獨立報 關於中國過去現在未來的三本書

目前許多關於中國的書激蕩著一種似曾相識的感覺。在七十和八十年代，西方不得不適應日本在世界市場的爆發，那時不乏反駁者和杞人憂天者，皆因日本給我們提供了設計精良而又可以負擔得起得高科技產品。一種說法是日本是一個「自行車經濟」：如果已經過度操勞的日本人不更瘋狂地踩自行車，國家將破滅。

    果然，當1997年亞洲衰退到來，日本吃了苦頭，但沒有到達某些人所預言的程度。部分由於大規模海外投資的保護，日本已經度過難關。日本人已經吸取教訓，回到到駕駛座，適應當今多中心的全球市場。中國也如此。如同從1945年災難性戰敗中起飛的日本「奇迹」，中國的活力之前是毛澤東殘酷古怪的共產主義實驗。逆境鑄就成功。

    在日中兩個例子里，美國在東亞「合作夥伴」的復活中都起到主導作用。美國幫助日本以遏制共產主義，幫助后毛澤東時期的中國以擴大自身的商業利益。充斥歐美的中國出口品中有很大的「轉出口」份額，產品由剝削中國廉價勞動力的外資或合資公司所組裝。中國的國民生產總值自1980年以來就以每年9%以上增長，只是本土品牌尚未在國際上列名。

    這樣的增長可否持續？在《凶兆（The Writing on the Wall）》中，赫頓（Will Hutton）扮演了反駁者和杞人憂天者。只因為那些可能在中國投資的跨國公司已經這麼做，他告誡說，增長必然會慢下來，而且屆時會出現可怕的裂縫。

    被赫頓列在黑名單頂部的是中國陳舊的國有銀行體系，這個系統由黨控制，保障效率低下的國有企業可以獲得巨額貸款。司法部門和政府不分家或者政黨不分家，因此司法看不到公正。高級經理要麼是政治幹部或在國外學成的海歸。會計做法可笑而腐敗。財產權還沒有充分規管，衛生和教育依然落後。

    赫頓還感到貧富差距加大助長了政治不穩定。如果發生政治垮台，我們都會感到一股冷風。赫頓認為低利率、低通脹和房價上漲跟中國製造很多廉價出口品有關。

    這樣的預兆之前就有人說過，尤其是2005年周博（Joe Studwell）的《中國夢（The China Dream）》。但赫頓擅長數據和報告，推進了他的分析。他堅稱，中國的唯一出路是接受歐洲啟蒙運動的自由民主價值。

    在《中國現代化（China Modernizes）》中，加利福尼亞大學洛杉磯分校和牛津法律教授裴文睿（Randall Peerenboom）也發現許多不那麼值得讚賞的地方。然而他的書沒有那麼多纏繞不休的人類、社會和政治問題調查。他不認為中國是一個即將匹敵美歐的超級經濟體，更談不上是對我們存在的威脅，他認為更明智的辦法是把它看作是一個「發展中國家的範例」，特別是東亞中收入國家的。改革可能是逐步的，但不大可能產生像「休克療法」帶來的那種混亂。

    裴文睿不反對給中國事務灌輸民主多元化，但他對獨斷的處方保持戒心。他有一種有根據的感覺，關於這個國家通常如何混日子的。政治學家蓋爾博（Harry G Gelber）也表達同樣觀點。《龍與外國鬼子（The Dragon and the Foreign Devils）》是一部博學而很有可讀性的中國三千年歷史的介紹，強調中國與外界的緩慢演變的關係。

    山脈讓中國與印度和中東分隔。中國是一個自給自足的帝國，它有時無法抵抗北部游牧部落的掠奪，它經營一個精心策劃的進貢體系，讓更多人納入它的文化圈。

    直到17世紀強大的俄羅斯擴張，中國人才被迫承認另一個國家的平等地位。然而儘管19世紀西方列強傷害了中國的主權，但中國外交政策的基本要旨沒有改變：對付「蠻夷」的首選是外交，而不是戰爭。

    蓋爾博表示，作為一個超級大國，中國更可能爭取和諧，而不是侵略性主導。他本來還可以補充說，一千年前宋朝達到一個繁榮的市場經濟而且沒有損害環境。

    把這三個作者的書一起讀會有所裨益。蓋爾博對中國過去的認識老到，裴文睿對中國當下動態的回應告誡我們不要太驚惶失措。如果赫頓是對的，中國註定民主化，那我們也不應該低估它本能的靈活性。可能中國的民主將採納儒家學說而不是個人主義、西方特徵。每個人都該有一張投票，但資深公民、教師、公務員和其他曾為人民服務的人可能分得不止一張的投票。而且這可能只會產生一個英明得足以權衡貪婪的消費主義與大多數人的好處的選舉。（作者 Justin Wint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