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面對中日現實利益之爭

初曉波

　　「沒有永恆的敵人，也沒有永恆的朋友，只有永恆的利益。」英國政治家和作家本傑明·迪士累利的這句名言，很少被用在中日關係上，因為很多中國人對日本特有的疏離感遠遠超過了親近感，更因為當前中日之間的戰略互惠舉措不足，現實利益之爭卻比比皆是。  



但是，筆者這裡仍然要沿用這一框架，並且辨別出什麼是核心的利益衝突，什麼是可以妥協、共贏的利益區間。只有理解了各自的「基本需要和欲求」，雙方才可能有所放棄有所得。

　　非核心利益衝突

　　就國家利益而言，維護國土、人口、主權等國家存在的基本元素之外，同各國有尊嚴地平等交往也是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但在當前的中日關係中卻並非核心要素。由於中日兩國的崛起目標並不一致，外交領域的迴旋餘地其實相當大。例如在中日之間所謂「東亞領導權」之爭的問題上，中國政府多次申明，中國無意通過推動東亞一體化進程來謀求地區領導地位；如果說一定要找出一個東亞共同體的核心或主導者的話，具有豐富一體化經驗和卓越協調能力的東盟要更合適。只是，這種表態暫且不能寬慰日本從「亞洲第一」到「亞洲一員」的失落，短期內也沒有平息日本國內關於「中國亞洲霸主威脅論」的聲浪，甚至有學者還總結出中國的戰略是按照地區大國—世界大國—世界霸權三步走，因此視東亞一體化過程為「民主」日本和「威權」中國的短兵相接。不過，以此為借口不斷拓展東亞共同體成員範圍的做法，對日本來說的確是緊迫的國家利益，卻並不構成對中國的戰略妨礙或外交負擔，因為中國的利益主要在於經濟崛起，與日本的政治崛起可以并行不悖。我們不必擔心中日之間會在類似問題上發生衝突，因為這個目標在彼此國家利益圖表中的位置大相徑庭。

　　探討中日現實的國家利益衝突，還要注意有些利益衝突僅僅是表象，是被一方政府用來轉移國民視線，或者作為借口導入內政變革。例如，日本幾次爭取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席位的努力都以失敗而告終，社會輿論風潮把矛頭指向中國和韓國等國家的阻撓干涉，把「入常」問題視為中日國際地位的傾軋反擊戰。其實認真考察「入常」在日本國家利益中的位置我們會發現，這種「屢戰屢敗，屢敗屢戰」可能醉翁之意不在酒。善於利用外部事件營造國內政策所必需的氛圍一向是日本的特長，我們還記得海灣戰爭為日本制定PKO法案打開了大門；9·11事件為反恐特措法及自衛隊武裝邁出國門掃清了道路；朝鮮的導彈和核試驗為「有事法制」通過、防衛廳升格為省、重新審視「無核三原則」等此前的禁區提供了借口。而圍繞「入常」引發的「普通國家訴求」和修改和平憲法的輿論可以說已經基本達到了目標。儘管中國部分網民因為歷史認識問題籤名反對日本「入常」，但中國政府首要考慮的不是針對哪個具體國家，而是維繫《聯合國憲章》精神、增加聯合國代表性、更充分發揮聯合國作用的基本改革原則，這既是中國長遠的國家利益，也是包括日本在內的世界大多數國家共同的國家利益。所以說，日本「爭常」失利的障礙並非中國，而是它自己。

　　中日「非核心利益衝突」還表現在從零和博弈到共贏、從短期到長期的可能性轉變中。中日之間曾經發生過大量的經濟貿易摩擦，從農產品的大蔥、香菇到紡織品、高級消費品，從企業人事管理糾紛到政府開發援助。考慮到國內市場和利益集團的要求，日本曾經多次挑起對華貿易戰，也曾經利用「禁運」或者「暫停ODA貸款」等方式對中國施加壓力，但事實表明，在全球化高度發展的今天，國家之間「一榮俱榮、一損俱損」的聯繫愈加緊密，通過制裁來解決雙方利益衝突的做法已經被證明是於事無補、不得人心的。中日之間每年超過2000億美元的經貿往來和超過450萬的人員往來，使彼此間已經結成了經濟上的命運共同體。儘管日本極少數人鼓吹的「中國經濟威脅論」仍有市場，儘管中日之間經濟貿易領域的現實利益衝突仍將長期存在，但近年來日本所謂的「中國帶來景氣」證明，只要放眼長遠，這些衝突都會被控制在一定領域和範圍之內，不足以影響中日關係的大局。

　　中日戰爭的善後問題，也是近年來引起媒體頗多關注但實際上並非華山一條路的典型例子。早在中日邦交正常化之初，中國政府即已明確放棄國家層面的戰爭賠償請求權，所以現今在日本尚在訴訟過程中的十多起強制勞工訴訟以及慰安婦、細菌戰、重慶大轟炸、南京大屠殺等幾十起訴訟的中方原告，只能訴諸國民個人的索賠權，而隨著大批的原告年事過高紛紛謝世，曠日持久的訴訟最終有可能自動消弭。關鍵時刻已經到來，在唯一贏得日本高院「同意開庭辯論」機會的「西松建設訴訟案」的中國勞工於2007年3月16日出庭陳述后，4月27日的終審宣判就將作為判例直接決定「中國公民是否具有對日個人賠償請求權」。如果答案是否定的，那麼中國人提起的各項對日訴訟就將被「全部封殺」，這將是歷史的極大遺憾和莫大諷刺。不過即便如此，中國政府和社會也可以自己承擔起對本國受害者補助的責任，韓國和台灣地區的索賠請求沒有得到滿意結果時，就是採用了這種方式。

　　最令人擔憂的部分

　　那麼，中日現實利益衝突最令人擔憂的部分究竟在哪裡？按照以上幾個原則來看，中日之間包括釣魚島領土之爭在內的東海劃界與油氣資源爭端必須引起我們的高度警惕。首先，中日存在爭端的廣大海域有足夠使用80年甚至更長時間的豐富資源，在新的廉價清潔能源大規模普及之前，這些不可再生的資源是各國在目前仍不太平的世界上生存發展的基礎，對中國和日本兩個龐大的經濟體來說尤其如此。近年來中國社會的迅猛發展引發的能源短缺以及國際市場的動蕩不安更強化了國人這種認識。中日之間的能源競爭已經不僅僅限於東海，放眼俄羅斯西伯利亞輸油管線之爭、中東伊朗油氣田開發、甚至一直拓展到拉丁美洲、非洲，這種全球範圍的激烈競爭反過來激化了彼此在東海油氣田問題上的爭端。

　　更重要的是，這種資源競爭與領土爭端相結合，也就使發展基礎與國家的生存空間爭奪融為一體。國家主權、安全和長遠戰略在任何國家利益的排序中都屬於重中之重，不可替代。任何一個國家都很難通過單方面的妥協來消弭分歧，解決爭端，中國很早就提出「擱置爭議，共同開發」的思路，但始終得不到正面回應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當然，中日兩國分別與其他國家都存在著領土和資源爭端，但是中日之間在東海問題上利益分歧尤為錯綜複雜，而且這種爭端已經與中日兩國最為棘手的歷史認識問題聯繫起來，形成了一種制約理性認識和坦誠解決問題的氛圍。更令人擔憂的是，在東海問題上中日之間摩擦頻率和烈度都很高，雙方軍事力量在此區域存在非常集中，完全有可能因「擦槍走火」的突發偶然性事件引發直接衝突，甚至是一定烈度的軍事接觸或戰爭，對此我們必須高度重視，未雨綢繆。

　　中日諸多現實利益之爭，目前看來，至少有三個解決之道。其一是「從最壞處著想，向最好處努力」，在中日之間建立穩定、長效、暢通的信息交流渠道，避免因偶發、局部事件造成兩國甚至區域內局勢失控。這不僅是根據中日關係微妙現狀所作的必要預防措施，也是「不謀萬世者，不足謀一時；不謀全局者，不足謀一域」的戰略需要。畢竟，「以鄰為伴，與鄰為善」是中國基本國策，中日現實利益衝突不能超越「保證更長時間的和平發展」這個戰略利益。其二是建立更有效、更多元、更權威的對話平台與機制。這包括中日雙邊保持緊密接觸、努力提高最起碼的政治互信、司法互信和軍事互信；增加包括中美日、中韓日等三邊溝通與協調；增加中日兩國在聯合國、國際貿易組織、東亞共同體、朝核六方會談等不同層面上的良性互動，為中日隱性衝突提供更多安全閥。最後是作為欠發達國家的中國，要加強維護國家利益的能力尤其是制度、文化等軟實力。《宋史·董槐傳》說：「外有敵國，則其計先自強，自強者人畏我，我不畏人。」現實利益的爭奪固然無孔不入，但前提是有隙可乘。以台灣問題為例，只要祖國大陸的政治進步和框架設計贏得海峽對岸讚許，和平統一不再是鏡花水月，那麼在這一趨勢下日本就將不得不「成人之美」，由此中日夾縫中的台灣寶島不但不會遭同時崛起的東亞兩強「擠壓」，相反會成為中日共同利益的新的生長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