地位，大英帝國更成為西方中心之中心，以其佔有的龐大的殖民地獲得了「日不落」帝國的稱號。至於所謂以武力摧毀非歐洲的地區性文明中心，在美洲意味著二億多印第安人的90%死於火槍、皮鞭、礦井和瘟疫；在非洲意味著四千八百萬黑人被擄掠，其中三千六百萬人葬身大西洋魚腹、一千二百萬人成為美洲礦區和種植園的奴隸；在亞洲則意味著印度沿海的大屠殺，對中國的鴉片貿易和由此引發的戰爭及種種不平等條約的簽訂：……我們固然可以說這樣的「全球化」浪潮使上述非歐洲地區由原先所處的自身的傳統境地而直面先進的近代社會與近代文明，從而不得不考慮自身的存在危機，有的還由此而在被納入近代世界歷史秩序的情況下開始了其社會與文化的近代化、現代化的啟動過程，然而，無論如何，透過那血與火的進程，我們無法否認殘絕人寰的一面。

　　20世紀70年代、尤其是80年代「冷戰」結束以來，金融資本流動統治全球化的進程，使「全球化」或稱之為世界經濟「一體化」進入新的發展階段。內容與形式較之以往均有所變化，但不平等的實質絲毫沒有改易，美國學者尼古拉斯•克里斯托夫、愛德華•懷亞特說：在現代全球經濟中，「佔主導地位的不再是汽車、鋼鐵和小麥的貿易，而是股票、債券和貨幣的交易」，其本質是「金融寡頭的投機資本利用高新的交通、通訊、電子技術對全球進行統治與掠奪。」（參閱《誰在世界貨幣海洋中沉沒》，載1999年2月15日美國《紐約時報》）在這新一輪「全球化」浪朝中發揮主導作用的角色，由昔日的英國換成了美國。美國充分利用美元的獨特地位，利用其在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關貿總協定等世界經濟組織中的主導地位和作用，又利用美國穆迪投資服務公司的信貸評級的巨大影響，利用其所掌握的發達的高新技術和軍事實力等等，吸盡世界各國財富，誘使或逼迫各國放棄經濟主權，推動各國民族經濟體系解體，削弱日本、歐洲的跨國公司與其本國、本地區的利益相關性而使之加強同美國的利益相關性，從而完成美國主導下的全球化。在這進程中，美國始終奉行雙重標準，如其不斷促使其他國家或地區對進口商品開放市塲，放棄關稅壁壘，實行自由貿易，而其自身卻一直實行著超級貿易保護主義政策。美國紡織業巨頭們認為中國紡織品對美的輸入損壞了其利益，因而要求國會批准對華織織品實行進口配額限制，就是新近發生的頗具代表性的事例。正如曾任「總貿總協定」總幹事經濟政第顧問的著名國際經濟學家巴格瓦蒂所說，美國奉行的並非是WTO的「多邊主義」，而是不折不扣的「侵略性的單邊主義」。這就使目前仍進行中的這塲「全球化」進程的真正底蘊不過是美國化而已，因為迄今為止只有美國才是這「全球化」遊戲的主角，又是這遊戲規則的制定者，還是這遊戲的主裁判。至於其他國家或地區則隨時會在這遊戲中面臨著喪失主權、淪為全球一體化過程中「繁榮的飛地」（即所謂「本國領土內的外國土地」）之新殖民地的危險。美英統治者對於其目的並不諱言。2002年4月，英國首相布萊爾的外交政策顧問羅伯特• 庫柏就撰文直接了當地闡明美英全球戰略目的就是效仿歷史上羅馬帝國和大英帝國的榜樣，建立以美國為核心的新帝國主義全球秩序；在西方世界內部實行所謂文明準則，用法律和合作來解決彼此之間的利益矛盾，而對西方以外的國家則運用「叢林規則」，即恢復帝國主義傳統的炮艦政策，再輔之以利益誘惑，從而施之以「胡蘿蔔加大捧」的政策，不擇手段地、先發制人地打擊和欺騙，迫使非西方國家和地區接受新帝國主義的統治。

　　這樣的「全球化」已經結出了惡果，給發展中國家和地區的人民帶來了災難。拉丁美洲國家的遭遇就是顯著的事例。美國一向把拉美地區視為自家後院，是美國壟斷資本進行投資和控制的重點。20世紀70年代，美國銀行以提供低息貸款為誘餌，誘使拉丁美洲國家大量舉借外債，而其在向他們提供貸款時附加了市場浮動利率的條款。80年代，里根政府推行自由主義的經濟緊縮政策，驟然大幅度提高了利率，大大加重拉美國家的外債負擔，拉美國家很快就紡紛因無力償還巨額外債而陷入危機。美國操縱的國際貨幣基金乘機強迫拉美國家推行新自由主義經濟改革，否則便不給予美元再貸款、切斷進口來源。在強勢壓迫下，諸多拉美國家被迫接受各種苛刻條件，完全放棄政府干預經濟，削減政府公共投資和社會福利，推行國有企業的私有化，全面開放國內市場並放棄關稅壁壘、取消貿易保護，實行國際貿易、投資的自由化，融入了「全球化」浪潮之中。其結果是吞下苦果、釀成悲劇。譬如，拉美國家曾經非常重視發展國有企業，國有企業的發展則有效地加速了其工業化進程，推動了社會基礎建設，而大規模推行國有企業私有化，不僅增加了失業、加劇了社會矛盾，而且大大降低了民族工業的整體實力，民族私營工業也隨之陷入更加脆弱的境地；放開國際貿易和投資后，跨國公司紛紛收購民族私人企業，凈利潤大幅度匯出境外，資本流失嚴重，所謂非國有化實際導致了外國化； 1980一1989年間，拉美國家的人均國民收入下降幅度最小的為2.4%、最多的為37%，貧困人口由1980年的1.12億增至1990年的1.92 億，十年間增加了約八千萬人，平均每年增長約7%。深深捲入美國主宰的全球化經濟體系的墨西哥，直接導致了曾一度壯大的民族工業的瓦解，而這又連帶引發銀行體系的危機，內、外債一齊增加，外債還本付息的雪球越滾越大。80年代以來的二十年間，墨西哥深陷外債陷阱無法自拔，1980年的外債總額為580億美元，十五年來本已償還本息共1500億美元，而到1996年外債總額卻反而猛增至1800億美元，美英壟斷資本家遂向其提出廉價出售銀行系統和石油資源以償還債務的要求。1995年，墨西哥爆發強烈金融危機，短短几個月就有15000家企業倒閉，300萬人失業，居民購買力至少減少三分之一。政治動亂，工人罷工、農民起義，國家極不穩定。1998年再度爆發金融危機，銀行壞賬款上升到50%以上，不得不宣布容許外資收購本國銀行100%的股權，並被迫出售處於戰略性行業的國有企業以清償外債，民族經濟遭受到毀滅性打擊。近年來，巴西、阿根迋等國家也大體因相似原因而相繼發生金融危機，貨幣大幅度貶值、外債大幅度增加，金融體系壞賬堆積，居民紛紛擠兌銀行，國民經濟瀕臨崩潰。

　　這種新自由主義的全球化，或世界經濟一體化，究意使誰受害、使誰獲益？明眼人對此看得很清楚。自由資本全球化促使世界經濟有控制地解體，導致南美、俄羅斯、東亞相繼爆發金融危機並引發全面的經濟危機，給這些地區、國家的民眾帶來深重災難，同時也對整個世界經濟造成很大的負面影響。如聯合國開發計劃署1999年底《人類發展報告》指出：「東亞金融危機嚴重影響了有關國家人民的生活，造成全球在三年內將損失2萬億美元的產值。」安南秘書長說僅印尼一地就有五千萬人因亞洲經濟危機而重新陷入貧困，整個「發展中國家至少有十億人變得更加貧窮了」（據1998年9月8日，安南秘書長關於聯會國工作的年度報告）。而美國呢？19999年7月5日《經濟參考報》所載李長久題為《金融危機與東亞區城合作》的文章說：美國「成為這次金融危機的最大受益國。據美國商務部統計，1994年外國人購買美國股票、公司債券和其他非國庫券證券為570億美元，1997年增加到1970億美元，1998年達2280億元。美國《華爾街日報》載文指出，經濟全球化並不意味著所有人一齊浮沉，『美國如今看起夾是站在那些滅頂之災者的肩膀之上』。」事實教育、警省了越來越多的人。德國《明鏡》雜誌的漢斯•馬丁和哈拉爾特•舒曼揭露經濟全球化「實際是個可怕的陷阱」，他們合著的《全球化的陷阱一一對民主和福利的進攻》被譯成二十多種文字，成為世界暢銷書；法國作家、記者維維亞娜•弗勒埃指出經濟全球化「使個人和民族的主體性陷入危機，給人們帶來無以言狀的不安」，她所著的《經濟的恐慌》亦被譯為二十多種文字，在世界上引起廣泛影響。美國學者哈里•舒特在《資本主義的問題》中把全球化比作「集團犯罪一一一種正殺害它賴以生存的軀體的惡毒的寄生蟲」；津巴布維學者雅希•湯頓更在《全球化與南方：剝削的邏輯》中痛斥「全球化是資本統治和經濟剝削這一歷史運動的現代表達方式，是資本對世界其餘部分的最終征服」。世界上許多國家和地區的人民不斷發出「反對世界商品化」、「全球化，當心點，人民不會放過你」等批判性的吶喊，並以各種形式同所謂全球一體化的浪潮作抗爭。

　　如上所述，新自由主義全球化盛行拉美二十年來，在美國操縱的國際經濟組織的逼迫下，拉美各國一直恪守市場原教旨主義信條，卻造成了各種社會惡果的空前積累。飽受苦痛的拉美終於爆發了遍及整個大陸的抗議活動。但面對拉美國家的經濟、政治動蕩，國際貨幣基金依然視而不見，我行我素，頑固地堅持其私有化和自由市場教條。這甚至連美國右翼有識之士都為之擔憂，《邁阿密導報》的拉美專欄作家安德魯同華盛頓的右翼智囊團聯繫頗為密切。2002年7月14日，他以向美國國務卿鮑威爾獻策的形式撰文稱：「拉美各國政府正陷入嚴重的困境中，據最新民意調查表明，大多數拉美政府的民意支持率均下降到維持穩定所需的 30%以下，包括玻利維亞、巴西、阿根迋、哥倫比亞，還有厄瓜多、秘魯、烏拉圭等等。」所以，他督促美國政府調整對拉美的政策，不要再繼續強調「私有化和削減政府開支」，否則「拉美將變成孕育救世主或左翼政權的肥沃土壤。」安德魯的警告果然變成了現實，僅數月之後，巴西、厄瓜多、玻利維亞等國的大選中，新興的左翼政黨就相繼贏得了重大勝利，從被西方貶斥為「極端派」的反全球化民間力量一下子堂而皇之地步入執政者的殿堂。此外，2003年5月阿根迋的大選中，前總統梅內姆因堅持新自由主義而喪失民心，不得不自動退出總統選舉，而主張發展民族工業的基什內爾，雖是政壇新秀，卻很輕鬆地贏得了大選；民心所向，於此可見。

　　很值得一提的是古巴。來自西方的新自由主義者曾利用古巴一度面臨的嚴重困難，竭力鼓吹「國營企業天生低效率」論，說只有對國營企業實行產權改革，「改變所有制」，實行私有化、發展資本主義，古巴的經濟才有望恢復和發展。但古巴共產黨、政府及其領導人，絲毫不為所動，不僅不上新自由主義的當，而且給予嚴厲批判。他們鄭重指出：「一個通過鬥爭和犧牲證明了自己能力的國家，也是有能力獲得我們所需要的效益的。」（卡斯特羅：《經濟改革應緩慢進行》，拉美社哈瓦那1995年11月4日電。）明確宣布「這裡沒有新自由主義活動的空間。」（何塞•路易斯•羅德里格斯在哈瓦那第二次移民會議上的發言，據新華社聯合國1996年6月26日電。）他們認為要恢復和發展經濟當然「要實行必要的開放，但這種開放必須在共產黨和勞動者的領導之下，而不是在奸商、資產階級分子和資本家的領導之下。」「解決問題的辦法不應是資本主義，更不應是不發達的資本主義。」「古巴正在做的和正準備要做的一切是有利於社會主義的。」 （卡斯特羅：《古巴對旅遊業這個創匯部門應給予重視》，據新華社1993年11月7日電。）他們又針對新自由主義者對國有企業的攻擊，指出一個企業有機會立足世界市場並不是靠所有制關係，而是靠它使自身技術和管理適應國際市場要求並調動工人積極性的能力，（《拉赫訪談錄》，德國《時代》周刋1999年7月 22日。）並堅信古巴的國營企業一定能做到高效益：「這是能夠做到的，因為黨擁有78萬名素質高的黨員，有人民群眾組織的支持，而且還有一代好的青年」。（卡斯特羅在古共五大閉幕會上的講話，1997年10月10日。）「我們認為國營企業是能夠有效率的。這些企業在今天的世界上是有競爭力的。我們不相信所有的國營企業必然是低效率的這一新自由主義的教條。我們將捍衛國有制的存在，因為我們不僅相信國營管理是有效率的這種可能性，而且認為國家所有制最好地代表了大多數居民的利益。」（何塞•路易斯•羅德里格斯在哈瓦那第二次移民會議上的發言，據新華社聯合國1996年6月26日電。）古巴在美國的長期封鎖下，堅持社會主義道路，不斷發展壯大以公有製為主體的民族經濟，並取得了卓越成就，最為難能可貴！

　　歷史與現實大量的經驗教訓告訴我們，中國要在21世紀整個世界知訊日益發達、科技迅猛發展的背景下全面建設高水平的小康社會，加快推進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現代化進程，當然不能自外於世界，不能不了解、學習、接受外國先進文化，不過，「我們要熟悉外國的東西，讀外國的書。但是並不等於中國人要完全照外國辦法辦事，……中國人還是要以自己的東西為主。」（《毛澤東文集》第七卷第77頁，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我們應從國家安全、民族根本利益、社會主義前途命運這樣的角度來思考、籌劃、制定我們的社會發展戰略，必須充分認識到「全球化」實即歐美資本主義化的本質及其危害。陳雲同志早就語重心長地指出：

　　我們必須清醒地看到，外國資本家也是資本家。他們做買賣所得的利潤，絕對不會低於國際市塲的平均利潤率。……世界上沒有一個願做低於平均利潤率的資本家。如果低於平均利潤率，他為什麼不把錢存在銀行穩拿利息？為什麼要搞冒險的投資呢？

　　現在離列寧說的將來「在世界幾個最大城市的街道上用金子修一些公共廁所」的時間還很遠很遠。

　　我所以一再說對外國資本家在歡迎中要保持警惕，這是因為我們有些幹部對這件事還很天真。我之所以要提出這樣的問題，絲毫沒有不利用外資的意思，只是敲敲警鐘，提醒那些不很清醒的幹部。（《陳雲文選》第三卷第247頁，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鄧小平同志多次強調「革命和建設都要走自己的路」，指出：「中國革命的成功是毛澤東同志把馬克思列寧主義同中國的實際相結合，走自己的路。現在中國搞建設，也要把馬克恩列寧主義同中國的實際相結合，走自己的路。」（《鄧小平文選》第三卷第95頁，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他據之而謂：「要緊緊抓住合乎自己的實際情況這一條。所有別人的東西都可以參考，但也只是參考。世界上的問題不可能都用一個模式解決。中國有自己的模式。」（同上書第26頁）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的淳諄教導，永遠值得銘記。

　　總之，我們要始終把國家的主權和安全放在第一位，要始終以中國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為出發點和落腳點。我們一定要堅持走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現代化發展道路，切不可上新自由主義的當。新自由主義鼓倡其「全球化」，誘逼我們放棄國家主權，改變社會發展方向，丟掉作為社會主義制度經濟基礎的公有制經濟，完全融入所謂世界經濟「一體化」的浪潮之中。這是一場沒有硝煙的戰爭。我們應在清醒認識到這一點的基礎上，通過主動、有效地提升民族企業競爭水平，大力發展以公有製為主體的社會主義國民經濟，增強綜合國力以積極應對，不僅掌握這場戰爭的主動權，而且一定要打贏這場戰爭，全面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並使我中華民族屹立於世界民族之林。

第二節 當代中國民族企業的構成及其相互關係

　　凡中國人投資興辦的企業，皆可歸入中國民族企業範疇。早在16世紀中後葉，長江中下游和東南沿海地區，即已有人從事具有資本主義萌芽性質的工商業活動，出現了作為近代企業雛型的家庭手工作坊。如果從那時算起，中國民族企業的發生髮展已經有了四百餘年的歷程。四百餘年間，中國民族企業從無到有、從小到大、從弱到強，從結構單一到部類齊全、結構多元而又完整，從中國本土而走向世界。這大體經歷了幾個發展時期：一是16世紀中後葉到19世紀中葉，為中國民族企業的萌生期；二是19世紀60一70年代到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前，為中國民族企業在夾縫中求生存的艱難發展時期；三是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到1978年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前，為中國社會主義公有制企業發展時期；四是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為公有製為主體而不同所有制形態並存、結構多元化的中國民族企業發展時期。

　　本書論旨決定了我們不可能詳盡考察並敘述中國民族企業的發生髮展歷程，而只能著重探究當代中國民族企業的構成及其相互關係，而這就有必要先將 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五十餘年間中國民族企業所走過的道路略作回視，以明了當今中國何以會形成這樣一種結構構成的民族企業體系，以及這結構體系中各組成要素何以會有那樣一種相互間的關係。

　　當代中國民族企業體系主要是新中國成立以後形成發展起來的。1940年1月，毛澤東同志在《新民主主義論》中指出：通過新民主主義革命而建立起來的人民共和國，「它在政治上必須是新民主主義的，在經濟上也必須是新民主主義的。就是說，「大銀行、大工業、大商業，歸這個共和國的國家所有。『凡本國人及外國人之企業，或有獨佔的性質，或規煤過大為私人之力所不能辦者，如銀行、鐵道、航空之屬，由國家經營管理之；使私有資本不能操縱國民之生計，此則節制資本之要旨也。』這也是國共合作的國民黨的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中的莊嚴的聲明，也就是新民主主義共和國的經濟構成的正確的方針。在無產階級領導下的新民主主義共和國的國營經濟是社會主義的性質，是整個國民經濟的領導力量，但這個共和國並不沒收其他資本主義的私有財產，並不禁止『不能操縱國計民生』的資本主義生產的發展，這是因為中國經濟還十分落後的緣故。」（《毛澤東選集》第二卷，合訂本第638一639頁，人民出版社1966年模排本。）根據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所提出的新民主主義思想，新中國成立初期，我們建構起主要由國營經濟、合作社經濟、國家資本主義經濟、私人資本主義經濟、小商品經濟和半自然經濟這五種成分構成的國民經濟秩序。與之相應，當時中國的民族企業亦形成國營、集體這種具有完全社會主義性質的公有制企業與具有半社會主義性質的國家資本主義企業、勞動者合作經營的企業、資本主義私人所有制的企業以及個體經營企業等多種形式並存的結構。當然，無論是宏觀上的各種經濟成分，或者是微觀上的各種所有制形式的企業，其相互之間又都非毫無主次之分。如果說新民主主義社會作為向社會主義過渡階段的性質決定其時並存的五種經濟中國營經濟必然要佔據領導地位，那末，在多元並存的民族企業結構中，公有制企業則佔據看主導地位併發揮著引領其他各類企業的重要作用。應該說，五種經濟成分並存以及由之而帶來的城市經濟生活中這樣一種以公有製為主體而又多種所有制形式並存的民族企業結構，不僅與我國長期以來社會生產力十分落後的狀況相適應，而且更適應著久經戰亂的中國亟需休養生息、恢復並進而發展生產，廣大民眾渴望在和平安寧的社會環境中生產勞動，在建設自己國家的同時也謀求自身幸福生活的現實需要。

　　具有臨時憲法性質的《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經濟建設的根本方針是以公私兼顧、勞資兩利、城鄉互助、內外交流的政策，達到發展生產、繁榮經濟之目的。」國家要從多方面「調劑國營經濟、合作社經濟、農民和手工業者的個體經濟、私人資本主義經濟和國家資本主義經濟，使各種經濟成份在國營經濟領導下，分工合作，各得其所，以促進整個社會經濟的發展。」共同綱領還指出：「凡有利於國計民生的私營經濟單位，人民政府應鼓勵其經營的積極性，並扶助其發展。根據必要和可能，鼓勵私人資本向閻家資本主義發展。」又確定了對私人資本主義工商業實行「利用、限制、政造」、對民族資本家 「團結、教育、改造」的方針。據此，黨不僅允許民族資本主義的存在和發展，而且還真心實意地對之採取了保護和扶助的政策。如資本主義工商業企業的職工和店員長期生活在資本家剝削之下，他們在成為新中國主人以後迫切要求政變這種狀況，故而不理解黨和人民政府對資本主義、民族資本家所實行的政策，不時出現一些經濟民主方面的過高要求，甚至要對資本家採取過激鬥爭。而黨和工會根據「勞資兩利」的方針，深入廣泛地向職工群眾進行教育，及時調整勞資關係，大力推行建立勞資協商會議、簽訂集體會同等制度，使勞資關係得到健康發展。如朱德同志指出：「正因為工人階級是新民主主義國家的領導階級，工人階級不僅在政治上領導著資產階級，而且在經濟上也經過它所領導的國家政權與國營經濟來領導著私人資本主義經濟，使之在公私兼顧、勞資兩利的原則之下，為發展生產、繁榮經濟服務。我們必須限制私人資本主義，使之不能操縱國計民生，向著有益於而不是有害於國計民生的方向走。但是，另一方面，……在人民共和國的經濟政策和經濟計劃的軌道內存在和發展的私人資本主義，是當前整個國民經濟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是一個不可忽視的力量。作為新民主主義國家之領導階級的工人階級，不僅應該把國營經濟看做是自己的財富，也應該把私人資本主義經濟看做是自己所領導的國家的社會財富。」「新民主主義國家國營企業中的職工，不但在政治上而且在經濟上也獲得了解放，他們已不再受人剝削，已不是為資本家做工，而是為國家、為人民、為工人階級自己做工了。」至於「私人資本主義企業中的職工，他們在經濟上還沒有獲得完全解放，他們還受著資本家的剝削，這種剝削在新民主主義時期只能夠受到限制，而不能夠消滅。但這些企業是新民主主義政權下的私人資本主義企業。這些企業只能依照以工人階級為領導的新民主主義政權所規定的軌道運轉。因此，新民主主義政權下私人資本主義企業中的職工，在經濟上要自覺地接受勞資兩利的政策。這種容許私人資本主義存在和實行勞資兩利政策的方針，在一個長時期內是完全必要的。只有中國工人階級把新中國領導得好，建設得好，穩步地由農業國變成了工業國，然後才有可能由新民主主義轉變到社會主義，工人階級才能得到徹底的解放。這就是工人階級的根本利益。為此目的，在現階段自覺地忍受資本家一定限度以內的剝削，就是以局部的暫時的利益，服從根本的長遠的利益。我們共產黨員，工會工作者，必須以這樣的精神來教育工人群眾，領導工會工作。否則，我們就會陷入經濟主義與尾巴主義的泥坑，我們就不是無產階級的先鋒隊，就不能正確地組織並領導工人群眾完成新民主主義的歷史任務，而過渡到社會主義。」「在私營企業中，是存在著兩個對立的階級，資本家和工人。工會是工人階級的階級組織，應該堅定不移地保衛工人階級的利益。但是工人階級的利益，並不等於無限制的增加工資，無限制地改善生活。如果是這樣，那就是經濟主義者的路線，是落後工人的情緒，而不是真正工人階級的利益。在新民主主義政權下，私人資本主義企業中的工會，也必須教育工人，使之懂得工人階級長遠的根本的利益，而在勞資兩利的原則下發展生產，並在生產中努力學習，提高自己。當然，在私營企業中，要實現勞資兩利，光靠政府的法令和監督是不夠的。資本家是有種種辦法力求剋扣工人、加重剝削的，要經過工人一定的適當的鬥爭，才能實現勞資兩利。在工人與資本家的這種鬥爭中，工會應該是堅決代表工人的。」「這是不是說，工會不應該爭取工人階級生活之可能的改善與工人福利呢？不是的，黨和工會，首先是人民政府，必須保證工人階級之最低生活，並爭取工人階級的生活之可能的改善。但是工人階級生活之改善只有在發展生活中才有可能。」總之，「革命的終極目的在於發展生產。」「作為工人階級的階級組織的工會，在新民主主義政權下，它的任務首先應該是面向生產。在私營企業中對資本家之必要的鬥爭，也是為著實現勞資兩利，發展生產。在國營企業中則更應該是團結全體職工，克服官僚主義，完成生產任務。」（《關於工會工作的幾個問題》，《朱德選集》第261一一266頁，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這就為資本主義工商企業的存在和發展提供了基本前提。又如1950年，資本主義工商業曾出現暫時的嚴重困難，商品滯銷、工廠關門、商店歇業，失業增加等等。黨和人民政府並未坐視不管，而是及時、主動地調整決策，主要是把國有企業的一部分生產和銷售讓給私有企業，實際是向民族資產階級讓利。經過調整，商品滯銷情況全面緩解，全國城鄉經濟全面活躍了起來。因此，正是在新中國成立以後，在中國共產覺的領導和新民主主義思想的指導下，民族資本主義工商企業才贏得自其出生以來從未有過的大好發展時機。

　　然而，資產階級的本性並沒有因共產黨及其領導下的人民政府允許資本主義工商業的存在和發展，幫助其擺脫困境而有所改變。儘管受大勢所趨，資產階級也曾表示過對共產黨、人民政府領導的擁護，但本性決定其不僅不會致富思源，而且還千方百計地同黨和人民進行鬥爭。從建國初到1956年間，在鬥爭一天也沒有停息的情況下還進行了三次較大的較量：第一次發生在建國初期，資產階級利用國民黨政權遺留給新中國的財政經濟嚴重困難，大搞投機倒把、囤積居奇、哄抬物價，控制糧食、紗布等人民生活必需品以牟取暴利，先後在全國各地掀起幾次物價暴漲風潮。黨和人民政府採取了一系列有力措施，穩定市場，平息物價，保障供給，打退了資產階級的進攻，取得了被史家稱為「第二次淮海戰役」的勝利，以事實表明共產黨有管理城市、領導經濟的能力。第二次發生在1952——1953 年間，資本主義工商業在國家扶持下擺脫困境並有所發展，而資產階級卻利用國家為抗美援朝、保證重點建設和經濟恢復而增產節約之機，唯利是圖，大搞行賄、偷稅漏稅、偷工減料、盜竊國家經濟情報的「五毒」，嚴重破壞國家經濟，影響抗美援朝，腐蝕國家幹部。黨和國家不得不開展「三反」、「五反」運動，再次挫敗了資產階級的進攻，同時整肅了幹部隊伍。第三次發生在1954年，國家逐步推進對私營企業的公私合營，這本是公私兩利的，但一部分資本家進行抵制，甚至搞違法活動，主要表現是：變生產資料為生活資料，抽取資金、分散物資；控制企業領導權，在重要崗位上安插親信，強化董事會權力，收買職員，拉攏腐蝕幹部，儘力把企業中的人、財、物權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故意製造混亂局面，企圖逼政府遇難而退等等。他們還用提高職工工資、增加福利，揮霍資本等手段，造成企業經營上的困難。個別資本家更進行破壞設備等活動。這樣，「五反」后一度減少的「五毒」行為又重新抬頭。面對這些進攻，黨和政府在繼續深開展「三反」、「五反」 運動的同時，正式提出黨在社會主義過渡時期的總路線，同時開始以和平贖買的方式實行對私改造。

　　新中國成立以後，在對資本主義工商業實行容許其存在發展並同時加以利用、限制、改造的過程中，必將遭遇到資產階級的反對和鬥爭，中國共產黨對於這一點早有預見。毛澤東同志在黨的七屆二中全會上指出：

　　對於私人資本主義採取限制政策，是必然要受到資產階級在各種形式上的反抗的，

　　特別是私人企業中的大企業主，即大資本家。限制和反限制，將是新民主主義國家內

　　部階級鬥爭的主要形式。（《毛澤東選集》第四卷，第1515頁，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建國以後不斷出現的鬥爭、尤其是上述三大較量，充分證實了這一點。這使我們深刻地認識到：「資本主義的生產資料私有制妨礙著我們生產力的進一步發展，資本主義經濟的無政府狀態同社會主義經濟的有計劃發展是互相對立的。隨著國民經濟的有計劃發展，資本主義經濟同社會主義經濟之間的矛盾更加顯著和尖銳起來。……有人希望社會主義經濟和資本主義經濟長時期地在一個國家裡並存，希望對資本主義工商業不要實行社會主義改造，或者現在還不要實行社會主義改造。我們認為這種想法也是錯誤的。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兩種相反的生產關係，在一個國家裡互不干擾地并行發展是不可能的。」（李富春：《關於發展國民經濟第一個五年計劃的報告》）這樣的認識是隨著鬥爭的展開與發展而逐步形成的。1952年，經過建國後頭三年的實踐，經過「三反」、「五反」，黨開始認識到從新民主主義到社會主義，不可能象原來設想的那樣在革命勝利以後，經過一個「相當長久」的新民主主義建設階段，工業發展了，國營經濟壯大了，工人階級為主體的人民政治地位顯著提高了，人民大眾的生活也改善了，人民對於社會主義更加嚮往，這就能採取「嚴重的社會主義步驟」一舉實行私人企業的國有化和個體農業的集體化，將中國社會由新民主主義過渡階段和平地、漸進地轉變到社會主義的建設時期。

　　當時，私營企業的設備大多已很陳舊，管理又很落後，市場方面還受到種種限制，再加以不僅企業內部受到來自工人群眾的嚴格監督，而且工人群眾更熱切嚮往著社會主義所有制。所有這些因素使不少私營企業漸感困難，資本家感到難以為繼。而在國家開始接受一些私營企業公私合營以後，由國家派遣幹部加強管理，投資進行擴建、新建，企業職工亦得到進一步解放，當家作了主，社會主義生產勞動積極性空前高漲，使企業生產迅速發展，利潤增加。以平均每人勞動生產率來說，1950年為100，公私合營后的1955年則為314，增長了兩倍多，而純私營企業為158，僅增長了半倍多；合營企業私股分得的紅利也比純私營時期的利潤多得多。公私合營的優越性由此而得到體現。更為重要的是，社會主義國營工業的發展遠遠超過了私營工業。國營工業在黨的領導和國家的計劃管理下，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階級，進行民主改革，實行民主管理，改善了職工生活，加強了社會主義教育。職工真正當家作主，社會主義積極性充分發揮出來，勞動競賽、合理化建議、技術革新等轟轟烈烈開展起來，湧現了一大批勞動模範、先進生產（工作）者和先進單位。國營企業欣欣向榮的景象，充分顯示了社會主義公有制的優越性，使私營企業相形見絀。這樣，通過比較，民族資產階級中的不少人感到不能再照舊生活下去了。他們雖然內心不甘，但又深怕滯后吃了虧，心裡「十五隻吊桶，七上八下」，很不安寧。工人階級更是再也不願照舊生活下去了，迫切要求實行公私合營，成為社會主義企業的主人，為自己和本階級所領導的社會主義國家而生產勞動。

　　對資本主義工商業並不是如某些別有用心的人（象牟其中之流）所誣稱的那樣由人民政府沒收，而是主要採取和平贖買的方式，通過國家資本主義途徑，成功地進行了社會主義改造。這大體經歷了兩個階段：從1953年至1955年夏，是實行國家資本主義初級形式的階段，主要是在工業中採用委託加工、訂貨、統購包銷，在商業則是委託經銷、代銷等。初級形式國家資本主義的特點是：資本主義工商業通過各種合同在原料供應、產品的生產計劃、銷售及價格上被國家控制，企業的性質不變，內部的勞資矛盾依然存在，但在企業利潤分配上則實行「四馬分肥」，即所得稅佔30%、工人福利佔15%、企業公積金佔30%、資方股息紅利佔25%，資本家對工人的剝削有所減輕。從1955年下半年到1956年，是實行國家資本主義高級形式的階段。高級形式的國家資本主義有兩種，一是個別企業的公私合營，一是全行業的公私合營。前者是由國家投資並派幹部同資本家共同經營，企業的生產資料由私有變成了公有，社會主義經濟與資本主義經濟在企業內部聯繫與合作，社會主義成分佔居領導地位，利潤仍按「四馬分肥」原則進行分配，但資本家只能按私股所佔比例取得紅利的一部分，另一部分紅利轉為國家所有。這種公私合營企業是半社會主義性質的企業。後者是按地區每個行業所有私營企業全部實行公私合營，組成一個大的企業單位，在國營經濟領導下，統一管理生產，統一調配物力、人力、財力，統一計算企業盈虧，並按清產核資所確定的股份實行「定息」的制度，資本家不再參加利潤的分配。到1956年底，全國私營工業企業的99%、私營商業從業人員的85%分別加入了全行業的公私合營。這就基本上完成了對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鄧小平同志在回顧這段歷史時明確指出：我國資本主義工商業社會主義改造的勝利完成，是我國和世界社會主義歷史上最光輝的勝利之一。這個勝利的取得，是由於中國共產黨領導全體工人階級執行了毛澤東同志根據我國情況制定的馬克思主義政策，同時，資本家階級中的進步分子和大多數人在接受改造方面也起了有益的配合作用。（《鄧小平文選》第二卷第172頁，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江澤民同志2001年7月1日《在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八十周年大會上的講話》也說：「新中國成立以後，我們對農業、手工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進行社會主義改造，是為了確立社會主義生產關係，並在這種經濟基礎上進一步解放和發展生產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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