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基運動

近代中國曾經發生過兩次規模巨大的反基督教運動：一次是１９００年的義和團運動，一次是１９２２年至１９２７年的非基督教運動。從思想文化史的角度審視，非基督教運動的廣度和深度遠遠超過義和團運動。義和團運動是中國民眾對列強侵略的激憤抗爭，帶有濃重的盲目排外色彩。而非基督教運動則是中國知識階層對宗教文化的理性批判。

       非基督教運動是新文化運動的繼續，它高舉科學與民主的旗幟，以知識精英為領袖，以青年學生為骨幹，是中國近代史上一次重要的思想啟蒙運動。不僅如此，從政治運動的角度考察，它高揚民族主義旗幟，激勵民族的自覺意識和獨立精神，推動了收回教育權運動，促進了中國基督教的本土教會運動。

       一、新文化運動與非基督教運動的醞釀

       從思想文化史的視角考察，新文化運動和非基督教運動是中國近代史上緊密相連的啟蒙運動。

       １９１５年９月，陳獨秀在上海創辦雜誌，批判鋒芒指向封建傳統文化，新文化運動由此發端。現在，歷史學家將新文化運動的旗幟概括為「科學」與「民主」。我們打開歷史文獻一看，思想家最初的口號是「人權」與「科學」。

       《新青年》１卷１號的《敬告青年》一文提出「人權」與「科學」的口號。這篇發刊詞明確指出：「自人權平等之說興，奴隸之名，非血氣所能忍受。世稱近世歐洲歷史為『解放歷史』。破壞君權，求政治之解放也；否認教權，求宗教之解放也；均產說興，求經濟之解放也；女子參政運動，求男權之解放也。」文章同時強調「科學」的重要作用：「科學之興，其功不在人權說之下，若舟車之有兩輪焉。」文章號召：「國人而欲脫蒙昧時代」，「當以科學與人權並重」。①

       新文化運動以義大利的文藝復興和法國的啟蒙運動為榜樣，本質上是一場人文主義運動，是一場世俗化運動，它必然要高揚人權，批判神權。科學與民主成為批判宗教的思想武器。科學質疑超自然的神秘力量，民主則倡導尊重人權。激進的陳獨秀高喊：「一切宗教家所尊重的崇拜的神佛仙鬼，都是無用的騙人的偶像，都應該破壞。」②

       １９１９年夏到１９２２年春，新文化運動中對宗教問題的爭論，成為非基督教運動的序曲。擔當這一社會角色的是少年中國學會。該學會成立於１９１９年７月。其宗旨為「本科學的精神，為社會活動，以創造『少年中國』」。③一大批後來在中國現代史上發揮重要影響的人物加入該學會，如：李大釗、曾琦、左舜生、趙世炎、惲代英、田漢、宗白華、許德珩、康白情、鄧中夏、張聞天、毛澤東、朱自清、周佛海、舒新城等。學會成立后，其成員積極致力於「研究學術、評論社會、鼓吹青年」的工作。其中關於宗教的爭論最為熱烈。

       １９２０年７月１７日，曾琦致函左舜生建議：「凡不學無術及有宗教上迷信之人，皆不得介紹入會。」④隨即，左舜生當選評議部主任，該建議被評議部一致通過，刊登在會刊上，立即引起爭論。在日本留學的田漢致函指出：「信教自由載在約法」。決議「如此武斷」，「令人憤慨」。他強烈要求「評議部取消關於宗教之規定。」⑤這封信激起一陣思想波瀾。學會在北京舉行三次宗教問題演講大會，於１９２１年春出版三期「宗教問題號」，形成新文化運動以來第一次研討宗教的熱潮。

       在《少年中國》刊出的２７篇文章中，批判宗教者佔大多數。惲代英的文章洋溢著無神論的戰鬥精神。周太玄的文章指出，「人不是宗教的動物，人類的將來是無宗教的」。⑥李璜的《社會主義與宗教》是一篇鋒芒犀利的檄文，其理論基調是無政府主義，其論述閃耀著思想的火花。他說，社會主義的產生「全靠１８世紀要求解放的哲學思潮」開路，而１８世紀的哲學是「一致反對宗教的」，它將人類思想從基督教教義的束縛中解放出來。科學的發明，揭示出宇宙不是神創造的。社會主義賴以產生的條件註定它必然反對宗教。「社會主義的精神全放在此世界，宗教的精神全放在天堂。」⑦

       持相反意見者不乏其人，代表人物有梁漱溟、周作人、田漢等。梁漱溟當時正在研究佛教哲學，他應邀發表演講，揭示人類精神與宗教的內在聯繫，肯定宗教的積極價值。

       有趣的是，正在中國訪問講學的英國哲學家羅素積極參與這場爭論。他發表一系列的演講，批判宗教。羅素特別讚美中國的傳統文化。他說：「中國的運氣真好」，其好運為：１． 遠離歐洲，避免了宗教戰爭的影響；２． 有史以來沒有產生過「和歐洲一樣險毒的宗教」。他希望中國能保持這種沒有宗教的文化傳統。⑧

       少年中國學會發動的關於宗教的爭論，引起了廣泛的社會影響。《新青年》、《覺悟》、《學衡》、《新潮》等一批報刊紛紛載文褒貶宗教，形成規模巨大的批判宗教的熱潮。這場批判是學術沙龍式的，其一，《少年中國》刊登的文章是多元化的，批判注重學理；其二，雖然批判宗教的人佔多數，但評議部通過的「有宗教信仰者不得入會」的決議最終被多數票否決。

       二、非基督教運動的爆發和社會反響

       １９２２年春天爆發的非基督教運動，原因十分複雜。除新文化運動的啟蒙外，２０世紀２０年代基督教在中國傳教事業的挑戰態勢，也刺激了中國知識界。

       ２０世紀２０年代，基督教在華的傳教事業出現兩個重要傾向：一是集中力量在城市傳播；二是重點發展高等教育。１９２２年春，中外教會聯手調查在華傳教事業的報告發表。該書的英文名為Ｔｈｅ Ｃｈｒｉｓｔｉａｎ Ｏｃｃｕｐ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ｈｉｎａ，中文名為《中華歸主》。該書中文長達６００多頁，有地圖３２０幅，各種圖表１２５幅。其數據表明，２０世紀頭２０年，中國基督教徒由８萬發展為３６萬，增長３．５倍，教堂從３００座增加為１萬座，增長３２倍。書中咄咄逼人地列出基督教進一步佔領中國的指導方針。這部書強烈的征服意向，令人不寒而慄，極大地刺激了中國人民的民族感情。

       到１９２２年春，世界基督教學生同盟第１１屆大會在北京舉辦前後，中國民眾的憤怒如同火山一樣爆發了。

       這場運動首先在基督教教會勢力最強大的城市上海爆發。１９２２年２月，上海一批青年學生髮起成立「非基督教學生同盟」，其宣言指出：「基督教會」是資本主義「經濟侵略的先鋒隊」。⑨同時向北京清華學校暨全國各地學校發出通電，號召抵制在清華校園召開世界基督教學生同盟大會。通電強調指出，清華是國立學校，「非教會所立」，且北京「不乏耶教會場」，如果坐視這一大會在清華召開，則外人將譏諷「中國無人」。⑩

       上海點燃的火炬隨即傳到北京。３月１１日，北京大學一批青年學生宣布成立「非宗教大同盟」。宣言思想激烈，宣稱：「我們自誓要為人類社會掃除宗教的毒害。我們深惡痛絕宗教之流毒於人類社會十倍於洪水猛獸。有宗教可無人類，有人類應無宗教。宗教與人類，不能兩立。人類是進化的，宗教偏說『人與萬物，天造地設』。人類本是自由平等的，宗教偏要束縛思想，摧殘個性，崇拜偶像，主乎一尊。人類本是酷好和平的，宗教偏要伐異黨同，引起戰爭，反以博愛為假面具騙人」「好笑的宗教，與科學真理既不相容；可惡的宗教，與人道主義，完全違背」。{11}這番慷慨激昂的批判成為非宗教運動中的代表作，其思想之銳利，言辭之激烈，有振聾發聵的威力。

       在今天看來，其中有些主觀武斷的言論，存在著非理性的因素。比如「有宗教可無人類，有人類應無宗教。宗教與人類，不能兩立」，這樣的命題就難以成立。當代世界宗教復興的實事表明，人類精神生活是極為複雜的，在科學日益昌盛的當代社會，宗教依然具有強大的生命力。從更廣闊的視野來看，信仰是人類社會生存發展的精神支柱。

       同日，北京的非宗教大同盟向全國發出通電，號召各界人士「依良心之知覺」、「本科學之精神」，抵制世界基督教學生同盟大會在清華校園召開。李大釗等師生簽名。隨後，學界名流蔡元培等加盟。３月２８日，非宗教大同盟公布簡章規定：「專以解脫宗教羈絆，發揮科學真理為宗旨。」科學成為解脫宗教束縛的思想武器。

       北京與上海兩地運動有明顯的差異。其一，北京的宗旨擴大為反對一切宗教，而上海僅僅針對基督教；其二，北京的大同盟包容各界人士，而上海僅僅是「學生同盟」；其三，北京的宣言以科學、民主的口號代替馬克思主義宣傳。上海的青年學生在資本主義經濟發展的城市生存，政治傾向日益激進。而北京大同盟社會成分多元，新文化運動的精神有更加廣泛的社會基礎。

       正是因為北京大同盟的精神理念更具有包容性，這場運動迅速波及廣東、湖南、福建、山西、浙江等地，形成全國性的思想運動。

       在這場思想運動中，我認為值得重視的觀點是，現代教育必須與宗教分離。蔡元培先生髮表的《教育獨立議》提出教育與宗教分離的具體措施：１． 大學中不必設神學科，僅於哲學科中設宗教史、比較宗教學等；２． 各學校中均不得有宣傳教義的課程，不得舉行祈禱式；３． 以傳教為業的人，不必參與教育事業。{12}

       教育與宗教分離，是近代先進教育家的思想主張。１９２２年７月，中華教育改進社在濟南召開第一屆年會。在會上，胡適提議：「凡初等學校（包括幼稚園）概不得有宗教教育（包括理論與儀式）。」陶孟和、丁文江附和此議。他們的理由如下：

       「兒童當此時間受感力最強，而判斷力最弱，教育家不應利用這個機會，灌輸『宇宙中有神主宰』、『上帝創造世界』、『鬼神是有的，並且能賞善罰惡的』等等不能證實、或未曾證實的傳說；也不應該利用這個機會，用祈禱、禮節、靜坐、咒誦等等儀式來做傳教的工具。總之，學校不是傳教的地方，初等學校尤不是傳教的地方，利用兒童的幼弱無知為傳教的機會，是一種罪惡。」{13}

       這場非宗教運動以科學為號召，以知識界人士為領袖，以青年學生為主力，堅持啟蒙主義的方向，對宗教發動了猛烈的衝擊。運動中雖有激烈言論，但主流是理性的，行動是克制的。與義和團運動激憤抗爭、依仗「神術」排外，有質的區別。

       當今世界宗教出現復興趨勢，出現向政治、教育領域擴張的態勢，宗教與教育分離再次引起人們的重視。在當代中國國立高等學校中，竟然有人標新立異，成立「神學與美學研究所」，自稱為當代中國第一個以神學命名的研究所。想一想當年蔡元培先生的忠告吧：「以傳教為業的人，不必參與教育事業」。我建議有關教育部門，應當將這個研究所遷往教會興辦的神學院中。

       三、收回教育權運動的興起

       １９２３年，非基督教運動進入蟄伏期。那年知識界開展的「科學與人生」的論戰，雖因宗教爭論而起，但宗教畢竟不是「科玄之爭」的主題。１９２４年，非基督教運動再次興起，眾矢之的是教會學校，「收回教育權」成為運動的主要目標。

       批判教會教育的先鋒仍是少年中國學會。１９２３年１０月，少年中國學會在蘇州開會，提出「反對喪失民族性的教會教育及近於侵略的文化政策。」{14}學會評議員余家菊撰文寫道：「於中華民族之前途至大的危險的，當首推教會教育。教會在中國取得了傳教權與教育權，實為中國歷史上之千古痛心事。」余先生在文章中明確提出「收回教育權」。{15}

       １９２４年初，隨著民族主義思潮的日漸高漲，以廣州聖三一學校（Ｔｈｅ Ａｎｇｌｉａｎ Ｔｒｉｎｉｔｙ Ｃｏｌｌｅｇｅ）的學潮為起點，第二階段的非基督教運動正式爆發。

       廣州聖三一學校由英國聖公會創辦。１９２４年春，該校學生髮起組織學生會，舉辦愛國活動，遭到校方粗暴處罰。４月２２日，該校學生髮表宣言：要求爭回教育權，反抗帝國主義的侵略，獲得社會各界廣泛的聲援。由於學生大批退學，聖三一學校名存實亡，不久校方只能宣告停辦。各地教會學校迅速掀起罷課、退學的浪潮。許多國立學校也捲入運動。兩股力量相互激勵，形成全國規模的反對教會教育運動。

       １９２４年７月，中華教育改進社在南京召開第三屆年會，盛況空前，與會人士千餘人，重點討論「收回教育權」。同年１０月，全國教育聯合會第十屆年會在開封召開。鑒於一些外國人士「假辦學名義，於校內傳布宗教，強迫學生講讀經文，舉行宗教儀式，顛倒錯亂，失學校教育之本意」，大會一致通過《學校內不得傳布宗教案》。{16}

       １９２５年２月，《中華教育界》出版「收回教育權運動專號」，刊登蔡元培、舒新城、陳天啟等教育家的論文。他們指出，教育與國家民族「主權所關，生命所系」，務必收回自辦，不可「讓外人攘奪」。教會教育不符合信教自由的憲法原則。「信教自由是近代各國憲法上的一個通則，保障這個通則的根本辦法，是要教育獨立於各宗教勢力之外，即無論何種宗教，不得借教育做宣傳的工具；無論何級學校，不得含有宗教的臭味、設有宗教的課程、舉行宗教儀式，才能辦到。」{17}

       在這裡，我認為應當強調指出，絕不能將「信仰自由」與「傳教自由」混為一談。「信仰自由」的前提是宗教與政治、教育分離。國家行政的力量必須超脫於各種宗教之外，不許任何宗教以教育作為宣傳的手段。一旦傳教享有絕對的自由，個人的信仰自由，包括信仰某種宗教或不信仰某種宗教的自由就難以真正實現。

       在非基督教運動的第二階段中，８月１３日，非基督教同盟在上海重建。廖仲愷、汪精衛、吳稚暉、師復、鄒魯等一批政治人物加盟，同盟宣布「秉愛國之熱忱，具科學的精神，以積極的手段，反對基督教及其所辦一切事業。」{18}隨著國共合作，民族解放運動的高潮迭起，各地紛紛效仿上海，非基督教同盟如雨後春筍，大量湧現。

       這一階段的運動具有明確的政治目的。各地的非基督教同盟一邊繼續鼓動學潮，促進收回教育權運動，一邊大力批判基督教及其在華的傳教事業。並在聖誕節前後發起「非基督教周」活動。

       與１９２２年相比，第二階段的非基督教運動，高揚民族主義旗幟，思想啟蒙色彩減弱，反對帝國主義的文化侵略，成為最重要的運動訴求。如：上海非基督教同盟曾發表一份特別通告，其文如下：「逕啟者：基督教為帝國主義侵略中國之一種工具，敝同盟秉愛國之熱忱，謀民族之解放，除於隨時反對基督教外，特於耶穌生日舉行反對基督教演講大會，以喚醒民眾之覺悟，屆時歡迎各界駕臨！」

       第二階段的非基督教運動具有強烈的政治色彩，更直接的因素是國民黨、共產黨等政黨的參與指導。１９２４年，國共兩黨實現合作，中國的反帝運動出現高潮。中國知識分子對政治舞台上的新生力量充滿希望，政黨、知識精英與民眾運動密切結合，中國革命出現嶄新的局面。政黨在非基督教運動中的作用日漸顯赫。非基督教運動融入中國民族民主革命的大潮。

       民族主義思潮日漸深入人心，成為各個階層的共同心聲。著名的教育家、國民黨人蔣夢麟在《西潮》中的一段話，具有代表性。他說：「基督教和以兵艦做靠山的商業行為結了伙，因而在中國人心目中，這個宣揚愛人如己的宗教也就成為侵略者的工具了」、「中國人也實在無法不把基督教和武力脅迫相提並論」、「如來佛是騎著白象來到中國的，耶穌基督卻是騎在炮彈上飛過來的」。{19}

       中國的基督徒儘管受洗入教，皈依基督，但大多數生於斯，長於斯，對祖國懷有真摯的感情，也受到民族主義思潮的影響。從宗教文化的角度，他們是非基督教運動的異己力量，但是從政治文化的角度，他們卻是非基督教人士的同路人。一位愛國的基督徒指出：「為基督教在中國計，這種依賴武力的政策必須捨棄。」{20}這是中國基督教人士對第二階段非基督教運動回應乏力的重要原因。這種愛教必須先愛國的理念，也是推動中國基督教本土教會運動興起的重要因素。

       四、五卅運動與基督教的本土教會運動

       在近代中國民族民主革命史上，「五卅運動」是一個重要的轉折點。從民族革命考察，這場運動顯示出中國民族主義的全面高漲，其喚起的民眾力量震撼了整個社會。在「五卅運動」掀起的民族主義的浪潮中，非基督教運動再次復興，進入第三階段。基督教在華傳教事業遭到猛烈衝擊，面臨嚴峻的考驗。

       「五卅運動」期間，全國有６００多座大小城鎮爆發反帝愛國運動，直接投入運動的各界愛國人士多達１７００萬人，創造了中國近代史上社會運動的先例。{21}民族主義獲得各界人士的廣泛認同，在國家危難、民族危亡的關頭，民族主義對每一位中國人都產生了巨大的號召力，基督教在華傳教事業被人民大眾視為帝國主義侵華的工具。

       非基督教運動第三階段的標誌事件是全國學聯的宣言。１９２５年７月，全國學聯在上海召開第七次代表大會。決議案指出：「基督教是帝國主義侵略中國的工具。」「現在全國的反基督教的運動，已經形成公然反帝國主義的奮鬥。」{22}全國學聯制定一整套非基督教運動的行動方案，深入城鄉基層社會，繼續推動收回教育權運動。美以美外國差會部（Ｔｈｅ Ｍｅｔｈｏｄｉｓｔ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Ｍｉｓｓｉｏｎａｒｙ Ｒｏａｒｄ）負責人斯坦利（Ｓｔａｎｌｙ Ｈｉｇｈ）評論說：「運動的最大力量潛藏在青年學生之中，運動的領導，幾乎毫無例外是由知識階級提供的。」{23}外籍人士的這種觀察，表面上言之有理，實際上是隔岸觀火。

       其實，在第三階段的非基督教運動中，真正居於指導地位的是政黨。國共兩黨合作，掀起反帝運動高潮。國民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通過的青年運動議案指出：「一切反基督教運動，應站在反帝國主義的觀點上。」{24}在這場反帝運動中，共產黨的作用尤為顯赫。如在廣東汕頭地區，周恩來發起建立「收回教育權運動委員會」，成功地推動了當地２０多所教會學校與英國長老會（Ｅｎｇｌｉｓｈ Ｐｒｅｓｂｙｔｅｒｉａｎ）終止了聯繫。{25}在「反帝」的訴求中，非基督教運動的文化色彩比第二階段更加淡化，已經全面政治化。

       然而，「五卅」以後，非基督教運動的政治化，由文化的辯論演變為以「民族主義」反對帝國主義的運動，中國基督教徒也捲入了這場運動。「基督教徒參加非基督教運動」成為「五卅」以後非基督教運動的重要特點。{26}

       中國基督教界對五卅慘案反響激烈。中華基督教協進會等團體紛紛發表聲明，譴責上海租界當局濫用武力的暴行。在南京，基督教徒成立「廢除不平等條約促進會」。在北京，基督教徒發表宣言指出：「列強如此公然踐踏基督教的基本準則，這使我們不能不懷疑，基督教的基本準則對於這些西方國家有何真實的指導作用，就是這些西方國家每年花費數百萬美元來維持一大幫在華傳教士。」{27}

       １９２６年中華基督教教育協會，改變初衷，指示各地靈活處理教育權問題。一些教會學校放棄了必須參加宗教活動的硬性規定，「政教分離」在教育領域取得了實際的進展。在武漢，中國教徒發起「基督教革新運動」，其宣言指出：「關於基督教愛國收回教育權一項，我們一致贊成並願努力促其成功。」{28}

       中國基督教愛國人士成為這場運動的重要力量。著名的「基督將軍」馮玉祥，雖受洗入教，但具有強烈的民族主義意識。他認為，基督徒愛國不力，基督教在中國的前途黯淡。{29}「五卅運動」以後，馮玉祥力主反帝，思想中的宗教色彩逐漸淡化。

       非基督教運動為中國基督教的發展提供了重要的轉機。正是在非基督教運動的刺激下，中國基督教徒倡導的「本色教會」運動，深入發展。中華基督教協進會指出，教會中國化，旨在「使中國信徒擔負責任，發揚東方固有文明，使基督教消除洋教的丑號」。{30}著名教會人士王治心提出：「把基督教下種在中國文化裡面，吸收中國文化的血液。」{31}他們致力研究中國傳統文化，促使「基督教文化與中國文化合一。」

       隨著北伐戰爭的推進，大多數外籍傳教士紛紛躲避，撤離中國，客觀上有利於中國教會擺脫由外國差會控制的局面。如：１９２３年湖南全省共有外籍傳教士３９８名，到１９２７年只剩三、四十名。{32}這種形勢下，基督教在華傳教事業的責任，自然地落在中國教徒肩上。中國基督教加快步伐，向著自傳、自養、自立的道路發展。１９２７年以後，中國本色教會逐漸成為客觀的歷史事實。

       １９２７年，隨著國共合作的破裂，蔣介石領導的國民政府與列強握手言和，反帝民眾運動跌入低谷。歷時六年的非基督教運動陷入沉寂。

       五、結論：科學思想與民族主義

       在這場非基督教運動中，理論旗幟色彩斑斕。其中科學思想和民族主義，最為顯赫。

       自新文化運動以來，科學思想盛行。在非基督教運動醞釀和發動初期，「從科學的角度反教，是最主要而根本的一種態度。」{33}反教人士以科學思想批判宗教理論，以進化論原理批判上帝創世說，以心理學理論批判靈魂不朽說。正是因為舉起科學思想的旗幟，這場非基督教運動才具有鮮明的理性色彩。但是，科學思想並沒有成為支配整個非基督教運動的基本理論。

       原因複雜。其中之一，非基督教運動的思想家缺乏理論建設。非基督教運動的思想家李石曾、吳虞、蔡元培、陳獨秀、惲代英、汪精衛、吳稚暉等基本上是研究政治或人文學科的，雖涉獵自然科學，往往淺嘗輒止。而教會中一些人士卻具有較深厚的科學素養。如著名的宗教思想家馬相伯在非基督教運動期間，撰寫《五十年來之世界宗教》一文，詳細論述科學與宗教的關係，表現出作者豐富的自然科學知識。相對之下，非基督教人士科學理論比較單薄，缺乏說服力。

       在當代科學發達的今天，宗教仍在全球復興發展。這說明，人類社會的精神生活是十分複雜的。人們不能僅靠科學實證的力量支撐社會生活。信仰是人類生存發展不可缺少的精神支柱。人文主義的理性需要開拓自己前進的道路。

       與單薄的科學思想相比，強大的民族主義思潮決定了非基督教運動基本性質和方向。特別是五卅運動以後，民族主義如日中天，無論是信仰馬克思主義的陳獨秀、惲代英，信仰無政府主義的李石曾、吳稚暉，還是信仰自由主義的蔡元培、胡適，都異口同聲地以民族主義為基調。在非基督教運動中，民族主義是貫徹始終的支配力量。

       中國的民族主義是近代民族國家以後形成，在民族危機深重的社會環境中產生。它與義和團運動中的排外意識是有區別的。但在民眾意識深處，兩者有一種共鳴：其參與者深沉的民族憂患意識和追求民族獨立精神。這種意識是千百年來中華民族共同的民族文化和民族心理的歷史沉積。

       今天，在中華民族振興的偉業中，科教興國成為時代的主題。對於關注科學與宗教關係的學者而言，理論創新的工作仍任重而道遠。

      註釋：

      ① 陳獨秀：《敬告青年》，《新青年》第１卷第１號。

      ② 陳獨秀：《偶像破壞論》，《新青年》第５卷第２號。

      ③《少年中國學會規約》，《少年中國學會周年紀念冊》，１９２０年，見《五四時期的社團》（一），三聯書店１９７９年版，第２２５頁。

      ④《會員通訊．曾琦致左舜生》，《少年中國》第２卷第３期。

      ⑤ 田漢：《少年中國與宗教問題》，《少年中國》第２卷第３期。

      ⑥ 周太玄：《宗教與人類的將來》，《少年中國》第３卷第１期。

      ⑦ 李橫：《社會主義與宗教》，《少年中國》第３卷第１期。

      ⑧《羅素先生的演講》，《少年中國》第２卷第８期。

      ⑨《非基督教學生同盟宣言》，《先驅》第４號，１９２２年３月１５日。

      ⑩《非基督教學生同盟宣言》，《先驅》第４號，１９２２年３月１５日。

      {11}《北京非宗教大同盟宣言》，載張欽士輯：《國內近十年之宗教思潮》，燕京華文學校，１９２７年版，第１９３－１９５頁。

      {12} 蔡元培：《教育獨立議》，載《新教育》第４卷第３期，１９２２年３月。

      {13}《新教育》第５卷第３期。

      {14}《１９２３年蘇州大會宣言》，載《少年中國》第４卷第８期，１９２３年１２月。

      {15} 余家菊：《教會教育問題》，載張欽士輯：《國內近十年之宗教思潮》燕京華文學校，１９２７年版，第３０５頁。

      {16}《全國教育會聯合會第十屆年會概略》，載《教育雜誌》第１６卷第１２號。

      {17} 陳天啟：《我們主張收回教育權的理由與辦法》，載《中華教育界》第１４卷第８期。

      {18}《非基督教同盟簡章》，載《覺悟》１９２４年８月１９日。

      {19} 蔣夢麟：《西潮》，台北中央日報社１９５７年版，第３－４頁。

      {20} 但一譯：《一個基督教徒討論非基督教運動》，《中國青年》第６６期，１９２５年２月。

      {21} 任建林、張銓：《五卅運動簡史》，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５年版，第１２５頁。

      {22}《全國學生總會議決案》，載張欽士輯《國內近十年之宗教思潮》，燕京華文學校，１９２７年版，第３９６頁。

      {23} Ｎａｔｉｏｎ，Ｊｕｎｅ １７，１９２５，Ｐ．６８１。

      {24}招觀海：《國民政府下之基督教》，《文社月刊》第２卷第７期，１９２７年６月，第２４頁。

      {25}《汕頭收回教育權之激進》，《教育雜誌》第１８期，１９２６年２月，第７－８頁。

      {26} Ｔａｓｔｓｕｒｏ ａｎｄ Ｓｕｍｉｋｏ Ｙａｍａｍｏｔｏ：Ｔｈｅ Ａｎｔｉ Ｃｈｒｉｓｔｉａｎ Ｍｏｖｅ?鄄ｍｅｎｔ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１９２２－１９２７，Ｆａｒ Ｅａｓｔｅｒ 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ＸⅡ １９５３，Ｐ．１４３．

      {27} Ｔｈｅ Ｌｉｆｅ Ｍｏｎｔｈｌ，Ｊｕｎｅ １９２５．

      {28} 《武漢基督徒革新運動之前因後果》，載《中華基督教會年鑒》第１０期，第２７頁。

      {29} Ｊａｍｅｓ Ｅ．Ｓｈｅｉｄａ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Ｗａｅｌｏｒｄ：Ｔｈｅ Ｃａｒｒｅｅｒ ｏｆ Ｆｅｎｇ Ｙｕ－Ｓｈｉａｎｇ，Ｓｔａｎｄ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１９６６，ＰＰ ｌ７２－１７６．

      {30} 誠靜怡：《協進會對於教會之貢獻》《真光雜誌》二十五周年紀念特刊。

      {31}《青年進步》第７９期，１９２５年１月第１１－１６頁。

      {32}《中華基督教會年鑒》第１０期，１９２８年，上海版，第３９１頁。

      {33} 葉仁昌：《近代中國的宗教批判———非基運動再思》台北雅歌出版社１９８８年版，第６０頁。

    作者簡介：習五一，中國社科院世界宗教所研究員

一點歷史。以正視聽。