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學，通往民主的最佳橋樑！

儒家是中華文化大家族中要員，也是民主的賢內助。儒學義理與現代價值之間在根本上是相通的，諸如仁義原則，王道仁政，德治禮制，中庸之道，人道人本，入世精神，和諧思想，原始民主思想，大同理想，大丈夫精神，還有公羊學的大一統說，大復仇說，張三世說、通三統說、《春秋》新王說、孔子為王說、孔子改制說、天子一爵說等等，它們與現代民主制度之間，不僅不存在過不去的鴻溝，而且早已款曲暗通，完全兼容相通。兩者之間的相容相通之處，概乎言之，至少可分為六個方面。同時，清末憲政運動的歷史事實和儒學文化圈有關國家地區的民主實踐也充分證明，儒家文化與政治文明相輔相成，茲分述於下。

一、儒家大同理想與現代民主制度境界相通
原儒為人類社會設計的最高理想是大同太平，這一理想首先體現在《禮運》中：

"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選賢舉能,講信修睦。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矜、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男有分,女有歸。貨,惡其棄於地也,不必藏於己；力,惡其不出於身也,不必為己。是故謀閉而不興,盜竊亂賊而不作,故外戶而不閉。是謂大同。"

大同世即太平世。儒家的太平理想集中體現在《春秋》經中。蔣慶先生曰：《春秋》托昭、定、哀三世為太平世,表明孔子對人類歷史演進第三階段的看法與治法。在孔子看來,太平世是人類歷史演進的最高階段,是人類最理想的社會,也是人類最終的希望。在太平世,人類的道德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人人有士君子之行；文明程序也有了很大的提高,天下不再有大國小國的區別,也不再有文明落後的區別,即消除了國界與種界,天下一家,中國一人,人類達到了普遍的平等。在此階段,王道大明,王化普被,是一天下歸仁,萬國崇義的世界。

儒家的大同太平理想，與現代民主社會並不全然吻合，但兩者「本質」一致，血脈相通。對大同的嚮往和對民主的追求，是一條道上的車。大同太平理想在大多數國家已得到局部實現，例如民主選舉制保證了「天下為公,選賢舉能」，健全的福利制度保證了「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矜、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博愛精神支配著人們的思想和行為，維繫著講信修睦的人際關係，整個社會互助互濟、扶弱救貧和睦相處…。如非革命壓倒改良、馬列消滅儒家，清末憲政運動或國民黨政府的行憲決定，也必早將中國推上了政治文明之路。

二、儒家民本思想與現代民主觀念精神相通
民本思想與民主思想、民主思想與民主制度之間當然都存在著一定的歷史距離，但在義理上三者又是一脈相承的。至少，比其它「神本」及「神主」的宗教如基督教與民主之間距離短了許多。儒家是否具有民主思想，在學界存在很大爭議，但儒家具有民本思想則基本已達成共識。為避免爭論，本文且采民本說。

原儒都肯定國家社會民為本，就是肯定了人的生存權、發展權。《尚書》中的「民為邦本，本固邦寧」，《詩經》中的「先民有言，詢於芻蕘」，《孟子》中有關國人曰賢方賢、國人曰可方可的言論等等，與主權在民思想相接近；孟子民貴君輕思想和對湯武革命的讚賞。荀子認為君王不盡職守，不行仁義，就會被取代，柳宗元《封建論》中的君由民舉的觀點，黃宗羲《明夷待訪錄》中關於君臣皆為民立的思想等等，都是相當成熟的社會契約論思想。

上自《周易》《尚書》孔子孟子，下到龔魏（龔自珍魏源）及康梁（康有為梁啟超），兩千多年間，歷代大儒關於民本民權的論述連篇累牘，精彩紛呈。對此，民國劉師培原著、今人陳寒鳴編纂的《中國民約精義》中有詳細介紹，不贅。這裡特別介紹一下黃宗羲、王夫之的言論，他們筆下反專制倡民權的思想之濃烈，已是撲面而來。

黃宗羲《明夷待訪錄•原君篇》寫道：古者以天下為主、君為客，凡君之所畢世而經營者，為天下也。今也以君為主、天下為客，凡天下無地而得安寧者，為君也。是以其未得之也，屠毒天下之肝腦，離散天下之子女，以博我一人之產業，曾不慘然，曰我固為子孫創業也；其既得之也，敲??天下之骨髓，離散天下之子女，以奉我一人之淫樂，視為當然，曰此我產業之花息也。然則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向使無君，人各得自私也、人各得自利也。烏呼！豈設君之道固如是乎？古者天下之人愛戴其君，比之如父、擬之如天，誠不為過也。今也天下之人怨惡其君，視之如寇讎、名之為獨夫，固其所也。小儒規規焉以君臣之義無所逃於天地之間，至桀、紂之暴猶謂湯、武之不當誅之，而妄傳伯夷、叔齊無稽之事，使兆人萬姓崩潰之血肉，曾不異夫腐鼠。豈天地之大，於兆人萬姓之中獨私其一人一姓乎？

王夫之《讀通鑒論》寫道：孟子曰：「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因時之論也。當其時，文、武之澤已斬，天下亡周而不以為君，周亦忘天下而不自任為君，則君子雖欲自我君之而不能，若夫六王者非篡逆之臣，則介在戎狄，無異於酋帥。殺人盈野以求君天下而建社稷，君非君而社稷亦非社稷矣，故輕也。君與社稷輕，而天下所生之人不可以無與立命，則苟有知貴在其民者，君子不得知君臣之義責之，而許之以為民主可也。（《讀通鑒論》卷二十七）、以天下論者，必循天下之公。天下非一姓之私也。（《讀通鑒論》卷末）

晚明清初的顧大韶、何心隱、李贄、黃宗羲等對君主專制都有不同程度的批判，清末譚嗣同更是深惡痛絕，斥責這種政治是「大盜鄉願」，倡導「衝決君主網羅」，號召學子奮起將俗學陋儒「逞一時之諛說而壞萬世之心術」的尊君統論「掃蕩而廓清之」！他還在《仁學》中暢言：「生民之初，本無所謂君臣，則皆民也，民不能相治，亦不暇治，於是共舉一民為君。夫曰共舉之，則非君擇民，而民擇君也，……夫曰共舉之，則且必可共廢之。」

上述這些論述都屬於儒家中富有人民性民主性的精華，民主憲政乃其題中應有之義。梁啟超則在《古議院考》中曰：《禮記》中講的『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孟子》里說的『國人皆曰賢，然後察之，國人皆曰不可，然後察之』，就是議院的思想基礎。』《洪範》之卿士，《孟子》之諸大夫，上議院也；《洪範》之庶人，《孟子》之國人，下議院也』，就是議院制度的雛形。之所以當時和後世未能開出憲政，實為歷史條件所限和特殊因素所致，非儒學之罪也。

三、儒家人本思想與現代價值觀之間義理相通
民本是相對君而言，人本則相對神而言。儒學相當於一種中國特色的特殊的人文宗教，相對於其它以神為本、以神壓人的宗教形式，儒家主張六合之外存而不論，對於鬼神之事，不說有也不說無，敬而遠之。梁啟超說：「儒家舍人生哲學外無學問，舍人格主義外無人生哲學」。儒家最重視人、關心人、尊重人，肯定人的價值和人格尊嚴。不論是孟子的性善論還是荀子的性惡論，推導出的都是人與天地具有同等地位的結論。故儒家文化中蘊含著豐富的人本主義精神。

一些學者認為，傳統文化重民尊民，所重所尊的是複數的，集體的民，對具體的個人並不重視，甚至認為儒家完全把「民」虛置化為不具自主功能的「集體無意識」群氓。在一定歷史階段或許這是實情，但並非儒家最高義理。同時，「古之人」對文字有一種普遍而基本的尊重，不象 那樣言行完全脫節，盡玩文字遊戲，「人民」和憲法全是虛置的！在「古之人」眼裡，複數的民與單個的人是密切相連的。

儒家重視集體、重視社會，這是因為儒家認為自我只有在社會中才能實現。儒家的理想人格是能在群性與個性之間維持平衡的人。儒家富有體己度人的道義關懷，也十分重視個人自主的獨立品格和對自由意志的堅守。儒家理想人格是具備充分的自我意識與獨立人格。孔子曰：「為仁由己」，又曰「智者不惑，仁者不憂，勇者不懼」，又曰「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也。」孟子曰「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謂大丈夫」，又曰「己欲立立人，己欲達達人」，又曰「道惟在自得」，都是對人的獨立性和主動性的充分肯定。

四、儒家內聖學說與現代價值觀道德相通
儒家學說，內容豐富，義理兼賅，涉及道德、政治、制度、教育等各大方面，但根本上可以是一種道德學說。在政治上儒家是現實主義與理想主義圓融結合，在道德上儒家則始終堅持和高揚理想主義。孔子提出聖人、君子、成人、仁人等理想人格。其中君子人格具有上達仁義、克己復禮、慎言敏行、文質彬彬等基本特徵，特別將「仁」作為君子精神的最重要的內容，要求任何時刻、任何條件下都不能違離。

所以，歷史上絕大多數大儒和大理學家，多是極富憂患意識、責任意識、使命意識及尊嚴意識的人物，而且他們普遍有一種以道自任的帝王師心態，道德自信、思想自是、學術自尊往往發展到自負自大的地步。

不斷高漲的尊嚴意識、道德意識、責任意識和使命意識，必定要在人的行為上尋找出路，或因行為的難以為繼而產生偽君子，或在理論上和實踐中逐步走向專制的反動----例如明末清初的反理學運動，其實是理學內部發展出來的。不論是理學還是反理學運動，倘獲得進一步發展，必然走上徹底的反對專制追求民主的大道。這是道德心性之學邏輯發展之必然。

因為，當任何專制形式都喪失了合理合法性而成了逆天背理違民意的惡政霸道的時候，當維護專製成為最不道德、最反道德的表現的時候，一個以道自崇以德自尊的真儒者，必不會反對普適價值而認同馬列邪說，必不會為了一時利益一己私利而背叛良知背叛道德認賊作父。面對政治邪惡社會黑暗，如果當縮頭烏龜躲進書齋獨善其身，對一個真儒者而言都是一種恥辱！

五、儒家外王學說與現代政治氣息相通
聖者盡倫，王者盡制，倫為人倫，乃人生哲學，制謂制度,是政治哲學。內聖是道德理想，外王是政治理想。宋明理學屬於內聖之學，公羊學則屬於外王之學。孔子晚年所作《春秋》，是外王思想的集中體現。故孟子說：孔子作春秋而亂臣賊子懼。因為《春秋》是一部外王大法，是借托春秋為新王朝立法，寄託社會理想和政治抱負。

公羊家總結春秋的微言大義（微言是意義精微之言，大義是堂堂正正之理）有：大一統說、通三統說、張三世說、譏世卿說、德刑相兼說、「天人感應」說和譴告說、大復仇說、孔子為王說、天子一爵說等等。儘管公羊學家的解析未必沒有穿鑿附會的地方，不一定完全是孔子本意，但也不違孔子根本原則，後世學者僅把春秋當作一部編年史，乃死讀書、讀書死也。

公羊學是儒學中最具「外向型」、「開放性」性質的政治學。董仲舒是今文經學和公羊學大師，故公羊學在漢代盛極一時（當然，公羊學個別觀點如天子一爵論，有「侮」帝王尊嚴，不可能堂皇宣傳，只能隱約其說），漢朝文物典章制度亦為有史以來最為完備，並多為後世王朝所襲用。遺憾的是，漢以後公羊學便漸衰微，直到清末廖平、皮錫瑞、康有為、梁啟超諸君手中，終於興起制度改良的波滔。遺憾的是革命潮起壓倒了改良，繼而馬列教來取代了儒家，讓中華民族又一次遭遇了空前的浩劫！

當代大家蔣慶先生在其大著《公羊學引論》中對公羊學這一充滿批判、實踐精神的政治儒學作了精彩闡釋，正如他自己在《自序》中所說：千餘年來，心性儒學偏盛，政治儒學受抑。國人只知吾儒有心性儒學,而不知吾儒有政治儒學,無怪乎談政治者只能拱手讓於西學矣。故是書之作,欲補儒學傳統之全,還吾儒之本來面目也。有興趣者歡迎參閱。

六、儒家仁恕之道與普世價值原則相同
儒家的道德倫理信條，有的為它所特有，有的則為所有主要文明奉行而具有普世意義。一批世界知名政治家曾聯合發表《責任倫理宣言》，得出了人類社群可以共同奉行的兩個基本原則。海外儒家學者杜維明認為，這兩個原則可以把它歸結為儒家原則，也就是說，可以用儒家的語言來概括。兩個原則之一可以孔子「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的「恕道」加以表述。另外一個原則直接採用康德「人是目的」這一命題，即人道原則。「把人當人看，而不當作手段，這與儒家的『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也是同構的」。

除了上述兩個原則之外，在生態環保這一關涉整個人類從而也具有全球性的課題研究方面，思想家湯瑪士-別瑞為《地球大憲章》提出兩個直接出自於儒家資源、有利於改變現代人類基本態度以重構人與自然關係的原則，即「差等之愛」和「一體之仁」。如果說「恕道」和人道原則展示了儒家在建立人類社群倫理方面所擁有的普世性資源，那麼「差等之愛」和「一體之仁」則突出了儒家在構設持久和諧的天人關係方面所特擅的宇宙觀。（見胡治洪《文明對話：多元現代性與新軸心文明背景下的儒家論說――杜維明「文明對話」觀述論》）

七、清末憲政運動和有關國家地區的民主實踐
在以儒學為意識形態的歷代王朝中，明清是專製程度最高的，思想受到了最嚴厲的鉗制，道統受到了最深刻的壓抑，儒學受到了最嚴重的扭曲，其中的民本人本思想隨著專制的加強而不斷淡化。就是在這樣的歷史情形之下，儒學傳統和以儒學為指導思想建設而成的文物典章制度，對政統和皇權依然葆有一定程度「導善」作用，而且居然「差點兒」就開出了憲政。

滿清末年的立憲措施行憲計劃，充分說明了儒學與憲政、民主、人權、法治等現代價值觀根本上是兼容和相通的。據荊知仁先生考證，中國有關憲政的思想，早在道光朝即已啟萌，到了清末已成為一般知識界乃至朝野上下不言而喻的公理。當時的維新派立憲派，全都接受過儒學的熏陶，儒者不少，康梁輩還是大儒呢。清政府宣布實行新政后，即陸續派五大臣出洋考察，設立考察政治館（后改為憲政編查館），發布《宣示預備立憲諭》，提出預備立憲原則，頒布《欽定憲法大綱》，設立各省咨議局，成立資政院等等。

後人多認定清廷立憲是死到臨頭的自救行為乃至政治欺騙。慈禧太后這樣做，當然是迫於內外交困的困境，為了挽救危局以延帝祚，迫不得已才而為之，說自救不錯，但謚以欺騙就太膚淺了，雖屬被迫，觀其各項舉措，其開明和開放程度遠非 所謂的政治改革可比，也非民初北京政府、南京國民政府的憲政改革可比。如果不是晚清憲政的進程被辛亥革命中斷，假以時日，中國當可因清政府的自救行為而邁上憲政之路。遺憾的是，五四以來傳統文化的歷史性消解，為馬列主義幽靈的傳播和黨主極權的肆虐創造了充分條件，以至中國的歷史性政治倒車開得不亦樂乎，至今尚未能剎住！

這是從「縱」的方面看，儒家文化人接受民主自由並不存在義理上的齟齬，縱然是受到了最嚴重的扭曲儒學，與憲政法治等價值觀也可以款曲暗通。從「橫」的方面看，日本、南韓、新加坡、台灣、香港、亞洲四小龍等，都是屬於儒家文化圈的國家或地區，有的國家或地區對於儒家傳統的珍惜熱愛和弘揚比中國做得好得多，它們都已陸續走上民主或法治之路，可見以儒家文化為背景的社會一樣可以民主化法治化。

綜上所述可見，儒學義理與現代民主制度及普適價值之間是息息相通的，六大方面的相似相通相同，就象六座思想橋樑。一旦歷史條件成熟機緣到來，儒家學說「開」出民主制度，乃其思想發展的邏輯必然。

八、民主革命，順天應人
儒家在歷史上曾是等級制度和君主專制維護者，尊君與尊民、君本與民本、肯定維護等級制度和否定反對專制主義，在儒學的發展過程中糾纏交織在一起，矛盾而統一。前者體現了儒家政治上的現實主義、經權思想、歷史理性和實踐智慧，後者才是儒家的最高原則。這種原則也是一種政治上的理想主義，儘管遭受皇權專制越來越嚴酷的圍追堵截，但一直在歷史的長河中時隱時現，偶而還掀起一陣反專制的潮流。而今已是二十一世紀，開出民主制度的條件早已爛熟，儒家兩千多年郁而不張的理想主義精神，現在可以也應該光明正大地洶湧了！

特權利益集團及其文化背景---氣息奄奄而又陰魂不散馬列主義，已成為中國民主化的最大障礙。只要是真正儒家，生活於當今中國，必定是堅定的民主志士和反共分子。儒家倡仁政王道，必定反對 的苛政霸道；儒家以民為本，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必定反對 以黨為本，黨為貴，國家次之，民為輕；儒家正心誠意以德為本，必定反對 以權為本巧言令色，把道德當作維護特權的手段和「修理」民眾的工具；儒家尊重民意和而不同，必定反對 壓制輿論一統思想；儒家講孝道仁愛，必定反對 大義滅親；儒家經權結合權不離經，必定反對 只講權詐毫無原則；儒家仁心恕道寬和容眾，必定反對 己所不欲專施於人；儒家敬天畏命，必定反對 輕視自然規律；儒家講中庸，必定反對 走極端…。

齊宣王以湯武革命之事問孟子，孟子回答曰：「聞誅一夫紂矣，未聞弒君也。」荀子也說：「誅暴國之君，若誅一夫」。湯武革命與 所謂的革命性質不同，前者弔民伐罪、誅惡反暴、以仁易暴，不違仁義原則，後者是以暴易暴、草芥人命、違仁悖義、奪權殃民的暴行！孟子荀子如生於今天，如問他們對「賊仁賊義」的專制 該不該反對和革命，他們也必答曰：「聞反害民賊矣，未聞反黨也」，「民主革命，順乎天，應乎人」！---民主革命是現代化制度性的革命，或許不能完全排除局部暴力，但原則上應該是過濾革命之暴力而繼承湯武之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