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金蓮的戶口與諸葛亮出山

《南都周刊》對話北大教授張頤武

南都周刊：襄樊市市委宣傳部長表示，「紀念諸葛亮出山1800年是我市不容錯過的機遇，抓住並利用好這一難得的機遇是我們義不容辭的歷史責任和義務。假如對這一機遇視而不見，我們將愧對歷史、愧對時代、愧對市民、愧對後人。」

張頤武：這是官方思維慣式下的一種套語，我們都已經很熟悉了，他本意可能是說諸葛亮是一個很重要的歷史人物，但由於其表述方式不夠恰當，反而會被敏感的媒體抓住批駁，冷嘲熱諷

這種現象，說得不好聽是拉大旗做虎皮，不能一哄而上，如果到處都是諸葛亮，還有誰願意去看？




張頤武 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博導

盛典前夕，湖北襄樊市的消防隊員在清洗諸葛亮的雕塑。IC
厚古也要厚今
南都周刊：湖北襄樊市日前隆重紀念諸葛亮出山1800周年，紀念慶典由其市長親自掛帥，邀請了唐國強、易中天等名人，並舉辦諸葛亮文化研討會。對一個歷史名人的出山做參謀這事，就如此大張旗鼓，有人覺得像一場鬧劇。
張頤武：也不能說像一場鬧劇。諸葛亮是中國文化中的一個傳奇式人物，在民間文化、在老百姓心目中地位顯赫，尤其是在耳熟能詳的《三國演義》中，他成了民間智慧的化身。襄樊市舉辦這種紀念活動，進行學術探討，也有其一定的價值。
但另一方面，這些探討和紀念應該是適度的，把這種紀念變成對中國歷史文化中有獨特風格、獨特意義的人物的一種緬懷。在這其中，地方政府難免有一些發展地方經濟、發展地方旅遊業的考慮。平心而論，或者設身處地地想想，這也是正常的情況。
但要注意的是，這種紀念儀式要避免過度的商業化和過度的庸俗化。中國的一些大典、紀念很容易庸俗化，做的趣味格調不高，商業性太濃厚，反而會妨礙當地旅遊業的發展。
南都周刊：如果照這種邏輯，諸葛亮的誕辰地、逝世地、劉備的賣鞋地、桃園結義的地方等是否也可以在一個合適的時間推出紀念儀式？再推演至三國外的其他名人的話，全國各地豈不是一年365天都可以做一些此類的紀念活動？
張頤武：這種說法有一定道理。地方在發展經濟的過程中，或者發展到一定階段后，就會出現一種文化焦慮。它可能發現自己原有的文化根基不夠深厚、文化色彩不夠濃厚，成了其經濟發展的一個瓶頸。經濟繁榮以後，人們很容易要求地方上有一種文化上的說法、文化上的發展。這時，當地的文化淵源、文化古迹，與歷史文化名人有關的東西都會被刻意突顯出來。這在歐洲、美國也很常見。一位總統在某一個小鎮住過一夜，也會被小鎮上的人立下一塊大牌子，作為當地人的驕傲向遊客推介。
這種現象，說得不好聽是拉大旗做虎皮，說得好聽點是對自己文化的珍重和關切。但是我覺得，這種情況可以理解。中國當下的現實是地方經濟高速成長，地方政府願意投錢發展本地文化，希望文化成為地方經濟發展的一個引擎，以平常心看，這是一件好事，有一定的積極意義。一方面可以拉動本地經濟和社會的發展，另一方面也可以增強本地人的文化自豪感和文化認同。
但這種紀念活動，不應過度地生拉硬扯，也不能僅僅靠厚古薄今的方式，要找到自己真正獨特的文化特色，不能一哄而上，如果到處都是諸葛亮，還有誰願意去看？很多年輕的城市，都願意把自己的歷史追尋到遠古時代。但遠古時代的人類活動與當下城市的文化建設和發展並不一定有關係，更重要的還是當下發展的歷史記憶，立足於現在，厚古也要厚今，把今天文化發展的特色也要顯示出來。比如說北京的798，現在老外逛北京，都有吃烤鴨、爬長城，泡798的說法了。
所以，從客觀上說，我非常能夠理解這些地方政府和民眾的苦心，但怎麼做合適，在方法上還可存疑，還可以有很多改進空間。
做傻事也能吸取教訓
南都周刊：襄樊市市委宣傳部長在紀念活動的新聞吹風會上曾表示，「紀念諸葛亮出山1800年是我市不容錯過的機遇，抓住並利用好這一難得的機遇是我們義不容辭的歷史責任和義務。假如對這一機遇視而不見，我們將愧對歷史、愧對時代、愧對市民、愧對後人。」你如何看待飽受媒體批評的「四個愧對」的說法？
張頤武：這是官方思維慣式下的一種套語，我們都已經很熟悉了，不易過分指責為無聊、不妥。他本意可能是說諸葛亮是一個很重要的歷史人物，紀念他對襄樊的經濟發展和推介襄樊很重要，政府非常重視，但由於其表述方式不夠恰當，反而不利於向公眾和媒體準確傳達其原意、有效互動，反而會被敏感的媒體抓住批駁，冷嘲熱諷。這也提醒地方政府在與民眾和媒體溝通的時候，打交道的過程中，要注意這些技術性的細節，要注意培養其公關的能力。當然，要改變這套話語的表述方式，靈活生動，可能還需要一個過程，因為多年的思維習慣很難一時半刻改掉。
南都周刊：以歷史名人的誕辰、事件等為由頭，政府出資、出面組織此類的紀念活動，對其城市經濟和旅遊產業的發展真的能起到宣傳推介作用嗎？或者說這是一種類似芙蓉姐姐的博眼球衝動？
張頤武：應該根據不同城市做出不同的選擇。真正有歷史文化生活積澱的城市，用這種方式來整合資源，我覺得還是有必要的，比如說河南新鄭搞的祭祖大典，就很成功。但生拉硬拽、牽強附會地與歷史名人或歷史事件套上關係，反而會欲速不達，引起媒體的批評，損害地方政府的形象。
文化發展與工業不同，往往是「有心栽花花不開，無心插柳柳成蔭」。政府與民間合作，由自身的內部力量生長出的一種文化，才具有競爭力。
一些城市有文化焦慮，繼而有發展文化產業的衝動，覺得不能光在物質裡面打滾，這是一種好事，變總比不變好。做傻事也能吸取教訓，可能是做聰明事的開端。現在的問題是往這個方向想沒錯，但許多政府想法簡單，千篇一律，跟風、盲目上馬文化建設項目，不明白或找不到自身的文化特色在何處。
讓民間力量登台主演
南都周刊：對，實際上不僅僅是襄樊，南陽也有秋季諸葛祭典，威海與連雲港也爭過孫悟空的誕生地，山東陽谷與臨清爭建金瓶梅文化旅遊區，廣元女兒國究竟在哪也引起一些地方政府的爭奪，這些也都是借名人或名著說事，事件背後呈現的是文化搭台、經濟唱戲的套路，也有地方官員強烈的「政績衝動」。
張頤武：地方政府發展本地經濟的熱情、地方官追求政績本身是應該肯定的。作為一個地方官，不為本地人民做事，不追求政績，那是不作為，才是罪過。中國經濟近三十年的發展，就得益於地方政府的這種經濟衝動和相互之間的競爭。以文化做突破口，發展文化旅遊業，意圖方向都沒錯。在全球化時代，文化與經濟是不可割裂，是共生的。像好萊塢，它要不賺錢，就玩不下去。客觀地說，「文化搭台，經濟唱戲」並沒有完全錯，當然經濟也搭台，提供文化唱戲的可能。問題是文化產業的發展要真正建立在本地文化特色的基礎上，讓其融入到全國、全球的文化系統中去。
像麗江古城、上海的外灘3號，山西打造的晉商文化，地方政府要學習的應是這些地方成功的經驗，找准本地文化的不可替代性。現在地方政府最大的問題是眼界有限，視野不夠，對本地真正的文化特色缺乏瞭然於胸的認識，沒有抓住本地特色。其次，即使抓住了本地特色，在文化旅遊產品的包裝、精緻化建設上也做得不夠，沒有做到「全球本土化」。
南都周刊：那在一個城市的文化建設上，政府究竟該做出何種角色定位？當我們來看中國真正有特色、有活力的文化區域和群落，多是自然形成的，比如北京的798、宋庄，上海的外灘3號，雲南麗江古城，恰好是政府權力介入較少、規劃較少的地方。
張頤武：政府在一個城市的文化建設上的作用是不可或缺的，這點不能否認，但政府應做出準確定位。簡單說就是要「政府搭台、民間唱戲」，政府要做好基礎設施建設，創造良好的外部環境，做幕後推手，讓民間力量成為登台演出的主角，培養民間活力。90年代在圓明園周邊形成的畫家村，本來與圓明園景點相得益彰，可以建成很有特色的文化群落，但當時地方政府就出於社會風化等方面考慮，驅散畫家，海淀喪失了一個很好的文化發展機會。
讓民間力量成為主體，不僅在意識形態沒有多大風險，在經濟上其自我再生的能力也比較強。比如，浙江寧波的「百里紅妝」博物館，政府只提供了一小部分資金支持，而放手讓其自我發展，結果就兩全其美，比較理想。但現在的情況是政府喜歡包辦式的，大包大攬，注重大工程，在角色上越位、錯位了。

蘭陵笑笑生大概想不到，時隔百年，自己的「戶口」問題已經翻新至少六個版本，他更料不到，自己筆下的「淫棍」西門慶同志的「戶口」問題，會讓魯、皖兩省、四市、三個「金瓶梅」遊覽景區爭得烽煙四起。
山東陽穀人本來穩坐西門慶「戶籍」科科長的交椅，因為無論是根據《水滸》中的「陽谷縣」還是根據《金瓶梅》中的「東平府清河縣」，西門慶都應該是山東人。
前來挑釁的是安徽人。
安徽人在徽州建了一個「西門慶故里」和一座《金瓶梅》遺址公園，安徽人的說法是：「根據考證，西門慶不是山東人，西門慶是安徽人，是徽商的代表」。
消息一出，國人拍磚聲一片。西門慶這個「淫賊」的「戶口」有什麼好爭的？
但是山東人就是不依。
沒一個月，陽谷縣與同屬聊城管轄的臨清市揭竿而起，各自開發一個《金瓶梅》文化旅遊區。臨清市來勢何等洶湧，乾脆把建《金瓶梅》蠟像館、《金瓶梅》文化陳列館和國際《金瓶梅》學術會議中心歸入五年城市建設規劃當中。
國際女兒節和公祭武則天

唐僧途經柔情的「西梁女兒國」，不動凡心是聖人所為，若人間真有如此溫柔鄉，任誰也無法「百花叢中過，片葉不沾身」。
敢自稱「女兒國」的地方有好幾個，而且都在四川重慶一帶。其中廣元市試圖打造女性文化之都，曾經舉辦國際女兒節，並有傳要公祭武則天。而重慶將打造中國第一女鎮。
其實在四川和雲南交界處，有片美麗的瀘沽湖，湖畔住著堅持「走婚」風俗的摩梭女子，原始的「母系」社會體系，男女「暮合晨離」，除卻沒有那條神奇的「子母河」，這裡恐怕是真正的「女兒國」。只是摩梭女子秉承原始的生活，阡陌躬耕，沒有人想要去爭什麼「西梁女兒國」之名。善哉！
孫悟空哥倆的墓

胡適和陳寅恪都認為孫悟空是印度人士，只有魯迅支持孫悟空是「國貨」，而後，關於孫悟空是東北人、甘肅人、河南人，還是福建人的爭論就沒消停過。
要找到東勝神州傲來國的花果山那塊仙石實在太難，福建人卻找到了孫悟空哥哥「通天大聖」的合葬墓碑。
在東海之濱的順昌寶山之上，奇岩怪石嶙峋，山下萬畝竹林環繞；山中獼猴桃、山桃、柿子等野果應有盡有，時而可見幾隻山猴躥越而過。該山之巔更豎立兩墓碑，其一上書：「齊天大聖」，另一上書：「通天大聖」。
試想，順昌人如果也組織一場聲勢浩大的「齊天大聖出師祭」，口號恐怕比「諸葛亮出山1800年」還要響亮。
李白，以及西王母娘娘

單憑一句「奔鯨夾黃河，鑿赤屯洛陽。前行無歸日，返顧思舊鄉。」一位洛陽學者就拍案得出李白出生於洛陽的結論;蘇州一位七旬老翁因兩歲時出痧子的一場「佛堂奇緣」，便推測出了孫武故里就在蘇州；更有絕的，一位李姓研究崑崙文化的學者說：「西王母並非天仙，而是青海湖以西遊牧部落的女酋長。」……這些研究一方面也許可以作為這些學者的所謂研究成果，一方面也難免成為城市營銷的一個噱頭。
九城爭梁祝文化

「梁祝故鄉之爭」是個老話題了。
到底有幾個城市在爭？最近的統計數字錶明是九個。山東人找到了「梁山伯祝英台墓記」、浙江人堅持梁山伯是浙江鄞州縣令、江蘇宜興15年前就重建了「英台閣」、河南駐馬店等地也稱找到了梁祝文化遺存。
而眾城為了梁祝「申遺」，握手言和，思路明確，「攘外」必先「安內」。
2006年底，韓國人端午節申請世界文化遺產勝出，國人上下一片嘩然。2007年是「中國文化知識產權年」，國內各地爭搶名人故里之舉甚囂塵上，不若先滅匈奴后安家。

實用營銷暢想曲
現實永遠比虛構更有創造力。大中國典籍浩如煙海，傳說如恆河沙數，在市場經濟的今天，似乎皆為人發展經濟所用，一時生出種種荒誕世相。在此，虛擬數個，於黑色幽默中，聊博一笑。

圖記：大宋政府的優秀幹部 高俅
太尉足球邀請賽
公元2100年的開封，彩旗飛舞，氣球當空，詠蹴鞠之詩句掛滿城市：「蹴鞠屢過飛鳥上，鞦韆競出垂楊里」……高俅足球藝術國際研討會暨太尉杯國際足球邀請賽在這裡舉行。
來自中國足協的領導在會上致辭：高俅原為開封人士，自幼投身蹴鞠事業上，練就鴛鴦拐等絕技，崛起於「腳頭十萬踢，解數百千般」的宋代足壇，而後借踢球夤緣富貴。在球王貝利、馬拉多納出現1000多年之前，中國宋代就出現了像高俅這樣優秀的球王，充分證明了足球是圓的，中國足球重新走向世界之巔的必然性；也充分說明了足球在宋代的普及，已達到相當高的程度，「能令公子精神爽，健身輕體實堪誇」。從官僚貴族到一般平民都喜歡這項活動。凡此種種，為足球起源於中國之最好證明。
最後，中國足協領導號召：以高俅精神，搞好中國的足球事業。深挖宋代蹴鞠絕技，從審美的角度，給競爭激烈的現代足球以古代藝術的滋養。
牛人都要喝牛二
2046年，京東古鎮牛欄山，春日陽光下，嵐影波光，上下掩映，彩旗遮蔽日，牛二杯國際二鍋頭白酒節在這裡隆重舉行。
一排排巨型的白酒桶上，酒香四溢，印著「牛人都要喝牛二」的彩旗漫山遍野。到處都是大型雕塑，雕的是一條黑凜凜的大漢，吃得半醉的模樣，一步一顛撞將來。正是《水滸》里的破落戶潑皮，叫做沒毛大蟲的牛二。
對於選擇牛二作為國際二鍋頭白酒節，組委會有關人員稱：牛，是牛欄山的牛，牛B的牛；二，是二鍋頭的二。牛二兩個字雄性十足。二鍋頭釀製已有800年，在民間影響深遠，雖然二鍋頭的歷史距宋代遠，《水滸》里的牛二名字又不雅，卻極能代表二鍋頭的強悍霸氣，與二鍋頭大眾名酒的氣質比較符合。
白酒節上，開發出的牛二吉祥物，受到遊客熱捧；白酒大賽上，四方遊客開懷暢飲，獲勝者將獲得牛二金像一尊。
金屋藏嬌紅顏館
某市地處江南，盛產美女，近年致力於美女經濟發展，遂擴地千畝，發力新建紅顏館，號稱金屋藏嬌，一館納盡古今美女。遂舉行每年一屆美女博覽會。
其中有環肥館、燕瘦館、捧心館、出塞館。其中，各有模特做醉酒、起舞、捧心諸狀。
又有褒姒館、妲己館。褒姒館里，城樓烽火，鼓樂喧天，模特模仿褒姒目秀眉清，唇紅齒白，發挽烏雲，指排削玉，正展顏一笑。妲己館里，有模特模仿妲己，烏雲疊鬢，杏臉桃腮，嬌柔柳腰。又有肉林酒海景區。以糟為山，以酒為池。糟丘山上，用樹枝插滿，把烤肉切成薄片，掛在樹枝之上，名曰『肉林』。池中灌滿當地名酒，名曰酒海。遊客可吃肉喝酒，賞妲己媚態。
又有商女館，發哀世之音《後庭花》；又有越女館，唱離別之歌。又有金陵十二釵館，嘆富貴韶華成空；又有圓圓館、橫波館、如是館，使人閱盡晚明名妓風采。又有超女館，想唱就唱。

激情營銷的歲月
南都周刊記者 謝海濤
207年，諸葛亮結束躬耕生涯時，他也許想不到1800年後，他的出山如此驚動天下後世。
2007年4月13日的襄樊，編鐘、古箏、笙、簫與禮炮齊響，1800面漢旗、漢幡兩邊排開，近千武士身著漢服分立道旁，更有影視大腕唐國強誦讀《諸葛孔明頌》，學術明星易中天誦讀《出師表》，入夜，1800盞彩色孔明燈陸續升起，照亮漢江魚梁洲。
名人屬地之爭
據活動組委會稱，諸葛亮出山，是一件改變當時中國政治軍事格局和歷史走向的事件，紀念諸葛亮出山1800年是襄樊不容錯過的機遇，否則，我們將愧對歷史、愧對時代、愧對市民、愧對後人。
所謂重謀「隆中對」，再唱「借東風」，襄樊的「四個愧對」在網路上引起了爭鳴。
有人從中看出了全球化的時代，城市之間的競爭日趨激烈，城市營銷的大勢所趨。有人從中看出了諸葛亮躬耕之地的爭端，風雲再起。是河南南陽，還是湖北襄樊？這場綿延千年的爭端，在今天似乎醉翁之意不在酒，在於諸葛亮品牌之後的800億元無形資產。
這實為各地文化遺產爭奪戰之縮影。所謂文化搭台經濟唱戲由來已久，「考據熱」風起雲湧，文化歷史資源熱得發燙由來已久，而總是僧多粥少，各地難免爭個不休，或成立研究學會，邀請專家論證，編會刊出文集；或大興土木修復所謂古迹或無中生有建仿古建築，以期造成既成事實；或通過新聞媒介大造輿論，企圖先入為主……一時似乎處處硝煙。
安徽渦陽和河南洛邑爭老子，石門夾山與通山官山爭闖王歸宿地，浙江蕭山、諸暨和紹興爭西施，安徽與山東爭《金瓶梅》；堯帝究竟生於河北唐縣、隆堯，還是山西臨汾？李淵的祖籍是河北隆堯，還是太原、隴西？
一些神話中的人物，也被勒令還俗。福建的學者聲稱發現了孫悟空的墓地，山東的教授則考證出泰山是花果山的原型。一些歷史人物，被祭上神壇。成都武侯祠三義廟舉辦盛大的「祭祀中華『鞋神』玄德公儀式」，其依據是劉備幼年時的「販履」經歷。
鞋神的經濟意義
網友五嶽散人從這熱鬧里，看出了文化的屠宰場意味：文化的屠宰有兩種形式。一種是一刀就把根給砍斷了，還有一種就是把文化變成滑稽表演。掛文化之名而賣經濟狗肉，更可能把文化給真正弄死。
對於紀念諸葛亮出山1800年，多半網友持肯定態度，學者鄭渝川認為，諸葛亮出山，當時的中國政治格局確實體現出「三分」的氣勢；但也正是「隆中對」的路線設計及關羽錯誤的執行，蜀漢建國后才偏安一隅，因此不要把「隆中對」神化。襄樊成為三國文化的源頭之說也站不住腳。
至於劉備被尊為鞋神，有評論者認為，不過是歷史文化中尋根而來的附會。成都武侯區年產皮鞋8000萬雙，產值50億元。在關於「西部鞋都」的競爭日趨激烈的前提之下，一位「鞋神」的橫空出世可謂意義深遠。
對於搶文化名人現象，有論者認為，一方面中國的古籍太過豐厚，相互抵牾者多，致使後輩爭辯不已。所謂「譬如芝蘭玉樹，人皆欲其生於堂前」。怕只怕謬托知己，罔顧學術規範，致使名人里籍之爭，成為經濟利益驅動下的資源經濟博弈。
「心在朝廷原勿論先主後主；名高天下何必辨襄陽南陽。」歷史的終歸於歷史，現實的終歸於現實。憑搶奪歷史名人和文化名人來壯大自己的聲威，能否從根本上解決經濟滯后的沉痾？城市營銷的旗幟下，文化何去何從？這一切都值得人們思考。

受訪者擔憂損害城市形象









湖北襄樊隆重慶祝諸葛亮出山1800年，以此推廣城市品牌。在之前南陽也搞過祭拜諸葛亮盛典。這些慶典的背後是目前國內諸多熱鬧的城市營銷。不僅諸葛亮出山需要慶祝，西門慶和潘金蓮的故事也值得推廣，孫悟空或是祝英台是哪裡人也值得爭奪。
這些慶典不僅吸引著人們的眼球，也挑逗著大眾的神經。調查顯示，近四成網友雖然認為只要能提升城市品牌促進旅遊，也算好事一件，但他們也擔心這些誇張的手法可能會損害城市形象。
更有網友跟帖表示，藉助歷史文化來推廣現代城市文化，無疑是一種沒有自信的表現。無論歷史以及相關人物真實與否，此種舉動只能為現代人帶來更多的憂慮與爭執。城市是歷史文化堆積過後的人文體現，這種盲目的炒作說實話只能給這個城市的精神抹黑，現代化的文明需要更多現代化的人來推動，現代化的人首先需要解決的是思想獨立。

事情沒那麼複雜。借個說法，搞個活動，好申請點經費。

要不然宣傳部門就徹底成了清水衙門，如何能留住幹部？個中苦衷，大家應該要能理解才是。

無聊又無恥的幹部們！

無聊又無恥的幹部們！

無聊又無恥的幹部們！

襄樊市市委宣傳部長表示，「紀念諸葛亮出山1800年是我市不容錯過的機遇，抓住並利用好這一難得的機遇是我們義不容辭的歷史責任和義務。假如對這一機遇視而不見，我們將愧對歷史、愧對時代、愧對市民、愧對後人。」



這傢伙搗的還是專業江湖啊！

有沒有人查考過江子牙的故鄉？這也是可以轟轟烈烈地搞一番的呀？
建議政府部門從最早的典籍查起，把每一個人物都紀念一番，然後紀念所有提到過的景物，最後複習一邊，這樣每天都有新的政績，多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