誰說美國人不需要社保？

誰說美國人不需要社保？

  
英國《金融時報》首席經濟評論員馬丁•沃爾夫(Martin Wolf)
  
  
全球化是高收入國家不平等現象加劇的主要原因嗎？關於這一問題的爭論結果，可能會決定美國是否將保持貿易開放政策。如果決策者不能給出一個有想象力的答案，反對進口的保護主義措施將是最後的結果，不管其（並不存在的）好處是什麼。

美聯儲主席本•伯南克(Ben Bernanke)最近在一次發人深省的演講中闡述了這一問題*。他用以下三大原則表達了自己的分析：「經濟機會應當儘可能廣泛、均等地分佈；經濟結果不需要均等分配，但應當與每個人對經濟的貢獻掛鉤；人們應當獲得一些保障，以應對最不利的經濟結果，特別是那些主要源自不可控事件的經濟結果。」

問題在於這些原則現在如何實施。隨著不平等現象加劇，這已變得更加引人注目。於是伯南克指出，過去三十年間的收入分配似乎是不平等的：「以實際價值計算，在1979年至2006年間，位於收入分配中位數（50百分位）的人，其收入增長了約11.5%；而同一時期內，處於第10百分位的人薪資僅上漲4%，而90百分位的人薪資增長了34%。」


最近的分析研究表明，位於收入分配區間高端者的增幅尤其巨大。此外，企業利潤佔國內生產總值(GDP)的比例自上世紀80年代以來的升幅也非常顯著（見圖表）。

這些證據提出了三大問題：這是真實的嗎？什麼導致了收入分配不平等加劇？如果可以，我們該採取哪些措施加以應對？

第一個問題比很多人假定的要更為明顯。比如華盛頓卡托研究所(Cato Institute)的艾倫•雷諾茲(Alan Reynolds)就認為，由於稅則變更和邊際稅率的降低，基於所得稅進行的研究已基本沒有意義。** 同樣，企業利潤佔GDP比例大幅上升之前，它在上世紀70年代曾經歷了同樣的大幅下降。看起來，工資佔GDP的比例並未出現長期的趨勢性下降。

現在談談第二個問題。伯南克提到了三個標準假設：向技能傾斜的科技變革；有利於最優秀人才的「贏者通吃」市場；還有就是全球化。相應地，最後一點還包括貿易、移民，以及「聰明玩家」在全球化資本市場上獲得的回報。

伯南克自己得出標準的（而且我認為基本正確的)結論：「全球化對收入不平等的影響很小，幾乎可以肯定，它沒有注重技能的科技變革那麼突出。」這是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教授賈格迪什•巴格沃蒂(Jagdish Bhagwati)長期以來一直言之成理的觀點。加州大學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戴維斯分校的羅伯特•芬斯特拉(Robert Feenstra)近日的一篇論文也支持了這一點。

芬斯特拉教授指出，美國製造業非生產工人(non-production worker)的相對工資一直在增長(見圖表)。在上世紀80年代，這類人員的就業率也曾增長，雖然到了90年代不那麼顯著。有趣的是，在墨西哥也可以發現一模一樣的現象：非生產工人的工資和就業率均有增長。

標準的貿易理論無法解釋這種同時增長的現象。按正常理論，在墨西哥，應該是較低技能生產工人的相對工資增加，而美國的這個數字應該下降。(墨西哥較低技能生產工人的數量相對龐大一些。)這表明，科技變革的解釋較為可信。但芬斯特拉教授指出，生產價值鏈上各項任務專業化的新機會，可能會加大對技能型勞動力的需求，在較富裕和較貧窮的貿易夥伴中都是如此。但他的經驗證據仍表明，科技的作用更大。生產率也仍然更加重要，長期而言它是決定實際薪資的首要因素。在這方面，幾乎可以肯定開放對經濟增長做出最大的貢獻。

如果可以，我們該採取哪些措施？乍一看，如果某人持有伯南克的三項原則，他就不會為不平等現象加劇的趨勢擔心。但那樣的態度錯了，理由有二：首先，不平等加劇導致機會均等程度下降；第二，它還導致人們失業成本更昂貴，更招人反對，因此也更被抵制。

可能令人驚訝的一點是，有證據表明，在美國和英國，兩代人間的社會階層流動性要小於北歐國家，甚至小於德國****。一個看似可信的解釋是，父母相對貧窮，波及到子女的受教育程度。於是，加劇的不平等直接破壞了伯南克第一個原則的作用。同樣的，商業環境競爭越激烈，並且企業和國內工人之間的認同程度越小，企業就越不能或不願提供醫療保險和養老金。

在一個大部分社會保險歷來都由僱主提供的國家，員工失業和企業倒閉帶來的損害尤其具有殺傷力。於是，作為一種抵制市場的「政治正確」形式，保護主義登場了。

出於這兩點原因。目前的有關進展對伯南克三大原則的存在構成了威脅。我想可能有兩種應對方式。一是堅持強調人們只能依靠他們自己；我預計，目前的美國政府將是這波保守浪潮的高峰標誌。另一種方式是創建一個不破壞激勵機制的支援系統。這個系統必須包含至少兩大要素：對弱勢人群提供更多的教育資助——最好來自私人領域——和普遍的醫療保障。左翼人士還會想要更高的最低工資水平，以及對低收入人群更慷慨的補貼。

我不是說美國應當實行歐洲那種費力不討好的干涉主義政策。但若不提供更多政府買單的服務，美國可能將無法維持一個動力十足、面向全球和社會流動性良好的社會。這可能看起來是個悖論，但實際不是。

* 經濟福利的水平與分配(The Level and Distribution of Economic Well-Being)，2007年2月6日；

** 美國的收入不平等真的加劇了嗎？(Has US Income Inequality Really Increased?), 《政策分析》第586頁，www.cato.org；

*** 全球化及其對勞動力的影響(Globalization and its Impact on Labor)，2007年2月8日，http:/www.econ.ucdavis.edu/faculty/fzfeens/

**** 喬布萊登(Jo Blanden)及其他人，歐洲和北美的代際流動性(Intergenerational Mobility in Europe and North America)，2005年4月，www.suttontrust.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