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世.家書.家風——毛澤東的親情世界》

家世·家書·家風
作者：丁曉平  來源：解放日報

開慧之死 百身莫贖（1）　　
———毛澤東和楊開慧

　　毛澤東在他二十五歲這年開始了自己的初戀。

　　那一年是一九一八年。在北京。

　　當時，毛澤東是北京大學圖書館的助理員，負責圖書和十幾份報紙的借閱登記工作，可謂是一個可有可無、誰也不把他放在眼裡的小人物，月工資也就是八塊大洋。要知道，這個圖書館的館長李大釗月薪是一百二十塊，教授胡適為二百塊，文科學長陳獨秀為三百塊。這樣的對比，在今天來說，毛澤東任職的這個角色有點像到京外來務工的「打工仔」。在北京，那個時候的毛澤東絕對是一個「外省人」，而且窮得丁當響。

　　然而，毛澤東就是在這樣一無所有的時候，開始了他最初的愛情。因此，可以想見，選擇與毛澤東談情說愛的女性自然也就不一般。

　　一九一四年春天，以第一名考入省立第一師範的毛澤東，認識了他最尊敬並影響他一生的導師楊昌濟。那時毛澤東二十一歲，楊開慧還是一個年僅十三歲的小姑娘。作為父親最喜歡的學生之一，楊開慧對毛澤東自然是有所了解的。

　　當時，第一師範的課程繁雜，有近二十門課，毛澤東把它比作「雜貨攤」。和其時流行的科學救國、實業救國的思想不同，毛澤東堅持「要救國，就只有革命」。因此，他把主要精力都用在攻讀哲學、史地和文學等社會科學上。毛澤東曾寫過一篇名叫《心之力》的文章，備受楊昌濟讚賞，給了一百分。而楊先生的改造國家、服務社會、不為個人打算的崇高思想，專心鑽研、食必求化的學習方法，有遠謀、有毅力、注重實踐的辦事作風和嚴謹刻苦的生活方式，對他的學生毛澤東和他的女兒楊開慧，都有著非常有益的影響。

　　一九一八年夏天，當楊昌濟舉家遷往北京的時候，毛澤東也在第一師範畢業了。而新民學會的同學大多數希望繼續深造，但苦於沒有錢。就在他們苦惱之際，楊昌濟從北京來信，告訴他們法國政府又繼續來中國招募工人，這正是他們勤工儉學的好機會。六月二十五日，蔡和森到北京，在楊昌濟的介紹下與蔡元培接洽后，即於三十日致信毛澤東，說楊昌濟老師「希望兄入北京大學」。七月，蔡和森再次致信毛澤東，催促其儘快赴京，說：「吾輩須有一二人駐此，自以兄在此間為最好。」

　　八月十九日毛澤東抵達北京。這是毛澤東第一次離開湖南，來到中國的心臟北京。十月，在楊昌濟教授的幫助下，貧困交加的毛澤東被介紹給北大圖書館館長李大釗。毛澤東在北京大學圖書館就有了一份助理員的差事，並因此結識了新文化運動的許多領袖人物。也就是在這個時候，毛澤東遇到了「他的好友楊教授的女兒」楊開慧，並從此墜入愛河。

　　毛澤東和楊開慧第一次見面是在一個周末的午餐會上。與四年前相比，楊開慧已經出落成一個十八歲的大姑娘了。

　　而對於毛澤東，楊開慧自然也是再熟悉不過的了。這位在第一師範學校出盡了風頭的男生，是父親的得意門生之一，且常常是家中的座上賓，他的一些故事和傳聞她或多或少都是從父親那裡或者其他朋友那裡聽到一些的。再說，身居異地他鄉，遇到同鄉知己，自然就更平添了一份親近。再說，都參加北大新聞研究會的兩個年輕人就更多了共同的話題。閑暇時光，他們一同漫步在故宮護城河邊，他們沐浴在春天北海青青的楊柳岸，他們還追逐在寒冬倒垂樹枝頭的冰柱間……

　　一個是少年英發，瀟灑曠達；一個是豆蔻年華，光艷風華；一個是胸懷天下，探求救國救民真理；一個是聰明好學，欽佩傾慕他鄉遇知音。在短暫而又心照不宣的思想情感交流中，兩顆年輕火熱的心靈碰撞出了愛的火花，他們熱烈又真誠地相愛了，你把我作知己，我視你為知音。

　　一九一九年三月，因母親病重，毛澤東不得不趕回服侍。分別時，兩人相約別後相互通信。

　　不久，回到湖南長沙的毛澤東就收到了楊開慧的來信，抬頭稱呼只有一個字：潤。

　　毛澤東很快就複信，抬頭稱呼也只有一個字：霞。

　　霞是楊開慧的號。一九O一年十一月六日生於長沙縣「板倉楊」家的楊開慧，三歲的時候，父親帶著懷才不遇的憂傷情緒拋妻別女，遠渡重洋，求取功名。她便自幼隨母在長沙板倉鄉下度過了童年。到了七歲的時候，父親海外來鴻，要母親送她上學讀書。於是，出身書香之家的母親將她送到家對面的楊公廟長沙第四十初級小學，和另外六個女孩一起破天荒地成為該校的一個獨特班級。在這裡，小開慧只讀了三個學期，就轉到離家更遠但圖書更多的隱儲學校讀書；辛亥革命爆發后，她又先後轉學到衡粹女校和縣立第一女子高小，一直讀到畢業。直到一九一三年春，父親楊昌濟留學歸國后，全家遷居長沙。這一年，毛澤東也在第一師範上學，父親成為毛澤東的良師加益友。毛澤東和楊開慧相識，並留下印象。一九一八年，楊開慧隨父遷居北京。不久，毛澤東也北上，兩人由相識、相知到相戀，才子佳人相會如春風雨露相逢。

　　一九一九年十二月十八日，毛澤東第二次來到北京。湖南「驅張運動」的大本營也隨之從長沙移師北京。繼在長沙響應五四運動而創辦主編《湘江評論》后，在北京，毛澤東又成立了平民通訊社，並擔任社長，地點在北京北長街九十九號的福佑寺(今北長街二十號)。這個時候，毛澤東有時就借宿楊家，並公開了與楊開慧的親密關係。

　　毛澤東第二次進京時，楊昌濟已經生病住院，他經常抽空去德國醫院探望。在病中，楊昌濟給滯留在上海的章士釗寫信，推薦毛澤東和蔡和森，稱：「吾鄭重語君，二自海內人才，前程遠大，君不言救國則已，救國必先重二子。」由此可見，這位「岳父大人」對自己未來的「乘龍快婿」是褒獎備至，期望高遠。而事實也正好印證了他的預言，毛澤東沒有辜負他的老師、岳父的教導和厚望，擔承起了救國的責任。

　　一九二O年一月十七日，不滿五十歲的楊昌濟遺憾病逝。毛澤東到法源寺和楊開智、楊開慧兄妹一起守靈，併發起募捐，撫恤遺屬，操辦後事。一九二O年一月二十二日，又和蔡元培、章士釗等二十九人一起聯名在《北京大學日刊》發出啟事，稱：楊先生操行純潔，篤志嗜學，無意於富貴利達，依薪資維持生計。一九二O年二月，楊開慧隨兄楊開智扶柩回長沙。毛澤東繼續在北京開展「驅張運動」，組織湖南公民、學生、教職員在新華門總理府請願。

　　（一）

[ 本帖最後由 Blue Ivy 於 2007-4-26 22:54 編輯 ]

開慧之死 百身莫贖（2）
　　———毛澤東和楊開慧

　　一九二O年七月七日，經武漢回到長沙的毛澤東，住在儲英源楚怡小學校。而此時「驅張運動」已經取得勝利，六月二十六日張敬堯的軍隊全部撤出湖南全境。毛澤東應聘擔任第一師範附屬小學主事(校長)，不久，他又被聘請為第一師範的國文教員兼一個班的班主任。很顯然，毛澤東正雄心勃勃，意氣風發。對於自己的革命事業，他要辦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和易禮容等創辦文化書社。為此，他們租借了潮宗街湘雅醫學專門學校的三間房子，作為社址，還請剛剛就任湖南督軍的譚延題寫了招牌。毛澤東以「特別交涉員」的身份，多方籌措資金，努力擴大營業範圍。楊開慧的母親也慷慨獻出當年毛澤東在北京為楊昌濟病逝向北大師生徵集資助遺孤的賻贈金，供自己的這位女婿作為活動經費。

　　這個時候，楊開慧一家也搬到長沙城中居住，在同學李淑一父親的幫助下，入湘福女中選修班讀書。分別半年後，身穿長衫的毛澤東在這裡找到楊開慧，有情人再次相會，分外多情。毛澤東邀請楊開慧去省學聯幫他做宣傳工作，並和他一起經營管理文化書社。用楊開慧的話說，這時，他們「過了差不多兩年的戀愛生活」，「我看見了他的心，他也完全看見了我的心」。

　　這年冬天，毛澤東和楊開慧結婚了。

　　不坐花轎，不置嫁妝，不用媒妁之言，不舉行婚禮，不做「俗人之舉」，楊開慧只帶著簡單的行李住進了第一師範附小的教師宿舍，與毛澤東同居。而後僅花了六塊銀元辦了一桌酒席，宴請了長沙的幾位親友，開始了與毛澤東「自由戀愛、婚姻自主」的夫妻生活。因此，至今誰也無法知道毛澤東和楊開慧具體是哪一天結婚的，就連毛澤東本人也記不得。

　　一九二九年六月二十日，楊開慧曾在自己寫的回憶錄中談到她與毛澤東戀愛的一些情節，說：「不料我也有這樣的幸運!得到了一個愛人，我是十分愛他。自從我聽到他許多事，看了他許多文章、日記，我就愛上了他。不過我沒有希望過會同他結婚……直到他有許多信給我，表示他的愛意，我還不敢相信我有這樣的幸運……知道他的情形的朋友，把他的情形告訴我，我也完全了解他對我的真意。從此我有了一個新意識，我覺得我為母親而生之外，是為他而生的，假如一天他死去了，我一定要跟著他去死!假如他被人捉去殺了，我一定要同他去共這個命運！」這段愛情自述直到一九八三年在長沙「板倉楊」家住所的牆縫裡才被發現。此時斯人已去，楊開慧犧牲已五十三年矣!毛澤東也在七年前離開了這個世界。

　　楊開慧協助毛澤東開展革命工作，並在一九二一年加入中國共產黨，成為中國共產黨最早的女黨員之一。這年夏天，毛澤東到上海出席了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十月十日，毛澤東在陳獨秀的授意和指導下，秘密成立了中共最早的省委之一———中共湖南支部，任支部書記。為了掩護毛澤東的活動，楊開慧把母親接到自己家中———長沙小吳門外清水塘原二十二號———中共湘區委員會機關所在地，自己則擔任湘區黨委的機要和交通聯絡工作。這年八月，毛澤東還和何叔衡利用船山學社的社址創辦了湖南自修大學。楊開慧參加了籌建工作，並利用自己擔任學聯幹事身份，籌集經費。

　　這段時間，毛澤東和楊開慧的婚姻生活可謂美滿幸福，情真意切又溫馨浪漫。這年，經常外出的毛澤東寫下了美妙的情詩《虞美人·枕上》，充分表達了對妻子的相思之情，讀來似有柔情萬種，百媚千重。這在以豪放悲壯風格著稱的毛澤東詩詞作品中，如此兒女情長的還是少有的。

　　虞美人·枕上

　　堆來枕上愁何狀，江海翻波浪。

　　夜長天色總難明，寂寞披衣起坐數寒星。

　　曉來百念都灰盡，剩有離人影。

　　一鉤殘月向西流，對此不拋眼淚也無由。

　　風裡來，雨里去。一九二二年，毛澤東在長沙、衡陽、安源多次組織工人示威罷工、請願遊行，積極開展革命活動。楊開慧無怨無悔地跟隨毛澤東，夫唱婦隨，舉案齊眉。

　　十月二十四日，毛澤東率領任樹德等泥木工代表同湖南省政務廳廳長吳景鴻進行說理鬥爭，談判長達三個小時，要求增加工資、營業自由。毛澤東當場將談判記錄下來，並整理成文呈送省長趙恆惕。就在這一天，毛澤東當上了爸爸，他的長子毛岸英在清水塘出生。

　　沉浸在弄璋之喜中的毛澤東，並沒有停止革命工作。第二天，他繼續帶領工人代表到政務廳催批呈文。並將《呈省長文》在長沙《大公報》發表。

　　從此以後，一門心思幹革命的毛澤東常年奔波在外，很少顧及家庭，因此和楊開慧的情感生活上出現了不和諧的因素，開始出現誤解、分歧和矛盾。做了母親的年輕妻子對丈夫在外面的工作和言行，漸漸地有了一種難言的牽掛和依戀，表現出了女性特有的細膩、敏感，甚至猜忌和疑慮。站在事業與家庭這個十字路口上的毛澤東，對妻子的依戀和對事業的追求同樣矛盾重重，憂愁苦悶。為了勸說妻子，毛澤東抄錄了唐朝詩人元稹的詩歌《菟絲》，贈給妻子：

　　人生莫依倚，依倚事不成。君看菟絲蔓，依倚榛與荊。

　　下有狐兔穴，奔走亦縱橫。樵童砍將擊，柔蔓與之並。

　　個性自由的楊開慧看了這首詩歌之後，更增添了誤解，自尊心受到嚴重傷害，覺得毛澤東把她比作「菟絲」，是輕視她，瞧不起她了。儘管毛澤東多次去信解釋，也難以消除這次誤會，「楊開慧耿耿於心，久久不與他和解」。

　　一九二三年四月，毛澤東安排好湘區的工作，離開清水塘，離開了妻子和僅半歲的兒子，秘密前往上海，到中共中央工作。這時，長沙街頭已經貼出了趙恆惕懸賞緝拿「過激派」毛澤東的布告。

　　沒有了男人的家，如同天空沒有了太陽。丈夫又要離家遠行，懷抱幼子、身懷六甲與老母親一起生活的楊開慧自然有些不願意和捨不得。儘管自己與丈夫還有一些雞毛蒜皮般的誤會，但無奈因為被通緝，她不得不同意丈夫遠走他鄉。楊開慧為了能和丈夫在一起，就提出與毛澤東一起走，但毛澤東沒有同意。於是，夫妻間發生了爭吵。毛澤東毅然決然地告別嬌妻幼子，踏上了更艱難也更遠大的革命征途。

　　臨行前，個性倔強的楊開慧沒有來送行。古人云：三十而立。在這個春寒料峭的四月，毛澤東獨自一人品嘗著孤獨、凄涼，心中的憂傷像初春池塘上縹縹緲緲的霧氣，月也朦朧，鳥也朦朧。     （二）

開慧之死 百身莫贖（3）
　　———毛澤東和楊開慧

　　半年後的九月十日，毛澤東回到長沙。這半年，毛澤東從上海到廣州，再從廣州到上海，參加了在廣州東山恤孤院後街三十一號召開的中共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當選為中共中央執行委員，任中央局秘書，協助中央局委員長陳獨秀工作。回到長沙，毛澤東遵照中央決定，在湖南籌建國民黨。十一月十三日，毛澤東的次子毛岸青在板倉楊家出生。

　　毛澤東在家小住了三個月，又奉命前往上海，準備去廣州參加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在這次會議上，毛澤東當選為國民黨中央委員會候補委員。

　　一九二四年六月初，楊開慧同母親攜兒子岸英、岸青來到上海。毛澤東到碼頭等候迎接，結束了魂牽夢繞的夫妻兩地分居的生活，得以「重比翼，和雲翥」。他們住在「黨中央宿舍」———英租界慕爾鳴路甲秀里(今威海路五八三弄)一幢兩層石庫門的老房子里，和蔡和森、向警予夫婦住在一起，對外稱是一家人。楊開慧除擔負家務之外，還幫助毛澤東整理材料、謄寫文稿等，並經常到小沙渡路工人夜校去講課。

　　在上海，毛澤東難得和妻兒團聚了半年。因積勞成疾，患病在身，毛澤東不得不請假回湘療養。十二月，他們一家回到長沙。

　　一九二五年一月在岳母家過了春節之後，二月六日，毛澤東楊開慧夫婦攜兩個兒子回到韶山，並帶回一百多斤重的書籍。毛澤東一邊養病一邊做社會調查，遍訪朋友、同學、親戚和左鄰右舍，談家常，論時事。六月中旬，中共韶山支部在毛澤東家中成立。

　　八月，毛澤東組織農民開展「平糶阻禁」穀米鬥爭。二十八日，湖南省省長趙恆惕接到土豪成胥生的密報，立即電令湘潭團防局派人逮捕毛澤東。毛澤東在湘潭、韶山黨組織和群眾的幫助下，離開韶山，去長沙。

　　毛澤東這次歷險，據當年雪恥會會員郭運泉回憶：郭麓賓「在縣長辦公桌上看到了趙恆惕的密電，上面寫著『立即逮捕毛澤東，就地正法』。他看後退出縣長辦公室，寫信交給侄郭士奎(在此縣當炊事員)，叫他連夜送給毛主席。主席拆開信看，我也在旁邊看，信上寫著『澤東兄，事急，省里密電拿你，務希在今晚離開韶山』」。

　　另據毛澤民夫人王淑蘭回憶說：「那天下午，澤東同志在譚家沖開會，縣裡郭麓賓派人送信到家裡，派來的人是竹山灣張滿姑的崽，姓郭。送來信后，家裡就派人去譚家沖喊了他。他接到信，又用開水泡點飯吃，轎子是我給他請的。澤東同志先給他們講好，抬的誰？抬的郎中。送轎子的人，只一天一夜就回來了。團防局隔了幾天才來捉澤東同志，因澤東同志沒在家，只開了些錢就了事。」

　　九月上旬，毛澤東動身經衡陽、資興、耒陽、郴州、宜章、韶關，於中旬到達廣州。因身體虛弱，住東山醫院療養。十月，在汪精衛的推薦下，代理國民黨中央宣傳部部長。十二月五日，主編的《政治周報》創刊。毛澤東在為該刊撰寫的《〈政治周報〉發刊理由》中指出：「為什麼出版《政治周報》？為了革命。為什麼要革命？為了使中華民族得到解放，為了實現人民的統治，為了使人民得到經濟的幸福。」是年底，楊開慧同母親攜岸英、岸青由湖南到廣州，住在東山廟前西街三十八號。楊開慧協助毛澤東從事革命活動和編輯《政治周報》，並擔任聯絡工作，與周恩來、鄧中夏、惲代英、林伯渠、李富春等人有過密切交往。

　　一九二六年三月十九日，國民黨中常委第十三次會議批准毛澤東任第六屆農民運動講習所所長。三月二十日，蔣介石製造了「中山艦事件」。毛澤東直到十一月上旬才離開廣州去上海。此間，毛澤東多次參加國民黨的高層會議，並在農講所、黃埔軍校等地方講課。

　　北伐戰爭開始后，楊開慧於一九二六年十月回到長沙，毛澤東也由廣州前往上海，之後再到武漢。十二月十七日，毛澤東回到長沙，與楊開慧住在望麓園。第二年新年伊始，毛澤東就開始在湖南農村進行調查研究，考察農民運動，直至二月五日，歷時三十二天的湖南長沙、醴陵、湘潭、衡山和湘鄉五縣考察結束。這就是後來著名的《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的來源。

　　一九二七年二月，毛澤東一家先後由長沙來到武昌。楊開慧帶岸英、岸青和保姆陳玉英到武昌后住在武昌都府堤四十一號。四月四日，三子毛岸龍在武漢出生。

　　「八七會議」后，當選為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的毛澤東，不願去大城市住高樓大廈，卻願到農村去，「上山」結交綠林好漢。八月十二日，毛澤東以特派員身份從武漢回到長沙，住在楊開慧的娘家。八月十八日，在長沙市郊沈家大屋召開中共湖南省委會議，決定以中共的名義來發動秋收暴動。

　　八月三十一日晨，毛澤東乘火車去安源部署武裝起義。毛澤東與楊開慧像往常一樣匆匆分別，甚至還沒來得及告別，只是把這當作一次普通的出門，然而這一別竟成永訣，成了生離死別!

　　蝶戀花———多美呀!當毛澤東指揮著他的紅軍士兵向長沙進發的時候，他肯定也在思念著他的妻子和兒子，而自己這隻在外面飛來飛去的蝴蝶，又怎麼不依戀那花一樣溫暖甜蜜的家呢？

　　一九三O年八月，湖南省清鄉司令何鍵懸賞大洋千元，緝拿「毛澤東妻子楊氏」。而也在這個夏天，紅軍兩次攻入長沙，然而時間短暫，歷史沒有給他們夫妻團聚的機會。當地下黨組織勸說楊開慧去找「毛委員」時，楊開慧回答說：潤之沒有讓我走，我不能離開自己的崗位。

　　十月十四日，楊開慧被捕入獄。同時被捕入獄的還有八歲的毛岸英和保姆陳玉英。在獄中，楊開慧經受住了各種形式的威逼利誘，始終以一個共產黨人的氣節不屈不撓，堅決鬥爭。國民黨反動派甚至說，只要她聲明與毛澤東脫離夫妻關係，就可以馬上得到自由。同樣遭到楊開慧的嚴詞拒絕。她還對前去探望她的親人說：「死不足惜，但願潤之之革命早日成功!」並囑託說：「我死後，不做俗人之舉。」

　　一個月後的十一月十四日，楊開慧這個傑出的共產黨員，這個英雄的母親，這個忠貞的妻子，在長沙城瀏陽門外的識字嶺英勇就義，年僅二十九歲。

　　在行刑前，法官宣布死刑的時候，讓楊開慧選擇「槍斃或砍頭」，她選擇了前者。「因為她不想讓頭顱被掛在公共場合示眾。劊子手並沒有讓她迅速地死亡，她身負槍傷，倒在地上掙扎。後來處理遺體的人發現，她手指甲里全是泥土。」

　　「開慧之死，百身莫贖」———當在井岡山打游擊的毛澤東聽到妻子犧牲的噩耗時，他內心的苦痛就像一口深深的古井，沒有曾經滄海，也沒有除卻巫山，表面的微瀾卻是刻骨的悲壯和銘心的哀愁，心潮的起伏就像那羅霄山脈的層巒疊嶂，把相思和悼念化作了黃洋界上令敵軍宵遁的隆隆炮聲…… （三）

　革命第一 生死愛戀（1）
　　———毛澤東和賀子珍

　　賀子珍的初戀情人並不是毛澤東。但毛澤東卻是賀子珍一生唯一的真愛。

　　毛澤東和賀子珍第一次見面是在一九二七年十月。秋收起義失敗后，毛澤東率領他的隊伍上了井岡山，並得到了袁文才和王佐的地方武裝的支持，從此在這裡站穩了腳跟。

　　而毛澤東與賀子珍相識不要忘記兩個人，一個就是袁文才。

　　毛澤東一來到井岡山，袁文才就把他安排住在茅坪洋橋湖一個叫謝兆瑞的人家，睡在進門靠右側的前間屋子。而此時，賀子珍也住在這個姓謝的人家，與袁文才的妻子謝梅香同住在後廳的左間屋子裡。屋子裡放了兩張鋪，謝梅香帶著兒子袁耀烈睡一張，賀子珍睡一張。慢慢地三十四歲的毛澤東和十八歲的賀子珍就熟悉了。而毛澤東「每次出發前都去找賀子珍，敲她的門。賀子珍說：『有話到窗口說』，她就把窗戶拉開一條小縫。主席說：我要走了。她心想：你要走了，跟我有什麼關係？幹嗎要跟我講？所以，以後每次主席要走，都來敲敲她的窗。他知道門是敲不開的，她是肯定不開門的。當時，賀子珍很有個性，心目中已經定了一個愛人。這個人很有才華，寫了一手的好字，是江西的一個領導人。但是賀子珍沒有表露過，她對任何人都沒有表露過。主席懂得她，她想這個人。後來主席告訴她，這個人已經犧牲了」。

　　賀子珍初戀的這個人名叫歐陽洛，是江西地區最早參加革命的人之一，當時是賀子珍的領導。曾任中共湖北省委書記，一九三O年被捕犧牲。當毛澤東告訴賀子珍這個消息的時候，一開始她根本都不相信。「毛主席追求賀子珍很久，人家都笑他。他看中賀子珍有文化、是當地的才女，而且有性格，為了革命寧可犧牲自己的精神。」有一次，毛澤東和朱德正在開會，賀子珍也參加了。這時，敵人來了。賀子珍二話不說，自己出門騎上一匹沒有馬鞍的馬，手上拿著兩支槍，東西各放一槍，把敵人引開了。她轉了一圈把敵人甩掉后，自己平安回來了。賀子珍的這股子英雄氣也深深地吸引著毛澤東。慢慢地，他們相愛了。

　　毛澤東和賀子珍相識還不能忘記另一個叫王新亞的人。而沒有這個王新亞，毛澤東在秋收起義失敗之後或許還不知道該往哪裡去。而王新亞也是毛澤東在上井岡山之前，毛澤東和賀子珍雙方都認識的唯一的一個人。王新亞是一名北伐軍官，賀子珍是在江西永新認識他的。當賀子珍和哥哥賀敏學上井岡山的時候，王新亞卻帶著他的農民自衛軍向湖南進發。分手的時候，王新亞還通過賀敏學留給賀子珍一百塊銀元。在湖南瀏陽，王新亞和毛澤東會合，並向毛澤東介紹了永新、安福在大革命時期的鬥爭情況，講了袁文才和王佐的隊伍以及羅霄山脈的地理位置。毛澤東正是從王新亞那裡得知井岡山的群眾基礎和地形條件比較好，才決定在起義失敗后投奔井岡山的。

　　當穿著破舊的灰布中山裝、脖子上系著紅綢帶的毛澤東收攏余部，帶著衣衫襤褸的隊伍，跛著化膿糜爛的雙腳在井岡山和袁文才、王佐第一次見面的時候，毛澤東就看見了一起來歡迎他的賀子珍。一開始，毛澤東還以為賀子珍是袁文才的女兒呢!當袁文才告訴他賀子珍是永新縣委的幹部的時候，毛澤東看她這麼年輕，很是佩服。而袁文才對「毛委員」的到來非常高興，把埋在地下的一千塊銀元挖了出來，用十二個竹筒子裝好送給了毛澤東。

　　就這樣，十八歲的「永新一枝花」，被人們當作神秘的「壓寨夫人」的賀子珍成了井岡山革命根據地的第一個女戰士。而這個個子不高不矮、瘦條個、瓜子臉、人品漂亮、待人和氣、頂喜歡和人說話、熱心腸又勇敢的年輕姑娘，一下子讓毛澤東怦然心動了。

　　一九二八年春天，賀子珍率隊前往永新塘邊村發動土地革命，與後期到達的毛澤東等人會合。在這裡，賀子珍在共同的工作和戰鬥中，逐漸認識了毛澤東，並協助毛澤東完成了《永新調查》和《寧岡調查》。哥哥賀敏學主動把自己的住處———茅坪八角樓讓給了妹妹，從此，他們的愛情在井岡山迎來了春天。井岡山的歲月是艱苦的，也是他們一生最浪漫的時刻。毛澤東和賀子珍在八角樓享受著愛情，也共享著幸福和甜蜜。賀子珍晚年曾這麼回憶說：「物質生活雖然貧困，但我們的精神生活卻是富有的。毛澤東博覽群書，肚子里的墨水很多。夜深人靜，他寫累了，就給我講他讀過的故事，講他的詩文。他的話，把我帶入一個五光十色的書的世界。我盼望有一天，也能像他那樣，在書的世界遨遊。常常是一個講著，一個聽著，不知不覺迎來新的一天。」

　　毛澤東和賀子珍就這樣走到了一起。從一九二八年到一九三七年，儘管他們的婚姻僅僅只保持了整整十年，隨著賀子珍出走蘇聯而結束，但他們的生死與共患難與共的愛情，並沒有隨著歲月的流逝而改變，有傷也有淚，有痛也有恨，一切都成了永恆的永遠。

　　當年輪又過了十圈，賀子珍滿身傷痕地回到祖國懷抱的時候，毛澤東也是無限感慨。先是年初他同意王稼祥夫婦和羅榮桓夫婦幫助將賀子珍從精神病院接回國，接著在五月三十日致信時任中共中央婦委書記、東北局婦委書記的蔡暢，請她照顧好即將從蘇聯回國的賀子珍。八月，賀子珍攜女兒嬌嬌和岸青兄妹抵達哈爾濱，先在東北財政部任機關總支部書記工作，后調至哈爾濱總工會幹部處做工運工作。第二年她隨機關遷至瀋陽，並與妹妹賀怡會面。

　　與性格同樣要強的賀怡相比，現在的賀子珍顯得已經蒼老些，心境也蒼涼了些。作為毛澤東的弟媳，賀怡要為一九三七年賭氣出走的姐姐爭這個名分，力勸姐姐回到毛澤東身邊。賀子珍對此已經心靜如水，沒有夢想更沒有奢望，覺得那是不可能的事情。但實在拗不過妹妹的好心好意，她猶豫了。這樣，在賀怡的幫助下，賀子珍和女兒嬌嬌分別用俄文給毛澤東寫了一封信。對女兒的來信，毛澤東可謂是喜出望外，立即用電報回復了(參見《姣好千金 寶貝天使》)。而對賀子珍的來信，毛澤東還沒有直接也沒有那麼快捷地回信。

　　賀子珍寫給毛澤東的信大意是：「主席：我已經回到中國來了。身體不太好，還在休養，並參加一些工作。我離開中國九年，對國內現有的情況不大了解，我要通過工作來了解情況。我在蘇德戰爭期間，生活艱苦，什麼都要干，比長征還苦。不過，這已經過去了，現在我要好好工作。現在我學做工會工作。我很感謝您對我妹妹和母親的照顧，代我盡了姐姐和女兒的責任，我將終生銘記在心。」

　　毛澤東最後還是回信了，這封遲到近兩年的信是在一九五O年夏天才回復的。

　　這又是為什麼呢？

　　（四）

革命第一 生死愛戀（2）
　　———毛澤東和賀子珍

　　一九四九年春，賀怡與到北京商討翻譯毛澤東哲學著作的蘇聯教授尤金一起，帶著嬌嬌和毛岸青一起來到北京，住進了香山的雙清別墅。性格潑辣、敢作敢為的賀怡在大哥毛澤東面前毫不掩飾地說：「主席，我一是來送外甥女的，二是來給子珍姐找地位的。」賀怡覺得現在是要給自己的姐姐爭個名分的時候了。毛澤東沉思良久沒有回答。但據有關史料披露說，後來「毛澤東還是在石家莊約見賀怡，要賀怡把賀子珍找來，頗有重歸於好的意思」。而且毛澤東還跟她說了一句意味深長的話：「你讓賀子珍到這裡來，這是歷史造成的事實了，我們還是按中國的老傳統辦吧。」然而按中國的什麼老傳統，又如何辦，毛澤東並沒有說。可是，等賀怡再次帶著姐姐賀子珍來到北京的時候，卻沒有了上次那樣的順利。當火車行至山海關的時候，賀子珍被自稱為組織部門的人在山海關阻攔，被擋在了北京的大門之外，只得在天津住了幾乎一個夏天。而這一切的真相都在一九四九年十一月二十一日，隨著賀怡在尋找毛澤東和賀子珍於長征出發時寄養在江西的兒子毛毛時遇車禍身亡，而隨之淹沒在歷史的塵埃之中了。而賀子珍這位英雄的前輩直到新中國成立了三十年之後才第一次來到中國的首都北京，而此時，她心愛的「老毛」已經離開這個世界整整三年!

　　賀子珍，或許是毛澤東內心永遠說不出的痛。

　　一九三七年九月的一天，剛剛開完洛川會議回到延安的毛澤東，在鳳凰山吳家窯的窯洞收到了妻子賀子珍的回信。信是他的警衛員從西安八賢庄八路軍辦事處捎回來的。這封被後人稱作所謂「訣別信」的信件，其實只是一塊白手帕。

　　從八月二十日到三十日，毛澤東在洛川整整待了十天。在這次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毛澤東明確提出了中共軍事戰略應從「國內正規戰爭向抗日游擊戰爭轉變」。這一轉變具有偉大意義，歷史已經證明了毛澤東的遠見卓識。但當毛澤東回到鳳凰山的窯洞時，他的那位說話快、走路也快、性子又急又爽快的妻子賀子珍已經離開家，到西安去了。人去屋空，他們甚至還沒有來得及道一聲別，哪怕一句噓寒問暖的問候，哪怕揮一揮手也好。這不禁讓毛澤東黯然神傷。然而，這一別，竟是二十二年———這簡簡單單的兩位數，對於當時的毛澤東和賀子珍來說，無論如何是怎麼也想不到的。

　　毛澤東到洛川開會去了，鳳凰山窯洞的哨兵也撤了。因為美國女記者史沫特萊和漂亮女翻譯的到來，愛跳舞的毛澤東與賀子珍的誤解越來越大，猜疑、嫉妒這人之常情讓夫妻間的矛盾衝突開始有了火藥味，十年患難夫妻開始賭氣吵架。賀子珍的剛烈脾氣是出了名的，從上井岡山到下井岡山，從長徵到延安，身上留下十七塊彈片的她，連毛澤東也愛稱其為「女司令」。但這次，毛澤東似乎沒有遷就賀子珍，他安排賀子珍去黨校學習，甚至生氣地與妻子分居。這更激怒了賀子珍，她感覺：「毛澤東和井岡山、瑞金的那個毛澤東不一樣了」，「他要是陪我吵，跟我吵，我會好受些，而採取這種態度我就傷心透了。這是以前不曾有過的，我認為他對我淡漠了，疏遠了……」因此，從井岡山就開始擔任毛澤東機要秘書的賀子珍，再也不想參加或列席她不知參加過多少次的由毛澤東主持的重要會議了。沒有出席洛川會議的賀子珍也沒有閑著，「老毛」的離開似乎讓她覺得自己的生活反而安靜了許多。距離是不是真的會產生美呢？賀子珍或許沒有考慮那麼多，她也沒有那麼浪漫。要不，她怎麼會當「愛開玩笑」的毛澤東在與「開放無拘無束」的美國女人「又說又笑」的時候，「不僅罵了人家，兩人還動手打了起來」呢？毛澤東因此「批評她不懂事，不顧影響」。可以想象，賀子珍怎麼可能冷靜得下來，對她來說，毛澤東首先是她的丈夫，然後才是主席。在賀子珍不服毛澤東的勸告的背後，藏著的卻是一顆女人脆弱又有些要強、多疑和自卑的心。一氣之下，賀子珍要離開延安，要去西安，要去上海，她要去治病，要去取出身上的十七塊彈片，去學習文化、去「充電」，因為她知道在越來越多的知識青年和愛國學生湧向延安的時候，她肚子里有限的幾滴墨水已經顯得落伍了，她甚至覺得丈夫在「嫌棄」她了。

　　「老毛」不在家的日子，沒有了三天兩頭的彆扭，刀子嘴豆腐心的賀子珍表面上似乎更加輕鬆開心，和大家和睦相處，有說有笑，很是活躍。然而，這個時候的賀子珍內心或許更多的是充滿著對未來的憧憬。因為她將要離開延安，離開毛澤東，到上海去，到世界上另一個更加聞名的紅色聖地———莫斯科去，這個地方就連批評她「不懂事」的丈夫、中共最高領導人毛澤東也還沒有去過。她嘴裡說的是「去治病、去學習、去休息」，而內心裡其實是在跟「老毛」賭氣，在跟有文化的「開放的美國女人」鬥氣，也是自己要為自己爭口氣———十六歲參加革命、十七歲領導革命、十八歲騎馬挎槍走天下的她，要用先進的文化來武裝自己，甚至包括學習跳舞。愛之深，情也切。她深愛著她的「老毛」，她害怕她的「老毛」疏遠她離她而去。

　　河橋不相送，江樹遠含情。日理萬機的毛澤東落寞地坐在吳家窯的窯洞里，在這四壁簡陋、只掛著一些地圖、唯一的奢侈品只是一頂蚊帳的家中，在那閃耀著微弱火花的油燈或燭光下，那個和自己一起夜裡工作白天睡覺像個「夜貓子」一樣勤勞無畏的妻子呢？那個夏天為他扇扇子驅蚊納涼、冬天為他暖被生火的溫柔體貼的妻子呢？那個從山上採摘新鮮的野杏自製成酸得掉牙的蜜餞的可愛能幹的妻子呢？一切好像就發生在昨天，也就是一夜之間的事情。鴛鴦一隻失群飛，一樣分別兩樣情。毛澤東的內心何嘗不是翻江倒海？他體味到了一種孤獨，一種從未有過的孤獨，一種高處不勝寒的孤獨。一日夫妻百日恩，更何況他們已經是十年夫妻，患難與共，生死相戀。而與賀子珍的愛情，或許與毛澤東一生所保存的對「驕楊」楊開慧的初戀的激情有著本質的不同。對賀子珍，毛澤東的情感是另外一種，同樣也令他銘心刻骨，懷念一生。他怎能忘記三起三落的井岡歲月；怎能忘記八角樓的燈光；又怎能忘記自己跛著腳第一次與這個勇敢美麗的「永新一枝花」見面時，她把他化膿糜爛的雙腳命令似的放在她十八歲的掌心裡擦洗換藥；還有，她「年頭一個年尾一個」為他生了十個孩子(賀子珍這次出走正懷著第十個孩子)……毛澤東不能沒有賀子珍，是賀子珍陪伴著他度過了最艱難的革命歲月和他人生的低谷並重新崛起。憶往昔，崢嶸歲月稠。此時此刻，他多麼希望妻子能夠回到自己的身邊，他們之間一定要也一定能夠和睦相處。於是，他趕緊給她寫了封信，派警衛員立即送到西安去，並要把她接回延安來。但，賀子珍沒有回來。賀子珍只是請警衛員給丈夫毛澤東捎回了一塊白手帕，上面只寫著四個字：「從此訣別」。

　　（五）

革命第一 生死愛戀（3）
　　———毛澤東和賀子珍

　　對賀子珍的離開，許多人都安慰她，規勸她，挽留她。在延安，和她一起從長征路上走過來的「三十女傑」之一的鐘月林(宋任窮的夫人)苦勸她不要走；在西安，林伯渠和她的妯娌錢希均(毛澤民第二任夫人)都苦口婆心地勸她；到了蘭州，毛澤東的老朋友謝覺哉、王定國夫婦又是好言相勸；再到烏魯木齊，賀子珍的好友彭儒、陳正人夫婦受毛澤東委託，再次挽留。然而，這一切怎能擋得住這個年僅二十八歲，外表上看起來「簡直是一個弱不禁風的少婦」，但「反抗的火焰毫未消滅」的「女司令」呢!(斯諾語，一九三六年)

　　毛澤東不停地動員了自己能夠動員的力量，再三挽留賀子珍。但一意孤行的賀子珍還是毅然決然地踏上了異國的土地。這位槍林彈雨中走出來的女革命家，似乎沒有了那麼多的兒女情長，鋼鐵品格與豪爽氣質使她甚至都不想與「老毛」道一聲別，就離開了延安，開始了一條自己充滿美好願景卻又無法預料和把握的未來。從延安到西安，從西安到蘭州，從蘭州到烏魯木齊，從烏魯木齊到蘇聯再到莫斯科，賀子珍踏上了一條不歸路。賀子珍哪裡想得到，命運竟然註定跟她開了一個玩笑———為了天長地久，卻失去了曾經擁有。歷史沒有假設———我不知道，假設賀子珍當年真的聽毛澤東的話留下來了，我們有理由相信，二十世紀中國下半葉的歷史或許將會改寫。

　　在西安，剛剛從上海回來的毛澤民和錢希均夫婦告訴賀子珍淞滬抗戰已經爆發。這應該給本想去上海的賀子珍改變主意提供了一個機會，但「好馬不吃回頭草」的賀子珍卻因此改道去莫斯科。

　　多情卻似總無情。這兩年，這一等，卻是此恨綿綿無絕期了。儘管隨著一九三八年第十個孩子兒子廖瓦的出生和夭折，以淚洗面的賀子珍開始意識到一年前的衝動和任性將會給自己帶來懲罰性的後果，慢慢回心轉意的她還是深情地給毛澤東寫了一封信，並且附上自己在蘭州照的相片，托回國的戰友捎給丈夫毛澤東。然而，她沒有得到迴音。直到過了兩年，一九三九年八月，就在周恩來在鄧穎超的陪同下到蘇聯治療臂傷的時候，帶來了「老毛」的回信：「自珍(賀子珍原名賀自珍)同志，你的照片已經收到。我一切都好，勿念……以後我們就是同志了。」

　　人自傷心水自流，面對丈夫如此委婉地提出分手，賀子珍縱是心曲千萬端，悲來與誰說？只能獨自咽下傷心淚。奈離別，如今真箇是，愁腸欲斷，連理分枝鸞失伴，人如風后入江雲，情似雨余粘地絮，欲往也、留無計，欲去也、來無計，又是一場離散!要知道，這一年，賀子珍剛剛三十歲啊!正是青春半!

　　不知魂已斷，空有夢相隨。除卻天邊日，沒人知。從此，賀子珍的世界改變了，她更加孤獨，無望。比她小六十三歲的外孫女孔東梅在其著作《翻開我家老影集———我心中的外公毛澤東》中把外婆賀子珍的這段異國生活用兩個字來概括———煎熬!是的，沒有比這兩個字更能形容賀子珍的艱難了!無論是生理上還是心理上，這位當年在井岡山和長征路上叱吒風雲的「女司令」都從未遇到過這樣的人生折磨。除了一九四一年毛澤東托朱德之女朱敏將他們唯一倖存的女兒嬌嬌(李敏)送到莫斯科，母女在異國有了短暫的團聚之外，賀子珍沒有過上一天好日子。甚至從一九四一年秋天開始到一九四七年春天結束，因為蘇德戰爭的爆發，賀子珍在被疏散到莫斯科郊外的伊萬諾沃市，因與所在的國際兒童院發生衝突之後，竟然被當作瘋子送進了精神病院，長達六年之久！而當她離開瘋人院的時候，她離開毛澤東已經是第十個年頭。人生有幾個十年？!和毛澤東生里來死里去也不過才十年。而在這十個年頭裡，中國人民的抗日戰爭早已勝利結束，她的丈夫毛澤東已經指揮他的人民解放軍控制了大半個中國，蒼茫大地已經是我主沉浮!三千六百個日日夜夜的煎熬，賀子珍度日如年。

　　好在王稼祥夫婦和羅榮桓夫婦在這緊急的關頭，以閃光的一筆為賀子珍也為歷史打開了一扇迎接曙光的窗戶。當王稼祥把賀子珍在蘇聯的遭遇電告毛澤東並請示是否由他們夫婦帶賀子珍母女回國時，毛澤東親自複電「完全同意」。從西北走出國門的賀子珍終於從東北回到了祖國的懷抱。此間，她的父親母親相繼離去，但都受到了毛澤東的厚遇，生前親自照料，身後為老人送終立碑。對此，賀子珍感激不盡，她寫信告訴毛澤東：「我很感謝您對我的妹妹和母親的照顧，代我盡了姐姐和女兒的責任，我將終生銘記在心。」

　　一九四七年回國后，賀子珍就住在哈爾濱。這個時候的賀子珍並沒有想去見毛澤東。這位英雄的母親、英雄的妻子或許只想讓時間來撫平昨日所有的創傷。但過去的又怎麼能夠就這麼讓它過去呢？十年復十年。十年來，賀子珍一直珍藏著一條紅毛毯，哪怕就是被關在瘋人院的時候，她也沒有丟失———因為這條紅毛毯是她和丈夫毛澤東共同蓋過的!留有丈夫的體溫和氣息，還有她和他的恩恩愛愛。她把紅毛毯和女兒一起帶了回來。十年夫妻，除了女兒之外，如今真的就只剩下這條紅毛毯了嗎？在異國他鄉，紅毛毯留下了她多少相思和悔恨的淚水，紅毛毯給了她多少美好又憂傷的回憶，紅毛毯又曾陪伴著她度過了多少個不眠之夜，給了她繼續活下去的溫暖、信心和力量!

　　而同樣也是一九四七年，開始擔任毛澤東警衛工作的李銀橋，有一次拎著毛澤東的一件「磨得薄如蟬翼而某些部位補丁摞補丁又厚似硬紙板」的灰軍裝，說：「主席，你看看吧，再穿就該出洋相了。說不定你作報告，在台上一做手勢它就會碎成布片了。」毛澤東接過衣服，一邊「小心翼翼地放在大腿上，像撫摸傷病員一樣撫摸那件舊衣，撫平上面的皺紋」，一邊跟他說：「它跟我參加過洛川會議呢。」這時，李銀橋發現，「毛澤東眼圈忽然濕潤了，茫然地望著那件舊衣沉入靜靜的回憶。片刻，他又曆數出舊衣的幾件『功勞』，嘆口長氣：『這樣吧，用它補衣服。它可以繼續發揮作用，我也能繼續見到它』。」毛澤東說這些話時，「彷彿眼前看到的不是舊衣，而是一位患難與共的老戰友」。毫無疑問，毛澤東仍惦念著賀子珍。衣不如新，人不如故。東梅在她的著作《聽外婆講那過去的事情》中，以第三代女性的視角來審視她的外公外婆，看到了歷史的破綻和玄機———外公毛澤東之所以念念不忘這件跟他參加過洛川會議的舊軍衣的「功勞」，睹物思人，別有一番滋味在心頭，這件不知道縫補過多少次、漿洗過多少回的軍裝，不就是患難與共的老戰友賀子珍嗎？!顯然，毛澤東還在想念著賀子珍。 （六）

　　

革命第一 生死愛戀（7）
　　———毛澤東和賀子珍

　　賀子珍回國后寫給毛澤東的第一封信是羅榮桓幫助她拍的電報，目的是請求「老毛」批准她正在華東前線作戰的哥哥賀敏學來東北手術治療戰鬥中體內留下的兩顆子彈。「老毛」隔了一天就回了電報：

　　子珍：

　　來電收悉。華東戰局緊張，急需敏學在職就位。現在無法前來治療，以後有機會再予考慮。

　　電報是羅榮桓叫秘書念給賀子珍聽的。賀子珍聽完毛澤東的電報沒有吭氣，許久之後才告訴她的嫂子李立英說：「毛主席的意見是對的。」儘管「老毛」沒有同意她的請求，但「老毛」的來電還是令賀子珍興奮不已。她似乎心安了許多，她的「老毛」起碼沒有拒絕她。於是賀子珍又沉浸在對往昔的回憶之中，姑嫂二人談起「老毛」可謂是無話不談，「詳細得不得了」。這個時候，賀子珍也開始了新的工作，開始了新的生活，甚至還曾想過再婚。但儘管這樣，賀子珍仍然有兩大心愿：一是不要因為她曾經做過「第一夫人」就把她給「禁」起來；二是她想見毛澤東一面，說句話，握握手就行。

　　賀子珍的願望看起來多麼簡單，已經十年沒有見到毛澤東的她，多麼想看一看毛澤東現在是胖了還是瘦了，多麼想聽一聽毛澤東的聲音，可這似乎對她來講已經是一種奢望。一九四八年，妹妹賀怡在瀋陽的相見，再次鼓舞著賀子珍分別用中文和俄文給毛澤東寫了一封簡訊，告訴他自己在蘇聯過的日子「比長征還要苦」。但這次毛澤東沒有很快回信，而是在一年後的一九五O年夏天才回復說：

　　嬌嬌在我身邊很好，我很喜歡她。望你保重身體，革命第一，身體第一，他人第一，顧全大局。

　　在這封家書中，毛澤東一開頭就說「嬌嬌在我身邊很好，我很喜歡她」。對女兒嬌嬌的愛，不正是毛澤東對賀子珍的愛嗎？只是表達得含蓄又委婉。簡簡單單的問候中卻蘊藏著毛澤東最深沉最博大的愛。但對歷盡風雨蹉跎的賀子珍來說，她是否能從這簡短的家書中，讀懂他生死愛戀的「老毛」呢？毫無疑問，這個時刻的毛澤東和賀子珍內心都十分痛苦，而這一切又都只能深深地埋藏在心靈的深處。

　　賀子珍是在天津收到已經從西柏坡搬到北平香山雙清別墅居住的毛澤東的這封回信的。此前，她本是和女兒嬌嬌、毛岸青、賀怡一起進京的。但就在行至山海關時，賀子珍被組織部門擋在北平的門檻外面，只能在天津守望，近在咫尺卻又遠在天邊。此後，賀子珍被安排在上海休養。一九五三年毛澤東約見賀敏學時，曾提出讓賀子珍再婚。帶著妹妹一起扛著大刀長矛上井岡鬧革命的賀敏學，深知妹妹的性格，他告訴毛澤東「這是不可能的事情」。一年後的一九五四年九月，全國人大一屆一次會議召開，毛澤東在開幕式上講話的錄音通過電波反覆播放，傳遍大江南北。已經十七年沒有聽到毛澤東聲音的賀子珍，在收音機里偶然聽到了她朝思暮想的「老毛」那熟悉的湖南口音，她竟然一下子僵坐在椅子上暈了過去，直到第二天才被人發現。而開了一夜的收音機，已經燒壞了。

　　這一次，得知賀子珍病倒的消息后，六十歲的毛澤東在女兒李敏面前第一次流下了淚水。花甲垂淚，經歷過太多生離死別，為了革命失去了妻子、弟弟、妹妹、兒子、女兒多達十幾位親人的毛澤東托女兒給賀子珍帶去了一封信，勸她要聽醫生的，看病吃藥，不要抽那麼多的煙。毛澤東的來信勝過任何良藥，這次，痴情的賀子珍聽了毛澤東的話，病情很快恢復。在北京學習、工作的女兒李敏就這樣成了母親與父親之間的信使，來往於北京與上海之間。也就是在這個時候，毛澤東委託女兒給賀子珍捎來了一塊白手帕。這塊已經泛黃髮舊的白手帕，是毛澤東一直用著的。而對女兒每次的上海探母之行，毛澤東都要為李敏親自打點行裝，備好各種北京的土特產品。有一次，毛澤東得到一條好煙，自己拆開一包抽了幾根，但他後來還是省下來讓女兒連同已經拆開的這包一起全送給了賀子珍。同樣，李敏每次回京，賀子珍總會讓女兒大包小包地帶上「老毛」當年愛吃的在北方又不易買到的時鮮蔬菜。據李敏回憶，有一次，母親賀子珍還特別請她給父親帶去一個耳挖勺。因為賀子珍知道毛澤東是個「油耳朵」，喜歡掏耳朵。千里送鵝毛，禮輕情義重。小小的一塊白手帕和小小的一隻耳挖勺，它們所承載的該是如何用語言也無力形容的愛情!這又豈是我們後輩所能全部讀懂的呢？

　　女大當嫁。被毛澤東視作「洋寶貝」的女兒的婚事牽動著身在北京的毛澤東和在上海的賀子珍。一九五八年，當女兒領著自己的男友走進中南海的豐澤園時，毛澤東不動聲色地端詳了一下這個名叫孔令華的英俊小伙兒，父女只是相視一笑。對這個未來的女婿，毛澤東同意了。但毛澤東沒有忘記這個「洋寶貝」女兒不僅僅是他一個人的，他主動跟李敏說：「你們的事，是個大事。我同意了，還要徵得你媽媽的同意。如果你媽媽沒有意見，你就跟小孔去見他的父母。俗話說：醜媳婦也要見公婆哩!我的嬌娃不醜，更要見公婆。」而此時已經搬到南昌休養的賀子珍同樣告訴女兒：「你爸爸同意的，我就同意。」

　　地球繞著太陽又轉了二十二圈。時間的腳步終於走到了一九五九年。這年夏天，新中國的歷史在江西廬山這座著名的「政治山」上又發生了一次驚人的「政治地震」———廬山會議召開了，彭德懷因為「萬言書」從而「靠邊站」了。廬山會議的功過是非任人評說，但這次會議的召開卻給毛澤東與正在南昌休養的賀子珍的會面提供了千載難逢的機緣。而創造這個機緣的正是當年力勸賀子珍走下井岡山的曾志。早在一九三七年，當賀子珍前腳離開西安，曾志就後腳走進西安，兩人遺憾地擦肩而過。一到延安，曾志就見到了毛澤東。毛澤東主動地把賀子珍之所以出走並且自己極力挽留的前因後果跟曾志說了，並感嘆道：「我同賀子珍還是有感情的，畢竟是十年夫妻嘛！」同二十二年前一樣，隨同丈夫陶鑄(時任廣東省委第一書記)來參加廬山會議的曾志，在南昌看望了賀子珍之後，一回到廬山，她就去見毛澤東，並告訴他看望賀子珍的情況。毛澤東再次極其真摯地說：「我想見見她，畢竟是十年夫妻嘛!」同時，毛澤東請曾志對在江西掛職鍛煉的副省長汪東興講，「乘江青還沒有上山之前，將賀子珍接來。」毛澤東還認真細緻地指明具體時間是「晚上兩點，當衛士封耀松值班時再來」。

　　（七）

革命第一 生死愛戀（5）

　　———毛澤東和賀子珍

　　在汪東興的安排之下，「毛賀會面」由曾志和時任廬山會議江西接待委員會主任的方誌純的夫人朱旦華(毛澤民的第三任夫人，毛遠新之母)負責。後來，因陶鑄怕江青知道後生發事端，曾志的任務改由楊尚奎(時任江西省委第一書記)的夫人水靜承擔。一九五九年七月九日晚，毛澤東和賀子珍終於在分別了二十二年後相見了。地點就是蔣介石為夫人宋美齡建造的著名的「美廬」。這次會面是秘密的，當事人一直都保守著這個秘密，直到幾十年後才講出來。而毛澤東一輩子也沒有公開說起，包括對他們的女兒李敏———廬山會議后的八月二十三日，剛剛回到北京才一天的毛澤東就在中南海的菊香書屋為自己的「洋寶貝」女兒主持了婚禮，這是他在廬山相會中答應賀子珍的，因此這次婚禮也成為毛家歷史上最隆重的婚禮。而在廬山上，毛澤東也沒有忘記幫助「毛賀相會」的幾位女性，前後兩次在「美廬」請她們吃飯———第一次請的是曾志和朱旦華，四個菜；第二次請的是曾志、朱旦華和水靜三個人，六個菜，毛澤東還陪三位夫人喝了一杯茅台酒。辣椒自然也是少不了的。

　　毛賀廬山相會，用東梅的話說「是外婆做夢也想不到的事情」。賀子珍是在水靜和衛士封耀松一左一右攙扶著走進「美廬」二樓的客廳的。二十二年，夫妻再相逢，賀子珍這一年整整五十歲!毛澤東六十六歲。

　　賀子珍似乎有些恍恍惚惚，話未出口淚先流。在見到毛澤東的最初一刻，她甚至無法相信站在眼前跟她微笑著打招呼的毛澤東，究竟是畫像還是塑像。面對不停哭泣的賀子珍，毛澤東把茶水端到她的面前，輕輕地勸慰道：「我們見面了，你不說話。老哭，以後見不到了，又想說了……」在毛澤東詢問了她的身體、生活情況后，毛澤東告訴她現在「比以前更忙了」。在一問一答中，當毛澤東得知賀子珍在蘇聯的遭遇后，不禁輕輕地嘆了口氣說道：「你當初為什麼一定要走呢？」賀子珍哽咽地說：「都是我不好，我那時太不懂事了。」夜闌更秉燭，相對如夢寐。短短的九十分鐘的會面，沒有相擁而泣，亦沒有握手言歡，只是臨走的時候，賀子珍拿走了毛澤東的香煙和安眠藥。因為拿走的安眠藥有三種，必須按順序服用，錯服會出事的，毛澤東趕緊叫衛士封耀松打電話給水靜，第二天早晨當他得知安眠藥已經要回后，連連說：「好!好！」但事後毛澤東告訴曾志，說賀子珍「不行了，她腦子壞了，答非所問」。這出乎曾志的意料之外，她不相信這是真的。其實，對於賀子珍，在分別二十二年後才見到她深愛的丈夫，早已是無語凝噎，委屈、心酸、激動、喜悅也恰似那一江春水，濤聲依舊，一切又該從何說起？或許這也就是男人與女人的不同吧。毛澤東縱是浪漫的詩人也無法體味賀子珍的心情與心境，剪不斷理還亂的她怎能對答如流呢？

　　儘管此後毛澤東和賀子珍都分別兩次和三次登過廬山。但他們此後卻再也沒有相見，一別竟成永別!

　　一九七O年，毛澤東最後一次登上廬山。在「蘆林一號」，有一次他和服務員聊天，說了一句意味深長的話：「賀子珍對我最好，長得也漂亮。她後來有病，老懷疑別人害她，誰都懷疑，但不懷疑我。」此後，賀子珍安安靜靜地住在上海湖南路一座幽靜的花園裡。花園裡種有臘梅花，這是毛澤東喜歡的，賀子珍不準任何人摘。但只有一個人例外，就是毛澤東的外孫女孔東梅。「花開不同賞，花落不同悲。欲問相思處，花開花落時」———我想這首古詩或許正是賀子珍心境的最好表達吧。

　　一九七六年九月九日，中國的天空和大地一下子籠罩在巨大的悲慟之中。毛澤東的逝世，讓高喊「毛主席萬歲」、「毛主席萬壽無疆」的中國人一下子變得迷茫起來，好像輪船失去了舵手和方向，禾苗沒有了陽光雨露。在東梅的記憶中，似乎只有外婆賀子珍出人意料地異常冷靜，她叉著腰在房間里走來走去，自言自語：「主席身體不是很好嗎？怎麼，一下子就走了？」顯然女兒對媽媽隱瞞了爸爸的病情。東梅在書中記述了外公毛澤東病重時，媽媽李敏最後一次見到父親的情景：毛澤東已經不能說話，為了表達自己的感情，用左手拇指與食指在女兒面前畫了個「圓圈」。這是什麼意思？這是一個神秘的符號嗎？還是代表一個讖語？後來有人說毛澤東在女兒李敏面前的這個動作，指的是賀子珍。因為賀子珍的生日是八月十五中秋節，所以就有小名叫「桂圓」。而一九七六年的九月八日正好是農曆八月十五。十五的月亮十六圓。毛澤東恰恰在賀子珍生日的第二天凌晨時分離開了這個世界。而關於這個「圓圈」的說法在民間還有幾種版本，有人說這是毛澤東在書寫自己的歷史，歷史是圓的，他從北京出發又回到了北京；也有人說，這是毛澤東在生命的最後時刻，無聲地向這個世界告別，表達自己的思想———他的生命即將結束，走向人生的終點，畫上了一個句號，至於是否圓滿，那任由後人和歷史評說。我不知道毛澤東的這個手勢究竟是什麼意思，或許永遠也不會有人知道了。但如果讓我猜，我寧願相信———圓圈代表的就是「桂圓」賀子珍。

　　三年後的一九七九年，新中國迎來她三十歲的生日，賀子珍也迎來她七十歲的生日。卧病在床的賀子珍想到北京去，想到她的丈夫毛澤東和他的戰友們以鮮血和生命建起來的新中國的首都看一看。女兒女婿自然滿足了老人的心愿。九月八日，坐落在世界最大的廣場———天安門廣場上的毛主席紀念堂，靜悄悄地迎來了最特殊的一位嘉賓———毛澤東的患難妻子賀子珍。賀子珍坐在輪椅上在女兒女婿的陪同下，向毛澤東敬獻了花圈，上面寫著：「永遠繼承您的革命遺志。戰友賀子珍率女兒李敏、女婿孔令華敬獻。」隨著輪椅的緩緩推進，隨著升降機的緩緩托起，時隔廬山相會又整整過去了二十年，賀子珍再次見到了她的「革命戰友」，她的「老毛」，可如今———一個在裡頭，一個在外頭；一個坐著，一個躺著；一個睡著，一個醒著；一個來了，一個走了……賀子珍下定決心聽從親人和醫護人員的提醒：不能哭。她真的沒有哭!經歷了人生的至樂、至苦、至恨、至愛的賀子珍，緊緊地用牙齒咬著那塊毛澤東送給她的白手帕，強忍著不讓自己哭出聲來，而滾動在她眼裡幾千次幾萬次的一滴淚，怎麼也掉不下來喲!

　　賀子珍———英雄的女性!我不知道，您嘴裡緊緊咬著的這塊白手帕，是不是四十二年前的一九三七年您送給「老毛」的那一塊？

　　(八）

愛恨交加 失敗選擇（1）
　　———毛澤東和江青

　　「主席結婚，驚天動地。」

　　一九三八年十一月二十日，從賀子珍出走蘇聯后當了近一年單身漢的毛澤東，與一個從上海來的女演員藍蘋結了婚。也就在這一天，延安突然遭到了日本鬼子戰鬥機的轟炸。於是民間就有了這句名言，而毛澤東的家也連夜從鳳凰山搬到了楊家嶺。

　　婚後，這個叫藍蘋的女人改名江青。三十年後這個名字在二十世紀的中國家喻戶曉。

　　藍蘋是經過西安八路軍辦事處的介紹，於一九三八年八月下旬來到延安的。來到延安后，藍蘋要求恢復自己的黨籍，中央隨即對她進行了審查。隨後她於十一月進入中共中央黨校學習，並在這裡遇到了當年她母親在諸城幫傭的張家的二少爺，如今已經是中共中央黨校校長的康生。他鄉遇故知，藍蘋似乎找到了一個「靠山」。

　　這年的春節，剛剛抵達延安的上海救亡劇隊和延安的戲劇工作者第一次聯袂演出了話劇《血祭上海》。藍蘋也參加了這次演出。演出后，中央宣傳部設宴招待了全體演出人員。藍蘋就是在這次宴會上第一次見到了毛澤東。

　　四十五歲的中共高級領袖毛澤東和剛剛來延安才一年的二十四歲的藍蘋結婚了。毫無疑問這是一件大事。但這件事情並不簡單。中共中央對此事非常重視，處理也十分慎重，還專門開會進行了研究。

　　對此，毛澤東本人在二十世紀五十年代在和他的青少年時代的好友周世釗談話時，曾講述過當年中共中央高層是如何處理他和江青的婚事的。他說：「有天晚上我們開會，我記得是開到半夜十二點半鐘，周恩來同志突然對我說，主席請您出去一下，我們要討論研究一個問題。既然恩來同志臨時有事要我退出會場，我就只好走出會場，在另外一間房子看書看報。後來我才知道，他們是討論研究我和江青的婚姻問題。據我所知，在中央討論研究我和江青婚姻問題時，意見也不太一致，我就知道恩來同志明確表示不同意見。但是，我們黨的組織原則是少數服從多數，結果，中央還是同意我和江青的婚姻，這樣，我就在延安和江青結了婚。」

　　儘管中共中央同意毛澤東與江青結婚，但中共中央依然認為有必要對江青「約法三章」，以便明確其在黨內的地位。內容如下：

　　第一，毛、賀的夫妻關係尚在而沒有正式解除時，江青同志不能以毛澤東夫人自居。

　　第二，江青同志負責照料毛澤東同志的起居與健康，今後誰也無權向黨中央提出類似的要求。

　　第三，江青同志只管毛澤東同志的私人生活與事務，二十年內禁止在黨內擔任任何職務，並不得干預、過問黨內人事及參加政治生活。

　　這個「約法三章」來自王若飛的筆記本。因國民黨軍隊一九四七年進入延安時獲得后公開。王是當年中共中央秘書長，他記下的這個會議記錄是可信的。

　　從一九三八年毛澤東和江青結婚到「文化大革命」爆發這二十多年間，江青對於他個人生活的照顧，還是盡了責任的，而且確實按照「約法三章」中所規定的，江青沒有「參政」，也沒有怎麼「出頭露面」。但事情在勝利進城以後稍稍發生了一些變化。而那個「約法三章」實際上對江青已經漸漸地淡出了政治的視線，沒有什麼效力了。

　　一九四九年十月，中華人民共和國宣告成立。不久，毛澤東就奔赴蘇聯訪問。就在這個時候，遠在莫斯科的毛澤東收到了江青要求去新解放區「看一看」的電報。應該說這個要求很正常，毛澤東同意了，但卻也來了個「約法三章」。毛澤東的信是通過電報發給在北京主持中央工作的劉少奇轉交給江青的。信中說———

　　少奇同志閱轉江青：

　　一月一日來電已悉。同意你去新區看一看，但須得少奇同志同意。如果他同意的話，則應以中央政治(策)研究室研究員的名義由中央組織部寫介紹信給新區黨的組織。因此還須和廖魯言同志談好，並得到他的同意。到新區后注意只收集材料，不發表意見，並須顧到不要給當地黨政以較多的麻煩。以上統向少奇同志接洽，由他作決定。

　　毛澤東

　　一月四日上午四時

　　在毛澤東的家書中，往來信件最多的要數江青。僅在「文化大革命」中，就不下數百件。從這封信中，不難看出毛澤東對江青的要求是十分嚴格的，對她要求去新解放區「看一看」給予「約法三章」，並作了具體的限制：一是「須得少奇同志同意」，並且規定只能「以中央政策研究室研究員的名義」，不能以其他的特殊身份；二是必須徵得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副主任兼秘書長廖魯言同志的同意；三是「到新區后注意只收集材料，不發表意見，並須顧到不要給當地黨政以較多的麻煩」。最後，毛澤東又補充一句：「以上統向少奇同志接洽，由他作決定。」收到毛澤東的電報后，江青按毛澤東的要求，徵得劉少奇的同意和廖魯言的支持，去了一趟「新區」，而且確實沒有給當地黨政機關和領導帶來什麼「麻煩」。

　　但隨著時間的流逝，江青的缺點暴露出來了。毛澤東的秘書林克發現江青「愛好虛榮，愛出風頭。自私妒忌，專橫跋扈，甚至打擊報復」。在毛澤東身邊工作了十二年，林克還逐漸發現江青身上「滋長了一種危險的苗頭———政治權欲」。

　　「文化大革命」爆發后，「江青對毛澤東越來越不照顧、不體貼，反而不斷干擾。毛澤東感情上得不到安慰，雙方感情上裂痕不斷加深。當然，感情上的離合是雙方面的，這與毛澤東交際日趨廣泛、對江青的冷淡也不無關係。」林克說，「到『文化大革命』開始時，毛澤東與江青已經分居，他從中南海的菊香書屋搬到了游泳池旁的一套房子。但他們的婚姻關係並未結束，政治上還互有需要。」

　　林克在自己的回憶錄《我所知道的毛澤東》中分析說：「江青在政治上善於察言觀色，投毛澤東所好。她利用了毛澤東在五十年代後期逐步發展的『左』傾思想。毛澤東在一九六二年中共八屆十中全會上對階級鬥爭的形勢作了不正確的估計，認為問題比較嚴重。江青不斷提供假情況，所以毛澤東強調注意文藝界和意識形態領域的階級鬥爭。江青利用了這個時機，大抓文藝界和意識形態領域的階級鬥爭。」

　　（九）

愛恨交加 失敗選擇（2）
　　———毛澤東和江青

　　一九六五年初，江青在上海同柯慶施、張春橋見面，指出要對《海瑞罷官》進行批判。柯慶施立即表示贊成，並將此事交給張春橋辦理，於是張春橋找到了「筆杆子」姚文元，開始了秘密撰寫。十一月十日，《文匯報》發表了署名姚文元的文章《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文章發表后，中國如同發生了一場地震，「大批判」的狂瀾驟起，竟然成了毒害中國的「文化大革命」的一條導火索，揭開了「文化大革命」的序幕。

　　與此同時，江青又炮製了《林彪同志委託江青同志召集的部隊文藝工作座談會紀要》，經過張春橋和陳伯達的修改，充滿火藥味地提出了「十六年來，文化戰線上存在著尖銳的階級鬥爭」。這個新提出來的所謂「黑線專政論」，成了否定建國十七年來文化戰線上取得巨大成績、發動「文化大革命」的一個重要理論依據。《紀要》經毛澤東三次審閱，作了十幾處重要修改，於一九六四年四月十日作為中央文件，印發全黨「認真研究，貫徹執行」。而這個《紀要》也成了江青「出山」擔任要職的宣言書。

　　毛澤東要發動「文化大革命」，決定首先要起草一份綱領性文件。他指定了起草的組成人員，其中有陳伯達、康生、江青、張春橋、王力、關峰、戚本禹等十人，以陳伯達為組長。一九六六年四月十六日，起草小組成員聚集上海錦江飯店。因陳伯達、康生奉毛澤東之召去了杭州，所以最初的起草工作由江青主持。這個文件就是讀了讓人驚心動魄的《五一六通知》。它被稱為「文化大革命」的綱領性文件。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六日這一天，也就成了「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全面發動的日子。

　　一九六六年六月十八日，毛澤東回到了僅在一九五九年回來一次的故鄉湖南韶山沖，住進了他的故鄉別墅———滴水洞。毛澤東在這自稱為「西方山洞」的滴水洞里一住就是十一天，並在這裡構思起草了一封極不尋常的信，這封信在毛澤東看來極其重要，而它實際上的作用與前面中央下發的《五一六通知》足以相提並論。因此，這封被人們形容為具有「政治遺囑」性質和「文化大革命」又一綱領性文件的信，自然也是研究晚年毛澤東為什麼要發動「文化大革命」的重要史料。信是寫給江青的。

　　六月廿九日的信收到。你還是照魏、陳二同志的意見在那裡住一會兒為好。我本月有兩次外賓接見，見後行止再告訴你。自從六月十五日離開武林以後，在西方的一個山洞裡住了十幾天，消息不大靈通。廿八日來到白雲黃鶴的地方，又有十天了。每天看材料，都是很有興味的。天下大亂，達到天下大治。過七八年又來一次。牛鬼蛇神自己跳出來。他們為自己的階級本性所決定，非跳出來不可。

　　我的朋友的講話，中央催著要發，我準備同意發下去，他是專講政變問題的。這個問題，像他這樣講法過去還沒有過。他的一些提法，我總感覺不安。我歷來不相信，我那幾本小書，有那樣大的神通。現在經他一吹，全黨全國都吹起來了，真是王婆賣瓜，自賣自誇。我是被他們迫上梁山的，看來不同意他們不行了。在重大問題上，違心地同意別人，在我一生還是第一次。叫做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吧。晉朝人阮籍反對劉邦，他從洛陽走到成皋，嘆道：世無英雄，遂使豎子成名。魯迅也曾對於他的雜文說過同樣的話。我跟魯迅的心是相通的。我喜歡他那樣直率。他說，解剖自己，往往嚴於解剖別人。在跌了幾跤之後，我亦往往如此。可是同志們往往不信。我是自信而又有些不自信。我少年時曾經說過：自信人生二百年，會當擊水三千里。可見神氣十足了。但又不很自信，總覺得山中無老虎，猴子稱大王，我就變成這樣的大王了。但也不是折中主義，在我身上有些虎氣，是為主，也有些猴氣，是為次。我曾舉了後漢人李固寫給黃瓊信中的幾句話：者易折，者易污。陽春白雪，和者蓋寡。盛名之下，其實難副。這后兩句，正是指我。我曾在政治局常委會上讀過這幾句。人貴有自知之明。今年四月杭州會議，我表示了對於朋友們那樣提法的不同意見。可是有什麼用呢!他到北京五月會議上還是那樣講，報刊上更加講得很兇，簡直吹得神乎其神。這樣，我就只好上梁山了。我猜他們的本意，為了打鬼，藉助鍾馗。我就在二十世紀六十年代當了共產黨的鐘馗了。事物總是要走向反面的，吹得越高，跌得越重。我是準備跌得粉碎的，那也沒有什麼要緊，物質不滅，不過粉碎罷了。全世界一百多個黨，大多數的黨不信馬列主義了。馬克思、列寧也被人們打得粉碎了，何況我們呢？我勸你也要注意這個問題，不要被勝利沖昏了頭腦，經常想一想自己的弱點、缺點和錯誤。這個問題我同你講過不知多少次，你還記得吧，四月在上海還講過。以上寫的，頗有點近乎黑話。有些反黨分子，不正是這樣說的嗎？但他們是要整個打倒我們的黨和我本人，我則只說對於我所起的作用，覺得有一些提法不妥當，這是我跟黑幫們的區別。此事現在不能公開，整個左派和廣大群眾都是這樣說的，公開就潑了他們的冷水，幫助了右派，而現在的任務是要在全黨全國基本上(不可能全部)打倒右派，而且在七八年以後還要有一次橫掃牛鬼蛇神的運動，爾後還要有多次掃除。所以我的這些近乎黑話的話，現在不能公開，什麼時候公開也說不定，因為左派和廣大群眾是不歡迎我這樣說的。也許在我死後的一個什麼時機，右派當權之時，由他們來公開吧。他們會利用我的這種講話去企圖永遠高舉黑旗的，但是這樣一做，他們就要倒霉了。中國自從一九一一年皇帝被打倒以後，反動派當權總是不能長久的。最長的不過二十年(蔣介石)，人民一造反，他也倒了。蔣介石利用了孫中山對他的信任，又開了一個黃埔學校，收羅了一大批反動派，由此起家。他一反共，幾乎整個地主資產階級都擁護他。那時共產黨又沒有經驗，所以他高興地暫時地得勢了。但這二十年中，他從來沒有統一過，國共兩黨的戰爭，國民黨和各派軍閥之間的戰爭，中日戰爭，最後是四年大內戰，他就滾到一群海島上去了。中國如發生反共的右派政變，我斷定他們也是不得安寧的，很可能是短命的，因為代表百分之九十以上人民利益的一切革命者是不會容忍的。那時右派可能利用我的話得勢於一時，左派則一定會利用我的另一些話組織起來，將右派打倒。這次文化大革命，就是一次認真的演習。有些地區(例如北京市)，根深蒂固，一朝覆亡。有些機關(例如北大、清華)，盤根錯節，頃刻瓦解。凡是右派越囂張的地方，他們失敗就越慘，左派就越起勁。這是一次全國性的演習，左派、右派和動搖不定的中間派，都會得到各自的教訓。結論：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還是這兩句老話。

　　久不通信，一寫就很長，下次再談吧! （十）

受益匪淺了，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